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配偶
王海军
真金火炼自安宁
1998年初我回了一趟我插队的土左旗，住在女一中同学彭皓方的家里，她当时是土左旗的副旗长，她带我去看望了一些留在土旗的知青，多是嫁给农民的女生。回京后就有了《嫁给农民的女知青》这篇文章发在《中国妇女报》上。在武川县，也听到关于海军嫁给农民的模模糊糊的故事，那时还不知她叫王海军，只是说王力的女儿。14年后才在网上看到海军写的她自己的故事。
王海军
1998年5月，我在《中国妇女报》发表《嫁给农民的女知青》的长篇报道，用了第1版和第3版整版，这篇文章曾被《作家文摘》《文摘报》等多家报纸转载。在14年后的今天，我在博客上读到的一个人，这个人让我为自己当年的浅薄和偏见感到内疚。这个人就是王海军。一个1973年嫁给内蒙农民的北京女知青。浅薄是我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女知青的内心世界，偏见就是对其农民丈夫的偏见，看到海军将他们当成自家兄弟般的抖落着他们的酸甜苦辣——这些“鸡嫁随鸡，狗嫁随狗”的农民丈夫——我才意识到，在知青返城大迁徙中沦为弱势中弱势的“知青配偶”，是最值得同情的。
尽管40多年前海军在日记里表白“我发自内心地衷心地爱上了一个农民”，我还是觉得当年如果能看到一线光亮，海军不会嫁在农村，嫁给农民。10年农村，贫病交加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虽然海军平和的笔调似乎在有意淡化苦难和悲惨，但一个北京女孩在冰天雪地的北疆独守除夕夜的孤灯；嫁作农人妇后冒着生命危险在农村自家的土炕上生孩子；为重病的农民丈夫请求点救命款遭遇羞辱和在羞辱面前的无助痛哭……都让我不忍卒读。1978年海军虽然考上了大学，可是为了农民丈夫和女儿的城市户口，她却放弃大学毕业回北京的难得机遇而挈夫将雏去了内蒙古的一个更加偏远的地方。……40多年后的今天，关于自己的农民丈夫，海军平淡地说：“我家老杨相貌尚好，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算不得出类拔萃的男人。我却视之若宝，为他付出了全部。”
真金火炼自安宁，是海军的父亲王力送给海军的诗句。全诗是这样的：
女儿海军自内蒙回京探亲1986年2月
心在玉壶洁似冰，
真金火炼自安宁。
英豪亦有天伦乐，
除旧布新情倍增。
注：女儿海军在内蒙插队十年，大学毕业后在内蒙教书，离家已经十八年了。
老杨家四妯娌，后排高个儿是王海军
这首七言绝句只有第一句用典，典出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以玉壶冰心自喻，是一种失意不失志的自信和自勉，在内蒙古生活18年的海军回京探亲，她从清澈见底的玉壶中捧出一颗晶亮洁净的冰心以告慰父母，比任何人世间的思念都更能表达她的深情厚意。
作者：王海军
王海军（前排左）1971年元旦留影于北京
知青配偶（1）——序
你可曾注意到，在泱泱京城生活着这样一个不打眼的群体，他们有一个独特的称谓——知青配偶。
四十多年前，他们并不是乡村的精英。或家境贫寒，或身有不足，或时运不佳，或怀才不遇。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成了打着光棍的农村剩男。这时，天上掉下些林妹妹，许多知识青年来到了农村，这些庄稼汉有幸娶得伊人归。有了女人的日子，有滋有味有底气。他们的光景渐渐殷实、美满，成了村民羡慕、赞叹的有福之人。
知青开始分配工作了，很多知青走了。在农村结了婚的北京女知青忠厚、善良，她们抹抹泪，留在了丈夫身边。知青大批回城了，这些女知青用种种不可思议的方法，把土得掉渣的丈夫带回了北京。这就叫做“糟糠之夫不下堂”。
很多人羡慕这些农民跟着老婆进了京城，他们自己却不以为然。只是为了妻子的夙愿，为了孩子的前途。他们依依不舍的离开了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离开了辛辛苦苦建起的大正房。来到了喧闹的、拥挤的、陌生的京城。用他们的话说，这叫做“鸡嫁随鸡，狗嫁随狗。知青嫁了，就随着做个知青配偶。”
北京人却不是那么好当的。首先，住房、工作都是极大的难题。有的人回来后租房子、打零工，和外来务工人员没什么区别。加上亲友的歧视，邻里的侧目，社会的排斥，许许多多的压力沉甸甸的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快乐！
于是，他们寻找着相同的人，聚到一起。喝酒，吃肉，说粗话，用家乡话骂着看不惯的人和事。这些昔日的庄稼汉子，噙着苦酒，赤红了面孔，大喊大笑地发泄着他们的苦闷。他们将怎样去融入眼前这个缤纷的世界呢？
我打算用几个实例说一说，这些女知青是用什么方法把她们的“配偶”带回北京的，以及他们刚回京时的艰难。插队纪实系列，还将继续慢慢写来。
注：1. 本系列博文，全都没有用真实姓名。2. 本人1978年就离开了农村，有些事发生在哪年，记得不一定准确。
知青配偶（2）——玉娃
甄玉娃，是“姐夫”里年龄较小的。与他媳妇“部长”（不长）吴欣月年龄相当。因为玉娃生得眉清目秀，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灵气。与娇小的部长很是般配。所以，他们的婚姻波澜不惊，没有什么“逸闻”传出。男欢女爱，人之常情。相遇了，爱了，结婚了，生子了。如此而已。1978年以后，结了婚的女知青都在当地给安排了工作。部长当了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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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北京知青开始大量回京。据传，最早有几条规定：未婚知青，可病退、困退。大龄未婚本身就是一条。此外，还有离婚和丧偶两条。于是，双方都是北京知青的，办个离婚，回京后再复婚，一家人就都回京了。男方是农村青年的，有的办了离婚，女方带着孩子也回去了。大家都知道，回北京对北京知青是多么大的诱惑，几乎没有人能抵御这诱惑。部长的心乱了，玉娃的心也乱了。假离婚？搞不好可就弄假成真了！玉娃痛苦地踌躇了许久，一天、一天；部长惴惴地忧虑着，一夜、一夜。终于有一天，玉娃甩掉了手中的烟，一跺脚：“日他妈！离就离！你和娃娃回圪就行！”这是怎样的决心，这要怎样的肚量呀！这就是内蒙男人！那时，人们习惯于劝合不劝离，离婚手续很不好办。但再难也难不倒回京心切的知青。离婚证拿到手了。
谁能想到，因为离婚的太多了，北京市把这一条“暂停”了。这下就只剩下一条，“丧偶”了。离婚可以复婚，这丧偶怎么“复活”呢？玉娃、部长默默而对，一筹莫展。这“偶”不“丧”兮，奈若何？这时，又有人出了新招——假丧偶。就是，在农村不销户口，托关系开出死亡证明，火化证明，…… 所需要的一切证明。真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证明知青开不出来！还有什么“假”知青不敢造。
有的人活着，可是他已经“死”了。如果你被迫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你是什么心情？如果你不得不编排自己活得好好的丈夫“死了”，你的心怎能不哭泣？长话短说，按丧偶，部长带着孩子回京了，还是当小学教师。家里匀出一间小平房给他们住。“死”去的玉娃也跟着回来了，打零工。
刚回来不久，部长就去派出所开证明——结婚证明！然后两人回到内蒙，说是丈夫死了，又嫁给了小叔子。甄玉娃改名甄二娃又“复活”了，两人又领了一次结婚证。成了部长“新”丈夫的“甄二娃”有了新身份，在北京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虽然还是打工，感觉强了许多。又过了好多年，政策更加宽松了，“甄二娃”以知青配偶的身份，把户口迁进了北京。只是大家都还是叫他玉娃。一直到现在，只要老乡聚会或遇到熟人，玉娃总是要大吐苦水：“哦还死过一或（回）了，火化证明都开出来了。日他祖祖的！”
