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想起了他们
春节来了，合家欢聚，开开心心。
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每当这个时候，我不由自主的会想起他们，一些曾经上山下乡的朋友们——
2009年7月回农场与留场知青朋友交谈
第一个思念是那些一辈子留在农村（农场）的知青朋友们。
五十年前，我们一起上山下乡，来到了遥远的边疆农村。那时，我们都是没有读完初中高中的学生啊。度过了将近十年的艰难的岁月，在四十年前的大返城中，我们幸运地回到了城市。我们都走了，可他们由于各种原因留了下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干就是一辈子啊，一辈子都交给了农村。四十年前的大返城时，这些曾经与我们一起共同劳动和生活过的兄弟姐妹，是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离开了他们啊！这一幕终身难忘啊！
过年了，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啊！如今我们都退休了，也许他们还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为了生活还要去上山割胶、还要下地去种菜、还要去喂猪、还要去集市卖掉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等等。生活的艰辛是我们回城的知青所不能想象的。
他们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老知青们。假如当年在大返城的时候，他们也与我们一起离开了这片土地，现在又会是怎样呢？假如没有大返城，我们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现在又会是怎样呢？这里是没有假如的，已经没有必要去假设了。一句“我们要回家！”的呼唤积聚起的大返城使我们都回来了。现在退休了，在城市里享受着生活，弥补着曾经失去的美好生活。与这些一辈子在农村的城市知青一比，我深深地懂得了两个字：珍惜！
此刻，我们只能在喜庆的节日里，遥祝我们留在农村的知青朋友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的！
第二个思念是那些长眠在红土地上的知青战友。
每当这个时候，我会想起他们。长达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我们曾经守望相助。这种情感是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所无法体会到的。尤其是那些曾经生活在一起离开上海到云南上山下乡的同学、朋友，在一瞬间意外地离去后，那种悲哀和思念之情永久地留在了心中。
突发的疾病，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或者是当地的医疗条件的限制，造成了知青的死亡；
崎岖山路上的翻车，在大山上、森林中被大树压死的、毒蜂子叮死的事件时有发生。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缺乏基本的劳动保护措施等造成了知青的死亡；
为了一点小事发生斗殴，也有为了争夺女朋友的争风吃醋的群架，还有一不留神的失手等等，使一些知青意外地失去了生命；
还有因为种种原因被残酷殴打，被关押，被批斗以后的死亡，有的是不堪忍受的自杀，有的是至今不明原因的离奇死亡。
从1968年开始，当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们来到了云南这块土地上，此类事件不断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位知青给我留下很深的影响。
我是1970年4月24日从上海出发前往云南兵团的。在离开上海的前夕，我特意到同一个里弄的同学家中了解云南兵团。这位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叫陆国海。当时他先于我到了云南兵团的一师二团五营工程连。我看了他从云南写给家里的信，大致知晓了一些云南的情况。当时我还盘算着到了连队以后一定要去看看老同学。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们到达连队前，陆国海已经离我们而去。死因是被山上的大树压死的。后来云南东风农场专门为知青建了龙泉公墓，但在墓地里找不到陆国海。据说，找不到他的埋葬地了。唉，一声叹息啊！
