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五十年代 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生于五十年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老知青家园

珍贵历史影像

五十年代的中国

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

作者：朱普乐

写一写衣食住行，看似小事。然而行文中却力难从心。如白头宫女说开元天宝之遗事，讹错乖张挂一漏万都在所难免。又想，仅记录自己知道的那些琐碎事情而已，不必求全，也不必求同。

那时候，职工工资先是“供给制”，后为“工资分”。1956年实行“薪金制”。此后二十多年一直未增加工资。以本人为例：1961年中师毕业参加工作，第一年实习工资每月29元；一年后转正定级每月34元(后改为行政25级34.50元)。一直到1978年才开始第一次调资，增加到每月40元。

收入所得月月不够用，是很多人常有的事。工资一发，首先把全家的油盐柴米买齐，如此便已所剩无几，其他开销只能量力而行。单位一般都成立“储金会”，由财务人员主持经办。每月发工资的时候，每人扣存5元钱(各单位自行约定数额)。手头拮据时可以向“储金会”借款，下个月发工资必须扣还；不够再借。故此常有人一边领工资一边借款。捉襟见肘，窘境层出。

亲友熟人间还有一种“凑份子”的“互助会”：约定每人每月交钱若干，轮流由其中一人所得（轮流顺序经协商或抽签而定）。目的是用来“办大事”。

衣

1953年，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饭被权力者死死控制。当局按年度发给老百姓一定数量的布票，用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均属其内。正常情况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不等。听人说，最少的一年只发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内部按不同需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考虑使用。年岁大的人衣着不必讲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给年轻人用。一家几个孩子，总是只给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旧衣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会丢弃的，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致补丁垒补丁是常见的事，不以为怪。冬季发棉花票，用以购买弹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仅几两，根本不够。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汇款金额发给“侨汇券”，能买到一些市场上紧俏商品。然而对我们小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只是偶尔听闻，见都没见过。我是听同事荣求立说的，她是上海人。

百货公司偶尔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几二尺几三尺几不等；推出清仓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减收布票，众人纷纷排队抢购。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来做内衣内裤；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认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来做无袖圆领衫，前胸一块后背一块，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挂了两块小图版，怪怪的。有时候也推出毛线、球鞋等商品，很罕见，女人们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兴几天。有些商品平时也是凭票供应——不定时地、“稀里八岔”地发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百货公司到了货也可能对外发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卫口、农林口等)、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几千人才能摊到一张票。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问津。

后来有了尼龙袜，有了“的确良”，不收布票，又是新产品，成为时髦，为众人所追捧。一次，荣求立从上海回来，送我妻子一件“的确良”短袖衬衣，笔挺，耐磨，洗后很容易干。我们很高兴，总算开了一次“洋荤”。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不透气，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衣不蔽体的岁月，哪里会挑剔透气不透气？

一些大的厂矿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围裙、劳保鞋、棉纱手套……人们常常将棉纱手套积攒下来，织成背心、套头衫，很实惠。还有人弄(买)来一个个口罩，拆开来拼成蚊帐。真有雅兴，令人嗟叹而又羡慕。

更羡慕百货公司职工。他们得风气之先，偶尔能买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价廉物美。相比而言，他们的女职工一般都穿着入时，头光面光，鲜活洁净。所以有民谣称：“百货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们平时克勤克俭，万般节约，过年时总要想尽办法给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袄，或罩褂，或裤子，或帽子；让他们喜庆喜庆，高兴高兴。高兴之余，不免调侃一句：“要想富，过年穿新裤。”

从记事之日起，就没断过补丁衣服。个子长高了，裤脚短了，就续上一节；找不到同色布，常续成两种不同颜色。一条裤子着力处起毛了，快要破了，赶紧补上三个大补丁：两膝处两个，屁股上一个。裁缝店也代人补补丁。因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以大改小，以旧翻新，续裤脚，补补丁，他们都做。母亲一条夹裤，是她专门用于生孩子时穿的，较为厚实，上面还有洗不干净的点点血迹。母亲将其缝补整齐，一直给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师毕业。

1961年在城关小学实习时，只有一条长裤，短了，裤脚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涤时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里轻轻地揉几揉，摆几摆，否则就会破。第二天要上讲台了，发觉裤子侧面口袋处破了一个洞，能见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适布，就用一块花布补上。讲课时常以一只手挡住补丁，不想被学生看见。

1962年调至潘村中学，能吃饱饭了，想到添置衣服，却没有布票。寒假前，学校调来个“右派”，是在徽州劳改茶场“劳教”期满，安排来的，芜湖人。他告诉我：芜湖自由市场开放了，能买到许多东西，包括布票。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时代我买了两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费三十元。春上，我高高兴兴到县城西门口，买了一丈三尺细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装。成为此后数年的“礼服”。

