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祭——山坡上的知青坟茔
1. 山坡，那十座坟茔
2. 魂归故里
3. 边陲芳魂
4. "眼白"
5. 胶林里的一座坟
如果说，二十年前，那个稚气未脱，伫立在山坡上那一片面向东方、令人触目惊心坟场前的十七岁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某一天他会提笔为长眠在寂静山林的十名蒙难者写点什么，那么今天，当我凝视着重返农场的知青战友不久前从那片坟场拍摄的彩色照片时，我的心胸立刻被塞紧了，随之涌动起铺纸提笔的激情。我揪紧了心，一遍又一遍端祥那几张照片：
二十载风雨侵蚀水泥和砖砌就的坟茔早已现出道道裂痕，碗口粗的树就长在坟墓的裂口处；但镌刻在碑上的一个个姓名却依然可辨。她们是：
施桂芬、范金凤、李晓妮、傅国秀、阮国清、周金秀、傅蓉碧、万禄秀、李观玉、晏啟芬。
十个！十个活生生的、活生生的生命！当年还只是十七、八岁的少女呀！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的心一阵阵悸动，我把照片反过来放在桌上，但那白色的相纸却宛若白色的墓碑，矗立在眼前……
从照片上我看到，在当年十名女知青遇难的地方，一株桃树昂然而立，缀满枝头的粉红色花朵，给这片凄冷、荒寂的坟场，带来春的生机。这株当年曾目睹那幕惨剧的桃树，它至今还在默默地、忠实地守护着她们。
……成扇形排列的十座坟茔，座落在大山膝下，宛若山的女儿，静静地守着那一片寂静的山林。昔目的橡胶苗早已葱郁成林，环抱着墓地；旱季掠过飒飒的山风，雨季淌落晶亮的水滴……
我闭上眼，眼前却是一片熊熊火海。呵，我们那蒙难的十位知青姐妹！呵，那是一个毋须用墨笔填写的日子……
公元1971年3月23日——火一样灼人的蒙难日！
亲历或耳闻了那场事件的人绝不会忘记：那天深夜，在云南省盈江县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有十位刚到兵团仅仅七天的成都女知青葬身火海，从此结束了她们年轻的生命。
漆黑的夜，万簌俱寂，疲惫的人们都已进入梦乡，只有紧邻茅屋的一间小窝棚里还亮着微弱的灯光。上海男知青赵国庆仄歪在竹床上，聚精会神地看《珍妮姑娘》。“文革”期间，许多中外文学名著被扣上“封、资、修”罪名，列为禁书。赵国庆知道偷看“禁书”被发现的后果，为避人耳目，他在深夜里阅读这本从一位北京女知青手中借来的小说。赵国庆完全被书中的情节吸引住了。他忘记了疲乏，忘记了劳累，也忘记了身旁用小玻璃瓶做成的简易煤油灯。深夜十二点左右，赵国庆不小心碰翻了油灯，只听得“轰”地一声，火苗倏地窜起，舐着了离地面只有一米多高的窝棚顶。火灾来得突然，赵国庆慌了神，扔了书抓起身边的外衣就去扑火，谁料干草着火，难以扑灭，顷刻间小窝棚里火苗乱窜，浓烟滚滚。赵国庆急忙叫醒同棚的上海男知青黄国平，夺路逃命。
当赵国庆还在小窝棚里枉然扑火时，大火已窜上了紧邻小窝棚的茅屋顶。在那一溜五间、用竹篾茅草搭成的茅屋里，居住着到边疆仅仅七天的六十余名成都男女知青。
又急又怕的赵国庆目睹大火上房，完全慌了神，没想到大声叫醒睡梦中的人们，却自不量力地挥着竹竿去打火，这不可饶恕的错误导致了惨烈悲剧的发生——
大火先从女知青宿舍燃起，火舌吞噬着焦干的竹篾茅草，就像条条喷火的毒蛇，在茅屋顶上蜿蜒而行，所到之处，发出“噼噼啪啪”竹子的爆裂声。
第一间寝室的十名女知青首先被惊醒，此时大火尚未封门，惊慌的少女们清醒后第一个念头便是逃命，她们翻身下床，以极快的动作抓起铺盖顶在头上往门外冲。一个、两个……十个！一眨眼的功夫，她们全都冲出了房门。她们大声呼救，惊慌凄厉的叫声在山野回荡，惊醒了全连的人。
第三间屋里十名女知青身着乳罩、短裤逃出来了。第四间和第五间寝室的二十余名男知青不仅全都安然逃出，眼疾手快的小伙子还抢出了简单的行李。
当最后一个男知青跑出屋门时，整幢茅屋已燃成了火海。早季的三月，八面来风，风助火势，熊熊火焰腾起数丈高，映红了一大片山坡、好几座山岗。
当时，没人想到有人会被烧死。惊慌的人们惊魂难定。当排长带着几个人试图推竹墙、泼水灭火，怎奈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大火持续了半小时，直到“轰”然一声巨响，整幢茅屋烧塌，才收敛了威势。
……残存的火苗跳跃着，捕捉尚未烧透的茅草竹篾，时不时窜起几尺高，立刻又低下去。所幸茅屋四周是刚刚推平的空地，像一道防火带，阻止了更大山火的发生。
余悸未消的人们从菁沟里、山石边慢慢聚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围在余火未尽的茅屋周围。女知青中有人小声哭泣，哭声悲切；男知青有人大骂，大叫要抓放火的阶级敌人；连队干部急急忙忙指挥把伤员送往几公里外的公社医院(逃出的女知青有五人遭受程度不同的烧伤，其中一人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几（后经及时治疗，她们都恢复了健康)。混乱之中，没人想到要立刻清点人。
有人站起来，拿着电筒和竹竿去火堆里拨弄，试图找回一些脸盆饭盒之类的东西。此时大火已完全熄灭，黑夜重新笼罩了四野，山风吹来，两株巨伞般的大青树发出“哗哗”的响声。
就在这时，翻找东西的人突然在茅屋的灰烬里发现了被烧焦的人！
蒙难的十名女知青全住第二间寝室。清理现场的情景真是惨不忍睹：十名受难者被烈火烧得形若枯炭，身体缩至不足一米，面目全非，四肢残缺，难以辨认。她们中有两人抱着一口箱子倒卧在距门不远处，另外八人紧紧拥挤在房间的一角，至死还拥抱在一起……
