陕北知青的爱情传说
当年根据地有歌唱道：“三八枪，带盖盖，谁说八路军没太太。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看来女学生也是革命目标之一。革命终于成功了，也真的有数不清的女学生嫁给了八路军。这些都是早年间的事，为血与火的斗争历史增添了些许的浪漫色彩，已被许多作家写成了感人至深的作品，不须再论。只是知识青年到延安，又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女学生，所以，关于她们的故事注定还要继续下去，好像这也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我要讲的，不光是女学生，还有男学生……
1
小晴的故事
“黑豆低来桃黍高，有婆姨的人儿不可交。
有婆姨的人儿交下了，众人的言语杀人刀。”
《陕北民歌》
小晴插队的村子，在两条沟相交的平滩地上，村前有一棵百年生的大槐树，足有几搂粗，树高十丈，长得枝繁叶茂，几里路之外就能看得见，成为村庄的标志，人们管这村子叫槐湾儿。
槐湾儿依水靠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对好一点，所以上边就把五个女生安排到这个村。女生扎堆儿，引人注目，人们戏称她们是“槐湾儿五朵花”。
“五朵花”里小晴最小，插队时年方二八，长得白净，可也最傻。
说起北京女学生的傻，有时真叫人哭笑不得，尤其那些从机关大院里出来的女孩子，说是五谷不分那还是好听的，有些生活的基本常识她们也不知道。
农村里不讲阳历讲阴历，不讲岁数讲辈份讲属相，小晴就不知道属相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自己属什么，看到别人这个属羊，那个属牛，觉得自己没了着落，就跑去问二尕。那二尕使坏，问了她的出生年月，装模作样地掐指头算了一阵，然后告诉她说，你是属驴的。
小晴认了真，她虽然不太喜欢这个属相，可也算有了个说法。别人再问起，她便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属驴。”惹得旁人笑成一团，她还不知是为了什么。
倒是二尕妈看不下去了，打了二尕一巴掌骂道：“造孽啦！人家花儿似的女子叫你们这样糟蹋！”转过头对小晴说，“别听他们胡说。”又请二尕他三大重新算了一遍，从此，小晴才知道了自己的属相，是龙。
龙作为属相是比驴好听，可在陕北农村里，驴却比龙要有用得多。人们驮水运肥，推碾子拉磨，都得靠它。小晴在北京城里没见过牲口，初到村里，每次见驴过来，总是躲得远远的，怕叫它给踢上。时间长了，觉得驴没那么可怕，也敢使唤了。一日，小晴见一头驴肚子下垂下黑黑粗粗的一条，不知是什么东西，以为驴生病了，急着去找饲养员老郭头，老郭头还当出了什么大事，忙跟她跑去看，不看则已，一看，老郭头笑得差点岔过气去，身为长辈，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正尴尬间，那驴也不争气，不顾有人在场，突然性起，骑到一头母驴的背上，吭吭地使劲，那头母驴直尥蹶子，也摆脱不开。小晴大惊，拽着老郭头喊：“它们打架了，你还不把它们拉开！”同学看到了，没去拉驴，反把小晴拉跑了。
由此，小晴的傻便出了名。傻归傻，可大家依然喜欢她。小晴长得秀气，性格温顺，小鸟依人，谁见谁怜。虽说身弱力薄，却从不偷奸耍滑，不论是同学老乡，都尽力帮助她。
可好景不长，没过几个月，五朵花里的大姐，被检查出患了肝炎，她因祸得福，病退回了北京。二姐家里有关系，送她走后门当了兵。随后，三姐四姐陆续进了三线工厂，槐湾儿的知青就剩了小晴一个人。
小晴家里没关系，她的父亲文革初死了，母亲还在接受审查，所以几次招工，她的政审都没通过。
虽然村里老乡依然照顾着小晴，每天轮着拉她到家里去吃饭，隔三差五地给她送柴草，邻居家担水，也经常往她的缸里倒上一桶。可是一个女孩子，独自生活在穷苦的山村，寂寞和艰难可想而知。尤其到了每天晚上，她面对着孤灯，想着原先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的日子，那心情真像民歌《盼五更》里唱的：“有心脱衣无心睡，两个枕头我一个人。”
队里考虑到小晴的情况，不让她干农活了，安排她到村办小学去教书。想不到，老乡们善心的举动，却使小晴卷入了一场命运的危机。
小学里还有一位男教师，名叫顺生，是本地毕生的高中生，已经结婚了，家在离槐湾儿十里外的后沟。他平时就住在学校里，寒暑假和农忙时才回家。
顺生是个俊后生，高挑个子，也是文文气气。他在县中学是个高材生，所以课教得不错。他还会拉四胡，唱一口好道情，村上人自娱自乐时，少不了他的身影，惹得婆姨女子们围着看。
顺生也巧，做得一手好饭，蒸馍馍，擀面条，样样拿得出手，一碗杂面条，放上点葱花，调上点醋，竟也香味扑鼻，并不输给婆姨。每到吃饭时，顺生就有意多做上一点，拉着小晴一块吃，时间长了，小晴觉得光吃顺生的不合适，就把自己的粮食也拿了过来，俩人搭伙一块做。
俩人在一起工作，在一个锅里吃饭，日久生情，好像也是必然的事。
终于在一个雨夜，小晴留在了顺生的窑里。
小晴几乎是在不能自持的狂热中完成一切的，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情感的潮水，一旦冲破堤坝，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她的寂寞，苦闷，在顺生的爱抚当中，渐渐的融化了，此刻她才明白，这种感觉，在她的梦里，已经渴望了很久很久。
