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一)随共和国诞生
《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
谨以此书献给50年代出生的兄弟姐妹们
愿他们健康、平安、快乐
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到今天依然纯真、阳光。他们，从小脚丫一落地，就紧随着共和国的步履：蹒跚、踉跄、踟蹰、徘徊，直至稳健。
说到成长史，一个“史”字，无人敢当。总结这代人，不是这代人的任务。只能依据他们条条道路上的五色生活，感知他们的幸福与温暖，苦痛与仿徨：只有接触了他们每个个体，才能嗅到他们身上的风尘与沧桑；只有听到他们回顾往事时的笑声，才能体会他们的达观和坚强；只有见到他们的眼泪，才能懂得他们的情与爱，悔与伤。一段段青春岁月，今天听起来像故事，但演绎故事的人，走到了今天。
这就是成长。
像庄稼一样，他们长到了秋收的季节，那穗头上的颗粒，无论是否饱满，都是从撒下种子开始生命的旅程。遇风调雨顺，会壮实；遇水旱虫霜，会干瘪。但无论怎样，他们走过来了，远远一望，看不出区别，金黄一片。没人敢轻视这茬庄稼，无论他们亩产多少。这是“一代人“。
我是这代人。对这代人，我不敢妄加评价：说好，有人觉得自恋；说不好，有人心不甘。但这代人就是这种性格，有话不说难受。所以，管他呢，我还是说——
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是坚韧执着的一代；勇于担当的一代；激情澎湃的一代；不需要怜悯的一代。
（一）随共和国诞生
祥和的土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60天之后，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便陆续来到人世。
如果说要给这代人的童年生活下一个什么定义的话，我觉得首先应该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幸运”。当然不是说具体到每一个孩子都很幸运，或者都认为自己幸运。50年代后两年生的孩子就会说自己很倒霉，一生下来就赶上挨饿，但作为一个集合概念，这10年出生的绝大多数孩子还是可以用这个词来概括，因为自他们还没降生或者刚刚降生，大人们就为他们准备了一片安全的土地。他们基本生活在祥和、平静和清洁的社会大环境中。中国大陆百年来从未间断过的内战、外侵、枪炮惊扰和颠沛流离，他们再也没有见过。
一个新生国家，以她特有的朝气，迅速建立起新秩序。中国历史上从末有过的“工农当家做主”的政权，把以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所有纲领因他们的利益而制定，所有政策为他们的生活而产生。孩子们生长的环境优良和谐，再不会有《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和电影《包氏父子》里包国维在一群富裕家庭孩子中间所感到的卑下，因为孩子们在这个新社会中已经平等，而“包国维”的父亲，一个贫寒的店员，已经成了国家的“主人”，他此时的社会地位，比那些过去的富人要高得多。
刚建立的新中国，政府尽一切力量，保护着老百姓和孩子们虽是低水平但却安宁的生活。50年代最初的几个月，上海等几个中心城市被奸商操纵，粮价飞涨，孩子们的奶粉也脱销。政府先后4次平抑粮价，为严厉打击奸商，从产粮区大批调集粮食，迅速恢复了经济秩序，建立起全国统一的财经体系，人民币币值趋于稳定。孩子们有奶吃了。
也是在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没收地主的土地、牲畜和房屋;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这比新中国建立前任何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土改”都来得彻底和广泛，因为国家有了统一的政权。我的一位当教师的朋友友廉是湖北人，父亲曾告诉他:分田第二年，家里就丰收了粮食，就在那一年：“生了你”。“跟着来的”是他的弟弟和妹妹。
好事还不止这些。孩子们从出生开始，大人们除了给他们以安全，同时还给他们以清洁，当然首先是社会环境的清洁，让旧中国污浊的空气得以净化。
从共产党进城的第一刻起，就着手禁毒、禁娼。让孩子眼睛里没有垃圾，不会呼吸“有害气体”，让孩子远离这些世上最肮脏的东西，这是中国历代政权从未彻底做到的事情。
50年代出生的人，长到上世纪80年代，几乎没人知道什么是毒品?“大烟”这个词最早知道它，恐怕都是缘自小说《林海雪原》里小炉匠那句“提起那末老三，两口子卖大烟”的唱词，至于“大烟”长得什么样，至今怕也没人见过，因为它被大人们从一解放就连根铲除了。最新获取的“知识”，是电视剧《大宅门》里白三爷“大烟膏子就酒，小命立时就没有”的情节中透露的—大烟膏子和酱牛肉长得差不多。而今天的毒品已经与现代社会“同步发展”，变成了海洛因和冰毒。
而对妓女和卖淫，50年代出生的孩子，也没有受到一丝污染，心灵纯净如玉。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门洞开、“西风东渐”之前，可以说他们对娼妓没有任何具体概念，或者说根本不知道它们为何物，对“卖淫”这个词的实际含义就更不知所云。1973年，部队一位多读了几本书的城市兵考问他的班长:什么是妓女?班长回答:“妓女就是技术女工”。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一学会上网就明白的许多“常识”，在他们父辈当年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难怪他们常遭孩子们奚落，说他们“太傻”，太落伍。而想让这些打小就在“无菌”世界中生活的孩子追赶今天的孩子，他们真的有太明显的“劣势”。对此有人发表“精辟”言论，说50年代过于清洁的社会环境，导致孩子们脑子过分单纯，缺乏必要的“社会免疫力”，因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发育。对此我无以置辩，说由于社会没有娼妓和毒品，就会影响人的思想发育，难道呼吸清新空气比呼吸污浊空气，对人体更有害吗?
