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落户五十周年(1969—2019)
1969年3月1日离开上海，
首批到珲春插队落户
这些日子，和我一样在五十年前去珲春插队落户的知青们，早早就相互约定，提前落实好饭店，要在3月1日那天聚会。因为，3月1日这一天，是我们离开故土上海的日子。聚会不是为了纪念，也不存在庆贺，而是为了一种“知青”情结：“知青”这一辈，经受过无数的幻灭与失败；但在维护人的价值尊严上，毕竟加倍地奋斗过，追求过，对待人生不曾敷衍和麻木过；只要是踏踏实实地淌过血汗和泪水的，不管是否收获，依然有种青春堂堂去的慨叹。尽管与前辈们打江山的戎马生涯相比，失却了那种叱咤风云的豪情、可歌可泣的壮举；然而在稚气与无奈、磋跎和磨难之中，却留存下了那么多挥之不去难以割舍的“情结”——它曾在灰暗的心底里投进过亮色，在失衡的驱体中搭起过支架……
于是，我将二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为插队落户五十周年作个祭奠。
感谢珲春为上海知青建立了纪念石碑，但我心里是不认同石碑上的文字。
让我先从1968年12月的一天上午说起。
我从暖洋洋的被窝里伸出脑袋，只见窗玻璃上布满了原始森林状的冰霜结晶体把红彤彤的太阳分割得五彩斑斓。一阵阵大饼油条的香味是祖母在无声地催促我起床，但是我仍赖着不动。因为不用上学，又没有革命任务，我可以望着窗玻璃细细分析着图案，还可以在起床前构思出一首小诗……总之，这是一天中最适意的辰光。
隔壁一所学校正放送着雄壮的歌曲：“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滚滚滚，滚它X的蛋！……”（最后一句没有谱曲，是边跺脚边喊出来的）。这些歌词早已经烂熟于心了，所以不会去认真听内容；只有“轰、轰、轰”的节奏响在耳畔。
移时，一句什么“最高指示”钻进我的耳朵，不由得洗耳恭听。我认真地听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之类的顺口溜，尤其是“吃闲饭”三个字，让我这个天天睡懒觉的人骤然警觉：文革至今两年半了，我们这批学生究竟干了些什么正经事？
扳着手指头算算，一件也没有。不是游东就是荡西，浪费着大好青春诅咒着无穷时光！
“吃闲饭”不就是说的我们？
我不是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游行请愿都不会来找我，闲得更甚。客观上，父亲的成分变坏了；主观上，我这个人不激进。记得文革刚开始，学校的“牛鬼蛇神”先让各班级讨论定性，我总是站出来唱反调，我不相信好端端的老师竟有这么多是坏人，而且所有的证据都是牵强附会的，因而招来激进派的白眼。当大家铺天盖地张贴大字报时，我躲不过，也轻描淡写地涂了两张：一张是给教语文的徐老师，另一张是给教数学的王老师。尽管写的内容不痛不痒的类似“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之流的陈词滥调，可事后见到这两位老师还是觉得不好意思。两位老师倒对我笑嘻嘻的不在乎，可能是比之那些“打倒”、“批臭”、“踏上一只脚”的革命行动要和风细雨得多。
大字报热浪稍稍降温，造反组织还没来得及分派，各组织联合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十分荣幸我也被吸收参加，可能是因为我会编唱词能写快板对口词，又会唱沪剧，这在基层宣传阵地上很用得着，因而我像失业者寻到工作一样投入，我们从厂矿演到郊区，从田头演到村镇，节目有舞蹈《大海航行靠舵手》、表演唱《十六条指方向》等，尤其我的沪剧清唱《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因为是上海话，在农村的演出掌声更多。
这以后掀起全国大串联。我和其他八位同学花了9角钱买了张去嘉善的车票，一气跑了杭州、南昌、株州、湘潭、韶山、长沙、南宁、桂林、重庆、西安等十几个城市，在北京还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接见的前一晚上每人就发了一根香肠一只面包两只鸡蛋，因第二天凌晨就得集合上天安门广场，当作早餐用。可我们肚子太饿，晚上就将美食消灭了。所以第二天参加接见，肚子整日地唱“空城计”。这种“接见”也好笑，远远望着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不要说鼻子眼睛，就是身影是谁都认不出；唯一有印象的是副统帅发言时将“巴勒斯坦”念成了“巴基斯坦”。在北京的十几天里，许多人挤着去清华、北大看大字报；我却挺聪明的，抓紧时间早出晚归地观赏名胜古迹、浏览长城和北京市容。因此，收获颇丰。此后，再无时间与精力能如此扎扎实实地逛北京城了。
在外面野了一个多月，要不是北方天气太冷，真不想回家来。没多久派性起来了，我自惭形秽，就猫在家里看兄长在大学中文系的教课书，并订立了严格的学习计划，《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那时看的，夏衍的《论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甚至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都拿来囫囵吞枣。几个月下来等于上了一期大学速成班。
