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北大荒五十年 建中国最美家庭农场
北大荒知青夫妇口述：
我们是中国最美的家庭农场
朱晓军 杨丽萍
摘自《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
葛柏林
1
葛柏林：小时候喜欢什么，大了以后自然就对什么有感情。
我在浙江农村长大的，是最早的留守儿童。我父亲在外当兵，把我送回诸暨老家。我跟着爷爷奶奶，他们下地种菜，我去薅薅草帮忙。后来，放学回来挖猪菜，挖笋，挖药材，抓螃蟹，抓泥鳅。石头翻开，螃蟹慌忙窜逃，钻到篓子里。搞一个竹编的箩，放进肉骨头或者饭粒儿，搞根绳子和石头沉到塘底下，过两三个小时箩拽上来，里边有泥鳅，还有小鱼小虾，拿回家给爷爷下下酒，改善一下生活。8岁的时候，我挖了一个大冬笋，卖了5角钱，被奶奶没收了，我哭了一场。挖药材挺不容易，一次挖半斤一斤，到集市上卖几毛钱，买一碗馄饨吃，我奶奶还说我不会过。
我12岁跟着父亲住在合江农垦局，在农垦局大院搞小垦荒，种土豆、茄子、西红柿。大院后面是个垃圾堆，垃圾堆旁边是菜窖，挖菜窖挖出来黄土堆在旁边。过去的垃圾不像现在有塑料袋、玻璃瓶子，除菜叶子就是煤灰，那时玻璃瓶子是好东西，还留着打酱油打醋呢。我拿铁锹平巴平巴，把黄土在上面覆盖一层，种上了倭瓜、苞米、豆角。豆角顺着苞米杆往上爬，家里的菜基本不用花钱。
2
葛柏林：离农场场部70余公里的三十七连有很多荒地。荒草甸子除了野草，什么都没有，人一进去，蚊子轰地炸开来。我想办开发性家庭农场，自己开荒种地。
过去，垦区的体制跟苏联的集体农庄差不多，吃大锅饭，每人每月35.2元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1974年冬天，零下30多度，十连派出300多人去挖排水沟。天寒地冻，一镐下去，像弹脑瓜崩儿似的，地上一个小坑。早上6点上工，晚上6点钟回来，一个班分一段，结果这个班刨一个小坑，那个班刨一个小坑，一冬天刨了几十个坑，不够现在挖掘机干半个小时。
那时，动不动就零下30多度，迎着风走一会儿，脸就冻白了，鼻子也白了，没有办法只能手使劲搓。不干活冻死你，干活吧，一天干12个小时得累死，只能干一干歇一歇，干一干歇一歇。后来，我说你非得冬天去挖排水沟，夏天挖多好？冬天一天半方土都挖不出来，夏天挖六七方都很轻松，咱们得科学管理。
1979年我当上了连长，冬天全连放假，后来其他连队跟着学了。
4年后，北大荒搞大包干，十连由八九五农场最后进的连队变成全场第一，在全垦区1000多个连队中排名前三，2万亩地赢利100万。豆收和麦收时，每天都会餐，干出100亩、150亩就收工上食堂吃饭，食堂摆着12个大菜，好烟好酒，酒是剑南春、泸州老窖，烟是上海牡丹、天津恒大。
我们还隔三差五分东西，什么都分，小麦收完了，分土麦子；大豆收完，分豆皮子、豆毛子；秋菜分白菜、萝卜；还分西瓜、沙果、葵花子，一家六大麻袋葵花籽。张瑞敏的青岛冰箱厂欠200万债的时候，我们连队分了30万现金，人均3000多元，等于我下乡10年的工资。从1968年到1978年，我10年才挣3000多元。那时候有台电视可是不得了，我们十连实现了家家户户有电视。
分奖金的时候，事儿就多了，平时不怎么出力的想争一争，想多拿钱；平时干得不错的，又不好意思争。我发现大包干这种形式还不能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得另找一种模式。那时，中央电视台在播放美国电视连续剧《草原小屋》，一家人开一辆大篷车，到美国西部开发家庭农场，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就想自个儿也办个美国式的家庭农场，美国人能干，咱们也能干。