女作家茹志鹃的小说《静静的产院》写于60年代初。描写了一个农村的产院里，有新观念却还没有新技术的“接生员”谭婶婶，与从城里学成归来的新式“接生员”二丫头之间的反差，以及她们与旧式接生婆之间的尖锐矛盾。“产院”中有了病床，可以量血压、抽血、缝针、拆线；也有了医生的白衣白帽、土自来水和橡皮手套。一切都是新事物，新气象。虽然小说有着浓重的“大跃进”味道，但反映的却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解放之初政府就开始倡导的新思想。旧中国之落后，不要说偏远农村，就是大城市，接生也普遍是在自己家里。落后的接生方法，害死大人孩子的事太平常、太不足为奇，俗话叫“寅时还在阳关道，卯时就到鬼门关”。解放初曾有一个典型事例，被用来宣传旧式接生的危险和惨烈：一位妇女10年怀了7个孩子，结果一个也没活下来，被称做“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最后因双胞胎难产，几个接生婆束手无策，把孩子割碎，总算保住了大人。但几天后这位妇女又在产褥热中死去。《静静的产院》中谭婶婶生孩子，胎衣就是产婆用脚踩下来的。因为农村反对用剪子，说沾铁不吉利，因此诸如用打破的碗碴、秫秸皮割断脐带极为普遍。1950年在哈尔滨这样的中心城市，用秫秸皮割断脐带的比例占到29%。
全福，1950年生于保定农村，是让接生婆接生的。生下来后，接生婆顺手在他割断的脐带上抹了一把锅烟子。据说锅烟子既能“消毒”又能“敛伤”。光明，1950年生于沈阳，生下来没几个月就被母亲送了人，因为父母解放前有债要还，等于把他给卖了。高娅，1951年生于武汉，才两个月时，母亲带她南下广州，去找在部队的父亲，把她放在火车座上，一没留神，她被晃荡的火车甩到了地上，母亲竟半天没有发觉。亚军，1952年生于河南南阳，当时他母亲刚从朝鲜战场上下来，是南阳一个部队医院的护士。亚军三个月，就被母亲送回山东姥姥家，产假只休了10天。姬民，1953年生于乌鲁木齐，生下来不久，父亲接到北京调令，当时地方和中央争干部，姬民母亲抱着他，家里的东西全不要了，赶紧坐车跑，生怕中央变卦，再把他父亲“让”给地方。李兰，1955年生在北京一所大学的职工宿舍楼里，是把助产士请到家里接生的。46岁之前就一直生活在她降生的那套单元房里，直到2001年搬进新楼。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或同学。他们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出生的，和今天的独生子女不可同日而语。直到1959年，50年代最“末班”的孩子出生，“待遇”也没有多大改变。不是父母对孩子不心疼，不细心，而是他们的降生，就是那种“时代环境”。
我这里藏有一个1953年到195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表。其中1953年是人口普查年，以那一年和1954年人口的差额为准，再做一个“粗糙”的乘法，算出50年代整个10年里，约有近1.5亿孩子，都是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中降生的。
全福母亲共生了8个孩子，死了一个，竟没有一个是在医院生的。他“统计”给我听：他和大妹是在保定农村生的；大弟和二弟是在北京通县双桥生的(二弟生于1958年，1岁时死了)；三弟和四弟在海淀区西二旗生的；小妹和小弟在清河生的。他1973年当兵复员时，小弟弟才上小学二年级。他家的情况还是发生在北京及周边地区，是新接生法普及的中心地带。由此可以想像，如果是偏僻农村，新法普及率决不会像新闻报道的那样乐观。但他说了一段话有点道理：“一解放，就提倡男女平等，大批妇女参加了工作，这些职业妇女的卫生医疗都由国家负担，女工都讲究产前产后保健(规范的说法叫“四期保健”即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所以这批人没有在家生孩子的。至于家庭妇女和农村妇女，除了难产，保不齐都在家接生。”
幼儿园
50年代，是妇女大解放的年代。有部电影叫《女理发师》，王丹风、韩非主演。故事是50年代的大背景，主题是家庭妇女如何冲破传统观念，走出家门：贾主任的妻子想参加工作，贾主任反对。妻子趁丈夫出差，毅然当了理发师。一天，她神情紧张，不小心把一位顾客的头理坏了，紧张的原因是丈夫要回来了。傍晚，贾主任抵达，来接他的是多年不见的朋友老赵。贾主任想到一家餐馆吃饭，老赵却不肯进去，原来赵妻是这家餐馆的服务员，老赵觉得丢面子。贾主任得知原委，狠狠批评老赵的“夫权思想”。次日，老赵到贾主任家做客，发现贾妻就是把自己头发理坏的理发师。此前贾主任曾向老赵吹牛说妻子是小学教师……。情节充满喜剧色彩，有着浓郁的那个时代特有的阳光色调。最后是丈夫笑着同意了妻子参加工作。