那年月社会上时时花样翻新。学校一时流行去工厂“学工”。主要原因是学校无事可做，大家也想去寻个新奇，弄不好还可以赚点外快(据说去某某食品厂干一天可得一元钱外加一顿免费午餐)。我去的是上海国营毛纺织二厂机修车间。大冬天的每天5点起床，天没亮就得步行五六里地去工厂“上班”：先是替地板打蜡，后来是帮师傅提个工具袋递个老虎钳之类可有可无的活。与工人们在一起，开心倒是开心，可以听到学校里听不到的粗俗的传闻。然而饭量却猛增，肉包子一顿四个还不够。一个月下来伙食费大大超出母亲的标准。我记得母亲手里捏着一张十元的票子对我说：“不‘学工’了吧？留下这十块饭钱好买件的确凉上装，现在你替换的衣服也没有。”我想想母亲说的也有道理，本想进厂赚几个钱(最起码伙食费要自给吧)，却不料钱没赚着批判“物资刺激、金钱挂帅”倒不断，干脆，关在家里看书比啥都强。
顾阿桃宣讲学习体会
然而，无事也要生非的。年轻人哪关得住？有同学来串门，说用画代字的学毛选标兵顾阿桃(叶群树的典型)名振遐迩，邀几个同学一起步行去实地见识见识怎么样？反正在家也闲着。于是，我们几个同学背着被头铺盖冒着凌厉寒风走了三天，从上海到嘉定，从嘉定到太仓，在洪径大队社员家中泥地上铺好稻草便住下，边劳动边取经。大队共有十八位标兵，每天下午轮流作报告，取经的人来自全国各地络绎不绝。也许我们受了当时“高大全”的影响，对标兵要求太完美了，所以，听到社员议论某某标兵有这样缺点；某某标兵有那样错误；连顾阿桃竟然也常遭丈夫的打骂……如此这般，标兵们的光辉形象则大打折扣，使我们十分扫兴，怏怏地乘车而归。
当时学校散得象盘沙，有的同学几个月见不到一次面。为了收拢人心，学校率先“复课闹革命”：先是军训，天天“一二一”走步稍息、立正卧倒；继而是上课读书，老的课本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能用，只有读红宝书，英语学的也是“语录”，由于太枯燥，不到一星期就没人要听，只好让我们背小学生都会的“老三篇”，几天功夫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没什么可学了，便散伙。
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化，学这样、学那样到头来还是像群无头苍蝇转经轮回一番之后又回到原地，仍然无所事事。
全国山河刚刚一片红，武斗的遗风仍在影响着一批青少年，打群架、动刀子、抢路人、偷商店的“打砸抢”行为不断发生，甚至还传出了马路上强(误)奸了做晚班的母亲等耸人听闻的事。
在世风日下的环境里，我对外界的一切都已十分厌倦，把自已关在了家里编织着文学梦。我取笔名为“肖碌”，因我排行老六，取此笔名之意是：肖碌(小六)、肖碌(小六)，在文苑里忙忙碌碌。当时，我只有十七岁，但是年轻得似乎有些老成：我竟置身于暴风骤雨中而岿然不动；处红海红洋间却滴水不沾。留恋那窗明几净、一杯清茶，伴着古今中外、奇谈怪论；伴着祖母纳鞋补袜的背影；伴着她间歇的咳嗽声息。
我选出有代表性的三部中、外、古(用当时的话说是封、资、修)名作进行剖析取经：把曹禺的《雷雨》改成沪剧剧本；把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与关汉卿的《窦娥冤》改成电影剧本。如此日日闭门思过，天天得益非浅。是这些文师字友提高了我的文化素养与文学品味。至今对之感恩不尽。
尽管自己认为“没闲着”，然而想到自己的日后出路问题心里总是虚虚的。自己改编的作品东藏西藏，一旦被人发现或告密就会大祸临头；就连自己写的歌功颂德的诗歌也无处投寄发表。还想着有朝一日当记者、编辑，或者屈尊当个小工人也行，然而这全是自己编织的无法实现的美梦。投身社会无门、服务大众无望，还能走哪条路？
难怪喇叭里传来“吃闲饭”的消息，自己确实要心虚起来。当时真不知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目的根本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解决积压了六、七届的学生就业问题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另外，价值已经利用尽了的红卫兵需要用艰苦条件分散策略来磨灭他们参予文化大革命的热忱。
说心里话，谁愿意去农村吃苦？在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城里人和农村人在各自的地盘上界定得十分森严：农村人到城市里生活是做梦，而城里人到农村去是出于惩罚和改造。我真的时时有种恐慌：呆在城里没有正经事，会不会象右派分子那样被赶下农村去？
果不出所料。当天下午学校就通知我们落实伟大领袖最新指示，表态、紧跟……我成份不好，又不是红卫兵，能去哪儿？参军体检合格但政审不合格，军垦农场也不行，连离家近一点的江西安徽也没份。若不去呢，敲锣打鼓上家里来动员，父母都得关在单位办学习班，这对于我们有点志气要点面子的谁愿意让自己的父母难过让家人操心？好在四位好同学一起上路，我毅然决定报名去最偏僻无人争的东北边疆插队落户。
兄姐们留影送我去插队落户。
母亲和姐姐知道我的户口在户口薄上除名的时候，一本户口薄被争来夺去好几回，不知道要从红印盖过的这一页上再寻找出什么挽回的破绽来。
母亲发着呆。
姐姐话中带着责备：“都没商量好的事你就这么性急！”
我故作坚强地说：“我不想在家吃闲饭！”
母亲开口了：“在家吃闲饭是你的错？我不怕你在家吃闲饭！那怕再养你十年八年……”
“难道不怕人家来动员，敲锣打鼓的好受吗？”
