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冷泪
1. 硕 鼠
2. 蝎 子
3. 小 杜
4. 勇 者
5. 艺 术
6. 我是你的丫头
7. 最后的葬礼
8. 纪念碑
二营十连蹲在大山腹地，背靠原始森林。全连百余号人，每天轮番用刀斧把老树古藤砍得战战兢兢。我们的任务，就是砍光了森林再种橡胶，消灭一批树助长另一批树。大森林中，最痛恨我们的，大概算得上土著老鼠了。别个祖辈定居于此，你老远地来造人家的老窝，能不起火么?
一天夜里，女生大通铺上，从左向右，16张脸蛋无一遗漏，都被几只利爪狠狠抚摸了一遍。一阵惊叫之余，才明白原来是一只肥如小兔的老鼠，刚刚从我们脸上奔了过去，此刻正稳稳立在祝妹的被子上。祝妹天生有股刚气，也瞪大了眼睛，与之怒目相对。那老鼠快活得像撑饱了找地方消化的山雀子，在被子上蹦蹦跳跳，气得祝妹扬起一脚，踹得它尖叫着翻着斤斗逃了。
一到雨季，连清水白菜汤都断了顿，食堂大铁锅锈成了“出土文物”。没有高招，我们只好每天唱一遍以《运动员进行曲》填词的自创《成都名小吃之歌》——“钟水饺赖汤元龙眼包子担担面陈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唱得清口水滚滚，肠胃的咕咕声更加响亮。后来有人发现勐定街有馒头卖，这一发现实在让我们激动了好些天。我们便转弯抹角与脚劲好又愿无偿帮助姑娘们的男同学套近乎，鼓励他们去搬些回来。待有男同学往返步行四十多公里扛回一提包馒头，每人也只分到两个。
女孩子不忍心一口气吃光，留下一点，用纸包了又包，放在枕头边。第二天醒来，几乎所有装馒头的书包都被嘴出了大洞，殃及蚊帐、枕头，洞洞眼眼不计其数。洞眼边缘，老鼠牙印清晰可见，我们只好兀自伤心。
有天早上，出工哨吹了好久，仍不见小维出门。班长便打门入室，叫道：”做啥哪做啥哪，侬想旷工勿是?”小维羞答答畩啦唔唔了一阵，才从蚊帐边伸出一只血糊糊的光脚板。
“班长，耗子啃茧巴，把我整闭气了。”班长是上海姑娘，心肠软，一见被耗子咬得坑坑洼洼的脚，眼泪就唰唰掉了一脸，故土难离呀。人如此，老鼠也表示了同感。
快到下工的时候，祝妹突然恐惧地叫我：“我遭蝎子了”！
那些年，沙奶奶一直在骂刁德一“蛇蝎心肠”，所以我们知道蝎子是一种要人命的东西。
受伤的是一只大脚趾头，针尖大小的创口上，一点黑血迅速向上移动。我们吓成了一群无头苍蝇。还是老工人镇定，随手抓起一把草草，搓成绳，使劲儿在受伤的大腿根部牢牢打了个结，然后将军气地一挥手，命令我们“赶快送医院。”
连队只有卫生室，漂亮的卫生员擅治头痛发烧，被我们叫做“SMZ”(长效磺胺)。要送医院起码得上营部。营部离连队7公里，其中4公里是勉强可行的山路。这时祝妹开始叫痛了，脸色蜡黄，大汗淋滴。排长仲子甩开扎担架的人，背起昏迷的祝妹就往山外跑。祝不是纤细女孩，仲子开头还能小跑，不一会儿，就只剩了招架功夫。几个灵光的男同学急急冲往前头，死活拦住一辆拖拉机，又递烟又叩头，请求救命。在兵团，拖拉机手人称“飞机驾驶员”，足见开那玩意儿的身价。这次祝妹好运气，拖拉机手和我们一样着急。就这样赶往营部，乌血还是漫过了祝的大腿，医生一见，莫不倒抽凉气。
一星期后，祝妹伤愈出院。由于用药的缘故，那条紫黑的伤腿开始一层层地脱皮，原先美丽的皮肤被蝎子弄出了一层层废肉。
