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我铁了心离开上海
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
失恋让我铁了心离开上海
朱晓军 杨丽萍
摘自：“留守知青，你在他乡还好吗” 一文 《北京文学》 2018年10期
采访手记：
八五九农场位于三江平原沿江三角洲亚区，拥有一江、四河，十二山，依山傍水，群山围绕；江是乌苏里江，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山为完达山系的余脉，东边是低地平原，良田辽阔。
1957年，铁道兵8509部队在这里点燃开荒的篝火，为尊重那些老兵对部队的感情，以部队的代号命名了这个农场。
2008年 朱晓军与裴磊（左一）居鸿昌（左一）在八五九农场蒙古大酒店合影
我去过四次八五九农场，第一次去的时间已记不清，不过每次去都要见上海知青裴磊。裴磊是八五九农场的知青联络人，凡跟知青有关的事都要找他，找别人不行。裴磊个子不高，1米7左右，不胖不瘦，精精神神，一看就是知青，跟当地职工不一样，有几分文化人的气质。既没有像居鸿昌那样有着北大荒人的大碗喝酒的豪爽，也没有那像一盆火炭似的热情，不过绝不会让你受到冷落，感到困窘。
第一次，裴磊没接受采访，也许记者和作家见多了，司空见惯了，一句“你先采访他们”就把我给打发了。我想，裴磊也许没什么好讲的，犹如江南的树苗移植北方，水土不服的或病病歪歪活下来，或慢慢死掉了，水土服的则该开花开花，该结果结果，没受什么影响。裴磊也许属于后者。再去八五九，再邀请一下裴磊，又婉拒了，我既不坚持，也不觉得失落，反正留下的知青还有不少，这本书不可能“一网打尽”。我手里有一份《八五九留场知青一览表》，记不得是不是裴磊给的。表上记录的截止日期是1998年8月18日，各城市留在八五九农场的知青共计67人，最多的是佳木斯知青，有20人，其次是哈尔滨知青，19人，再次是上海知青，18人，北京知青有4人，天津知青有3人；年纪最小的是1957年生人，最大的是1943年生人，相差14岁；下乡最早的是1965年，最晚的是1976年，相差11年；有25人在生产队，其他人在农场机关、医院、幼儿园、学校、公司、工厂。
第四次去时，对葛柏林、林莉、居鸿昌和陈桂花等进行过第二次或第三次采访后，我准备第二天一早离开。裴磊到宾馆小坐，我想也许不失礼节，记得一次走时，他特意赶到汽车站送行。似乎车票挺紧张，他还帮忙找的人。我想，这就是上海人的特点，既要跟你保持一段距离，留有腾挪空间，又让你在情理上挑不出什么毛病。
2007年去采访时,裴磊打电话帮忙联系留下的知青
八五九宾馆的条件不错，窗外就是公园，有湖有桥有喷泉，规模和气势不亚于省城哈尔滨的兆麟公园。裴磊就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操持一口纯正的东北话，语调平稳地讲述了他的故事，爱情、亲情、友情交错，跌宕起伏，即便小说家也难以構思得如此精彩，我渐渐听得入迷，忘记了采访。
2018年3月，对在宁波的裴磊进行了补充采访，他非常配合，通过微信发来了图片。
知青大返城时，我也返城了，在1979年3月份。后来我又返回来，因对象跟工作的原因。
返城前，我有一个对象，是上海的。我1971年来的，她1973年来的；我是杨浦区的，她是闸北区的。
裴磊(前排右一)与知青战友在团部合影
我下乡后，当了两个多月农工就被抽去当通讯员，干了七八个月，又让我开铁牛55。铁牛55是胶轮拖拉机，在当时很吃香。1973年11月份，营部组建电影放映组就把我调去放电影了，我等于找到一份好工作。
好工作咋来的？说来也挺有意思。我师傅下放到9连，我就在那儿当通讯员，负责连队的报纸。我师傅特别爱看《参考消息》。指导员是有话的，《参考消息》一概不让外借。我说拿去看，别让别人知道就行。1973年，各个营组建电影放映组，我师傅是1958年转业官兵，原先是南京军区放映员，让他回二营组建电影组，他第一个要的就是我。