另外一位是安葬在龙泉公墓中的上海知青施德全。他是来之上海市上海县（该县已撤销）的一位知青。他有一个绰号“小猪锣”。德全个子不高，胖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脸。因为年龄的关系，大家都把他当作小弟弟。干活时他可是一员虎将。德全是因为在上山砍竹子时被蜂子叮咬后受了重伤的。据当年与德全一起在机务队工作的重庆知青高维回忆：“我是和施德全一同从15分场8队调到机务队的，我开轮式拖拉机，他开链轨拖拉机。出事后他被送到景洪农垦分局医院抢救，三天都昏迷不醒，直到停止呼吸。我奉命开着拖拉把他从景洪接回分场，那时的公路很差，拖拉机就更颠簸了，我知道他已永远地离开了，再无知觉,可还是尽量把拖拉机开得平稳一点，生怕颠簸影响了他的沉睡。……”
可以说，在所有曾经到过云南的知青都能够有这样的往事记忆。那些同伴们在消失的时候的音容笑貌定格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些逝去的知青都是从上海出发的，都是在同一面上山下乡的大旗下进军云南的，都是有着各种各样美好的梦想的，都是父母身上掉下的肉啊！
如今，我们回城了，他们则在异乡安息了；我们在享受着晚年的生活了，他们永远定格在那个青春年华中。作为上海知青到云南去的一部分，该给这些人、这些事留点位置。哪怕是一个两个。等到了我们在天堂里与他们会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真切地对他们说，我们没有忘记！
大过年的，在喜庆中说上一些感伤的话语，为的是不忘曾经的苦难；为的是珍惜今天的幸福；为的是不允许悲剧再度重演！
写于2019年春节前
一同走过四十年
《恋恋红尘》
橡胶树你流的是什么
上海留守云南知青婚恋故事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老陈每天早晨还在割胶，重复着和四十年前一样的工作。我始终拼命寻找他身上与上海某种相连的东西，最终发现最有代表性的竟然是陈明官家里的抽水马桶，因为他们是这个大山环绕的闭塞山寨中唯一使用现代抽水马桶的家庭。
西双版纳的夜里从来不缺乏声音。凌晨3点，草丛里的蟋蟀还在叫着，位于勐罕镇的国营橄榄坝农场的割胶工们，就已经穿着完毕，戴着头灯，拿着割胶刀，到附近的橡胶林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林中的水气原本就重，再加上零零星星的小雨，割胶工陈明官不时回头跟我们抱怨“西双版纳早就过了雨季，可是还一天到晚的下个不停”。
陈明官凌晨割胶
我们跟着老陈爬了一个多小时山路才来到他负责的橡胶林地，每棵橡胶树根部都绑着一个黑色的螺旋型胶片下面用铁丝固定一个碗，只要沿着树本身的纹路小心切开树皮，乳白色的胶汁便缓缓流出。老陈一家只有一个割胶工的指标，承包二千多棵胶树，每个月要上缴五吨干胶，我们也终于明白了他的担忧，雨季延长意味着割胶工人要付出几倍的精力看护收集到的橡胶汁，被雨水稀释后，这些胶汁的价格将会大打折扣。
上海知青陈明官
陈明官是我们此行的拍摄对象之一，一九六八年，七十五岁的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他便是被那股上山下乡的热潮裹挟着到云南农垦建设兵团支援边疆的上海知青。整整四十年过去了，老陈每天早晨还在割胶，重复着和四十年前一样的工作，南美印第安人把橡胶树称为“会哭泣的树”，看着老陈专注甚至有些麻木地神情，我们的心为之一震。
说上海话的哈尼族姑娘
陈明官的哈尼族妻子咪德
老陈的妻子咪德是哈尼山寨名门望族的长女，能说会道，刚刚见面她一口流利标准的上海话就把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震了，但是令大家不解的是，老陈在云南生活多年，任凭怎么提示都说一口云南普通话，母语上海话基本不会说了，咪德的上海话又是跟谁学的呢？原来三十多年前，她与陈明官婚后回上海度蜜月，半年时间就学会了全部日常用语，虽然自此她再也没回过上海，却记住了上海人的语言。上海人不会说上海话，哈尼族妻子更像个上海人，这对反差极大的夫妇如何结缘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当年，陈明官和同在农场插队的上海知青钟荣华负责采购，一周要往景洪县城跑一趟，而这条通往县城的路正好经过一个哈尼族山寨。
上海知青钟荣华
情窦初开，美丽的哈尼族少女吸引了两个上海年轻人，开朗主动的钟荣华和其中一位叫咪珠的哈尼族姑娘暗生情愫，为了追求咪珠，钟荣华不仅经常拉老实巴交的陈明官打掩护而且自学了哈尼语。