震惊全兵团的十名女知青罹难事件，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对善后工作作了妥善安排：隆重的追悼会后，死者被掩埋在人们垦荒必经的小山坡上，坟墓面向东方，和连队所在的山坡遥遥相对，使人们永久缅怀。死者家属和受伤的知青受到了亲切慰问。损失东西的知青得到了四方八面的物质支援。
另外，对失职的四连干部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处分，肇事者赵国庆也被盈江县人民法院判处十年徒刑。
岁月流逝。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轻轻捧起墓地的照片，遥望边疆，默默祝愿：安息吧，我们的知青姐妹！
作者：王德云 男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十三团二营，现在四川瑞龙电子有限公司工作。
那是1978年夏天的事。
当时我在团部保卫科当干事，一天早上刚刚上班就接到电话报告，说一营二连团支部书记曾××突然非正常死亡。
小曾我比较熟悉，平时劳动表现很好。他是成都六中的学生，中等个子，瘦瘦的脸，外表很文静，言语不多。上周团部开团代会，我们还见过面，他那份《二连团支部抓纲治国学大寨大见成效》的发言受到普遍好评，怎么会转眼就“非正常死亡”了呢?
带着满腹疑惑，我同科长老朱驱车赶到一营现场。
那是二连附近一个小山坡，坡上有棵合抱粗的大青树，四周是一片茂盛的花生地。小曾已经被人放在地上了，脸色苍白而平静，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一根拇指粗的竹篾绳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医生鉴定，小曾已经死亡约三四个小时。以此推断，他出事的时间当在清晨五、六点钟左右。
首先调查死亡性质。
老职工刘素秋说：“早上出来上工，远远看见大青树上吊着一个人，脚底下还倒着一只木凳，真吓死人了！”
木凳还在现场。经知青辨认，确认是死者平时用的物件。站岗的老张说：“早上天麻麻亮，有个人低着头走出连队，手里提样东西。我喊了一声，他也不理。我认出是小曾，以为他去田里放水，就让他走了。”
转业军人老和插话：“昨天在这块花生地锄草，小曾突然对我说，嗐，这块坡地风水好，有山水有大树，等我死了就埋在这里。我以为他开玩笑，就说要死得趁早，不然别人就先埋在这里了。”
如果死者确系自杀，那么原因何在呢?团支委小林哽咽着说：“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一次支委会。他平时很节俭，从不散烟。但是昨天晚上他破例给每个人散了一支烟，还说了大家包涵之类的话。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反常，但是也没有往心里去。支委会安排了今后的工作，小曾把保管的团费和帐目算得清清楚楚，移交给我，说是过几天要回成都探亲。没想到他走了这条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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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同小曾要好的“黑娃”补充：“昨天他去营部理发，去了三次，硬是理了头发才回来。他还换了一身新衣服，夜里坐在桌子前面写呀写。小曾这个人，性格太内向，即使是好朋友，也不大讲心里话。我见他有些古怪，就劝他睡觉。他不理，还烧了好些信纸和照片。等我一觉醒来，他已经不见了。
我们感到似乎有点眉目，就问小曾近来有没有失恋和遇到重大挫折?大家想了好久，都摇头。
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想到死?而且死前这样平静，这样从容不迫?
下午，一个知青提供一条重要线索：半月前，小曾曾经接到一封成都来信，哭了整整一夜。我们没有找到这封信，可能被烧了。
可以肯定，他的死同这封信的内容有关，可是一封什么样的信才足以摧毁一个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呢?后来我们在他的枕头下找到一封遗书，遗书很简短，是写给他父亲的。没有署名，经鉴定，确系小曾手迹。
我没有欠任何人的钱。爸爸，我对不起你。我不孝。
老朱松了一口气说，基本可以排除他杀，估计这起自杀与他的家庭有关。我凭着一个知青的直觉，觉得这里面似乎还有些其他的东西。
当天我们就返回团部。
在知青办的档案材料中，保存着小曾三次要求病退回城的申请书。最后一次被拒绝时间是在1978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
很快，成都方面的外调信件也证实：小曾在家里系独子，父亲已退休，病重住院，曾两次写信召唤儿子回家。
团部确凿定论，小曾死亡系“自杀”。小曾的后事由组织处理，没有亲属到场。
然而我却久久不能平静。小曾死了，死得那么平淡，仿佛走出连队去上工、去赶街，这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
