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夜话——知青病退记

狂人夜话

(武汉)王永宏

30年过去，似乎弹指一挥间。然而，当昔日的知青朋友们重聚一堂，以《我们曾经年轻》作题，用歌用舞再现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的生活历程时，似乎天上降临的声音，向我亲切召唤；仿佛攻城的擂木，打开了心底30多年的尘封。泪水浸漫了我已显冷峻的双眼，热血又在我疲惫不堪的躯体内奔涌。这千言万语该从何说起哟，我感叹：岁月悠悠，人生坎坷……30多个春秋，居然都在共和国的风口浪尖上拼搏；旧景新画，竟然全在人生的苦乐之颠书写年华。现信手拈来一页，取名《狂人夜话》，以图将这段颠倒的人生，与诸位知青朋友奏一曲生命的合弦。

1971年秋摄于渡槽水库工地(前一为王永宏)

记得，1972年3月底，即在我22岁的年龄，孤身独影的我正默默地伏在权当书桌的竹片床沿，聚精会神地攻读政治经济学。这“知青”屋土砖垒壁有门无窗，即使烈日当顶，也暗似黄昏。只有屋顶的两块玻璃“亮瓦”，像电压不足的舞台射灯，将微弱的光线投在床前。别以为老天吝啬，只要刮风下雨下雪，老天爷定会将枯枝败叶、尘土砂砾、雨水雪粉慷慨地撒个满头满脸。

据村里人说，这屋原属一孤老太婆，因命运多舛，生活无望，就在我头顶上这根乌黑的细梁上吊死了。由于经常闹鬼，无人敢住，所以照顾给知青。鬼，对于我这个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的人来说，自然不会放在心上，只是这摆脱不掉的迷茫和孤独，像鬼魂一样时时缠绕着我，在心灵深处散发着凉气。

我轻掩书本掐指一算，哥哥去县城已有十五六天了。临走，他抛下一句话：“我顶多过18天回到这里，你自己看着办。我只能帮你跑个龙套，搞砸了是你自己的事。”砸，能砸么?我可是背水一战哪！假如失败，就只能作鱼死网破之争。但此时此刻，我还能要求这个同胞哥哥什么呢?

1972年仍“在岗”的知青，大约只剩下“一小撮”“黑七类”了。我，身上虽盖有“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红色印记，但有“史无前例”的表现，当属更可怕的“黑七类”，所以深知与招工、招生绝缘。当身边的知青伙伴们像《泰坦尼克号》上的旅客们，拼命争夺招工、招生这几条有限的救生艇时，我只能像那甘心殉葬的琴师，用心弦祈祷他们平安。至于我自己，在那踽踽独行的田埂上，我放声歌唱：“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我忍住心中的痛苦，幸福地来歌唱。”

当一、二、三批招工结束，“工农兵大学生”名额只属于县、区社三级干部子弟的专利时，知青们逃生之门似乎呼然关闭，绝望的空气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正当此时，黑墙之角悄然透出一丝光亮，这便是知青可以因病转迁回城。当然，其条件极其苛刻，检查极其严格，若不具备绝症资格，休想攀上“病转”的“天梯”。但是，有光亮就有希望，求生的希望能够创造出难以想象的人间奇迹。知青们在钻地打洞，四处寻求奇甲遁术“造病”秘方。耳濡目染，我也呷然心动。