祝妹在连队是个出众的姑娘，漂亮、诚恳、劳动卖力，是连队看好的“干部苗子”。爱屋及乌，以至每每下工，指导员总爱跟在女生排屁股后头，念念有词：“雪莉雪莉，还是雪莉好。”指导员的湖南话老把别人的名字“谢莉”叫作“雪莉”。
祝妹算不上能说会道，但她会干，且喜欢与男孩子拼着干。每天劳动下来，除了那个军人舅舅送她的皮带外，浑身衣物无一干处。可是她很怕晚上，晚上睡在床上她总说不舒服，好像有什么类似蝎子的毒虫子，暗中伤害她的健康。
探亲回家，一检查，身体出了毛病，医生阻止她重返兵团。连队头儿们顿时脸色大变，不相信从城市寄来的病情证明，一次次强令她归队，并要求团支部开除她的团籍。几个和祝妹要好的朋友听说后，分头到领导面前去扮演红白脸。说好话的恨不得把腰勾到脚背，论道理的甩句话出去，准梗得对方10分钟也打不出一个嗝来。祝的团籍最后是保住了，我们最初的劳动热情却因此受到了打击。我们还以为为革命献出身体是一种很高尚的行为，应该受人尊重。结果很严厉，既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么如果有一天这本钱不给你脸了，你还能用什么来证明自己是“革命”呢?我们开始考虑一些劳动以外的事了，比如不惜翻山过河，去老乡寨子买蔬菜水果，买狗肉，以改善生活。要不就尤其看重身体的细微变化，稍有风吹草动，便请病假、上医院，以致得神经过敏，真以为害了不治之症似的。连队领导很快识破了我们的用心，经常组织我们开一些专题批判会，批“保命哲学”，说它是刘少奇的东西。
1977年，我随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到了六分场二队。二队是水稻队，建队那会儿，一些连队打着支援新建单位的幌子，把各队那些叫领导头疼的角色大都调了去。提起二队，人们可以随口报出一串响亮的名字。
我不是头儿，无所谓头疼不疼。况且我这人从来重感情而是非观念淡漠，一见那么些旧时同志，高兴得端着饭碗都在串门.端饭碗串门是个好主意，虽然我当时并没把它当主意来使用。我隔壁住着道宽，他有一位贤惠能巧的女朋友，可以在缺油少盐的情况下，把磨芋、青白菜做得传统大菜一样堂皇。我受不了隔壁烧饭菜的诱惑，经常不邀而至地晃过去串门。“嗟来之食”大至蒜苗炒肉，小到豆瓣泡菜，全是从道宽和他女友家摸嘴头掠来的。
事务长“囡囡”，一个大男人被上海话叫作小孩子，可以思见其内秀。我同囡囡关系不错，一次闲吹他听说我爱吃芒果，不知用了什么办法，买通了附近寨子一个傣族小男孩，每日乘我出工时，就在我寝室门边放半撮箕芒果，黄澄澄油亮亮，叫你不得不发扬“打不尽财狼决不下战场”的精神，一鼓作气消灭了它。
可这一切，依旧无法稀释在这里劳动独有的艰难。种水稻的比起割橡胶的，更接近一般农民。长年泡在大田里，好些男孩子的腿上青筋弯曲突露，活像有了几十年的种田史。而女孩子，起码有半数的人月经不调，每月仿佛都要过一次鬼门关。
我想说的是二队副队长杜龙昌。
杜乃成都知青，一张白脸早已晒得黝黑，一年四季都光脚穿双夹趾拇拖鞋，腰上拴根草绳，绳上吊只竹笆篓，装砍刀。这身装束，与当地老百姓已无二致。一般知青干部，大都有些嘴上功夫，这小杜却好像专为算计大小生产项目而生了个精明的脑袋。为了争取改变自己耍笔杆子的形象，一到二队，我就积极靠拢小杜，希望一年后自己也能像个农民。
