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想家想的掉眼泪，我也不能走
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
想家想的掉眼泪，我也不能走
采访手记：
我去过创业采访过四五次。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春雨蒙蒙，淡烟深锁“换新天”。
我在“换新天”下了火车，站名让我油然想到毛泽东词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来之前备过课，这地方过去叫“火烧孟”。 1968年12月26日，也就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发表四天之后，一支由3个农场抽调的441人的队伍开进“火烧孟”，伐木建场。那时的“创业”还不称为“创业”，叫6师61团。
创业农场位于三江平原中心枢纽地带，南邻七星河、东南接挠力河、北依别拉洪河，湿地湖泊星罗棋布，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是北大荒为数不多的“两通”农场（通公路和通铁路）。
创业给我的第一印象，这座农场仿佛被岁月遗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场部在建场初期的平砖房。两趟房子和两道围墙构成一个院子，办公室的门都冲着院里。两扇像农村公社似的铁栅栏大门冲着一条沙石路。场部附近也都是灰突突的老房子，房龄跟场部不相上下，而且都是小平房，整个农场连一幢楼房都没有。
总场工会主席王长国听说我要采访全国第八届人大代表、上海知青张春娟，一脸歉意地说：“她所在的19队离总场场部20多公里，不通公路，一下雨就什么车都进不去了。”
我望一眼窗外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雨，心里汪起一片水泽，犹如灰蒙蒙的天际处有一个岛，一个登不上去的岛，沮丧像雨雾似的在心里弥漫着。
十几年后，我再到创业，那里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高楼林立，场部已迁到一幢现代化的办公大楼。19队已通公路，即便下七七四十九天雨也不会将我隔到外边进不去了。可是，那几天偏偏没下雨。巧的是在场部遇到张春娟，跟她去了19队，去了她的家。
我是1971年9月下乡的，我爸是上海一家起重安装队的驾驶员，我妈是工厂技术员，我是家中老大，我妹身体不好，下面还有俩弟弟。我说我下乡，让他们留在城市，我就来到创业19连，40多年没动窝。
那年，我和我的丈夫张宪金，和另外7户人家承包土地搞家庭农场，结果赔了钱。1340元，这笔钱在当时算很多了，我的工资才30多元。
张宪金不是知青，他爸是山东移民，他在北大荒出生。当年我嫁给张宪金，我爸妈反对，他们想让我回上海，怕的是嫁给外地人就回不去了。
我个子小，我现在胖了，刚下乡时挺瘦的。上海长大的嘛，到这儿干啥啥不行，割豆子割麦子，人家干到老远了，我落在后头，张宪金开拖拉机过来送饭，让我吃饭，他拿起镰刀帮我往前撵一撵。
后来，我去马号喂马，铡草、烧水，他看了也过来帮一把。我胃不好，食堂的馒头吃了就痛，他一两天回趟家，带点大米回来。他人挺老实，在连队干活干得好，年年都是优秀。以前找对象都找本分的、老实的、不滑头滑脑的，我们俩就谈起来了。
我这人要强，啥事都不落后，第二年就当了班长。下乡时住帐篷，转年我带着班里的8个女知青割草和泥，8天起了一幢房子。
我和张宪金是1976年结婚的。为啥没找上海知青？得找个本地人，能干活，找个知青，两口子净干仗。
我结婚时，家里什么东西都没给。我爸妈反对我嫁给外地人，我爸妈想，我不结婚兴许还有机会回去，跟了他就回不去了。结婚两年多，我们家一封信都没来。后来有了女儿，我舅舅给我和我爸妈往一起拉，他说孩子在哪儿都一样，我爸我妈也就通了，写信叫我回去。