然而，此事谈何容易。“反读”医书，与“同病相怜”的朋友们“会诊”，只能制造诸如肾炎、高血压之类的“通病”，与我这挑断过四五条杂木扁担的“十分工”身价不合。有谁相信：我这曾受过二三年严格的体育专业训练，现享誉全公社的全劳力冠军，会有什么大毛病?可以想象，像我这种“知名人物”，在“归山”的每一个关口，将会得到多少“特别关心”。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年关将近。按知青的惯例，该回城探望望眼欲穿的老父老母了。这暂时的团聚，不啻是知青们短暂的“解放”，使得昔日的回家之路充满欢歌笑语。然而，今天的探亲之路，已是路断人稀，满目荒凉。失恋之痛，又在阵阵袭击着我这个蹒跚在泥泞小路上的“乞丐”。不知什么时候，歌声——我唯一的心灵镇痛剂，又在旷野上低回荡漾：“失去了伴侣的人，现已俩相离，眼看秋去冬将来临，雪花飘零零……世上的人都讥笑我，精神病患者……”唱到此处，一丝闪念蓦地掠过脑海：“精神病患者”！我不就像精神病患者吗?有谁听见我在冤狱、酷刑、失恋时呻吟过一声?又有谁看见我在饥渴、苦役和酷热严寒中皱过一下眉头?这像冰雹一样袭来的苦难引发我的，倒只是引颈高歌和敞怀大笑，以及像犟牛般默默前行。试想，在世人眼里，那些对愁苦浑噩不知、对疼痛木然不觉者，不是傻瓜便是疯子！我不是常常在农民朋友们那疑惑不解的眼光里、怜悯的唏嘘声中和欲言又止的探询中，发现他们的这个怀疑吗?得了，真是无意插柳柳成荫！装疯的条件，于我王永宏得天独厚！

这个春节在希望和紧张中度过。我关起门来，字斟句酌地推敲医书中关于精神病类的讲解。在癔病、性抑性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等病例里选中了后者。因为它，多因患者后天的生活挫折和不幸遭遇的刺激所诱发这正与我的条件吻合。其症状为：意识被动、思维紊乱、反应迟缓、定向性差，严重时可能出现幻觉——在电影小说和生活中我都见过，好模仿。医书又说：此病在生理其他方面无明显变化—这意味着没有仪器查得出来真假。太棒了！医书还说：此病可以反复发作，也可以潜伏多年。在潜伏期与正常人外表相似无明显症状。书中最后介绍：此病目前尚难彻底治愈。这段话我心领神会，它明确告诉我：这是绝症，肯定符合“病转”条件，并且可以“劳逸结合”，害病中途休息一下。美哉！正在得意之时，书中的治疗方法却吓了我一跳：A)药物治疗：氯丙氣……B)电休克 治疗……噫，这不是要把我变成真傻瓜和上电刑吗?至于对此病的检查手段，书中秘而未宣，仿佛静候我落入圈套的埋伏，令我狐疑不前。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分析书中有关此病的全部介绍和电影小说中的有关情景，以及生活中骇人听闻的道听途说，无非是肉体痛苦与精神痛苦的考验。这难不倒我！回忆过去，过去的经验使我满怀信心：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信念支持下，只要熬过疼痛的感觉极限进入昏迷状态，便什么都不知道了。至于那些可怕的药物，如果迫不得已吞下去了，只要两根指头往喉管里抠几下，也会呕出来，好办！

一个外校的“病转前辈”带来了绝妙的“化妆品，一种淘汰的治疟疾药物。只要连续服用两周，身体的各部位，包括眼球，都会呈现出一种比死尸还要难看的黄绿色，这是无论如何也洗刷不掉的。只有停药一个月以后，此色才开始消退。它帮了我的大忙。

也不知从哪本书上，我读到了俄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大师的理论：一个成功的演员不是在扮戏——装模做样地模仿角色，而是将自己进入角色——在意识中将角色变成你自己，而你“自己”已经被忘掉。十分清楚，要想装疯成功，只有变成真疯子。这需要向心理常态挑战。

为此，我几乎整天闭门不出，躲着父母，避开所有的人，对着镜子作心理和形体上的反复练习。我反复想象：爬满苍蝇的大便是香喷喷的红薯；钢针扎脸是鸡毛搔痒；女人惯于说爱的嘴巴喷溅着猩红的血水；玉皇大帝下凡，为的是与阎罗王合谋吃人……这世界颠倒了我，我也把世界颠倒，一切都残酷而滑稽。我一丝不苟地训练自己，因为稍有不慎，将前功尽弃。在生活中演戏，将比舞台上艰难十倍。成功，不属于弄虚作假的人。

1972年3月上句，我和哥哥回到这即将不辞而别的灰土地。一拐进这村庄的小路，我便开始进入“角色”——一改往日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神态，而换上木讷呆滞的表情，愁苦悲哀似乎压得我的骨架吱嘎作响了。按编排，这是序幕，是进入戏剧高潮的必要铺垫，以避免大家感觉突然而生疑，他们将是我“疯了”的必要证人。