50年代，家庭妇女穿起列宁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最时尚的事情。多少代只属于家庭和锅台的妇女们，此时真正尝到了做国家主人翁的滋味，热情高涨，欢欣鼓舞。但是社会给她们松了绑，却还有一道绑绳缠着她们，那就是孩子。孩子生了，妈妈们要去工作，谁来带?幼儿园建设，就随之提到日程上来。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在初等教育司设立幼儿教育处。1950年12月，教育部向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提出：三周岁以下孩子上托儿所；三至七周岁孩子上幼儿园。托儿所归卫生部门领导，幼儿园归教育部门领导。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幼儿园的两项任务：一是“根据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教育幼儿，使他们的身心在入小学前获得健全的发育”，二是“减轻母亲对幼儿的负担，以便母亲有时间参加政治生活、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活动等。”1952年11月，“幼教处”脱离初等教育司，由教育部直属领导。
50年代出生的孩子，提起幼儿园，都认为那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一位1950年生人，已经当了爷爷的教师说：那时上幼儿园没有像今天送孩子那么麻烦，我每次送孙女，就像要送她上屠宰场，孩子哭得捯不过气儿来，我离开时也揪心吧啦的。我们小时候都是欢天喜地吵着要上幼儿园。阿姨也不像现在——家长得整天陪着笑脸，怕孩子吃亏。当年有个歌，唱的是：好阿姨，阿姨好，阿姨像妈妈。那时阿姨确实像妈妈，记忆里阿姨比妈妈好像还亲。我有位亲戚：当年爸爸去三线，妈妈当医生，每周只接他一次。就是这每周接一次，都不能保证准时，往往是周六晚上，所有的小朋友都走了只有他一人抱着阿姨给他准备的小包(包里是两件衣服和几块糖)，等在幼儿园门口，阿姨不走，陪着他，妈妈每次都是路灯亮了才来。如果遇上值班，他就只好被阿姨带回家，在阿姨家的时候，他觉得甚至比跟妈妈在一起还高兴，总是有很多好吃的。而且那当“临时妈妈”的阿姨并不是固定的一个，是轮换值班，赶上谁是谁，但谁都像妈妈。这位亲戚80年代初已经20多岁了，还被妈妈带着去看过一位偶然打听到的当年的阿姨，那种探望是缘自由衷的情感，那时还没有教师节。
有篇“博文”回忆50年代上幼儿园的事：漂亮的阿姨刚把长辫剪成了短发，她结婚了。妈妈周日不能来接孩子，阿姨便把孩子接回了“洞房”，她拿喜糖给孩子吃，从此孩子记住了：结婚是最好的事，因为有糖吃。
说到幼儿园生活，朋友们都说：那是记忆中的天堂，每天唱歌、游戏、玩儿沙子、打雪仗。阿姨当老鹰，来抓排成队的一群“小鸡”，面对那么大的“老鹰”，孩子们既害怕又兴奋，“蛤蟆吵湾”似地叫着，那是最难忘的情景：院子里是秋千、滑梯、转椅；教室里有大黑板，孩子们画小动物、解放军、红色的天安门、尖顶的克里姆林宫；给小兔子喂菜叶，和阿姨一起栽花；午睡起来吃点心，下午听收音机里“小喇叭”广播，听孙敬修爷爷和康英老师讲故事；周末回家时发糖，夏天阿姨挨个儿给洗澡；还有黄头发的苏联专家、志愿军英雄叔叔以及不知道哪儿来的爷爷奶奶们常来送好吃的和玩具。当然因为当时年龄小，全是只鳞片爪的“大路货”记忆，但总的感觉都是“很幸福”，总的印象都是“天空碧蓝，鸟语花香”。同学欣欣记得小时候上幼儿园保姆送她，她不愿意去，躺在地上打滚。一次正好遇上她爸爸上班路过，大吼一声，欣欣吓得爬起来就跑进幼儿园大门。1954年出生的朋友王清，讲起她小时候的幼儿园生活，充满幸福回忆。她生下来56天就被送到幼儿园全托，一直到上小学。在幼儿园里她很受宠，因为她从小唱歌跳舞都很出色。唱歌经常领唱，跳舞经常领舞。她记得小时候她们跳老师编的小鸡舞，孩子们都穿上鹅黄色的小裙子，头上戴着用硬纸壳儿做的小鸡的冠饰(那都是老师做的)。小朋友如果排成竖排，她就在第一个，如果排成横排，她就在最中间。她说，那时候孩子的幸福感真是常伴左右。前些年她去看望当年幼儿园编小鸡舞的老师，白发如雪的老师把她记得清清楚楚。说：“你上学走了以后，小鸡舞改由一个叫润园的小朋友领舞，她可没你跳得好，有个固癖动作，经常爱提裤子。有一次我喊了一声：怎么又提裤子，她吓了一跳，没提裤子，倒尿裤子了。”我小时候在幼儿园老调皮，中午不睡觉，经常去捅捅这个，挠挠那个，弄得一屋子小朋友叽叽喳喳地笑闹，老师常关我禁闭，罚我等小朋友吃完点心都去外面玩了，再给我吃。但50年后回想起来，仍觉得那是最美好的生活。
当问到一些没上过幼儿园、50年代出生的朋友时，有人武断地说，那时是干部、教师的孩子才上得起幼儿园，比如当年北京的六一幼儿园、北海幼儿园和分司厅幼儿园、中央军委保育院和北师大二附小幼儿园等，入托的都不是一般人的孩子。其实政府当时已经注意到幼儿园向工农子女开门的问题，规定废除幼儿园招生考试；双职工的孩子优先录取；延长孩子在园时间，以利于妇女正常上班，经济困难子女，可以减免保育费等。同时，大力提倡街道办幼儿园，工矿企业办幼儿园，并接办私立幼儿园，接收外国在我国设立的孤儿院、慈幼院、育婴堂等，把它们改造成新式的幼儿园。应该说五十年代的幼儿园，决不再为富家子弟专有，而成了社会必备的公共教育和劳动保障设施。