母亲不作正面回答：“可我们上海人从来没种过地的，你今后靠种地怎么养得活自己？”母亲掩面说不下去。
姐姐也哭起来。
我本想要说自己也有两只手，不怕养不活自己来表示一下决心，然而慑懦着嘴唇就是说不出来。
坐在一边的老祖母终于听明白了事由，喃喃叹息道：“作孽，作孽……”
后来我才知道，当晚母亲失眠了。在前两年母亲是时时害怕会被抄家造反，一听到楼下巷口的红卫兵动静，就一宿合不上眼。我的下农村无异于抄家一般叫母亲揪心。父亲当时在福州自身难保，堂堂总工程师被安排在收发室看大门。看到我写要下农村的信时，竟无法控制自己，当着众人流下了眼泪。我长这么大从没为自己的事让父母让家人这么担心过。我想自己下了这样的决心原本也是为了不让家里人为我操心，谁知留也困难去也不易。
扪心自问：有几个孩子长大了愿意继续留在父母身边吃闲饭，又有哪个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闲饭一直吃下去？
好同学即将离开学校去农村。
“首批赴北疆——延边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就这样毫无物资基础又无精神准备的走出大上海去千里万里远的地方自食其力不吃“闲饭”、“扎根一辈子”，又有几个父母会放得下心来？
走出家门，是远离故土的第一步，也是走上插队落户那终身难忘的起点。
1969年3月1日12点正，我与家里人已吃了午饭。前一天大件行李已经托运，在剩下的即将带走的旅行袋和棉大衣周围默坐着，时间过得好慢。我望着亲人那一张张曾经相依为命的脸庞，笑，笑得不痛快；愁，愁得不自然。我真想赶快离开家。
直待李雁初等三四位同学踩着黄鱼车来接我去学校坐车时，才解脱了自己的尴尬。我一手拎旅行袋一手挟棉大衣就要出门，听见说声“自己当心好——”一语未了，意识到母亲在我背后啜泣。我停住脚步放下手中的东西，不敢回头正视母亲，只低声说了一句：“姆妈，侬放心好了。”母亲的啜泣变成了痛哭。
我怔住了。
姐夫与哥哥一人提起一件行李示意我走罢，我这才想起要与家人作一个告别。我问姐姐祖母在哪儿？姐姐眼睛红红的说不出来，小外甥告诉我：“老太太在马桶间哭。”
我返身去敲厕所的门，门不开。
我叫道：“祖母，我要走了。” 不见有动静。
我急了：“侬不开门，我不走！”
这时才听见里面的哭声。
祖母隔着木门叮嘱我：“一路上要当心，好好去吧，去吧……”
这一字一句像重锤敲打在我的心上，我不忍心再呆在门外折磨八十岁的老祖母，转身急匆匆地下了楼梯。
我不知道是怎样进的学校，也不知道是怎样上的汽车，只记得自己坐的汽车在熟悉的马路上缓缓驶过，我从车窗向外望见了人群中有我的同学，我的几个不能上车送行的小外甥追着汽车，奔跑着向我挥手。此时，我的脑海里时而兴奋时而麻木：兴奋时好像是在孩童时代揣着水果、面包，打闹嘻笑着去佘山去龙华春游；麻木时就像阿Q被人绑着坐在无篷的车里呆呆地望着路人，但我不敢想那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不吉利的话。
终于到了彭浦车站。
月台上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挤上火车。我们在车厢内，亲人在车厢外，一句叮咛，一句应答；一个关照，一个点头；简洁而深情。因为是上海第一批赴北疆插队落户，所以市革命委员会头头也来送行，这对于我们毫无意义，宁愿沉默着也不去打听来的究竟是马天水还是徐景贤？脑海里只转着这样一个问号：今日分别，不知何年方能相见？
移时，汽笛响了，火车马上就启动了，亲人们的面容逐渐向后退去。也许突然，车内车外的情绪一下子还没有调整过来，竟允许列车悄悄地开走了。
谁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没过几分钟开出去的列车又倒了回来。当再一次看见自己亲人的时候，刚刚调整过来的悲坳一下子被释放了出来，车内车外泪眼婆婆哭声动地的生离死别瞬间成了一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兵车行》。有个男孩似的学生紧拉着窗外父亲的双手哭叫着：“阿爸，我不走了，阿爸，我不走了……”他父亲哭得像泪人儿一般说不出一句话来；有个女同学哭昏了过去，车外的父母急得直跺脚，扒着车窗哭喊着要爬进来……其情其景经久不忘！
火车不顾一切地朝前开走了。车厢里哭声一片。
我自决定插队之日起，只见亲人为我落泪，自己还未曾流下一滴泪水。此刻，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任泪水在脸颊上纵横。
1969年3月1日上海彭浦车站，杰源与宝康是和我同一列车去珲春的
不料，广播响了起来：“红卫兵小将们，革命战友们，让我们全体起立——”大家一时还不能从悲痛中回悟过来，有一多半仍在放纵地哭泣，车厢里稀稀落落没站起几个人。广播继续着：“让我们高举起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也许是重复的“万寿无疆”的节奏重音使大多数人警醒了，来不及抹去泪水，慌忙站起来掏出语录本，泪水满面地想跟上刚才“万寿无疆”的节奏，可惜已慢了好几拍，只能混声喊着“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广播是一副强心剂，使大家精神起来，毕竟是年青人，一个动作几句交谈，就暂时淡漠了离家的凄苦。大家凑在一起指着地图，比照着站名一站站地坐下去。当天晚上车过南京长江大桥，我们为“世界上最大的桥梁”(当时的宣传)而自豪；清晨在蚌埠车站，大家睡眼惺忪地洗着脸；夜晚车到天津则迎来了漫天飞雪，我们孩子似地在月台上捧起棉絮般的积雪往脸上抹，谁知洁白的积雪抹出了一脸的污水，相互对视着痛痛快快地笑了一场。