不少人觉得，“姐夫”们回京是走了大运，占了天大的便宜。却不知他们在感情上、精神上受了多么大的折磨。他们其实是为了妻子和孩子，放弃了自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恐怕也是女知青不忍把他们扔在农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现在，旧房拆迁时，部长分了房。孩子也成家立业了。玉娃也算融入了这个城市，成了京城的一个比较幸福的老头。
知青配偶（3）——老谭
谭秉文，人称老谭。是农村小学的公办教师。因为腰部受过伤，走路有点抬不起腿，背有点“锅”。不过不盯住他看，基本看不出来。因为他排行老四，给三个哥哥娶完媳妇，家中已是弹尽粮绝，徒有四壁了。所以，快30了，还没有娶过媳妇。后来，在别人的撮合下，娶了邻村女知青乐乐——李乐平。老谭长得慈眉善眼的颇为体面，到底是常年当老师的文化人，他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闪着智慧的光。要是一开口说话，表情生动喜人，语言风趣幽默，准逗得你哈哈大笑。乐乐是个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人。她单纯率真，喜欢直来直去。说笑就笑，说哭就哭；说唱就唱，说跳就跳。好像从来不知什么是忧愁。他们两人凑成一对，就像一对开心果，别人看着都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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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房花烛之夜，老谭和乐乐像平时一样，嘻嘻哈哈地聊着天。天不早了，乐乐说：“嘿，你出去吧，我要睡觉了！”老谭惊得平时的聪明幽默都不知哪里去了。结结巴巴地说：“剋……剋哪圪了？”窗外听房的后生笑倒了一片。……。第二天，谁见了老谭都问：“老谭，剋哪圪了？”平时，老谭下意识的总是脸对着乐乐。走路时，老谭总是走在后面，不让乐乐到他背后去。结婚许久了，乐乐还没有发现老谭背上的锅。后生们又有了新的话题：“老谭，还莫（没）叫揣（摸）见（锅）？”老谭佯装生气，却渐渐露出得色。
乐乐给老谭讲了她结婚前的那一段被扼杀了的，凄婉的，令人心碎的初恋。真没想到看着成天乐呵呵的乐乐，还有这么痛苦的经历。老谭又是心疼，又是怜惜。对着坚强、乐观、善良、勤劳的乐乐，敬意、爱意一起涌上老谭心头。老谭真诚地把乐乐捧在手心，小心翼翼地疼爱着。乐乐也被老谭的睿智，豁达所感染。被他炽热的爱所融化。就像一只孤独漂泊的小船，找到了一处静静的港湾。靠上了老谭宽广、温暖的臂弯，乐乐竟再也不想离开。
就这样，在结婚后，他们热恋了。直恋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不断传出的逸闻趣事，给他们的婚姻添加了一笔笔的浪漫色彩。老谭如实交代了他的锅，乐乐已不以为意。老谭自豪地说：“俺们窄（这）才是真正的先结婚后恋爱。”
这爱，伴随着他们度过了在农村的艰苦的二十年。这爱，支持着他们克服了刚回京时的种种困难。这爱，将陪伴他们一生。有这样的爱，让他们感到幸福无比。
老谭家的日子越过越兴旺，生下了大胖小子，盖起了大正房。乐乐也当上了民办教师。……。这时，知青开始分配工作了，乐乐要是不结婚也就可以分配工作离开农村了。看到同伴走，她也掉了几次泪。可她从来没有打算离开老谭。接着，知青开始大批回京了，乐乐总觉得不屑于去搞那些歪门邪道，一直按兵不动。直到结了婚的女知青也带着她们的丈夫走了很多，乐乐才醒悟过来。她同样禁不住回北京的诱惑，和老谭商量了一下，也开始办理回京手续了。经过许多努力，千难万难，他们拿到了离婚证，也拿到了死亡证明。
乐乐找到了北京的劳动局，在门口徘徊着，徘徊着。她的手在抖，那薄薄的几张纸，她觉得有千斤重；她的心在颤，胸口好像要爆炸一样。她转了很久很久，心里总是不能平静，终于把心一横，一步迈了进去。一瞬间，乐乐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了。她忽然鬼使神差地对劳动局的人说：“我这些证明都是假的，我不能这么做，我不想这么做啊！我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说着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劳动局的人个个目瞪口呆。（都是假的，你干吗来了？）她边哭边抽抽搭搭地述说着：“我们，结婚，都，二十年了，都有，两个，孩子了，他对我，那么好。现在，他病了，瘫了（夸大了老谭的伤病），不能，动换了，我不能，扔了他，也不能，作践他，咒，他，死啊！我不想，这么办，这么办，他，就，回不，来了！”乐乐越哭越伤心，竟哽咽不能言。抽咽了许久，才又说：“我都在农村呆了二十年了，内蒙冬天那么冷，他有病，担水、搂柴，拾粪，喂猪，活都是我干啊！我想回来，我想回北京啊！”说完这些，乐乐好像吐完了心中积郁了很久的委屈，不再说话了。她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自顾自放声大哭起来。哇哇的痛哭声，声声揪动着人们的心弦。劳动局的人都掉了泪！昔日有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今日有李乐乐，为携夫回京，哭动劳动局！悲哉，壮哉！好样的乐乐！
劳动局的一位同志说：“这些年，好多知青都这么办。我们都知道是假的，但全都给办了。像你这样的还是第一个，我佩服你！你别着急，我们帮你办。你也别老是来回跑了，我给你开个单子，你回去把材料准备全，咱们一次办成。”乐乐当即破涕为笑，挂着泪珠不断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他找了一张大大的纸，列了满满一篇所需材料名称。其中没有离婚证，也没有死亡证明。按照他的指点，乐乐全家都办了回来。老谭户口回了北京，公职留在了内蒙，办了退休，单位把工资每月寄来。乐乐则去了顺义的一个小学。这也是劳动局同志的建议，因为郊区户口相对松一点，又缺教师。有了北京城镇户口，再回市里就容易多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老谭和乐乐都很感谢劳动局的同志啊。（那时，北京不下文件，口头传达精神。我听说的是远郊区县，煤炭、纺织、环卫等艰苦地区和行业，可以接收知青回城。我是从环卫局进京的。乐乐可能走的是“远郊区县”。）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接下来请看老谭回京后的酸甜苦辣和奋斗。
回京后，乐乐到顺义小学去上班。儿子已经先回京，并在城里分配工作了。女儿也在城里上学。他们在城里租了一间八、九平米的小房。屋里放一张双人床，一个立柜，一个像双人课桌那么窄的桌子，就满满的了。周末乐乐回来，儿子就到单位宿舍去住。
我和先生去她家，他们在院子里做熟饭，一盘一盘放在窗台上、窄桌上。然后把门关上，才能支起折叠桌，把菜摆上去。一面的人坐在床上，其他三面再支折叠凳。四面都再没有一点空隙。一坐下，老谭就乐呵呵地说：“老哥窄（这）雀儿笼笼不赖哇？洪胜（反正）不用像老胡住大店（火车站）。”说起刚回来那几天，乐乐星期一去顺义上班，老谭就对付不了这蜂窝煤炉子。老谭说：“窄（这）地方圪泡（骂人的话）楼（炉）子也欺生了。贵贱不给着，天天剋接壁(隔壁）家楼（炉）子呵儿（里）夹煤。”每天白天，就老谭一个人在家，闷得发慌。我们说帮老谭找个活干干，一方面把房租挣出来，一方面有点事干解解闷。老谭一听就高兴起来。“那（neǐ）哦家四口口仍（人）就四奉（份）工资了，那还花得完？真袅节节了。”乐乐举起酒杯：“喝酒，喝酒！我给唱个《祝酒歌》！地方小，没法加动作，凑合听啊！”唱罢《祝酒歌》，又和老谭唱二人台，接着两人又唱起黄梅戏：“寒窑虽破能抵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小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不愿意把这叫做苦中作乐，这是热爱生活，勇于奋斗而产生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穷和富也是相对而言的，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常乐也！
