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深处的知青坟茔
没有泪水也没有花环的悼念
大 勇
司务长之死
汪田死后
徐红巾
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安祥的脸上有两道清晰的泪痕。他的眉宇间含着一丝痛苦，仿佛不愿意过早地离开人世。
赵万里遗像
我的同学一一北京知青赵万里，年仅22岁，已经僵直地倒在民兵哨卡附近的山坡上，自杀身亡了。他身上的蓝涤卡上衣已经褪色，脚上的马靴皱皱巴巴，失去了光泽，僵硬的手仍紧握着自己心爱的半自动步枪。旗里赶来的法医正忙着在他头部查看弹孔，公社干部和旗里来的公安人员在一旁争论着什么。我呆呆地站着，那个活生生的干活卖力而又沉默腼腆的小伙子到哪里去了?
站在一旁的知青路欣向我讲述着事情的经过。“大队分配我、赵万里和牧民朝格吉拉三个年轻人在民兵哨卡值勤。这几天晚上，边界上经常有飞机出现，我们睡觉前就把子弹压进弹仓，早上起床后再退出来。
“昨天早上，赵万里退出子弹后，又习惯性地扣了扣扳机。万万没想到枪就响了，子弹射到哨所石头墙上又弹了回来，打在正在刷牙的朝格吉拉的屁股上。朝格吉拉用手一摸，一手血，当时就吓得昏了过去。赵万里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呆了，脸色煞白。他真地不知道枪膛里还有一颗子弹。
赵万里的脸色蜡黄，和生前几乎没有两样。那是1972年，他染上了肝炎，因为控制疫情，没能及时回北京治病，直到1973年初，他才回到父母身边养病。他家只有父亲一个人挣着不多的工资，母亲没有工作又长年卧病在床。他告诉其他同学，得病后，自已非但没挣工分，还花了好多钱。可要是坚持放牛，一骑马肝又疼，想招工走也没机会。
“在北京，妈妈几次问我什么时候回内蒙。”赵万里有一次同路欣谈起这些，目光忧郁，声音有些发抖，“家里实在困难，妈妈也是没办法。”顿了顿，他又说：“我已经成人，不能再给家里添麻烦了。”那年，他刚过18岁。
法医翻动着赵万里的身体，检查血沉，确定死亡的时间。
路欣压抑着激动，继续向我述说事情经过：“我急忙把朝格吉拉的伤口包扎好，嘱咐赵万里照顾一下，就去公社请医生、报告情况。”
“哨所离公社30里地，我早上8点半出门，拼命抽马，半个钟头后赶到公社医院。医生说没时间，说打在屁股上不是要害处，没关系。我又去找公社书记，告诉他我已经联系好公社运粮卡车，求他快派人把朝格吉拉拉回公社医院。可书记坚持要打电话给旗里，等来人来车后一起去看现场。
“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我都要急疯了。直到下午旗里来人，天快黑了才赶到哨所。
“哨所里只有朝格吉拉昏迷在血泊中，身下的血已经湿透了几层毡子。四处找不到赵万里，只好先把伤员送到旗医院。”
第二天，人们在哨卡400米开外找到赵万里，他已经用心爱的步枪结束了自己22岁的生命，时间是头一天早上11点以前。
我弯下身，默默地代他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掸去他衣服上的泥土，擦去他脸上的泪痕。这时我周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
