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明：我与呼伦贝尔大草原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一首歌。
为了它，我整整准备了 50 年……
1951年，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蒙古贵族家庭。从小，我不知道自己是个蒙古人。那时的北京，民族概念很淡，没有谁强调自己出身于哪一个族群。小时候只是依稀地记得，家里总来一些喇嘛，或是草原上来京开会、看病的亲友，他们身上总有一些羊膻味，从呢子大衣里，从蒙古皮袍中散发出来。
每当这些亲人来过，家里就会有一些草原独有的食品：黄油啊，奶豆腐啊，还有裹着锡纸的奶油块。有时，喇嘛们还会带些炒米来，是用很粗的布袋装好的，也有一些我们很少闻到的气味。问起这是什么味时，母亲总是怀有几分自豪地说，蒙古味儿呗！
在幽深的胡同里，在景山东街一带，我渐渐长大了，直到九岁。1960年的11月，天气渐渐寒冷，我依然无拘无束地玩着、奔跑着，像一匹胡同里长大的马驹子。
有一天母亲哭着告诉我，父亲没了。母亲搂着我们兄弟三人，她哭成了泪人。从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挑起这个家了……哥哥是个残疾人，小儿麻痹症害得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弟弟才6岁，是个拖着鼻涕的可爱小孩。母亲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每天起早贪黑地忙于工作。她是北京蒙藏医院的化验师。这是一个中国最微型的全科医院，专门收治来自草原牧区和青藏高原牧区病人的一所民族医院，母亲会蒙语、藏语，她除了本职工作，还兼着翻译。于是，这家庭的生活担子就落在我的肩上。在母亲严苛教育下，我们渐渐长大了。
母亲的教育从来没有和风细雨过，她手中的鸡毛掸子就是我人生的教鞭。不论哪一门功课，只要是五分以下，那只掸子就会伴着她的怒吼声呼啸而至。而我，竟从没有逃脱、哭泣或求饶。
多年以后，在北京，在温暖的夕阳下，我问母亲，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抽打我，是因为对父亲的恨吗？她摇摇头，叹了一口气，疼爱地看了我一眼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跑啊……
1964年，我考上了清华附中。是这个学校让我走上了一条艺术的路径。学校里有一个文艺社团，每个学生都可以报一个专业。我们的音乐教员叫王玉田，他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派乐器，我分到了一支小号。它静静地躺在号盒中，金黄色的铜制号身，3只键子，一双白手套。王老师说：“这支号很贵，98 块钱呢！你要爱护它，做它的朋友。”
从那天开始，这只小号就没离开过我，一直到黑龙江插队。
文艺社团里有高中的同学丁爱笛和刘益涛，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一年以后，我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时机会来了。1965年12月9日，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30周年，首都大学生要做一个盛大演出，类似当年的《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各大学抽人全力以赴排练。清华大学军乐团的队员们正在农村搞“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好从附中的乐队抽来五名同学，我是其中之一。
清华大学的文艺社团几近专业，水平很高，老师叫周乃森，是专业的音乐教授，从那时起，他就当了我的教员。每天第七节课后，我就穿过小北门，绕过化学楼，来到音乐室。音乐室很大，两层小楼，排练厅很正规。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排练，我们就开始到人民大会堂集中训练，一日三餐都在宴会厅。
排练间隙，我就到人民大会堂的各个角落去玩。要不就看大学生们排合唱（1000 多人）或看他们排练舞蹈。很多年后，贾作光老师告诉我，那时舞蹈队的队长就是我们的胡锦涛。不过，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央乐团的合唱指挥秋里，他英俊、潇洒，总爱和大学生们谈笑，身披一件花呢大衣，暗红格的围脖，指挥的手势让所有人着迷。
