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剪影】渐行渐远的兵团兄弟
【知青剪影】
——渐行渐远的兵团兄弟
一. 渐行渐远的六九届兄弟 ——记小为
二. 人生“三变”——记小袁
三. 最后的知青——记老郭头
四. 阿良之死
五. 长脚之命
六. 红鼻子”轶事
七. 他们为何早逝？
上山、下乡、留守、返城，是一代知青50年来的共同命运。但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因出身、机缘、性格、观念等多种原因，却留下了千差万别的人生轨迹——是必然，也有偶然。
我在生活中是比较粗心的，以往的交游也不广泛，但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完全冲淡记忆，仍有不少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的人和事在不时地拨动我的心弦，促使我萌发了摄取其剪影的冲动。
显然，记忆，有可能出现偏差；镜头，受制于角度；描述，也有词不达意、力不从心的时候。好在，将要摄录的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即使有欠准确，造成误读，相信也会予以谅解，加以包容的。
于是，习惯性地坐到电脑前，随着双手敲击键盘，眼前的屏幕上流泻出一行行的文字。写谁、写几人、何时写出，都无定准；写深、写浅，是否变形，亦很难说。重要的是开始，一旦开始了，那就随其自然吧！
一
渐行渐远的六九届兄弟 ——小为
今年，距小为远行已经八年了。
1969年8月，我们是乘同一列火车从北京去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他才16岁。
16岁的他，十分天真，误信了兵团来京某接收人员的话，竟与同龄的那拨69届（全称为69届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上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的孩子们以为到了连队，什么都会准备齐全，居然连饭盒、碗筷都不带一件。结果，到达驻地11连开饭时碗筷全无，顿时都抓了瞎，纷纷吵嚷着要“大花碗”（当时部队使用的白底带绿纹的搪瓷碗）。其中，嗓门最大的，就是他。
当然，他们还是很快地面对现实了。特别是他，逞强好胜，干起活来，既不惜力、也不服输，毫不逊色于早他一年来的各地老知青。在麦台，装车、入囤是力气活儿。相比较，上跳入囤，比纯粹装车难度更大。除了力气，还需技巧。可他，三级跳、五级跳，三五米高，全不怵，照样是扛着麻袋就上。初时，立肩，只能扛一百三四十斤。走平地，还凑合；但是上了一尺多宽的跳板，上下一颤悠，可就左摇西晃起来。弄不好，还会连麻袋带人都从跳板上摔下去。毕竟年龄小，身子单薄，又没经验，很难把控。
但没多久，他就能扛着一百八十斤的麻袋，飞步上跳了。上身不动，两脚紧捯，随着跳板有节奏的颤动，貌似小跑般地上到囤顶。一手抓紧麻袋的底角，身一侧，肩一耸，未扎口的满袋豆粒就倾泻而出。通常，我们知青扛麻袋时，大多数人都会用一只手抓着麻袋的一角，以起到把控的作用。但他，孩子气足，有时会效法老职工，竟把双手反背在身后，要的是洒脱，透着的是自得。当然，这种表演也有演砸的时候——即使硬撑着，麻袋仍然倾覆，豆子洒了一地。
其实，在11连，我们只呆了半年，之后便作为同一个武装班的战友，一起调到了远离团部、僻处山中的武装连——19连。说是武装连，是因为有警卫我师战备仓库的任务，所以扛过枪、站过岗；但依旧要开荒地、干农活——双倍的辛苦。
几年间，他打过石头伐过木，还到马号挥过鞭。常常是身上破棉袄一裹，腰里粗麻绳一勒，驾着马车，赶着牛车，顶风冒雪翻山路，去团部为连队运物资，进密林为职工拉烧柴。早出，晚归，冷热食宿全无定规。
几年间，知青不断地成批调离，曾经拥有180来人的武装连队缩编成了只有一二十个知青的轮训队。一次又一次的战友分别，他学会了喝酒——60度的白酒。从二三两到六七两，在醉酒中消减离情带来的愁闷与对莫测前景的迷惘。
一年又一年的时光流逝，他学会了抽烟。先是买两毛多钱一盒的“葡萄”“迎春”牌烟卷，继而自裁纸条卷烟泡，在吞云吐雾的同时，与伙伴们玩拱猪、打桥牌，化解工余的无聊和不时涌起的乡愁。
冬天的周日，他想到了滑雪。自制的桦木滑雪板极其简陋，连滚带爬更是常事，却吸引了好多个知青起而效仿。夏季的傍晚，他总要高声吆喝大家去山坡下的空场上打篮球。人不够，就招呼老职工子弟，全不管他们与知青不同，晚饭后的宝贵时光往往需要帮助家人收拾自留地。平时，看到我画画，他也曾拿起了画笔；看别人根雕，他也搜罗过不少树根。可惜，都只是心血来潮，不久就放弃了。倒是对乐器，有着天然的喜好，遇到郁闷的时候，山坡上、树阴下，光着个膀子弹吉他，堪称是连队一景。