我带着18个月的老大回了家。我妈见到我哭没？哎呀，哭了，那能不哭吗？下乡两年时回去一次，结婚以后再没回去，几年没见爸妈了。在上海过完年，我就要回来，我妈说你工作比较累，就把孩子放上海吧。老大在上海上了托儿所，我妈天天接送。
再回上海，我已怀了老二，我妈说生完孩子走吧。我在上海待了三个多月，生下了老二。刚坐完月子，张宪金那边来信了，队里着火了，他把胳膊烧了，晚上住院打针，白天到修理厂修车。他是车长啊，车不修，春天怎么干活呀。我就抱着出生32天的老二回来了。从上海坐火车到福利屯，换车到建三江，再到创业，再到连队，那时候走一趟挺困难的。
老二3岁了，我又回上海，张宪金也跟了去。那时，家里还是反对的，他在我家待了不到20天，我妈就撵他走。我妈还是那个想法，他是外地人，跟了他怎么返城呢？我妈心里一直是有火的。她说，虽然有了两个孩子，将来我姑娘还是要返城的。就是这么个想法，我妈说什么也看不上他，他只好自个儿先回来了，我在上海过完年才回来。
我妈让我把老二也扔在上海，她说你赶紧回去干活，我那时在农工班当班长。现在当官的不干活，以前当官的全凭干活，哪有不干活的，你不干活谁听你的，是不是啊？我妈怕我干活累坏了，让我把孩子放她那儿了。
我妈、我爸、俩弟弟都来过北大荒，夏天过来。过来干什么？我的孩子在上海啊，送孩子回來看看，住一个来月，再把孩子带走。我妈觉得北大荒不行，那时候我在连队，刚有电灯，吃的水是挑的，辘轳把儿摇的井水，不习惯。
那么小的孩子扔在上海，想不想？也想，咋不想呢？
1984年，回上海的调令开出来了，我和张宪金都找着了工作，我们家在上海长宁区的老房子那时还没拆迁，六几年盖的。盖房子那会儿，我借个三轮车晚上到处转，把烧水的老炉灶的炉灰渣要回来，打成煤砖。那时的房子都是煤砖垒的。我和我妈天天垒，把房子垒了起来。三层楼，我爸老早有话，你们谁也别想，二楼的房子给你大姐留着，她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住。我们要是返城，家里有30平方米的房间给我们住，返城知青没几个有这条件。
我拿着调令去找管财务的副场长，我说我要回上海。
副场长说：“不行，你还挂着1340元账哪，你要走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还上。”
我赌气地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不走了！”
1984年没走，我就跟张宪金说，咱得好好干，争口气。
1985年不联户了，自个儿干，我们没别的能力，就是干，那年我们包了450亩地。他种地，我养猪，养了好几头老母猪，打预防针，看着猪下羔子，全是我自个儿来。那时候哪有时间唠嗑呀，我们俩经常累得坐在那儿就睡着了，好在俩孩子不在身边。
什么时候接回来的？老二是上完六年级回来的，回来上的初中，就留在北大荒了。老大上初中时回来读了一年，后来上面有政策，知青子女可以返城一个，我们就把老大户口办回去了，她也回了上海。
到年底，我们不仅还了1340元的欠债，还成了万元户。那年场部商店进了一台18英寸的大彩电，别人都没有钱买，书记就做我的工作让我买。我就让他们把电视送到我们家来。那时万元户相当了不得了，尤其是像咱这种地的，搁现在种地一年收个几十万都不稀奇，那时算是挺好的了。
1986年我评上劳模，1987年当了连队工会主席、富锦市政协委员。1988年当上黑龙江省总工会委员。1993年当上全国人大代表。
中间吧，上头想把我调到农场的城建局，张宪金没同意。他比较老实，就知道闷头干，他没同意，连里的老百姓也不让我走，他们说在哪儿不一样啊，当时我想也行，哪儿都一样，我就没走。
2002年我摊上什么事儿了？为人担保贷款欠了44万的债，张宪金那一年也走了。