当年我说，想有一块自己的土地，那帮同学都笑我，说你不是做梦吗，哪能让你自己拥有土地，承包土地？终于等到了机会。
葛柏林：1985年，我已下乡17年，从十连的统计、生产技术员、副队长、队长，干到了三分场场长。我的势头在往上走，当时农场分场场长年龄在48岁左右，我才38岁，是最年轻的，有10年的年龄优势。总局领导对我父亲说，送小葛上大学，好好培养培养，趁着咱们这些老家伙都在，让他挑挑担子。
我三次向农场打报告，（要求）下来搞家庭农场。场领导对我挺重视，给我三个选择：上柳河干校或者八一农大学习，回来当农场干部；去水利大队当队长；尊重本人意愿，下去办家庭农场。
我说，官场这个台阶是爬不完的，爬起来也累，我就下去搞家庭农场吧。
有一年过中秋节知青聚会，大伙儿喝了点儿酒就说了点儿掏心窝子的话，有人说想当官，有人想当老师，有人说想当兵。我说，我就想能有块自己的土地，自己耕，自己种，自己收，过上过去员外的生活就不错了。当时大家都说这不可能，社会主义嘛，哪能允许个人英雄主义和承包主义，那是不可能的，说我是在做梦、说梦话。当时老赵说要走仕途，大家就叫他“赵举人”；我要当财主，他们就叫我“葛员外”。
我就想，自己要是有块地，肯定能经营好，能做到要啥有啥。
林莉：葛柏林一直做这个梦，希望有块地好好种一下，像绣花似的，建个像样的地方，跟美国的家庭农场一样，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意思。
贷款5万元，我购进60推土机、铁牛55拖拉机各两台，大犁、重耙、轻耙、播种机、镇压器各一台，油罐一个。我还在三十七连承包2000亩次生林，在周围打了防火道。
我们借住的是三十七连的房子，那房子八面透风，冬天零下20多度，把水缸里的水冻成冰坨。晚上，我和5名农工挤在2米来宽的土坑上，大家开玩笑说，必须喊着号子一起转身。为解决资金，我领着他们打零工，给二道河农场拉沙子。
林莉：农工就是各连队愿意跟我们干的职工，我们雇的，工资比农场职工高一倍。
葛柏林他们用火烧荒，拖拉机翻地，耙三四次才播种。大犁放在那里被人拆走了零件，不能用了，只得从别处弄回了一台。他们先开垦几百亩荒地，后来扩成一两千亩地。没有食堂，他们就交伙食费，在三十七连搭伙。那要连队的职工先吃，剩多少他们再吃，像受气包子似的，吃得特别不好。我想，这样时间长了身体就造完了，身体垮了什么都完了，与其那样还不如两人破釜沉舟一块干。再说，家庭农场亏损了，就我那点工资也不顶用。于是，我也就打了报告，辞去小学校长，下来给他们烧水做饭，送水送饭。
葛柏林与林莉结婚照
3
林莉：什么时候谈的恋爱？1972年，北京缺少师资，来农场召老师那年。知青刚来时不让谈恋爱，谈恋爱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马上斗你，开会整你。有一次领导在会上批评大家，一个知青站起来质问，你闺女多大？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大家一算，敢情18岁就结婚了。知青火了：“你怎么18岁结婚了？我他妈都二十五六了，还不让谈对象！”打那以后就允许了。
葛柏林是八连的知青，1971年调到了十连，这样我俩就在一个连了。他是统计，我是农工，我们是老职工介绍在一块的。
第一印象？我当时觉得他特别土，穿一条带补丁的裤子，补了两个膝盖，平常不爱吱声。不过，我发现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看得比较透彻，有头脑。
葛柏林：我跟林莉谈对象前私下里没有接触，只知道她是北京知青，外号叫“林大浪”。
