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之殇、露水地里穿红鞋
如果一个人肩扛百斤，那就是担负了一百斤的重量。但如果四个人抬一百斤，每个人可不是分担二十五斤，承受的还是一百斤。这不是什么科学论断，而是我的切身感受。而且我抬的不是物，是人。
为什么抬人，要解释这件事，必须先说说我们插队时生产生活的环境——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经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形成了无数的沟壑。出门就见“对坝坝，圪梁梁”，走路就要“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沟”。我们的村庄、田地，就在这沟壑之间。每日的出行、劳作，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注意别挨摔。说起来好象简单，可知青们适应山地生活，却是付出了血的代价。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我认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变，陕北因干旱，农业广种薄收，人们将能耕种的山坡全部开垦出来，造成植被严重破坏，每一场雨都会冲掉地上的一层熟土，变成了稠稠的泥浆，被黄河带到下游。所以人们说，“陕北开荒，河南遭殃”。这种流失，一时半会儿还不大能看得出来。还有一种是剧变，就是塌方。常常是大雨过后，会有一处山坡整齐地塌下来，成百上千方的土被水冲走，塌的地方就变成陡峭的悬崖。陕北的表层是黄土，内核却是一种红胶土。这土因万年的挤压，变得坚硬无比，一镐上去，常常只落下一个白印儿，老百姓称之为“立土”。窑洞打在红土上，才结实耐用。红胶土形成的山梁，奇峰林立，壁如刀削，千年不倒。若作景观，倒是好看。只是生活于此，危险便处处存在。
上工途中，经常要过崾崄。崾崄是指两山之间一道窄窄的山梁，路窄处不过一尺来宽，两边就是峭壁深谷，毫无攀附之处。刚插队时，每次经过，我都会两腿发抖，胆战心惊。
劳动中，还要注意避开可怕的“哨眼”。“哨眼”通常直径有两三丈，直上直下，黑洞洞的，深不见底。听老乡说，这是因为地上有鼠洞，经雨水多年冲刷而成。坑边多有茅草掩着，不到近前还发现不了。
我们的地在坡上，地畔即是崖边，每日里窜上窜下，耕作打柴，稍不留神，就会出事。偏偏崖上柴草最盛，常常引得人去冒险。陕北虽然产煤，但当时的农民，很少有买得起煤烧的。每日上工，必须捎回几把柴来，晒干备用。高原植被不旺，平地的柴草还没长成，就已经被人砍光了，陡坡崖畔仅存的植物，就成了人们最后的争夺。所以在陕北地区，每年都有人畜摔死摔伤的记录，成为当地一害。知青们脚嫩，免不了磕磕绊绊，摔伤之事常有发生。
我们队就有两个知青摔伤，一个男的叫李兴，胆大率意，不肯服输，打柴专往险地方去，终于有一天从崖上掉下来，折断了手臂。还有一个女知青王昕，收工从崖边走，一脚踩到浮土上，人随着土块一同坠到崖下，摔得浑身青肿，昏迷不醒。
人命关天，情况紧急，不容耽搁。老乡们砍了椽子，绑成担架，急忙往县医院送。这两次抬人，我都参加了。
县城离我们队近三十里，山路崎岖，为了抢时间，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着从山上冲下来。上坡下沟，坡度很大，为保持担架平稳，有时一方必须将担架高举过头，而另一方则要猫腰前行。窄的地方，人们还得侧身而过，身子歪到路外。担架压在肩上，死沉死沉的，我想不到一个人躺着会有这么重。人们喘着粗气，脚步砸在路上山响，急行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抬的人不时更换，等走到县城，几乎所有的人都累垮了。所以我才说出开头的话，道抬人之艰辛。
我的师哥黄新亚，身单力薄，却敢在“哨眼”边搂柴，一不留神栽了进去，好在坑底是厚厚的浮土，才没有粉身碎骨。昏迷了许久醒来，发现坑底有一个洞，爬将出来，被人救起。他回忆道，醒来时，只觉得坑口的天格外的蓝，白日里居然能够看见星星。我想这绝不是臆造，又有谁能在那个地方望星空呢！
我也摔过。有一次在坡田上犁地，行至崖畔回牛，我使劲拉着犁把儿，大声吆喝着，迫使牛掉头。不想犁把儿突然断了，我失去了重心，一个后滚翻就栽了下去。好在崖并不高，下边是耕过的虚土。我肩部重重地砸在地上，人折了一个滚儿，躺在那里，半天没明白，怎么就下来了。虽然侥幸没受硬伤，但突然的惊吓，还是让我在窑里躺了两天，才缓过劲儿来。
然而比起韩小顺来，我们都是幸运者。我们今天能坐在北京回忆往事，而韩小顺，却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韩小顺的死，是我们公社知青心中永远的痛。他是我们北京十三中的同学，插队在延长县刘家河公社刘党家沟大队。在学校时，他是体操队的成员，在双杠上练就了一幅好身材。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女孩子们说的“帅哥”。仗着强健的体魄，在生活中也显出强者的姿态，胆大敢为，不输人后。却不想，偏偏是他，成了最早的牺牲者。他死的时候，我们到达陕北还不足两个月。
