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知青的人生路

生活在下层的知青
有怎样的人生

作者：蒋蓉 

1977年恢复高考，老三届知青，特别是老三届初中肄业的知青，以及比老三届还早几年下乡的“老知青”中，考上大学的比例是多少，我不知道，能够肯定的是，和知青这个以数千万计的庞大群体相比，比例应该很小很小。并不是说只有高考一条路，才能够让知青破茧而出，但不管哪一条路，真正从下层走出来的不能算多。那些一直生活在下层的知青群体，我不是特别了解，但在这个群体里我有三两个早年的朋友，她们的人生道路坎坷崎岖，生命历程有哀有痛。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如今的“广场舞大妈”，她们的生命方程式，各有各的“解”，每一个“解”都是独一无二的。

1

遥远的春姑娘

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家从原来居住的文化村八舍搬到文化村五舍，住房由原先的两间变成了三间，有了独立的书房，我们做作业，看书，父亲备课都在书房，接待客人也在书房。

文化村五舍的邻居中，记忆最深刻交往最长久的是邻家姐姐贺光荃。

我们一起居住过的文化村五舍，贺姐姐家第三个门，我家第六个门

贺姐姐容貌秀丽，脾气还很好。我们做邻居的时候，她入小学有几年了，是比较大的孩子，我从幼儿园回家，常常屁颠屁颠地跟着她，捡根枝丫在地上画一些纵横交错的笔画，极其崇拜地请教：姐姐，这是不是一个字呢？她从不因为我白痴般的问题不耐烦，更没有嘲笑和挖苦，总是很温润地微笑着，就像一个学识渊博的教授，肯定地告诉我，不是。一连串的“不是”对我还是有一定的打击力度，让我从此不敢做无师自通的天才梦了。

和所有小女孩一样，我们酷爱文艺演出。但凡学院的礼堂里有西师大学生文工团的演出，观众里一准儿有我们的身影。我们不光看，还要学着自己表演，尽管没有观众，我们依然乐此不疲。

记得有一个舞蹈名“采茶舞”，歌词如今还记得一句：“姐妹采茶，茶叶青……”这是一个有一点情节的舞蹈，采茶姑娘队伍里有一个姑娘是傻大姐，她在采茶舞里的表演有些类似很多剧里的小丑，虽不好看却又是剧情里不可或缺的角色。女孩子们观摩了大学生的表演，回来以后就在屋前的土坝子上模拟排演。我们没有伴奏，就连最简单最大众化的口琴都没有，可表演欲望是挡不住的。

我们在观摩大学生演出的时候，连同歌曲一起学会了，演出虽然很不专业，但载歌载舞却也更有激情。在我们这个业余舞蹈队里，年龄最小的是我，姐姐们都说让我演傻大姐。虽然心里很不乐意，但我不能说，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被排除出“舞蹈队”，两相比较，我还是愿意选择出演傻大姐。

因为学院文工团的保留节目——蝶恋花；因为舞台上那些让我们惊艳的仙女、嫦娥和英魂；因为那些闪闪发光的配饰和飘飞的霓裳，我们充满了对古典装束的狂热。贺姐姐领着我们在她家里翻箱倒柜，把她母亲压在箱底的那些色泽艳丽的丝绸翻出来，裹在身上作古装长裙，再拿出我们自己那点有限的廉价饰物——玻璃珠项链，各色蝴蝶结，铁皮或塑料花发卡子，把自己装扮成花里胡哨的古典小姐、丫鬟。我们的演出，其实就是迈着从戏里看来的小姐、丫鬟步子，从贺姐姐家的里屋走到外屋，又从外屋走到里屋而已。每当我们这些不伦不类的演出结束以后，贺姐姐的家里都被闹腾得一片狼藉。