开始也有点误解，后来一接触这人不错。她体育挺好，在学校100米、200米（短跑），铅球、跳远都是第一名。她又泼辣能干，能和男的剽着干。能干就招人嫉妒，尤其她的领导觉得她威胁太大。知青里也钩心斗角，不把你踩下去人家上不去。她性子比较直，有些事情看不过眼儿，就跟领导对着干，领导还不收拾她？那帮女的就贬她，叫她“林大浪”。其实，她是挺正统的一个人。
1975年，她回北京探亲，说哪号从北京回来，坐火车到齐齐哈尔，拐到拉哈，让我到拉哈车站接她，去查哈阳看我父母。拉哈车站到查哈阳约60里地，那60里地没有直达车，有时候坐毛驴车，有时候坐“小蹦蹦”，有时候坐马车，截啥车是啥车，没车走路。我头一次赶到拉哈没接到她，我就有气了，不来拉倒，就回来了。我妈说，可能晚点了，你怎么这么心急就回了？我说，第二天再去接吧。第二天又没接到她，就等，等半天，等到晚上也没等到她，我又回来了。回来后，她就打来电话了，说西安的老舅来了，晚回了几天。第三次去接，我才接到她。
三请诸葛亮，接了三次才接到她。老爷子老太太见林莉圆脸儿，高挑身材，倒是挺高兴。晚上，她就住在大炕上。她住了十多天，回农场我们就领证了。准备了两桌饭菜，老职工和知青们送个茶缸、毛巾、玻璃杯啥的。结婚时，我已二十七八岁了。
我父母给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我家那时真挺困难，欠公家900多块钱。我父亲以前老出差，回浙江回杭州，战友又多，他挺爱装的，吃饭就掏钱，住旅馆也掏钱，该报销还不报销，革命嘛！那时候，吃一个烧鸡大概才18块钱，徒工一个月工资也就18元，他拉下900多块钱的饥荒，多大一笔数字？一直压着我们家，我妈说做人要有志气，吃咸菜也不能欠账。
4
葛柏林：家庭农场第一年就赢利了，毛收入11万元，当时一个人工作一辈子才挣4万元多点儿。
有些人就红眼了，说葛柏林的家庭农场沾了连队多少多少光，于是农场就派计财科科长等人来查账。查来查去，农场一分钱没找回去，还给我们找回1万多块钱，当年毛收入变成了12万。连队给我们一亩地摊了20公斤的豆种，谁家撒豆芽呀，一亩地播那么多种子，再说播那么多它也不长，不结豆儿啊。本来我和连队有约定，我们给队里干零活，凡是1000元以下的就不算账了，算义务劳动。连队的森林着火，我们去车去人扑打，拉个大犁，打了一道防火道，都没跟他们要钱。
他们说政策变了，把我承包的2000亩次生林收回去了。我来气了，那块地就不要了，给连队了！你不老怀疑我们占便宜吗？我们躲你远远的，找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荒草甸子重新开荒，重新种地！
1986年，我们搬到别拉洪河边的荒草甸子。别拉洪河是满语，有大水漫岗，河水一圈圈之意，又叫圈河。
四周好的地，水大淹不着、涝不着的，让连队开垦了，我们开垦的是人家不稀开垦的低洼地。没地方住，我就买块帆布，往拖车一搭就是棚子，五六个职工住在拖车上，住不下就搭上下铺。我和林莉也找块破帆布搭个小棚子，猫腰住进去。外头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下小雨。没地方做饭就外头搭个锅台，林莉光着脚丫子在外面做饭。没有自来水，就把泡子（通常不和外界的其他河流或湖泊连接，是死水，而且一般不会很大，水也不深）里的水烧开了喝，那会儿没有那么多污染。
后来，盖一间25平方米的小砖房，林莉有了厨房，不用光着脚站在泥水里做饭了。
1987年，我们新开垦的地里种上大豆，豆苗长势好啊。