以至于在结束的时候，小晴满脸都是泪水，不是羞愧，而是感激。
那夜的雨，淅淅沥沥，一直下到了天亮。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夜的欢娱，竟使两人吞下了难咽的苦果。
不久，小晴发觉自己的例假没来，小腹也隐隐作痛，她本来就有痛经的毛病，所以也没太在意，吃了些药，以为就能过去。谁知肚子越来越疼，终于有一天，连炕都下不来了。
也是小晴命大，那日北京带队干部老刘，正好来到槐湾儿，见到了正在炕上打滚的小晴，她脸色惨白，头上的汗把床单都湿了一片。问起，只说是肚子疼。老刘忙叫人用架子车把她拉到公社卫生院。那儿的医生诊断不出是什么病，便推测是阑尾炎。老刘一听急了，找了一辆拖拉机，又赶到县医院。到底县上的医生比公社的水平高，人家仔细一检查，说小晴得的不是阑尾炎，而是宫外孕。老刘一听，头都大了，生病谁都难免，可这病性质不同。他一边向上汇报，一边联系住院的事。可医生说，小晴的情况得立即动手术，但县医院条件不行，结果又惊动了县政府，找车连夜往延安送。
话分两头，且不说因抢救及时，手术成功，小晴终于保住了性命。这一事件，虽然老刘尽量保密，缩小影响，但毕竟惊动了上级。一个女知青，未婚先孕，不处理是不行了。各方一介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事儿迅速升格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事件。人家根本不相信小晴说是自愿的话，顺生很快被抓了起来，判了三年，押到黄龙山农场去劳改。
小晴出院后，老刘没让她回槐湾儿，把她调到了另一个知青点。又过了半年，宝鸡那边的厂子来招工，公社就把她推荐去了。
从此，我们谁都没再见过小晴。多年后，同学们陆陆续续回到了北京，每逢聚会，也不见她的身影。偶尔有问起的，却都说不知道。那顺生呢，听说刑满释放后，回村去种了地，不再当教师。
2
北秧的故事
“骑骡子不如骑马快，交朋友不如挖苦菜。
挖了苦菜度年馑，交了朋友坏名声。”
《陕北民歌》
北秧的名字有点费解，后来我才知道，她母亲当年是扭着秧歌进北京城的，所以给她取了这么个名字。别说，念着还挺好听。
可我不太喜欢北秧，她整天一脸的严肃，尤其是在男生面前，眼光总是冷冷的，问她三句话也回不了一句。虽说我们在北京时是男女分校，很少有机会与异性交往，可现在大家都当了农民，还搞那男女界限有什么意思呢。看她矜持的样子，好像时时在提防别人占她的便宜。我们几个男生没少在背地里挤兑她，说她是一辈子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谁也没想到，北秧日后闹出的动静，比谁都大。
她们队里有个后生，叫二旦，普普通通，貌不惊人，少言寡语，只知道埋头干活，和知青之间也很少有来往。谁知命运时常会捉弄人，老天乱点鸳鸯谱，硬要把他和北秧往一块儿拉。
陕北的路边地畔上，经常可以看到有许多小窑洞，这洞可不是人们随便掏着玩的，它的作用一是可以存放农具，二是可以避雨。夏天的山里，常有雷阵雨，人们不论走路干活，突然遇上了，就能钻到里边避一避。只不过这洞都很小，顶多能藏一两个人。
一天午后，北秧和老乡们在山上锄谷子，突然一阵风把片云吹到头顶上，哗啦啦地下起雨来，人们四散奔跑，寻找着躲雨的地方。北秧就近找到个洞子钻了进去，还没坐稳，洞口又窜进个人，结结实实地撞在北秧身上。北秧一声怪叫，声音凄厉而恐怖，倒把那人给吓了一跳。那人看了看北秧，什么话都没说，返身又钻回到雨里。
那人正是二旦。事后北秧有些后悔，人家也是来避雨的，自己何必那么大惊小怪，害得那天二旦浑身都淋湿了。不过她也感觉到，二旦是个老实人。
二旦并没有怪北秧，谁叫自己吓着人家了呢。可不久，北秧就真的遇上了更可怕的事。
北秧的村子，临着一条大沟，队里的地，大部分都在沟对岸的东山上，人们干活出行，来来回回，总要穿沟而过。这沟里平时水很少，也很浅，人们在水中垫上几块大石头，几步就跨过去了。所以在知青们的眼里，这干河床只是条路，从来没有想到它还会有危险存在。
那是一个夏日，炎热的空气中突然有了一丝凉意，有经验的老乡说，一定是周围什么地方下了雨，风把水气吹了来。
收工的时候，人们陆续过了沟，回到岸上的村子，只有北秧在水边停了下来，找了块石头，蹲在那里，蘸着水，打磨她的锄头。说起她那把锄，也真够丢人的，满是黑锈，连刃上都没一点光亮，想必用起来，沾泥挂土，十分吃力。她干活时吃了亏，就想利用休息时，好好把锄头收拾一下，省得再让人笑话。
北秧干得起劲儿，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周围环境有什么变化。
二旦收工后，又揽了几把柴，所以落在了最后，待他来到沟边的坡上时，沟里就只剩了北秧一个人。
他正要下沟，突然感觉有什么不对，空气中隐隐嗅到一股土腥的味道，脚下的土地发出微微的颤动，耳边似听到低沉的隆隆声。抬眼望去，山沟上游的坡上，腾起了阵阵黄尘。
“不好！山水下来了！”二旦撒腿就往沟下跑，一边还在招呼北秧。北秧背对着二旦，打磨锄头的响动，使她听不清二旦的呼喊。二旦扭头一看，那黄尘已笼罩了不远处的沟底，洪水瞬间就要吞没这个地方。他跑到北秧的身后，扔掉柴禾，也来不及解释，一把抱住了北秧的腰，夹起她，向着对岸狂奔。
北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是谁的恶作剧，她拼命叫喊，手舞足蹈地在二旦臂中挣扎。二旦也顾不得许多，拼了气力，几步就跨到对岸的坡上，扑倒在地。此时，几丈高的水头从他们脚下呼啸而过。