我还记得，那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底的一天傍晚，我到公社大院去取信，推开一间窑洞的门，只见屋中停放着一具担架，上边用被子严严实实地蒙着，几个人垂头丧气地呆坐在炕边。我认出是刘党家沟的知青杨家樯、向泽等人，我以为是有人病了，要往县上送。还没等我开口问，杨家樯看见我，指着担架道：“陈幼民，你来了，这是咱们小顺兄弟，他，摔死了！”他声音不大，却似晴天霹雳，惊得我汗毛倒立，张口结舌，不由得打起冷战。陕北生活虽然苦，我想到过累，想到过穷，想到过病，可就是没想到有人会死。而且死在我面前的还是坐一辆车来的同学。
隔了一会儿，杨家樯慢慢讲起事情的经过。上午大家都在山上掏地，休息过后，却不见了韩小顺的踪影，时间一长，众人觉得不妙，四处喊叫寻找，最后，在一处悬崖下发现了他。他头朝下趴在山坡上，口吐白沫，已经昏迷不醒。周围有一些散落的土块。众人急忙抬着他往县城赶，送去医院抢救。可生产队离县城有几十里，山高路远，刚走到半路，韩小顺就没了气。
杨家樯说，韩小顺摔下去的山崖顶上，有几棵较粗的梢柴，大家猜想，他一定是想够到那柴禾，却不想脚下的土塌了，才掉了下去。那处悬崖有几十丈高，直上直下，一般人看了都眼晕，谁敢虎嘴拔毛，否则，那几根梢柴也不会留到今日。
韩小顺静静地躺在担架上，周围是一群伤心惊恐的弟兄。我无话可说，不知是该安慰他们还是安慰我自己。我没敢掀开被子，看看韩小顺的脸，因为我惧怕死亡。我甚至都不记得，我是怎样离开的那间窑洞。回村的路上，天已擦黑，我一路狂奔，漫长的上山道，我竟一口气都没歇。回到家，浑身透湿，人都瘫了。我们队的知青听了此事，个个变色，唏嘘良久，彻夜不安。
兔死狐悲，要知道，我们当时还只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响应号召，告别父母，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城乡生活的转变，已经使我们精疲力竭，哪曾想到，还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只对韩小顺一个人，我们谁都有可能遇得到。那时人们虽然还没有安全感的概念，但已有了丧失安全感的恐惧。我只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人孤零零被撂在山顶上，四周没有依靠，生死存亡，全得靠自己了。
这件事，给全公社的知青和乡亲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有的生产队开始禁止知青自己打柴，让各家各户给知青送柴烧。时间长了，知青们也过意不去，人家打柴，难道就没有危险吗，还是得自己动手，只不过，危险的地方是再也不敢去了。后来，知青们也学会了山地劳作的安全常识，行至崖边，先用镢头探一探，土是否结实，在坡度大的地方，先掏好了脚窝，站稳了再动作，山路陡的地方，脚要撇成八字，才走得稳。要说再教育，这恐怕是最深刻的第一课。
过了几天，就是清明节，公社为韩小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韩小顺的父亲和姐姐特地从北京赶来。这时我们才知道，韩小顺母亲已经去世，他是家里惟一的男孩。葬礼我没有参加，以下的情况都是听同学说的：小顺的父亲是一位电影演员，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整个葬礼过程，他表情严肃，没掉一滴眼泪。他只说了一句感谢为韩小顺举行葬礼的话，就再没有出声。韩小顺的姐姐则泣不成声，悲痛欲绝，不能自持。葬礼过后，父女俩回到窑洞歇息，几个同学不放心，悄悄跟了去。又不敢打扰，在门口偷看，只见韩小顺的父亲抡起拳头一下砸到炕沿上，仰天长啸：“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说罢，父女二人抱头放声大哭。我的同学讲到此处，已是满眼泪水。听者皆戚戚，无不动容。相别方两月，阴阳天地分。再通达的人，也承受不了。
小顺的坟，就在公社院外的公路边。来往的人们，都可以看得到。虽然那时，我们常用“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但看到小顺的墓，我们还是觉得，死人的事最好还是不要发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不管环境多么艰苦，都要好好活下去，不仅为自己，也为了关心你的人。
后来，知青伤亡的事仍有发生。延河对岸安沟公社的张大力，是队里的赤脚医生，同年底，在出诊途中不幸坠崖牺牲。还有两位女知青，在塬上秋收时遇雷击身亡。至于摔伤者就无法统计了。
“山之上，国有殇，”这些年轻的生命，长眠在这片他们为之流过汗水的土地上。就像刚出土的庄稼苗，远没有等到收获的季节，就夭折了，令人惋惜。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因为这段历史，是生者和死者共同创造的。不管人们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它总能为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不该再写这些伤心的事，遗忘或许是医治心灵创伤最好的方法。我们已经遗忘了太多的事情，却不能求得心里的平衡。起码我们应该从这些事中知道，生命的价值，无论多与少，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受到尊重。