一位从小长在北京平民大杂院儿里的朋友令平，还记得他在街道幼儿园的生活，讲述得十分清楚。他家住北京白塔寺宫门口，从3岁到5岁都在幼儿园度过，上的是“宫门口二条幼儿园”。那是一个大四合院儿，北房有住家，南房是幼儿园。他还记得当时管他们的阿姨姓门，“人特好”，他工作以后还时常去看这位老太太。当时托儿费分几种——有每月2块5的：中午不在幼儿园吃饭。这种孩子的家长多在附近工作，中午下班接孩子吃饭，然后再送回来；有3块5的：中午幼儿园管饭；还有5块的：这种是既管午饭，晚上还管送。这位朋友“记得很清楚”，每天晩上，幼儿园门口停着两辆带篷子的三轮车，“韩大爷往阜成门方向送，李大爷往沟沿儿方向送，每辆车上坐4个孩子；他甚至记得，那位李大爷长得很像电影《古刹钟声》里的秃头老特务。幼儿园里一共就十几个孩子，中午阿姨熬点儿稀饭，蒸点儿包子；平时就在院子里玩儿，没有什么玩具，也不教识字，因为阿姨也不识字。
当时宫门口地区这类幼儿园不少，“三条”、“五条”都有。一位相熟的朋友质疑：“他当时那么小，怎么会记得那么多事儿，还记得托儿费是多少钱，神吹吧?”我也不排除令平有些情况是后来听说的，但说的是那个时代的事儿我决不怀疑。这种幼儿园和今天概念中的幼儿园相距甚远，但有一个事实却不容忽视，那就是普通百姓的孩子也能上幼儿园了，社会安定，大人放心，工作无牵挂。
至于幼儿教育的现代理念，那时是无法讲究的，就算当时最好的幼儿园，对此也没有系统化的认识。看孩子，是当时大众幼儿园的主要功能。对这一点，朋友冬生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妈妈在家庭妇女中算有文化的，所以被请到街道的书店当售书员，把冬生和她妹妹锁在家里。他家住一层，看着在外面玩儿的小朋友，他很眼馋。那时他才5岁，就在外面小朋友的帮助下，从窗户把她3岁的胖妹妹从里面顺出去，然后自己跳出去玩儿，那窗户离地面足有一米多高。觉得妈妈快下班了，再把妹妹从窗户外弄回家。一来二去，被妈妈发现了，就把他们兄妹俩都送进了家属办的幼儿园。幼儿园设在一座大庙里，院子里有一棵大海棠树，他们经常望着树上的海棠流口水。中午睡觉起来有饼干吃。有一次他和两个小朋友淘气，被老师关了禁闭，不给饼干吃了，他们很难过。可是忽然发现，关他们的房子里竟有一个放饼干的柜子，里面满满的全是饼干，于是3个孩子就大吃起来。他们也经常被阿姨带出去玩儿，记得经常去的地方，是不远处的一个大土堆，他们爬到“山”顶，两只胳膊张开，嘴里发出飞机的轰鸣声，往下“俯冲”。还玩儿过家家，找一个女孩儿当媳妇，用草给“媳妇”做耳环。
让人提起来怅然的是，50年代后期，在大跃进的热浪中，农村也办起了幼儿园。当时在“实行寄宿制，消灭三大差别”、“三天实现托儿化”等口号下，农村干部只顾将孩子集中起来同吃、同住，其他什么条件都不具备。而且这种“幼儿园”的发展速度极快，最后导致全国失控，受累的最终是孩子。战友传富描述当时安徽农村的幼儿园土炕上的孩子们喝着黑绿色的稀菜汤，一个瞎老太太坐在屋门口，一条腿抵着门框，谁也不让出去。”战友孔熙回忆他家乡福建农村当时的幼儿园：生产队的幼儿园就设在他家隔壁的院子里，也是老太太看着孩子，这种看孩子的老太太是可以挣工分的，她把孩子圈在院子里，随地拉屎撒尿，只要不出事，就能记工分。
附带要说的是，那时学苏联学到了极致，连多生孩子的“英雄母亲”也要学，所以哗哗地生孩子，形成了解放后第一个生育高峰。很多一连生了三四个孩子的妇女一算经济账，工资已经抵不上孩子的托儿费，于是不少妇女又从工作岗位回到家里，重新当起了家庭妇女，专门看孩子。到50年代末以后这种情况很多，不仅是劳动妇女，知识妇女和女干部中也有不少。
童年消费
应该说，50年代，不仅在农村，就是在大城市，孩子们的生活都是低水平的。就是在北京，孩子们能经常吃到零食的人家也不多。有的杂品店，会把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切成两半卖，孩子拿着家长给的一分钱，买上半块糖，外加两个枣或一个沙果，这就已经足以引起小伙伴的羡慕了。一位今天做着酒店老板的朋友，家里孩子多，母亲又在外地，过年的时候，父亲给围坐在桌边的5个孩子每人发了两块豆腐干，孩子们齐声大喊:“爸爸真好!”当时的豆腐干才2分钱一块。
又一位朋友记得，1956年他家刚从四川到北京，母亲对他溺爱得不得了，5岁的他被妈妈带着逛东安市场。他死磨活缠，逼着妈妈给他买了一把景泰蓝刀鞘的小刀，当时是5块钱。回家后立刻轰动了半条街，同龄的孩子们眼馋，大人们议论纷纷，私下都说:“太惯孩子了。”这件事直到“文革”还有人记着，作为罪状列在批斗“资产阶级臭婆娘”的大字报上。
那时，孩子生下来，喂养“成本”很低。当然那时候普遍是吃母乳，倒不是因为像现在提倡的“科学喂养”理念，主要是方便省钱。一位老太太“忆当年”：没奶水的孩子用牛奶喂，很便宜，1955年、1956年订奶，最好的牛奶每瓶才1角8分钱，就是这种价格，如果孩子多也喂不起，要在奶里掺点代乳粉、糕干粉或面粉，而那时的孩子并没有因此而营养不良，也更不会像现在的孩子，吃了掺有三聚氰胺的牛奶而得肾结石。农村孩子当然更吃不起牛奶。我一个家在农村的朋友回忆，他两个弟弟一生下来就喂菜糊糊，直至长出牙来才啃“菜饼子”。
孩子们的口粮，在3年困难时期之前，应该说是够吃的。建国头两年粮食配售，不用说孩子没受委屈，有足够的额度，就是到了1955年以后，粮食定量到人，孩子的定量如果按当时国家制定的“够吃不浪费”的原则来说，也是充裕的。当时儿童定量分得很细，比如不满周岁的孩子每月2.5公斤，满了一周岁，就提到3.5公斤，以后每长一岁多一公斤，直到孩子长到10周岁，就和成人定量拉平了。副食品供应不按年龄，而按人头算，所以像食用油，孩子越多越小，家里的油就会越富裕，这样的家庭往往用省下来的油票去向邻居换别的什么定量票证。