贺姐姐是我心中的神仙姐姐，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喜欢跟同龄的女孩们玩，进入小学后和她一块儿往返，周末和她一起的踢毽子、跳房子、跳皮筋。贺姐姐读初中后，学会一种叫做凤尾针的毛线织法，她用这种针法织了一条粉红色的围巾，漂亮得令我两眼发直。我拿着从母亲那里讨要来的一些废旧毛线，一再请教贺姐姐凤尾针的织法，贺姐姐也颇为耐心地教我，可是愚笨的我直到现在也没学会，凤尾针就这样成了我心中永远的梦想。

 我和邻家姐姐贺光荃（右）

我进入小学的时候，她已经是高年级的学生了。那一年学校例行新年联欢会，容貌秀丽的她被选中扮演春姑娘。她有如真正的仙女下凡一般飘然而至，跟新年老人一起进入礼堂的大门，一边挥手把新春的祝福送给参加联欢会的全校各年级同学，一边款款走上舞台。我倾慕的目光被她飘逸的身影牵拉着，从那个简陋的舞台穿过漫长的时间隧道直到很久很久以后……

贺姐姐初中毕业了，她没有顺理成章升学读高中。她告诉我，她要去遥远的大巴山区当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年龄尚小的我对大巴山还没多少地理概念，只听说那里是红军待过的地方。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贺姐姐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满怀憧憬的；对邢燕子、董加耕等光辉榜样是膜拜的；对大巴山老革命根据地是无限向往的。曾听她说，那里满山遍野都盛开着美丽的鲜花，每个村寨院落都装满了可歌可泣的红军故事，当地有一首流传较广的歌曲《南江谣》，歌词是这样的：“好一个南江县啊，脚踏川陕边，当年红军插红旗，如今百宝见青天。前人流血后人流汗，革命花开更鲜艳”。她说，在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扎根，建设新农村是我们莫大的光荣和幸福。她是满怀激情满怀理想昂首阔步到农村的。

过了好久我才知道，其实，一部分真实情况是，贺姐姐的父亲有那个年代特有的“历史问题”，学习成绩原本很好的她被告知不能够考高中。我刚刚进入小学时，就听说过贺姐姐的爸爸有历史问题。那时，我还搞不清楚什么叫历史问题，只觉得贺伯伯不像一个坏人，完全不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阶级敌人那种魔怪形象。在我眼里，贺伯伯是一个和蔼的人，我们在他家里扮小姐丫鬟，没听他发过脾气骂贺姐姐，他不爱说话，好像没和我说过话，但在我的印象里，任何时候他都是笑眯眯的。贺姐姐的好脾气和温润性格的养成，也许就是因为她有这样一个好父亲。

那时，好多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继续升学的青少年，留在城市里也安排了工作，当然，安排的都是街道工厂，城市里卖蔬菜拉板车的合作社或建筑工地等等，那些比较“低贱”的工作。贺姐姐自愿报名申请去南江那个闻所未闻的地方。还是小学生的我，听她说要去那里做新型农民，听她热切地描述想象中的美好前景时，内心并没有革命接班人应有的感动和激情，相反，暗暗的，我心里有些难过不舍，更主要的是有一种难言的不安，不知为什么，我对当社会主义新农民这回事似乎心存天然的反感。

文革前我们家搬离了文化村五舍，再往后是整个国家的动荡，风雨飘摇之中的我们，彼此再也没有了联系。

1969年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发布后，我被卷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五年多历尽艰辛才回到城市。某一天，我在大街上与她邂逅。那是一次令我讶然的偶遇，她迎面闯进我的视线那一刻，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半个脸有些歪斜，仿佛带着一个面具，喜怒哀乐全都被屏蔽了。

知青时代的贺光荃

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直接从她本人那里来的消息，也没有刻意去打听她的消息，儿童时代的纯真情谊，在阶级斗争暴风骤雨的冲刷和人生小船的颠簸中，慢慢淡远，我们似乎都把对方忘了。