这序幕，时间约摸半个月到二十天，直到我哥哥从县城返村前一两天。

从进入这扇似乎永远透射着凉气的破门开始，半个多月我没有迈出这黑屋一步。像将作拼死一搏的鹞鹰，蛰伏在黑暗的岩洞中，梳理着翅膀，等待决战来临。饿了，就吃炒米咽咸菜；渴了，就喝缸里的生水。粪桶就放在屋角，但板结的大便得用指头抠出来。抬头仰望，屋顶漆黑一片，只有破败的蛛网在阴风中飘荡。四周死一般寂静，只有无名的小虫儿在土砖缝里若断若续地呻吟，好像哀叹这满目的凄清。

我仍然每天作着十几二十遍的心理训练。经过近千次的练习，我已能迅速地将注意力从某事物转移到其他事物。天上地下、人间地狱尽我所知，也尽我不知，都能编攥出它们荒诞怪异的关系及其“感情”表现。

其实，装疯并非是我唯一的“作业”，读书学习一直在我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1969年元月15日，当我从“五不准学习班”“解放”，来到这片灰色土地时，主要的行李便是一大箱书。从《形式逻辑》到《资本论》，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类书籍。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我这个只知“誓死保卫”的“革命小将”心中垒积了太多太大的问题，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信念驱使，“吾将上下而求索”。插队的第一天，便是我从热烈到沉思的转折点。由此往后，直至我大学毕业，整整17年“求索”都是我生活的主旋律。哪怕是在那无罪名无刑期，随时准备上刑场的两年中，宁可冒险偷书也求索不止。在我的价值观序列里，求生是为求索服务的。

装疯真是难得的读书机会，因为疯子可以不劳而获。想来真有几分惬意自在。我在这黑洞洞的知青屋里，用破被单、破雨衣、破草帽把这扇破门挡了个严严实实密不透光，以防人们窥视。白天借助亮瓦投下的光柱，夜里就凑着菜油“灯”(用大口罐头瓶自制，因玻璃折光，需一边看字一边转动油灯)微弱的光线，一边看书一边紧张地做笔记。乾坤转动的“天机”在这里泄露，草蚁般的生命在这里升华。

鸡叫几遍，天色已亮。疲乏至极的我倒在床上，开始做那已过去了的酸楚苦涩的“梦”。在那刀光剑影戎马倥偬的岁月里，我曾开始了我的初恋。她那大家闺秀的气质，亭亭玉立的身影，嫣然一笑的容颜，羞涩含情的眼神，以及白莲花般的纯真令我刻骨铭心。我曾暗自发誓：非她不娶！曾几何时，硝烟散尽大势已去，曾经叱咤风云的我，已是劫后余生。失恋是我选择的，是我在狱中写信与她绝交。我既已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踏上这条不归路，最怕看到的，是爱人为我“殉葬”。

然而，残忍的事实还是摆在我面前：她因“家庭出身资本家”，特别是沾了我的“火星”而屡次招工不上，任她辩白任她求情任她哭诉，都无济于事。面对她那像霜雪打蔫了的容颜；那冷漠不屑的眼神；那亦怒亦哀的言语，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我痛苦得浑身颤抖。默默领受这平生第一次“触及灵魂的批判”，我斩钉截铁地向她宣布：“虽然我俩现在什么也不是，但我保证尽一切可能帮你跳回武汉。如果需要，我会舍弃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其实，劫后余生的我，除了这条朝不保夕的小命，已一无所有。

从此，我将我妈每月寄来的五元钱补贴全数奉上，聊补她的花费。我自己则像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只要有一丝可能一线希望，便闻风而至，不惜低下素来高昂的头，苦苦哀求。无论白天黑夜，不管冰霜雨雪，我风雨兼程决不迟疑。记得有一次，当她嫌我每月送来的五块钱“连路费都不够”时，我忍住羞辱的泪水，脱下身上那件半旧的毛衣，求她收下换几个路费。当我冲出门逃进风雪黄昏时，已从头凉到脚。