孩子的零食也不像今天那么多，基本以农副产品为主，比如当令蔬菜：夏天的西红柿，秋天的萝卜，冬天的红薯，都是孩子们的零食；再有便宜的水果，像杏、海棠；还有普通山货，像核桃、松子。嘴馋的孩子什么都吃，很会自己解决问题：山上的酸枣，地里的玉米“甜杆”都吃得很过瘾，树上的槐花、榆钱儿，能一把一把撸下来往嘴里送。偶尔生病了，妈妈给买个苹果，或一“牙儿”西瓜，那已经是很高的“待遇”了。
春游家长给带上5分钱，懂事的孩子会把钱再攥回来，还给妈妈；带个一角钱一个的圆面包去春游，是很“洋气”的事，大多数孩子都是带着糖三角、豆包甚至馒头。奶奶如果带你去公园，2分钱门票加3分钱1根儿的冰棍，就会把你打发得像过节，一连高兴好多天。像北京孩子当时记忆中的1角6分一斤的动物饼干、2分钱一碗的酸梅汤、2分钱一个的米花团，比今天孩子们吃的巧克力、喝的可口可乐要好吃好喝得多，也难得的多。
中央电视台曾播过一部电视片，叫做《生于五十年代》。片中剧作家吴祖光的儿子吴欢说过一段话：“那时候有一个最大特点，以比穷为光荣，就是咱们看谁穷，谁就光荣。我记得新衣服得给它弄旧了穿，不把这衣服弄旧了不算光荣。所以我的新衣服先让我妈给我补补丁，鞋也得补补丁，一双鞋补丁越多，越革命，越艰苦朴素。”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把衣服弄旧了再穿，或者先补上补丁，是富裕家庭子弟才可能有的做法。当然确如吴欢所说，那时整个社会的大氛围和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倡导艰苦朴素。衣服有补丁不寒碜，只要补得整齐，穿得干净，没人笑话。相反有两种情况人们会讥笑：一种是衣服破了没人补，露着窟窿；一种是衣服没有补丁，太整齐。所以有些家境比较好的孩子，为了“不脱离群众”，衣服没破也硬让家里给补上补丁。但就本质而言，穿补丁衣服，还是整个社会生活水平不高的表现。
首先是布的供应定量。1954年9月，政务院发布了“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明确老百姓用布须凭票定量供应。从此老百姓即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凭布票做衣买衣的历史。在北京人的记忆里，大人每年的布票是17.3尺(大人和孩子布票定量是有区别的)，按照“七尺裤子八尺袄”计算，每人每年只能添一身衣服，而且添了外衣就别添内衣。因为内衣也要布票，有人记得当时意外用一寸布票买到一个裤衩，十分兴奋。当50年代出生的孩子长到用布量最大的年龄，也恰恰正是国家布票发得最少的时期，到最艰难的1961年，大量棉田挪用种粮，市区居民布票仅发2.6尺，郊区居民仅发2尺。这个定量每人每年连添一件衣服都不够，如果置一床被子，用尽一个5口之家一年全部的布票，都远远不够。而且一度像棉毛衫、线衫、线毯、毛巾被、绒毯，甚至毛巾等，都要凭票供应。当时偶然有不要布票的人造棉卖，就会排起大队，买回去给女孩子做裙子，或者做被面，价格在这时反倒可以被忽略不计。一位朋友记得，大约是1965年左右，她们学校为迎接阿尔巴尼亚外宾，每个女孩子补助了6尺人造棉，让做花裙子。她和妹妹一共补助了一丈二尺，这可顶了大用，她妈妈不仅给她们做了裙子，还给她爸爸添了一床被面。她穿着花裙子到颐和园迎宾，记得还遇上了庄则栋。所以那时如果家里孩子多，加上男孩儿多，布的紧张是可想而知的。
50年代出生的孩子，应该说没穿过补丁衣服的不太多。通常能见到的补丁主要是裤子双膝部位的长方补丁，屁股上的圆补丁，衣领上的长条补丁，有的人上衣肘部也有补丁。当时缝纫机还不是普通人家能企及的东西，人们也很少把衣服拿到裁缝铺去裁，一般都是手工补。
补丁的颜色也不很讲究，并不太考虑是不是要找块“靠色”的布，而且洗退了色的衣服即便有同样颜色的补丁，也肯定深浅不一，所以经常能看到已经洗得几乎发白的蓝裤子上，补着一块簇新的蓝补丁，反而觉得很好看。补丁不光是“补”的问题，还有“接”的问题。同学春玉回忆，他爸爸妈妈工作忙，他又长得快，所以裤子都是裤腿儿上接一截儿，有的接一截儿还不够，还要接第二截儿。上衣的下摆和袖子也接，直到肩膀太窄实在不能穿了，才算作罢。
而且那时能穿上商店买的成衣是件不简单的事，如果有，虽破旧了，仍很时尚。孩子们穿的衣服，一般都家做。这样的衣服有的很不合乎“规范”，穿上容易“丢人”。春玉说，他上小学时，已经懂得虚荣，他姥姥给做了条裤子没有兜，前面也没有口，他怕同学笑话，穿在身上总惴惴不安。当时的学生，都没有校服，通常是上身穿白衬衫，男孩儿下身穿蓝裤子，女孩儿穿花裙子，看上去整齐即可。有的孩子上面衬衫很白，但底下却是一条退色的蓝裤子补着补丁。
衣服除了补，还有改。会改衣服，也是母亲们的本事。把大孩子穿破的衣服改改，给弟弟妹妹穿，把退了色的衣服里朝外翻过来，把长袖改短袖，长裤改短裤，不一而足。母亲如果能做一手好针线，裁一手好衣服，是很值得骄傲的，不惟孩子出门体面，而且还省不少钱。她们的理想首先不是置手表和收音机，而是缝纫机，因为给孩子们缝缝连连是差不多和做饭一样频繁的家务。
母亲们还有一样不离手的工具，就是现在已经绝迹的“袜板”。袜子也常穿破，也需要打补了，把破袜子套在袜板上，前面的脚指头和后面的脚后跟补起来很方便。