她的情况我是后来看她的回忆才清楚的。

在那个偏远而闭塞的大山里面，她得了重病。开始的症状是头疼，呕吐，无力，耳鸣、眩晕，吞咽困难。她以为自己患了感冒，去公社卫生院开了些药，服药后非但不见好转，反而连嘴也歪斜了。当地的医疗水平极其有限，医生给了她一个错误的诊断——美尼尔氏综合症。她每天跑十几里山路，去扎针灸治疗，无果，到后来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全都失去了正常功能，呕吐乃至吐血。而一心要脱胎换骨，把自己改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她，咬紧牙关，继续把自己置放于沉重的体力劳动之中，勉强能起床，就去背牛粪，砍柴，挑粪，直到某一天晕倒在劳动现场。

这才被送回城市家中，这才去医疗设备技术水平与农村不能同日而语的大医院做检查。检查结论是“小脑听神经瘤”，虽不是恶性，但肿瘤压迫了神经，所以视力、听力、嗅觉、味觉、平衡均受影响，需要做开颅手术和输血。

贺姐姐住院一月，医院却迟迟不安排手术，不解决输血需要的血浆，还不讲明原因。忧心如焚的贺伯伯在炎炎烈日下四处奔走，八方求助，经知情人指点才明白，原来医院必须要患者和家属提供不是阶级敌人的证明，才做手术。有“历史问题”的贺伯伯硬着头皮找到当时的工宣队负责人，有幸，他碰到了一位善良的工宣队师傅，师傅为贺伯伯提供了“XXX历史无重大问题，要抢救其子女”的证明，医院这才确定了手术时间。

第一次手术，效果尚好，她自己也特别乐观和配合，很快痊愈，没留下后遗症。不幸的是四年后旧病复发，再次手术时神经被切断，她的面部永远残疾了。

第一次手术后留影，依然是那个漂亮的她

关于她的男朋友，我是在那些年里断断续续听说的。

男朋友是真正的邢燕子、董加耕式的人物，他自愿放弃高考坚决要求去了南江。他为什么要舍弃通往科学家、教授学者或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去当一个普通农民？熟悉他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但他走的这条路比较快捷，就像今天的快男超女，仿佛只在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还在当时天真纯洁的城市中学生中，拥有了一批虔诚的“粉丝”。

是因为她的美貌；是因为在远离父母的地方，他病重时她日夜守护着他，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才有了一场关于风花雪月的美梦。可是，当她的美丽变成了一个美丽回忆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就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风筝挣脱了在理想和抱负的天空中显得细若游丝的情爱之线，把自己放飞了。她的青春连同纯洁爱情就像一只爆竹，最耀眼的一闪之后化作了细碎的黑灰，四散飘零。疾病和风筝带走了她一生的幸福时光。

那次与贺姐姐邂逅，我们都没有久别重逢的欣喜，也没有绵长的叙旧或关切的询问，说什么呢？在那种情况下，语言很多余。匆匆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我们就告辞了。时值冬日，天空阴沉沉地覆盖着厚重的灰色，萧瑟的风一阵紧似一阵地扫过来，很快就把她扫成了一个模糊的背影，一个不再亭亭玉立，轻盈翩然的背影。她，就是那个遥远的春姑娘，只是，她的美丽，早已随风飘远……

直到有了QQ和微信，我们联系才比以前多了。看了她的回忆《秋韵》，知道她当年因病残回到了城里，安排在一所小学当老师，28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位比她大十几岁的医生为妻。前几年丈夫去世，她没有让自己陷在孤独和悲情里不能自拔，为把单调的生活涂上纷繁的色彩，报名进入老年大学文学班学习多年，她的习作——改写《诗经·周南·关雎》，老师大为惊叹：

雎鸠双飞情意长，

参差荇菜水中荡，

我，文质彬彬，

你，贤淑端庄，

你我结缘，

幸福安康。

想你，我夜不能寐，

辗转反侧。

来到你的窗下，

悠悠地弹，娓娓地唱，

拨动你的心弦，

闯入你的心房。

等你，来伴我的琴声，

盼你，早做我的新娘。

她是小学退休老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她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她没有过过大富大贵的日子，或许连中产阶层都算不上，但晚年的她，一直喜欢唱歌跳舞的她，热爱阅读写作的她，平静而快乐地，把普通市民的油盐酱醋菜米茶，组合成了一支温婉优雅的歌。