一度流行“假领”。就是做个衬衫领，围于脖子上，钉两粒小扣子，下方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套在胳膊处。外人看起来好象穿了件新衬衫，其实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裁缝店专门给做，百货公司也有的卖，收少量布票。“假领”并无多少实用性，满足虚荣心而已。

日本生产的进口尿素，是用低档化纤布料做成袋子包装的。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说：我们都没衣服穿，他们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于是不少人用这种尿素袋做成衣衫裤子，穿在身上有“株式会社”几个字。我在太园公社下乡时，也找供销社的曹主任买了几个袋子，做成一条裤子。我不愿意背“株式会社”字样，买来一袋染料，自己动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儿子看，问他好不好看？儿子也为我高兴，连说“好，好。”儿子很幼小，在他眼里，爸爸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妻子却不以为然，说“掉色，不要把别的衣服染色了。”

至于农村，农民们就更可怜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队、南容公社山水大队下乡驻点时，看见不少小学生穿的棉袄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挂挂的，如同叫花子一样。大冷天赤脚破鞋，以稻草绳捆扎于脚背上——要不然鞋底就会掉下来。一家人合盖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合穿一条长裤，谁出门有事，让谁穿。还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积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个洞，爬进爬出。冬天，深山里雪下得特别大。大雪封门的日子，终日躺在里头不出来。说“出来干什么？反倒冷得死。”这种状况是不能说的，也不能同情。否则就说你“给社会主义抹黑”。

食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老百姓历来注重一个“食”字。熟人见面，寒暄之词往往是“吃过了？”——“吃过了。你呢？”——“吃过了。”然而，就这么一个“食”字，却困扰了我们数十年。这里说的不是“三年大饥荒”，而是平常日子。

粮食定量供应，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应标准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间。城镇居民二十五斤半。机关干部、教师等要多一点，好象是二十七八斤。体育教师又比其他教师多一点，因为他们要带领学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一线工人要多些，重体力劳动者则更多一点，有三十多斤。中学生也有二十八到三十斤，因为他们正在生长发育，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成年的孩子则分年龄段，给予不同标准。孩子出生，凭出生证到派出所办理户口，到粮站办理粮油供应证，于次月正式供应粮油。

每人月供菜油四两。

农村中的农民称之为“农业户”。相对于城镇“供应户”，他们则为“另册”，注定是不平等的。他们由公社大队决定口粮，每人一年大约三百多斤原粮(即稻谷)，秋后“分红”时一次性决算。口粮标准远不及城镇人口，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是不够的。能力强会算计的人家，从长计议，厉行节约，多种瓜薯豆菜，日子尚能温饱。能力不济的人家则总是青黄不接捉襟见肘，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农村中的经济作物地区，如黄田石井坑茶林队，不产粮食，他们的口粮也到粮站购买；也发一张不同于城镇户的供应卡。称之为“经农户”。“经农户”比“农田户”事实上又要高“半格”，多了点保障。所以黄田的农田户总是想方设法迁往茶林队。

一切米、面、杂粮，包括玉米、红薯、土豆、山芋干……一切由它们加工的制品，均凭粮证或粮票供应。但不是你想要什么，粮站就供应什么；而是粮站有什么，你必须买什么。

一切食品店里的糕点零食，一切饮食店里的干饭、稀饭、包子、油条、粉皮、发糕、粉丝、面条、馄饨、水饺……均收取粮票。

粮站并不是全部供应大米和面粉，而是经常搭售杂粮，如红薯，玉米，山芋干。逢年过节则有可能搭售一点糯米、“富强粉”，供人们裹粽子、包饺子。平时一般没有。五斤鲜红薯抵折一斤粮，人们都觉得划不来。玉米、山芋干则是一斤抵一斤。山芋干质量奇差，多为淮北加工，不但脏兮兮，里头常有老鼠屎、破棉絮，而且发霉味苦，难以下咽。后来食堂变换花样，将山芋干磨成粉，做成黑黑的“汤圆”，照样难吃。粮食不太紧张的人家多半选择放弃。新鲜山芋和玉米多碎成小颗粒，夹杂在米里一起煮。小时候在榔桥养父母家，几乎顿顿是这样的伙食，我都吃怕了，不想吃。养母则耐心地告诫我：“小把戏懂事点，不好吃也要强强地吃一点。这种饭菜能吃得长就不错了。往后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哩。”后来，不幸被她言中。