北秧扭头一看，顿时吓傻了，她刚才呆的地方，已被淹没在滔滔的洪水之中，原本干涸的山沟，此时浊浪翻滚，急速地向下游奔流，裹挟着的柴草、秸杆甚至牛羊，在浪中沉浮，瞬时就看不见了。
两个人伏在岸边，半天一动不动，任脚下的浊浪把泥点子拍到他们身上。二旦的手仍紧紧地抱着北秧的腰，好像还怕她被水卷走。北秧靠着二旦的身子，心里没有一点想要摆脱的意思，她明白，二旦救了她一条命。
倒是二旦回过神来，迅速松了手，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二旦丢了柴，北秧没了锄，俩人四手空空，一前一后回了村。
二旦救了人，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村里人也都认为是应该的，可北秧却感激非常。公社及时抓住了这个事情，把它列为知青教育的典型。不仅表扬了二旦，还让北秧写了体会，在全公社广播。一来二去，话说得多了，北秧就觉得，自己和二旦之间，好像应该有种什么关系。
说是冷娃难动感情，可一旦动起心思来，三匹马都拉不住。北秧想了一夜，第二天找到二旦，说要嫁给他做婆姨。这倒把二旦吓坏了，农村里的婚姻都要靠媒人说和，还没见过哪个女孩子自己找上门来。二旦木讷，没了主意，便去问妈。二旦父亲死得早，家里贫穷，老妈正为儿子的婚事发愁，见有人主动上门，又可以省掉一笔彩礼钱，自然欢喜。
但北秧的决定却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那时的宣传都是要知青们扎根农村，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但在实际生活中，问题却不那么简单。北秧遭到了方方面面的抗拒。
首先，北秧的家里来信，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她母亲劝她不要头脑发热，要考虑长远。她哥哥话说得更绝，说她如果嫁了农民，以后就不要再回北京了，只当家里没她这个人。
她的同学们一致认为北秧的脑子出了问题，她们说，婚姻的基础是爱情，二旦虽说救了你，但你对他是感激，而不是爱情。二旦窝窝囊囊的，哪里配得上你。她们甚至成天看着北秧，不让她和二旦见面。
二旦的亲戚们也不同意，他们说，酒肉的朋友，米面的夫妻。娶婆姨摆着好看没用，是要过日子的。北秧那么瘦，干不动活也不是能生娃的相，再说，人家是北京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上边政策一变，拍拍屁股就走了，到那会儿，你娃哭都来不及，还是找个本乡的女子实在。
最后，还是北秧的母亲出面把事情摆平了。人家不愧是当干部的，善于从政治角度分析问题。她千里迢迢从北京赶了来，找到大队支书和北京带队干部，说我们并不反对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可二旦家是上中农，只是团结的对象，北秧如果和二旦结婚，岂不是从大方向上就错了。再有，知识青年到农村，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观，孩子还小，应该把精力多放在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上，动不动就谈婚论嫁，这是把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意义给庸俗化了。
最后她还提请大家注意，研究分析一下二旦接近知识青年的动机。
什么叫有理有力有节，北秧母亲的一席话，软中带硬，句句不离原则，几顶帽子一戴，严丝合缝，别人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一致同意做双方的工作。就连北秧自己也有点糊涂了，如果真是大方向出了问题，还真得重新考虑了。
倒霉的是二旦，救了人，反倒惹上了一身的不是，还被人怀疑动机有问题。他本来就不善言词，更不明白什么叫干扰大方向。自此，他见北秧像老鼠见了猫，躲得远远的。
北京干部也怕出事，说心里话，他们并不希望这些孩子们真在农村过一辈子，可要表示反对，又怕人说动摇知青扎根的信念。北秧母亲的出马，给了他们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他们对北秧说，这事还是要尊重家长的意见，把北秧说得没了词。正好这时，三线工厂来招人，他们第一个就把北秧推荐了去。
北秧后来上了大学，毕业回了北京。二旦也娶了本地的婆姨，这事像一阵风似的刮了过去，再没有人提起。
3
老单的故事
“东山的核桃西山的枣，三哥哥好像杨宗保。
西山的大蒜东山的葱，四妹子好像穆桂英。”
《陕北民歌》
老单不是名字，而是外号，我这同学会些拳脚，在京时和人打架，只用一只手就把人家打败了，所以人称“老单”，这个“单”字，不能读作“善”。
老单其实比我年纪还小，在我们队里可是个人物。我总结他有三大特点，一是能吃苦，干活不惜力，学什么都快，没少得老乡们的夸奖。二是嘴贫，尤其是和那些年轻的婆姨女子在一块儿，俏皮话一串接一串，引得身边笑声不断。三是好干净。衣服总是整整齐齐，从不糟贱自己。再加上他还有好酒量，因此，他在村里，很得人缘，老乡们成天价老单长老单短的，闹得我们好生嫉妒。
后来我们都招工走了，只留下老单一个知青在村里。他依然过得快乐，不久，还闹出一段姻缘来。