“哀，莫大于心死”，一个脆弱的人，只因被断绝了回城和孝敬父亲的念头，便毅然决然地做出最后的举动来。他也许是懦弱的，但是他热爱生活，思念他年老生病的父亲，只是性急了一点，便夭折了。
小曾像一滴小小的水花，很快消失在滔滔岁月的长河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点水花、一棵小草，最终都会在大地上消失得干干净净。
仅仅半年之后，波澜壮阔的知青大返城运动开始了。小曾终于没能走出边疆的红土地，但是在每一个回城知青的心头，都寄托着小曾们深深的夙愿。我想，活到今天的人，应当更加珍惜生活。生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每个人都没有权利选择毁灭。重要的是，如果要活下来，也许有时韧性比刚强更重要。
作者：周宪生 女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十团任干事。现在四川省财政厅档案室工作
1979年5月8日，我就要离开我生活和奋斗了八年的这块土地了。
临行的前一天，我踏着黄昏暮色，沿着弯弯的山路，带着满腔哀情，来到了我的同学黄英的坟前。我轻轻放下一束红红的山茶花，最后一次为这座坟丘掩上了一把黄土。
苍茫的暮色之中，竹林声声喧嚣，无边的山峦，呈现一片瓦蓝色，宇宙充满了哀愁与庄严。于是，流动的光阴把我带到了昨天的岁月……
1971年5月20日，我和成都市二十八中二百名知识青年一道来到了云南边陲勐底农场这块土地；黄英也是这其中的一个。
刚到农场时，我和黄英并不很熟悉。她分在山区连队，我分在坝上连队，我们之间相距好几十里。一年以后，黄英因劳动积极、表现突出被农场调到场部服务社工作。当时，我也被调到场部子弟学校当教师，没多久我们便熟悉并成了好朋友。
黄英的个子不算高，1.6米左右；皮肤白净，一张鹅蛋脸总是笑盈盈的；说话谦和，但有个性，一旦认准了的事非干到底不可。
我和黄英刚熟悉那会儿，就感觉到她身上有很多地方与众不同。有几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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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冬，一天夜里我在黄英的宿舍里玩得很晚，索性倒在她的床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夜深人静，只见床边的木箱上，一盏油灯还亮着。灯光下，黄英身披一件旧棉衣，认真看着手中的书，她时而用笔在书上画着，时而放下书本在纸上写着，像着了迷似的。脚下，一床旧线毯紧裹着双腿。我小声说：“黄英。快睡觉了，你晓不晓得现在几点了?你不要命了，明天还要上班呢！”“马上就睡，马上就睡。”黄英一边答应，一边笑盈盈地转过头来。这时，一阵寒风吹过，我赶紧裹着被子转身睡去了。又过了约一个多小时，黄英才上床睡下。从那以后，我常看见黄英挑灯夜读，她那种热爱学习、不怕困难的求知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利用了在云南支边的机会学习了不少的理论知识，也为我八年以后返回成都，在工作上打下了一定基础。我常常想，如果黄英活着的话，她一定比我强！每当我想到这些，一股心酸的泪水便从眼里涌出。
第二件是黄英带菜种的事情。1973年，知识青年第一次探亲假来到了，我们都纷纷回成都探望家人亲友。待返回农场时，包里装满了诸如腊肉、香肠、豆瓣酱、酱油糕之类的食品。黄英呢，包里也是鼓鼓的，但装的不是食品，而是各种蔬菜种子。那时，勐底农场的菜地里没什么蔬菜，莲花白也不过碗口般大，而且皮厚帮老，吃起来就像咬猪草。黄英早就听种菜的工人问过她：“内地的种子不知行不行?”黄英便抱着试试的心情将带回的种子交给了种地人。几个月后，菜地里便出现了一番新景象：莲花白不仅又白又嫩，而且最大的有五、六斤重，花菜长得排球般大；那地瓜更不用说了，最大的赛过大枕头……菜地里的工人高兴极了，他们夸黄英是了不起的好青年！从那以后，我们全农场的职工告别了缺少蔬菜的艰苦生活。
第三件事，就是买带鱼。如今一想起这事，我心里不免有几分羞愧。那是1973年的秋天。这天，农场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半卡车带鱼。在那年月，农场的猪少，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肉，平时食堂里除了一瓢“玻璃汤”以外，什么也没有。一听来了带鱼，大田里的老工人和知青便摔下锄头，纷纷跑到场部来，一下子服务社便挤得个水泄不通。我刚下了课，也赶到服务社，远远地就看见门口一大群人，心想算了，难得去挤。黄英这几天在我这里吃饭，她肯定会带几斤回来的。于是，我掉头回到了宿舍。黄昏降临，我早早地就在锅里烧满了水，只等带鱼回来就洗切下锅。谁知我左等右盼，总不见她归来，大约八点左右，一股腥味飘了进来，我高兴地叫着：“黄英，快把鱼给我，水都快烧干了！”话音刚落，我傻眼了，只见黄英疲惫不堪地站在门口，双手空空。我急切地问她：“鱼呢?”黄英见我这模样，笑了，她说：“我的好老师，农场那么多人，别说半车带鱼，就是一车也满足不了那些在大田里下力气的人啊！算了，我们发扬一点共产主义风格，等以后运来了罐头，我买来给你补上。”她一边说一边上前来抚弄着我的头发。听了她一席话，我闷了半天，用手指戳着她的脸说：“你……你真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啊！”她只是嘿嘿笑着。这一顿，我们只能用萝卜干下饭了，她吃得舒服，我边吃边埋怨。事后，我听见很多人赞扬黄英，在这些赞扬声中，我感到内疚，也使我更深一层地理解了她。
