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明：永别了 地坛
《永别了 地坛》撰写于2019年5月1日，真实地记录了克明与作家、散文家史铁生之间的生活片段、岁月往事；歌曲《塬上的星》的创作故事。
克明：蒙古族剧作家，诗人，国家一级词作家。
代表作： 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往日时光》、《绿皮火车》、歌 剧《天鹅》、《公主图兰朵》、音乐剧《金色胡杨》、《苏赫与白马》。
克明的笔下有马驹，有雄鹰，有百转千回的河流，有苍苍莽莽的森林，更有栩栩如生的蒙古额吉和英雄牧人。克明的文字质朴、洗练，有着雄阔的气势，为当代草原展开一幅幅史诗般的画卷。
作家、散文家：史铁生
我与铁生是少年时代的同学，又是伙伴，他是清华附中初643班，我是初644班。两个班隔着一堵墙，一下课，大家争先恐后向外疯跑，去抢阳台下那副双杠玩。铁生是个很灵巧的人，双杠玩的很好，是他教会我双杠上的技巧。13岁，正是野草一样疯长的年龄，看他在双杠那里上下翻飞，不由得你不试一试。玩累了，两个人就坐在杠子上聊天，比比胸大肌，阳光下，操场边，很惬意。
铁生的班主任叫王玉田，是音乐教员，他的妻子叫董玉英，是我的班主任，也是我们两个班的语文老师。
王玉田老师把我选进清华附中的军乐队，我开始学习小号，每天长音、音阶、音程地练习，一年之后，竟很有长进，被选拔进清华大学的军乐团，经常参加各种演出，不知不觉，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能把我俩连在一起的，就是回家的路。每个星期，我们都在一起放学，一起穿过清华园，路过大礼堂前的草坪、二校门，坐上31路公共汽车，到平安里，再一起换上13路汽车，一起在北新桥下车。他家在王大人胡同，我家在雍和宫。我们一路聊着，欢笑着，走过了少年。
再后来，史无前例的革命开始了。我俩的出身都不好，也就一起被打入了另册。再后来，我就去了黑龙江兵团，当了一名锻工，从此天各一方，再没相见。
离开清华附中后，我一直很孤独，陪伴我的，只有怀里的小号。寂寞的时候，我常常在车间里吹奏，只有它，能消弭我的孤独，能让我想起过往。
后来的路，就是一连串的失败和人生的遭际。但因为有这号角，我的希望还不至于泯灭。终于，我以圆号考上黑龙江省艺校，坐进了乐队排练室。学校没有圆号教员，只好让中央音乐学院代培。我的老师是著名的夏之秋教授，我又是他的关门弟子，要求很严格，留的课程很多，每星期的练习曲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北京的家很小，学院又不可能给我提供琴房，只好到地坛公园的西南角，找到一片松林，一块巨石，权当是我练功房，从早到晚，这里就回荡着圆号的乐声。
按常规，每天下午5点，我的课程就结束了，为放松一下心情，总会吹些歌曲，一般都是苏联歌，像《小路》《满洲里的山岗上》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然后就可以回家了。那是初夏，公园里安静极了，只有阵阵鸟鸣陪伴着我。一天，我发现远远的有个人，坐在一只残疾车上望着我，也没有在意，收起谱台和圆号就回家了。第二天，在同一时刻，那个坐残疾车的人又来了，不过距离又近了一点。我没有想别的，又起身回家了。第三天，当我吹完最后一支曲子时，睁开了眼睛，那个人又来了，而且更近了，他冲我笑了笑，点点头:“练完啦？”这是典型的北京人在打招呼。我赶紧回应着，掏出一支香烟，几乎在同一时间，他也把烟掏了出来。点上烟，也就聊了起来。
“您吹的这是什么号啊？”
“法国号，也叫圆号。”
“噢。您在哪儿工作啊？”
“呼伦贝尔民族歌舞团。”
“您是北京知青吧？”
我一哆嗦，烟差点掉地上……
“您是清华附中的吧？”
我极力在脑海中搜索着，他是谁？
“您是不是叫克明？”
我整个崩溃了！这是我的同学？校友？曾经一起演出过的队友？
“认不出了。”他摘下眼镜，“这回呢？”我还是认不出。因为总坐轮椅的人，脸庞会发胖，又有一副双拐在手，真让我想不起来了。“我是铁生啊！”我扔下烟:“铁生？！你怎么这样啦？腿断啦？”他苦笑一下，“要是腿断了就好了，我的腰坏了！从这以下，废了……”
悲夫！
我心疼地看着他的腿。难道这就是我的史铁生？难道这就是在双杠上下翻飞的史铁生？而他却坦然地笑着、说着，还是小时候那种憨憨的笑，平静地告诉我，他的将来就要在这轮椅上度过，再也不会跑了……
两个少年的伙伴，像是两只淘气的小熊，相约到森林深处去采蜂蜜，迷失在浩瀚的黑森林里。多年后相逢，已是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互相讲着分别12年以来的经历，他讲他的黄土地，我讲我的蒙古草原。夜色渐渐降临，地坛里充盈着古柏的清香，有几只喜鹊嘹亮的叫着，叫着……