1971年回北京探亲时，我到过赵万里家。他母亲病卧在床，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说：“万里插队走时才16岁，他哥哥在昌平农场调不回来。万里最惦念的是没人照顾我。他不爱说话，有事总是闷在肚里，你们作大哥哥的可要多帮助他呀！”
可如今……·万里，你的父亲和兄长还等着你探亲回家，多病的母亲也许正流着泪，盼你早一天‘病退回家。可如今………”我呆呆地想着，想不下去。
赵万里死了，旗里判定他是“因畏惧而自杀”。
被打伤的朝格吉拉说：“我当时流血过多，昏过去几次。不知多长时间醒来时见他满脸是泪，不时地站在哨所门口向公社方向张望。我最后一次醒来时，他已经不见了，枪也不见了。”
知青们说，他打伤了贫下中牧的儿子——那时，“挖肃”运动刚过，因为一部分知识青年卷入，牧民和知青的关系比较紧张。可是，如果医生早去抢救，赵万里也不至于自杀。
牧民们也在议论说，他是队里最老实的知识青年，死得可怜。公社干部和医生则认为，他不该轻生。虽然他误伤了人，但伤在屁股上流点血根本没事。年轻人缺乏常识。
赵万里死后，公社为他置办了一副好木棺材，将他葬在公社沙麦河畔的南山坡上。
葬礼像他生前一样平淡，没有花环，没有泪水，也没有赞歌，他的脸上非常平静，只有那两道泪痕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1974年，北京知青上学的、病退的都陆续走了。只有他，还似生前，不管风雪严寒，不管烈日当头，仍像闷声不响地守候他放牧过的牛群似的，默默地、永远地留在祖国北疆那块土地上了。
大勇和我一样，也是1969届初中毕业生。其实，我们是1966年小学毕业，赶上文化大革命，一天中学的课也没上，到1969年也算初中毕业了，成了知识青年，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
1970年夏天，一整夜的火车，把我们拉到了张家口，又坐上敞篷卡车在草原上转了三天，来到了荒无人烟的兵团驻地。地上挖了坑，两块柳笆一搭，再铺点干草，就算有了家。大勇生性好动，一天两顿窝窝头、一顿红薯干，也没改变他活蹦乱跳的性格，还跑去找牧民借马骑。
扎根边疆，脱土坯、盖房子成了到兵团后的首要任务。一块土坯有六七块普通砖头那样大，我们一天干得腰都直不起来，也就脱个百八十块。大勇虎头虎脑，没两个月就成了全连的脱坯冠军——一天300块！盖地基用的石头要到百十里以外的山上去打。记得原来读《欧阳海之歌》时，看到欧阳海抡18磅大锤，能一气连砸180下，我们还直伸舌头。可现在我们干，一个个也不比欧阳海差，大勇还创下了一口气打380锤的纪录。山里条件苦，大勇听说蛇能吃，就抓来蛇，撒上盐和高粱米一块儿蒸着吃。
有大勇在，真是一件乐事。
1971年夏天，一连下了一个多星期的大雨。那天晚上，我们吃完晚饭正在屋里打扑克，山洪下来了。转眼间，水就齐腰深了。连长指挥我们抢救国家财产，我和大勇在团卫生队搬药品。刚搬第二趟，水已经涨到胸口，正准备往外走，房顶开始掉土，大勇急忙拉我上了窗台。我们刚跳出去，“轰隆”一声，房子冒了一股烟就不见了。周围漆黑一片，四处都在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几十个人手挽着手站在水里，免得被冲走。一只老鼠费了好大劲，爬到大勇身上，大勇松开手去赶老鼠，一下子给冲出去几十米，幸好被一辆卡车挡住，才大难不死。