真正的痛苦，在于神灵亵渎信徒的虔诚。我早就注意到，在她灶台上方的搁板上，摆放着几个肉罐头空盒和半瓶炼乳。火房角落乱丢着几个水果罐头空瓶。这是当年的奢侈品。在她两次声泪俱下控诉“跟你没有享一天福”时说漏了嘴，道出这些奢侈品系我的同班同学所“关心照顾”，并且这位“确实神通广大”的同学已为她找到了“牢靠”的招工“后门”。

真是始料不及，这污泥浊水竟也滋生卑鄙无耻的小人！但我坚信，这苟合之配将来只不过是一场龌龊的笑话。

撕心裂肺的疼痛，长期折磨着我，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这天我泪流满面，坐在返回武昌的电车上，寻思着结束生命的方式。这人间，太多的苦痛，从15岁多被打成“反革命”起就准备随时赴死的我，终于没能闯过这一关。然而，就在这最后一刻，匆匆赶来的她，用忏悔的眼泪和真诚的跪求，将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古往今来，这男女之间真是说不清也道不白。冥冥之中，赋诗一首：

本已独立寒秋，不问烟花翠柳。

才说一刀两断，又将魂儿勾走。

薄命注定多难，何劳芳心苦守?

梦里道声“再见”，热泪沾湿枕头。

梦醒又回到现实。按预定计划，明天是我哥来村看我，装疯的正剧必须今天上演，以避开合谋的嫌疑。一切都似乎准备就绪。我的烟囱已半个多月没冒烟，乡亲们多次来拍门，怕我被死鬼勾魂已悬梁自尽。只是听见我的咳嗽声，才没急着撞门。可以想象，怕是全村都在议论纷纷。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生死，就在此举了。我对着锯齿状的破镜子最后一次检查仪表：近三个月没剪没洗的头发，经我一阵乱抓，已横七竖八像刺猬毛，遮盖了半张痴呆僵硬的脸，与钢刷般的络腮胡几乎连成一片。再撒上几根碎稻草，已现出精神病患者的风采”得助于药物神效，通身已呈现出一种黄中带绿，绿中泛黄，比黄疸死尸还要难看的颜色。连眼珠也在内，已失去活人的光芒。

所谓“衣裳”，只不过是挂在脖子的几块亦黑亦灰的烂布片，由于纽扣全无，敞露的肚皮就像污泥里的包菜叶——黑泥盖不住青黄。

“裤子”更不堪入目，长裤已撕成短裤，刚刚盖住屁股。锯齿般的裤边还吊挂着一串串布筋、布片，摆动一下，仿佛还会像风铃般叮哨作响。脚上趿着的布鞋，前露脚趾后已开帮。从脚背到大腿，已是油泥闪亮。啊呀，这里还留下破绽：脸上。我立刻就地抹两手尘土，擦在脸上“补妆”。再端详自己的“杰作”，我得意洋洋地笑起来，不过这笑反倒显得“失常”。

我轻轻掀开破被单从门缝往外探视；40步开外，有一群小孩正玩得兴高采烈。大人一个不见，可能都出工下地去了。事不宜迟，有人就好办，排练已久的疯剧马上开场。一阵战栗袭来，我闭上眼吸满一口气，作一下最后的心理练习，就拉开门，走进这阳光灿烂的“舞台”。

因为十六七天不见阳光又蛰伏不动，此时我突然眼前一片漆黑，并且胸闷气短脑袋眩晕几乎跌倒。我叉开双腿站立片刻，稍有恢复便眯缝着眼睛，慢慢晃荡着身子，朝嬉笑声摸去。我一边走一边挥舞着两臂，口中念念有词，像是鬼魂附身。约摸走了30多步，耳边传来一女孩的尖叫：“鬼，鬼来啦！”刹那间孩子们四散奔逃，脚步声、哭喊声、狂叫声不绝于耳，打破了乡村午后的寂静，也刺痛了我的心。孑立在只剩下我的空场子上，又感到啼笑皆非：怎么，装疯竟装出“鬼”来了！