户口要进城里，总得有个落处吧？乐乐从小被送给她姑姑，她姑父是部队干部。可这时，她的养父养母、生父生母全都去世了。只有一个亲生哥哥，在户籍上却是表哥，也就是不是哥哥。乐乐又去找哥哥哭了：“家里的房子、财产我全都不要，只要你签字承认我是你妹妹，让我把户口落在你家就行啦！”哥哥还没说话，嫂子就答了腔：“父母都不在了，就这么一个老妹妹。你不帮谁帮啊？”乐乐一家的户口落在了哥哥家。
不久，乐乐家旧房拆迁了。按“大儿大女”，他们分了一套三居室楼房。儿子、女儿先后成了家。有了孙子、外孙。老谭成了京城里又一个快乐的老头。
知青配偶（4）——老胡
胡志富，人称老胡。文化不高，毛病不少。老胡爱吹牛，十句话最多听得两句。喝点酒以后，更是云山雾罩，不知所云。1969年，老胡就娶了北京女知青木木——林树梅。知青大批回京时，木木办了丧偶，带着三个孩子办回了北京。老胡户口回不来，人跟着回了北京。
在岳父家，老胡向来是装得老老实实的。可大姨子、小舅子要是笑，老胡总觉得是在笑话自己。人家要是不说话，老胡又觉得是嫌自己在场。撇个嘴、斜个眼，都让老胡浑身不舒服。这天，好像谁也没说什么，也没有争吵。老胡忽然一摔门，跑了出去。出来后，老胡又有点后悔。回内蒙吧，木木回京办的是丧偶。要想甩他老胡，连婚都不用离。而且，老家房子都卖了，回去住哪儿啊。也丢不起这人啊。回岳父家吧，也太没面子了，老胡再不济，也是堂堂五尺男儿。再说，人家本来就看不起自己，回去不就更让人瞧不起了吗？老胡毫无目的地转悠着，天渐渐黑了，还是没想好怎么办。那时，又没有手机，木木家也没有电话。到晚上不见老胡回来，还以为他回内蒙去了。
又转了半天，老胡在垃圾箱旁找到了一个大硬纸箱，铺在一个立交桥桥洞下。饿了，渴了，天也凉了。他抱着腿，缩成一团坐着，心里酸溜溜的，往事一幕一幕如在眼前。1969年，知青下乡还不到一年，木木忽然说要嫁给老胡。老胡喜从天降，着实风光了一段。结婚后，别说打了，骂也没骂过木木一句。两人连架也没吵过。木木当民办教师，老胡在家做饭、喂猪、带孩子，什么都干。后来，才知道，木木居然是因为肢体有一点小毛病，怕拔麦子落后被人笑话，才选择嫁给老乡的。老胡是村里仅有的三个适龄贫农青年里较好的，所以木木选择了老胡。知青开始分配工作了，木木为自己当初的幼稚后悔过，哭过。她常埋怨老胡窝囊、没出息，从来没有夸过他。可木木一直勤快地做家务、带孩子，一直知冷知热地照顾着老胡。村里人都夸她是个好媳妇。十几年了，都三个孩子了。可现在------。老胡转而一想：“别（北）京窄干（这些）灰怂（孙）子逼（贬）低爷爷，你爷爷还不尿（理）你们呢！”于是，老胡蜷成一团躺在纸壳上睡着了。
老胡每天都在犹豫着，可每天都做不出决定。好几次转到“家”附近，远远的偷偷地看看老婆和孩子。就是没有走出去。这天，身上的十几块钱还够买火车票，老胡有点想回内蒙。他转到火车站，发现火车站候车室的长凳上可以睡觉，风吹不着，雨淋不到，比立交桥洞强多了。“咋早莫（没）想到了？”老胡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火车站住了下来。内蒙人不比南方人，没本事又死要面子。像拣点塑料瓶卖了可以换点饭钱，老胡不是不知道，就是不好意思去做。又半个多月了，老胡头发又长又乱，结成一绺一绺的。胡子长了满脸，分不出哪是胡子哪是脏。都说是马瘦毛长，老胡看来比前些时瘦了好多。衣服挂破了几处，脏得看不出色来。一眼看去，连个乞丐都不如。
这天，老胡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他想，去找老婆要点钱吧。于是，他来到木木的单位。这走廊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好容易对面来了一个人，老胡上前问道：“林树梅在哪哈厢（哪间屋）了？” “他们单位今天旅游去了，没人。我也是来办事的。”老胡可傻眼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饭了。怎么办呢？
对面那人听他是内蒙口音，又是农民打扮，就和他攀谈起来。听了老胡的遭遇，对方说：“我也下过乡，是个知青。给你二十块钱，你洗个澡，理个发，换件衣服。明天，你到 XXX来，我给你介绍个临时活干。”第二天，那位知青真的帮老胡找了个管吃管住的工作。
一安顿下来，老胡又去了木木单位。木木一见他，就说：“你看你，一跑就没影了，回去也不和我说一声。”老胡说：“莫（没）回圪哇，回圪怕你把哦冒（扔）了哇。”“那你这些天住哪儿了？”“住哪儿？住大店！桥洞呵儿，火车站！”“那你吃啥呀？”“一天俩馒头，哈（喝）冷水。”木木眼睛湿了：“这么多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不知道，我不是那种人。回家吧。”老胡低着头，没吭气，心想：“这次回去，一定要对木木更好点儿。也改改自己的毛病。”在中国，有许多人像他们这样，一辈子也没有说过“我爱你。”“我也爱你。”这样的话，也不曾山盟海誓。他们平平淡淡，不温不火，却也相携一生，不离不弃。你说，这算不算爱情？
木木回京后顶替了父亲的工作。老胡流浪的这些天，单位在木木父亲的楼房下给了木木一间小平房。老胡跟着木木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中。一间小屋，要住5个人，实在够挤的。这时，有邻居老太太来敲门。来者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老胡：“这是谁啊？”木木想到和单位说的是丧偶，赶紧说：“是亲戚，是亲戚！”老胡只好坐了一会儿，又回他打工的地方去了。两人商量好，往后老胡赶天黑后再来。以后，每隔几天，老胡就在11点坐末班车来。可邻居家养了一条狗，老胡一来就叫，主人总要开门来看。老胡要迅速的闪进家门，不让别人看见。第二天一早，4、5点钟，老胡就溜出去，坐头班车去打工的地方。真像解放前地下工作者接头。唉，这些多管闲事的老太太！
经过这些磨难，老胡好像知道了木木也不容易，也为木木没有抛弃他而感动。着实“老实”了很长一段。每天努力地上班、工作，言谈举止也正儿八经的，像是变了一个人。
木木的单位终于给分房子了，大儿大女，三室一厅。可算有了自己想回就能回的家了。老胡辞了那份工作，在过街桥下摆了个修自行车的摊子。开始是补贴家用，后来孩子都大了，挣钱了，修车就成了老胡休闲与社交的娱乐活动。连城管出巡都要互相嘱咐：“别抄过街桥下那个修车的老头，抄了还得给他送回去。”后来，女儿去了美国，想接父母去住住。这时，两人才想起老胡的户口还没办回来。回内蒙一办，才知道老胡的户口让一个和他姓名相近的远亲迁走了，人家按知青配偶上了城市户口。老胡这下成了真正的“黑人”。唉，老胡真是糊涂，木木真是木头，这么大的事居然搞成这样。这也怨不得别人。美国没去成，好在妻贤子孝，日子兴旺，老胡还是很幸福。（老胡是我们这一伙中唯一户口没办回来的）
俗话说：山难改性难移。老胡这时又故态重萌。又喝着小酒，醉后又吹着牛、说着胡话。其他“姐夫”们往往成为他讥笑的对象，央视名人都成了他的梦中情人。得罪了人还不自知，老胡只管自己得意地乐着。北京某个过街桥下，那个逍遥自在、胡吹乱侃的修车老头，没准儿就是老胡。
知青配偶（5）——我家老杨
王海军(1973年)
写了这么多知青配偶的故事，也该喘喘气了。一想自己家还有个知青配偶呢，似乎也该给朋友们个交代。一提笔，发现自己好像是属手电筒的。向别人一照，此人的外貌、性格、经历就了然于胸了。详写什么，略写什么，不写什么也就有了计较。光束后面的自己，却在黑影里，照不见。写了一气，自己咋看咋像履历表。又像是犯罪分子的坦白交代。要不，朋友们就凑合着看吧？
我和我家老杨
我家老杨相貌尚好，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算不得出类拔萃的男人。我却视之若宝，为他付出了全部。大概是像雨田博友所说，恋爱中的人智商都比较低吧。也可能是如俗话所说，“小（儿）不坏，女不爱”，老杨直性子，坏脾气，一根筋，在农村青年中比较“异类”。其实……。唉，若再过一两年，我能够坦然面对他的逝去时，或许能慢慢讲给朋友们听。现在，姑且从1982年说起。