终于演出了，原先说好毛泽东要来，可演完才知道，他没到场，代表他的是彭真。
在清华大学军乐团的两年中，除了那一次大规模的演出外，就是每星期的训练，要吹很多曲子，要学五线谱，要练习很多枯燥无味的教程，还有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比如每年的“五一”或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上搞狂欢。金水桥前有三个巨大的圆圈，年年位置不变：中间的是中央民族大学，东侧是北京大学，西侧是清华大学。而我们乐队永远比那两个学校演奏得要悦耳许多，乐队阵容也强大，舞蹈队也不错，但稍逊于中央民族大学，最一般的就是北京大学了。
最后一次狂欢节是1966年的“五一”。每个院校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狂欢节的秩序井然。突然，我看见广场的探照灯一齐射向我们这里，把天安门城楼照得雪亮，扩音器中传来了《东方红》的乐曲声，我预感到毛泽东要出来了，就起身向旁边的金水桥跑去，这时才发现，四排军人席坐在地上，已经隔开了一个通道，毛泽东的敞篷车缓缓地开了过来，他的头发有些花白，散乱着，用帽子向学生们挥舞，我的身后一片混乱，人们欢呼着万岁，震耳欲聋，每个人都激动不已……
当一切都结束后，我回到清华大学的方阵里，看见周乃森教授含着热泪在愤怒地咆哮，一位上海籍的大学生满脸沮丧地站在他面前——原来，我们乐队最珍贵的乐器，土耳其大钹被人群踏碎了。“五百美金啊，你知道吗？怎么这么不小心。全中国才两片，中央乐团一片，清华大学一片，就这么完蛋了！你赔得起吗？！”
16天以后，《5.16 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整个清华大学、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破碎了，就像那片土耳其大钹一样破成了碎片……连同它破碎的，当然还有我的梦，这是我的音乐之梦。
不懂音乐的朋友很难理解，这个梦想有多么美妙。当号身握在你的手中，当你把号嘴轻吻在你的唇间，深深地吸进一口气，闭上眼睛，气流冲过你的嘴唇流进了号身，那清脆而又悦耳的声音便奏响在天地之间。哪怕是音阶或音程的练习，哪怕只是一个长音，它会让你的灵魂插上乐思的翅膀，在云中翱翔，美妙无比。
我从未奢望当一名作曲家，我只梦想当一名乐手，坐在清华大学的乐队中，我的面前是谱架，谱子上爬满了音符，它们会让我的心飞翔。
血腥的揪斗开始了，疯狂的口号开始了，大串联开始了。清华园里，到处是席棚做的大字报廊，各种文章在人们的笔下激越着，皮带翻飞、血沫奔涌。半夜，经常被破碎的玻璃声惊醒，被惨叫或口号声惊醒。
多么好的一个中国啊，破碎了……
我的老师王玉田害怕我们参加武斗或闯下其它的祸事，把北京的许多中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革命路线宣传队”（简称“路线”），1000多人的规模，又开始了排练和演出，宣传队的住址在北京建筑工业学校，那是一所中专学校。所有的曲目都是他带着一些高中同学创作出来的，很震撼，很好听，有点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们演出了很多场，出了大名。
那段时间我的音乐之梦又开始复苏，认识了很多优秀的音乐家。有北京十三中的孙维毅、陈天航；有二十五中的萧平（著名诗人萧三之子）、邹海岗；有中央乐团的首席小号陈嘉敏；芭蕾舞团的首席圆号杨洁……我的小号水平明显得到提高，与此同时，中国之乱也到了极致。
1967年12月，当革命走入末路时，“路线”也解散了。我报名去了北大荒农场插队。那一年的冬天出奇的冷。我们一行500名北京知青坐上专列，告别首都，告别校园，告别了我们的少年时代，在车轮的轰鸣声中，一路向北呼啸而去……
在兵团，我成了一名锻工。
从16岁到24岁，我在炉火旁，在铿锵的大锤声中度过了8年青春时光。身体渐渐壮硕起来，也长得高大起来。不管工作有多累，我身边一直有那把小号陪伴着。想家了，挨整了，绝望了，我都会在黑暗的锻工车间里吹响它。号角声从破窗里飘出，带着我的灵魂，飞向天宇之间，飞向白茫茫的雪原上……
我离开北京的第二年，母亲和爷爷乌宝（科尔沁左翼前旗的末代王爷、扎萨克）被押回老家，囚禁、批斗。爷爷乌宝被天津知青打死，母亲也几次险些遇难。当她5年后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时，身上三处骨折，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有屋顶的房子里过冬了。随着那片轰然坍塌的牛舍，她逃了出来，此后被允许在一个窄小的柴屋内度过最后一冬……