车过山海关，飞雪成了鹅毛般大。初次踏上黑土地，漫山遍野的厚雪，银光一片。眼前的景色越发陌生了，转而开始想家。细细地按照地图上的比例计算着离开亲人的距离，随着三百五百里的增加，那种“闯关东”的感觉浓烈而沉重。
我与枝良相互背诵着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这是一篇描写上海知青奔赴新疆建设兵团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诗歌。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说着：“一路上，扬旗起落——苏州……郑州……兰州……”
“一路上，倾心交谈——人生……革命……战斗……”
“祖国的万里江山啊”，“革命的滚滚洪流啊”……
本想用这些豪言壮语来鼓励一下自己，然而却久久找不到那种激情与感觉。好在每逢车到大站，都有红小兵们扎着大红绸带，用我们第一次听到的东北口音欢呼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这亲热的声音吹散去了我们的些许乡愁。但也纳闷：怎么都是小学生，难道中学生的红卫兵们全下农村了？（确实，东北的插队落户要比上海早半年多）。车到长春，受到的礼遇格外隆重，当时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淮湘亲自登车慰问和迎接。
经过了三天四夜的路程，火车抵达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我们下火车要在这里转乘汽车。大家计算的结果应该离上海有近五千里地的距离，不由得伸出舌头惊讶不已。这一点不假:在图们街上逛逛，还真有点异国他乡的情调。走进商店，是我们从没见到过的朝鲜族食用品：醋精、明太鱼干；七色裙、橡皮鞋……；走出商店，只见女人们长裙的胸前都扎着五颜六色的飘带，老大爷一色的白灯笼裤……走着走着，前面三个妇女举手扭动着跳起舞来，使我们十二分新奇！
当晚，我们一千余名上海知青分乘四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向珲春县城进发。星星和月亮在黑幽幽的深山峡谷间转移，雪亮的车灯连成一线，宛若一条摇头摆尾的巨龙，煞是好看。大家在敞篷车里簇拥在一起，也不觉得寒冷。
凌晨进了珲春镇，便被分成三人或五人一组派到每户人家。一踏进朝鲜族家门，热腾腾的一股带有浓浓蒜味的气息扑面而来。黄澄澄的炕板上铺着雪白的被褥，倒头一觉便到了中午。吃了饭，结伴逛街。珲春镇当时只有一条窄窄的土路，千把名上海知青一下子都拥挤在这条路上，加上浓郁的上海“阿拉”声，将这条小路呼唤得如同南京路一般。
第二天清早，按公社、大队分集体户坐上卡车，我们四位好同学一起乘上了去三国交界的最边远的公社——敬信。
珲春离敬信虽说只有百里地路程，然而翻山越岭，只见白皑皑的山脉一座连着一座，仿佛是走了千山万水一般。一路上人烟稀少，偶尔在山沟沟里闪出几座朝鲜族单薄的茅草房，不由得连声惊叹：住在里面怎禁得起风雪严寒？
当卡车开到山脚下一个小村落时，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朝阳村。大家是棉衣棉裤棉帽棉鞋一身臃肿，加之被长途严寒冻得麻木，行动显得十分不便。然而热情的生产队社员在金队长带领下载歌载舞，让我们也拿出十二分的精神高举起红宝书，一路高喊：“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阿兹妈妮接我们进了小屋。寒喧之后，让我们休息。可是睡不着，叫阿远再计算一下到底离上海有多远的路？阿远近视着眼睛，在昏暗中对比着地图，一会儿说四千五，一会儿说六千一。我们都不耐烦了，算了，反正是到了“不闻爷娘唤儿声”的地方，再算有什么用？那天夜里，四人久久地对坐着，鸦雀无声，各人在想着各人的家。后来知道当晚女同学可不一样，大家对坐着齐声悲泣，用哭声呼唤着自己的亲人。
珲春朝阳村集体户上海知青
然而，上海的亲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在收到上海第一封回信时，哥哥这样写道：“…你走后没几天，隔壁那位女造反派跑来给母亲报喜讯，说是党中央十分器重这批知青，火车一到南京，每人就发了十八元生活补助，接着就是登记分配工作，到了东北全部进了工厂当工人。母亲虽是半信半疑，但听到你生活有了着落自然很高兴。接到你的信后方知这是谣言。母亲说，挣不满口粮也不用着急，我们口中有的，就不会饿你肚子的……”
而同学娄延勋的来信，诉说的传言则更为离谱：“在你们去吉林之后，上海有几个靠造谣吃饭的人开始宣传：去吉林的人全变成工矿了；一说变成了军垦战士；还有的说是火车从天津没有直接进关，而是拐入了北京，接受周总理的会见，每人发了一件呢大衣……虽是谣言，但作用非凡：九日是星期天，许多学校老师纷纷加班，原因是许多同学见吉林待遇如此诱人，争先恐后要去吉林，结果吉林名额不但提前完成，而且还超额了许多。”
然而，这“谣言”并非可恶，它是寄托着上海千千万万个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对自己远去的亲人们的一种美好的祝愿！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见母亲竟会无缘无故地去世了，见不到母亲，仿佛失去了生活的支柱一般深更半夜惊醒了。同炕的三位也异口同声地说梦见了上海的家。