我当初怎么看上她了？我有几个朋友在后勤，我经常上后勤去玩，她也跟着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女的长相可以，挺朴实的，说话和脾性也都挺好，就这么看上她了。没经过别人介绍，我俩属于自己看上的，彼此都有好感，但是第一次是我约的她。
1976年的一天晚上，我借了一个小学的教室，晚上外面没有灯，我叫别人传张纸条。纸条说约你上小学哪一个教室，等你，我想跟你聊聊。她接了纸条以后去了。她要是不想跟我谈她就不去了，是不？我们彼此心里已经有所那个什么。去了以后，我就跟她摊牌了，我说我发现你这个人不错，我想跟你谈对象，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今天就两个人，咱们就开诚布公地说一说，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给我一个意见。那时候谈对象都是秘密的、偷偷的，不敢告诉别人。她说对我也挺有好感的，不过这个事儿是大事，她一个人在外做不了主，这个事儿得写信跟家里说一声，把情况介绍一下。我说这可以，必须的，我也得把你的情况跟我父母说，就这样。
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她约我，也是通过别人给我一张纸条，说家里不反对，不反对就是同意，说先处着，但不能结婚。家里人想得挺远，将来不知道什么形势。我说行，先处着，谈对象不一定一谈就成，通过谈咱们互相了解，如果谈两天不合适咱们就拉倒了；谈了还不错，就谈下去。我们谈了三年就到了大返城，1978年就开始返城了。
她1979年1月份就回去了，那时候还是冬天。我告诉家里，我母亲马上办退休手续，那时候是带接班的，我母亲退休我可以接班。我是3月份回去的，比她晚了两个月。她接父亲的班，进了国营⑭企业——上海仪表木壳二厂。我接母亲的班，进了街道小集体⑮。那时小集体不如大集体⑯，大集体不如全民⑰。我跟她差了两个层次，差别一下就大了。
回去以后，第一次见面还可以，第二次见面就有了微妙的变化。感觉出来了，那能感觉不出来吗？她那个妹妹，是同母异父的，要结婚了，那个时候家具要多少条腿，电视要12英寸的，什么三卡一响。那是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没有几年，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生活水平开始往经济发展这一块走。
我在上海正好待了三个月，形势急转，哈哈哈。我那时候既没有房子，也没有钱，啥也没有。我母亲在街道工厂每月赚30多块钱，我父亲90多块钱，那时候不止90多元了，反正也不高。
在北大荒，我放电影，她在后勤养猪，我俩关系处得不错；到了上海以后，正好反过来，我俩不行了。到了上海选择对象的标准、眼光起变化了，她跟我说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给我提了不少要求。我说我啥也没有，咋整？她又说，你不能在那个单位，必须调到全民。
我刚回去，什么办法都没有。那时候不像现在送礼、走后门就可以换一个工作。对我来说从小集体调到大集体，从大集体再调到全民是不太可能，除非我爸当局长、区长也许有这可能，像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那时候我父亲都不可能把我调到他们单位去。
后来，谈了几次就崩了，我挺来气，心里一股火。一个是觉得自己挺冤的，在北大荒，我的条件比她优越，好多人就得仰慕我，说“他是放电影的，我们去场部看电影找他买票”。那时候，她是后勤排养猪的，我没有嫌弃她。她什么事儿都求我帮忙，回来时带的东西，打的包装箱，都是我给她整的。回城后，她变了。我这个人比较直爽，特别不习惯，看不惯，我觉得真不如北大荒这些人那么质朴。