钟荣华的哈尼族妻子咪珠
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一句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男知青们的心声“深山牛郎三十一，没有老婆心里急。革命事业无后继，打着灯笼找婆媳。”钟荣华和咪珠为了感激陈明官做着长时间的“电灯泡”也开始帮他物色对象，咪德和咪珠是表姐妹，由于咪德是山寨地主的女儿，受到当年阶级斗争的影响，她直到二十岁都没有出嫁。虽然陈明官没有给咪德浪漫的山盟海誓，但他的老实厚道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让咪德很有安全感。当年，少数民族和知青结婚还是件挺有风险的事，尤其是民风保守的哈尼山寨，甚至有人吓唬咪德说与汉人生出的孩子会是三头六臂。但是，勇敢的咪德还是成为山寨中第一个嫁给知青的少女，回忆往事，她爽朗地跟我们说“我嫁过去的时候，老公连一床被子都没有。我就图他人，人老实，会干活。现在的女孩就是图钱啊，还要房子啊，比我们以前差得太远了。”
去留之间
有人说爱情就像阿司匹林可以缓解疼痛，陈明官、钟荣华两兄弟在孤寂艰难的知青生活中找到了避风港，西双版纳从一片野莽荒山变成一座极尽绚烂的天堂。然而，1978年11月10日，就在他们生活的橄榄坝农场，一名怀孕难产的上海女知青因为农场卫生所的医疗事故大出血而死，这起在农场几年历史当中并不算最严重的知青非正常死亡事件竟引起轩然大波，数千人抬尸游行，迅速成为知青要求返城的导火索。1979年2月，短短两三个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新婚不久的两兄弟而言，美好的爱情更像一个美丽的陷阱，去留之间考验着他们的良知。
陈明官是橄榄坝农场第一个决定留下的上海知青，因为此时他的身份不仅是丈夫还是一个刚满周岁男孩的父亲。老陈觉得自己的选择理所应当，在哪都靠双手吃饭，既然来到边疆，返回上海的际遇又难以预料，不如踏踏实实种橡胶算了。与此相反，战友钟荣华家里已经闹得人仰马翻，他的哈尼族丈母娘因为怕女婿逃掉，全天二十四小时贴身监督，甚至到了上厕所都寸步不离的地步。其实，钟荣华的内心也很挣扎，一面是身怀六甲，眼看要临产的妻子咪珠，一面是返城大潮和家人每天一封连发半个月的电报。钟荣华应该是时代浪潮中非常懂得趋利避害的一种人，上海对他的诱惑可想而知，然而，昔日寂寞难耐猛烈追求哈尼族姑娘的是他，如今闹着返城背弃誓言的也是他，在钟荣华心里一直有个坎儿过不去，如果自己抛弃妻子，按哈尼族的传统，根本没有离婚一说，意味着善良美丽的妻子将终生为自己守活寡。
选择很难，但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橄榄坝农场一千多上海知青中最先选择留下的只有三个人，陈明官、钟荣华，还有一位叫安庆宏的女知青。
上海知青安庆宏
听说安庆宏出身于黄浦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当年女知青中也是最活跃、最漂亮的一位，那么这样一个出身与背景完全海派的“上海小姐”又为什么选择留下来呢？摄制组几经辗转终于联系上了安庆宏，第一次见面在橄榄坝农场文化宫安庆宏和与她一样已经退休的姐妹正在排练舞蹈。自幼能歌擅舞的她在学校时一直是文艺骨干，当年率领文艺队走街串巷宣扬毛主席的政策指示成为安庆宏最骄傲的记忆。“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这首《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是安庆宏最喜欢唱的歌曲，她告诉我们，她喜欢西双版纳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并且坚定地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是真理。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时代的烙印在她身上仍旧那么鲜明，当其他知青以绝食、罢工对抗留守的命运时，安庆宏却逆潮流而动，谢绝了一次又一次回上海的机会。
上海知青安庆宏