1982年，大学毕业前，班里给想回北京的同学发北京市人事局的登记表，我也要了一张。我的人生哲学是：没有机会不强求，淡然度日；有了机会不放过，放手一搏。有人笑我手伸得长，我说：回不成又能丢了什么呢？结果，我拿到了分配到内蒙乌海市的派遣证，同时也收到了北京市人事局的接收证明。我先回北京，去人事局问了一下，答曰：“孩子如是城镇户口就可以带回来。我们不办农转非。”“那有没有政策说几年后可以回来呢？”“什么时候孩子她爸回来，她就可以回来了。”不能把孩子搞成农村户口啊，我转身回了内蒙。
内蒙有关方面答曰：“只要你留在内蒙，立马给你女儿上城市户口。”我考上大学时，老杨曾豪气地说：“你去吧，家中有我呢。”这时却小家子气起来。他什么也没说，一夜睡起来，身上、脸上全肿了。我怕他又犯肾脏炎，十分着急。我知道这是心病，赶紧找了呼市的同学，一天之中办好了改派，分到了呼市一中。（分配时，因呼市的同学多，想留在呼市是很难的，这时却可以算从北京改派了。）老杨的病随之好了，孩子的户口没出两个月就迁到了呼市。
这时，分配到乌海市的同学来找我，他夫人是农村户口，他动员我去乌海应聘，和他一起为解决爱人的户口努力。我去了一趟乌海市，谈好条件，给老杨上城市户口，找工作。1983年5月，我已经到乌海市一中报到了。上班后，却没人提老杨的户口和工作的事了。那个同学和我，还有我系77级的一个同学，一起去找了高市长。市长说：“以前不知道你们有这么难，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帮你们解决。”市长说话算话，很快从上级为分配来和招聘来的大学毕业生的农村家属要了几十个户口指标。大年三十，我们找到民警家，给老杨上了乌海市户口。老杨成了城里人。
我和我家老杨
给老杨安排工作的事又没人提了。当初和我谈条件的副市长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一座楼里上班。我去找他，他支支吾吾总没个明确的说法。我说：“我北京的调令都拿到了没去，呼市也不呆了，来你们这儿就是为了爱人的工作。如果你们办不了的话，把我送回北京去就行了，或者呼和也行吧。”如果我第一节和第三节有课，第二节课我就会去找他。我也不说话，往他办公室沙发上一坐最少一节课。我天天都去，这天，我走进他办公室往沙发上一坐。这副市长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劳动局吗？我XXX。我有个亲戚，你们给安排个招工，今天就办。”我说：“说好了来教书，工人指标不行！”副市长说：“马上全国都要停止招工了，以后都是合同工了。这个指标你还是接着吧。以后还可以转干。不然，以后我也没办法了。”我还挺不情愿地去劳动局给老杨办了招工手续。老杨成了“公家人”。
乌海市各个单位都有一些全国各地的知青，但各自为阵成不了一个团体，消息十分闭塞。知青大回城的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当时心想，回不了北京，就往近处走走吧。1988年暑假前，经过奔波、试讲，（我联系了京郊及北京周边四五个地方）我收到了河北涿县（现涿州市）配件厂子弟学校的调令。路过北京时，在公交车上碰到了同村知青，才知道原来分配到呼市的，还有在村里结婚了的知青都已经回了北京。9月1日，我在涿县上班，10月份，居委会就上我妈家登记知青情况，说是要给知青子女办回京。这时，消息已十分灵通，知青们都激动地互相打听并传播着。1989年初，孩子办回了北京。1990年初，我经人事局办回了北京。接着，老杨经劳动局也办了回来。
从1982年到1990年，经过“八年抗战”“曲线救国”，我们终于回到了北京。晚回来的这8年中，孩子上了城市户口，老杨有了城市户口，有了正式工作。回来后，父母家住房较宽敞，我们两个人上班，没有什么其他负担。除了发生一些家家难免的磕磕碰碰，大小摩擦，再没有受什么苦了。其实，1978年考上大学，我的命运就已经根本的变化了。老杨有了城市户口，有了工作，也鸟枪换炮，面目一新了。除了固执不改的内蒙口音，俨然是北京一分子了。
老妈弹泪
1974年元旦后，我怀着孕，去干校看望了妈妈。我要返回农村时，从不流泪的妈妈拉着我的手，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妈妈、我和妹妹
回村后，我们也不懂得怀孕期间要增加营养。其实，就是懂，也没有钱来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我们那里除了山药蛋、胡萝卜什么菜也没有。整个夏天，一点肉也没有。连攒带买准备了点儿鸡蛋，还要留着坐月子。听人说多活动点生产时会顺利一点。我就坚持天天出工劳动，照常做家务，一直到生产的前一天。当然，挑水，端猪食盆这样的重活是不敢做了。那一段，杨永增天天乐得嘴都合不上，一会儿要听听他的孩子有什么动静，一会儿要摸摸他的孩子是不是又在蹬腿呢。我虽然觉得挺辛苦、挺累的，可是一看他那笑脸，一切不适、不快就都云消雾散了，心里也就乐了起来。就这样，在莜面、山药蛋的滋养下，我努力地度过了漫长的“十月怀胎”。
1974年7月11日，农历闰五月的五月二十二。我早上起来，正在拉风箱，忽然一阵肚子疼，杨永增赶快把我扶到炕上，然后跑到东院叫来了二嫂。二嫂来了一看，说：“先见红，疼死仍（人）。”接着，就烧水、铺草纸……忙成一团。杨永增不同意请村里的产婆，坚持要请医生接生。这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二嫂让二哥披个雨披牵个毛驴去请七、八里外唯一的学过接生的农村医生——张连登的媳妇。我上炕躺了一会儿，肚子不疼了，什么动静都没了。张连登媳妇来了，也快到中午了，二嫂做了饭给大家吃。我抓起个花卷，咬了几口，忽然肚子又剧痛起来。大家赶紧把饭收下去，又忙活起来。因为下大雨，不能让人都出去，也没让杨永增出去。杨永增就坐在我旁边，我使劲攥着他的胳膊，都把他掐紫了。还算幸运，在老公焦急、关切、鼓励的目光中，我顺利地生下了我的宝贝女儿。
我女儿出生的小屋
我往起坐，想看看孩子什么样，大嫂、二嫂一起叫：“停停睡的，不敢起来！”我也累极了，就躺下闭着眼睛休息。过了一会儿，二嫂把孩子抱过来给我看。呵，就吃点儿莜面、山药蛋，孩子还长了一头黑发。她使劲蹬着小腿哭，小脚丫才有我中指的两节长。再仔细一看，头尖尖的，又黑又红，满脸满身都是褶子，像个小老头。好丑啊!我们俩都还长得可以嘛，这小东西是像谁呢？看不出来。丑也是我闺女呀，我想接过孩子来亲亲，又不会抱。二嫂一边帮我托着，一边说：“将将养哈（生下）统（都）窄（这）样，奶上个三几天，就蜕出来了，赶过满月，就决发（越）喜仍（人）了。”屋里几个女人七嘴八舌的“好娃娃呀，迷留骨（额头）宽宽的，亥（和）她妈一样样的。”“嘴嘴搭她爹了。”“再明儿更（跟）上她妈尅（kei去）别（北）京，可要好活（过好日子）了。我也沉浸在初为人母的欣喜与自豪之中。
过后不久，我们村有个产妇，孩子生下来了，衣却下不来。接生婆用秤钩子去钩，结果产妇大出血死了。Z大姐在生第三胎时，忽然难产，差点送了命。原来，自古就有人说，产妇是一条腿在阳间，一条腿在阴间。生孩子就等于去鬼门关走一遭。我妈和我的三个姨，年轻时都是八路军，都有孩子寄养在农村夭折、丢失的经历。这时，我才明白了老妈弹泪为哪般。
不许哭
二哥冒着雨去离我们村五十里的下营盘把二姐接来了。二嫂早就给准备好了红布条。把红布条挂在门上，我就开始坐月子了。
二姐也是个精明强干的农村老娘娘。与二嫂不同的是，二姐的小眼睛中闪着“女强人”般坚定的目光，一看就是个厉害的主儿。二姐一看到我和孩子，小眼睛眯成一道缝，眉里眼里都是笑，竟变得十分和蔼。当时，村里的女人坐月子什么都不让吃。开始，只让喝小米粥，还是瞪眼米粥，就是稀米汤。后来才让吃点豆面面条。杨永增和二姐争执了一番，二姐也就答应给我吃得比别人稠一些，还可以用米汤泡馒头吃。杨永增求爷爷告奶奶的搞来二斤红糖，加上留的鸡蛋，就是我们的全部营养品。当时，别说尿不湿，就是卫生纸也没得卖，只有黄草纸。孩子就用二、三层旧布匝成“尿片片”，拉上了也得洗出来再用。把屎把尿洗尿布，这些脏话都是二姐干了，还给我们做饭。洗出来的“尿片片”，就在炕头上烘着。大夏天的，二姐又不让开窗子，屋子里满是奶腥气和尿骚气。