当年做编辑时，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知青文学作品，这大都是岳建一、刘延庆等同事的功劳，但和我也有一定的关系。其中两本，书名都带有“青春”二字，一本是《走过青春》，黑明的作品，我的责编。还有一本叫《苍凉青春》，为当时还在陕西的作家白描所著。这本书不是我责编，但组稿过程我是参加了的。
那是在一九八七年，我随总编辑南云瑞到西安组稿，住在止园宾馆。老南是陕西人，和家乡的作家们很熟，一时宾客不断。来的朋友们先不叙旧谈稿子，而是到浴室里去洗澡，那时家家户户几乎都没有洗浴设备，所以有机会到大宾馆去看朋友，顺便洗个澡，好像是一种惯例。
白描是一天下午来的，他没有洗澡，一坐下来，便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正在写作的一部纪实文学书稿，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在陕北y县，尚有一些嫁给当地农民的北京女知青，她们未能像同伴们一样飞走，而是默默地隐匿在古老纵深的黄土腹地，命运似乎注定她们要永远这么悄悄地呆下去。他采访了大约四十几个人，根据其中一些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事，写成了这部书。
作家白描
我感到很吃惊，因为那时距离插队已过了近二十年，我们早已改变了身份，新的领域新的挑战应接不暇，插队的事便丢在脑后，很少记起。想不到对于我们已经成为过去时的生活，对那些女知青来说还是现在时，不仅社会很少知道她们的事情，就连我们也遗忘了她们。
白描有些激动地讲述着，程幼芬、沈小兰、王村钰、梁海燕、赵晓华、李娅……，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名字，一段段让同样是知青的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的经历，勾画出知青运动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其中有一个叫郭爱荣的女知青，她的故事让我难以忘怀。
后来白描在书中这样写道：“与她（指北京知青梁海燕）和王村钰同时招出来的郭爱荣，也是一个嫁给当地农民的北京知青，被安排在楼底供销社工作。
郭爱荣的丈夫是个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之徒，郭爱荣工作后，他便不在农村劳动了，天经地义地住在郭爱荣那里静吃静喝，当上了无所事事的‘随干家属’。郭爱荣三十几块钱工资，既要养活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又要养活丈夫，本人身体又不好，弄得相当狼狈。即是如此，她那个丈夫也不让她轻松——闲呆着腻味，就去钻赌场。郭爱荣很老实，只有丈夫呵斥她的份儿，她不敢说丈夫一句。别人都指她丈夫的脊梁，她却甘愿忍气吞声。
正月十五那天，供销社的灶上吃粉蒸肉，三毛钱一份，郭爱荣买了一份。刚端回屋子，丈夫从外边回来了。一进门脸上气色就很难看，她知道他肯定又输了钱。这个时候她更不敢招惹他。她悄无声息地把饭菜摆放好，准备和他一块吃饭。谁知他一见那碗粉蒸肉，顿时怒火中烧，冲着她厉声呵斥起来。
‘吃肉，吃肉，钱哩？没有钱还爱吃肉，退了去！’
丈夫硬逼着她把那份粉蒸肉退了去，郭爱荣端起碗，眼泪蓬蓬，硬着头皮把端回来的菜又送回灶上。
正月二十三，郭爱荣莫名其妙地病倒了。这天梁海燕刚从北京回来。她去看郭爱荣时，王村钰也在那儿。郭爱荣关着门，脱了裤子，把布鞋脱下来，用鞋底在腿上身上狠劲地蹭。她说头晕、恶心，浑身痒得难受。不见郭爱荣的丈夫，毫不懂事患有心脏病的小女儿，看见母亲的样子很可笑，兴高采烈地在旁边看热闹。
‘你男人哩？’梁海燕问。
郭爱荣说不知道。
这天夜里，郭爱荣发起高烧来。半夜，男人回来了。他说郭爱荣是着了凉，不要紧，扛一扛就会过去。天明时，他又不见了影儿。
第二天，郭爱荣高烧不退。卫生院几个医生来看过，诊断不清是什么病症。楼底卫生院不能化验，药物也不全，医生建议送到兴寺坪地段医院去看看。
供销社派人把郭爱荣送去了。
三天后，郭爱荣死在兴寺坪地段医院里。是什么病，一直没有弄清。
梁海燕和王村钰去兴寺坪，和供销社的人一块把郭爱荣的尸体运回楼底。拉尸体的还有郭爱荣的丈夫，他是在郭爱荣快不行时，才赶到医院的。
郭爱荣的丈夫给北京郭爱荣家拍了电报。
不可能等到北京家里来人才下葬。埋葬郭爱荣那天，梁海燕和王村钰去送葬。一路上她们泪水不断。在墓地，她们终于忍不住，搂着郭爱荣留下的那个可怜的患有心脏病的女儿，放声大哭了一场。
将近一个礼拜，郭爱荣的弟弟才从北京赶来。这位弟弟来后什么也没说，去坟上看了看，住了一夜，第二天便把郭爱荣的女儿一领，回北京了。”
白描没有把郭爱荣作为他书中的主角，仅有这一点描述，但在那个下午，却用了很长的时间讲她的故事。白描说，他还专门到郭爱荣住过的窑洞去看了看。可能是人们忌讳病死之人的缘故，那间窑洞一直没人居住，窗户纸都已破烂了。他往里边瞅了瞅，只见窑里空空荡荡，除了炕上扔了一个铺盖卷儿，什么都没有，他想，如果不是病人盖过的，恐怕连这点东西都剩不下。