记得，那些年里，不是节日，连队是不会杀猪的。所以，赶上元旦、春节，食堂包顿肉馅饺子，谁不是畅开了肚子拼命吃。通常，都是以班为单位，拿着脸盆去食堂打饺子。一盆未吃完又去端一盆。那一年的国庆，当大家的肚子都已鼓胀起来的时候，有人言道：“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怎么办？”“想法子再多吃几个呀！”“什么法子呢？”说笑间，已有人飞奔出门去往坡顶的小学校。
干什么？悠单杠。
是谁，还用问吗？——准是小为。他就喜欢搞笑出洋相。
“加快消化，就可以再吃几个喽！”喊得山响的哑嗓子，引得女宿舍的同胞们也都出来看热闹。
于是，又跑过去几个响应者——与他年龄相仿佛的69届。边跑，边回头冲我们嚷：“给我们多留几个饺子！”
当然，这是彼时彼刻苦中求乐的人来疯、瞎起哄，当不得真。想想他们的年龄，还没有超过20岁呢——不过是些青涩的大男孩罢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文体细胞比较丰富的缘故，实际上只有小学学历的他，竟在连队小学的教师岗位出现空缺的时候，充当过一段时间的文体教师。别说，教学效果还不错，小学生们都挺听他这位活宝似的大哥哥的话。
很遗憾，调离得早了一点儿，他没能等到1979年大批知青的返城潮回归北京，便于1977年辗转去了两广，先是玉林，后是湛江。更遗憾的是，韧劲也少了一点儿，在“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没能再试第二次。其实，以其69届的文化根底，试图一举考上大学，确实难为他了。当时，我们在书信往返中交换过意见，曾劝他趁着年轻、记忆力好，专攻外语。他赞同，也努力完成了一年半的电大英语专科班的学习，还曾试着翻译短文，但最终仍未继续学下去。
于是，结婚，扎根于南国。但难以逆料的离异，又使他肩负起当爹又当娘的两副重担。从小学到中学，他对女儿的教育是抓得非常紧的。也许，事业上，他不很顺心。开过龙门吊，搞过外调，还当过导游，跑跑颠颠，什么都干。但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却比我们许多人更为专一、竭尽心力，且有绝招。曾经，单位要派他去上海进修，但为了照顾女儿，他放弃了这个关系到个人前途的机会。一小，他就注意培养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为了激励孩子奋发上进（自然，也有增加经济收入的考虑），他还一度在工作之余自制羊肉串去卖，甚至把摊位摆到了本单位的门口，全无顾忌。
自从女儿上大学离开了湛江，从电话交谈中我能隐约感到他内心的孤寂。尽管，他轻易是不肯表露出来的；而且，他交际广泛、有各类朋友，日常生活似乎并不单调。
好玩、真率、任性、大大咧咧、口无遮拦，是小为给我们的表面印象。但实际上，他也有精细的一面，骨子里心高气傲。他可以跟现在单位里的哥儿们拼酒，与同事打球，但如果有机会，他更愿意和我们老三届荒友交流思想，谈文说艺，回首知青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打球，他不服输。玩乐器，不限于一种。除了卖羊肉串，他也尝试过装裱书画、开设画廊，但对情节性、趣味性极强的武侠小说却是不屑一顾。然而，他的荒友都远在北京、上海、哈尔滨……。他只能拼酒，让酒精把忧郁驱散，以麻醉身心；他只能打球，让汗水带来疲惫，送自己进入梦乡。
设若当年，他也回到北京，以其广泛的爱好、聪颖的天赋与学习的热情，其人生的轨迹或许会有所不同。毕竟，这里，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这里，有较好的学习环境、抚育他成长的亲人与可以交心的兵团荒友。但人生没有假设。
30多年间，每次来京出差、探亲，不管待几天，他是必来我家报到、必与荒友相聚的。开初，我只有9平米的小屋，七八个人挤在一堆照样聚。以后，搬进楼房，相对宽敞，聚会的次数也就更勤了些。来时，才进小区，未到楼下，他已扯开了嗓门，呼叫我的名字。声音之大，响遍小区，我在五楼的屋内听得一清二楚。
然而，他竟于2009年的2月13日永远地走了，年仅56岁。从发现喉癌到扩散身亡，不过半年。半年里，他与病魔抗争过，先是手术，后是放疗，再又化疗。一度乐观过，手术后买了不少历史书，发短信跟我讲：“躺在病床上，又不能说话，就看书，补补课。”也痛苦过：“这放疗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如今，在我的手机里，仍保留着他在意识清醒、手指尚能按键时给我发送的最后一条短信：“其它事情都安排好了，放心！”