1974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失去了我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朋友—黄英。
那年，黄英向农场要求，每周二、四、六把货物送到连队，方便群众。农场领导立即同意。于是，黄英每到二、四、六便乘着手扶式拖拉机，拉上货物在全农场十几个连队来回奔忙。黄英的名字也很快被农场一千多号人全部知道了。每逢送货的日子，大田里的人总是翘首期盼，一听到远处的拖拉机声，便高兴传告：“黄英来了，黄英来了！”的确，黄英的辛劳使农场职工获得了极大的方便，人们从心底里感谢她。
六月的云南是雨季。这天一大早，黄英便忙碌着装货，我对她说：“昨晚下了一夜的雨，山上的路肯定不好走，今天不要去了吧！”可她执意要去，她说：“大田里的人钱少，一次买不了多少东西，如果不去，她们该又缺生活用品了。何况这是制度，不能破例啊！”隆隆的马达声响起了，黄英一纵身上了车，消失在浓浓的晨雾之中。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永别！
暮色苍茫时，按往常的惯例，黄英该回来了。可她没有回来，大约七点十分左右，一个学生家长气喘吁吁地来到我的住处，还未进门便哭开了：“老师，不好了，黄英出事了！”
“什么?你说清楚些！”我惊恐得几乎叫了起来。这位家长告诉我，下午三点，黄英他们的车从三连出来，沿着山路正朝十连开去，山路泥泞不堪，手扶拖拉机像一匹不听话的野马驾驭不住，在离三连二公里处，突然机身一震，机头脱了缰似地直朝路侧的陡坡顺势而下……只听一声惨叫，黄英她……他泣不成声地呜咽着，我也早已泪流满面。
夜里，漆黑漆黑，我只感到眼前是一片凄凉和惨然。窗外下着苦雨，窗内一盏孤灯，这一夜完全浸泡在哀伤之中。
第二天，黄英的遗体被四个老工人拾到了场部，人们围着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四川知识青年哭泣着；围着这个曾经那么热情、忘我地为他们服务的灵魂悲哀着。人们为黄英穿上了新衣服，把她装进了连夜赶制出来的一口松木棺材里。
下午两点，一支长长的哀悼队伍来到了大青山的山腰上，在一片鸣呜的南风声中，黄英被安葬在这块土地下。人们流着眼泪安葬了她，人们念着她的芳名在她的坟丘上添土献花……。
年复一年，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谁也不会忘记要为这座坟丘拔一把草、添一把土，人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悼念着她，人们没有忘记她，人们忘记不了她。
今天，我就要离开这块土地了，我站在黄英的坟前，多想从土地深处把她唤醒，多想告诉她我们要调回成都了……我多想听到她的回音，多想看见她的笑容……可是墓地静悄悄的，只有风的声音，坟前的小草在微风中不停地摇动着。哦，我听见了，我仿佛听见了黄英的声音，她正在告诉我们：我不走了，我就在这块土地上扎根，我永远热爱着勐底坝这块土地。
作者：范平 女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勐底农场，现在四川省建十二公司经理办公室工作。
“眼白”是个上海知青。他七岁丧父，十二岁亡母，寄伯父篱下捱到十七岁便到云南支边来了。
这个人干活不偷尖耍滑，处人不世故圆滑，对领导不拍马奉迎，性情刚直不阿，说话也硬撑撑的，所以他显得比较孤癖，不合群，并常以白多黑少的眼睛冷眼看人。上海知青便给他取了个难听的绰号叫“眼白”。
眼白是蔬菜班的第五任班长，前四任都因为“损公肥私”而被解职，牛副队长却看中了眼白“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德，请贤出山，关照了他这个美差。
眼白接任不到几个月，食堂里的菜就不单纯是“九菜一汤”了(实为韭菜叶汤)，而开始了吃炒莱见油星、并有酸腌菜的幸福生活。原先夜晚常有“鬼魂”洗掠菜地，自从眼白写了一篇颇有水平的童话式杂文《木瓜树的对话》贴在食堂墙上，不知是知青们照顾他文章写得漂亮呢，还是怕眼白夜有埋伏，菜地也没人偷了。一年过去，冬瓜水瓜大南瓜，萝卜白菜莲花白，木薯莴笋芭蕉芋，苦菜辣椒四季豆……·样样丰收。人们也常唸起眼白的好来。于是便有男老职工想招他入赘，女老职工愿帮他拉扯对象。七整八整眼白在另一个连队相中了长相洋气心眼实在的湖南老职工独生女玉秀。
独有连里的实权人物吴队长不喜欢眼白。因为眼白眼里没有他，从上海探亲回来居然未提油挟肉包糖地去拜访他。而有些知青“心甘情愿”地送他二十斤菜油，入党问题便可顺利解决；送他十斤腊肉入团也好办；送他一架半导体，可换个“把儿”工作；送件的确良，犯错误可免予处分……有的什么也不图，送他东西只因为怕看他那攫取的眼光和青黑的嘴脸。
眼白唯一的兄弟伙，四川知青永康曾劝他：“牛屎堆上还能开啥子鲜花?眼白，不要再自命不凡了！看不惯就闭眼，听不惯就堵耳，你最好把嘴巴也封起来——说话就跟打棍子一样！“人怕出名猪怕壮’，学聪明点，尽量缩小自己的位置。
你经常看到老鹰被人射死，总难得看到蚂蚁被人踩死嘛！把脑袋缩起，把背驼起，给“吴座’提桶菜油去！不然，要遭他收拾……