二队的农田，有近一半是在芦苇荡里开出来的。芦杆砍光后，芦根泡在漂浮的土里，一挑挑牛粪猪粪倒下去，待沤烂芦根，来年种稻。
这天，有人把牛轰下大田，推备耙地。才走出几步，笨重的牛身就直往稀泥里陷去。赶牛人见势不妙，一边狠命鞭击牛屁股，一边呼救。田埂上的人又拖又拽，好歹把人和牛都拔了出来。这下，牛不敢下田人也不愿下田了，小杜派谁谁就跟他翻白眼。小杜急得双脚跳的劲都没有了。场里规定了统一关秧门的日子，二队有多大胆子，敢拖后腿?我站在一边，也替小杜上火，仗着平日同大伙厮混得不错，朝着一帮男生乱嚷乱叫。没人理睬我，倒是几位不给我脸的说了几句真心话：“牛都不干的叫我们干，当真话牛马不如！有本事你跳下去呀！”
我知道眼下没路可退了，一把脱下鞋子跳到软绵绵的田里，眼泪也跳出来了。我双手抓过耙子的牵绳背到肩上，冲田埂上大叫，“谁来耙?”小杜马上跳过来，不由分说要推我上去，我便用指甲掐他。小杜叹口气，背起另一根套绳，和我一起拉动了耙子。烂泥最初只淹过我们的膝盖，腰弓成大虾，勉强可拔出腿。再往前走，身后的铁耙就像埋进了大山，拖一步烂泥就陷过大腿，不时还有些猪牛粪漂过来，真恶心。小杜看我频频伸舌头，就低声教导说：“撑不住就上去，你只要把明生给我动员下来，我就给你叩头了。不要任性……。”可能因为我的脸色越发难看吧，小杜赶快换了个玩笑：“小嘉，再陷下去，我们就一齐喊笔记本在枕头底下！”我们便笑了。
这天很累，我看不见自己的肩和背，但我看到小杜背上的绳印又粗又红，像在出血。
阿荣要结婚了。这消息着实把人吓了一跳。整个团的成都知青中，他算是开先河者。
结婚是否就叫扎根，阿荣想的不多。那时候有一批知识青年，正在以各种形式表达他们的扎根愿望，他们于是被各级领导部门视为接受再教育有成效的典范。阿荣显然不属于这样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所为是不是实在意义上的扎根，他只是固执的认为“我必须结婚”。
阿荣的女朋友因一桩被人施暴未遂引出的风波搅出了点名声，女孩子纯情，受不了太沉重的议论，要求调到偏运连队，过起了默默的忧郁的生活。
阿荣和18个男生住进深山开荒，山中缺水，洗脸洗衣服相当困难。这帮家伙索性上下赤裸，劳动休息皆如此，省了洗刷用水。十余条男子汉，累了下来竹棚里一躺，想女人摆女人，粗的细的全不回避。阿荣比别的男生心头多一件事，一到休假天，就跑几十里去看女朋友。那姑娘活得很苦，眼泪比话多，阿荣总担心会出什么意外。他不怕责任，这个原机要官的儿子，从小就习惯了靠自己力量去对待现实，很少幻想。阿荣抹掉姑娘的眼泪，抓住她的肩头大叫：“我要和你结婚！”
偏偏有人不信阿荣的真诚，暗里发话：不是说“未遂”吗，未遂你急着结啥婚，是不是你小子干出下不了台的事了。结婚证半年批不下来，正好给阿荣腾出了时间。连队的朋友们一起动手，每天收工后便张罗着砍竹子砍木料，把两间土坯房收拾得像模像样。结婚那天，两百多知青来祝贺，《毛主席语录》、洗脸盆、暖水瓶堆成了小山，阿荣买得数十斤糖果相谢，热闹了一个通宵。