为赚外快，我们去二道河农场修路，挣了10万块钱，挺高兴的。回来一看傻眼了，家里2000亩地都涝死了，当年颗粒无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接下来几年，家庭农场被贬得够呛，有人认为家庭农场挖了社会主义墙角，雇人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家庭农场的粮食不许随便卖了，必须卖给农场；化肥、农药不给指标了，自己想办法。我为了发工资，偷偷去寒葱沟粮库卖豆子，路上被抓住，分辩了几句，对方拔出了手枪。承受不了政治和经济压力，家庭农场十有八九垮掉了。跟着我们干的技术水平高的职工都走了，又招了一批，没过多久又走了。工资不高，条件艰苦，寂寞难耐，经济上没出路，政治上没前途，谁跟你干哪。
1990年，农场只剩我和林莉了。我们吃野菜蘸大酱，喝泡子里的水坚守着。我得了角膜炎，红肿着眼睛行走在齐腰荒草；又挨了雨浇，发起低烧，躺了3个多月不退烧。
农场给我做工作，说赶紧洗脚上岸吧，别陷得太深，别赔得啥也不是，赶紧把地卖了，让我回去当个副场长。
林莉：本来可以不遭这个罪。我有三次返城机会，放弃了。
第一次是1972年。北京中小学教师紧缺，招一批高中知青返城当老师。那机会难得啊，知青大返城前很多人都想走，有的干部子弟门子硬，当兵走了。没关系的豁出去了，工作不要了，户口不要了，赖在城里不回来了。他们宁可扫大街，扫大街的活儿也找不着，你是逃兵，没有户口，什么都没有，人家不给你安排工作，只好当无业游民，父母认养了。
负责招考的是我家亲戚，基本定了招我。那机会多难得，可是我和葛柏林谈对象了，没有走。家人埋怨不？反正不高兴是真的。
1977年恢复高考，我本可以复习复习参加高考，离开农场，也放弃了。要考能考上不？我觉得应该能考上，我那会儿当老师，（知识）扔得不多，不像他们干农活不接触课本。我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当过，中心校校长也当了好几年。
第三次是1979年，我爸退休，让我回去接班，工资关系都办了，我没走。有孩子了，我走了，他和孩子就扔这儿了。或者各回各地儿，他回佳木斯，我回北京，可是长期分居也不是个事儿。我还比较注重感情的，所以就选择留在这儿。接班的名额给了我妹妹，她顺当回去了。
葛柏林说，你看知青上山下乡大帮来的，如果随着大帮回去，住房没法解决，工作没法解决，二十多岁三十几岁，回家吃爹的吃妈的，也不是个事儿。再一个，上山下乡将近10年，年轻的时候在这里学的是农业，回去了用不上。我回去了或是当老师，或是干别的；他回去进工厂给师傅递扳子，递钳子，伺候师傅，10年的农业底子就白费了。
当时考虑挺多，就没有回去。不过，心里也不好受，一个车皮呼噜呼噜来了，人家都回去了，就剩下我们，总觉得有点儿没着没落的。
葛柏林：我也有几次返城机会，佳木斯物资供应站调我，我没去；检察院调我，我也没去；八一农大也没去。
高考一起考？我俩读过高中，考上的概率肯定会高一些。不想考，都30岁了，念书期间没有工资，没有住房，已有了儿子，你说我们怎么办？
2015年，葛柏林与林莉在圈河农场的家中。
5
葛柏林：在家庭农场最困难的时候，北大荒作家刘加祥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广东的一本杂志上，引起较大反响，几位青年读者来投奔我，一位西安读者来信说：“农工都走了，你这么困难，我想过来跟着你干一番事业。”还有几位广西柳州的女青年也要来，我说有老婆，你们来不乱套了吗？我说谢谢，哈哈哈。
有的家庭农场主把地卖了，洗脚上岸了。有人说，别人都不干了，你怎么还在地里干呢？那时，我还在开荒，规划农田，让它更适合机械化作业，700米以上不出角子。我还在投资种树，挖沟修路。我们那块地是低洼地，要用推土机隔一二百米挖一趟排水沟，涝时好把水排出去。