出门办事，不带足粮票是无法生存的，有钱都买不上吃的。上海人真“精致”，居然发行“半两”的粮票。据说“半两”粮票可以买一根油条，或者买一碗小馄饨。武汉人则“大大咧咧”，传闻一根油条居然收二两粮票，那油条该有多大？多少人吃得起？远不及上海人会精打细算。逢年过节发放肉票、鱼票、鸡蛋票、糕点票、糖票……平时没有。平时干脆不卖，或者隔三差五地卖一下，或者刚开开门来，很快就卖完了。象征性而已。猪肉不贵，最早四角几一斤，后来涨到七角几一斤。想买肉的人总是很早起来排队，冬天裹着棉大衣“猴”在街边等。天亮了，开门了，卖肉的来了，于是人头攒动，跃跃欲试，一齐喊：“一个个来，不准插队！”

猪肉很快就没有了，说卖完了。后面排起长长队伍却又要空手而回的人不甘心，不满意，骂声不断。于是站在肉案边袒胸露背趾高气扬的屠夫不高兴了，将手中屠刀“咣当”一声掷于肉案上，大声嚷嚷起来：“你再骂，再骂？再骂老子撕你的B嘴！”——“就要骂！肉到哪里去了？”——“肉到哪里去了？老子吃了！一头猪老子一个人吃了！怎么样？有本事你跳天去，有本事你骂上头去！”有一度，食品公司也动脑筋想办法，将猪肉分割成二两五钱一份，以篾编小盘盛起，排队购买者每人只准买一份。能买到肉的人多些了，但只有二两五钱。而且最后还是有人买不着。

乡间的猪肉供应要好一些，不是十分紧俏。于是我们逢年过节常常结伴或托人到乡间去买。乡间为什么好一些？其中有一条原因确凿无疑：乡间农民更贫困，多数人买不起猪肉。相对而言，市场就缓和一些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太园公社下乡。当地供销社每天都有猪肉供应(不是天天杀猪，而是头天未卖完的肉次日再卖)。食堂炊事员老张，有时候单独买二两五钱瘦肉，做成汆汤肉，以大碗盛起，蒸于饭锅上。中午买饭时，锅盖一揭开，一阵香味扑鼻而来，令人直咽口水。老张连忙小心翼翼将汆汤肉碗端起来，搁于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不要弄泼了，这是张主任的。”张主任就是公社管委会主任张元涛。他间或请老张代他烹调这样一份汆汤肉，价值一角八分五厘。张主任不是占食堂便宜，而是自费。平心而论，那时候基层还没有公款吃喝，都得自己付钱。

不久，我们一伙人参与太美大队筹办村史展览馆，都在大队食堂就餐。有一天村里杀猪，我们委托炊事员单独买肉炖了一罐肉汤，大家平分，每人一碗。感觉其味无穷。甚至后来几十年，每每喝汤之际总不忘记这一次；总觉得哪一次都没有这一次这么好吃。不知道什么缘故。

偶尔也发猪油票，更多时候还是排长队购买。如果卖炼过的冻猪油，人们的抢购心态则要平和一些。在那种食品匮乏年代，老百姓油水缺乏，猪油被认为好东西，金贵得很，常常被作为上等礼品送人。不象现在无人问津。我那时经常被抽到宣传部帮忙写材料，经常开夜差。部里的主办科员吴宗庆总是在食堂买些锅巴，夜里泡锅巴吃。一天，吴宗庆说：“小朱，今天晚上有好东西吃了。”——“什么好东西？”——“家里人带猪油来了。我们吃猪油泡锅巴，喷香。”猪油泡锅巴，再撮上一点盐，果然好吃，果然喷香。

油条也奇缺。有一天儿子病了，食欲不佳。我问他：“想吃什么？想吃什么爸去买。”儿子说想吃油条。于是我立即出门购买。油条归“饮服公司”卖，就在荷花塘畔。我耐心地排队，耐心地缓慢前移。突然，卖油条的小萧喊：“没有了！卖完了！”我傻眼了，前面只有一个人了，就要轮到我了，怎么就没了？儿子竟如此命苦，想吃根油条都吃不上？他老子怎么这样无能，这么点愿望都满足不了？每每记起，总觉得对不起儿子。

蔬菜，豆制品，到蔬菜公司购买。豆制品按季度发票，蔬菜不凭票。蔬菜也是供不应求。每当来了一批蔬菜，如大白菜，辣椒，茄子，营业员们都要挑一些好的留下来，自己要，或者做人情。豆制品也是一样，臭干子酱油干子一到，她们立马将大而厚的干子留存起来(泾县卖豆腐干论块，而不是论斤两，厚薄之间差别很大)。动作之快令人嗟叹，如风卷残云。排在后面的人常常扫兴而去。那里面有我两个熟人，对我还算客气，每每“匀几块”给我。而我却无以为报，暗自羞愧。