后来，我提议回母校看看，铁生的眼里放着光。1979年的春天，北京到处在建设，路很不好走。他的残疾车是那种最原始的，车把是直的，握在左手；右手是一个摇柄，像自行车的飞轮，用链条链接起来，用力一摇，车就走了。在那个年代，虽然吃力，但强于轮椅。1979年的时候，还没有二环路，城墙刚刚扒掉，我们得穿过护城河上的破木桥，再穿过地坛，走安德路，斜插到北太平庄，再走北医三院、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就到了五道口了。风很大，他用左手把住方向，我在后面骑车推行，不一会儿就是一身汗。一边走，他一边给我讲陕北的故事，讲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方言，讲他拦牛的故事，回忆着当年清华附中的血雨腥风。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二校门。我们停下来，望着二校门原址上的毛主席塑像，良久无语。走过大礼堂时，我说看看水木清华吧，遂推到了湖边。他点起一支烟，静静的看着岸边的柳丝，荷花早没了，显得有点破败。铁生熄灭了烟，决绝的说:“走，回学校！”
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之间，有个小门，在化学馆的旁边。铁生把车停下，跟我抱歉的说，帮我把尿壶倒掉吧！我低头一看，他双脚间有个白色的塑料尿壶，已经快满了。提起来，感觉有点温热，一根导尿管插进尿壶口。倒完尿，我拿着导尿管问他：“这头在壶里，那头呢？”他说：“在尿道里呗！”我又问：“那这管子每天都用，万一不干净怎么办？”铁生说：“那就感染呗，先是膀胱感染，控制不住，就会感染到肾，最后就是尿毒症。”我又问：“尿毒症厉害不？”铁生笑了：“尿毒症晚期就是死亡。”见到我惊愕的样子，他很轻松的说：“没事，我都好几次了，这不还挺好的吗？”
最先看到的是董玉英老师，她边笑边流着泪水，上下打量着铁生。更多的老师围拢过来，万邦儒校长和韩家鳌校长也来了，最后出现的是班主任王玉田老师，他愕然地注视着自己的学生，强忍泪水，用力握着铁生的手，摇着，摇着，半晌，说出一句话:“只要活着就好！”铁生也哭了，但只是流泪，不言语。不一会儿，又开始笑，那种孩童似的笑。我远远看着他，心想，真是个铁打的人啊！
再后来，我结束了学习，又回到了草原。但这重逢的日子，总在心头掠过。在地坛里，我们更多的是相对无言，他很沉静，总在默默的思索着、思索着，也许，是在结构一篇新的小说，也许，是回到那遥远的陕北，回到重重叠叠的山野村落，因为，那里有他的窑洞，有他的牛圈，有他破碎的青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看着他，也不说话，不打搅他，看他的目光远远地注视着什么……
世界上奇巧的事情很多，我们两家的住房就算一桩。我家原先住在雍和宫墙外的大西仓二号，这是寺庙的房产，在京的蒙古人大抵都住在寺庙附近，因为有许多家乡的青年出家当喇嘛，总会有一些亲情在走动。后来，我家搬到雍和宫的对面，环境也好些。铁生家原来在王大人胡同的前永康，生病后，就住进了我家原来的大西仓二号院。地坛重逢后，我送他回家，吃惊的发现，我们竟在一个院落里！从那以后，我经常去他家玩。那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家里就是史大叔，妹妹史岚和他。两间北房，一个小院，很是惬意。我平均每年一次探亲假，回到北京，常常带回些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土特产，比如牛羊肉啊，呼伦池的鲤鱼和贝尔湖的白鱼等等，有时，还有大兴安岭的野鸡、榛子和飞龙，照例分做几份，母亲一份，大姐一份，弟弟一份，铁生一份。东西不多，是个心意。记得八十年代，铁生已经是中国文学界的名人，高朋满座，访客巨多，真有点不胜烦扰。每次到铁生家，都能看见木门上的纸条，“各位访客，因为主人身体原因，请先预约”。可我从来不管这些，也不会像别人那样彬彬有礼地叩门或按门铃，上前就用马靴“铛铛”地踢门。每逢这个时候，史大叔都会说:“听听，准是克明来了，快开门！”一进屋，自然是欢声笑语，把礼物放下后，通常走向铁生，去看他的笑脸，去握紧他的手。
几年后，我再去他家的时候，发现家里多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女人，她夹着一支拐杖，好像也有点轻度残疾，动作麻利地给我沏茶，又旋风一般地消失在里屋了。我呆在原处，悄声问道，这是谁啊？原来，这就是铁生后来的爱妻陈希米，刚刚从西安来，也是个文学青年，到北京，就是想认识铁生，嫁给铁生！我被这突然降临的幸福震懵了，铁生也感觉不可思议。我悄悄说：“你还行吗？人家可是姑娘，你别做对不起人家的事啊？”铁生羞涩地望着我：“那你说怎么办啊？”