厄运，一直缠绕着我。贵族，这顶帽子一直跟随着我。我努力工作，我冲在最危险、最困难的第一线，想得到和常人一样的待遇，但，一切都是徒劳。渐渐地，我变得狂野起来，打架、斗殴，寻找着一切机会去报复。刀子、斧子、钢叉、扁担……我用一切可以得到的物件做武器，去挑战别人。我力大无穷，我步履灵活，我胆大心细，我的眼睛里总闪着仇恨的光。
母亲解放后，她知道了我的野性已经无法控制，早晚要出事，旋即让格根姐姐、巴拉吉姐夫托人，把我调到了呼伦贝尔嵯岗牧场插队。命运之神让我回到了草原，回到了自己的族群中。
当我伤痕累累从黑龙江兵团回归到草原时，我已经从一匹北京长大的小马，成长为一匹四蹄矫健，威风凛凛的野马了。
回到呼伦贝尔草原，再也没有歧视，再也没有告密，我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奔跑，自由地让精神在天地之间飞翔了。从一个禁锢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在一片宁静得可怕的草原上行走，那份喜悦，那份族人给与的温暖与亲切，让我狂喜，让我忘记了伤痛，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浪漫的气质与浪漫的情怀，从此在心中扎下了根，我贪婪地注视着每一根小草，每一朵白云，每一只羔羊，每一匹骏马。
我再也不愿意从马背上下来，我骑着自己的那匹马，走近湖水、走过沙丘、走过森林，当我纵马跨过河水时，我回身望着四溅的水花，心情竟像鸟儿一样。
再后来，我被抽到牧管局文艺队，走遍了境内的十几个牧场，从岭西到岭东，从多雪的冬天到杜鹃竞放的晚春，我和我的法国号一起（此时的我已经由小号改为法国号），又走过了三年难忘的时光。
当我28岁时，终于考上了黑龙江省艺校的呼盟民族班，成了一名学生。考试，这个梦寐以求的事，竟然在我身上实现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这种出身的人也可以参加考试啦！
此前，我也经历过很多次考试，但都因为我的出身而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考试是1972年夏天，上海音乐学院来黑龙江兵团招生，我得到了消息，非常激动，就偷偷从车间溜出来，带着我的小号，穿过北部危险的沼泽地，来到团部。20 多里地的奔袭，让蚊虫将我的身上叮满了大包，最不幸的是，嘴唇上被叮了一个硕大的包，肿的老高，又疼又痒，我心想，这可不是好兆头。
第二天，见到了老师，报上了名。满屋子的考生中除了唱歌的就是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只有我一个。我吹完教程，又吹了两首曲子，《小将军》和《苏格兰的蓝钟花》，老师的眼中闪着喜悦的光，这让我充满了自信。
当我走出考场时，军务股长远远地把我喝令过去，臭训了一顿，说：你这种出身的人还敢私自跑来考试？赶紧给我回连队写检查！
天塌下来了。我一步一步沮丧地回到连队，回到车间。天已经黑了，我点燃炉火，烧红了一块圆钢，将它烧得发了白，流淌下钢水，放在弹簧锤的铁砧上，用脚向踏板拼力踩下去，耳畔是巨大的、快速的锤击声，钢花四射，将黑暗的车间映得雪亮，直到那一块圆钢发红发黑，我一扭头，它滋滋叫着，从我手中的铁钳中飞了出去，击穿车间的玻璃窗飞到了窗外……我抬起眼睛，看见我的师傅手里端着一碗面条，在门口愣愣地看着我发疯，我实在忍不住了，扑在他怀里失声痛哭……
第二次考试是1978年夏天，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由欧阳儒秋老师和马精武老师辅导我的诗朗诵和小品，我信心十足。可到了报名那一天我因没有“政审合格”的材料，被拒绝报名。
我发了疯地从小西天冲向西单的电报大楼，挂长途回牙克石牧场，请求给我出一份政审，又被政治部的主任臭训一顿，说你母亲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应该让北京市卫生局来一个函，根据那个函，我们才能出手续。但因为你私自回北京参加考试，理应处分你，所以，即使公函来了，也得明年才能出具政审。况且，你目无组织，这个政审不可能合格。
天，又一次塌了下来！
无奈，我只好打点行装返回牙克石。途中，经过一个叫通辽的地方，旅伴们告诉我，这就是哲里木盟，这里也有一个歌舞团。我考虑了三秒钟后，跳下了火车，背着圆号，雇了一辆毛驴车，向歌舞团走去。
真是好运气，团长、乐队队长都在，一共四位领导听了我的演奏，很满意，让我在外面等结果。
20分钟后，结果出来了，被拒绝，理由是年龄太大了，那一年我27岁……
我孤独地走向火车站。团里一位拉四胡的蒙古小伙儿追了上来，听说是宾图王的孙子来考试，他很想见我，一路上聊着来到车站。我用仅剩的五元钱买了两碗面条，吃的同时，他还教会我一首著名的东盟民歌《宾图王》。