眼白还未听完，气就不打一处来：“侬啥辰光也变成了马屁精?平常假正经样儿?吾哪哪莫看穿侬！要送侬送，摇着尾巴去送！勿要乱讲脏了阿拉耳朵！”
永康一听好心被当作了驴肝肺，气得用昆明话上海话大骂：“港度！日脓疱！老十三点啾！”转身就离开了眼白。只有玉秀理解他，安慰他说：“眼白，你是对的。做人就要做得正正直直，干干净净，要不然，还不如死了好！不过，你要小心点，“吴座会报复你的！”
半年后的一天，眼白突然收到了伯父病危要他速回沪的电报。这是他在世间唯一的一个亲人，眼白觉得仿佛当头挨了一闷棒，昏昏沉沉。于是，他捏着电报匆匆跑到吴座家里请事假。
昊家充溢着一股浓浓的烤腌肉香味，吴座用手一抹嘴上的油，笑眯眯地招呼眼白：“来来来，坐！四川的腌肉香得很！吃不吃?”眼白木然地摇摇头，把电报递上。吴座看过，便用电报纸擦净手上的油，顺手塞进火塘。火塘里窜出一阵白烟，接着是黑红的火焰，火焰过后一切都成为灰烬了。眼白惊诧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嘴角抽动了几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吴座站起来用手扶住他的肩膀，嘿嘿地干笑着说：“你不要乱想！不会出事的。电报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年月，谁都会骗人！”眼白听到“骗人”两字，就像被黄蜂螫了一口，跳起来叫道：“不！我伯父肯定是病…”“病?当然谁也要病上一病的。吃五谷的嘛，哪有不生病的呢?”吴座又嘿嘿干笑两声说：“马上连里要大会战，把后面那匹山全部开成橡胶带，后勤是后盾，蔬菜班长走了怎么行?还是应以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
眼白不知道他是怎样走出吴家的。天上开始下雨，雨丝千缕万缕扯得他心痛，他感到胸闷得喘不开气，头像要爆裂似地疼痛。眼白想在漆黑的夜里大哭一场，却又哭不出来，憋得喉咙像梗了一块石头。他跌跌撞撞回到宿舍，眼泪这才像开了闸似地无声地流下来……
下了一夜暴雨，野马河水猛涨。河水卷着泥沙和石块在怪石嶙峋的河床里冲撞着，涌起两米来高的浪头，狠命地向岸上扑去。眼白担着一担肥料从摇晃的竹桥上走过，刚碰上吴座从山上下来。他每天都是这样，把知青们赶上山去干活，自己就摸下来睡大觉。这是他的惯例，也是他的秘密。可这秘密瞒不过眼白，因为上下山都必须经过蔬菜地。眼白看见他，厌恶地把头别向一边。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哎呀”一声，吴座掉河里了。眼白一惊，奔到河边毫不犹豫地跳下河去。凶猛的河水没能吞掉这个在黄浦江边长大的青年，却把他往石头上磕碰得鼻青脸肿。吴座终于被救上来了。一些知青背地里评论这件事说：“羊羔救了狼，就不要怪狼的牙齿锋利。”
经过这场惊险，吴座又收了不少慰问品，看望他的人不管真心假心络绎不绝。眼白呢，却害了一场重感冒，发高烧，说胡话，好在除了卫生员来打针，就只有玉秀来照顾他，也还算清静。
大会战结束后，晚上开会学习时吴座总结了会战情况。他先表扬了几个很贴他的知青，然后照例开始骂人。先骂请病假的知青懒惰，然后骂后勤工作没有做好。那天上午，牛副队长在山上批评了吴座的一个“心腹”偷奸耍滑，知青们就抱定了主意看吴座骂不骂他。吴座两眼炯炯地闪着光，脸朝西边开始骂了。大家知道这正是在骂东边的那个“心腹”。“反向而骂”，这是吴座的特点。因为牛副队长批评这个知青时唾沫横飞，这个知青就边擦脸边说：“你说就说嘛，不要打标点！”所以吴座现在的批评真是绝妙得无与伦比：“你偷懒，牛副队长批评你还不服气，这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你说我们老牛有点号，胡说！老牛出身贫农，一辈子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从来没犯过错误！我们老牛一不反党，二不投机倒把，三不乱搞男女关系，这样的好人有什么点号！嗯?…”听到这里，知青们窃窃地笑起来了。吴座把那严厉的目光一扫全场，厉声喝道：“笑什么！还有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感情?我们老牛就是这样的赤胆忠心，你们说他有什么点号?”笑声更厉害了，有些知青已笑得前俯后仰。牛副队长弓背站着，使劲前伸着颇具“中国猿人”特色的脸孔，老实巴交的，还真以为吴座在给他撑腰呢！
眼白没有笑，他笑不出来。愤怒就像炽热的岩浆烧灼着他的心。他突地站了起来：“卑鄙！欺负副队长老实人！吴座，你是什么人，大家心里都明白！平常大战，你把大家赶上山，自己就摸下山来睡大觉，瞒不了我！”吴座吃了一惊，脸上的肌肉一下绷得铁紧，咬牙切齿地瞪着眼白。他嘿嘿干笑几声说：“我是一队之长，就要管家，不管家叫什么队长！我是干部，就既要干，也要布，只干不布叫什么干部！我下山来确有其事，但说我睡大觉，那纯粹是污蔑陷害！胡桂珍！你说说我下来干什么?”胡桂珍是吴座的老婆，一个嘴乖舌巧、心毒如蝎的女人。知青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人精”。她站起来就双手叉腰朝眼白破口大骂：“你血口喷人！队长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废寝忘食，日日辛苦，整天忙了山上又忙山下，他是来帮我磨苞谷了。”“哼！废寝忘食，日日辛苦，你们咋从保管室抬了一袋苞谷回家喂鸡呢?”“眼白”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会场里知青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了：“干部！哼，捞油水的干部！”“偷连里的苞谷”！“刮知青的血汗！”