1972年秋天，一场草原大火来临，冲天的烟柱在百里之外都能看见。我们全体男战士奉命出击。团参谋长立功心切，让我们连几十个战士迎头去堵冲天大火。大火一来，他指挥司机把车开跑了——他怕烧坏了汽车无法交待。我们是跑不了了。两边看不到火的尽头，顺火势跑又跑不过它。大勇已经当了排长，他大喊“弟兄们，往火里蹲啊！要不就是死路一条！”我们鼓足勇气，跟着他钻进火海。过后，我们几十人所有裸露的身体部位都烧起了泡，住进了医院，可我们一个也没死。
转眼几年时间过去了，招生、招工的事多起来。大勇是排长，很快被推荐上学，可是因为政审时他爷爷辈上有个什么历史问题给卡了下来。招工的可不照顾大勇，来时都带着名单对号入座。
大勇既无门路，又无财路，只能听天由命。
1976年冬天，大勇的女朋友也要招工走了。临走时，她和大勇领了结婚证。草原上的冬天冰天雪地，长途汽车常常十天半个月才成群结队出发一次，以便路途上有个照应。为了确保妻子安全回家，大勇扛着行李，走了几十里地把妻子送到团部。直到把妻子送上了汽车，他才顶着铺天盖地的大雪回连队。
大勇一个冬天都没有回到连队。那年冬天，大勇家里给他写了几封信，可一直没接到回音。家里想一定是大雪断了邮路。连队里当时已经没有多少人，他的家信也没人注意，连首长则以为他一定是送女朋友回城了。当时，兵团里这种违反纪律的事已经司空见惯。
第二年春天，大勇家里还不见大勇回信，急了，给团里写了一封信。团里问到连里，连里才知道大勇没回家，派人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
后来有一天，有人到连队附近的一口井去打水，发现井下有个东西，仔细一看，才知道是大勇。原来，大勇送完妻子往回走，尽管顶风冒雪，但团部到连队的路他也走过多少趟，并没有迷路。可是因为大雪填平了井口，他失足掉进了10来米深的井里。
人们把大勇拉上来，他的容颜一如当初，冰冷的井底完好地保存了他的遗体。他的脸上甚至还带着笑，听人们说，冻死的人都是笑着死的。只是他结实粗壮的10根手指，只剩下短短的半截。那是他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向井上爬的时候磨的。
大勇，你的父母、你的妻子、还有我们，都还在等着你呢。
“司务长失踪了！”消息在二连不胫而走。整个星期天，从连到团的各路人马找遍了营区内外，居然线索全无。
天刚蒙蒙亮，急促的哨声惊醒了我，全班战士迅速着装，整队跑向大操场。韩连长面对全连一字一板：“‘一户那个老牧主刚刚来报告，他家那口枯井里好像有人。现在，二排随我跑步出发。”不祥的预感压在我的心口。
六里地转眼工夫就到了。这是口干涸的枯井。井口窄小，直上直下，有三米多深。吊盏马灯下去，隐约可以看得见两只朝天支叉着的人脚。
司务长死了！
他一头倒栽在井底，脸憋得青紫，额头被井底的石头撞破了，血和头发凝成了团。嘴不自然地咧开着。最令人战栗的，是那双瞪得圆圆的眼睛。我躲闪着望着那双眼睛，蓦然，那双眼似乎又被泪水淹没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从团部回连，路上遇见了司务长。他一脸愁容，心事重重。走到农渠大闸，司务长突然蹲在地下哭了起来，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急切地央求：
“小尹，好小尹！给我帮个忙吧！家里来信了，老娘病得要死，老婆又怀了孩子，我那有残疾的弟弟屁事也干不成。你行行好！借给我几个钱度过眼前这道难关吧！”
我惊呆了，心被揪得生疼。这个泪流满面的司务长，难道就是那个带领我们堵水抢险、挑灯夜战的武成明吗?这个令我敬佩和爱戴、平常一脸乐相、天塌下来也能顶得住的硬汉子，今天竟会为五斗米折腰?