“放心”，是让我们这些惦记着他的荒友“放心”。可我知道，他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女儿，当时还在读研，前途未卜。好在，她的女儿是争气的，几年前已经研究生毕业，并在上海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建立了家庭。我想，现在，小为的在天之灵可以放心了，他的患难之交的荒友也可以放心了。
只是，他的大嗓门哟，终成绝响……
本文起笔于前天，适值入冬以来京城下第一场雪之际。时隔一日，上传至博客，又逢第二场雪的飘然而至。难道，是巧合吗？
雪落无声，润泽大地。我宁愿相信，这是远在天国的小为，给我，给我们，给所有的荒友的回音。
二
人生“三变”——记小袁
小袁是北京知青，66届初中毕业生。在北大荒的时候，当过武装连的班长，伐木时曾被砸伤过腿（粉碎性骨折），伤愈后去了兽医站工作。
如今，他已年过六十，顶上的头发日渐稀疏，乍一看，颇像蒙族歌手腾格尔的模样。但是荒友们依旧叫他小袁——习惯了，总也改不了口。好在小袁对此并不在意，毕竟是四十年的交情了。何况，他的心态始终年轻、决不保守。
年轻与心活，使他多变，多变的人生不乏精彩。
70年代后期，小袁返城，被分配到园林局，从事养花种草、拾掇林木的工作。彼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但禁锢身心的束缚已被打破，向往较为舒适的家居生活的愿望迅速膨胀。然而市面上的相应商品极度短缺，人们的经济状况也还拮据。于是纷纷自力更生，一时间，锛刨斧锯齐上阵，成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准新郎与准女婿下班后的额外劳作——自打家具。
小袁是其中之一，凭着他的心灵手巧，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技艺娴熟的业余木匠。在大部分人满足于市面上流行的模式化沙发、床柜时，他却在样式的新颖与做工的精细上下功夫，从多宝格到装饰柜，其外部形制与内在质量都比家俱店里的大路货强上许多。没有问过他因此增加了多少外快，但他亲手打造的家具确为其居室平添了靓丽，成为造访者艳羡的器物。
90年代，市场经济已在中国的大地上全面推行。此时的小袁也调至某部队的干休所搞绿化，并不很忙。当时，一大批老干部退居二线、三线，直至完全地离休退休。这些老同志衣食无忧、精力旺盛，便有一些人培养起了笔墨丹青的雅好。于是，心眼活泛的小袁又适时地学会了装裱书画的本领。先是给干休所的老同志裱画，继而名声渐响，便开始承办一些展览、会所的裱画业务。忙不过来时，还曾招收徒弟，单辟工作间，很有大干一番的架势。
尽管，小袁本人并不写写画画，但他肯于学习，勤于观摩，有艺术的感悟力。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他装裱的画，已超越了“行帮”的水平，达到了艺术的境界，其质量堪与荣宝斋的裱工相媲美。无论是旧画的揭取、淋洗与接补，还是新作的镶料、配色与装潢，都能做到协调、雅致、平挺、妥帖。因此，军旅作家兼画家韩静霆举办个展，几十幅作品都是请他装裱完成的。不清楚他是否凭此手艺致富，但因此得与文化人、艺术家交往，很使他自豪。西去成都、重庆，南下广东、海南，装裱字画的同时也旅游观光，日子过得颇为潇洒。此时，连他的头发都仿照艺术家的样式，留得很长。
进入新世纪，装裱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空间被挤压得很小。与之同时，中国似乎已经提前进入了老年社会。无论是离退休的银发一族，还是尚在职场奔波的中年男女，都对养生保健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于是颇能与时俱进，且也年届六旬的小袁又一次华丽转身，毅然结束他的装裱活计，转而拜一名老中医为师，学起了推拿按摩。
小袁是有自知之明的。半路出家的他没有全面铺开，而是单兵突进，致力于治疗颈椎、腰椎病的推拿按摩。而这些病，恰恰是中老年人较为普遍的疾病，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同时，他又十分谨慎，懂得治病非同小可。所以，他比当年学做木工、裱书画，更注重深入与系统地学习。为此，他还买了许多中医学方面的书籍，包括医科大学的教材加以研读。显然，他是没有从医资格的，他也没有打算正式挂牌行医。但是，他看重的是学到真本领。一方面，他的家人及亲友的养生保健能从中获益；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当师傅的助手，一显身手。
三十年来，小袁的后知青生活历经“三变”。“三变”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大富大贵，却使他的生活过得充实，且多了几分变数与色彩——对于全靠自己的实际努力来开拓人生的普通百姓来说，这就够了。即使如今已然退休，但每次见面，仍觉不出他有任何的失落与寂寞之感。