婚后一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由于接生失误，儿子一落地就死了。阿荣心疼妻子，在那么清贫的生活中怀子不易，如今身心受损，男子汉也忍不住想哭。有人鼓励阿荣同接生员打官司。阿荣不忍，说她也是知青，不是故意的。
这种普遍的爱心，使阿荣比一般单身男子对女性更多了一层感情，自己的妻子被伤害和其他女性被伤害，一样叫他痛得发抖。一次放火烧荒，一位上海姑娘被大火困在山上。阿荣上山找人时，听到她垂死的呼救声。阿荣唯恐她逃掉似的，狂叫“你坚持住，等我！我要救你！”慌忙从冒烟的断树技桠中钻过去，连扑带爬，靠近姑娘。姑娘已被烧得衣不遮体，露出的部位烧成了黑色，阿荣脱下衣服，小心裹住她；轻轻搁在自己背上，把她背回了连队。
那上海姑娘没有活下来。阿荣总觉得是自己没救活她。那天晚上，妻子为阿荣洗背，搓下来一层粘粘的皮肉，是上海姑娘留在阿荣身上的皮肉啊，夫妻俩痛苦得一夜无语。
赵老大，名字老苍苍的，其实不过二十多点，云南本地人，未婚。向模和赵老大进山放牛，就爱听他用当地口音豪迈地唱当地的歌：
高黎贡山高呦
怒江河水长哟
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
哟嗬嗬——哟嗬嗬
这些歌，其实已是全国性的流行模式，不过加上了本地的山水，仿佛便很地方性了。向模便启发老大，来点本乡本土的谣曲，怎么样?老大想了想，作古正经清了喉咙，唱道：
今天嘛想情哥
想个情场哥呀
过河嘛又爬坡呀
爬坡嘛抬头望呀
有个小瓦房呀
小瓦房有个小姑娘呀
快快地长快快地长
长大嘛变婆娘呀
有人怀疑这歌词的准确性，开头半截像是女孩子的歌，后头半截又好像男孩子在渴望，不伦不类。但更多的人不追究准确性，他们只是唱腻了造反战斗歌曲后，感觉新奇。赵老大的小曲深入记忆，二十年后，向模在一家餐厅唱给我听时，仍只字不差，旋律依旧。我说，不要往下唱了，谨防污染环境。向模喝得麻呼呼的，结结巴巴说，二十年前也是一种艺术嘛。
向模是那种向往艺术生涯的人，会画画。除了领袖像，向模对当时的劳动生活很着迷，一出工就抱着速写本，抽空写生。他的朋友翅膀儿们干脆把他的劳动定额包了，让他落得轻松，坐在坡上专画这群年青的赤膊劳动者。
不知向模是不是被朋友们宠得有点四体不勤了。一次进山放牛，大约是让牛吃多了野芭蕉，牛在乱草丛中死命打旋，还不时昂头朝天悲嚎几声。“牛看天，要出事的，快拿布来蒙它的眼睛。”赵老大叫着提醒向模。向模全瓜了，眼睁睁看着老牛弯曲前蹄，不停捶打自己鼓胀的肚腹，不多时，便精疲力竭地倒下了。牛蹄子炖了一锅，进山伐木的人饱餐了一顿。连队把牛抬下去，全连人吃了两天肉。有人质问向模，是不是饿痨慌了暗害了老牛。向模有口难辩，他心里难受，一口沾牛味儿的汤也没喝。
看来还是作画内行些。连队尽头的一面山壁上，垂悬着一滩瀑布，青山白水，鸟虫鸣叫，很诗意。男生喜欢在瀑布下冲澡，向模便去写生。画出来自我感觉不赖，便进一步敷油作色。成画后，他才拿出来示众。像是极像，由于极像，连布下淋浴的那位棵身男子，也被众人考证出是翅膀几。向模忙解释这是艺术，艺术最好就不要太贴实。大家不听他玄说，女生则看一眼就走，还笑他“太臊了”。向横到底经不住批评和考证，给油画上那个小人儿加了条红色游泳裤。自此，他的现实义写生进入了虚构阶段。
一上班，政治部王主任就通知我，同委场长去某营开施肥压青现场会。一到点，娄场长就在宣传科外叫我：“丫头，还没收拾好?”