那时农村都在学大寨，农闲时，就要从各队抽调一群男男女女，组成基建队，平整土地，修梯田。陕北风俗，颇为开放，男女之间，没那么多禁忌。言语调情，甚至动手动脚，都数平常。那工地上不仅劳动热火朝天，儿话俏语，也是你来我往，互不服输。老单的贫嘴，在这里可是派上了用场，经常是舌战八方，乐此不疲。
四队来的人里，有一个女孩子头儿，名叫巧玲，人长得白净，灵牙利齿，最好和老单抬杠。一来二去，俩人斗嘴斗上了瘾，若是哪个一天没来，另一个就觉得憋闷得没话说。渐渐的，老单对巧玲就有了想法。
晌午休息的时候，小伙子们也不闲着，经常摆开擂台，比赛摔跤，老单是个会家子，那天连赢了两场，却惹恼了边儿上的一个人。蹿上场要和老单较量，他正是巧玲的哥冬生，生得膀大腰圆，有一股子蛮力。老单使坏，对他说：“咱俩比赛得有个说法，”
冬生问：“你说咋着？”
老单说：“我要是赢了，让你妹子给我当婆姨。”
“你要是输了呢？”
“那我给你家当女婿。”
那蛮牛叫老单给绕了进去，想也没想就说：“行！”
巧玲在一旁可不干了，骂她哥道：“你这笨怂，咋便宜都叫别人占了！”
冬生扑了上来，要抓老单的胳膊，老单哪肯就范，轻挪几步，抓住他的手腕，往前一带，脚下使了一个绊子，那冬生轰的就摔倒在地。
这下可不得了，没人理会冬生，全都围着巧玲哄开了，巧玲有口难辩，脸臊得通红，低下头，一溜烟地跑了。
谁都能看出，打这以后，俩人的关系就起了变化，巧玲再不和老单斗嘴，眼睛可一直在他身上转。老单若是和别人斗嘴占了便宜，那吃了亏的人就会扭头冲着巧玲喊：“你咋不管管你们家老汉！”把巧玲弄得哭笑不得，嘴上虽硬，可心里却热乎乎的，总想着老单。
有一次老单在场上干活，手让脱粒机给打了，血肉模糊，乡亲们急忙把他送到了县医院。那一次伤得很重，两个手指都露出了骨头。巧玲心里急，想到医院去看看老单，又怕人说闲话，一个人躲在窑里，偷偷哭了好几回。
老单出院了，回村找到巧玲。巧玲看他的手，虽然皮肉长好了，但留下了几条大伤疤，心疼的直要流泪。老单却乐呵呵地问她：“你说咱俩儿的事儿咋办呢？”
巧玲故意装糊涂：“咱俩儿有啥事儿啊？”
老单说：“你给我当婆姨的事呗！”
巧玲说：“呸，美得你！山里的话，撂在脚巴巴。你咋就当了真！”
老单说：“别人当不当真我不管，反正我是看上你了。”
巧玲低着头不说话。
老单说：“你要是心里有别人，就当我没说。”
巧玲被老单一激，脱口道：“谁说俄心里有别人！”
老单一笑：“没别人就是有我了？”
巧玲被老单绕得把实话说出了口，也收不回去，只得低声道：“你去问俄大俄妈，他们要是同意了，俄没意见。”
老单讨得了巧玲的准话，乐滋滋地去找村上的老者做媒。听说是给老单说亲，许多人都争着去。巧玲她大早就认识老单，满口答应。冬生是自己把妹子输给了老单，自然无话可说，反倒跑到巧玲跟前买好，说是他给巧玲寻下的女婿。巧玲心里高兴，嘴上还是把她哥骂了一顿。
老单备了几瓶酒几条烟，请巧玲的父母和村里的老者吃了一桌饭，就算把亲事定了下来。
好事多磨，就在老单和巧玲定婚不久，县上推荐老单上了咸阳农校，一去三年。这下可把巧玲给急坏了，生怕老单在外边变了心，看上别人。周围也有人议论，说本乡本土的人进了城，还有把婆姨给离了的，那北京学生就更靠不住了，说得巧玲心里猫抓似的。老单怕巧玲着急，隔三差五地给巧玲去信，写些什么咱不清楚，贫嘴的老单肯定少不了甜言蜜语。
那段时间，老单的来信似乎成了全村人的一件事，人们见到巧玲，第一句话就会问：“老单来信了吗？”要知道，那时的农村，男人们几年也未必能接到一封信，更何况一个女子。三年老单给巧玲写了多少信，没人能数得清，反正乡邮递员比巧玲家的亲戚还来得勤。
老单学成归来，分到县农业局当了干部，没过多久，就和巧玲办了婚事，还把她接到县上去住。老乡们都说老单侠义，是条汉子，还说巧玲有福气，有眼力。
老单官运不错，不久就当上了公社主任，后来到县上当了副局长，他把巧玲也转成了城镇户口。巧玲为他生了一儿一女，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在县上过着日子。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同学们相继调回了北京，可老单不走，他觉得在县上生活挺好，他不喜欢人家说只要能回北京，哪怕扫大街都行的话，回北京的日子未必有在县上好。不过，他还是依照政策，把孩子的户口办回了北京。
我理解老单，由于家庭的原因，他少年时在北京，生活得很艰难。我们童年时享受到的很多东西，比如父母的呵护，家庭的温暖，他都没有得到。反倒在陕北，有人器重他，有人爱他，他还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按现在时髦的话说，陕北能够体现他的人生价值。
老单刚过五十，就办了退休，带着巧玲回到北京。不是他不恋陕北，因为他的女儿在北京上学，儿子也应聘在京城的一个大企业，所以一家人选择了在北京团聚。
老单依然嘴贫，有时同学们聚会，问起当年他和巧玲的事，他也毫不隐瞒，一五一十，全盘道来。众人笑骂道，你小子真行，靠摔跤就赢了个婆姨！只不过有一次巧玲在座，我刚要开他的玩笑，他急忙上前捂我的嘴，小声道：“可不敢当着巧玲面说，不然她又该说我的嘴是漏勺了。”
我由此很羡慕老单，在婚变如常的社会里，老单依然在乎着巧玲，守着靠摔跤赢得的爱情。知足者常乐这句话，在老单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验。不论在什么环境中，老单总是踏踏实实地生活，他不和别人攀比，也不参与插队是与非的讨论，好像知青身份与他无关。只不过，他经常谈起陕北，谈村里的老乡。
老单现在既不抽烟，也很少饮酒，和年轻时大不相同，我疑心是巧玲管教的结果。
4
孟娅的故事
“荞麦疙瘩羊肉汤，死死活活相跟上。