史铁生与陈希米
第二天，我去雍和宫粮站买切面，正好与史大叔同行。
“大叔，那女的走了吗？”
“没有，不走了。”
“那怎么办？人家可是黄花闺女啊！”
“谁说不是呢！唉，真是个好姑娘啊！
“克明，这事你怎么想？”
“大叔，要我说，这真是个好事！您想，您都这岁数了，还能陪铁生几年？再者说了，史岚是姑娘，早晚得嫁人，铁生这病又离不开人，妹妹能一辈子照看他吗？我们同学再好，也不可能长久地伺候他。如果她们俩成亲，您不就踏实了吗？只是铁生这身体，把姑娘耽误了，真对不起人家，有点自私了……”
“克明，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要真能成，铁生妈妈也就放心啦……”
那天买完切面回家后，我跟母亲说了这事，母亲听了，竟然落泪了：“唉，这是前世修来的福啊！天下竟有这样的奇女子……”我的哥哥克光也是残疾人，7岁那年患了小儿麻痹症，每天架着双拐，经常被路人耻笑，推打，为此，我总和别人打架。所以，母亲最心疼患有残疾的孩子，对铁生特别好。铁生能有这般结局，让我们两个家庭都看到了幸福和安宁！
在上海读大学时，我的美学老师是余秋雨。有一次讲到“终极关怀”这个课题时，他说，他最喜欢的小说家有两个人，一个是美国的海伦，一个就是中国的史铁生。“当我们的文学还停留在讲故事的层级时，史铁生的小说已经驶入哲理的海洋！一个残疾人竟拥有如此健康强大的心智，在文学，在对生命的认知上，他的足迹比我们任何一个健康人走的都要远，我们只能望见他的背影……”
我曾问过铁生，你梦见过自己跑吗？他笑了，摇摇头。我又问，假如你的腰没坏，跟我一样拥有健康，你还能写出这么多小说吗？他说，这事儿咱不能假设。我都这样了，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坐在轮椅上想，坐在轮椅上写，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就剩下这一扇窗……
人，不逼到绝处是不会逢生的啊！我的哥哥也是残疾人，但他还能走动，所以，总也经不住诱惑。铁生经住了，他已跌入万丈深渊，只有一线光明在牵引他前行，要么生，要么死。他再也无法站立，他只能让文字载着他的思想去飞翔。世俗的诱惑那么美好，令人无法抗拒，所以，我们无法像铁生那样沉静下来，去拷问自己的灵魂。回想起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其实都很平庸，下乡，插队，拼命工作，渴望能够有所转机，能被推荐上大学，能够参军，或者能够有机会去工厂，回到北京。回来后，又拼命复习，上大学。上了大学，又渴望能够分到好单位，分到房子，遇到心仪的美女，然后成家，抚养下一代；然后渴望挣更多的钱，过上体面的日子。汽车，美女，金钱，别墅，名气……我们都在世俗的海水里起伏沉沦，我们心中的那份童心，一点点消蚀殆尽，偶尔停下脚步，摸摸稀疏的发际，看看微起的肚腩，感慨自己的蹉跎时，蓦然回首，只见行走得最慢的铁生，摇着他的轮椅，早已化入天边的远山之中。不幸。何为不幸？作为一个男人，你最大的不幸也就是成为铁生了，孤身奋战，孤身面对死亡，没有子嗣，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奉献给社会去消遣，但他却让中国的文学抵达了峰巅，这难道不是人生之大幸吗？这难道不是非凡的一生吗？
又过了许多年，铁生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去地坛了。那里，再见不到他的轮椅，也没我的号声……古柏还在，巨石也许还在，但没了人，也就全没了意义。
去年，我们班在陕北插队的同学和董玉英老师聚在一起，聊起了陕北，聊起了插队的生活。我自然想起铁生，想起孙立哲，想起了我们的青春。回到草原，写下一首歌《塬上的星》，是为纪念。录音的时候，我给歌手张虎讲了北京知青的故事，讲了铁生，我说，这歌是献给他们的，假如能有来世，我背也背上铁生去塬上看星星。
当录到 “如果我再活一回，还想在塬上行”时，张虎突然蹲下，嚎啕大哭，再也无法唱下去了……
唢呐响起时，我看见了青春，看见我的同学们竟相迅跑在塬上，跑的最快的那个人，一定是铁生！
永别了，铁生！
永别了，我的地坛……
克明 2019年5月1日 北京
在史铁生的追思会上克明和夫人乌日娜与史铁生夫人合影
我清华附中同学史铁生、孙立哲、邢仪、李桂和胡静，都是当年赴陕北延川县插队的知青。今年，同学们在清华相聚，谈起青春岁月，不胜唏嘘。应黑荫贵之托，为延川的北京知青写下一首歌为念。
（克明 2018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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