当赶来捉鬼的大人们手提刀叉棍棒远远围住我时，我已绕着空场中间的老槐树转了几十圈。我旁若无人，时而手舞足蹈像领袖呼风唤雨；时而背剪两手似秀才吟诗诵词；时而眉开眼笑如加官进爵春风得意；时而泪如泉涌像痛失荆州痛心疾首……

正当我在颠三倒四地发狂时，那些惊魂未定的小孩又回来了。他们两手紧攥着石头瓦块，怯生生地从大人身后闪出来，“打，打死他！”一声稚嫩的断吼，石头、瓦块、砖头就像冰雹飞来，砸在我的头上脸上肩上背上，又崩落在人群中他们把自卫和复仇激发起来的勇敢，全部倾泄在我身上，这是理所当然的。

疼痛让我从“疯”里惊醒，疼痛也激发了我的自控力。我收住泪水，放出无所谓的微笑，踉跄两步扭转半圈，面前的人墙轰然倒下一片。腿快的，已跑出十几步；腿慢的，却是肚皮着地摔得两头翘起；胆小的，已迈不开两腿，直吓得双眼圆睁大嘴洞开……真是一片狼藉，一片滑稽笑意在我腹下涌动，我索性放开自控的缰绳，推波逐浪，把狂笑夸张得惊天动地。笑意狂泄，顷刻见底。一股悲哀陡然从心底升起：“疯子”竟然嘲笑常人“失态”，这岂不是更大的滑稽?最可笑的难道不是疯子自己！此时，狂笑已变质成苦笑，泪水已在脸上挥之不去因此，我再度故技重施，将顾影自怜的哀伤，推演至嚎啕大哭。演戏至此，台上台下才产生共鸣，乡亲们大叫：“莫打了，他疯了。

剧情的发展当在计划之中，演出的效果也在意料之中。公社的官来了；区里的官来了；县里的官也来了。这些知青们难请难接的贵客，在我这里得到的却是“恕不接待”，并被我用嬉笑怒骂“撵出柴门”

是夜，人群散去，我哥作伴。回顾这几天的连轴戏，真是五味俱全。

我的“疯子”生活历时一年多，直至上了户口成为武汉市正式居民为止，其间“过五关斩六将”可谓“所向披靡”。

我“疯了”的内幕，除几个必要的“配角”以外，对任何人都是保密的，也包括我父亲在内。因为他是所谓的“武汉的中南海”里的干部，一个不谙世事的“布尔什维克”。那年头，彻底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使得人人担心“隔墙有耳”，即使同一屋顶，未必同悲共欢。家庭，已不再是避风的港湾。所以我在农村装疯，回汉迈进家门后仍是“疯子”。当夜，感叹至深跃然于纸：

进门便装疯，

苦于它计穷。

老父泪零落，

我更怀苦衷。

在我曾居住的武昌红楼大院里，还有两位疯子邻居，他俩是真疯。我们都是同一代人，而且都是干部子弟。我暗自推想，连我们都沦落到如此地步，那些家境更为恶劣的同代人，疾痛是否会更多?由于“同病相怜”，我们三个“疯子”经常聚在一起，傻乎乎地聊天。同院而居的那些婶子阿姨叔叔伯伯们时常在笑，我看见，那笑里有泪。

由于我出演的“疯”戏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所以我担心自己走火入魔弄假成真，于是每夜通宵苦读，白天睡觉，以缩短演出时间。后来我托人找到一所中学，偷偷地当体育代课老师去了，并且很快成为小有名气的中学篮球队教练员。

王永宏近影

谁能想象：一个精神病患者能够同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一个“病残生”可以充当优秀的体育教师和后来的省体委教练员?谁能想象，类似的结果以后一再连续发生：两个半月内可以复习完初中课程，学习完高中课程考上大学。谁又能想象：白手起家不靠借贷和外援可以办成实力雄厚的企业，同时可以不经过专业训练成为“中国优秀服装设计师”?

谜底在哪里?我沉思良久，这谜底仍在于知青精神那种在重压下拚死抗争的铁血精神。

我们曾经年轻，不，身负这承上启下的重压，我们依然年轻！

作者简介：王永宏，男，1949年出生于武汉，原华工附中68届初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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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自《沧桑人生——中国特殊群体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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