真是难离故土，故土难离。
初来乍到，对沟沟坎坎总有莫名的好奇
我们插队落户的珲春，《辞海》的条目是这样写的：县名，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东部，珲春河流域，邻接黑龙江省。1910年(宣统二年)设珲春厅，1914年改珲春县。森林资源丰富。图们江沿岸平原农业发达，产稻、大豆等。
然而，《辞海》却没把珲春的重要位置写出来：珲春的东南面紧靠北朝鲜，东北面连接俄罗斯(当时的苏联)；正东面临日本海。从设县的年份看还是一块十分年轻的土地，她的居民大多来自朝鲜，小部分来自关内。我插队落户当农民的地点就是在珲春县城下面的敬信公社朝阳大队第三生产队，这是一个仅二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十九户半是朝鲜族，只有一户的男主人是山东人。
刚开始集体户还没有盖房子，三五成群的分散在老乡家中住。枝良、道游、阿远和我住在一起。三月上旬在东北还是农闲，阿兹妈妮轮流替我们做饭：大米饭、罗卜干、酱沫利(大酱汤)。汤开始喝不惯，那带着霉味的豆瓣酱味直冲鼻子；大米饭倒像油里拌过一般晶莹剔透，再配上带来的上海肉松各色罐头，胃口真也不错。语言不通，很少出去串门，只是在暖暖的炕上看书写信、下棋唱歌。有时鲜族姑娘挤在门口，议论着我们的樟木箱、旅行袋、花被子，乃至茶缸饼干箱，脸上就会荡起羡慕的红晕。事后听房东告诉我：她们说，出嫁时能有这样的嫁妆就称心如意了。可见当地人的生活还是贫苦的。
顾继兴最先学会了耕地
逍遥了数日。贫下中农户长带我们到田里扬粪。散布在田里一堆一堆的粪是将牲畜的粪便拌上干草再用牛车拉到地里的。有的粪堆因下雪缘故结成了冰砣子，还得用镐头使劲地刨松。但这种力气活不会让我们干的，我们的活只是将卸在地里的干粪扬开撒均。
我们个个都套着棉大衣，带着大口罩，裹着棉手套握着铁叉子笨手笨脚地干着，简单的一堆干粪弄得近处一砣一砣远处星星点点，极不均匀。这让老户长严肃的脸上绷出了一丝无奈。也就干了一会儿，枝良的鼻子出血了，一时还止不住。户长宣布全体收工。回到住地，枝良发现痰里也有血迹，这一下慌了神：道游去喊户长，户长去叫团支书，团支书又上公社卫生院，来去十二里地请来了医生。医生也检查不出什么毛病。为对上海知青负责，便派人赶辆牛车，我陪着枝良上卫生院。临行，阿远还叫我戴上他的那只手表掌握时间。
卫生院的一间小屋摆着两张床：枝良一张我一张地躺着。一堵火墙烤得唇焦口燥，犹如躺在火焰山上。枝良究竟是什么病也无人告诉。我在“火焰山”上寻思着：枝良八成是因为适应不了东北的干燥气候才病的。不料第二天卫生院要枝良上县城拍X光。我便独自返回生产队。
第一次在山野里走，有的地方是没膝的厚雪，有的地方是笔直的陡坡，路两边都是密密的林子，我担心会钻出什么野兽来，所以十二分的警觉。我像“林海雪原”里的孙达得雪地跋涉急取情报一般，两条腿奋力地与厚雪较量，顿时觉得内衣内裤由于出汗开始潮湿起来，冷风一刮，脖子周围冷嗖嗖的。我力争在一小时内赶回，当伸出手看表时，不料表停了。我紧张起来：虽说这只表是阿远母亲的陪嫁，可不论新旧总还是一只罗来克斯！这么一紧张倒把野兽和厚雪丢在了脑后，六里山路不知不走觉到了“家”。只听阿远轻描淡写地解释道：“这只手表比我年龄都大了，它就是有这个走走停停的老毛病。”一场虚惊，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第二天，枝良也从县里回来了，说拍了X光了，身体没事，就是干燥引起的。大家听了很高兴。晚饭后，四人聚在小炕上，捧着偷偷带到农村去的《中国民歌选》，那“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放心吧别挂牵，胜利的消息要传开”的歌声暖融融的回荡在小屋子里。
三月末，图们江解冻了。生产队成立打鱼组，名单里有我和阿远。我们整理了被褥行装，我还将速描纸笔也准备着，似乎不是去干活而是去采访。
到了目的地——大肚川，只见江心白色的冰块在黑水中从从容容地向下游流去，犹如晴天夜空中散乱的云朵随风飘移。沿江地段只有一些小冰块。打鱼也就是摇着小船将网装到江中撒下，在江岸上，相距三四十米排成两行拉紧网绳，随着网的收缩，网作着弧型运动，当网渐渐靠拢岸边时，鲜亮的鱼儿就显露出来，越跳越欢。大伙挽起袖口光着大手握着结冰的麻绳，大呼小叫的干得正欢：而我和阿远捂着厚厚的棉大衣，用厚厚的棉手套捏着麻绳非但使不上劲，还阻挡着前后的人使劲。大伙见我们干活的样子，说，到一边看着罢。如此，我便掏出纸笔，冻红的双手绘制着眼前生龙活虎的捕鱼图，引来了一帮小孩子，不看打鱼，来看画画儿。
集体户曹桂菊与周丽丽在图们江站岗
太阳落山便鸣锣收兵。
借了一户社员的房子。带队的老崔扔给户主半麻袋鲜鱼作为酬谢，而他家的女主人则为我们这十来名汉子杀鱼做饭。阿兹妈妮利索地用刀前后削下两条鱼肉来，将剩鱼毫不犹豫地扔掉。我觉得十分可惜，上海人那舍得这样吃鱼？单是鱼头鱼骨还不做一道鱼头咸菜汤？
敲打着七只饭碗，听听不同的声音也是一种娱乐
第一次吃生拌鱼，这是将鱼肉切成薄薄的一小片，用醋精拌均，不但起消毒作用，还能使鱼骨头发脆，然后再拌上辣椒大酱装在盆里，大家围坐着大口喝酒大口吃鱼。吃到后来，生鱼不过瘾，主人献上生牛肝生猪肉来。这一瞬间似乎回到了蛮荒时代。生猪肉我们不敢吃，生牛肝吃了几块，其实是将生牛肝送到喉咙口，往里使劲一咽，没嚼就吞进去了，牛肝啥味道不知道，只是一股醋精的酸味直冲鼻子。