这样的小袁，我真不知下一个十年里，他还会祭出什么新招，让我们这些老友为之惊叹，为之欣喜，为之折服！
三
最后的知青——记老郭头
老郭头，70岁了，冠之以“老”，名副其实。然而，40多年前，他已经有这个名号了。
初时，连队多达一百多名知青。后来，几经缩编，仍有知青20多个。但是，他的性格很怪，下工以后，从来都很少与知青们呆在一起说笑、打闹、喝酒、玩牌，而是喜欢去老职工家串门。
一度，我和他同在一个班排。偶然听说，他在北京丰台的亲人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了——难道，这就是他性格形成的原因？无从深究、不便细问。
总之，没两年，他就经老职工介绍，与一名山东盲流来的女子结了婚。初时，与那户老职工挤在一间屋子内的同一铺炕上，中间仅有一块板壁隔开。一年半载后，才有了自己的窝。
既然成了家，就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所以下了工，他更不可能与知青们一起消磨时光了——他要在房前屋后拾掇自家的菜园子，要进深山老林伐取做饭、取暖的烧柴、杂木。
他的个头不高，身形瘦削，与知青在一起时，原本就不多说话。如今，更少了共同的话题。于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大家就笑称他为“老郭头”了——当时，我们对于连队里年龄在五十开外的老职工，习惯上称之为“老×头”。
说不上是尊称，也无贬义，只是觉得他有些显“老”，起码，已从我们“知青”的队伍中淡出，进入了老职工的行列。
近些年来，当初的知青（包括我）陆续有返回连队探望的，而老郭头家是必去的。因为，这是我们连队留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名知青。门前依旧是榛柴棵子与板障隔出的小院，砖砌的小屋分为内外两间，除了火炕、桌椅、橱柜外，没有太多的陈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5月我与几位荒友同他相隔近30年后的重逢：他很兴奋，拉着我的手，搂着我的肩，与我合影；跑进又跑出，要送我们两瓶自酿的蜂蜜。然而坐定下来，他还是少言寡语，问一句、答一句，说他的儿女现在均已离开了农场，去城里工作了。
回程的车里，大家还在议论他。都觉得，他，真的成为“老郭头”了。其实，自照镜子，我们这拨人也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但他，似乎更加干瘦、苍老，皱纹已密布额头、眼角、两颊。因此，唏嘘、感慨，发自内心深处的都是对他的同情。甚至议及，能否帮他联系，办回北京、安度晚年。但过后，静下心来，有时我又对我们的这种反应与想法产生了怀疑——
他需要我们同情吗？而且，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对他表示同情呢？
在那些年里，当大部分知青为了渺茫的返城可能而压抑人的本能与天性时，他已在应该开花、结果的年龄享受人生了。当很多荒友在烟酒、牌局与无望的等待中瞎折腾、苦作乐、哼唱《知青之歌》（任毅）时，没准他正沉浸在小家庭的温暖中享受男女间的甜蜜呢。
有一次，晚饭后，连队知青临时有会，我去通知他。边招呼，边推门，才发现他是躺在被窝里与我应答的。一时间，进也不妥，退也不是，尴尬中，抬手看表，时针还未指向七点。
如今，当我们都已步入老年，还要为儿女的工作、住房等事操心时，他的孙子、孙女已经背上了中学生的书包。此情此景，怕是该我们羡慕他，并被他同情吧？
的确，作为留守连队的最后一名北京知青，他似乎是孤独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早在40年前，他已融入了老职工的队伍，何谈孤独？再说，知青回城之后，也都流云星散于都市的各个角落。在陌生的环境里，以他的性格，也许反而会日子难过，无所适从，心情郁闷。
的确，地处北疆、山区，没有太多的文化娱乐设施和活动。但是，通电话，不妨碍他与外界的联系；有电视，能看得到外部的精彩——这就够了。而我们虽是身居现代化的都市，几年来又去过“鸟巢”（国家体育场）、“鸟蛋”（国家大剧院）几次呢？
当年，他种过参，此后，一直是养蜂，蜂箱就摆放在他家屋后的林木旁。风霜雨雪催老了他的容颜，但他的腰板始终是硬挺的。当城里的人们困扰于种种的环境污染时，他却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所赐予的新鲜空气，而且，他酿造的蜂蜜还在服务社会，造福众人，变现为相应的经济收入。