冬天蔬菜少，以青菜萝卜为主，以腌菜为主。入冬以后，各家各户乃至食堂，都要腌菜。高杆白菜上市的时候，人们便整板车整担地买来，晾晒在竿子上、墙头上、屋面上，青青白白，整整齐齐，很好看。晒软洗净以后，就可以腌了。腌菜用的是大缸，男人赤了脚进去踩。一层层铺菜一层层踩实(也有人间杂萝卜于其中)，最后将准备好的青石压在上面。便是全家人一个冬天的用菜了。

单身汉的时候，我们吃食堂。食堂与食堂相比，差别也很大。我们文教局食堂最“吃蹩”，最差。一个管理员，一个炊事员，供应什么吃什么，清汤寡水；没有任何“门道”，没有任何额外的油水。我们便去附近商业局食堂就餐。这个食堂很大，所辖几个公司的干部职工都在这里就餐。经常有肉食供应，还有馒头包子，还有咸鸭蛋松花蛋，叫人刮目相看。文教局食堂没有，总是咸菜，山芋杆子炒青椒。但商业局食堂要收取“小伙食补贴”，每月一元五角。这份补贴本可以由单位支出，但文教局会计不同意，说这份补贴只能补给自己食堂。谁叫你不在本食堂就餐？后来发现县委会食堂也不差，也很大，花式品种也不少，我便去搭伙——反正凭钱凭粮票，又不是白吃。我这样鼓励自己。时间长了，管理食堂的查会计也要我交“小伙食补贴”。我没得给，跟他扯皮：“我经常帮你们做事，买点饭吃还不可以？”——“你帮哪个做事了？你又没帮我做事。”——“帮你们县委做事呀。不信去问宣传部(“文革”期间叫宣传小组)。”查会计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无意顶真，便松动下来：“你回去要嘛，要到就给我。”县委食堂常有鱼肉供应，还有腊肠。一节一节的腊肠蒸熟了，不切成片，也不切成段，而是整节出售，三四寸长，要买就是一节。整节腊肠搁在饭碗里，有点怪怪的，容易产生不雅的联想。

买饭排队，谁都一样，经常排起一条龙。有一次，王乐平书记排在我后面，隔了一个人。王书记拿一个大碗，拿一双筷子，仰着头，不时地哼上几句总也听不清的歌词；食堂里敲碗的声音不断，王书记偶而也掺和其中，也敲敲碗，问：“今天吃什么菜呀？”——“包菜找(炒)肉丝！”(调侃，说炒肉丝里肉太少)——“啊，好，好。”

平时，小县城里也没什么糕点甜食供应，记忆中最常见的是“香蕉酥”。逢年过节倒有一些应景的副食品，如端午的绿豆糕，中秋的月饼。也是发放票证、凭证供应。除凭票买糖外，病人还可以凭医生证明购买二两红糖或砂糖。因此有的人没病也去看“病”，只是想买二两糖。

买什么都要票证。只不过有的票证常年发放，如粮、油、豆制品；而有的票证只在大的节日发放，才有供应，如鸡鸭鹅鱼蛋，糕点。这时候，相关单位要出去“组织货源”，就是到外地采购。采购到了，老百姓才有的吃。因此逢年过节是大人小孩最盼望的时候，最亢奋的时候，也常常是最辛苦的时候，最无奈的时候。菜场也罢，商店也罢，到处都在排长队，到处都在人头攒动，在拥挤，在骂骂咧咧，甚而争吵推搡、碰碰撞撞。平时太苦了，谁不想过年的时候一家人打打牙祭？

岂止穿衣吃饭要凭证？女人用的卫生纸都要凭证。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老伴在天津工作，取道北京回四川探亲途中突然来“例假”，遂去商店购买卫生纸。营业员要北京本地的购物证，并强调说除了军人，其他人一概凭证。无法通融。大街上巧遇一位女军人，老伴遂向她诉说困难，请求帮助购买。想不到那位年轻女军人毫无怜悯之心，漠然离去。

我的远房亲戚施某，住蔡村公社大康大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利用下乡机会去他家探望。夏天，正是烧晚饭时候。他母亲(我称呼姨娘)正在给几个小男孩洗澡。

小男孩都只有八九岁十多岁，终日一丝不挂，四处窜耍，早已是满身泥灰。大的洗了小的洗，一盆洗澡水成了泥浆。洗过澡的小孩还是一丝不挂。只是不停地招呼：“不要再搞脏了！”那边他妻子(我称呼嫂嫂)在炒菜。一大碗南瓜炒好端上桌，小孩们即跑来用手抓，烫得嘴里不停地吹气：“弗，弗！”待第二碗豆角炒好，南瓜则已经抢光了。嫂嫂一边制止一边骂：“这些小鬼，就象是饿牢里放出来的！”在当地，施家境况不算差。他父亲当过大队书记。他自己原先在地质队工作，后来不知怎么回家劳动。在地方上算得个头面人物。因为家口重，依然活得不轻松。