当时我痛苦有两点，一是她对我感情的背叛，二是我在北大荒没有吃过什么苦，回去以后在街道的一个施工队里盖房子，盖一栋五层楼加地下一层的服装厂，九毛钱一天工资，在外面工作一天补3毛钱。
外面非常晒，水泥和沙子全是人工搅拌，拿两轮的手推车拉，哐一㨄⑱，哐一㨄，我这个体力哪受得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个人意志上不太坚强，多少人回去以后跟我一样处境，人家都咬牙挺过来了，我没有咬牙挺过来，当逃兵了。
我家还有谁下乡？我家兄妹5个，我下乡到这儿，我下面有一个弟弟，他下乡早，从小就让我母亲给送到山东老家。我弟弟跟我差1岁，我1952年，他1953年。当时，我父亲在上海外贸公司上班，工作比较忙，带不了了，怎么办？爷爷奶奶说你们也看不了，赶紧送一个孙子回来，送谁？送小的，大的毕竟好带一点儿，家里省一点儿心，就把我弟弟送回去了，不知怎么回事户口也落在那儿了。他下乡早，一岁多就下乡了。
跟家里商量了吗？商量了。我是这么说的，我说咱们家14个平方⑲的房子要住6个人，我走了能给你们改善一点儿。我下面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我家那个房子是14.5平方，5户人家用一个厨房、两个卫生间。
他们不同意，我执意要走。这个事情我父亲对我的想法意见挺大的。我母亲说，你要回来我才退的，早知道你要回去我就不退了，现在我又不能再回去做了。我父亲说，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想法，有一天你别后悔。我说肯定不后悔，你放心。
我跟农场联系，农场说欢迎。这个地方⑳当时通信设备很落后，长途可以打到佳木斯，佳木斯转总局，总局转管局21，管局轉农场，一级一级转过来很不容易通上的，通上了通话效果也相当差。写信，农场回复说欢迎我回来。那时，知青都走了，一下子把这个地方搁空了，好多岗位都没有人，我回来特别受欢迎。
我到派出所要迁户口，人家愣了。
“你真迁？”办户籍那个人问。
我说：“真迁。”
他说：“我这章盖下去就注销了，你就不是上海人了。”
我说：“不是就不是了，只要有户口就行。我不是上海户口，黑龙江户口还不行？”
我回来才三个月。
“你是不是好好想一想？你别那个什么。”
上海人确实对上海户口相当看重。
我说：“我没什么好想的，你就给我办就是了。”
我父亲特别善良，在上海外贸公司当领导那么多年，办事特别通情达理，他说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尊重你的意见。没说你要走了我们不乐意你了，这个没有。
以前一个连队的好朋友都来送我。没劝我？哎呀我的妈呀，劝了，那时候也没有手机，人家上完班下班了，骑着自行车到我家，那时候住得比较集中，我们都在杨浦区。他们跟我谈，不让我走。我那时候也怪了，铁了心就要走。
再次离家是什么心情？当时我心里特别放松，我总算是离开上海了，当时我觉得上海的感情、工作对我来说影响太大了。
我跟我媳妇过去就认识，我们是一个营的，她在隔壁的总机班，以前办公、住宿在一起。放映组两个人，我是组长，原先跟我搭档的是上海人，我们一起来的，他也返城走了。有的时候我找她打电话联系到连队放电影。我们下去放电影了，冬天不都是烧炉子烧炕吗？我们就把钥匙给她：“晚上你给我们把炉子点上，烧烧炕。”我们回来暖暖和和的，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
谁先提的？还是我。我俩经常在一起，我没事了，她值班了，我俩吃完饭就坐在一起唠嗑。她父亲是1959年山东支边青年，她家在11连。她讲他们连队，我讲上海，互相之间就有了好感，形成了恋爱关系。
我媳妇那人长得挺漂亮，个头跟我差不多，1.69米左右，大眼睛，场部有不少人骑自行车到营部22找她谈对象。好多人哪，场部机关的打电话跟她唠嗑，明显跟她说要谈对象，她最后选择了我。我俩1981年成家，1982年有了孩子。
20世纪80年代，裴磊与妻子、儿子合影