当然，除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安庆宏的留守还因为一个人。安庆宏少女时患上一种很难治愈的病，中医上的解释叫倒经。每每例假时都会流血不止，医学上讲患上这个病很可能失去生育能力。知青大返城前的一天夜里，安庆宏突然下身大出血，没多久人就昏死过去，农场的医疗条件根本无法应对，必须及时请景洪县的医生过来。但是，当时已近午夜，外面雷声震天，除了黑乎乎的原始森林，通往景洪的路还必须经过一条凶险无比的澜沧江。就像电视剧里的剧情似的，当时许多追求这个漂亮女孩的上海籍男知青都临阵脱逃，关键时刻湖南知青陈国强挺身而出，在滂沱大雨中冒着生命危险把医生请来救了安庆宏一命。
安庆宏丈夫陈国强
也许这就叫“生死相许”吧，在当年知青大返城的风口浪尖，安庆宏却平静的成为了陈国强的新娘，开始了她扎根边疆新的篇章。
岁月无痕
关于知青，很多人都跟我们说，留在那里的十年八年注定会是他们人生当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任什么也抹不去。他们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向我们描述那段生活里哪怕是最为微小的一个细节，他们当中最不善言辞的人也可以滔滔不绝地给我们提供那段生活里最为丰富最为生动的画面。只是，当我们真正走到这里才发现要寻找到他们所描述的那些过去已经是不太容易。
钟荣华后来当上了农场的生产队队长，与咪珠生有一儿一女，这在哈尼族传统中是最美满的家庭结构。安庆宏在结婚二年后奇迹般的怀孕了，并且育有二女一男，她一直认为这是上天对她没有违背当初“扎根边疆”誓言的奖赏，如今两个女儿都在上海成家工作，儿子留在西双版纳景洪也是小有成就。唯一让我们感到揪心的是老陈，他和咪德生了二个儿子，但是大儿子因为肥胖难以从事正常的劳作，二儿子虽然接了老陈的班成了一名割胶工，但是迷上了赌博，把家里仅有的几万元积蓄偷偷输光了，早已退休的老陈不得不和咪德一起每天凌晨割胶贴补家用。去年，陈明官查出患了肺癌，因为没有钱治，他割完胶后会到林子里采些草药以维持病情。
上海知青陈明官
拍摄接近尾声，老陈憨憨一笑塞给我们两棵野生灵芝，“这东西最补身体，你们也很辛苦的。”说实话，作为采访对象，老陈的沉默寡言曾让我有些沮丧，我始终拼命寻找他身上与上海某种相连的东西，最终发现最有代表性的竟然是陈明官家里的抽水马桶，因为他们是这个大山环绕的闭塞山寨中唯一使用现代抽水马桶的家庭。
背景简介：1978年11月10日，云南橄榄坝橡胶农场七分场条件简陋的卫生所内，一名上海女知青因难产得不到有效的救治引至母子双亡，引发了当地大规模的知青返城要求，橄榄坝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名字也因此而出名。1979年2月后，短短两三个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很快变成了历史。
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北京的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55万人，昆明7038人。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
留守知青的故事
张若愚
5月的西双版纳，太阳已经很毒辣了。橄榄坝农场的退休职工张若愚一早就蹬着三轮去了市场，买好菜回家做饭，等老婆从地里干完农活一同吃饭。６１岁的他是上海知青。37年前，他跟同学来这，把热带雨林开垦为橡胶园。
由于读书晚，老张做知青时已21岁了。他和他的傣族老婆是在看电影时认识的。据他描述，当年的农场总是定期放电影，附近的傣族村民会赶来看。一次电影结束时，他感觉到一缕清风吹来，原来是一位傣族姑娘来到身边，顿时眼前一亮，“怎么看怎么觉得漂亮”，对方则看他“心眼好，会照顾人”，两人就在1976年结婚了。
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老张带着老婆回上海待了2个月，又回到橄榄坝。“待在城里没工作、没工资，还不如回农场。”现在老张已有两个儿子，都在景洪工作。老张说，儿子们也尝试过回上海生活，可还是不适应。
张若愚，上海知青，和他的傣族老伴在地里劳作。他俩已退休，两人每月能领到1400元退休金
李有地
李有地，上海知青，站在橡胶树旁，上面留下了他大半辈子的汗水。
“毛主席要我们扎根边疆，可惜还没给我们发毕业证。” 上海知青李有地很喜欢和人说这句话。还有３年，他就退休了，“可以拿一个月800元的退休金，回上海养老。”在农场过了近40年，当时知青的生活仍历历在目，“喝的都是‘玻璃汤’，就是一眼见到碗底的盐水，上面漂着几片菜叶。每天走在热带雨林里，时不时有人被毒蛇咬伤；砍树开垦橡胶林，很多人被倒下的大树砸死了……”
过去了近40年，老李望着身边的妻子，觉得当年为了她和孩子留在农场是值得的。现在老李的女儿在上海有了工作，老两口盼着快点退休，可以回上海团聚。