我高息贷款100多万，雇人像燕子垒窝似的一点一点将四周垒成坝，个别洼地围堰，用编织袋装土围起来，下大雨水流进沟里，抽出去了庄稼就没事了。有坝围着四周的水就进不来。有一年发大水，四周的水比里头高一米五，要是不围坝的话，庄稼就全军覆没了。
坝有多高？一米六七、一米七八。
有人说我这不是傻吗？我这么干，有两个原因，第一，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我认为不可能变，农民再吃大锅饭，只能饿死；第二，农村的个体承包全都取缔的话，国家怎么安排这么多人的生计和工作？我认为家庭农场这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除农田基本建设之外，我还种树，1990年至1991年栽红松300亩，1994年植树造林2000亩。
种树不赚钱烧钱，那为什么还要种？我从小在浙江，成天在林子里转。我是从林子里出来的，一进林子就像到家似的，感觉非常亲切，非常舒服。
我们开垦的那片荒地原来叫北大林子，地势高的地方是林子，低处是湿地。知青在的时候，林子被砍光了。那些年，一到冬天知青就去林子里砍树，盖房，取暖，做饭，用的烧的都是木头。这片林子砍完了，砍那片林子，挨片儿砍，见林子就砍，争先恐后地砍，等知青走时几乎所有林子都被砍光了。
我们开荒时，那地方一棵树也没有，想找一根搭帐篷的棍子都找不着。生态平衡破坏了，树没了，野生动物都跑了，光剩耗子了。耗子特别多，开荒种地打了点儿粮，堆在仓库里，一百个麻袋有八十个让耗子给嗑个稀巴烂，粮食流一地。
我在那儿建新点后就种树，先建了3亩的苗圃。当年知青砍树把北大荒祸害得够呛，（我）等于还债了，既为自己还，也为那些砍树的战友还。当年砍树是命令，军事化砍伐，你不砍行吗？可是，树苗存活率很低，有的被杂草吃掉了，有的被耗子嗑一圈儿嗑死了，有的被虫儿咬死了，成活一棵树，得补苗儿好几次。
1997年，我买入进口大马力Ｍ160，耙地由日80亩提高到日400亩，中国农民终于可穿白衬衣下地作业。那年秋天遇特大水灾，买了5台水泵日夜排涝，总算免遭灭顶之灾。
对了，1996年还干了一件傻事，用200亩熟地换回湿地中的小开荒。
我们那个开荒点在高岗上，高岗下面是一片湿地，三面环河，我们把湿地的口堵上，确保5000亩湿地常年积水，这样一来，里面的泥鳅、鲫瓜子就特别多。给我们盖房子的施工队用抬网抬了一个来回，抬到两大肥料袋的鱼。冬天，十连的一个小子去打鱼，打了几万斤。冬天水一排，只要接一个网兜儿就能抓到鱼，可是我们不抓。为什么不抓？你把鱼抓走了，鸟儿吃啥？几万斤鱼都是小鱼小泥鳅，你祸害多少生灵？不抓。
年头旱湿地就干了，湿地里也有高岗，一条一条的，有人跑进去开荒，结果种一年赔一年，为什么？年头涝四周都是水，只能颗粒无收。我跟农场领导请示说要建一个湿地，领导挺开明，说行吧，你自建自管。我们就用一块200亩的高岗地把湿地里面的开荒地全部换回来，将整个湿地连成一片。
建湿地没有什么效益，围起来得花钱，年年管理得花钱。为什么保护？我们开垦荒地以后，鸟没处下蛋，在草稞子里下蛋，结果一犁地，把鸟蛋都犁碎了，有了湿地，鸟繁衍生息就有了地儿。大雁南迁的时候，可以在湿地落落脚，像驿站一样，喝点水，吃点东西，完了继续南飞。湿地又是地球之肾，补充地下水。
从长远看，把北大荒原始面貌保留下来，子孙后代能看到亘古荒原是什么样，他的前辈是怎么把这么低洼的塔头、草甸、芦苇荡开垦成稻田。湿地开发之后再恢复是不可能的了，破坏容易，恢复很难，保留下来的湿地从价值来讲不可估量。
这是中国农民第一个自费建的1000亩湿地保护区。
林莉： 每年种树，十年林子就长成了气候。30年种了100多万株吧，也没细数过。现在都挺粗的了，直径得有30公分了。现在看那片林子可漂亮了，落叶松、樟子松、红松，树荫下一片松针，特漂亮，还有核桃楸、山核桃。林子里长着灰菜、蕨菜，8月下了雨，就可以进去采蘑菇了。