第九天，二姐家中有事，傍晚回去了。大姐说第二天一早来。半夜，孩子哭起来，杨永增睡得呼呼的。我把孩子放到他耳边，他还是不醒。本来，把他推醒就是了。可是我忽然觉得一阵委屈，就自己坐在那儿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忽然觉得鼓涨的胸部倐倐地瘪了下去。我吓得止住哭，推醒了杨永增，看看竟是一滴奶水也没有了。第二天一早，大姐就来了。大姐更老一些，是个嘴也不停，手也不停的老娘娘。一进门，听说没奶了，就开始叨叨：“他四妗妗，做妈的仍（人）了，可不敢哭，瞭娃娃莫（没）纽纽（奶）咋呀？”她抱着孩子哄着：“毛仔可怜了，姑姑抱抱，揣揣（摸摸）小肚肚，饿得板塌塌的了， ……。”那时我们没有奶粉，也没有任何下奶的东西，急得大姐催着二嫂和其他亲戚满村求正在奶孩子的女人，这个来给吃一口，那个来给吃一口。三哥还到邻村找人要了点羊奶。幸亏，过了两天，奶又下来了。饿坏了的宝贝，贪婪地吸吮着，一口赶一口地吞咽着。我也松了一口气。是啊，都当妈了，大姐不说，我也不敢再哭了。大姐一直伺候我坐完月子。
终于熬出来了，这么多人帮忙，怎能不过满月呢？那些年，旧礼数比较少。大姐给蒸了个大大的面库垒（面圈），上面一圈插了九个大馒头，一个面佛手。两个人捧着面库垒往孩子头上套去，嘴里念叨着：“头上套了脚(jia)上抹（ma），娃娃活(hua)到一百（bie）八。”“九佛梨，一佛手，守住亲(qing)娘永不走。”我们的大侄女，比杨永增还大三、四岁，她比我早一天生下了她的“六六”。她不能来，就让她的大儿子来了。她儿子大概十六、七岁了，他对我们孩子伸出手说：“小姨，来，外甥抱抱。”大家都笑了起来。
过完满月，我妹妹从插队的山西阳高来看我。这时，孩子已经很好看了，长得像我。我妹妹抱着她说：“大奔儿头、抠抠眼儿，吃饭抢大碗儿。”这时，我才开始干给孩子把屎把尿洗尿布这些事。后来，我大姨说：“你还真不简单，在农村生孩子，还活了。”
现在，杨永增的侄辈、孙辈，有好多在北京打工。都成家立业了。这些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一怀孕就到医院去建档，检查无数遍，吃许多营养品。都到医院去生，还大多是剖腹产。生了以后，大人、孩子都金贵得不得了。尿不湿、婴儿车、各种玩具、各种营养品，……奶粉都要进口的。每每看到这些，我都会不由地想起当年……。
鬼怕知青
下乡头几年，偶尔有人神神秘秘地悄悄地说：XX跟上XX了。（跟上鬼的意思）可能怕我们知青听见，说他们搞封建迷信，说的时候总是离得我们远远的，更没人跟我们细说。
我坐月子时，因为哭得没有了奶，孩子也饿得直哭。大嫂一天来了好几次，每次都说：“不是有了不干净的了？”第二天，孩子嘬一嘬，胸部有了倐倐的感觉，可能奶快下来了吧。大嫂又来了，她说：“该管（不用管）他咋的了，有的莫（没）的试达一下吧。”我想：“人家一天几趟来关心，不由着她，她心里老不舒服。”我也想看看她们这一套怎么搞，就暗示老公杨永增听她的。大嫂用纸卷了个长长的纸棍点着火，不知她怎么弄的，着的比较慢。只见她一边嘴里叨叨着：“南来的绳绳（神神）别（北）来的怪，来的欢欢走的快……。”一边用纸棍迅速的在我胸前一晃，又在孩子身上一晃，接着小脚颠颠的飞跑到院门口，把剩下的一点火用碗扣在矮墙头上，又给孩子叫了几声魂，就好了。真好玩，坐月子不能哭，不知是不是也不能笑呀？因为怕大嫂生气，我使劲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两天来的忧愁一扫而空。不一会，奶就下来了，孩子吃饱了也不哭了，大嫂颇为得意。不知你信不信，反正她信了。
农村没什么娱乐，一有点什么事，大家就纷纷跑去看热闹。我是一个生性活泼好动的人，总是很积极地往“现场”跑。
有一次，二嫂的大闺女我们的二侄女来住娘家。她岁数跟杨永增差不多大吧。老实巴交的一个农村妇女，不像那些神神叨叨爱装神弄鬼的人。听说她跟上她爷爷（也就是我公公）了，我想看看所谓跟上鬼到底什么样。是神志不清、发烧说胡话，还是借鬼发挥说说平时憋在心里的话。我跳起来就往东院跑去。她家院子很大，我跑到她家屋门口，刚迈进一条腿，正好刮来一阵风，她家房顶窑洞（烟囱）上立着挡风的一块土坯掉进窑洞里，忽通忽通一阵响。在场的人一起说，“走了，走了。”我进了门一看，二侄女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了。她坐在炕上，额头有些汗珠。见我进来，她很清醒地说：“四婶过来了？欢欢上炕。”听说，她刚才叫着她四叔（杨永增）的小名，嗔教他不烧纸。还说我们回北京时，他给看门来着。（看来，我们不烧纸，亲戚们有意见。）“跟上鬼”时究竟什么样，我没看着。还是“耳听为虚”呀。
又努力了好几次，总是我一进门，人家就好了。我还觉得挺遗憾的。有一天，一个聪明的老乡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他说：“后死的鬼到阴间亥（和）递个（过去）死的鬼告诉（交谈），村呵儿（里）来了一伙伙恣肆（知识）青年，窄（这）干家肆可生杀了，可厉害了。打仍（人）、叼（抢）东西，甚灰做甚。（我们刚下乡那会，正赶上‘挖肃内人党’，有些知青参加了批斗，还抄了几家，把人家的东西拿回来吃。）苛（全）村呵儿（里）的狗都不敢鸟（咬）恣（知）青。窄（这）狗们的不怕鬼，倘或碰上，接（趁）早圪绕开些，操心叫抬住，可要叫折点个灰。……”他兴致勃勃地说着，好像忘了我也是个知青。他忽然感到了我的不快，尴尬地解释道：“窄（这）鬼风（分）不清好恣（知）青还是灰恣（知）青，一紧儿（一齐）都躲上走了吧。嘿嘿。”“奥、奥，原来鬼怕知青啊！怪不得我一次也看不到。”我勉强地应道。
既然信则人怕鬼，不信则鬼怕人，那为什么要信呢？
知青安置办主任
这天早上一睁眼，看杨永增头肿得大了一圈，眼睛成了一条缝。再看他的手和脚，肿得都发亮了，一摁一个坑。他浑身发软，几乎爬不起来。我赶紧请了赤脚医生来看，医生说是急性肾脏炎。还说，最好是去大医院看看，不然转成慢性就麻烦了。那时，孩子还在吃奶，我们手头又没有一点钱。一时竟陷入了困境。
年青时的杨永增
这时，村里有个人对我说，县知青安置办公室每年都有救济款，让我去试试。73、74年大批知青走了之后，县安办早就不把在农村结婚的女知青当知青了。我觉得去也白去。可这人说，听说有个女知青，也是在农村结了婚的。丈夫死了。她找到安办女主任的家里，饭熟了就自己拿着吃，晚上就自己上炕铺被睡。主任赶紧把她安排到县招待所，给她买了饭票，然后，很快地给她办理了返城手续。我想也许这个主任还不错，就去试试吧。
在去县城的三十里路上，我一直在心里盘算：进门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要不要学习那位女知青呢？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直打鼓。到了县城，打听到女主任家，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头都没敢抬，讷讷的说了我的困难和来意。“你嫁给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了，贫下中农咋过你咋过。救济款得发给知青用！”这主任操着后山普通话，无情地说。听到这粗哑又生硬的声音，我吃惊地抬起头，这是个女人吗？我看着她，她也瞪着小眼睛盯着我。我被那一句话噎得不知再说什么好了。想想躺在炕上的老公，我心中叹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忍了忍气，鼓了鼓劲，准备再说点什么。