我从口袋里掏出家里刚寄到的50元钱，司务长从中抽出20元放回我的手里，不胜感激地说：“你们每月才五块钱津贴，生活又苦，你自己留点儿花吧。我再从别处想想办法。”
那天，一路上，司务长再也没有开口说话。
现在，他死了。他那微微张开的嘴是想诉说什么吗?炊事班长阎晓亭提供情况：司务长失踪的前一晚，她看见他一人独坐在食堂，对着煤油灯痴痴发呆，后来好像还写了什么。在司务长的衣兜里，发现了他的绝命书：
二连的同志们：
你们是我最亲最亲的人！我愧对你们，在你们面前，我是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为了我那在病中挣扎的母亲，为了我那即将临产的妻子，为了我那痴呆的弟弟，我挪用了大家的伙食费，计500多元。
这一段时间里，看到大家拼死拼活地干，听到大家对伙食的埋怨，我的心里就感到痛苦和不安。边疆生活本来就很苦，而我却还在你们的苦酒中加上黄连。我不是人，我连猪狗都不如！
我在忏悔中煎熬，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乞求原谅。我曾想：今生今世，当牛作马，也要把这笔钱还上。但是，我已经在犯罪的路上走得太远太远……
我受党的多年教育，部队的大熔炉给了我无限温暖，可我却辜负了这一切。我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罪该千人指，万人骂！
在我的那个木箱子里，放有423元6角7分，那是我变卖了手表和其它一些物品凑的，作为欠账的补偿吧。它不足以弥补我的罪孽，却能够减轻一些我的自责。我选择了死！只有死，才能免除我的罪责和痛苦。
一个没有脸面没有资格见人的罪人。
武成明绝笔
1971年10月24日
这封绝笔信，被当作司务长的贪污罪证，塞进了他的档案；后来，又被二连当作了阶级斗争教育的活教材。
当天，司务长就被草草地拉走火化了。
我忘不了那一夜。
像是被扣在一口黑锅里。天上没有一点儿星光，周围没有一点儿声响；各班没有了往日的喧闹，连日来埋怨伙食越来越差的牢骚，也随司务长之死而烟消云散了。
几天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一个邮包，里面是身新军装，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司务长的笔迹：“这身军装是我从部队转业时老营长送给我的，一直没舍得穿，留给你作为纪念。对不住你了。”
谁能想到，两年以后，我离开兵团到山西工作，曾有机会到了司务长的家乡。那是个偏远的石头窝子，烧没烧的，吃没吃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大人们打着赤脚…。
可那一夜，我茫然伫立。只知道司务长走了，他带着对亲人的怀念，带着对自己的悔恨，带着对战友的内疚，带着对连队的歉意。司务长去了，他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贫穷，没有痛苦，没有欺凌，没有那无止无休的爱与恨。
不知什么时候，连部门口高高的沙篙顶上，又亮起了那盏作为营区标志的大马灯，昏黄的光影在荒天黑地的映衬下，很是夺人眼目。
1971年1月13日，在阿巴嘎旗查干淖尔公社乌日根队的水渠工地上，一块巨大的冻土突然倒塌，压在北京知青汪田瘦小的身躯上。一瞬间，她便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汪田的妈妈，一个新华社延安时期的老记者、老干部，从“五七干校”风尘仆仆赶到草原。她接到女儿“病重”的电报，在焦虑中盼望与插队三年一直未归的女儿团聚，但见到的却是女儿那早已冰冷的身躯。
汪田遗像
“文革”开始后的五年间，她已失去了两个亲人。一个是汪田的父亲，在狂飙年代“自绝于人民”，死得“轻如鸿毛”，她只能默诵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将眼泪默默流进心中，等待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今天，她的长女又离她而去。女儿是为了挖水渠，为了建设草原，死得“重于泰山”。也许，她可以因此得到些许安慰，也许，她以为自己的任何失态，都会有损于女儿的形象，都会违背女儿的心愿，她再一次咬紧牙关，任眼泪向心中流淌。
“汪妈妈，您难过就哭吧。”早已哭红了双眼的知青们怕老人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悲痛。
“汪田是为了草原而死的，就把她留在草原上吧。她的遗物我带走两本日记，其余的留给大家做个纪念吧。”
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两天后，当草原上新添了一个埋着白木棺材的坟茔之后，汪妈妈默默地离开了草原。
汪田在草原生活的三年，留给了我们许多感人的回忆。于是，我们连续几天，在劳动之余聚在一起，收集她的事迹。大家委托我，一定要将汪田的事迹整理出来，在报纸上发表。
一连几天，我听着、记着，深夜，在大队部那冰凉的土炕上写着。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汪田，对得起她那失去女儿的母亲，对得起千千万万将青春献给边疆的知识青年。
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反复修改，稿子终于完成了。虽然总有一种“终觉言语浅，不尽人意深”的感觉，但我相信，汪田事迹的本身不需任何修饰与拔高，就能使人们体味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风貌。
初春的一天，我与旗委通讯报道组的两位同志来到呼和浩特，将稿子投给《内蒙古日报》，我几乎毫不怀疑，汪田的事迹一定会感动编辑，稿子一定会见报。几天后，编辑部一位戴黑边眼镜的同志约见了我们。他冷冷地说：“稿子不能刊登。”
“为什么?”我们三个几乎异口同声。
“如果不满意，我们可以修改。”我连忙加上一句。
“稿子写得不错，事迹也很感人。但她是一个黑帮子女。我们有那么多的贫下中农需要宣传，为什么要去宣传一个黑帮子女呢?”