我们不是他，焉知他的内心不是平静的、淡然的、满足的？
13年前，我就见他家中的墙壁上挂有一幅立轴，上书四个大字：“笑口常开”。外加两行小字：“满堂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前年，又有荒友去他家，仍见此轴高挂于原处。是生活的写照，还是内心的向往，抑或精神的支柱？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既然，每个人的一生，最终都是用他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既然人与人的生活轨迹不可能完全一样，那就尊重各自的选择吧！
2015年8月，我又返北大荒，再次见到了郭增厚。连队的老屋还在，但他和妻子已经搬到了团部新建的楼房。两口人，两居室，足够宽敞的。年近七十，不再养蜂；生活安定，依然康健。较之过去，似乎多了些话语。这不，他也用上了智能手机，在我连的微信群里发出了他的声音。看来，我们的老郭头越活越年轻哟！
四
阿良之死
西哲云：性格即命运。
40年前，我和上海知青阿良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某团19连队的同一个班组里共同生活、劳动。此前，他在6连，我在11连。
白天，一起出工。论干活，阿良决不偷懒，但多数人还是不太愿意跟他搭伙，比如伐木。两人各握住一米长的大锯的两头，你推我拉，关键是协调得好，方能拉的痛快，推的省力，张弛有度。反之，双方的劲儿都拧着，自己跟自己较劲，累且不说，还不出活儿。偏偏阿良在这方面有些迟钝，力没少出，汗没少流，倒把对方急个要死。
晚上，总有那么一个时段，他独自一人坐在炕沿上，掏出个小本子记账。其实，无非是今天买管牙膏，明日添块肥皂之类几角几分的支出。于是引来同宿舍几个调皮的小龄知青有伤其自尊的调笑：
“攒了多少钱啦？”——有人抢过他的小本子，挥动着。
“衣柜会有的，箱子会有的”——有人篡改《列宁在十月》里的台词。
但是，每遇此种情形，内向、木讷且宽厚的他，只是“嘿嘿！嘿嘿！”应付之。
不过，待到无人搅扰时，他也会突然冒出一声长叹，呆坐多时，似在考虑当时许多大龄知青都在面对的问题。
偶尔，会与我闲聊几句。毕竟都是老高中，但却没有深谈过。
一年以后，工作调动，他又去了22连。自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只是陆续地听说像许多大龄知青一样，他也在尔后的几年里解决了婚姻问题，且把家安在了团部；往后，又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随妻子迁往了辽宁。在那里，再没有他的上海同学、兵团荒友了。
按说，一切都在重新起步的80年代，理应能够开启他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然而——再听说他的消息，却是死讯：
那一年的某一天，他只身一人，离家出走，返回了兵团，在我团6连后面的深山里，上吊自杀。待到多日后，偶然上山的6连职工发现他时，他的遗体早已僵硬，脸上的肉也让老鸦叼光了。
多少年了，我和他过去的同学、荒友，一次又一次地思索：在他孤独一人，决然踏上不归之路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呢？
他要自杀，表明他已对人世不抱什么希望。但他还是选择了6连，作为他的最终归宿之地，却又说明他还有留恋。毕竟，6连是他当年他远离上海，奔赴边疆，最初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在那里，曾经集中了一批上海知青，包括他的同校同学。以他孤僻、自闭、怯于交往、难于适应新环境的个性，也许只有在那段时间里，在他上海老乡、同校同学聚居的氛围里，才会稍许觉得自如，才会感到生活的乐趣。
遗憾的是，那段时间太短。虽短，却成了他最后的留恋。
当年，我曾在速写本上为阿良画了两张头像。如今翻捡出来，竟发现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忧郁——难道冥冥中他早已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五
长脚之命
去年，有机会与上海知青聚会，谈及阿良，依旧是震惊、唏嘘。慨叹之余，各述平生。其中，人称“长脚”的荒友，其际遇令人感触良多。
当年，去兵团后不久，连队指导员找他谈了一次话。那话，说得十分直率：
“你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太复杂！所以，你不要指望有提干、上学……的机会。”
“听后，如同五雷轰顶！”40年后，当长脚追忆往事时，这样表述他当时的感受。“几乎崩溃，痛苦至极。”