老狼总归比初生牛核狡猾得多。面对大家的愤怒，他惊恐了一阵，但马上就镇定下来了。他嘿嘿千笑了几声：“你真想得出来，怎么会说我把苞谷拿来喂鸡呢?胡桂珍，你说说，我们会把队里的苞谷拿来喂鸡?”聪明的“人精”马上心领神会，她拍手大叫：“眼白，你欺负老娘是咋的?好心反不得好报！我本想把苞谷拿到家里磨，可以替几位忙不过来的大嫂看管孩子，难道这也错了?反倒遭你的暗算！”说完便泼了出去。知青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被这戏剧性的变化弄愣了。大家互换着眼色。这眼色无所不有：愤怒、犹豫、嘲讽、忧虑，也有得意和畏惧。眼白气得打颤，结结巴巴地说：“你们……真会演戏……”“演戏?嘿嘿……”快快乐乐地做坏事，这也是吴座的特点。胡桂珍气呼呼地抱了一瓶猪油跑进会场放在吴座手里：“我中午就看见食堂里的猪油放在他屋里，本来不想说，看来还是应该揭发。”吴座冷笑着，故意拉长声调阴险地说：“眼白，俗话说不哼不哈，拉屎大泡。你敢于揭别人的短，就应该敢于拉泡稀屎照照自己。食堂里穷得叮当响，大伙儿从早累到晚，一个月才有一两油啊，你这黑心烂肺的人却要偷了去，这不是在喝大伙的血啊！”眼白好像挨了一个炸雷，当时就瞠目结舌。过了一会儿，知青们又议论起来了。有人说：“我以为他多正直，还不是要偷！” “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嘛！”“伪君子！贼骨头！”眼白觉得头顶冰凉，天旋地转，简直要气昏了。在恍恍惚惚中他听见吴座宣布：
“过几天，眼白在全队大会上作检查！态度不老实就扭送分场！”
眼白回宿舍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脑海中重现着中午的情景：吴座的小女儿抱着一瓶猪油蹦蹦跳跳地跑进他的屋，把猪油放在桌上说：“叔叔，我爸说谢你救他，这瓶油给你补身体。”眼白当时想，还是不吃的好，因为接了他的东西就好比借了他的高利贷，一辈子也还不清的。于是，他原封未动地放在桌头。他并不知道这油是食堂的，早知道也不会遭此暗算了。
人一倒霉，什么坏事都会接踵而至。第二天，眼白就在他的屋后发现了两只死鹅。他一眼认出是吴家的，立刻敏感到，灾难又来了。果然，人精来了。她一看见那两只鹅就指桑骂槐。
哪个婊子养的整死了我的鹅?好心黑的人哪！你咋个不死嘛！偷了这样还没有理麻清楚，又偷别人的鹅，我看最后怕是连人都要偷啰！”眼白气得发慌，捏起拳头冲到她面前：“你嘴巴放干净点！再乱骂小心我揍你！”人精愣了一下，随即把脖子扭几扭，撇撇嘴说：“揍我?你没得那个胆量！你敢碰我一根毫毛，老娘把你撕成碎片！”说完提起死鹅走了。眼白气得两眼充血，回屋颓然坐在凳子上。吃饭的哨音又响了，眼白一动不动。他已好几顿没吃了，但并不饿，只觉得一股股苦水在肚里翻腾。
玉秀一连几天没来看他。接着，队里就传着一件新闻：在某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玉秀被迫失去童贞了。传闻的人还神秘地耳语着：“肯定是眼白……”玉秀知道是谁。她悲痛欲绝地哭着，整天不出屋。她是个传统观念极强的女子，觉得没脸见人，更没脸见眼白。她曾经想死，但为了眼白，她没有那样做。
传闻到了眼白耳里以后，他的悲愤、憎恨到了最大限度。
他木呆呆地在山上转到半夜，才走到玉秀门前。门紧闭着，屋内传来玉秀揪心扯肠的哭声。眼白叫她：“玉秀！玉秀！”玉秀开窗一看是眼白，顿时心如刀绞，更哭得气都喘不过来。她自己责备自己：“怎么还有脸见人啊！”“啪”地一声，关上了窗子。玉秀最后那句话像毒蛇一样啮咬着眼白的心，他以为玉秀是在骂他，眼前最后一线生的希望也破灭了。他现在已不再惧怕死神的微笑，反而轻松了一些。他觉得自己已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他发狂地笑起来，用这反常的笑声掩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他把屋子打扫干净，被子叠整齐，写了两张条子连同一块金表压在枕头下面。一张写给永康，请他帮还欠另一知青的两元钱；一张写给玉秀，要她收下这块金表留作纪念。一切交待完后，他像一个喝醉酒的人，跌跌撞撞走出门去。他趁武装班的同学熟睡着偷了他们的一支五六式冲锋枪(这“偷”在他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一切，他做得那么的坦然，他的内心正是十二级风暴过后的平静的海洋。没有比这种屈辱和憎恨更深的了。
眼白往山上走去，他的狂笑变成了嚎啕大哭，哭声十分凄惨悲凉，在黑沉沉的群山回荡。这已经不像人的哭声，而像是深山里受了重伤的野兽的狂嚎。死亡的深渊已向他敞开了大口，身边飞舞的流萤就像地狱里的厉鬼怪笑着向他眨着蛊惑的眼睛。眼白决然地举起枪，对准了自己的头……
永康和几个知青在深山里找了整整五天，才找到眼白的尸首。惨象使人目不忍睹。经过几天的日晒雨淋，尸首已开始发泡腐烂。头比篮球还大，腿比小脸盆还粗。浑身爬满了蚂蚁，衣裤几乎被蚂蚁咬光了，皮肉也被蚂蚁咬了密密麻麻的小孔。这些小动物正排着长队从死者的鼻子耳朵嘴巴里穿进穿出。死者头部有一大窟窿，一支冲锋枪扔在他身旁的草丛里。永康流着泪蹲下来，想用手替眼白闭上那白眼，可他一碰着肉，便一块块往下掉。没办法，本来他就叫眼白，还是让他睁着白眼去吧！