老百姓生活艰难，小吏们的日子也不轻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县文教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郝启富，有三四个小孩；妻子本来有工作，因为家口重，遂辞了工作，做“全职太太”，仅靠郝局长每月六十几元工资，日子过得有些拮据。城关小学照顾他，腾出房子给他们住，还将一块不小的菜园地给他妻子种菜。有一天我去他家，正是晚饭时候，饭桌上几样咸菜，唯一小搪瓷碗里蒸了一个蛋羹。“全职太太”说是给郝局长吃的，给他补补营养，因为他是“顶梁柱”，全家都靠他。孩子都不大，两三岁，四五岁，七八岁，他们都不吵不闹不争不要，仿佛习惯了似的。

民谣说：“四个轮子一把刀，白衣战士红旗飘”。是所谓当年物质极度匮乏年代里四种“吃得开”的人。“四个轮子”——开汽车跑运输的司机。他们在外面跑，比较活络，有机会得到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一把刀”——屠夫。猪肉紧俏，他们刀下便是人情。“白衣战士”——医护人员。人总会生病，生了病必然会有求于他们。“红旗飘”——解放军军人，国家保障，身份显赫。

住

泾县农村的住房情况一般较为宽裕。尤其茂林、黄田、溪头、陈村、厚岸、包合等地，历史上文风兴甚，经济发达，读书识字乃至经商做官人较多，盖起大片大片的厅堂楼舍。49年以后，贫苦农民都分到住房，居住较为宽敞。黄田村空房很多，谁来住都可以，根本不用租金。住长了，也就变成他的房了。“洋船屋”这组大宅院，占地4200平米，建筑面积3700平米，“土改”时除留给原房子主人四间房、一间堂屋和一间灶屋以外，其余分给了七、八户农民。就是说每户大约分得近500平米空间，其中建筑面积就达400多平米。足足抵得上如今一幢别墅，有过之而无不及。

城镇居民的住房就紧张多了。机关干部一律由单位或系统安排住房。单身汉数人一间是很正常的事情。1961年我在城关小学当教师，住的是四人一间的民房和两人一间的披厦。次年到文教局，与人同住一间。1962年到潘村中学，住在大门口厢房内，约6平米。房内只容得下一张床、两张课桌和一条方凳。1963年到文化馆，三人同住一间大约十多平米的房间。以屏风隔成内外两个空间，王静山住里间(他先来)，我与潘德平住外间；二人各一张单人床，床下面各一只破箱子。1967年结婚的时候，文化馆给我半间房，好在是独立空间，约八、九平米。除一张双人床以外，岳母给了我们一张六仙桌和两张椅子。自己又买了个煤油炉，似乎有点象个样子了。后来，文化馆建了一路平房，每人一间(有房者不安排)，约十五、六平米。那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出生。“文革”中一度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终于在文化局领导的关照下，批给我二千五百元(后来突破了一点)，在大会堂一块空闲地上盖了两间极其简陋的平房和半间厨房。待买得起房，真正改善居住条件，则已是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不是本文记述的范围了。

已婚的人可以分得一间房。如果有家属(配偶、父母、子女)随住，房间会大一点，尚可腾出小块地方作厨房。都没有“卫生间”，一律上公共厕所(那时候没有“卫生间”“洗手间”这样的词汇，直呼“厕所”“茅房”)。我常去县委会葛兆铣、吴宗庆等人家。他们住的是老式民居，四周皆木板，缝隙多大。户与户之间一点都不隔音，睡梦中翻个身隔壁人家都能听得真切。城关小学也多为这种民居。我的同学H某在那里当教师时，与一位女教师合住一间——中间以木板隔断，分别走两个门进出，相安无事。房顶上只搭了一方竹帘，实际上是通的，用他的话说：一根针落在地上都听得见。那女教师有个相好，情投意合，一度间如胶似漆，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一天夜里，相好的进了她的房，H某睡在这边床上一动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出，用被子将脑袋捂得严严实实……

街道居民的住房有两种情况：一是祖上有房，而房子又不多，仅够一家人居住。故此居住状况必不太好，旧民房，狭窄，潮湿，阴暗，一家人十个八个挤在一起。这种私有房产是不允许多的，一旦多了就会被“没收”。我的朋友曹远芳，他父亲五十年代在南街开书店，有一些房子，后来也被“没收”了。二是无房户，租住“房管所”公房。也是民居，也是阴暗潮湿，也是狭窄闭塞；又陡又仄的楼梯；有的仅一斗天窗，采一线光亮而已。一家三代蜗居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吃喝拉撒无所不包。老老小小全部上里弄巷道内的公共厕所。各家各户自备一马桶，或一痰盂，平日装屎盛尿，满了则拎去厕所倒掉。因此每日清晨必为公厕最热闹的时候，男女老少你攒我挤。趿着鞋子者，拎着裤子者；吭哧吭哧痰咳不爽而气喘吁吁者，唏溜唏溜抽劣质香烟而言语不清者；扶老携幼，大呼小叫……为市井一观。