2011年回老家，我和贺光荃合影（漂亮的她，面部被手术后遗症永远破坏了）

2

愿她在天堂里幸福一回

她叫陈晓敏，中学我们在一个班，那时，她是一个很风光的女孩儿。虽然个子不高，但她身材匀称，有一张漂亮的瓜子脸和秀气的五官，一头浓密黑亮的头发梳成了两条长长的辫子。

1966年六一，虽然她已满15周岁退队，但她说要和我们一起照一张红领巾相作纪念（陈晓敏右，作者后）

她的父亲在一家国营商店里工作，不是什么大型商店，可那个年代任何商品都是紧俏货，一般人拿着国家配给的布票和钱也买不到可心的布料或衣服。她不一样，她可以时不时地穿一件花色和款式都令我们女生羡慕或嫉妒得眼睛发绿的衣衫来到学校，坐在教室里让我们感觉她整个人都熠熠生辉。不知道男同学们是不是在背地里把她比喻成一朵沾满露珠的或含苞欲放的什么花儿，后来知晓，当我还傻乎乎地被童恩正的古峡迷雾迷得神魂颠倒，做梦都想把自己发展成一个考古学家的时候，班里那个男生就在悄悄地给她递送暧昧的纸条了。

她聪明，有些争强好胜，学习十分刻苦，成绩在班里大约也排在前十名之内吧。更重要的是她有红五类的好成分。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贯彻阶级路线的时代，她这样又红又专的学生是深得老师喜爱和信任的，老师要么指派她担任少先队的干部，要么指派她担任班级里的干部。假如没有后来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假如我们能够正常地按部就班读书升学，也许她能考上一所好大学，和那个少年时代就钟情于她的男生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生儿育女，俩人一起慢慢变老，走出一段完全不同的生命之旅。

可是，男生在那个年代特有的为信仰奋斗的征途中，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般正在冉冉上升的蓬勃生命戛然止步。他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在她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梦幻天空中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寂灭了。

下乡前复课闹革命的那段时间，同学们都被招回学校，由军宣队和工宣队管束起来。文化课是一天都没有“复”，除了政治学习也没别的事可做，但两年前那样的动不动就上街游行闹腾革命，绝对不允许再出现了。班里，大多数同学在文革中属于一个派别，有同学牵头组织大家去武/斗期间“牺牲”了的男生家，探望他的父母。在男生家里，她和几个女生都跟着男生的妈妈一起泣不成声，我躲到外面去了，我也希望能像她们一样伤心难过，却掉不出一滴眼泪，自觉无颜面对“牺牲”战友的父母。

某一天晚上，我去打水洗漱的时候，看见她和两个要好的女同学一起从河边（嘉陵江）归来，在自来水龙头下用手帕洗脸，看样子是哭过了。傻傻的我下乡以后才知道，那次，是男生的好友把她约到江边，像江风那样徐徐地、一缕一缕地把自己的心声感天动地的倾倒给她，他说他要继承男生的遗愿，替代他跟她一起把那段美好纯真的情感延续下去，开花结果，让男生能够含笑九泉。

其实不需深刻的思想和卓越的见地，也不用老道的经验和丰富的阅历，就能知道这个事儿不太靠谱，就能知道这个想法和举措都有些荒谬。可是她却感动得把眼泪流得跟眼前的江水一样长远，也许那一刻，重要的不再是身边坐着的是否男生本人，而是被阴阳两隔切断的情感，意想不到地重新连接起来了，本以为自己交付出去的那段情感，只剩下了在风雨中瑟瑟发抖的凄凉，突然间又有了可以依托的对象。

一株荒谬的芽长出荒谬的枝蔓开出荒谬的花，自然会还结出荒谬的果子。不久，我们下乡了，男生的好友并没有如我们认定的那样跟她一起到大巴山区插队落户，他挂钩（通过本地的农村亲戚或熟人帮忙就近插队）留在了城市附近的农村。