那时还有一种现在已基本绝迹的做法：染衣服。那不是指洗染店那种洗染高级服装，而是自己动手染退了色的衣服。杂货店里专门有卖染衣服的颜料，一毛钱一包，一般蓝色和黑色居多。买回家后把颜料和衣服放进锅里，用水煮开，一件被洗白了的衣服就重新有了颜色。通常人们看到的蓝不蓝紫不紫的衣服，就是染出来的。在“国防绿”军装出现之前，部队的黄军装很容易退色，不少部队孩子穿的，就是这种经过煮染的衣服。
鞋也一样，打补丁的很多。一般新鞋上脚前要先打上掌。孩子的鞋往往前面还打一个皮包头，后跟也补块皮子。男孩子们的鞋，大脚趾前面缝一小块“膏药”补丁，是很常见的事。那时买鞋穿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一般都家做，所以不光农村，城市家庭的主妇一般也要用破布打“格褙”，纳鞋底。所用的麻线有人买现成的，节省一点的就买麻来自己搓线，所以杂货店里既卖麻线也卖麻。到了60年代初，开始有了塑料凉鞋，这让家长们松了一口气。塑料凉鞋很耐穿，一块多钱一双，质量差的只有几角钱。女孩子买双白色露脚趾的，男孩子买双咖啡色不露脚趾的，一个夏天就打发过去了。往往男孩子一双鞋穿得到处裂着大口子，但确实省了钱。
穿着，任何时代都有大众和时尚的区别。那时孩子们也有偶然漂亮一回的衣服，记得小学时，班里有个男孩儿，穿着下摆和袖口都有松紧收口的灯芯绒夹克，很是“鹤立鸡群”，班里有的孩子还戴着鸭舌帽，虽然下课一打闹，帽沿儿总是在后脑勺上，但仍能看出它的“高贵”，女孩子当然要比男孩子更被家长们在意，衣服漂亮自在情理之中。那时时髦的小裙子背带很宽，带着波浪花边，脚上是带襻的灯芯绒布鞋，一双花袜子。当时尼龙袜还没有，都是针织线袜，袜筒松很容易缩到脚踝上，所以她们都用松紧带或皮筋把袜子箍上，冬天有的女孩戴一顶有两条长带子的红色或白色毛线风帽，把整个头和后脑勺都包起来，带子从脖前向后一系，很漂亮。
历史地看，50年代出生的孩子，在童年少年时期，也许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区别，家庭收入有高低，但总体讲，他们在物质生活的享有量上，差异是有限的。工人的孩子穿补丁衣服，干部的孩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政策性的物资供应是平等的，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念也是基本平等的。由此也造就了这一代人不管今天口袋里多有钱，思想观念中的平民性是深深扎根的。当然那时农村孩子的生活水平和城市比，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尤其到了3年困难时期，同样是挨饿，但滋味却大不一样。但即便如此，也绝对到不了今天这样贫富悬殊，霄壤有别的程度。回想那些年，城市孩子有时还会羨慕农村孩子，因为他们随着大人来城里串亲戚，都会带很多瓜子、花生，还有活鸡和鸡蛋。那时城市买这类东西是凭证限量的，而且质量绝对比不上他们带来的，就像现在的城里人老想吃农村的柴鸡和柴鸡蛋。
说了孩子的吃与穿，用，其实没有太多可说的内容，孩子有多少要用的东西呢，尤其是那个年代。想来也无非是文具和玩具。文具和今天比，当然也是低水平的。小学生如果有一个商店买的帆布小书包，就算是“上上等”了，当时的帆布书包通常不像现在是系带的，而是按扣的，上盖有两个大子母扣，这很适合小学生，因为年龄小，尤其是低年级，系带的书包往往孩子不仔细系，又爱跑，很容易丢东西。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很多孩子都用家做的书包，尤其女孩子，那就是一块花布扎成一个布兜，上面有两个布襻，孩子往肩膀上一套，就当书包了。因为布的缺乏，有的书包是“百衲”型的，都是小碎布连缀而成。也有男孩子的家长，既心疼孩子的小“面子”，又拿不出钱来买“帆布型”书包，就手缝一个有长背带和按扣的仿品，也会招来“布襻书包”们的羡慕。有的孩子是捡哥哥姐姐的旧书包，也习以为常。
文具盒(那时通行叫铅笔盒)通常是铁皮的，上一年级时如果有一个新铅笔盒是一件很快意的事情，但很多孩子也是用哥哥姐姐的旧铅笔盒，不少是坑坑洼洼，上面的图案也斑斑驳驳的。5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孩子，到60年代前期上小学，已经有了塑料铅笔盒，黄的、绿的，透明漂亮。铅笔盒里通常有一把削铅笔的折刀，或者竖刀，竖刀要比折刀便宜，但很锋利很危险，容易削到手，可孩子们很喜欢这种刀，因为可以用它课余时间玩儿剁刀的游戏。到后来有了塑料转笔刀。转笔刀各式各样，这是种很大的飞跃，确保了孩子们的安全。以塑料铅笔盒和转笔刀的出现为标志，文具的款式到60年代中期开始“多元化”了。
50年代末，孩子们用的铅笔大都是一两分钱一根儿，谁如果有一根儿中华铅笔，那也是足以骄傲的事情。铅笔之外，必有一至两个铝皮笔帽，它的功能一是护住削尖的铅笔头不让它折断，还有一个作用，是把削得很短，手捏不住的小铅笔头套在笔帽上，就可以接着用。
50年代末上小学的北京孩子一定还会记得，每人要有一块四周镶白茬木框的小石板，家长给石板木框上安两个“鼻儿”，拴根儿绳儿，孩子背着上下学。这石板是上课用来练字用的，老师在黑板上写什么，孩子们就用石笔在小石板上跟着写。石笔商店有卖的，一分钱大约两三根儿，孩子们经常在衣兜里装着它，墙上地上乱画。另外必备的还有一块垫板，也是铁皮的(后来有了塑料的)，用它垫在作业本下写字。其实现在想来，这种垫板对训练孩子的书写能力是不利的，把它垫在纸下面，硬而手感差，笔道细而单一，还会影响孩子的手腕健康，后来它被淘汰了。课本和现在一样也是要包皮儿的，但那时没有八九十年代的挂历纸，更没有今天的现成塑料书皮儿，所以包什么纸的都有，仔细的女孩子甚至用报纸包皮，一个学期下来也不会用烂。