各家各户多无单独厨房，而是一大间里集中了若干炉灶，较为均匀地遍布各个角落；与之配套的常有水缸，碗橱，柴禾，及锅碗盆勺。早先烧柴禾，尔后烧煤球，使用煤气则已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三户五户，乃至十户八户人家挤在一个空间煮饭烧菜，叮叮当当，磕磕碰碰，既嘈杂又热闹。你家吃什么好的，我家吃什么孬的，一览无遗。如果大家相处通达和谐，也可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烧了好吃的，大家分点尝尝，通融人情，增进友谊。今天借你一升米，改日必堆满一升还你；细声细语，一团和气。如果“阶级斗争”之弦绷紧了，那是不敢多言多语的，不声不响把饭菜烧好，赶紧端进自家房间。没有自来水。各家备一担水桶，到西门口大河挑水。也有人以挑水送水为职业，十分辛苦。

夏天，泾县奇热。每年总有那么一段日子，夜里热得不能睡。于是将凉床竹椅搬到外面乃至街边路旁，似坐似靠似睡。折腾半夜待微微合眼，东方即发白了。那时候没有空调，用得起电风扇的人家都是少数。

冬天奇冷，常常冷到零下七、八度。于是深秋时节即去附近农村弄些稻草，反复晒干，梳理干净，厚厚地铺于床上，再铺上垫絮、床单。老伴说她上大学之前从未睡过垫絮和床单，只铺稻草，稻草上铺张草席，上面盖床棉被。草席一旦破损常划伤皮肤。我说“那不冷？”——“开始是冷，睡睡也就不觉得冷了。”老伴家住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看来比我们泾县还要穷苦。冬天洗澡是一难题。全城仅一南门澡堂，又老又旧又小，远不能满足百姓需求。“饮服公司”下大力气，终于新办一堂浴室，在荷花塘畔。仍然十分拥挤。尤其大年三十前几天，澡客盈门，排队等候，洗上一个澡得花几个小时。女同胞更难，根本无处洗；多半是在家支起“澡帐”，大盆沐浴——房间里生一盆炭火。有一次不慎一氧化碳中毒，幸亏救治及时，才没有造成恶果。

行

对于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行，主要就是徒步，俗称“起旱”。干部下乡，徒步；学生上学，徒步；走亲访友，徒步；迁徙搬家，更是徒步。那时候的人特别能走路，一天走上六七十里不在话下。汽车站最早在县城北门，几辆木厢汽车，两边很小的窗子，后面开门；有点象囚车，也有点象邮车，还有点象装猪的车。

只开往芜湖、繁昌、南陵，班次也不正常。后来在苏红广场做了个新车站，比较象样了，开往外地的班车也多了一些。到芜湖是一元二角五分，到合肥是二元四角。1958年之前，青弋江上没有桥，汽车出城要过轮渡。有一艘铁质摆渡船，方形，俗称“铁乌龟”。汽车开到渡船上，两岸工人以绳索拉动，渡船便象乌龟凫水一样，慢慢地到了对岸。公路为砂石铺成，路况极差，坑坑洼洼；发大水的日子，不能通行。跑趟芜湖至少要半天，杨毛埂一段特别乱糟糟，经常出事故。跑合肥则更难。过长江须轮渡。此轮渡进步一些了，机动，也大得多，可以同时摆渡几辆汽车。届时，旅客必须下车，随车站立于轮渡上。轮渡很慢，苍茫的江水之中如一只甲虫，随波逐流。因此，两岸等待轮渡的车辆总是排起长长的队伍，望不到尽头。过了轮渡，必在附近小饭馆吃午饭，是运输公司指定的。饭菜很差，且贵，果腹而已。全是砂石路，万般难行。汽车象个老年病人，“哼哧哼哧”地“哼”到合肥，常常是夕阳西下，夜幕将临。

要去上海，必须先坐汽车到繁昌一个什么火车站，那里每天有一班开往上海的火车。

泾县崇山峻岭，公路里程甚少，缘于修筑之艰难。交通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王乐平在泾县任领导多年，是个想干事的人，为泾县的公路建设动了不少点子，出了不少力。苏红公社的桃岭公路就是在他的规划与领导下建成的。这地方穷乡僻壤，山高路险，盘山绕道，实非易事。