工作上一帆风顺，直到1985年全面改革，那时候提出“两自四到户”，两自就是自己给自己开工资，自己掏钱种地，四到户是什么？地分到户，还有什么我忘了。放映组自己创收，自己挣工资，当时我们有任务，一年一个连队不低于24场，一个月平均两场，好像12个单位乘24，288场。放一场电影多少钱忘了，十几块钱吧，电影机属于农场的固定资产，耗材算农场的，放一场电影交给电影公司8块钱片租。
冬天条件差一点儿，在大食堂放，太冷了，零下二三十度，什么也不烧。换片子的时候就得把羊皮袄脱了，穿羊皮袄不得劲操作。我就得了肩周炎，双肩都是肩周炎。都是放三个片，一个片一个半小时，两个片就得三个小时，有时候加上一个纪录片。冬天3点天黑了，收工比较早，4点就吃完饭，好说话的连队5点多就可以放电影，这帮人炒点瓜子，拿着瓜子就去了，放4个小时到9点。
放完电影，有时候在那儿住，有时候回来。后来，农场要求每个放映组自己配车，配车怎么配？买一个柴油的小三轮，跟现在的电瓶三轮车一样，那时候是柴油机的。小三轮大概三四千块钱、四五千块钱那样，自己掏一半钱，农场贴一半钱，这个车是你放映组的运输工具，油你自己买。
白天没什么事儿，我当组长主要是联系业务，今天7连，明天8连，后天9连。有的连队一给他打电话： “我们不看电影，你们不要到我们连队来放。”连队为了节省开支，不像过去那样欢迎放映组了，只好凭关系求人家：“今天来了一个好片儿，到你那儿放一场，改善改善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有头脑的买台镭射放映机，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去放。镭射放映机方便，在你家里就可以放，对放映队形成冲击，我们有了失业的感觉。
很多人问我，你回来后悔不后悔？我那时候嘴挺硬，说我不后悔，其实也有后悔的时候，自己创收后，经济上挺落魄的。后来上海大集体、小集体都没有了，全部重新分配，全是国营，你这个单位小一点，工资待遇往上提一提，返城那些人基本平稳了。一看他们都不错，这时后悔了。
还有两件事儿我后悔，一件是上海有个政策，知青小孩的户口可以落到上海。我回去跟我父母谈我儿子落户口的事儿，我父母特别是我父亲生气，当年你母亲为了让你回来接班提前退了休，没想到你在上海待了3个月，上海户口不要了，又回了东北。当时不让你走，你非要走，现在把儿子户口弄回来干什么？你要不走儿子不是铁定上海户口吗？生气就不同意，父母后来同意了，又有人不同意。谁？我小弟弟跟小弟媳妇。他说我儿子户口一落回来以后怕有房子的问题。我跟他们说，只落户口，别的什么都不牵扯，你以后分房子我们不跟你争。那也不行，说你现在说得好，上海这种情况太多了，说得好好的，这个不要，那个不要，最后这个要，那个也要，为了房产、遗产，打不完的家里官司。
我们想把孩子户口迁回去，让他在上海念高中。上海考学分数低嘛，就我儿子那成绩在上海考复旦、交大绰绰有余，在外省考那太难了。这事我挺生气、挺伤心，上海户口落不上，把儿子耽误了。我媳妇倒没埋怨我，埋怨的是我家里人，说我家里人不通情达理。还行，埋怨归埋怨，毕竟是大儿媳妇，埋怨也是在背后跟我说，没有直接跟我父母说。我想，我当时咬咬牙挺过来，就是不跟她23谈对象最起码在上海，儿子也是上海户口是不是？我说：“儿子，咱们也别埋怨别人了，错在我身上，你这个父亲回来了，当时若在上海结婚有了你，就不至于到今天这步，咱们还是靠自己努力争取吧。”
我儿子学习挺好，挺听话，挺孝顺的，还挺争气。他是2000年毕业的，当年考了560多分，可是我家经济状况不好，当时算了算，要供他上大学大概要8万到10万块钱，哪有钱啊？那时候我在机关，机关不发工资，工资就是到生产队去种地不要地租。我一年多的时候能拿回六七千，低的时候只能拿五千块钱。我媳妇早就下岗了，接线电话改成程控电话，程控又改成无线的，总机取消了。没有地方安排，只能自己找，哪个单位都在精简，后来组建街道办，她在那儿干两年，还是临时的，没有转正。
我儿子报的第一志愿是上海华东理工，第二志愿是上海理工，在杨浦区军工路。他向往上海？對。我说你填一个表，意思是让他报军校，军校不是省钱吗？他不愿意，最后还是填报了，最后被解放军理工大学网络专业录取了。