树叶叶落在树根底，挨打受气全为你。”
《陕北民歌》
孟娅不是我们队里的知青，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前两个，是老公和前妻生的。她自己的，一个拉着，一个抱着，还在吃奶。孩子脏不兮兮的，衣服也七长八短，破破烂烂。再看孟娅，就知道孩子为何这副模样，她头发蓬乱，衣服皱皱巴巴，前襟掉了两个扣子，也没有缀上，下摆裂着，露出了裤腰带。若不是鼻梁上还架了一副眼镜，整个就是邋遢婆姨的形象，哪里还能看出一点北京知青的影子。
孟娅原本可不是这个样子，和我一起到她队上的肖开益，是孟娅的中学同学，他说，当年在学校时，孟娅还是班上的卫生委员，好干净出了名。她父母都在大学里工作，也算书香门第，她虽然长得不算漂亮，可举止文雅，挺受老师同学们喜欢。
我此时早已离开农村，在省里一个杂志当编辑，为采访一个知青的专题，拉着同事肖开益故地重游，来到他插队的村子——寺湾儿。路上，肖开益向我讲起了孟娅的事。
说实在的，虽然肖开益事前的介绍，已使我对孟娅产生了一些印象，可见到她本人，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一个北京名校的高材生，如今的样子，放到村里婆姨堆儿里也算是差的。别看陕北穷，人们生活可不马虎，那些勤快的婆姨经常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就着一点水，也会将灶台瓦瓮擦得锃明瓦亮的。衣服虽旧，但也要补得整整齐齐，不让人笑话。真不知道孟娅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肖开益还说，孟娅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全怪成莉莉。
成莉莉和孟娅，好得像一对姐妹。在学校时就形影不离，插队自然也在一起。不知为什么，成莉莉偏偏看上了队里的老男人十六。这是我们都不能理解的事，因为十六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他貌不惊人，本事平常，婆姨前年病故，留下了两个孩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要说知青和老乡结婚，在当时也有先例，可把全村的男人排个队，怎么也不应该轮到十六的头上。知青们自然反对，成莉莉的妈妈更是着了急，她通过关系，把成莉莉送去当了兵。
本来这事到此就了了，可千不该万不该，成莉莉临走前向孟娅留了话，让她好好照顾十六。孟娅这人实在，把好友的嘱托当了真，三天两头地往十六家跑，帮他家洗衣服做饭，一来二去，孟娅取代了成莉莉的角色，和十六的感情慢慢地起了变化。
我们做过一件很对不起孟娅的事，肖开益说。
眼看着孟娅和十六越走越近，知青们心里都很着急，他们实在不理解，孟娅为什么要和连老乡们都看不上的人相好。他们把能想到的话都向她说了，可孟娅一句都听不进去。为了挽救她，有人出了个下策，跑到公社告了一状，说十六勾引女知青。
这在当时可算作重罪，扣得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帽子。公社自然十分重视，派了一个武装干事，让他把十六带来问话。
知青们得知公社要来人，便把孟娅反锁在窑洞里，不让她和十六见面。
那个武装干事带了两个人来到寺湾儿，找到十六，不容分说，一条绳子，绑了就走。十六哪见过这阵势，吓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
正在这时，孟娅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她浑身是土，衣服都扯破了，像一头暴怒的狮子，五官都气得变了形。她一把抱住了十六，朝着公社干部吼道：“你们凭什么抓人，十六他犯了哪条法了？谈恋爱也犯法吗，哪个文件说知识青年不许和贫下中农结婚呢，你们拿出来，你们拿出来！我就是要嫁给他，你们管得着吗！”
孟娅跳着脚地骂，声音嘶裂，尖得刺耳，不管不顾地叫喊，还上手撕扯押着十六的人。同学们全吓傻了，他们从没有见过孟娅这幅疯狂的模样，公社干部也被镇住了，这是谁勾引谁还不好说呢！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得挥挥手，让人给十六送了绑，悻悻地走了。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再没有人说反对的话。孟娅大摇大摆地拉着十六去公社开了结婚证，把自己的行李往十六的窑里一搬，就算成亲了。
真是事与愿违，本打算棒打鸳鸯，反倒促成了他们。后来才知道，孟娅听到了些响动，情急之下，竟然从窑面上方的小窗子爬出，赶到了村口，救出了十六。
知青们集体把孟娅给得罪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孟娅和知青们断了来往，见面连话也不说。
北京那边，孟娅的家里可炸开了锅。她的父母痛不欲生，她的兄弟们则说，孟娅要敢回家，就打断她的腿。
过了一年，孟娅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知青们忙着送东西，关系总算缓和了一些。
知青们在关庄办了个医疗站，又在北京联系了一批捐赠的药物。公社找了辆汽车，要去北京拉货。知青们逮着这个机会，纷纷搭车回北京。孟娅也想回去。
肖开益说，可谁敢带她回去呢，万一家里人真打了她，谁又能负的了责。知青们骗她说，一定带她走，背地里却在商量，怎么甩掉她。