两地鸿雁传书时间并不是很长，她就收获了一枚必然的苦果子。他的最后一封信，告知了他的决定：和她分手。谈恋爱的男女分手本来也是常态，何况他们在学校的时候还很幼稚，决定替代好友的情感，只能算作一种没过脑子的冲动；而且那个时候，知青的前程扑朔迷离，在未来难以预测的情况下，谁都有权放弃一些没有明天的……以求获得另一些可以把握的……

那封信她过后很平静地给我看了。不知道她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暴风骤雨，我看到的，是与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曾经沧海所有激情都趋近于零的平静；或者是洪荒过后一切生命皆被摧毁只剩下茫茫荒漠的旷古沉寂。虽然她那时也是一样的幼稚，但她的全情投入恐怕可以算作飞蛾扑火……后来，她好像再也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少女那样打开自己的心扉。我听说，她调到工厂工作以后，也暗暗爱恋过同期进厂的男青年，但她并不表白，连暗示都没有。

她出现了抑郁症状。那时，抑郁症还没有被列入疾病，人们只认为她这个人性格孤僻，整天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的样子。她的面容似乎是被阳光遗忘的角落，暗淡而忧郁，男青年们都不太愿意接近她。她结婚了，她和他是同一个师傅的徒弟，她告诉过我，她曾经提出过和他分手，因为心软没有成功。渐渐地，她的精神分裂了，她把自己彻底包裹起来，放在了一个只有她自己的世界里。

往后的二十多年，因疾病长期病休和工厂不景气，他们夫妇都只能拿到几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陷入了赤贫的生活状态。她长期服药，变得有些迟钝呆板，但她依旧勤劳，酷爱干净整洁，在她贫民窟一般的家里，像只工蜂一样终日忙忙碌碌，为丈夫孩子家庭不声不响全方位地奉献自己的劳动，而她索取的，常常只是几瓣腌渍大蒜和一碗白稀饭。她曾经去自杀，用一条绳子勒住脖子，绳子在把她的脖子勒出一道紫痕的时候，突然断掉了，她没死。

2010年她和她的丈夫在家门口。什么叫赤贫，不用进屋看也知道了。她丈夫因病提前退休，原先的工厂垮掉了，一月只有几百元的低保。她是被诊断为精神分裂以后就没再上班，每月拿一份几百元的生活补贴。炎热的夏季，身体有病的丈夫还穿成这样，她身上穿的是儿媳丢弃的旧衣裙

当她把这段经历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讲给我听的时候，她的脸上没有悲伤，似乎内心也没有哀痛。然而，她不伤痛比伤痛还要刺痛人的心，她说，你们个个都那么好。这句话让我的目光直接射入了她的内心，窥探到她的自卑、自惭形秽和痛苦挣扎。她知道自己比别人过得差，而且那差距完全不是几个数量级可以衡量的；她知道死亡可以了断她已经承受了几十年的一切不幸和悲哀，所以精神并不太正常的她以正常人的理性方式选择了极端……

他们夫妻熬到退休的年纪，终于拿到了每人一千多元的养老金，两个人加起来也就三千多一点吧，日子总算比以前好了一些。可是她丈夫正式退休没几年就去世了，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2014年底，同学来电话说她得了肺癌，已是晚期，胸腔都有积液了。她的离去便成为了预料之中的事情。2015年3月14日中午，她走了。我是3月15号通过同学的电话得知这一消息的。虽然这消息几个月前就已经在意料之中，还是感受到强烈的冲击而彻夜难眠。

2014年4月，因参加一个知青活动回老家一次，我和同学一起去精神病院探望了她。她的房间，她的床位依然收拾得非常整洁，她本人依然穿得干净漂亮，因为药物控制，她的言谈也比较正常。

闲聊之中，她真诚且语调平和地说到一件陈年旧事，让我内心十分震撼。

她说蒋蓉，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我笑，你哪有对不起我的事啊。呵呵。她却认真，说：“当时在农村我说过的，让你先出去（她指的招工回城市），但是，我先出来了。我没守信用。”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她。 