细想，当时的他，刚刚二十一二岁，满怀大干一番的理想抱负，从都市远赴边疆，从学校进入社会，这样的断语，无异于永无出头之日的判决。命运，对他是何等的残酷！
“然而，现在想来，我还是要感谢那位指导员的。”长脚接着说。“因为他的坦言，使我摈弃了年轻人都可能有的对前途的一切幻想。我知道，对于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干活，拼命地干活。”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在农业连还是后来调到变电所。
汗水，没有白流；付出，终得回报。北大荒的老职工、同一单位的大多数，对他的表现都给予了肯定。何况，他毕竟是学校里的高才生，除了苦干，也会动脑。因此，无论是在农业连还是变电所，他都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很出色。虽然当不了干部，上不了大学，但是，工作先进、技术革新的奖状没有少拿。
80年代初，他也回到了上海。然而，返城的知青仍然面临着待业的困境。尽管“文革”已然结束，但血统论的遗毒尚未清除干净。所以，他对就业的前景毫不乐观。
可是，有一天，他居然收到了某军种政治学院的招工录取通知。惊喜之余，百思不得其解：当年，与他同时待业的知青成千上万，出身红五类的也不在少数，何以单单挑中了他呢？而且还是政审更为严格的部队院校？疑惑归疑惑，他还是欣然前往。
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才间接听说，当年前往知青办招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政工，在一大摞待业知青的表格中，一眼看到了长脚的照片——俊朗、英气，还透着成熟，于是便抽了出来，作为首选。当然，在随后的细审中，那一次次的获奖记录才是最终录取他的关键所在。到了这一步，出身问题也就在“重在表现”的前提下不再成为障碍。
“如果不是头一眼看中，有了最初的好印象，怎么挑也轮不到我呀！”如今，作为该校的业务骨干而退休的长脚，在回述当年时，仍然感谢冥冥中幸运女神的眷顾。
命运，这一再出现在长脚人生路途中的精灵，谁能说得清呢？
2007年8月，长脚特意返回北大荒，探望他的第二故乡。特意为他工作过的变电所留影。变电所已经是旧貌换新颜，人呢？如今的他依旧是目光炯炯，英姿不减当年。
长脚与阿良是于1968年8月，坐同一列火车奔赴北大荒的同校同届同学。
六
“红鼻子”轶事
如今，微信群里都兴起网名，用昵称，可谓是千奇百怪，花样百出。想当年，在北大荒的连队里，彼此间也是常起绰号的。
杨月根，上海知青，六七届初中。中等个，皮肤偏暗，暗里又透着红。好喝酒，酒后脸更红，而突出在脸部之上的鼻子自然也很红。其实，他并非所谓的酒糟鼻子，但不知何时起，便被冠以“红鼻子”的绰号。年轻人，白天黑夜都生活在一起的伙伴，叫什么都无恶意，只是好玩。所以，他对此绰号也就接受了。
X记忆里，他的酒量不错，但再不错的酒量不加控制，都难免醉酒。不幸，他就属于不善控制而容易过量的人。
因为连年亏损，加之边界局势趋于稳定，为备战而组建的近二百人的准武装连队不断缩编，或三两人，或整班整排地调往新建连、水库、煤矿等其他单位。今日告别，明天饯行，少不了喝酒。他重感情，在这种场合当然要喝得更多。通常，他喝过了，并不胡闹，至多吐了一地后埋头睡觉去了。但有一次却例外。那已是七三、七四年前后了，连队的一名荒友将通过转插的方式调离兵团。于是，他又在送别宴上喝高了。与以往不同，这次，他是又喊又叫，且不听劝，明明站立不稳、有了醉意，却还喝个不停，甚至谁都不认，挥拳乱抡那些搀扶他的伙伴。没办法，有一个荒友跑来叫我。也别说，我和张小为（另一北京知青，六九届初中）赶去后，他竟安静了些，且断续地对我俩说：“咱——咱们都——都是从11连调——调到19连的，我——不打你们。”实在搞不清楚，他是真醉还是假醉。
我和小为把他连拖带架地安顿到我俩所在宿舍的炕上。原以为，他可以安睡一会儿了。哪知，他又精神起来。半倚着铺盖，突然从衣兜里摸出了几张连队食堂的饭票。抽出一张五分的，拍在炕席上，喃喃地说：“买——自行车”。又抽出一张一毛的，挥了挥，嗓门变大：“买——手表”。再抽出一张，扬在空中，张了张嘴，低语着：“回、回……车票”，一头倒在炕头，不再出声也不动弹了。
我和周边的伙伴先还看着直乐，但乐着乐着便黯然无语了。谁说，醉话不吐露的是心声呢？彼刻，大家内心深处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都已被触痛。