牛副队长痛哭流涕地上山来了。他边哭边捶打着自己的胸，“眼白呀，你是好人，不应该死！我们对不起你，直到今天才找到你……可是，我给你拿来的衣服你已经穿不上了，我放在你身边，你自己什么时候想穿就什么时候穿吧！”他哭得像个小孩子，知青们都难过得流了眼泪。
玉秀发疯一样地跑上来，哭叫着往尸体上扑，人们死扯活拉都拉不开。她披散着头发，手里抱了双新鞋硬要给眼白穿上去。她发狂地哭叫着：“他活着是我的人，死了是我的鬼，他就是化成一滩水，我也要捧回去！”可是她的手和身体碰着尸体的地方，肉一块块地掉了下来，死者那双发泡的脚比鞋大好几倍，无论如何也是穿不上去的。玉秀不哭了，只是呆滞地看着那可怕的腐烂的尸体。她默默地站起来，喃喃地说：“穿不上了……穿不上了……”突然一转身把新鞋抛进了深谷，然后靠在一棵白花树上，呆呆地望着太阳垂落的红色天涯。
别人劝她，她一句也听不见；别人拉她，一点儿也拉不动。她的脸白得像一块殓尸布，嘴里只是不断反复唸叨着：“他穿不上了……太阳升起来…”
她疯了。
作者：邓波 女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七团二营二连，现在成都81信箱子弟中学工作。
群山顺着陡峭的山势向下延伸着，在山谷处转个弯，翻一道坎就直入南定河。对岸是营部，坎上有两三排简易的竹篱茅房，一座傣家人特有的竹楼。坡下水井旁耸立着一株高大的芒果树，再就是散落四周的芭蕉林了。
据说勐定坝像只葫芦，这儿是葫芦口，原地名就叫“芭蕉林”。我们连队——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七团一营六连就建在这道坎上。
记得，那天是“八一”建军节，为了向节日献礼，我们上海、成都、昆明支边青年和当地的傣族老乡、湖南支边老工人，一道走一里多山路，在山腰缓坡处来了个砍坝、开带、挖穴大会战。一时间到处刀飞锄扬，挥汗如雨。
夜深了，劳累了一天的连队休息了。我坐在竹床边，对着昏黄如豆的油灯，看了会儿书，享受着一天中难得的清静。
窗外，四周的群山像墨团似地重叠着，唯有南定河的浪声和同学们梦中的呓语，此起彼伏，交织成一种特殊的曲调煞是有趣。望着窗外的夜空，我的思绪又被今天和明天以及未来的遐想牵引开去……
在边疆的土地上生活了这么多年，真叫人怀念家乡那如毯如织的川西平原，这简直是两种天地！这亚热带原始雨林气候怪得可怕，旱季来了，几个月不下雨，旱得土地像石块一样一锄一个白印。草和树叶干得一捏就碎。每天出工心里要三番五次地鼓劲，那火辣辣的烈日，直晒得你浑身发痛。若是赤膊赤背地干，保管没十分钟，那脊背上就会晒起无数的大燎泡。再过一会儿，身上便会蒙上一层晶晶亮的盐霜。而雨季一来，那雨又成天累月下个不停。蛇、蠓虫、壁虎都爬进屋来与你同处一室，什么菌啦菇的也从竹笆墙脚的这边或那边破土而出。更有那凑热闹的竹笋，已长得抵住铺床的垫褥了。满世界雨打芭蕉的声音，从悦耳到厌烦，最后简直就像针拨神经那么难受。人都被雨下霉了，四肢也长起了不名的脓疮。山上那气得死人的飞机草，前几天才砍了，今天它又生机盎然叶蔓成蓬，在你面前示威了。这样的烂天气，活算白干了。
浮着韭菜叶的盐巴水和几砣吃得人反胃的糯米饭，成了我们精神和肉体的支柱。为了种出国家视若血液的橡胶，我们成天十多小时地在山上伐林烧荒，开带挖穴，从瘦弱的身体中，摄取出超人的体力，超人的毅力，来适应每年从大战“红五月”开始，至“七一”“八一”、“十一”的献礼，直到过一个“革命化”的元旦和春节的大会战。哪个不累得疲惫不堪，哪个不满面倦容?…
这样能坚持多久?扎根边疆的根能扎多深?想到这些我黯然了，心头酸溜溜的。
窗外，远处的山林嘶啦嘶啦地刮风了，墨团样的山影仿佛不断地向我涌来，风越刮越大，撕拉着牛毛毡屋顶，扑啪、扑啪直响。大家从梦中惊醒，憋住气，听着四周可怕的风声。不知是谁吼了一声“房子要吹倒了，快顶住柱子！”大伙立刻用肩顶住一个个柱子，用背挡住被风吹得凹进来的竹笆墙。“哗啦”——大雨来了，狂风暴雨挟着雷电横冲直撞。茅屋渐渐倾斜了，有的人跳出房门想找一个更安全的栖身之处，却被暴风雨打了回来。一种强烈的预感压抑着人们。霎地一道雪亮的电光闪过，紧接着一股狂风，伴着一阵山摇地动的巨响扑下来，把树叶吹得满屋飞旋。房门拉掉，蚊帐齐齐被吹到墙角。大家吓得不知怎么是好。任吹进屋里的狂风暴雨浇淋着。
突然，“大树倒了，快救人啊”的呼救声此起彼伏，听到这撕人肺腑的喊声，大伙一下冲出了倾斜的房子。一阵紧似一阵的疾风，挟着枝叶迎面扑来，抽得人脸上生痛，硬生生地把人刮了回来！当我再一次冲出去时，一团巨大的黑影横在大家面前。原来一株六人合抱的大青树被风吹倒了，刚巧把一排男同胞住的牛毛毡房压塌。它那遮天盖日的树冠倒下来，罩住了一切！从粗枝密叶深处传出的呼救声，在黑夜中颤抖着。唿啦一下，大伙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倒下的树丛。
树干太粗了，用斧头把它砍断。树叶太密了，用双手把它分开。让人窒息的树汁味，熏得大家头昏脑胀，催人作呕。快扒开牛毛毡房顶，快掰开压在同志身上的篱笆！手划破了，脚被钉子刺穿了，指甲盖也扒翻了，血混合着树浆抹在手上脚上和脸上，就这样在树枝的空隙中，几位同志像刚出壳的鸡子似地被剥了出来。他们顾不得伤痛，给抢救的人们指点具体的位置。
糟糕，靠近主干可怕的位置下还有几个！大家更急了，一阵紧似一阵的喘息，合着刀斧砍树的闷响声，粗枝的断裂声和刺破皮肉的惨叫声，更使人从惊吓颤抖的心中，生出一阵痉瘴。风仍然怒吼着，雨仍然抽打着人们，闪电和雷霆更加凶猛。