1987年，我在连队当工会主席，连队搞分片包干，一个干部负责包干一片，有些贫困户和外来户包了地，没钱买种子化肥，地种不上。地种不上，负责包干的队长就得下岗，咋能让他下岗呢？我这人心肠热，谁家种地种赔了，过年过不去，我就拿出钱帮他们，杀了猪也不忘给他们送点肉；我家猪下羔子，谁家没钱抓羔子，我就赊给他们，猪养大了，卖掉后再把钱还给我。另外，我每年都给学校捐钱。
贫困户和外来户跟人家借钱，人家信不过，说，叫张春娟来，她来，你要多少给多少；她不来，一分钱也拿不走。你说我能不去吗？我去了就痛快地把钱借给了他们。
农场也有人找我说：“我老了，手里有点儿钱，你帮我放出去吧。”
我说行，都是老同志。
我年年给贫困户和外来户担保，借个二十多万三十多万，到年底他们给我送过来，我再挨家挨户登门还钱，你两万，他三万，连本带利一起还上。
2001年春天，我给13户担保借了44万。
7月31号，黑龙江省组织劳模出去疗养，我提出带张宪金，领导同意了。我俩出去玩了一趟。回来后，他说后背疼。我说是不是爬山累着了？后来一直疼，去医院看，怀疑是肾结石，去建三江农垦分局医院拍了CT。结果出来，医生把我叫到一边，说可能长东西了。我就领他去了佳木斯医院，确诊是癌症，肝癌转移成淋巴癌。在佳木斯住了一段，听说上海的医院好，我带他去了上海。
在上海做了手术，拆线后出了院。一天50块钱，在附近租了间房子，白天去医院放疗化疗，半个月后，我把他领回了北大荒。我说回家吧，咱回家养。治病前后花了14万，家里的钱全花光了。
年底稻子还在田里，大雪压下来了，那时候没有机器，都是人工打稻。下的雪白天化了，晚上冻成冰溜子，有冰的稻子不好卖，一块钱4斤、一块钱3斤，就这么卖的。
那一年，农场没一户挣钱，全赔。我家也赔了21万元。
腊月十九那天，张宪金走了。
我妹妹跟我大姑爷从上海过来了，知道我太困难了，要把我接走。
大姑爷说：“妈妈，你回家吧，别在这儿遭罪了。”
想上海的家不？想家，想得掉眼泪，我也不能走。我想，欠着人家钱呢，人家坑我，我不能坑人家啊，我不走，等我把账还清再走。农场有个人欠20来万，跑了。我欠40多万，也该跑是不是？但是咱不能那么做，这样我就没走。
2002年春天，该种地了，我担保的13户人家，还不起债开始往外跑，有跑江苏的，有跑大连的，就剩下两三家。放款的人收不到钱，就上我家要，住在我家不走。来多少人？多倒是不多，两三个、三四个，那就够烦的了。我说，你们不要逼我，既然我担保了，我会还给你们，一家家慢慢还，保证一分不差，我做人要做到这儿。
我还说，你们等等，别着急，等粮卖了，我给你钱。他们还是天天来，一天一趟，给我烦的，感到没活头了，就想到了死。
种8号地的刘树利感觉不好，从后面追来。刘树利心细，一看我不见了就开着我们家的车到处找我。在桥上找着我了，他把我拉回来。我就哭，恨自己，当时不该管这事，队长下岗就下岗呗。不管么，地种不上，多砢磣？后来，我慢慢冷静下来，细想想，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吧。
刘树利是外地的稻农，1995年来农场的，老婆跟他离了婚，带着一个10多岁的儿子。他跟张宪金关系很好。张宪金病重时，他围前围后地侍候。张宪金临走时跟他说：“刘啊，我不行了，你帮忙照顾这个家吧，你张姐人不错的。”
他说：“哥，你放心吧，没事儿。”
刘树利的8号地种的是大豆。张宪金走后，刘树利说，我给你地里干活，你家的机器帮我把地耕耕。我说行。
那两年，跟债主说啥也不听，天天跟着我，看着我，怕我跑了。我说，放心吧，我是省劳模，不带干这事儿的。一次，见那黄瓜馋得不行，我跟那看着我的人说，给我几块钱，我买两根黄瓜吃。他说没有，一分钱没给我。我恨死他了，发誓不能穷一辈子。
到了秋天，粮食收下来，他们上地里看着，三轮车就堵在稻堆边，晚上住在地窝棚里，怕我偷着把粮食卖了。我说先让我把公粮交了，剩下的你再拉走。本来收完稻子可以放一放，等价钱往上涨涨，他们等不得，一公斤一块钱就卖了，后来涨到1块6。
刘树利总去地里帮我干活，别人就起哄。后来车坏了，就叫懂车的技术员帮我们修车，技术员是男的，他家里的就闹，那意思我丈夫没了，怎么怎么着。这时，刘树利对我说：“你也别嫌我穷，我也不嫌你岁数大，我们俩一起过得了。”