其实，那些年，除了喝酒、抽烟，知青们在出工之余还常打牌。多为20上下岁的年纪，即使每天的劳动强度很大，收工后累得要死，但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体力、精力都恢复得快。所以，只要歇下来，总要找点儿事干。而彼时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匮乏。连队还未通电，半导体收音机尚是奢侈品。可看的书，更是少之又少。不打牌，如何打发时光呢？
要说，杨月根的脑子是蛮灵的，下象棋的水平在连队中堪称一流。无论是打桥牌、“争上游”，还是玩“拱猪”，他都善于记牌，所以常赢。不过，好胜心过强。一旦手中牌好，就想往大了打，带有点儿赌一把的意思，难免失算，因此输的次数也不少，而且输得很惨。
回想起来，挺有意思。当年玩牌，原是为了消闲。但仅分出输赢，让输家洗牌、发牌多劳动和“进贡”好牌（如玩“争上游”时，第一把的输家在玩第二把时，要将手中最大的一张牌进贡给赢家，而赢家还回的通常都是最小的牌）等方式还不够刺激，便有了加大惩罚力度的新招数。比如，在耳朵上夹晾衣服用的夹子，或是脸上贴上长长的纸条。一般说来，女同胞们注重仪表，宁愿忍痛夹耳朵（头发垂下来就盖住了。当然也会作弊，专挑较松的旧衣服夹子。毕竟，这些夹子多为她们提供），也不肯往脸上贴纸条。而男同胞们混不吝，有时还特意搞笑。杨月根也不例外，好几次都看到他面门上贴着长短不一的纸条，耳垂上坠着三两个夹子，龇牙咧嘴、忍痛鏖战，一副不胜不休的架势。谁见了都会乐不可支的。
因为争强好赌，于是就有了又一桩与我和小为相关的窘事。
1974年，我肺病初愈。连队领导出于关心，特许我每月可以去鸡号（在农场，养马的处所叫马号。以此类推，就有了牛号、猪号、鸡号之说）买三斤鸡蛋补养身体。想当年，连队食堂的饭菜多是清汤寡水，除了逢年过节或农忙的时候，是很难见到肉或鸡蛋的。所以，这三斤鸡蛋颇让人垂涎。
那天，是个周日吧！杨月根及几个荒友都到我和张小为的宿舍来闲坐。聊着聊着，就开始精神会餐了。然而，你说南翔的小笼包好吃，他说天津的“狗不理”有味，终究遥不可及，暗地里多咽下口水而已。于是话风突变。杨说，他能生吃鸡蛋。张说，我也能，而且不止吃一个。杨说，比比看。张说，比就比，看谁吃得多。问题是，他们到哪儿去弄鸡蛋呀！还不是瞄上了屋角的小纸盒里我的那三斤刚刚买回来的鸡蛋。其实，原本我也不好意思独吃的。何况，他们都比我小，要解馋，就随他们去吧。
这下可好，杨吃一个，张跟一个。待到各下去七八个后，张已有些招架不住了。不过，毕竟是小孩脾性，岂能服输。而杨呢？是他挑的头，更不肯罢休。何况，是当着不少荒友的面。结果，还是杨硬撑到了最后，在纸盒兜底之前比张多吃了三个，算是赌赢了。
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罢了。偏偏，当晚，他俩都有了反应。尤其是杨，上吐下泄，出尽了洋相。结果是，惊动了卫生员，也招来领导对我的批评：一屋子人，就你岁数最大，怎么任他们胡来呢！
批评得对，我无话可说。而此事的直接影响是，我的“特供”自此取消。
不过，话说回来，红鼻子虽然有时会整出些窘事，但干起他的本行来，却是让人翘大拇哥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刚到兵团时也在农工班。但不久，就被调入后勤班，随连队的苏木匠干木工活了。初时，跟着师傅开电锯、破板条、树房梁、盖房子，不显山不露水。但随着连队的发展建设，以及有些老知青也开始成家，他的过人之处就显现了出来。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各式各样的家具见得多了。所以，经他制作的箱柜桌椅不仅款式新，且都透着精巧，与东北农村惯常习见的、较为粗笨的躺柜、板凳大相径庭。还有，他为我们连队小学校做的体育器材也十分到位：有单杠、双杠，还有可以调节高低的跨栏及跳高架子等，让小学生们上体育课时多了一些活动的方式。
其实，何止是小学生得益呢？它也丰富了知青们的工余生活。单说那立于半坡之上、教室之前的双杠吧，亦成了男知青们晚饭后或休息日的新宠。从正握、反握上杠，到支撑前摆、后摆，乃至分腿、转体、飞身下杠等，都做得有模有样。印象里，张忠民、张学元两人的动作最标准。赶上周末有女知青围观助兴时，杠上的小伙子格外来精神。摆幅大，转体飘，下杠后往往还要摆个pose，迎来一片哄笑与喝彩。
每逢这时，站在一旁的红鼻子也会跃跃欲试的。尽管，论其动作的姿势赶不上二张他们优美，但泛红的脸上却透着怡然自得的表情。因为他有自豪的底气——这双杠可是我亲手制作的，怎么样？够标准吧！
70年代末，我们先后、分别回了北京、上海。一度忙于各自的就业、成家、培育第二代，荒疏了彼此间的联系。
还好，2009年夏，我去上海探亲，与本连队的上海知青聚会时，终于跟他重逢了。模样未大变，却面色更暗。忆及当年醉酒、打赌之事，彼此都笑了起来。席间，看他依旧豪饮，遂劝他少喝些，毕竟年龄见长，不复当年了。而且，高血压是他的老病，岂可不加注意！而他只笑称：已是减量了。