他到部队两年就入了党，毕业分配时，被分配到东海舰队司令部。
裴磊与儿子在东海舰队留影
儿子还算争气，分到了宁波。2013年转业，他去了宁波的一个街道办。我说宁波跟上海也不相上下。他现在挺喜欢宁波，宁波整个环境比上海好，别看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它只是一个名义，真正生活，宁波比较理想。
儿子现在成家了，有两个小孩。儿媳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行政，跟我儿子是三江一中24同学，从高中一直谈到结婚。他们在镇海买了个单身公寓，在宁波市中心买了99平米的房子，我给拿了10万元，东拼西凑把首付交了，剩下的按揭款，他俩的公积金基本够了。
裴磊在宁波儿子家里与二孙女合影
回来后，还有一件事儿，我最后悔——父母有病时，我不在身边，没有伺候他们。
2001年，世贸大厦被炸那一年。家里给我来电话说，医生说我父亲不行了，让我赶紧回去。
8月底，我带我儿子回去的，他那时候已经上大学了。我好几年没有回家，上次回去我父亲还挺好的。我回来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父亲检查出了肺癌。两年后，转移到脑子。回去看到父亲的时候，我特别难受，哭了。我父亲的个头跟我差不多，挺壮的一个人，没想到躺在床上瘦得跟那什么似的。
他认识我，笑笑，点点头，不会说话，你要是跟他说话，他听懂了就给你点点头或者摇摇头。一看到大孙子来了也是那个表情，挺高兴，也不知道看见我了还是看见大孙子了，精神状态好了。有的时候，我就给他喂喂饭，也吃不了什么，就吃一点水果，拿个匙子 [汇]25。我几乎天天陪我父亲，得尽尽孝。
我假期到了，跟家里人说，你看咋整？探亲假也到了。他们说，你就回去吧。走时告诉我父亲了，他那种感觉挺木讷的，也没有点头摇头，躺在那里望着天棚。我有点忐忑不安的感觉……
我走有半个多月吧，10月20号左右，家里给我来第一个电话，说父亲不行了，你赶紧速回；第二个电话说父亲走了，还是速回。我是老大得回去张罗这个事儿，赶紧又请假回去。那次跟我妻子一起回去以后，我请事假又待了一个月。我儿子也去了，他在南京离得近，赶上了我父亲的葬礼。
父亲当兵时才17岁，赶上抗战最后一年，在山东鲁西南游击中队，跟铁道游击队都有来往，他跟我讲过那些故事。父亲对我管教挺严，我对他一直有种敬畏的心情。我写过一篇纪念我父亲的文章，我下乡是9月份那一批，上海还挺热，棉袄和大衣都是发的。父亲说想给我买一条围巾，下班骑自行车到商店买，在我临走的前一天才买到，是棕色格子的。我感受到父亲的关爱，这条围巾现在还保存着，原来还有下乡时的乘车证，后来乘车证捐给三江知青纪念馆了。
我母亲得胃癌的消息家里开始没有告诉我。今年261月底，正好下了一场大雪，雪后两天还是三天，我弟弟妹妹打电话说老娘不行了。我说，怎么那么快老娘就不行了？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他们说老娘得了胃癌，住院三年了，告诉你有什么用？你是能来看还是能过来照顾？告诉你心里成了负担了，不告诉你还会以为她一直挺好的。你做好思想准备，我们问过医生了，怎么怎么样。
公路全封了，下完雪后一化全是冰，全封了，完了。我弟弟妹妹说，我们看了天气预报，知道你那儿什么情况，家里的事儿我们先处理了。骨灰在殡仪馆，没有送到公墓。他们说，母亲的骨灰得跟父亲殡在一起，这是最后一步，你必须得回来。我说这个肯定要做到， 3月底4月初我就回去了。
父母没了，上海的房子还有个小插曲。六年前，我母亲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老大，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儿，你看你父亲走了好几年了，房产证还是你父亲的名字，我想过户到我名下来。我说行，我也不太懂这些东西。我母亲说，你要开一个证明人家才能给办。我说需要哪儿的证明？我母亲也说不太清楚。