刚开始我不同意，我1952年生人，他1963年生人，我比他大十来岁呢，后来想想也行，就这样我们俩到一块儿了。
我和刘树利一年到头待在地里，不请零工，所有的活计都自己干。那时实在是太累太累了，张宪金的侄儿原来在我们家帮工，看以前我们家过的日子在连队是一流的，现在没好吃、没好喝的，还那么累，也跑了。
2004年，刘树利领着一帮人在地里插秧，我回家做饭，正做着呢，就听头顶噼里啪啦地响，以前的房子都是拉合辫的，我往房顶瞧，没瞧出什么。我就走了出去，一看，稻草苫着的房顶冒烟了，敢情是烟囱年头久了，着火了。我就往外抢东西。人家刚买的农药放我家了，农药是大事，我就抢农药，插秧的钱有一万多块，放在柜子里，都没抢出来，还有手机、电话啊，统统都烧了……
我打电话给我爸，我爸第二天就让人汇钱来了。我只要有事，跟我爸一说，我爸就汇钱过来。有时候要买柴油了，我给我爸打电话：“爸，没钱买油了。”
我爸说要多少，我说打个几千吧，我爸就打过来。我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爸妈的岁数也大了，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才跟他们张口。我们家的人其实都挺好。
2008年，我和刘树利包了1000多亩地，整个连队就数我包得最多。到年底，40多万欠债全部还清。
我现在过得挺好，连队拆迁，买了两套房子，还买了一个车库。去年买了一辆宝骏汽车，整个下来不到13万。我不会开，都他开，刘树利开。
刘树利的儿子结婚，给他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这孩子初中毕业后出去干了几年，回来他爸就不让走了，说得找媳妇了，赶紧找，找着了赶紧结婚。
还有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我们老两口儿住着。
老大工作？我不打听，也不知道。老大回来读初中那年还行，回来也适应，户口办回去后，她再回去就嫌我这儿不好了，现在条件好了，更嫌这儿不好了，跟我没感情。
后悔不？后悔也没办法，我那时候为了干活。从小没亏了她，没缺她吃，没缺她花。我跟她爸俩人一个月挣60多工资的时候，每个月往家给她寄钱。我妈、我爸都惯着她，到现在40多岁了，啥啥不会干。我们家姑爷行，姑爷到家，洗、涮、做饭，全是他。不过，他很少来北大荒，没时间来，上班呢。
老二在农场成的家，她在学校工作。
我的地有460多亩，前年作价65万，给老二了。我岁数也大了，腿骨质增生，走路都走不动，种不动地了。孩子们愿意种地，叫孩子种去。收入咋样？收入还行，不行她不能种啊。我退休金2700多块，刘树利没有，他是农村的。没病没灾的，够用了，有病有灾就不大够了。
上海的老房子早就动迁了。我大弟弟、小弟弟、我爸妈各分了一套。我爸妈那套81平方米，那时候我妈有病，我妈看病，以及我妈过世的钱都是我拿的。我爸对我弟弟妹妹说，这房子给你大姐留着，你们谁都不能动。我爸想，哪天我兴许就回去了，得给我留个窝。现在那房子值几百万了。我跟他们说，还有个爸呢，咱爸大家管，这房子将来卖了大家分。那时我若在上海，动迁时不也能分一套，是不是？
总的来说还行，反正人在哪儿待习惯了，就觉得哪儿好。在上海，也行；在这儿，也行。这里嘛，肃静点；上海嘛，热闹点，也就这样。你想，我当初要是回了上海，劳模也不一定当得上，全国人大代表也不一定当得上。这个地方小，你有一点成绩别人就看到了。从政治上讲，这里强；经济上嘛，上海也未必强多少，上海跟我们差不多的也不少。
摘自：“留守知青，你在他乡还好吗”一文《北京文学》2018年10期 图片来源：建三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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