这时，她们家的饭熟了，摆到了炕上。可能有那个女知青的前车之鉴，她们全家人都充满戒意地望着我不吭声，连内蒙人习惯地让一下都没有。按计划，我该自己去拿着吃了。可我的勇气鼓了又鼓，手却像被拴住了一样，怎么都伸不出去。“我……，我……，” 刚说了两个字，就不由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主任“嗤”了一声，轻蔑地撇了我一眼，也不撇那二圪揽普通话了：“哭甚了？俺们家又莫（没）死（人）！剋（去）别处哭圪！”我真不知道是该继续哭，还是该停止。原来的计划和想了一路的话，全都忘记了，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离开她家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只有那瘦高的个子，男人般的线条、声音，瞪着的小眼睛，还有那无情的、蔑视的表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其实，她不给我救济款是在意料之中的。可她把我“开除”了知青籍，对我真是莫大的打击。从那以后，我也把自己“开除”了知青籍，很少和其他知青来往了。不去呼市看他们，也不通信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时不时的就会想到，我就是个农妇了，就像千千万万农村妇女一样，死了就埋在老杨家的祖坟里了。可我偏偏又不是个平常的农妇，总比别人凭空多出几分烦恼。
我当时又气又急又悲，可生活却不容我悲戚。杨永增还膀眉肿眼地躺在炕上，等我去找钱治病。吃奶的孩子，还等着我去抚养。还得出工去挣工分，打口粮钱。油、盐、酱、醋，吃饭穿衣，点灯的煤油，烧火的炭，要的都是钱。不是欲哭无泪，而是欲哭也没时间啊！我顾不得去跟这XX生气，牙一咬、心一横：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我跟亲友借了几十块钱，先给杨永增开了点药吃着。然后，我给妈妈写信，请她向扣发她工资的中联部申请点补贴。还给当时能联系得上的大姑、五姨写信求助。很快，三处各寄来了100元，就是300元了。在当时很多了。我妈让我哥给寄来一盒卡那霉素针剂，还寄来一包冬瓜子（在干校食堂帮厨搞的，说是可以治肾脏炎。）我五姨还寄来了黄芪、杜仲、大枣。大概因为平时不常吃药打针，刚打了8针卡那霉素，杨永增的肿就全消了，几乎和没病一样了。剩下两针，后来我们家的羊生病，给羊打了。邻村有个人和杨永增几乎同时得的肾脏炎，那人半年多都消不了肿，后来转了慢性，几年都没好。
开始，我出去找钱、去县城寄信、取钱，嫂子、侄女、侄媳妇，总有人帮我照看病人、带孩子。最初那几十块钱，也是大家帮我凑的。后来，杨永增好些了，可还不敢干重活，二哥、三哥、侄子们每天都会有人挑水给我送来，还常帮我干重活。在大家的帮助下，杨永增一天一天好起来了。
灾难，算是挺过来了。尽管我已深深体会到，面对艰辛之时，笑要比哭难得多，累得多，心神也要疲惫得多，但我还是选择了笑。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多亲友帮助我，鼓励我。我只有过得好好的，把发自内心的微笑送给他们，才是最好的回报。冲那给我带来伤害的小人，我更应过得好好的，把不屑的冷笑送给她，善恶定会有报的。我也决心不再悲泣，以仰天大笑直面已过去的艰难困苦和未来未知的险阻坎坷。于是，在别人眼里，我勇敢地闯过了难关，又乐呵呵的生活了。
有惊无险
刚下乡时，到冬天，我们村女知青就一起回北京去。当时，我父亲不知下落，母亲在干校隔离，不许探望，家里也封了门。我妹妹也从插队的山西回来，我们俩加我哥一家三口，就挤在我哥家一间小屋里，住在一张双人床上。别的知青一回北京，都是乐不思蜀，迟迟不肯返回内蒙。我看把哥哥一家挤成这样，就想回内蒙了。正好到了月底，没有钱买我和妹妹的火车票。我们来时已向我妈妈的单位申请了一点补助，估计再申请可能不会给。我就给五姨写了封信，打算等五姨一寄钱来就买票回内蒙。
左起：我嫂子、我哥的孩子、我、我妹妹、我哥哥
这一天，我到街上逛了一圈，一摸兜，仅有的两块钱让小偷掏走了。当时，那个懊丧，比现在让人骗走两万块钱还痛心。晚上，哥哥嫂子回来，四个人把兜都掏空，都是些硬币、毛票，一共不到两块钱。买点不买不行的东西吧，这几天只好不吃菜了。这一天，我和妹妹又出去逛街，身上只有1角5分钱。我说：“反正也是没钱了，把这1角5分花了吧。”我们俩人就开始琢磨买点啥。走着走着，我们俩忽然相视大笑起来：“想不到大名鼎鼎的XX之女，居然攥着1角5分钱满街琢磨。哈哈，哈哈！”最后，我们买了一个酱猪脑，俩人分吃了，正好1角5分钱。这猪脑别提多香了，以后再也没吃过这么香的猪脑。
五姨寄的钱到了，我和妹妹买了火车票各自上路了。到了呼和浩特，正是夜里。我在火车站候车大厅找了个空椅子，把带的一个箱子放在头边，就睡起来。人逐渐多起来，没有空地儿了。有个人就坐在我腿弯儿，趴在我腿上睡起来。我睡醒了坐起来，看这个人不年青了，干干瘦瘦的，戴个皮帽子。他一开口就问：“你是江苏人吧？”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是蒙着了，还是怎么看出来的。听他说话公鸭嗓子，不男不女的。既然趴在我腿上睡，就是女的呗。我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他闲聊着。这时，他把皮帽摘下来，露出了喉结骨和短发。诶呦，原来是个男人。他说他是来车站接人没接着，所以就在火车站爬了一夜。越看他越是不怀好意。这时，站外传来汽车的声音和人走动的声音。我提起箱子就往站外走去。一出站门，天黑曲曲的，也看不见行人和汽车了。我挺害怕，后悔不该出来。正想返回站里，那人也追了出来。这时，一对农村老夫妇提着几个大包走出来。我赶紧跑过去，说：“大爷、大娘，我帮您提一个。”从火车站到汽车站，要走很长的一段窄胡同，胡同里黑乎乎、静悄悄的没有其他行人。那人一直跟在后面叫：“小王，我们认识不容易啊！”直到我们进了熙熙攘攘的汽车站，那人才走了。我吓得心咚咚直跳，心想，幸亏这对老夫妇了，不然，没准出什么事呢。
到了武川县城，天下着大雪，刮着白毛风。风刮到脸上生疼生疼的，眼睛都睁不开。入冬以来的积雪都没有化，白茫茫的一片根本找不到路，一眼望去，一个人影都没有。武川属于丘陵地带，沟沟壑壑很多，一刮白毛风，沟里的积雪有时会有一人深，要是掉进去，可就没命了。原想搭粮站的汽车，村里或邻村的马车。可这天气，人家都不出来了。我只好住进了县城的车马大店。住了两天，没钱了。同住在大店里的一个蘑菇窑的女知青给了我一块钱吃饭，可还是没有住店钱。看天晴了，我把箱子提到店老板屋里，请他帮我存着，我回去找人来拿。老板说：“漏（路）还莫（没）踩开，操心跌进壕子（沟）呵儿（里）。再住一天哇。”这时，旁边坐着的一个后生问：“你是哪忽揽揽（哪个地方）的啦？”我说是天力木兔大队霍家沟村的。他说：“你寻不见漏（路），哦亥（和）你们村安明子是亲亲了，哦漏（路）过你们村，更是（跟上）哦走哇！”这人还骑了个毛驴。他用毛驴把我的箱子驮上，他自己也只好走路了。一尺多深的积雪，三十里路。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好几个小时，他把我送到转身就走了，也没去他亲戚家。看来，他并不是顺路，起码是绕了路。我居然连他的名字都没问。好像是什么长尾巴梁还是长尾巴沟的。
终于回到我们的知青小屋了，再小再破，这儿才是我的家。想想一路风险不断，真有点后怕。幸亏是有惊无险，平安回来了。以后，我可再也不一个人出门了。
老喜板板
老喜板板孤身一人，是村里的五保户。大家只知道她是跟老喜从外地迁来的。她说不清自己姓什么，闺名叫什么，老家是哪里，也说不清老喜是她的第几个男人。按她平时零零星星的述说，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克夫命吧，嫁一个，死一个，老喜至少是她的第三个男人。
老喜板板个子高高的，脸盘圆圆的，满脸深深的皱纹记录着一生的沧桑。你若跟她说话，她把眼一眯，笑得扑喜喜的，挺典型的农村老板板形象。她不曾生育过一男半女，所以特别喜欢小孩。见了小孩子，总要抱一抱。她特别爱到我家来，就是为了抱抱我女儿。
孩子很小时，我把孩子放在二嫂家，就去生产队出工劳动了。二嫂也是一大家人家，有许多活要干，怎么好意思总是麻烦人家呢？想想孩子如果会翻身会爬了怎么办呢？这儿的老乡一般都在炕上钉个铁橛子，用绳子拴住孩子的腰。可是，拴上也不能走远。不然，绳子脱扣了，橛子拔起来了，或绳子绕到孩子脖子上了，都是很危险的。