到了晚上，阿远肚子痛，去了好几回茅坑；我则嘴渴难耐，锅里的热水鱼腥味甚浓，又不肯喝冷水，也一宿未睡。
第二天出工，阿远由于腹泄走不了几步就落后了，我也嗓子疼痛，便说反正打鱼有没有我们都一样，我陪你回去休息。两人无事坐在炕上便想起四个人的“家”来，具体想什么也不明白。于是自作主张，留下一张请假条，扔下行李便走。说也奇怪，一想到回“家”，也不知哪来的劲，6个小时一鼓作气冒风顶雪翻山越岭走了近五十里路回到了“家”。
回来后自知此事做得不当，等着队里来说我们。等了好几天也没人来问。偶尔几个当地青年远远地看见我们就指指点点说笑一阵，也许觉得这帮上海知青真是豆腐捏的，能干什么呢？
见我们这副熊样，当地人对我们这些再教育对象实行起教育或教训的手段。
董德华最先学会了赶牛车
一年一度的春耕开始了。我们知青从早到晚跟在牛屁股后面，在新翻起的垄沟里用鞋踩出脚印，当地社员再向脚印里播撒种子，回过来再用犁翻起的泥土将种子覆盖住，这就是祖辈留存下来的耕种方式，名曰：拉拉稀。由于地薄，翻出的石头或根茎极易拌脚，走出来的脚印歪歪扭扭的不容易直，于是总遭呵斥，我们一听到呵斥脚步就走不稳，越走不稳越呵斥，恶性循环。种豆休息时可以就地燃火烤大豆吃，老乡嘻嘻哈哈吃得满嘴黑灰，我们远远的坐着干生气。
新苗长起来了，间苗是项技术活。尤其是谷子，谷子苗和稗草的区分很难，从早到晚蹲着细瞅，望不到边的一垄地把眼睛都瞅花了。女同学累得跪在地上干活，尤其是近视眼，鼻子也贴着了绿苗，仍出错：拔了谷子，留了稗草。队长生气，社员讥笑，连乳臭未干的十三、四岁的毛头小子双手举着谷子稗草也冲着我们嚷：“那个一个样？这个一个样？拔苗的错，吃饭怎么不会错？”气得个别女同学都落下了眼泪。
进入铲地大忙季节，五点出工干到晚上天黑。朝鲜族使用的锄把短，锄草时得把整个腰弯下来，初次干这活别提有多难受：弯着腰酸，直起来更酸，酸得让人傻笑，休息时干脆横躺在地上！铲地既是耐力活又是技术活，要快准结合，不但要快速将草连根锄掉，同时向外借把力将它挑到垄沟里，草根向上免得下雨复活，又不能铲掉过多的泥土伤了庄稼。我们初次上阵，且按下腰酸不说，这“快准”二字都无法谐调掌握，不是锄不干净就是铲去过多的土，还紧赶慢赶的落在后面。
老支书当年打过日本鬼子，他两眼朝天：“这是给鬼子的干活？不是给人民公社的干活？草没动，土全铲光！”我们抚着腰，喘着粗气，听到这阴阳怪气的夸张话有点不服气：“那么铲去多少土才算合适？”
支书仍不正视我们：“铲多少土？难道要拿秤来秤给你们看？”
平时汉语说得结结巴巴的支书竟会摔过来这么一句话让我们都噎住了。周围发出长时间的笑声，我们知青低着脑袋不吱声，俨然是群劳教犯！
集体户叔望在养猪上熟能生巧
“五一”节队里杀了一头猪，集体户分到的猪肉只舍得吃一半，另一半挂在仓库里。谁知第二天就不见了。我们围坐在一起分析着：阿根说自己的一双凉鞋不见了；我说自己的一件塑料雨衣也没踪影了；联想到当地人对我们的挑剔和讥讽心里更是有气。都说贫下中农苦大仇深觉悟高，阶级情谊深似海，在学校也读过《创业史》、《艳阳天》，可英雄人物梁生宝、肖长春们都在哪儿啊？
半年过去了。知识青年身上的些许文明不断在牵就着山野里的生活习俗，山民们对城市的向望渐渐宽解和容忍了知青的短处。各方的长处倒是在慢慢地显露出来。比如，我们活干不好，但思想觉悟不低：山洪暴发，一列知青站成人墙任凭风浪冲打；母牛在山里下了犊，聿农用棉大衣将牛犊裹着抱了回来；编写材料出黑板报打球唱歌更是熟门熟路。当地人呢，实心实肠地帮我们做酸菜打打糕挖菜窖砍柴禾，爱听我们的吹牛爱看我们的东西……于是僵局有了转机。
务农一年后，去珲春镇拍了张照片寄回上海
有一次我替换道游放牛，正巧搭挡的老头有病，只有我一个人。早上从牛栏将牛赶上山，明明记得是四十八头；落日时将牛赶回牛栏一数，只有四十七头，少了一头小牛。我估摸肯定是走累了趴在草丛里。我赶忙又上山去寻找。等我在草丛里找到那头小牛时，天已经黑了。
山风阵阵，乱云纷纷，树叶哗哗响。我牵着牛左冲右突找不见下山的道，一时懵了。若在山上呆一夜，八月的天还冻不死；可万一野兽出来怎么办？听说小盘岭上就出现过老虎，于是胆颤心惊！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惊恐，先坐在石头上稳定一下情绪：想想自己是大人了，应该有独立解决困难的能力，又不是孩子……一想到孩子，脑海里闪出儿时的记忆：曾经看过一本外国的绘画故事，说的是一个小孩在山里迷路，就寻找山溪顺流而行，终于走到了山下……于是，我立马跳起来，好容易找到一条在月光下晶晶发亮的小溪，顺着溪流，确实是一步步地向山下走去。然而越走树林越密，我与小牛很难通过，心里又是一阵恐慌。打算先丢下小牛自己摸黑下山去叫人又怕回来找不见小牛；若另外再找下山的道，但周围原本熟识的环境在黑夜里已面目全非。无奈，只好呆呆地站着，束手无策，脑子里一片空白。
也就在这时，不远处听到生产队金队长熟悉的声音：“八毛八——八毛八——”
我的名字“范文发”，朝鲜族叫起来很费劲，走腔走调的变成了“八毛八”，平时听见了连自己都会发笑，而现在听来却是绝处逢生般的惊喜！
我大声回答着：“金队长，我是八毛八、我是八毛八——”终于与前来找我的金队长相遇。
金队长埋怨道：“你要把我们急死啊？一个人的走，不会说话的告诉？”
我由于激动，喉咙已经哽咽住了，第一次拉着金队长那双粗糙的大手用力地点着头。多好的队长啊！
矛盾的消除需要时间，友情的建立依靠发现。终于，我们知青与当地人的感情慢慢贴近了：在田间地头，我们一起用废纸卷旱烟；用简单的词汇谈天说地；婚丧嫁娶一起喝酒猜拳、狂歌乱舞。