王根娣
王根娣，上海知青，曾任农场一分厂的书记，退休后返上海，带丈夫回来度假。
王根娣和老张、老李不一样，当年是上海知青的模范。来这之前，她已是学校红卫兵的领导，在誓师大会上，听到人们对这里的描述是，“头顶芭蕉，脚踩菠萝，摔一跤，手里一把花生”。可乘车颠簸了４天，来到橄榄坝农场，才发现这不过是海市蜃楼。住在茅草房的宿舍内，过着艰苦的日子，许多同学每晚哭声震天。她可没掉过眼泪，写回家的信总是跟父母说，这的环境如何好、水果如何多。
凭着干革命的热情，王根娣手握两把斧，身揣一瓶水，一个上午就能把４人环抱的大树砍倒。因为能干，她被组织调去当时作风散漫的四支队做支队书记。起初，队里很多男的不服气，王根娣就和3个男的比赛拉锯，半天下来，大家就服了这个能干的女娃子。
和当时很多选择留下来的知青一样，王根娣也是为了爱情和孩子留下的。1977年，她和部队转业的丈夫结婚，1978年生了孩子。1979年知青回城，王根娣也跟大队回到了上海，可心里惦记着丈夫和孩子，最终咬了咬牙，返回挥洒了9年青春汗水的橄榄坝农场。
马吉秀
马吉秀，1965年重庆知青，在这里扎根，结婚生子，有5个孙子。
当年为了一个念头，“不当逃兵，重庆女知青马吉秀就在大规模的回城运动中留下来了。“把我妈妈气的差点撞车了。” 马吉秀是很早的一批知青，在1965年，15岁的她初中一毕业，就来到了农场。组织上让她上了一些卫生医学方面的课程，便派她去一个卫生院当主管。和很多知青一样，她也在农场找到了爱情，和一个支边的工人结了婚，生了小孩。
在农场，最让她难受的不是艰苦的生活，而是申请入党的艰难。早在1976年，她就写了入党申请，可由于一些人事纠葛，直到1991年才被批准入党。说起此事，她耿耿于怀。
现在的马吉秀，有4个小孩，5个孙子，一家人住在2000年新盖的房子里。外人看来，日子过得挺不错。可马吉秀有她的苦衷，4个孩子里，除大女儿在农场割胶外，其余3个孩子都待业在家，加上读书的孙子，让这个在农场奋斗了四十多年老知青倍觉压力，很有些伤感。
廖厚碧
廖厚碧，1965年的重庆知青，带着孙女和丈夫走在她以前种过橡胶树的地方，胶林以40年为一个周期，现已砍光了，新栽的小橡胶苗要7年后才能出橡胶。
相比之下，同样来自重庆的女知青廖厚碧就幸福多了。她也是1965年随大批重庆知青来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的，也是当卫生员，也发生了爱情故事，和一个湖南支边的工人结了婚，也由于和马吉秀同样的原因，成为留守知青。
现在60多岁的廖厚碧已经退休。两个小孩中，大儿子自己买了辆小面包车，做运输生意，女儿则当了割胶工。老两口的退休金加起来有一千多元，在橄榄坝这个小镇足够生活了。廖厚碧喜欢在饭后，带着小孙女到房子后面的橡胶林走走，重温残留在脑海里的青春记忆。
穿行在莽莽橡胶林中的澜沧江，以前两岸全都是热带雨林，
许多知青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印迹，但已在岁月的消磨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橡胶园的故事
西双版纳的夜里从来不缺乏声音。凌晨３点，草丛里的蟋蟀还在叫着，位于勐罕镇的国营橄榄坝农场的割胶工们，就已经穿着完毕，戴着头灯，拿着割胶刀，踩着露水，到附近的橡胶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此时的橡胶林，很多蚊子和蚂蟥，所以出发前，他们要在鞋子上喷些杀虫剂，防止蚂蟥爬上腿。
这是他们每天的工作开端，每个人负责上百棵树的割胶。到了中午，他们提着水桶去收集橡胶汁，拿到场部称重，然后就可以回家睡觉了。不过时不时还会被叫醒，去除除胶林里的杂草。他们的收入，按每天割胶后收集的橡胶汁重量计算。
割胶工王刚干这活儿已经５年了，妻子李锐本来是学校的老师，为了养家糊口，也拿起割胶刀，参加了割胶大军。
1979年到农场工作的李平，现在已是场开发区的一个领导了。他是云南思茅人，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教缅甸民众如何种植橡胶树和采集橡胶汁，使他们认识到“种橡胶除了钱多，还不冒风险”。
李平介绍说，农场最有名的产品，莫过于“版纳胶源”。1948年，泰国华侨弄了两万多棵胶树到这种植，成为西双版纳最早的橡胶树。橄榄坝农场真正建立于1957年，经过了转业军人、当地百姓、支边青年和知青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成为颇具规模的橡胶农场。