黑—帮—子—女！！这四个字如五雷轰顶。我瞪着黑边眼镜那毫不费力地蠕动着的嘴唇，真想将他如此轻松地吐出的这四个字撕成碎片，塞回他的嘴里，再加上一记耳光——真的，如果我是个男的，那编辑的脸上肯定添上血红的五指印了(今天看来，这个耳光不应扇给那个编辑，而应掴向那个扭曲的年代)
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是如何离开编辑部的，我不想在呼和浩特再多呆一天，只想立刻回到汪田的墓前，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我不明白，为何一个人将自己的全部赤诚以至生命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之后，仍然要在地下背负那沉重的十字架?
回到草原，我的心灵才得到一种慰藉。那些以爱憎分明著称的贫下中农，从未认为汪田是“黑帮子女”，他们称汪田是“玛乃赛音呼很(我们的好女儿)”。每当清明节，当汪田的墓上长出青草时，人们总要来祭奠这位年仅23岁的北京知识青年。
如今，我们都已离开草原，返归城市，汪田仍长眠在内蒙古乌日根塔拉那高高的山梁上。她与我们的青春岁月一起，永远留在了苍茫的草原。
汪田，女，原名汪恬，生于1947年。原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出身于干部家庭，父母均为有革命资历的新闻工作者。“文革”中她父亲受迫害致死，母亲也曾被隔离审查。1968年8月汪田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干淖尔公社插队落户从事牧业生产。1971年1月她所在的大队要修建一条17华里的引水长渠，汪田在报名参加修渠突击队时，特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田”。1月13日她在建渠工地上掏挖冻土层时，一块巨大的冻土突然断裂倒塌，她被压在土层下，不幸身亡。
汪田死后，当地政府和人民把她厚葬于她的殉难地——高柯斯太河畔。阿巴嘎旗政府授子她革命烈士称号
周学工
最初见到徐红巾，是在1974年夏天，阿巴嘎旗卫生局举办的赤脚医生训练班上。
学员们集中的那几日，赤训班的院内热闹非凡。只有徐红巾是单独一人悄悄出现的。她来自南部牧场，大约刚满20岁的样子，中等身材，容貌说不上漂亮，但也不能说难看。她似有意与在场的十几名北京知青保持距离，淡淡地搭了几句话后便站在一边，眼神木然地久久发呆。
培训班开课后我才知道，她原本不是赤脚医生，在班上30多人中这种“半路出家”者也仅有她一人。徐红巾天资聪明，读书很多也很健谈，但有时说着说着她的情绪陡然变坏，眼神里流露出一种难言的恍惚和莫名的哀愁，咬紧下唇一言不发了。这种变化莫测、难以捉摸的性格，使她在班上落落寡和。
有一天，大家都在自习，我去找她借书，见她正聚精会神地读小说《简·爱》那神情不亚于虔诚的教徒在读圣经。后来课上课下常见她捧着《简·爱》，兴致高时，她对周围女伴谈的也多是有关《简·爱》的话题。我对此甚觉愕然，莫非她与书中的女主人公有着感情共鸣?但她还太年轻，似乎该是个情窦未开的小姑娘。