我最喜欢同娄场长下连队，骑自行车，很自由。下去后从来不按规矩层层找头儿陪同巡察，而是直奔主题，要么去胶林找胶工，要么去胶厂找技术员，要么干脆遍山转，找自己要的东西。一些关键性的生产数据，就是这样脚踏实地拿出来的。
那年周总理逝世，大家都不好受。开现场会回来，我和娄场长顺三分场胶林走回场部。娄场长问：“丫头，会不会唱郭兰英那支歌?”我以为是“花篮的花儿香。”他说，“不是。唱总理的。”我便一路的《三唱周总理》，因词不熟，常常东拉西扯，场长说，“想不起词哼也可以。”结果是听我哼了一路。我说：“算了算了，还是听你的教导省心点。”场长嘿嘿一笑，脸烦上的伤疤便愈加醒目。跟场长下连队多了，耳濡目染，也学了些宣传科外的东西。场长好像从来就不认为我是个十足的生产门外汉，经常随路和我讨论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久了，依他所教，居然也能从胶叶的纹路、树杆的粗细，枝叶的颜色，大致分辨出橡胶的品系，生长期……。如果我打起勇气，同场长谈谈宣传科鼓捣的那些大批判大表彰活动，他准不插一言，弄得我只好自我解嘲，说是只准他改造别人，不要别人影响他，每每此时，场长总是认真地邀请我，“丫头，到生产科来嘛！"
生产科我是混不进去的，那里面的人是专家。
后来我去了工作队，队领导是基建科长王老头儿。老头子也叫我“丫头”。不知老头子有无闺女，反正他对工作队的两个姑娘疼得不行。他住的寝室，成了我们的小伙房。星期天回家，总要弄些饼啊肉的来，一来就宣布“共产”。我便理直气壮地动刀动铲，一派杀富济贫的样子。老头子见我们吃得油腻腻的嘴，就蹲在屋角笑笑，骂一声；“馋猫！”
一天还没收工，老头子找来告诉说：“你男朋友来了。”我那儿天正窝着气，不想见他。老头子见状，立即端出家长架子，骂道：“有气自己化去，别冲人家出。人家几十里地赶来，你别不知好歹。”我想逃，手腕被老头子抓住，挣不脱。老头子把我拉回寝室，再三警告我：“不许只顾自己啊，丫头。”
我很小就同父亲分开过日子，那时生活中缺少父爱让我尤其看重男性长辈的感情。以后，我怀着热爱和敬重父亲的心情，与王老头子相处。临到我即将离开勐定返回成都前，我去向他告别，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抚着我的肩头连声叫我：“丫头丫头。“
我哭了。这样的叫声让我哭。我想此生怕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叫声了。
1978年底1979年初，大返城的风潮刮向勐定，知青们为自己的命运焦躁不安。人们已无心上工，一有时间就往场部跑，打探有关返城的最新消息。
北京以及派出知青的有关城市有关领导部门充分了解了农场知青的愿望后，与农场协商，拟妥善解决返城事宜。消息传出，农场一片欢呼声和哭泣声。上海人稳重，不颠不狂。成都人按捺不住，又呼又叫。
大毛也知道了这事，回连队的路上，见到五连朋友小陈，一向不善夸张感情的大毛，竟声音颤抖地说：“成了成了，该回去了。”故乡成都对大毛是咫尺相隔的彼岸，他看得见那边的灯光，有一盏是他家的。他的父母兄妹在那边等他，一等就是8年。
大毛很帅气，身高不让1.8米，方脸膛上五官坚毅像刀刻一般，唇上一溜小黑胡子引人注目。他一贯不同女孩子随意说笑，好沉默，至今我也不敢肯定我就认识他。
但我认识他的歌声。大毛喜欢在晚饭后搂着吉它，顺着公路往山外边弹边唱。最爱唱的大概是：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你还是当年的故乡/何时才能回到你的怀抱。乡愁是传染病，何况大毛的歌声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感染力。听到动情处，好些女孩子就停住了打闹，暗暗揩眼睛擤鼻涕。大毛和他的同学们到兵团一周年那天，一群小伙子躲在草棚里灌了满肚子白酒，又愁又醉，放歌不歇。先还听得清在唱：对门山上的姑娘/你为什么不穿花衣裳……。后来就只听见咿咿唔唔的附和声。再后来，就只剩含混的咆哮和啜泣了。班长钻进女生寝室，神秘地透露：“快去看呵，大毛他们的鼻涕眼泪吊齐这儿。”说着，用手在下巴以下半尺处比划了一阵。我们不想去证实这样的夸张，宁可信它全是真的。