上世纪50年代，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知青们打起行囊，胸口顶着大红花，斗志昂扬远赴农村、边疆，运动落幕后，又纷纷逃离返城。有一些知青，因为种种原因一直留了下来……
一棵伤痕累累的橡胶树流淌出白色的“泪水”。上世纪50年代末，为冲破西方的橡胶封锁，我国陆续调集青壮年，在云南的原始森林中开辟橡胶林。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应运而生，上百万知青参与了这场橡胶种植“战役”，与野兽、蚊虫、疾病、饥饿搏斗，用青春浇灌起了一片片橡胶林。
1982年，在中央允许知青返城的第二年，施永青拍下了这张照片。曾经的上海丫头施永青，如今生活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因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阶级成分”不好。1970年，18岁的她前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她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2016年5月清晨，施永青照旧外出散步，路过这片已被房地产商收购、长满荒草的土地。施永青说，这里曾是她亲手开荒耕的稻田。1978年底，云南知青赴京请愿争取中央批示，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然而政策规定，知青配偶无法随同返城落户，施永青也挣扎过，但还是为家人留下来。
傍晚时分，施永青与丈夫在自家菜园里。在来到云南之前，她以为最苦的日子是一个星期不吃荤。没想到，原始森林中的瘴气让她双脚溃烂，却也因为治病认识了身为医生的丈夫。结婚前她已对回城不抱希望，只想有人陪她一起过日子。她说结婚后最幸福的事，就是晚上回家能有一壶热水。
留下来的岁月里，施永青做过老师、养过鸡鸭、买过胶树、卖过早点。2014年，施永青冠心病发作，到上海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才挽回性命。虽然健康情况不太好，施永青依然享受慢节奏的退休生活，坚持出门锻炼身体。她说，虽然退休工资只有2200元，但比起从前，生活已经好了太多。
这张摄于80年代初的全家福上，颜文忠一家笑意融融。颜文忠生于上海浦东区，1968年，19岁的他为了一位喜爱的姑娘，毅然参加了上海第一批知青下乡运动，来到了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然而此举并没能打动姑娘。1977年，他与一位山东姑娘结了婚，并在知青返城的同一年，有了爱情结晶。
根据1979年的政策，已婚知青返城，配偶无法落户，有了孩子，返城更是难上加难。拖家带口的颜文忠只好留在了农场。如今，69岁的他已经退休，生活在云南橄榄坝农场二分厂。虽然可以听懂当地方言，与农场的人一起喝酒聊天，颜文忠依然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话。
80年代，上海市出台政策，上海知青的子女25周岁以前可有一人返城落户。2005年，他花掉一辈子的全部积蓄，为儿子在上海买了一套30平米的老房，终于在上海有了家。儿子成亲后，由于家里面积太小，老两口又一起回了云南乡下。
1971年，颜文忠在搬运一堆100斤的柴火时伤了腰，从此留下病根，现在站久了就会背痛。除了腰伤，他还有高血压、痛风等疾病。颜文忠说，当年的医疗条件太差，西双版纳又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湿气太重，知青们常常会水土不服、过敏、双脚溃烂，乃至患上肝炎、遭遇难产等。
回忆一生，颜文忠仍然觉得后悔。他说，自己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解决了当年留下的心病。现在，他的户口已随儿子迁回了上海，未来，他希望儿子能分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好把他们老两口接回上海，和儿孙团聚。
照片左边衣着时髦的女青年是来自重庆的姑娘邓成芬。那天，她刚从重庆探亲返回，穿着刚从城里买的新潮时装，在农场茅草房前拍下了这张照片。农场知青的工资是每月28元左右，与之相比，返乡的车票太贵，路途太远。知青们每次回家，都要存上半年多的工资。
因为不喜欢读书，初二那年，邓成芬不顾父母反对与朋友一起参加了云南的招工。今年她已经70岁，仍清楚记得，离家那天是1965年12月31日，母亲一直苦苦挽留。再回想，只剩满满的愧疚和懊恼。来到版纳后的每一天，邓成芬都想着回家，等到那一天来临，却因为丈夫是云南人，只得留下来。