除了文具，玩具大体也应该纳入“用”的一类。但那时孩子的玩具和现在比，又是天壤之别。无非是木杆上缠着蓝白布条的红缨枪，涂着银漆，带着纸质刀鞘的木刀。孙悟空、猪八戒的鬼脸，也是纸做的。
那时童年的玩具很有限，不像现在的孩子一整就是半屋子。在我的记忆中，自己曾拥有两件“现代化”玩具，一个是只带花纹的小陀螺，陀螺的轴实际是块磁铁，把它一转起来，底下放一个铁丝做的五角星，那五角星就会在磁铁轴的粘连下飞快地蹿来蹿去;一个是支黑色铁皮小手枪，里面可以装砸炮儿。我把它别在肚子前面，感觉很威风。女孩子的布娃娃大都是家长手做的，腿是软的，站不住，按现在的眼光看，很土很不像样。当时记得我还有一个玩儿不厌的玩具，是一只足球胆，那时的足球和篮球都是用真皮做的，里面塞上胶皮的内胆，外口用皮绳扎口。这种球胆既可以吹气后当球踢，也可以往里灌水滋人玩。最近读乔冠华的女儿乔松都写的《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一书，里面回忆她父亲乔冠华的办公桌下有她一个抽屉，里面装着她的小玩艺儿:“俄罗斯木制娃娃‘玛特柳什卡’、连环画《洋葱头历险记》、铁丝编成的小花篮……”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的抽屉里有什么。记得很清楚的，有一排子弹壳，被别在一只弹夹上，一共是5颗;一只鸭蛋形的铜质小墨盒，上面刻着山水；一大团各种颜色被捏混了的橡皮泥、大把回形针式的橡皮筋(北京孩子俗称“牛皮筋”)，很高级，不像女孩儿跳皮筋用的松紧带，或奶瓶上箍纸的“奶筋”;一个有着彩色螺旋纹的小皮球，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还有4个很干净、颜色鲜红的羊拐，那是一个小女孩儿送我的。当时男孩儿女孩儿都玩拐，拐以羊拐为最上品，但羊拐很不容易找，因为卖羊肉的就很少。这个小女孩的爸爸恰恰是个卖羊肉的，能弄到羊拐，所以她在班里的地位很高。我在转学前，她送了我一副羊拐做纪念，我对这种游戏没多大兴趣，但那4块温润的小骨头拿在手里很舒服，而且是一份同学的心意，所以一直存着。我的小人书不像乔松都放在抽屉里，而是满满一纸箱子，塞在床底下。
有这样一群孩子
改朝换代，共产党人打下天下，然后坐了天下。按说他们应该是最先享受胜利果实的一群人，但事实上却不是，他们中间没有家的人，解放后很多成家都不早；已经成了家的，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温暖的家，很多人也很晚。因为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结了婚却不能团圆，孩子东一个西一个地寄存在别处。当很多孩子都聚拢到一套房子里能常在家里见到父母时，年龄已经不小，已经很懂事、很记事了。
一个1951年生的孩子，直到他8岁，已经上二年级了，父母才先后调到了北京，一家5口才算有了房子，有了真正的家。在此之前，父亲在大西北，母亲在大东北，他跟着奶奶在北京，弟弟跟着姑姑在山东。当然父母按月给奶奶和姑姑寄钱。还有一个小弟弟团圆时才1岁，从生下来一直都跟着母亲，这“小三儿”到北京时，根本就不认识父亲。一家从1950年父母结婚，到真正团聚，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但父母很坦然，孩子也很习惯。可以说，革命队伍里的孩子，经常见不到父母，是件常有的事儿。
我一个同学，到60年代初，他已经有了4个姐弟，因母亲长期不能调动，带他们的仍然是生他姐姐时雇的保姆。这保姆我见过，是位口音极重，外人根本听不懂说什么的老太太。在家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父亲天天忙工作，她管着孩子，管着钱。父母的工资每月都汇集到她手上，她说怎么花就怎么花。哪个孩子不听话，她抬手就打，当着他父亲的面也毫无顾忌。一次母亲回来休假，看她打孩子便和她吵起来，最后孩子还是要按她说的做，母亲只有妥协。“文革”开始后，家里的孩子已经发展到6个，父亲被隔离，母亲干脆没指望能调回来，仍是老太太一个人带着这群孩子，还是说打谁就打谁。记得是1968年左右，小伙伴们要凑钱上颐和园，唯独这位同学没有钱，在大家的“激励”和讽刺下，他拿出造反派的架势去找老太太要钱，为助威，我也在场，结果大吵大闹演变成流泪央告，最后还是一分钱没讨下来。
这种童年时代“有人生没人带”的孩子，数量不在少数。四五十岁以后相互询问，情况雷同的有一批人。如果要分析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那就是，江山打下来了，坐稳它不容易。父母都在为新家园建立秩序、走入正轨忙碌，他们在最初几年被调来调去，频繁调整着位置，党要看究竟把他们放在哪儿最合适，在哪儿更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还年轻的他们，便东跑西颠，心里几乎没有家的概念。然而，他们没有家的概念没关系，孩子却需要个家，需要父母的关爱。