得知就可以捏着户口返城的消息，大毛曾如何窃喜，已不得而知。那些日子，大家都在焦灼中耐着性子等待。
这天，大毛和两个朋友搞了一圈电线，到连队边的河里去烧鱼。以电烧鱼是冒险的活，但立竿见影，一触下去，少说也有三几斤鱼翻着白花花的肚皮冒出来。连队揭不开锅的时候，小伙子们曾多次挺身干过这事。谁也没想到这次踩翻了船，谁也没想到那电线中有一截的包线已脱落。大毛恰恰握住了破损的那截电线，被突如其来的电流轰地击倒在地，一头扑向水中。
按照当地习俗，连队空坝上架起了大大的柴堆，泼上汽油，再将大毛平放在最上面。一位专事葬礼的老人捉住一只公鸡，斩后，将鸡血沿柴堆洒了一圈，对着北方口中念念有词，大约为年青的亡灵超度。最后，点燃柴堆，熊熊大火在这个深山沟中的连队，烧出了从未有过的凄楚和悲声。
我们为谁哀天嚎地?大毛，我们把你的向往最后留在了勐定，留在我们流过血流过汗流过泪的土地上。这土地种下了我们的全部青春，而青春岁月将化为我们灵魂中最贵重的部分，随生命沉浮却永不消逝。
听说，1988年东风农场建场30周年前夕，耗资18万在场部塑了一座纪念碑。基座上三个形象，一看便知代表农场成员主要的组成部分一转业军人、湖南支边农民和知识青年。
这是一段与红土高原同生共存的历史，无论当今或今后的人们如何评价它，它的存在本身是难以忽略的。
大返城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我们以为从此可以轻而易举在感情上背离兵团背离农场。事实并非如此，像当年远征边疆对故乡的牵肠挂肚一样，我们用眷恋朋友眷恋亲人眷恋一块息息相关的土地那种真实感情，想到农场。这种时候，一些曾经为我们耿耿于怀的复杂情绪，反显得微不足道。
知青返城，给农场带去了一时不适的断裂。大批知青走了，房屋荒废，胶林荒寂，眼看到手的胶乳流不出来。学校教师走了，本来就师资匮乏的农场，数年难于向山外送出大学生。农场受了重伤，仅临沧分局，1979年直接亏损就达290万。当时分局副局长唐朝民，在题为《严重的困难，艰苦的努力》的工作总结中，把大批知青返城列为当年首当其冲的困难(另一个困难是那年的干旱)。
那时我们在别处，不知农场面临如何的险境或困境。我们为求得再次生存的条件，在人口拥挤的城市忙得团团转。只是最近，听说成都知青想纪念赴兵团20周年这事后，云南农垦总局古希全局长给我们来信，才说：“云南农垦曾经接纳了10万知青，他们当中有不少杰出的人才，倘能留下他们的10-20%，农垦事业的今天，不要说面貌非凡，至少也可以大为改观。”
这位橡胶专家出身的局长，历来被知青视作朋友，他转达的来自云南农垦的豁达和公正，令我们骄傲，也加重了时日带来的内省。
现在20来岁的男女，已不大看得起我们的20来岁了。那时，我们多数人的笔记本上，都抄有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恪守的人生原则：“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在当时是时尚，正如今天少男少女的运动鞋，得贴上“阿迪达斯”“史莱辛格”才算正宗。不管当年政治气候如何炎凉莫辨，不管那时一般人如何不看重自身的意义，清醒也罢盲目也罢，我们视保尔的原则为原则，只求努力过得无恨无悔。
但是，我们创造过边疆也伤害过边疆，农垦接纳过我们也委屈过我们，如今它宽宏大度，反使我们的追忆变得格外复杂。就这样，我们和云南才有了割不断的联系。
知青纪念碑正面，背景是“记忆”两字。铭文写的是“谨以此铭记1961-1979年拓荒于云南东风农场的昆明、重庆、北京、上海知识青年 二00八年立”
云南农垦是我们的纪念碑，功过得失，全记录在它的土地上。我们呢，我们整整一个梯队的知识青年也是云南农垦的纪念碑，走遍天涯海角，都带着它的标记。
(作者：曾小嘉。女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七团，现在四川省文联工作。)
文章选自《青春无悔-云南支边生活纪实》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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