抢救在紧张地进行，为了剖开房顶，砍开挤压在人们身上的竹笆，多少次雪亮的弯刀划过被埋人的腿、背和颈脖，多险啊！为了断开粗枝，锋利的斧头直落翻飞，要知道，紧贴枝干就可能是同志的腰腹和头部哪！
时间啊！过得太慢，已在女同学的手心里攥成了冷汗；时间又像是跑得太快，分分秒秒在她们心中堆积成可怕的预感，她们伫立在四周，手中举着频频发抖的马灯。几声压抑不住的啜泣，不时招来男同胞的吼叫“别哭了！”是啊，在这恐怖笼罩的黑暗中，我们也快憋不住，撑不起了。毕竟我们也才是一群十七八岁的男子汉，再哭，这人怎么救哪?别哭了！
风雨中，埋压在树下的人一个个救了出来，由女同学们来安顿。闻讯赶来的老连长看着衣衫褴褛伤痕斑斑的男生，心里难受得慌。在清点完被救人数时，才发觉还缺一位上海知青。
气氛霎时又凝住了，可怕的预感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大伙不顾一切地又冲进了大树丛。更为紧迫的砍伐声从这边响到那边。一声声发颤的呼唤顺着树枝喊进去，又从浓密的树叶中折回来，一只只沾满树汁的手，搬着粗枝扒着密叶，一双双被树权划破了的赤脚，从树杆上滑下来又踩上去。不知又过了多久，一个男生陡地叫了起来：“摸着了！摸着了！在这里！”
大家悬在喉头的心一下落了下来。聚拢一看，糟糕，两节粗大的树干下能模糊地看出一截躯体。“快砍树，别伤着下面的人！”大家紧张地看着闪亮的斧头，一下一下有力地挥动，生怕某一斧砍飘，滑向树下的人。喀嚓，树干终于断了，树下的躯体也随着断枝动弹了一下，快，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了出来。他的躯干四肢被大树砸成几节，头已被压得变了形。卫生员来了。他在那还有一丝热气的胸口上摸索着，然后悲痛地摇了摇头：“怕不行了。”这时一位上海女知青再也憋不住，从人群中爆发出悲痛欲绝的哭声。越来越多的女生开始哭泣了。
男子汉也忍不住哭了，那发自肺腑的哭泣声，合着狂风暴雨，在群山中回荡，把夜空撕裂着，似闪电、似雷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被大雨浇淋着，分不清淌的是泪还是雨。凛列的山风不断地吹来，撕扯着一个个颤抖着被雨水湿透了的身躯，分不清是疼是冷。那一双双冰凉的眼光中透着几多的悲痛几多的哀愁，还有冷眸中的不平与愤怒。
南定河边，大家拥着老连长站在陡峭的河边，对着波涛汹涌的对岸，发出声声的呼喊。黑暗中，南定河滚滚的浪涛和呼呼的狂风，吞没了我们的喊声。好不容易河对岸的人听到了喊声，营部除了派几辆拖拉机，用灯光照射我们连队外，也没有其它的办法。猛涨的南定河，隔断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陡地，老连长昏倒了，像一个巨大的休止符号，终止了我们的呼喊。大家只得将老连长扶回连队。
失望和悲哀笼罩着整个连队。一个平日嘻笑打闹的英俊上海小伙，一个千里迢迢来支边的青年李兴宏，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连队里的傣族张老四早就说过：“大青树头重根浅，傣家人从不在树下搭房。”可事情已经发生了，责任由谁承担?又有谁承担得了?在那忙而又忙的岁月里，有着那么多忙不完的事，又有谁有暇去深究这些俗言俚语的内涵呢?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谁有罪呢?回答是谁也无罪，罪在不重实际的树大根浅，罪在大自然中的不自然！
几天来，除了伙房冉冉的炊烟外，整个连队没有一点生气，悲痛仍在咬噬着人们的心。而一种同命运，共甘苦的情感，在人们的心里慢慢地凝聚着，升华着，直至以后的岁月。知青们静静地上工，悄悄地收工，默默料理着死者的后事。
天终于放晴了，大家选了一个好日子，簇拥着灵柩，走向面背靠高山的向阳坡地，将死者安葬在那里。左面是我们用血汗栽种的胶林，右边是我们生息的连队。在朝阳迎面升起时，他可以看到正下方象征生命源流的南定河，还有对岸铺着碎石的公路蜿蜒而去。入土为安，每人都为坟塚培上一锹土，垒上一块砖。还在坟前面树了一个石碑，上面用鲜红的油漆写着：李兴宏同志之墓。下面的落款是：六连全体同志挽。
十数天后，李兴宏的父亲，从上海千里迢地赶来了。看着老人那神情木然的面容，那艰难踉跄的步履，大伙心里难受极了，无言地扶着老人走到墓前，默默地伫立着。老人无声地流泪，那滚滚而下的老泪湿了衣襟，湿了脚下的泥土……
后来老人走了，丢下了长眠边陲的儿子。
几度秋风，几度春雨。坟上塚的蓑草青了又黄，黄了又绿。兵团早已改成农场，知青们也返城多年。而南定河这条生命的河，这条记载着兵团战士血与泪的河，仍然日夜不停地流淌着。岸边茂密的芦苇丛，嗦嗦摇曳，仿佛在向人们低语着一件往事。洁白的芦絮随着河风，纷纷扬扬地飘离河岸，飘向山坡，飘向山草掩没的地方，为十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屯垦成边的七十多位支边青年，护卫着这渐被遗忘的坟塚…
作者： 杨泽 男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七团一营六连，现在成都光学厂工作。
文章来源《青春无悔——云南支边生活纪实》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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