一位父亲在“文革”前当一个大型企业党委书记的朋友，提起父亲，说小时候就不记得见过他，其实父亲就在家住，只是早出晚归罢了。母亲也同样很少见到，他熟悉的只有幼儿园的阿姨。另一位父亲同样搞工业的朋友，干脆直说：我跟父母不亲，小时候根本不认识他们。一位50年代生人，百病缠身的朋友，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有病不得治，落下病根儿。长大后一直因身体不好在自卑中生活，却又一直在一种对同龄人的追赶中奋斗。当他因病不能当兵不能考大学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时，有一天他忽然悟出：这一切都是母亲造成的。如果他小时候母亲不那么玩命忙工作，不寄养他，说不定他的病能治好，也不会饱尝寄人篱下之苦，也不会有后来处处不如人的处境。他指责母亲：既然你生了我，你为什么不管我。”母亲哭着说：“我把所有的钱都寄给了他们，那足够给你治病的，但没想到他们没把钱花在你身上。”但是他很久没能原谅母亲，这成了他一个长久的心结。每逢旧病复发，每逢什么事不如人，就会想到母亲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其实平静时他很清楚，那是时代造成的，很多同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那不赖母亲，只是恰巧自己得了病而已。
解放之初，这群孩子大多在供给制之下出生，那时，孩子生得越多，保姆费就越多，孩子不愁养，一生一大串。他们都被认为是公共财产，饿了有人给吃的，病了有人送医院，如果谁有一个“父母双全”的家，那就会成为光棍叔叔们蹭饭吃的当然场所，也会是阿姨们临时托管孩子的“小件寄存处”。父母的共有思想，也表现在对孩子的态度上。一位当年部队的女护士，1955年生下了第三个儿子，她把消息告诉远在“天边”的丈夫，丈夫很快来信了，跟她商量，说战友老刘结婚多年还没孩子，要不咱们把孩子送他吧。女护土一开始答应了，但真要把白白胖胖的儿子送走时，突然她不干了，“不讲理”地大哭大吵，儿子说什么也不给了!专程为此请了探亲假的丈夫和专程来接孩子的老刘夫妇都很尴尬。后来私下里丈夫大骂女护士：“你太不像话，孩子谁养不是养?没有一点儿革命风格！”女护士也像办了什么错事，好长时间都低眉顺眼地以行动请求“原谅”。这是一个没舍得送出去的孩子，但据说，被发扬革命风格“匀”给战友的孩子也不在少数。
总之，以上说的这群孩子在他们童年时代，不缺吃不缺喝，就是不像普通老百姓那样能过上热乎乎的日子，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家。有的人长大了一想，对父母的感情还不如经常带他玩的哥哥姐姐。而从小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孩子，有人总结，由于父爱母爱缺失，他们性格上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适应性很强，生活上不依赖父母。跟着谁都行，很自立，没有跟父母“起腻”撒娇的习惯。
60年代初才从四个方向聚集在北京
说白了，他们被“遗传”得从小也不太有家的概念。1956年以后，全国的干部都定了级，这些孩子成了很特殊的一层人，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干部子弟”，他们有了很强的社会优越感，也知道这种优越感来自父母，但那种百姓家庭的“家庭观念”却很淡，很多人于人情世故生涩晚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简单，直来直去，没有多少“弯弯绕”，豪情多于柔情。这也是在“文革”中，这群孩子在家庭出现逆境，父母被押被关后，除了反抗，就是硬挺挺地独立生活的原因，电视剧《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之类，就是这类孩子的典型。当他们在告别北京，走向前途未卜的插队生活时，没有眼泪，充满悲壮，面对车站上泣别的人们，大声呼喊：“有什么好哭的，路还远着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又让我想起了近年收视率很高的另一部电视剧《暗算》。剧中的主人公安在天是革命孤儿，父母都在搞地下工作时牺牲了，他后来也成了秘密战线上的战士。解放后，为工作，他在汽车里看见了街上的儿子，却因事先没有向上级请示，竟无权下车抱一抱、亲一亲。而他从小最亲近的人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而是父母的一对战友。
直到全国解放，父母的这对战友都因纪律不能告诉他：父亲的名字为什么会在国民党的烈士名单里，而母亲却和另一个男人作为夫妻被葬于革命烈士墓中——这两代革命者，都是心中只有革命“大家”没有自己“小家”的人，作为两代人的孩子，试想，50年代出生的安在天之子，“家庭观念”还会强吗?
（待续……）
摘自：黄新原 著《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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