看老喜板板这么喜欢孩子，我灵机一动，让她上炕抱着孩子，我来做饭。那天，正好有人送给我一绺韭菜，我做了韭菜鸡蛋摊饼。老喜板板吃了个不亦乐乎。她还详细地问了做法，说晚上回去自己做。第二天，老喜板板一早就来了。我问她做好摊饼了吗？她笑着摇摇头：“莫（没）抬（做）成，圪搅了一锅白面圪髑(du)，圪（给）接壁（隔壁）家猪吃了。”原来，这老喜板板活了一辈子，什么饭也不会做，每天东游西串，各处钉锅（蹭饭）。钉不上，就不管怎样，把生的搞熟，塞进肚里。我边笑边让她再上炕。经过几天观察，这老喜板板只要一上炕抱上我们孩子，一上午也不下来，连厕所也不上。真是尽心尽职。我试着问她，每天来给我抱孩子，我管她中午、晚上两顿饭，行不行？她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几天下来，平安无事。
这天晚上，我收工回来，见老喜板板没精打采的耷拉着脑袋，脸色发黑，眼睛也快睁不开了，一摸她额头烫得吓人。我赶快接过孩子，一眼就看见好几个虱子在窜。我让我先生杨永增给孩子抓虱子，我送老喜板板回家。老喜板板家又黑又脏又乱，炕席已经烂得拿不起来了，炕上只有一个烂棉花套子。我想给她倒点水吃药，只有锅里有一个没洗的盛菜的浅盘。我说：“你咋不买个碗呢？”老喜板板无力地答道：“哦老歪歪快死的仍（人）了，圪（给）甚仍(谁)置家产了？”我回家拿了一床被，一身内衣，一身棉衣，还有两个碗……，把她的烂棉套、烂衣服都扔了。回到家，杨永增告诉我，因为发烧，老喜板板身上的虱子就爬出来了。他给孩子抓了几十个虱子了。第二天，老喜板板穿着“新”棉衣，美不滋滋，精神焕发的又准时来“上班”了。
说来老喜板板不聋、不瞎、不疯、不傻。可你要是跟她聊天，说到新社会、旧社会，共产党、国民党。她只有一句话：“知不道。”真好像个外星人。别看她没文化，可她会一套一套的童谣，大约有十几二十套。她抱着我女儿，总是美滋滋的笑着，有腔有调的念叨着：“挠（好的意思）圪蛋（对小孩的昵称），会打炭，莜面窝窝捣烂蒜。……”“……。”我女儿就在老喜板板的童谣声中逐渐长大了。
物小情浓
我叔叔是江苏阜宁的中学教师，我婶婶是小学教师。那时的人，既不旅游也很少探亲。他们没有来过我家，我父亲也没有回去过。我们只是从照片上知道叔叔婶婶。叔叔婶婶有6个孩子，孩子都上学后，他们生活有点拮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向我父亲要过钱，也没提过其他任何要求。每到开学，我母亲都会替我父亲给他们寄一点钱去。也没见他们回信来说点什么。这份情，平平的、淡淡的。后来，我父亲出了问题，母亲也被单位隔离。很多亲戚都受了牵连，失去联系。在那鬼都不上门的时候，叔叔却开始常常写信询问我们兄妹的生活情况。
叔叔婶婶知道我怀孕了，要在农村生孩子了。在离预产期还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婶婶寄来了第一个小包裹。里面是两件绒布系带小上衣，白底小黄花，柔软极了；三条带着小鞋子的开裆裤，紫红碎花，又轻又薄；还有一个用碎布头拼的小帽子，漂亮极了。孩子生下来一穿，大小刚刚好。随着天气变凉，婶婶又寄来了夹衣夹裤，毛线帽子，还有一个薄薄的、精致的蓝花小坎肩。冬天将至，又寄来了棉衣棉裤，还有一个棉斗篷。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衣服也一点点变大，样式也不断改变。第二年裤子不再连鞋，成了背带裤。冬天的裤子前面很高，护着肚子和前心，后面还有个屁帘。单做的小单鞋、小棉鞋，总是十分合脚。就这样寄了整整三年，我一点都没用再给孩子添衣服。
我女儿一岁半时，和我母亲（在干校）的合影。小棉鞋、棉袄、棉裤和围嘴都是我婶婶做的，多合身啊！
当时，村里的亲友们羡慕极了，她们说：“燕毛（我女儿小名燕燕）争（真）袅（漂亮、好的意思）了，有这么精巴（精干）的二姥姥。可要袅节节了。”“瞭瞭窄（这）小袄袄、小裤裤，瞭瞭窄样式、窄争节（针脚），想买剋（去）哪儿买圪了。”看看全村属我们女儿穿得漂亮，我也很得意。
这些小衣服，都是我婶婶一针一线亲手缝的。小孩衣服，用布头就行，花不了几个钱，可对我来说却有如雨中送伞、雪中送炭。衣服小小的，那情意至今想来仍是浓浓的、暖暖的。
错位小天才
大南大北的远血缘婚配，正符合科学的原理。所以，我所接触到的和听到的在农村结婚的女知青们的孩子，没有一个傻子，没有一个有先天疾病。个个聪明、漂亮，健康。我的宝贝当然也不例外，从小就聪明得出奇。
那年清明，正好下了点雨。我和我先生杨永增就边吟边赞道：“清明时节雨纷纷……。”“欲断魂，多形象啊！”“遥指，在远处呢，更断魂了。写得太好了。”过了一会儿，女儿忽然说：“妈妈，再讲《清明》的故事！”我挺吃惊，和着她当故事听了。我就尽量通俗细致的给她讲了一遍。过了一会儿，她又让讲。讲了几遍之后，女儿忽然手背后站好，晃着小脑袋，用标准的普通话一字一句清晰地背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我试着给她讲别的“故事”，她总要问：“甚意思啦？”我就尽量生动地讲一番。背过十几首之后，她不再问“甚意思”了。我试了试，她竟是不用讲解就读懂了。此后，女儿就常追着我要听新“故事”三岁时，她已经会背《木兰辞》了。
有一次，女儿从外面哭回来，说XX男孩打她了。我看她没伤没咋的，就说：“嘿嘿，活该！”孩子站那儿楞了一会儿，转身跑出去了。我对杨永增说：“孩子是一个小社会，有打人的，就有挨打的。有孩子头，就有跟屁虫，还会有受气包。大人是干涉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天天跟着她。”不久，就发现女儿已自己打下了一片天地。村里7、8岁的男孩都听她指挥。
正当我把自己未竟的心志寄托于女儿，心想按我的模式也许能塑造出个小天才时。女儿却自己有了惊人的“发展”。
那次，我和先生去参加民办教师招考，大姐来给我看孩子。我回来后，好几个亲戚争相向我夸赞我女儿：“窄（这）女女争（真）精了，做饭贵贱不搅（叫）她大姑姑倒油。”“你骂她小猪猪，她骂你老母猪。娃娃翻过班来了。”“她三嫂（我们的三侄媳妇）戏逗她说：‘你妈下街离婚圪了。’她接起来就骂：‘你妈接嫖客剋（去）了！’”诶呦，我的天哪！这都是什么时候，从哪儿学来的啊！孩子才3岁多点儿啊！还夸她呢，越夸她还不越来劲儿？！
有一次，邻居家孩子打了三哥家的两个孩子。我女儿爬到东院圪蛋（用扇形土坯旋成的圆形粮仓）顶上，扯开嗓子大骂：“XXX（对方家大人的名字），哦X你妈，你打爷哥哥，爷……。”一点儿大的小人儿，站得高高的，操着地道的后山调，把女人骂街的话，一套一套的抛出来。家家都有人跑出来看热闹，被骂的人也叼着个烟袋乐呵呵的看着。我真是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即使是一个只有三岁多的孩子，也不能随便当众挫伤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耐心地等她骂了十几分钟，骂够了回来，我说：“以后你回北京，北京的娃娃不骂人，你怎么办？”女儿想了想，认真地说：“妈妈，那你得提醒我啊！”好在我女儿很争气，4岁离开农村后，不仅没有再骂一句人，连内蒙话都没再说过一句。只是开始几天不说话，等一开口就是标准的普通话。
后来，我当了老师，经常碰到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家庭影响大，还是社会影响大；这一类争论和探讨。我总是笑而不言，其实我是不知说什么好。那时我常想，如果把牛顿、爱迪生这些大天才搁咱村里，大概也只是会比别人更会骂人吧！
独守“寒窑”
第三个冬天，我真的没有回北京。场面活干完了，分了红，其他知青全都回北京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后山的冬天特别冷，老乡开玩笑说，撒泡尿都会半截冻成冰。有一天，我早上一起来，推不开门。原来，那年雪特别大，下了一夜雪又刮了白毛风，我们住的是原来的小学校，门是向外开的，雪就把门堵住了。我们那儿地广人稀，每家都住得很远。小学校离别人更远，叫人也叫不到。我又急又怕，在屋里团团转。忽然想起这小学校窗户是可以开的。我从窗户跳出来，才把雪铲开。更难的是每天要去挑水，井台上冻着厚厚的冰。井口也冻得很小，连水斗子都下不去。要打水还得用尖头铁棍把井口凿开。我凿不了井口，看见别人挑水，就赶紧也去挑。井台又光又滑，一不留神就会滑倒。手要是碰到桶上，一粘一块皮。我们那儿冬天不干活，我每天在村里东游西逛，到人家的热炕头暖和暖和，和老乡聊聊天，蹭点饭吃，一天一天的混着。