县城无公交，更无出租车。只有帮人运送行李物品的挑夫，和拉板车的工人。及至三轮车、“达雅机”出现，已经是后来的事情。

还有“鸡公车”——乡间常用的一种独轮车，既是运输工具，也可用作交通工具。小时候在榔桥，经常看见从县城来的车队，一行十个八个，“吱吱呀呀”，觉得很壮观。车子系质地紧密的木料制作，大大小小的榫头结构而成。一实心木轮，上面锒裹着铁片；用长了，铁片磨得雪亮。最前端还有一个很小的轮子，谓之“鸡公嘴”，是过沟过坎时临时作过渡支撑用；也可以穿起绳索由人在前方拉动，上坡时帮助前行。推车人在后面把握两边的车柄把手，同时掌握平衡，用腰上的力推动车子。很讲究技巧。中间有隆起的木结构“隔断”，将车分为两半，是承载重物的地方。可以将要运输的东西，如几袋稻谷，数根木料，砖瓦石灰，柴禾家具，捆绑牢定。也可以载人。人坐在上面，斜斜地依靠在“隔断”上(一般须垫上被子)。脚力不济的老人小孩，走亲戚的小媳妇，常坐这种“鸡公车”。我多次见过，觉得很有风味。也有人说，这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恐怕是穿凿附会。

自行车是颇受人们欢迎的代步工具。一般单位都要努力弄一辆乃至几辆自行车，或购买(要票证)，或上级发放，或通过别的途径弄来旧车。早先文教局有二辆自行车，都是上海永久牌。其中一辆公用，谁下乡、谁有公事，谁用。晚饭后总有人将车推出来，在门口空地上骑玩。我就是那时候学会的。因为这辆车用的人多，坏得也快。还有一辆车归郝局长专用。那时候没有轿车，领导专用一辆自行车，大家觉得正常。郝局长上班下班，乃至下乡(譬如去潘村中学)，都骑自行车。他车技很好，不但能一只手把握龙头上车下车，还能作短暂停车，还能在很窄的田埂上骑行，过小沟小坎时居然不下车——先将前轮拎一把，再将后轮拎一把，就过去了。叫人看得发呆。我就差多了。在潘村中学时，有一次骑公家车子往县城，行至山口铺一段下坡，我得意忘形了，不慎摔倒，膝盖处摔成一大创口，鲜血直淌。赶紧到县医院包扎医治。那时候县医院在“天主教堂”，也就是后来的“人武部”。

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是万众瞩目的名牌。还有“凤凰”、“飞鸽”，都很好。一部自行车的价格大约150元人民币。那时候工资低，一般仅够维持一家人吃饭；甚至寅吃卯粮，月月亏空，要多长日子才能攒够这么多钱？而且要票证。自行车票不是长年发，而是偶尔一次，数百人中难得一张。于是托关系走后门则不言而喻。

出门办事，到外地出差，住宿问题常令人困扰。那年月控制人们出行，旅社甚少；且都是国营集体，官商作风十分严重，大都不作为或不想作为，诸多不便常令住宿人尴尬不已。无论去哪个城市，无论多晚到达，必须去“住宿接待站”排队登记，然后持单到指定的旅社住宿。一个城市，多半在东南西北各处设立几个“接待站”，不常出门者难以找到。各旅社不得自行接待住宿。如果信息讹错，指定的旅社住满了，没有空位，还得折回接待站重新分配。我就遭遇过这种折腾。旅社多为统铺，十几个人一大间。即便二人间三人间，乃至单人间，房门都是不能从里面拴扣的，旅社职工可以不经旅客许可随意打开。房门上有一块小小的长方形玻璃窗口，可以直接窥视房内。那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以防旅客在里面搞“反革命活动”。

经常住不上旅社，而不得不住澡堂。住澡堂也得由“接待站”分配，得等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能入住。这时候洗浴的人走光了，澡堂职工略事整理，搬出又脏又潮的棉被，一个铺位上放一床(下面有一块厚垫)，就是今晚的睡具了。有一次我去蚌埠出差，也是住的澡堂。回家不几天，一家人其痒无比。小儿子尚不会说话，身上抓得指痕累累，夜不能寐。我们感觉不对劲，第二天认真翻查，发现染上了虱子。于是全家彻底翻腾，从床单、盖被、蚊帐，到内外衣物，全部用“666粉”浸泡，开水煮，太阳晒……经数日折腾，才将虱子灭绝。留下深刻记忆。