一年之后，我们都学会了农活，大多数人在插秧铲地、收割赶车上都成了生产队里的一把好手，还是边疆“军民联防”中的主力队伍。我们渐渐地融进了这块黑土地……
五十载，半个世纪。放在婚姻上来衡量，那就是金婚。
樟木箱与我的情缘深厚。
记得1965年，家里正筹备姐姐的嫁妆，父亲特地在福建三明购买了两大一小三只樟木箱。两只大的樟木箱随姐姐的出嫁，已经有了归宿；一只小的樟木箱一直摆在家里的被柜上。
远看这只樟木箱，通体呈金黄色，木纹淡雅舒缓，有金属的地方都闪着光亮；走近它，才发觉它的工艺是那么考究，接榫处紧密扎实，箱盖间严丝合缝，用手轻轻抚摸，别样的光滑与细腻；打开箱子，一股浓郁的樟木香味迎面扑来，里面摆放着父亲的西装与母亲的呢子大衣。这只樟木箱一直是属于家中名贵服饰的收藏地。
我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会与我有缘。
那是1968年底。过了春节，我马上就要离开上海的亲人去延边插队落户了。母亲为我整理行装。她拿出八十元钱给我，我抽出四十元摆在桌子上，只拿了四十元。我知道当时家中每月只有生活费，入不敷出，日子过得艰难。母亲拿起桌子上的四十元钱对我说：“插队落户没收入，这是应急的钱，拿着！”我摇头坚决不要。
随后继续帮着母亲将被褥塞进帆布旅行袋中。母亲叹了口气，将我的日常衣服、用品及书籍则装在一只旧木箱子里。但这只旧木箱子的锁头左右摇动，锁起来十分费力。于是，母亲便叫我帮忙，将被柜上的樟木箱搬了下来。我以为母亲是要从樟木箱子里寻找东西呢，却不料她是将里面值钱的衣物全部拿了出来，樟木箱腾了个精空。
我望着母亲，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母亲说：“你就拿这只樟木箱走吧。”
“樟木箱跟我走？”我显然不能接受：“我是插队落户当农民，又不是去国外留学。”
母亲看了我一眼，说：“你要跑到塞北边疆这么远的地方，应该要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跟在自己身边，权当是个纪念。这一去千里万里的，不晓得还能不能回来？叫你拿只旧箱子讲不过去的。”
我还想坚持说不要樟木箱，担心别人说自己怕艰苦贪图享乐、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但发现母亲背着身子在抹眼泪，我到嘴边的话又缩了回去。任由母亲往樟木箱里摆放我要带走的东西。
离开家的那天，李雁初等几位同学来接我去学校，然而集中去火车站。我和他们将樟木箱与帆布旅行袋从家中搬到门口的黄鱼车上。
母亲见樟木箱上的托运地址标签只缝了一头，便拿来针线将另一头也缝上。此时我发现母亲脸上的泪水一直不曾干过。我心乱如麻，便接过旅行袋和棉大衣就要走，听见说“一路上当心好——”一语未了，意识到母亲在我背后啜泣，我不敢回头正视母亲，只低声说了一句：“姆妈，你放心好了。”母亲的啜泣变成了痛哭。
我为了不让众人看见我的泪水，一转身登上了黄鱼车，与樟木箱子一起，头也不回地去了学校集合。（送行的人他们自己乘车去火车站。）
我们一千多名上海知青是乘坐的专列，第一批去北疆插队落户，樟木箱自然也跟随我乘同一列火车走。经过六天五夜火车、汽车的颠簸，终于到了六千里地务农的朝阳山村。
一切都是陌生。初来乍到，我们几个人默默坐在炕上，想家想亲人。突然门外有人喊：“上海知青的行李运到了！”我们相继下炕出门，在一堆行李中间，一眼就看见了我的樟木箱。我上前将草绳解开，抚摸着箱子细细查看，有几处划痕，总体安然无恙。我像是见到了上海亲人般地喜悦，忙将樟木箱搬进了居住的小屋。朝鲜族姑娘挤在门口，看我们从上海带来的旅行袋、花被子乃至茶缸饼干盒，尤其是我的雍容华贵的樟木箱，引发了她们的惊叹，脸庞上荡漾起羡慕的红晕。事后听房东告诉我：姑娘们说出嫁时若有樟木箱这样的嫁妆就称心如意了！
此后，樟木箱也就见证了我在农村“战天斗地”的艰难岁月。在朝鲜族的小炕上，樟木箱紧挨着我，摆放在墙角落间，樟木箱与我形影相随：箱子里有祖母做的棉裤、母亲织的绒线袜子，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温暖着我的身躯；还有兄长送我的大学中文系的教课书本，在文化沙漠环境中可以慰籍我的心灵；还有母亲炒制的熟面粉，饥肠辘辘时，打开箱子，可以让肚子得到短暂的满足；那里还私藏着我的日记，夜深人静时，能够对着“知己”掏心窝子地倾诉。
樟木箱，是母亲对她远行在外的游子无私关怀的延续，也是我在精神与物资上的全方位寄托。在农村短短的一年，我由一个城市柔弱的学生，变成了一位山区粗壮的农夫。
樟木箱也在改变着它那富丽堂皇的容貌。
贫瘠山村的土炕，保暖与否，靠的是炕洞是否盘得顺畅结实。如果盘炕盘得不仔细，经常会产生裂缝甚至塌陷。那时年轻，加上农活重，每天不是自然醒，都是惊醒或被同伴叫醒。有一段时间醒来嗓子总是火烧火燎的痛。后来我发现，原本崭新的樟木箱色彩逐渐暗淡下去了，由澄黄转为暗黄又变成黑黄，那层黑灰怎么擦都擦不掉。于是在休息日将樟木箱搬移开来，才发现火炕与墙壁间有一条深缝，每天的烟灰将周边熏得黝黑。于是，马上央老乡来帮助我们重新盘炕。
经过烟熏火燎的樟木箱，仿佛突然间从青涩少年变成了山村壮汉。我同它在北国边疆一起长大。
插队落户第一年生产队欠收，我们男知青扣除口粮款余下一、二十元钱；女知青连口粮款都不够。于是，我们男知青将余款全都贴补给了女知青。到了第二年男女知青都一贫如洗，还吃起了返销粮。说起返销粮，那是少得可怜的三、四百斤的玉米面和高粱米，一年到头无油少菜，我1米74的个儿，在上海时体重118斤，竟然瘦进了百斤以内。超强的劳动和民兵操练站岗，我时时感到腹部的疼痛。生产队下来一户“五七干部”，原来是医生，她替我检查按压腹部，说是肝肿大一指半（那时没有仪器，全凭手摸），要我多增加营养。我只有苦笑：饭都吃不饱，何以奢望营养？