那天，孟娅和十六一早就来到医疗站门口等候。孟娅背着她的娃，十六则提着一袋红枣，一袋小米。十六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卡机布制服，头上没系羊肚子手巾，换成了黑呢子干部帽，却依旧佝偻着腰，看上去那么不协调。这可能是十六第一次出远门，他规规矩矩地跟在孟娅身后，显得跼促而紧张。
等了半天，汽车终于从医疗站里开了出来，孟娅把孩子抱到胸前，十六把袋子扛到了肩上，正准备上车，谁知那车开到他们身边，却突然加速，扬起了漫天黄尘，一眨眼的功夫，就跑得没了影。
孟娅愣住了，一家三口像一组雕塑，半天一动不动，任凭尘土从他们头上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洒满了全身。孟娅的头发变黄了，十六的呢帽也不见了黑色，他们甚至都没有掸一下。许久，许久，孟娅好像明白了什么，眼中涌出了泪水，她紧咬着嘴唇，没有向别人发问，默默地拉着十六，蹒跚地走了。
这一幕，使在场的人都非常尴尬，看着孟娅，无言以对，因为大家都是这场骗局的参与者，而没想到结果却使孟娅如此的悲伤。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孟娅绝望的眼神，那个悲伤的背影。我虽然不是这场恶作剧的制造者，也能理解他们的难处，可我总觉得，这样对待孟娅是不是太过分了，肖开益说。孟娅并没有得罪任何人，她只不过是自主选择了生活的道路，尽管不为伙伴们所认同，但这是她的权力。我们没能帮助她，起码也不应该伤害她。
后来的日子，孟娅过得很苦。知青们陆续离开了寺湾儿，虽说在一起的时候发生过一些磕绊，但毕竟是多年的同学，感情还是有的。现在，孟娅连个说北京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听了肖开益的叙述，我执意要到孟娅的家里去看一下。
那是在村边边上一座有三孔土窑的小院子，院墙塌了一半，用柴草秸杆乱七八糟地堆着，一座快散了的朽木架子上，挂了几辫玉米和辣椒，鸡和猪在院里随意跑着，一切都显得零乱，不像会过日子的庄户人的样子。
孟娅一家正在吃饭，小小的窑洞里面黑黢黢的，十六和他的父母坐在炕上，孟娅则在灶台忙活。他们吃的是小米搀了洋芋块煮的稠粥。炕上摆着一个木盘，里面是一小碟盐，一碟辣椒面，还有切成条的腌酸菜。孩子们捧了碗就跑出去了，两个老人坐在那里，像两座木雕，没有表情，也不说话，只等着孟娅把碗递到他们手上，十六捧着碗，稀里呼噜吃得山响，孟娅在炕下伺候着，询问谁还添饭，她一口地道的陕北话，已和当地人无异。
孟娅没留我们在她家吃饭，也许是饭根本不够，也许是她怕我们已不习惯了庄户人的饭食。还有可能，是她不想向我们展示她的生活状况。
我和肖开益离开寺湾的那天，孟娅一个人来送我们，那条路在一个长长的山梁上，一直通向公社的大路边。我原以为孟娅要借机和我们说一些话，可是她却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走着。到了山梁的尽头，眼见到通往县城的大路，她挥了挥手，算是和我们告别了。我和肖开益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扭身往下走。
下了坡，站在公路边，我们回头望去，孟娅还站在山梁上，一动不动，风吹起了她的头发，遮住了她的半边脸，我们也看不清她的表情。突然，她向我们伸出了手臂，高高地举过头顶，慢慢地挥动了几下，然后，扭身走了，头也不回。
回去的路上，肖开益半天都没有说话，许久，才叹口气道，我们走来走去，像放个屁那么容易，而孟娅要想离开这儿，可就难了。我们班到这个公社插队的有十二个人，都走了，只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想想，心里头真不是滋味。
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市政府有了新规定，允许知青回京，家里头纷纷为游子们找单位，开假证明。孟娅还算本事大，把老公连同四个孩子都办回了北京，她在一所小学教书，四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老公没文化，孟娅的一个同学当了公司老总，通过他的安排，让十六去看大门，虽然钱不多，也能贴补家用。只不过十六陕北旧习不改，回了家，依然要盘腿坐在床上，等着婆姨把饭给端上来。
五
陶蕾和建国的故事
“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四十里山路瞭也瞭不见个人。”
“牵牛花开红通通，露水夫妻一场空。”
《陕北民歌》
陶蕾调回北京的时候，她也说不清楚自己是喜还是忧。喜的是，终于可以回到母亲身边，从此摆脱了农民的身份，不挣工分挣工资，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土里刨食吃了。忧的是，她走了，她的“哥”可怎么办呢。
文革后期，北京的中学奇缺教师，于是政府决定，从知青的高中毕业生里选调一批补充教师队伍，陶蕾有幸入选，一切手续办完，马上就可返京。这如同天上掉馅饼，做梦都想不到的喜事，陶蕾的母亲听说这事，都快乐疯了，但当她看到同院张大妈的脸，便硬把那笑声给咽了回去。
谁都知道，张大妈的儿子建国，陪陶蕾一同去的陕北。