后来，我从其他知青那里得知，她原来是我们那仁宝力格公社的，不久前才迁到南部的牧场。那些知青给我讲述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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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仁宝力格公社时，徐红巾和小L在一个蒙古包住，放一群羊。俩人都是15岁时自己跑来插队的，“文革”那年还都是小学生。小L是个漂亮开朗的女孩，同队的许多男知青都愿意与她来往，以后就连邻队也不乏小L的追求者。住在同一顶蒙古包里的徐红巾，明显地被忽略，被冷落，甚至被遗忘了。
古老沉寂的草原上，寒来暑往，孤独的徐红巾渐渐在一户牧民家里体会到了她所需要的关注和温暖。据说，在一年冬天，徐红巾出去牧羊遇上了大风雪，附近一个叫巴特尔的马倌得知后，冲进风雪把她和羊群一起救回，巴特尔家的炉火和他妻子递来的滚烫的奶茶，使她冻僵的身躯有了暖意，她觉得自已是那么弱小，马倌又是那么魁悟、高大……以后她成了巴特尔家里的常客，常去帮助女主人做家务，照看孩子，她和他也自然成了朋友。
巴特尔是个强干的人，队里最出色的马倌，令队里大姑娘小媳妇们倾倒。队里有时开马拉松会(整日整夜的学习讨论)，会间乡亲们总要恳请巴特尔唱歌，他不一定唱，而且很难求动，即便在场的妻子求他也没用，可只要徐红巾让他唱，他每次必唱。徐红巾去放羊的时候，巴特尔常常坐在不远的山坡上，为她一人放喉歌唱，歌声绵延数里，飘荡不绝。有人还记住了一段歌词：“当我听到马嘶声，我就知道谁来了，我静静地等待；当我听到马蹄声，我就知道谁来了，我静静地等待………“
最令男知青们羡慕和眼红的是，徐红巾驾下往往是队里最快的好马，每天骑过的马也不用自己照料，由巴特尔带到马群放开，第二天清晨又另换一匹拴在徐红巾的包前。他知道她喜欢白色，就特意抓白马给她骑。但巴特尔并未冷落她同包的小L，也常在用马方面照顾L。
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徐红巾带着身孕悄悄回到北京。她偷偷找到表姐帮忙，做了人工流产，并嘱咐不要告诉家人。但此事最后还是暴露了，而且暴露得不是时候，正碰上传达贯彻保护知青的中央26号文件，巴特尔正撞“枪口”，被戴上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帽子，以“强奸”定罪，锒铛入狱。
徐红巾去公检法替巴特尔苦求苦诉，得到的是白眼和轻蔑。作为“受害”的知青，徐红巾被迁离边境公社。大队的牧民和知青们委托小L把徐红巾一直送到南部牧场，并在那里陪着她住了一个月。
不久，训练班结束了，大家各奔东西，以后就再没见过徐红巾。
偶然一次听人说，她回队后真的背起药箱巡医治病了，干得还满不错，当时挺为她高兴的。但不久听说：“徐红巾溺水而死！”她是死在邻队白音淖尔一个叫“扎罕贡”(意为“又小又深”)的湖里了。她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搞不清。岸边放着枪和她的衣服，许多人在湖里捞了几天，一无所获。过了五天，一场雷鸣电闪的暴雨后，徐红巾从湖底漂了上来。有人说，她是去捡打死的野鸭子，水凉抽筋，被淹死的；有人说，她觉得对不起巴特尔，自己不想活了。总之，她的死永远是一个谜。
据说，安葬她的那天，许多牧民都闻讯赶来，当第一锹黄土撒向她的时候，人们哭了。
赴内蒙古插队20周年之际，北京知青重返草原，和牧民一同祭扫徐红巾墓。
文章选自《草原启示录》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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