但我还是心慌，只得求助于上海，让家里给我寄点白糖。母亲马上寄了来，并且写信告诉我：“你还没发现在樟木箱底部有个白布小口袋吧？是用胶布粘着的，里面有四十元钱，给你应急的。你拿出来花吧，身体要紧，这时候千万别省钱！”我立马打开樟木箱子，真的在箱子底部，贴着一个小布袋，里面有母亲为我准备的“应急钱”——叠在一起的四张挺括的十元人民币。万幸的是，上次炕洞冒烟竟然让这“应急钱 ”安然无恙。第二天一早，我跑去六里地外的供销社，花了一元三毛六分钱买了两斤蜂蜜来治我的“肝大”。后来姐姐来信告诉了我：这些钱是我插队落户时，母亲将自己的首饰抵押给了小姊妹，才换得的。
因此，余下的钱，我一分都舍不得花，一直到我有了工作拿了工资，我也把它另外存放着，一直延续了好些年。
离家的大雁总想有朝一日往南回归；家中的慈母更是想念着“千里”之外的游子。记得母亲几次来信都这样说：朦胧中仿佛见你坐着三轮车，带着樟木箱又回来了，在楼下大声地叫着：回来了不走了！我一高兴，梦就断了。
我默念着母亲的梦呓。真的是盼望有这么一天，能够顺了母亲的心愿：我带着樟木箱回到上海的家，那该是多大的喜悦啊！
就这么一个心愿，却花去了我整整四十载的光阴。
那年我赶回珠海办理退休手续。将珠海家中的物品归整打包。考虑到上海家里的居住空间，将四房两厅的所有物件精减了再精减，压缩在九只纸板箱内，许多东西不忍割舍也要割舍。家具电器都不带了，只是在小物件里作取舍：我的数十本笔记本肯定要带的，数十年的新旧照片装满三、四十本相册，也是舍不得扔下的；还有我和太太、儿子的纪念品、私人信件，一些有用的书籍都已经装满了九只纸板箱；而那只樟木箱毫无疑义是首选，必须带走的！丢下的物品中，也有我十分不舍的东西。比如那套购于1978年首版的一套三册的《辞海》，当时花了我55元钱（在当时同学中购书款里是个天文数字），权衡再三，还是没有带走；那台原打算退休后弹唱的电子琴，最终也舍弃了。唯独这只樟木箱，根本不容置疑，那怕就带走一件，也是它！
因上海家中房子不宽敝，将樟木箱摆放到花桥房子的地下室里。由于常年不居住，台风、打雷极易电门跳闸。一跳闸，水泵便不运作，造成地下室水漫金山。最严重的一次是2013年10月8日，台风“怀特”光顾长三角，带来了特大暴雨，于是跳闸、地下室被淹，水位深达一米六。尚未启用的抽湿机、取暖炉以及电吹风、电熨斗等小家电，三百多册书籍（有一半是没开封的新书）、礼品餐具等全部浸泡在水里，这只走南闯北的樟木箱也难于幸免，像只小木船，漂浮在水面上。看了叫人目瞪口呆！
无奈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地下室打捞出来的家电，全部报废；礼品也是残缺不全；搬到园子里的那些书籍，无法晾晒复原，又不能任其在园子里霉烂？于是寻来了收废品的，他说：“最多卖20元，拿走还是个负担呢。”那两部没启封的全集就值5000元，我能要他的“20元”？只是心里不甘。转而一想：若是不给他，谁还有力气将这堆书籍从园子里再往外搬？于是点头让收废品的搬走。谁知他瞧见了旁边潮乎乎的樟木箱，竟然颇为大气地说：“给你五十，我立马扛走！”
无端惹到了我心爱的樟木箱，让我一下子火了：“你给我闭嘴！”收废品的不知就里，一时口吃起来：“我、我说错啥、啥了？这位老、老领导不、不高兴——”我望着他的背影补了一句：“给我五万，都不卖！”
三年前，我转让了花桥的房子，包括全部的家具电器、配套物件全部奉送。唯有这只樟木箱，我是一定要取回的。太太开始还有异义，见我坚持，也便作罢。在交房的前一天，我和儿子冒雨开车到花桥，途中还被一辆小货车撞坏了副驾驶门。只要不影响后车盖的开启，我仍然将后排靠椅放倒，将樟木箱塞进车里。浸泡过的樟木箱，乌里墨赤的几乎失去了原有的色彩，所有的金属配件一律生锈发黑。我心生怜悯，不由得感慨道：这只樟木箱也是应该与我一样，到了年迈色衰的暮年了！
儿子原以为父子二人冒雨特地赶来花桥，是运回一件了不得的什么物件，没曾想到是这件“宝贝”，便反复提醒我：“把它运回去能放哪儿啊？放在阳台上？”
“摆放在我的卧室里。”
“卧室摆这样的一件东西，能与四周的家具谐调吗？”
我一字一句地告诉儿子：“冲它这半个世纪与我的相伴，冲它的阅历和我一样深厚，就理应受到尊重、得到款待。”
是啊，从黄浦江上海滩到生产队朝阳村；从敬信乡到珲春镇；从州府延吉到省城长春；从江西南昌到广东珠海；最后从杭州西湖终于返回到上海故里。樟木箱跟随着我，历经了十二个省市行程两万多里路，真正是名副其实的我与樟木箱数万里的人生长征。
樟木箱与我在异乡客地辗转了四十年，终于和我一起回到了上海故里。遗憾的是母亲早已不在人世，她最终没能亲眼目睹身在千里万里远的儿子和那只犹如“陪嫁”一般的樟木箱，他们终于能够平平安安的双双归来。
这只樟木箱子，是我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它是我与亲人心灵间的一种联结与纪念，也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五十年风雨见证；樟木箱和我走过了漫长的大半辈子岁月，今后，它理应与我一同走完人生这最后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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