我打电话问我小弟弟，他说是去公证处开证明。我就去农场的司法科，司法科长给我说：“这个事儿你听明白，你父亲不在了，这个房子有一半是你母亲的，另外50%是包括你母亲和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你要是同意了，说明你把你这一份东西就放弃了。”我说，“啊？这怎么回事儿？”给我闹蒙了。他说，你这个要慎重考虑，等于同意把你的给人家了，你想再要房子要钱就没有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得跟我媳妇说。我媳妇说，你得问问清楚，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过户给你母亲？真要过户给母亲了，母亲有一天老去，这个房产还是你们兄妹的吗？
我又跟我母亲说，结果我母亲无意当中就说漏了，她说要把房产证改成我小弟弟跟她的。
我就问我妹妹和我上海另一个弟弟。他们说，老娘要把房子给小弟弟。当时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受欺骗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法院一张传票，传票是这么说的，我母亲跟我小弟弟联合起来，把我、我上海的弟弟、上海的妹妹一起告了。我一看收到传票了，这咋整啊？得回去呗，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我上海大弟弟特别有想法，我父亲是抗日战争离休干部，除了我们住的房子，还分了一套房子，我家就一个女孩，我爸就把第二套房给我妹妹了，那是一室一厅的房子，不到30平方。
我回去以后把全家人召集起来，我母亲说那就按48万分吧。这48万不是到房产公司评估的，是她随口说的。我在我家跟前房产中介看了，跟我们一样的房子最起码应该是60万。我没有计较这些，我说实在要分也没有办法，48万有一半是老娘的，24万。小弟媳妇说，24万6个人，一人4万。我妹妹说，她那4万块钱给我母亲。剩下4人，我对小弟说，你们跟父母住在一起，照顾父母比较多，我也不能要那么多，我就要2万块钱。
我的假期到了，我说你们几个商量，什么时候商量妥了，我再来签字。
这次我母亲去世我回去，没有说这个房子的事儿，当时我们几个跟小弟弟说，房子你先住着，该装修就装修，我们也不打算分这个房子，等你要过户那一天再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说？这个房子肯定有我们一份，将来小弟弟有条件给几个，拿着也行；如果我们条件好觉得一分钱不拿，我们不要了这个房子归你也可以。我跟我媳妇那么说，我媳妇挺通情达理的，我们要这三万五万富不到哪里去，没有这三万五万也穷不到哪里去。
我在上海的大弟弟条件特别好，最近买了260多万的房子。现在他不用的东西都给我小弟弟。有时候，他给弟弟打个电话，今天家里做俩菜，你上我这里来吃饭。他姐条件也不错，住得远，在宝山，不方便，有时候到市里也去看看他，给他拿一点东西，他觉得还是自己哥哥、姐姐对他好。
我上海那个对象？有联系，不过是20年后了。
我以前回上海跟知青聚会都打听有谁参加，明确告诉大家她去我就不去了，她听说有我去也就不来了。
1999年过春节的时候，我到一个好朋友那儿聚会，她也去了。我是带着读高二的儿子去的。他们特意安排她坐我边上。她有什么变化？也老了，二十年了。震惊？对，特别震惊。我们两个没有说话，我跟别人聊天，她也跟别人聊天。
“你看方便的话，给我打一个电话。”临走的时候，她跟我说。
她给我一张纸条，我就拿着了。
“你看啊人家主动跟你那什么了，你也别太那什么，该打招呼就打招呼。”过几天，朋友跟我说。
“行。”我说。