要过春节了，人们都忙了起来。先打扫屋子，然后炸油糕，蒸馒头，轧粉条，烧猪肉，最后贴对联、贴福字。村里常飘着各种香气，人们的脸上也都洋溢着浓浓的喜气。那几天，天天有人给我送东西，油炸糕、粉条、猪肉……什么都有，有一大盆了。我很是感谢他们。也为快过节了而兴奋。那天富宽家的闺女，用一个很大的笊篱，给我拿来五个油炸糕，两坨粉条，一块豆腐，一小块猪肉，一碗豆芽，甚至还有一棵葱。想得真周到啊！我特别高兴。也特别感动。可是，人处困境时，往往特别敏感，心理也往往不太健全。我又想到只有人给我送东西，却没有人请我去。我想起了人们常说：大年三十儿晚上接神时，家里没外人。嫁出去的闺女接神时都要避到院里。我当然是外人了。
除夕之夜，我想：我也不懂这里的习俗和禁忌，就别随便去招人讨厌了。就躲在自己屋里，躲在这节日的欢乐之外。我们那时还是不会过日子，门上有一个大洞也不懂得糊上。每天早上，水缸里、锅里都是冰。这时屋里升着炉子，还是冷得要命。冷风从门上的破洞中呼呼的往里刮，门忽嗒忽嗒地响着。我这个一直自诩坚强的人，这时也不由得难过起来。我想我父亲——爸爸，你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年杳无音信啊？我想我母亲——妈妈，我知道你在干校扫厕所，你是否也在想我们呢？我也想我哥哥嫂子——其实他们对我们很好的啊。我更想我妹妹——不知她是否也像我一样一个人在山西农村过春节。我还非常的想同村的知青伙伴——没了你们的吵吵闹闹，我竟是这么寂寞，快点回来吧！胡思乱想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撑着自己，不让自己流一滴眼泪。我赶紧找出毛主席著作，边读边写着日记，批判自己的小资情调，驱赶着各种奇怪的思绪，用革命口号鼓励自己要克服困难，要坚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个冬天，我其实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也没有生病，应该说是平平安安过来了。可那刺骨的寒冷和难耐的孤寂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又想，以后可不一个人在村里过冬了。可是，一个人上路不行，长住哥嫂家不行，一个人呆在农村又不行，那明年该怎么办呢？当时，颇有点走投无路之感。还好，第四个冬天，单位允许我们去干校探望母亲了。不必再为如何度过漫长的冬天发愁了。
打羊草
说到插队，有不少苦涩艰辛的记忆，却也不乏温馨美好的回味。苦和乐本身就是相对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乐往往就在那苦中。
每年秋天，大家都要打一些羊草，以备冬天积雪不化时用。这一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烙了几张饼，煮了几个鸡蛋，切了一些芥菜疙瘩，七七八八也装了一书包。还灌了两瓶水。待太阳升高，晃掉了露水，就该出发了。杨永增把孩子抱到自行车大梁上，然后骑上去，我紧跑几步，跳到二等座上。一家三口，一辆自行车，我们高高兴兴的出发了。
秋高气爽，天蓝地广。大片大片的麦田，绿中又带一点微黄；莜麦还是绿的，微风吹来掀起层层波浪；各种不同的庄户（庄稼）呈现着不同的色彩，好一派五彩缤纷的秋日的田园风光。我们走了很远，找到了一个羊草茂盛的山沟，就开始干活了。打羊草要看时机，太嫩了容易烂掉，一晒就没了。太老了一碰就断，又扎手又不好打，羊也不爱吃。马莲要用镰刀割，割下来的马莲很滑，不好拿也不好捆；沙蓬要用手拔，合用的沙蓬已经很扎手了；还有许多可以用的草。我们或割或拔，忙碌起来。孩子兴奋异常，自顾自地又跑又叫，玩儿得似乎比我们还忙。
打了不少羊草了，休息一下吧。我们往草地上一躺，舒展着身体。嘴里嚼着一些甜草，闻着青草的芳香，看着孩子自得其乐地满世界奔跑、喊叫，那种舒适、惬意的感觉，城里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休息一会儿，就开始“野餐”了。不过，我们可不像现在郊游的人那么休闲，那么文雅，我只记得是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味道嘛，一句话：香，实在是香呐！连水都觉得是甜的。
打下的羊草要晒一晒，圪朽（蔫）了才好捆。我们把打下的羊草堆在一起晒着，换个地方，又大干起来。转眼就太阳西斜了，我们也打下了不少羊草。我们把打下的羊草捆成大大的三捆，一侧一捆，上面一捆，远看就像一座小山似的。杨永增推着自行车，我把孩子放在草捆顶上，在一边扶着她。劳作了一天，满载而归。这种成就感、充实感，这种喜悦之情，只有付出劳动的人才能享受得到。晚霞辉映，照着我们长长的身影，老杨稳住车，吼起了爬山调，孩子咯咯地笑着，我也开心地笑着。
半跳农门
要在全县考核民办教师了，所有民办教师都要经过考试才能上任。现任的和想就任的都可以参加考试。这好消息瞬时传遍了全县。怀才不遇的乡村秀才各个跃跃欲试。当然，有人欢喜就必然有人愁。有些不学无术，笑话百出，误人子弟的庸师却惴惴不安，生怕丢了饭碗。
当时，民办教师每年记一个强劳力的工分，每月有8元补贴。放农忙假时出工劳动还可再记工分。周日和假期还可以照顾家里。所以，不少人找门路、托关系想当民办教师。像我们这样没背景，又不善奉迎的人，这种好事是轮不到我们的。但凭本事考，我还是有信心的。我们着实为上级这英明举措激动了一番。找村里的学生借了几本初中课本，复习了一下，就去公社参加考试了。考题十分简单，我十分轻松地答完了所有的试卷。
成绩公布了，我考了全县第一名。杨永增考了我们大队第二名（我第一）。我们很高兴，这下两人应该都可以当民办教师了。考试成绩好的人都很高兴，做着走马上任的美梦。接着，录用结果也张榜公布了。可是大家万万没想到，这样兴师动众的在全县大考了一回，我们大队成绩在前面的几个人，居然一个也没有录用。也就是说，一个新人也没有录用。我这几乎满分的全县第一名，都没能替下三门不到100分的最后一名。一时，参考的人和村里的人，议论纷纷。可人低言微，又有什么用呢？大家都十分失望，也十分气愤。
我这时比要救济款那时强了一点。心想，谁怕谁呀？还能把我们农民资格开除了？于是，我就背了一书包莜面，（准备到车马大店打尖用）去上告。我琢磨，大队敢如此做，公社恐怕也是默许的，就先不去了。可如果告得太高了，一来门槛高，自己也摸不着门路；二来山高皇帝远，等一级一级批下来，黄瓜菜也凉了。我选择了先到县教育局。到了县教育局，我直奔局长办公室。我也没问对方是不是局长，姓什么，就愤怒说：“这次考民办教师，我考了全县第一，我爱人杨永增考了全大队第二（我第一），却不录用。一个新人也不录用，还装样子考什么试？既然是县里组织的考试，我就找县里。如果不解决，我就一级一级往上告，一直告到教育部！”我拍拍那书包莜面：“面都背上了，不解决马上去集宁（乌盟所在地）！”对方马上回答：“全县第一都不用，太不像话了。你先回去，过一两天去公社，我们打招呼，让他们解决！”我颇感意外，心想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过了两天，我去公社。有关负责人居然点头哈腰的和我商量：“录用的人都上任了，你说都是有来头的人，把谁剔下去呢？县里给加了一个编制，你们两口子安排一个行不行啊？互相体谅一下吧！我们也挺难办的！”我们当时比较穷，能有一个人当上民办教师，生活就会大大改观。如果继续上告，是不是一定会有结果呢？官官相护，搞不好连这个名额也丢了。我稍加考虑就妥协了。想来惭愧，这么轻易地就放弃了斗争，也没有为其他成绩好的人争一争了，更没有和那些欺上压下搞关系网的人斗一斗。
就这样，我一分钱没花，从前门登上了乡村小学的讲台。虽然人还在农村，却不用再干农活了。
文/图来源：王海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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