张陶两家共住一院，陶家原是房主，张家是租户。后来房子都归了房管局，也就没了主客之分。照理说房客和东家之间，总要闹些矛盾，可这两家却相处甚好，胜似亲戚。陶蕾父亲死得早，她妈就守着个宝贝闺女。张大妈有两个儿子，老二建国大陶蕾两岁，自小就把她当妹妹看，处处护着。建国功课一般，初中毕业就上了商校中专。陶蕾却是个读书的料，后来考的是北京著名的女中。上了三年，还没毕业，就赶上了文革。
文革闹了几年，插队之风骤起，陶蕾被分派到了陕北。陶大妈死活不愿放闺女走，但架不住学校和街道三天两头地上门催促，她哪里挡得住。眼看出发日期临近，陶大妈只得每日以泪洗面，气喘的老毛病犯得更重了。
看着陶大妈无助的样子，建国动了爷们的义气，他提出要陪同陶蕾一起去陕北。一是想让陶大妈减少些痛苦，二呢，他也实在不放心陶蕾一个人跑到那么偏僻荒凉的地方。他还想像上学时那样，尽一己之力，护佑这个妹妹。虽然两家老人从没有把事情说透，可在心底里都认为，建国和陶蕾，将来肯定是一家子。
能有建国陪伴，陶大妈当然乐意，可张家却要送别一个儿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轮到张大妈犯难了。在她心里，陶蕾如同自己的亲闺女，又是未来的儿媳妇，一个人出去，她也不放心，但让建国离开自己，她又舍不得。
其实那时建国已从商校毕业，分在西单的一个大商场当售货员，不属于下乡人员之列。他对母亲说，咱家里还有大哥照顾，陶蕾一个人出去，世道又这么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陶大妈怎么受得了。我跟她去，多少能有个照应。
建国从小就有主意，张大妈也说不过他，只好随了他去。
建国马上开始了行动。他向单位申请，说要去支援西部建设，那时社会正在提倡到艰苦的地方去，自然很快获得批准。单位并为他联系了陶蕾下乡那个县的商业局，对方也欢迎他去。建国拿着手续去派出所转户口，出京容易进京难，不到五分钟，一张小纸片扔出来，建国就不是北京市民了。
两家共同为他们做着准备，能想到的东西装了几箱子。两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该说的话都说尽了。
尽管如此，临别的那天，两位母亲还是哭成了泪人。从此，陕北那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县，就成了两家人共同的心病。
一路风尘，下了火车换汽车，才进陕北地面，有的知青就哭了起来，那荒凉的景色一下子就让人的心凉了半截。陶蕾却相对平静，建国在她身边，起码分担了她一半的痛苦与不安。在颠簸的卡车上，建国用棉大衣紧紧地搂着她，遮挡着风寒，使她的心里，充满了比别人多一份的温暖。
到了地方，建国先把陶蕾送到村里，帮助知青们收拾窑洞，整理灶具，一切弄停当了，才到县里去报到。商业局把他安排到供销社去卖货，并分给他一间小小的窑洞作宿舍。建国心细，换了窗户纸，找来石灰抹了墙，沿着炕边钉了一溜床单子布，充当炕围子。七弄八弄，把个小窑洞收拾得整整齐齐，舒舒服服。
建国和陶蕾就这样安顿了下来，幸运的是，陶蕾插队的村子离县城并不远，只有七里路，所以叫七里铺。县上逢五是集，陶蕾便趁赶集之机，到建国的小窝里，俩人像过家家一样的，起火做饭。建国怕陶蕾在乡下受委屈，每次她来，总要割上点肉，买几个鸡蛋，让她补补身子。他那一点点工资，除了自己吃饭，几乎全用在了陶蕾身上。
两个人的世界，就像小小的港湾，使他们暂时忘却了世间的风雨，片刻的欢娱，多少补偿着受伤的心灵。而每次，建国都要把陶蕾送回去。这七里路，正好在延河的边上，曲曲弯弯，绕着山边，虽说风景平常，但在陶蕾眼中，强似北京护城河。他们也不避讳人，手拉手的，不知走了多少回。
周围的同学，很羡慕陶蕾有这样一个“哥”，他俩的事，也在全县知青中传为美谈。我们都佩服建国为人义气，为“情”而两肋插刀。所以我们一到县城赶集，总要去供销社看看建国，和他拉拉家乡话。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建国为个女人放弃北京的生活太不值得。还有些人，专门琢磨陶蕾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让男人为她而跑到陕北来。
当时我们还年轻，对两性关系无知而好奇，还经常故意表现出不屑一顾。但对建国和陶蕾的相依为命，大都理解甚至羡慕。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在建国心里，对将来的事，只是一种隐隐的默认，一种期待。而陶蕾呢，更多是对兄长的依赖。她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反正在陌生艰苦的环境里，她和建国的感情，几乎成了她惟一的精神支柱。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在这个地方成家，但今后的出路如何，却没有人知道。
原本以为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却不料，事情这样快就起了变化。北京抽调教师的通知下来后，陶蕾曾和建国商议过，要不要报名。建国极力主张她去试一把，陶蕾的中学是北京名校，她的学习成绩又不错，入选还是有可能的。
正如建国想的那样，陶蕾的名校身份，她的学识功底，以及她的秀气，很快博得了招考人员的好感，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板上定钉了。
事到如今，陶蕾反倒觉得对不起建国了，人家本来在北京过得好好的，只是为了她，才调到陕北的小县城来。现在她回了北京，却把建国一个人抛在了这里。就像在火车站，那旅客没上车，却把送人的给拉走了一样。陶蕾拿着调令，左右为难。