我就给她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你要有时间，我请几个朋友，上我家聚一聚？”她说。
哎呀，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挺尴尬的。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了，我朋友说，“去，大家都去。”我再三考虑，那就去吧。
她告诉我中午吃饭，让我上午就去。我就领着我儿子去了，她家住在闸北区，不是我跟她谈对象时住的老房子。去了一看就她和她姑娘在家，她姑娘比我儿子还小三四岁。我觉得挺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才知道朋友们都回避了，他们说：“你们做不了夫妻，不还是荒友吗？毕竟都是上海一起下乡的，不至于见了面跟不认识似的。”
她跟她姑娘说：“这个哥哥是从黑龙江来的，你领他去玩玩。”她姑娘挺听话，小孩一见面，说两句话就跟朋友一样了。过一会儿，她姑娘就领着我儿子走了。
家里就剩我俩了，我拿着杯子转啊转，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她先开的口， “那时如果我不这么做就觉得身价低了。你走了以后，我心里挺痛苦，别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全拒绝了。”她母亲说，“你老是沉浸在这样一种情绪里面不好，岁数也大了，还是应该成家。”别人给她介绍一位崇明农场回来的青年，比她大一两岁，也就结婚了。
我也挺同情她的，我觉得她这个人本质上来说不是很差的，可能受上海环境所迫，发生了改变，不是她的本意，我也能原谅。我说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也不想谈这些事儿，一说起来你也伤心，我也悲痛，没有必要，咱俩做不了夫妻，这次既然有这个缘分和机会，咱们还是朋友，大家谁也别嫌弃谁。
恨过她没？肯定恨过。那次以后，我俩的关系就改变了。我把当年那些事儿跟我儿子说了，我儿子倒挺理解我、挺同情我的。后来，她提出认我家儿子为干儿子，我儿子也认了她干妈，特别亲的那种感觉。
我每次回去，她都叫我上她家去吃饭，把这帮朋友全叫来，一个大圆桌坐十多个人。她家日子过得挺不错，她老公在外资企业，一年连工资带奖金、外捞，那时候就是十几万，家庭的经济状况不错。
2007年，我内退了。1968年老高中那一届下乡的也到了退休年纪，陆续地来回访第二故乡。领导说，我给你一个工作，来知青的时候，你出来接待一下，平时就在机关大楼值班室帮通讯员干一点活儿。
我内退的工资特别低，700多块。他又给我400，相当于增加了50%多一点的工资。后来成立保安大队，我就离开那儿。我是2010年年初到的这个单位，具体干什么？就是打扫卫生，一个月1000块钱。我不住老房子了，住楼了。本来没有打算住楼，我觉得我的经济条件不够，我媳妇非要住，毛坯房不到10万块钱，装修带买东西花了5万块钱，68平方，够用了。
退休金2400，比上海拿得少一点儿，上海的物价也高，买一斤菜，我们花两块钱，上海得4塊5块。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好，不管空气、水、生活环境。有钱了，出去溜达溜达玩玩，两三个月后再回来。
裴磊(左二)、刘加祥(右一)与回访知青高歌一曲
常在一起的上海知青有11个人，加上周围的，有二三十人，除了有一个身体差一点，得了脑梗还是脑出血，剩下的还都可以，没什么大病大灾的，生活很普通，哈哈哈。
八五九建得相当不错，像个花园。今年有一批知青来，说“哎呀，我们都后悔走了”。
文章来源：《北京文学》“留守知青，你在他乡还好吗” 图片来源：《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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