邓成芬如今住在农场统一分配的集体安置房内。当年，邓成芬看到的招收知青的宣传中，西双版纳是一个“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了一跤拣到两把花生”的地方。等她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放眼望去，只有原始森林和茅草房，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一把胶刀，一顶蚊帐、一双解放鞋。
如今，邓成芬的女儿和儿子仍循着上一辈的轨迹，在农场割胶为生。割胶只能在半夜，每天凌晨3、4点，邓成芬的女儿就要上山割胶。她说，自己曾陪着母亲回过重庆，但不太习惯城市生活。由于重庆没有照顾知青子女返城的政策，所以很多重庆留守知青的孩子也都继续留在了云南。
上海知青周月琴今年已经63岁。丈夫已经去世，儿子在北京工作，孤身一人的她，独自住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大勐龙东风农场的国营养老院内。她搬进这家养老院的时候，除了简单的衣物，还带着一枚勋章，这是当年北京探望留守知青时颁给老伴的，上面写着“赠给光荣的北京人”。
周月琴坐在门口，享受闲暇时光。由于父母早逝，16岁的周月琴来到了云南勐海县黎明农场开荒。在知青返城的前一年，周月琴与北京知青朱明昌结婚，但由于政策限制，他们无法一起去北京落户，也不能回上海。当时，大批知青为了回城选择了离婚，而周月琴夫妇选择了留在云南。
周月琴屋里，依然贴着领袖画像。她患有糖尿病，左眼几乎失明，牙齿也已脱落，看电视时想换台，需要凑得很近才能看见频道。现在，周月琴每月有1700元的退休金，扣除养老院每月800元的花费，剩余的钱她都攒着，用来买药、买假牙，她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很少向儿子要钱。
1992年，北京出台了照顾知青子女政策。周月琴和丈夫决定送年仅11岁的儿子去北京落户，住在爷爷家。如今，儿子被分配到唐山钢厂，每周最多回一次北京的家。周月琴的医保在云南，身体不好的她只能留在云南。她说，现在她们祖孙三辈，是三个人，三个家，孙子9岁了自己还从没见过。
1979年，重庆知青柏宏富与支边农村青年们拍下了这张合影。1978年末，东风农场的10813位知青返城，占到了知青总人数的98%。劳动力骤减，农场开始动员内地农村青年支边。知青返城时，柏宏富也回到了重庆，但他对分配的工作不满意，再三思量下，柏宏富又回到了云南，转眼已经62岁。
早在1974年，柏宏富与妻子就开始恋爱，直到1982年，柏宏富决定返回云南，两个人才结束了爱情长跑。如今，他们的女儿已在昆明定居，老两口在家里腾了一个麻将室，没事就约上亲友一起打打麻将。当年，柏宏富决定回到云南时，他的朋友都无法理解，但柏宏富说，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柏宏富一直很喜欢唱歌，退休后，没事就会约几个好友，一起去K歌。他说，唱老歌是一件很伤神的事情，因为总是会想起往事。柏宏富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偶尔还会想念远在家乡的知青战友们，想起那段共患难的情谊。每次回城的知青们回来聚会，柏宏富都会热情地招待他们。
从柏宏富第一天来云南算起，已过去45年。柏宏富知道橡胶树有产胶寿命，长到40年就会被砍掉，重新种上新树，但是亲眼看见被连根拔起、堆积如山的橡胶树“尸体”，柏宏富还是被震撼了。他久久站在原地，过了很久才说，在那些枯萎的老树上，他看见了自己，和已经死去的青春。
一块破碎的碑石，躺在万亩橡胶林里，这里有很多被遗忘的知青墓地。上海知青颜文忠说，在农场医院工作时，人们送来一位奄奄一息的女知青。她是19岁的黄年秀，在伐木时，被树砸中了头。医疗条件简陋，黄年秀最终离去。她的墓荒废在橡胶林里，直到2016年，家人寻来，才为她重修了墓。
云南东风农场的龙泉公墓，有75座知青的墓碑，他们中有一些很年轻，是因为意外或疾病而离世。知青们的家人都在万里之外，所以每年清明，柏宏富都会带着香火和祭品，来给他们扫扫墓。柏宏富说，希望以后农场也能为他留下一块墓地，死后，他就同他们一起，永远葬在这里。
来源: 上海余杰、上海电视台、凤凰视频、新浪《看见》、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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