白描回过身来，心里只觉得凄凉。一个美丽的生命，一个和千千万万知青怀着同样理想来到这块土地上的女孩子，就这样没了。知青们像大潮一样地退去了，寻找各自的未来，曾经的热闹与喧嚣早已烟消云散，而她，却孤独地长眠在这里。
郭爱荣的命运令人唏嘘，除了寂寞的煎熬，劳作的艰辛，她还承担了比其他女知青更多的痛苦。我想象着郭爱荣含着泪端着三毛钱一碗的粉蒸肉给人家退回去时的样子，那种屈辱与尴尬，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
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只要两个人愿意，城乡应该不是障碍，我们不能说嫁给农民就是悲剧的根源。但郭爱荣的婚姻，的确是她不幸中的不幸。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郭爱荣走到了这一步，为什么偏找了一个“二流子”的男人，在丈夫的跋扈欺辱面前，选择了怯弱和忍耐。如果这事发生在旧时代，或许还可以理解，但郭爱荣毕竟是一个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城市青年，在出现过争取婚姻自由的“刘巧儿”和以死抗争的“蓝花花”的陕北，在众多风风火火的女知青冲击着乡村传统的婚姻观念的时候，在“铁姑娘队”“半边天”叫得震天响的二十世纪，却依旧扮演了逆来顺受的悲剧角色，叫人不可思议。
一个下午，我和白描都在议论郭爱荣的故事。我不明白，白描也不明白，后来听说这事的许多知青也不明白，大家都在问一个同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认为郭爱荣的悲剧是她个人懦弱的性格造成的，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不假。如果这事发生在有点脾气的女士身上，兴许能把那碗肉扣到男人的脸上。但我们应该想到，依郭爱荣这种性格，倘若不是因为社会的变动和外力的缘故，又怎会跑到千里之外的乡村去插队呢。当年一声令下，想去的不想去的能走的不能走的一锅端，个人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郭爱荣被这个大潮裹挟着，不知道迎接她的会是些什么。她不像那些有抱负的人想大干一场，也不像有些成熟的人早就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她是一个弱女子，只想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处在知青这个群体中的时候，她多少还能得到同伴的安慰与照顾，但当知青普遍离开，留下她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的压力，那种无助和恐慌，对她而言想必更甚。此时她又能依靠谁呢，或许因此她选择了婚姻，尽管这婚姻是如此的不堪。我觉得，郭爱荣的忍辱，缘于对命运的绝望。男人再不好，可能也曾给过她温暖，家再穷，至少还是一个可以让她蜷缩的地方。
也许有人会说郭爱荣只是一个极端的个例，因为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安地到达了彼岸，但是，我们能说那些落水者只是因为水性不好吗。
任何一个知青的命运，都是知青整体命运的组成部分，没有被轻视和遗忘的理由。今天我们这些过来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除了想到自己，也应该想到那些留在了路上的人。况且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在全国的知青中，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伤害的女知青可不止一个两个。对于她们的遭遇，至今无人忏悔，无人负责。如果说当年我们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帮助和保护她们，那么今天，在知青记忆墙的上面，无论如何也应该镌刻上她们的名字。
文章来源：陈幼民著《崖畔上开花》、陈幼民博客 网络配图
陈幼民，1951年生于北京。“文革”中毕业于北京第十三中学。1969年赴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刘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1971年底进延安汽车修理厂当工人。1973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调回北京，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后任副总编辑。2011年退休。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家生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绘画、摄影、文学等方面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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