小动物都来了，狍子、黄鼠狼、狐狸、花狸棒子、小松鼠、猫头鹰、还有一种像小雕那样的，哧溜哧溜，飞得特别快。
黄鼠狼挺好的，它光咬耗子，不祸害农场养的鸡鸭鹅，掀开帆布底下一堆一堆的耗子，那是黄鼠狼抓完了冻成一堆，贮备起来过冬吃的。我们打的粮挺多，有时候卖不了，快开春才能卖，一百个麻袋被耗子嗑不了几个，生态平衡了嘛。
冬天就扔点吃的，天冷，雪大，那狐狸，黄鼠狼找不到吃的，我们不祸害野生动物。看到狐狸的时候少，它躲着人，有人看到一个大狐狸带着一只小狐狸，在田头翻地鼠。有人上湿地打林蛙，我们买了都放了。有一年地里长了很多地老虎，老嗑豆子根儿，也没打农药，飞来很多乌鸦，把地老虎吃了。
葛柏林：我在全垦区20多万个家庭农场中，从规模、现代化程度、粮食产量、销售收入来看是拔尖的。2003年，我被评为“全国十大种粮标兵”。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生产模式之一。我们家庭农场现有林地4000亩，湿地1000亩，耕地6000亩，最高的年头打了1500吨大豆，要是50吨一个车皮子，整整30节车皮。还有小麦，2000吨左右的产量。看到那么多粮食，是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年年种，年年卖，有时候也愁卖。
我们是中国最美的家庭农场。有大湿地、大农田、大农机、大森林、大产区，符合国家提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全中国找不出来第二个。
现在到我们家庭农场，门一推开，就像当初我想的那样：库里满满的，想吃啥就吃啥，池塘里有鱼，圈里有鸡鸭，鸡蛋、鸭蛋、鹅蛋一缸一缸的，基本实现了当初的理想。
我们这三十多年，走过了美国好几百年的历程，人家的家庭农场有二三百年、三四百年，祖祖辈辈经营，咱们三十年完成了，所以付出的辛苦肯定比人家多，是不是？
林莉：现在有十多个职工，六七个干活的，四五个看点的，冬天有鱼池，扫扫雪什么的。我们俩岁数大了，都七十了，地就承包给别人了，我们就管管林子，收拾收拾鱼池。林子本身没有收入，有时候农场上我们那儿挖树苗，也没跟他们要钱，都是白挖。
空气好着呢，氧吧似的。你要是在城市待惯了，上这儿住一个月放松放松，挺舒服的。那帮知青来了就说，知道农场像现在这样，还不如不走。
儿子是北京户口，从小在哈尔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回来跟着我们干。他不愿意待在北京，嫌北京太闹腾。我妹妹的孩子早上6点多就出门，一个多小时在路上，来不及吃饭，就买小包子、灌饼什么的，在公共汽车上吃。这儿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到点下班，到点吃饭，到点睡觉，挺美的。
我孙女在北京读高中，也是北京户口，想考北京公安大学，成绩还行。
葛柏林：有知青回来，我就说，你们有本事的走了，这才把我们“冒”出来，要不然我们还“冒”不出来。
儿子儿媳妇都在家庭农场干活，给他们发工资，比别人略高一点，也高不了多少。按照我的家庭农场的模式来说，农场主只有我们两口子，儿子、儿媳妇都不是。
人家美国讲金融世家、农业世家，咱们也不能断档啊，既然是从农业发展过来的，那儿孙辈的接着干这个，农民世家，一代代地接下去。
9月28日，央视直播八五九农场13台机车同时进行水稻收获作业。中国八五九网 资料图