关键时刻还是哥哥给妹妹拿主意，建国知道陶蕾的犹豫不决，是因为自己，要想打消她的顾虑，自己得有一个姿态。他说，我们不能都窝在这里，能走一个是一个，你放心，我很快就能回北京，和你团聚。建国的话，尽管没有任何的保证，但对于陶蕾说服自己，还是起了宽慰的作用。
临别的那天晚上，陶蕾留在了建国的小窑洞里，她抱着建国嚎啕大哭，泪水打湿了两个人的衣襟。回京的如愿，却要付出离别的代价。此刻她的心情，是伤心，是感激，还是愧疚，她也说不清。她疯狂地和建国做爱，极尽缱绻，似乎这样，心里还能好过一点。她甚至盼望建国说出留住她的话，可建国什么都没说，两人相拥着，直坐到天亮。
建国不是傻子，何尝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在动荡的社会里，事事难料，送走了陶蕾，何时能够相聚，谁也不知道。更要命的是，他不是知青。国家对知青的任何一项安抚政策，比如招工、推荐上学、病退、困退等，都不会落在他的头上。他就像一片飘零的孤叶，独自品尝着命运的艰辛。
陶蕾走后，建国就开始了艰苦的回京之旅。他虽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事情远比他设想的复杂，在职人员要想进京，在当时只有对调这一种方式，可在北京的人，有几个像他那么傻，愿到这荒山野岭的地方来呢，找来找去，一拖就是几年。
看来一步登天是不可能了，建国只好改变策略，想方设法往北京周边调。他好容易找到一个机会，先对调到了河南的安阳，烧了两年锅炉，又进了廊坊，他觉得，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近了。陶蕾也不断来信给他打气，说等他回京就结婚。
就在建国四处飘泊的时候，陶蕾的生活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七六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国家开始步入正轨。一年后，又恢复了高考。陶蕾一直教书，功课自然不陌生，没费劲就考上了。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又留了校，当上大学老师。此时对外交流加强，陶蕾被公派留学，到美国去读书。
一直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也是老天开眼，建国终于调回了北京。办完手续的那天晚上，建国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正是华灯初上时候，十里长街，流光异彩，车流滚滚，一派喧闹的景象。望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建国有些恍惚，十几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好像一场梦，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自己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这些年，似乎回京成了生活的惟一目的，他的所有心思，所有精力，所有的收入，全都用在了这一个地方，然而，当他回到了故乡，他最想见到的人，却不在了。
和陶蕾分别后，建国就一直在追赶她，可是越追，距离越远。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掉了车的旅客，正所谓一趟没赶上，趟趟赶不上。
虽然回了京，建国却没能找到好工作，最后，只能在街道办的运输社里蹬板车。
我也是那个时候从西安调回了北京，在新家卸下行李，就跑到西四家具店去买书柜。交了钱，店家找来车送货。我一看那蹬车的师傅，正是建国。一路上，我们聊起过去，我自然问到陶蕾。他说，陶蕾出国后，还给他来过信，表示了不想回来的意思。
“那你和她的关系……”我问。
他说：“我明白她信里有没说出的话，咱一个蹬板车的，就别扯人家的后腿了，我给她去了封信，骗她说我等不了她，已经找了对象。几年前回家探亲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和她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除了说点当年的事，就是傻坐着。不如趁早了断，对两个人都有好处。”
到了家，他帮我摆好书柜。留他吃饭，他不肯，说还要争取时间多拉几趟。给他运费，推辞了一下，也就收下了。
我曾经想问他是否有悔不当初的念头，犹豫了几次，终没吐口。其实，对与错，悔与不悔，用今天流行的价值观说起来都没有了意义。我至今仍然佩服建国当年的勇气，承认他是条汉子，尽管他的付出与得到那样的不成比例，起码在一个社会整体扭曲的时代，他还保持了做人的良知，他当然低估了社会的复杂与不平，但这不是他的错，因为遭受坎坷的，远不止他一个人。我也能理解陶蕾，谁都不能拒绝命运赐予的机遇，建国都说“希望她过得比我好”，那我们旁人，又能说什么呢！
文章来源：陈幼民的博客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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