下午，我搭乘一列更慢的火车，向牙克石进发。第二天早晨才过兴安岭，到伊列克得车站时，我已经饿得不行了。摸摸身上，仅剩两角钱。
正好这时列车员扫地到我们车厢，我赶紧帮他清扫满走廊的瓜子皮、烂纸……他可能猜出了我的难处，给我送来一茶缸子水和两个列车上卖的饼子，我狼吞虎咽，总算把这一程熬了下来。
这便是我人生的第三次考试，不但完败，还差点饿死。
回到牙克石不到一个月，由呼伦贝尔盟民族歌舞团托管的，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呼盟民族班就开始招生了。感谢呼伦贝尔，我才获得了学习机会，才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才实现了自己追求音乐、追求艺术的梦！正是因为这个艺术的平台，我才进入了这座神秘的殿堂，从而拾级而上，一步一步地追逐着我的理想。
做乐队演奏员时，我可以每天端坐在琴房，连续十几个小时的去吹奏。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时，我的练功场所在我家附近的地坛公园。哪怕天下着大雪，我也岿然不动。
我的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铜管系主任夏之秋教授，他为了探知我是否练功，竟然冒着大雪来到地坛，寻着号角声，在空无一人的公园，老人远远看到自己的弟子在松林之间刻苦地吹奏。
做话剧演员时，我会为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撰写演员自传，将其人生轨迹设计得合乎人物性格逻辑，为他每一个戏剧动作找到前世因由，为每一句台词找到强烈的内心依据。
繁星之下，在宁静的夜晚，我会大段大段地背诵话剧《蔡文姬》《无辜的罪人》《在底层》《海鸥》和《曹操》中的片断，如醉如痴地默诵《古诗十九首》《诗经》《孔雀东南飞》，仔细品味宋词、元曲中的精彩篇章，让自己的灵魂飞向千年之前，星汉之上，银河岸边，去寻觅那一位位古人清冷孤傲的身影……
哪怕后来到了新闻工作岗位上，穿越着祖国山山水水，我也要抽一点闲暇，在哈萨克的毡房里，在藏民长叩的途中，在山寨崎岖的路径上，在寺庙，在教堂，在学校……在每一处贫寒而又纯净的村落，去寻找那一双双清澈的目光，去感知那苦难中简单的欢乐，去品尝泪水中的苦涩与诗一样美好的清纯笑容。
现在回想起走过的路，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只大手在牵引着我。呼伦贝尔，我在这片草原工作的十年间，已把她读遍。我是合撒儿的后代！我知道这是可汗分封给我祖先的土地。700多年后，他的一个生长在北京的子孙又在此拥有了自由，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她太辽阔了。这里有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还有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三个较小民族，构成了她文化上独特的多样性。这些历史的，人文的，自然的多彩特质，高度浓缩于一个地方，在中国实属罕见。
我长久地审视着这片神秘的大地，吸吮她的乳汁，等待着一个机会的降临。
这个机会终于来临。2000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专题系列节目《走进西部》时，去广西防城港京族三岛拍摄样片，临行前，从乌兰托嘎处得到一首新写的曲子。这是个大调的蒙古旋律，音乐线条清新流畅，阳光明媚，呈示部简洁明朗，副歌起伏飘逸激昂，让人过耳不忘，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
我把它仔细叠好，放在胸前的衣袋中，上路了。
在海边，我病倒了，溽热与海鲜击倒了蒙古人。
一日，我坐在防波堤上，凝望着眼前的大海。它涨潮了，一波又一波的海水，向我涌来。天，渐渐暗了下来，大海很狰狞，远没有草原母亲的那份慈爱。风浪中，乌云在积聚，天边竟有几条闪电像海蛇一样游动在海天之间。我一回头，望见了西沉的落日，她把天空涂上了一层赭红和桃金色。
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草原！这里是祖国的最南端，向北是广西的十万大山，再向北，就是武陵山、大巴山、嵩山、泰山、燕山山脉，再往北，不就是我的兴安岭，不就是我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吗？