2008年，我到八五九采访的第一位知青就是葛柏林。那时，葛柏林已成为农场的一张名片，采访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农场宣传部的朋友给他拨电话，说浙江有位作家想见他。他很给面子，开20来公里车从他的圈河（圈河即别拉洪河，系乌苏里江下游左岸一条支流，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东部。别拉洪河系满语，意为“大水漫地之河”）农场赶了过来。
葛柏林见面就说，他是诸暨人，听说浙江老家来位作家就跑来了。看来我借了浙江的光，否则他也许不会放下手头的事情从那么远赶过来。他在靠窗的椅子坐下，脸像老农民似的呈古铜色，两鬓没有白发，不过已谢顶，穿着不大讲究，一件白圆领T恤，外套黄、蓝、白横杠衬衫，衬衫兜别一支签字笔，米黄色休闲裤有点儿皱皱巴巴。他的十指交叉放在腹部。让我感到有点儿奇怪，这种坐姿通常属于大腹便便之人，他的肚子却一点都没突起。
“写作要看角度，有新思想年轻人才能接受。要具有中国的特色和国情，就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谈起。”葛柏林说。
我当了19年记者，又写了10多年报告文学，第一次碰到关心写作角度，以及年轻读者阅读特点的采访对象。我们在宣传部聊了一个多小时，作家刘加祥过来后，葛柏林开着他的森林人拉我们去他的圈河农场。加祥是老朋友，什么时候认识的已记不得了。他是八五九的，采写过葛柏林，关系很融洽。
我们一进入圈河农场，葛柏林像变一个人似的，兴奋像篝火似的燃起来，如数家珍地讲解着他的农场、规划和憧憬。农场还没建完，湖边的房子还没竣工，乌苏里江边的堤坝刚筑起，上边还堆着泥土，水麦草理直气壮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堤下江水滔滔流淌，犹如熙熙攘攘、无穷无尽的人流。农场旷阔，树林茂密，葛柏林说，这里许多树都是原始的，有些品种是珍贵的。
圈河农场风景
9年后，葛柏林的森林人再次把我拉到圈河农场，陪同我的还是加祥。葛柏林变化不大，穿着一件像迷彩服似的两兜衬衫，下身好像上次穿的米黄色休闲裤，农场却有了巨大的变化，路铺好了，堤已筑好，一幢幢别墅隐于绿荫之中，处处郁郁葱葱，鸟语花香。在一幢装修高档的别墅里，我见到葛柏林的夫人林莉，对他们夫妇进行采访。
光阴犹如从山上滚下的线团，越滚越快，眨眼就是几年。2018年成书前，我们又对葛柏林和林莉做了补充采访，他们夫妇热情配合，聊得很开心。葛柏林已71岁了，林莉也69岁了，按过去的说法已是古稀之年，说起圈河农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他们还那么富有激情。我们不由想到曹孟德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下乡五十年，葛柏林和林莉在亘古荒原上建起了“中国最美家庭农场”、AA级景区，先后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大户”“全国十大种粮标兵”称号，当年毛泽东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他身上得以体现。
文章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将于2018年11月推出的《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转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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