计划经济年代的票证

票证”这两个字，现在人们的理解：“票”——应该是钞票、邮票、电影票、门票等等；“证”——应该是身份证、选民证、工作证、学生证等等。总之，在现在的人们看来：“票”是代表价值的；“证”是证明身份的。现在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各种货。只要是公民，就理所当然的有各种“证”，来证明你的身份。然而，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各种“票证”的概念与现在是不完全一样的。那时的各种“票证”，对每个人和每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那时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票”和“证”。“票”就有：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豆腐票、肉票、肥皂票、糖票等等。以上这些票是按人定量每月(年)发放的，而且是定点供应的。还有一些紧俏物资的票，既不定量也不定时，如手表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还有逢年过节，根据物资的多少，临时发一些酒票、香烟票、香菇票、木耳票、粉丝票等。以上这些票多数是发给有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居民的，农民能发到的票只有其中小部分，如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等。

“证”主要的是购粮证和购货证。购粮证是和粮票同时使用的，去粮站买粮食缺一不可。购货证主要是买盐(盐也是定量的，每人每月1市斤)。购货证还可以购买临时分配的食品和生活用品，购货以后，要进行登记，以免重购。购货证也发给农民，让他们买盐和其他由供销合作社凭计划供应的少量的食品和工业品。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们的第一件大事。因此，粮票是最重要的票。粮票按年龄和工种进行定量。当时的粮食定量分得很细，比如：县机关干部、教师、医师每人每月27斤，区乡干部33斤，居民24斤，大学生33斤，中学生22斤到24斤，儿童15斤。工人按工种：特殊工种45斤，重体力劳动工37斤，一般体力劳动工30到33斤，轻体力劳动工27斤等等。在每人的定量里包括熟食票每人2斤。用熟食票可以买大饼、油条、包子和饼干等副食品，可以到饮食店买面条和米饭，也可在省内流动使用，因此当时的熟食票是很宝贵的。

如果出差到外地，要用定额的固定粮票，到粮管所去换省内流动粮票和全国流动粮票。出差和下乡每人每天有半斤粮票补贴，到农村付给搭伙的农家每天1.25斤粮票。出差到食堂去吃饭，都要用流动粮票，购买饭票才能用餐。

缺粮的农民使用农村返销粮票和农村购粮证。还有饲料票，专门供应畜牧场和少数的养猪专业户。对投售农副产品的农民，按不同的产品、数量进行粮食奖售，发给奖售粮票。

军队也使用“军用价购粮票”。部队凭此粮票，可以直接到任何地方的粮站去购粮，而且不用给钞票。由粮食部门凭此粮票向有关部门结账。

油票和布票以及其他的票，也是很重要的票。这些票都是按人头发放的：油票每人每月0.25斤，布票每人每年3尺1寸，棉花票每人每年0.5斤，肉票每人每月1斤(1斤肉票可以买1斤鸡蛋)，豆腐票每人每月3斤，肥皂票每人每月1块，糖票每人每月0.25斤。在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各种定量都进行了削减。比如：粮票每人每月减2斤，布票减到1尺7寸，肥皂票减到半块。其他票供应的物资也不同程度的削减。总之人们都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当时人们追求的高档商品。由于物资极度的匮乏，因此，很少有票发，一个单位一年只能发到一二张票。发给谁？使当时的领导很伤脑筋，于是要大家发扬风格，互相谦让，或者照轮。有的单位实在分不下去，为了避免矛盾，就采取抓阄的方法，谁抓到就归谁去买。我1962年结婚时，爱人的单位分给她一张缝纫机票，买了一台西湖牌缝纫机，在当时它是我家最奢侈的工业品，现在还完好无损，成了我家的传家宝。遂昌中学的一位老师，当年凭票买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直到如今还在骑。

逢年过节的副食品票，是发给单位的，一般居民和农民是没有的。虽然在单位里工作的人都有，但数量少得可怜：一张香菇票、木耳票，只能买1两。有时还有糕点票，也就是一张2斤。还有酒票和烟票也是逢年过节发一点，“烟客”和“酒鬼”平时只好熬瘾，或者抽旱烟和想办法搞一点酒精兑水喝。

有一年中秋节发月饼票，一张票2个月饼，农民也有。于是县食品厂连夜加班加点生产，尔后用汽车运到各区乡的供销社，再由农民凭购货证购买。

由于当时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票证，票证也就成了命根子，所以也就非常宝贵了。当时人们工资都不高，基本上没有多余的钱，但每家每户都从牙缝里节省下来，节余一些熟食票和流动粮票，以备急需。比如家里有了婚丧等喜事白事，可以派上用场。亲戚朋友之间互相包红包，除了钱还要包上几斤粮票，这是最体面的。在当时粮票可以卖钱，可以换鸡蛋、换茶油、换布票等。所以粮票成了“有价证券”，虽然不合法，但有的人在暗地里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