知青年代我们在苍溪县的合影（作者右）

当年，她知道我有台属和爷爷奶奶是地主的家庭背景，调工作回城市希望十分渺茫。而她有红五类的身份，家里亲戚多，也有一定的关系，调工作出去只是在等待好的机会，没有别的什么大障碍。

那时，我们两个生产队七个女知青只剩下了三个人。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秋收已经接近尾声，我在生产队的晒场上，一边照看翻晒生产队收获的最后一批谷子，一边看小说《西游记》。她来了。闲聊中，她叙述了我第一次被推荐招工时台属身份由某些人接力举报的全过程。得知实情，我没有特别震惊，只是有一种一下子跌入了浓厚迷雾之中遮天蔽日的感觉，突然就看不清最熟悉甚至曾经很亲密的某些人了。

她并不是一个擅长言谈和表白心迹的人，我从来没听她激情洋溢地说过什么友谊地久天长之类的话，而我有需要的时候，她总是和我在一起。比如，我去我哥哥那里，一个麻风病人的后院是必经之路，对麻风病有超级恐惧症的我，不敢一个人走，每次都是她陪我；再比如，她知道我臭爱美，每次她们家给她寄来了漂亮的新衣服，她都借口说和我换着穿，把好看的让给我。她离开农村的时候，崭新且款式时尚的灰色的卡和咖啡色灯芯绒春秋外套，全都都留给了我，在那个低收入且物资匮乏的年代，自己的亲姐姐，也不一定能做得到啊。

她不止一次表示，一定想办法让我先出去。我很感动，但没有真当回事。招工这档子事从争取指标到真正把户口落实回城里，其间有多少暗道机关（纵横交错的关系后门，重重叠叠的审查关卡），哪里轮得到她说话？她在得到“红岩机器厂”招工指标的时候（这个指标应该是他们家通过关系活动来的），却真的不管不顾地去找了招工“老板”，提出请求，希望能把我也一起招出去。她的这一举止受到其他人好意的制止——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把自己搭进去；或恶意的讥讽——自己的稀饭都没吹冷，还要帮人家吹汤圆。

当知青回家探亲，我们在北温泉合影，我穿的这件花衣服是她的

几十年过去了，在身陷赤贫生活状态而且精神并非十分正常的情况下，她居然还记得这些事，居然内疚自责了几十年！而我，从她这几十年的内疚自责中，能解读到的就是两个字——善良。

其实内疚自责的应该是我。

记得2010年那次前去她家看望她，想带她去饭馆吃一顿好的。问她想吃什么，她脱口而出：“粉蒸肉”。时间已经来到了新世纪的第十个年头，富人们的饮食欲求已经从山珍野味生猛海鲜回归到了精雕细作的野菜粗粮，一般人也普遍开始追求“绿色食品”，她的愿望依然还停留在物资极其匮乏人民普遍贫困的那个年代，让人心中陡然生出许多酸楚。虽然每次回老家都去看望了她，但我能给她的帮助实在不多，请她吃顿饭，送一些衣物、日常用品和现金，如此而已，远远没能回报当年在农村，她所给予我的。

去精神病院探望她，她还特意告诉我，她穿的裤子是我给她买的。这次探望后不久，得知她被确诊为肺癌

原以为，有精神病的人不容易罹患其他疾病，但在目前环境普遍恶化的情况下；在她本人一直处于赤贫的生存状态下，她还是遭遇了人类生命第一号杀手癌症的袭击，发现时已是晚期，即便不是晚期，结果应该还是一样的……

原本，我们是同学；原本，我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却不知命运之手在哪里推了一下，我们就向着不同的方向拐了去。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不可能重新回到往日的起跑线上，把昨天的故事演绎出一个全新的结局。她走了。她的一生（除少年时代以前）几乎没有幸福可言，祈愿她在天堂里，能幸福一回。

 2018年10月修改

作者简介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文图来源： 微信号“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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