2010年，世博会期间我再去上海。本来，与几个荒友约好了在南京路的某车站集合后同去另一知青家的。不料，过了约定的时间独不见他来。电话打过去，居然还睡在家中的床榻上。电话里，只听到他含糊不清的道歉声：头天喝多了，还没醒透，就不来了。收起手机，与已到的荒友相视苦笑：什么岁数了，还这么没节制！
岂料，这以后，我们就再无见面的机会。2014年2月5日，接上海荒友打来的长途，才知道他因脑溢血突发而去世了。一时，唏嘘不已。
这是又一个二月里传来的噩耗。我清楚地记得，此前的2009年，也是二月份，同样好喝酒的张小为因喉癌而去世。真心希望，尚未走远的小为能等一下红鼻子，也好有个伴。在那个世界里，你们还可以继续打赌生吃鸡蛋。风水轮流转，或许，这回是小为赢呢。当然，不要又吐又泄哟！
七
他们为何早逝？
2010年7月11日，本应是一个高兴的日子。
因为，41团知青共同编写的书——《青春长歌》运抵北京了，我们19连北京知青将要为此而聚会。
17时整，大部分荒友都已到了，我把订购的书分送给大家。人手一册，翻看图文，互相交流着彼此的记忆。但原本说好要来的胜利却迟迟未见踪影。
17时13分，手机响了。
“叔叔，今天晚上是有知青的聚会吗？”一个陌生的声音。
“是呀！你是？”我有些惊讶。
“我是张胜利的儿子……”声音里已经有了哭腔。
“怎么啦？！”我站了起来。
“今天中午，他，他去世了……，是，是心肌梗……”顿时，我懵了，脑子里一片混乱。仅仅就在一个月前的6月4日，我们这拨人还在这家酒店一起聚过——与来自牡丹江的荒友老邓畅叙一切。当时，胜利非常活跃，与大家伙儿耍贫嘴逗闷子，一如过去的几十年。怎么，怎么会呢？
我看着在座的荒友，荒友也都看着我，全楞了。
这是怎么啦？
2009年2月13日上午，小为在与喉癌搏斗了半年之后，不幸去世。
2009年10月11日中午，苗子因患严重的糖尿病，亦不幸去世。
如今，胜利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
这是怎么啦？
还不到一年半啊！光我们19连的北京知青，就走了三位。而且，都是1953年出生的69届初中毕业生——他们可是连队中最年轻的知青啊，都还没有活到六十岁！
老天对他们何其不公！
进小学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尝过饥饿的滋味；升中学时遇上“文化大革命”，除了运动就是运动；待到十六七岁的年龄，又都一锅端地去了兵团。尚未成熟的心智，却要远离父母、家乡、学校；尚未长壮的身板，却要扛麻袋（二百来斤，上三级跳）；下煤窑（背煤块，完成指标），炸石头（面临哑炮的险情），抬原木（往往闪了腰、伤了腿）……如今的早逝，是否与当时身心健康的预支与透支有某种联系呢？
在视知识为粪土的年代，69届被冠以“知青”的名号下乡了。可实际上，他们的真正学历是小学毕业。而当“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回城知青全都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时，他们的先天不足，显露了出来。
比起老三届（毕竟在较为正常的环境里，受到了较为正规的一至六年的中学教育），大多数69届毕业生的人生之路似乎更多了些不确定的因素。不了解别的人，但他们三位，回城后的日子都不太舒心。苗子一直在打零工，虽然能打一手好球（在什刹海体校做乒乓球陪练，仍属临时工），写一笔好字（据说，他的书法颇受好评），却没有医保、没有社保。胜利虽然有正式工作，但近些年来单位的效益不好，退休前的月薪只有八九百元。至于小为，经济条件比前两人强一些，可其心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70年代末，曾在北京西单东南角的打字机行见过正站柜台的苗子。但是后来再去找他时，已经离开。从此失去了联系，直到从别人那里才听说他去世的消息。至于小为和胜利，几乎每年都能见到，所以，他俩的解忧方式我是清楚的——惟有杜康。尽管，北大荒人没有不喝酒的，但是，年龄不饶人。何况，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酒的杀伤力必然会在无形中放大。所以，每次聚会，我都劝他们少喝一些。然而，徒长了几岁的我的劝说究竟能有多大的效能呢？语言的苍白在实际的生活面前是无力的。
2010年2月12日，我写过一篇博文《渐行渐远的兄弟，一路走好！》，纪念逝世一周年的小为。没有想到，世事无常，仅仅五个月后，我又不得不写下上述的文字。
在这里，我只能地对胜利说：兄弟，一路走好！从此，我再也不会劝阻你喝酒了。
来源：华夏知青网、震亚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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