我赶紧从胸口的衣袋中掏出那首乐曲，一口气，将心中对呼伦贝尔草原母亲的情思流淌在这页小小的纸上：“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五分多钟的时间里，一挥而就。从草原，写到了山岭，又用山岭那只雄鹰的翅膀将二者牵连到一起。草原山岭都有了，情感的宣泄还不满足，又写到了我们著名的额尔古纳河，让它成为三千多条河流的代表，来表达每一位牧人，每一位游子对草原母亲的思念。最为动情之笔还应该是这一句——“白云朵朵飘在我的心间。”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否到过草原，只要你一开口，呼伦贝尔草原就会在你的心间浮现。
这首歌，仿佛是我与呼伦贝尔草原前世的约定，在我生命之中孕育了五十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期间竟有几次命运之神与我擦肩而过！如果当年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呢？如果我没有转插到呼伦贝尔，而像其他知青一样返城回北京了呢？如果我后来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当了一名演员了呢？如果我考上了哲盟歌舞团，从此生活在通辽了呢？如果我顺利地调入中央电视台，再也没有返回草原呢？如果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留在上海滩，成了一名上海电视台的导演呢？
那么多的如果中，有一个如果成真，就都不会有这首《呼伦贝尔大草原》。
这是一条灵魂中奔涌的大河。从北京的胡同中发轫，用生活中的苦难和泪水、汗水，点点滴滴汇集成了细流，再用50年的时光去等待，等待冰雪消融的时节，等待万千条小溪的汇聚，然后，才从高处奔流而下，欢叫着，翻涌着，带着春姑娘的气息，向母亲草原呼啸而去！
这首小小的歌词，应感念我清华附中的董玉英老师，是她教授了我最正宗的汉语文；感谢清华大学文艺社团，它让我从少年起就怀有高远的志向；感谢黑龙江八年的苦难生活，它给了我血性和体魄；更感谢呼伦贝尔草原的十年生活，它让我有了自由的精神，浪漫的情怀和蒙古血脉的回归……
一首歌，竟然是我的一生！
一首歌竟然是我前世的约定！
我想，再过100年，它也许已经变成了民歌，人们不记得它的作者是谁，而它还会飞翔在草原的上空，飘落在人们心头，给人们带去欢乐。
朋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愉悦的呢？
克明，本名包·耶希扎拉森，蒙古族，1951年生于北京。剧作家，诗人，国家一级词作家。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同年插队到黑龙江兵团、锻工。八年后转插呼伦贝尔草原。曾任呼伦贝尔盟民族歌舞团乐队演奏员，呼伦贝尔盟话剧团演员、导演、编剧。1984年调至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1985年任内蒙古电视台导演，199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1995年任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记者、编导、主持人。
代表作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往日时光》《绿皮火车》；歌剧《天鹅》《公主图兰朵》；音乐剧《金色胡杨》《苏赫与白马》。克明的笔下有马驹，有雄鹰，有百转千回的河流，有苍苍莽莽的森林，更有栩栩如生的蒙古额吉和英雄牧人。克明的文字质朴、洗练，有着雄阔的气势，为当代草原展开一幅幅史诗般的画卷。
作词：克明 作曲：王晓弘
演唱：敖都 编曲：乔建军
《向北方》是一首情感真挚，用心谱写的知青歌曲，四十三年前的两位知青，如今已成为了著名的词作家和作曲家，他们就是著名的蒙古族词作家克明和作曲家王晓弘。三年前的知青聚会，克明写了这首令人难忘的《向北方》。
我曾站在草原上
人生之路多迷茫
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我用一生来珍藏
我曾走在草原上
穿过田野和山岗
那一声金色的号角
我用一生去回想
向北方 雁成行
兄弟姐妹回故乡
大草原 多宽广
一行热泪 落心上
如今回到草原上
胸中热血在激荡
那一组发黄的老照片
我的青春在闪光
向北方 雁成行
兄弟姐妹回故乡
大草原 多宽广
一行热泪 落心上
作词：克明 作曲：乌兰托嘎
演唱：布仁巴雅尔
作词：克明 作曲：斯琴朝克图
演唱：齐峰
作词：克明 作曲：乌兰托嘎
演唱：图雅娜莎、孟和乌力吉
来源：新三届、内蒙古文史研究馆、腾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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