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土，几个北京知青的口述
五色土是指青、红、黄、白、黑五种颜色的纯天然土壤，是华夏传统文化的典型符号，数千年来被赋予无限美好的寓意。当年，北京知青曾经分别被安排前往黑龙江、内蒙古、山西、陕西、吉林、云南等地上山下乡，分别把那些黑色、绿色、黄色、红色的土地作为了第二故乡。这里借此作为本篇的题目，以此记录远赴天南地北的几个北京知青的故事。
难以忘怀的黑土地
作为一名兵团战士，我曾在茫茫无际的北大荒度过了七个春秋，可以说那里是我真正长大成人的第二故乡。有时静坐深思，回味着那一切，然而却始终说不清我对北大荒怀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依恋无垠黑土上的恬静，还是追忆青春年代的火热；是惋惜那成斤抛洒的汗水，还是想抚平扑灭山火时留下的伤疤。这复杂的情绪，包含着欢乐和痛苦，夹杂着理想和遗恨，藏在我的心底。
七年，在人的一生中毕竟是短暂的，然而时至今日，在我的历史上它仍然是最值得怀念的一页。借用一位同代人的话说：“为什么无法忘记，因为我们以人生最好时光为代价，换来了成熟，学会了生活，懂得了人生。”
我在北大荒感受最深的是那苦难生活对人的磨练。刚到北大荒的时候，就赶上了夏收。连队指导员给我们做了“临战动员”，要求我们带着“敌情”观念参加夏收，把麦子当作“敌人”，不使一个漏网，颗粒归仓。还对我们规定了每天只能保证四小时的睡眠，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白天割麦子，晚上挑灯夜战，干麦场上的活。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当时都有着一种以艰苦为荣、干出点样子来的想法，因此纷纷表示了决心，要在艰苦中锻炼自己，请求领导分配自己干最脏最累的活。
我上了五年中学，在北京郊区曾参加过五次麦收，所以我觉得这是轻车熟路，没怎么放在心上。但劳动的第一天，我就感觉到我错了。在北京割麦子，一人割几垅，割到地头还可以喘口气，再往回割。中午可以睡一大觉，下午三四点钟再接着干。而北大荒的麦地，根本就没有地头，从早上一开镰腰就弯到中午吃饭。因北大荒的太阳不那么毒，所以连午休也没有，稍休片刻就往回割，一天下来腰根本直不起来了，回到驻地躺下连饭都不想吃。
实际上，开头几天的活还是最轻的，后来，因为麦子越割越远，为使时间不耽误在走路上，所以早上起床就越来越早。经常是清晨三四点钟就爬起来，走到地头天刚麻麻亮，晚上直到眼睛已看不清麦子才往回走，一天三顿饭都在地里吃。一开始，同学们还有说有笑，还有人在地里休息时读读《毛主席语录》，后来就是一片沉默了，甚至于懒得抬一下眼皮。但是在我们心中那种崇高精神的作用下，没有一个人抱怨，没有一个人退却。
如果说割麦子苦的话，随着收割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人力被抽调到打麦场，更重的活开始了。那时，脱粒、扬场、翻晒等这些工作简直是小菜一碟，我们这批转入打麦场的劳力主要干的是小麦入囤。这就是把晒干的麦子装入麻包，每包大约180斤左右，由别人帮助你扛到肩上，一手叉腰一手抓住麻袋口，走到用苇席围成的粮囤前，斜肩将麻袋中的小麦倒进去。
这听起来很简单，而做起来就是两码事了。我们这批知青，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5岁，以往又缺乏体力上的锻炼，很多人180斤的麻包一压上肩，不要说走，站都站不稳。但是，每个人都不甘示弱，硬是咬着牙一摇一晃地坚持着。很快，囤底的麦子就装满了，就要再加一层苇席。
当人的高度不再能将肩上的麻袋倒入囤中时，跳板就架了起来，这时难度就更大了。人一走上去颤颤悠悠，又是上坡，开始很不容易保持平衡，特别是那些力气小的同学经常从跳板上摔下来。快到囤顶的时候，跳板便加到两级。一天下来，肩膀压得生疼，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而且，干这活由于不需要日光，晚上挂上马灯，一干一个通宵，最紧张的时候，的确是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
那个年代里，兵团战士们的吃苦精神，的确令人感动，我们自己也常常为身边的所闻所见激动不已。我们连队的一位女生，身体很弱，患有较严重的胃病，初到东北根本吃不下那里的粗茶淡饭，每天只能买点饼干充饥。即使如此，她仍然坚持每天下地劳动，干着和其他同学几乎一般重的活计。我们连还有几位女知青，看到男同学大都扛着180斤的麻袋上囤，也要求扛整袋的麦子，看到她们走上跳板时的困难劲儿，使人不能不佩服她们的意志。她们也硬是这样坚持下来了，成为了有名的“铁姑娘”。
与劳动的辛苦伴随的是生活上的艰苦。我们由于刚到连队，根本没有宿舍，一部分知青住进了一排原来堆放工具的破烂的小土房，四处透风，一个人只有60公分宽的空间，而这还是对女知青的照顾。男知青则住在一大间冬季停放拖拉机的机库内，机库一面透空没有门，紧邻通往打麦场的公路。白天晚上来往于打麦场的汽车、拖拉机、大车不断，开始时隆隆的车声吵得人难以入睡，而随着劳动强度的加大，肉体的极度疲劳使我们几乎把夜间车灯的忽闪和发动机的轰鸣当成一种催眠方式，或者说根本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
但是有一件也许是最难以忍受的事，就是灰尘。由于机库没有门窗，所以每当车辆路过，掀起的尘土如一阵灰烟钻入机库，呛得人难受。尽管我们后来从房顶上垂下来一块大帆布，可尘烟从四周的缝隙照进不误，逼得我们只好戴着口罩睡觉。每天起床，被子上都有厚厚一层尘埃，每个人的脸也都被涂上一层灰粉。这样的日子我们过了近两个月。
从北大荒的第一个夏收开始，我们这批细皮嫩肉的学生们，便开始在连续不断的艰苦生活中锤炼，使我们从心灵到肉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马克思那句话说的那样，“劳动是严酷的，却是钢铁般意志的教育。”从外在的方面说，处于发育阶段的青年人长高了、粗壮了、晒黑了，他们似乎真的脱了胎换了骨，以至于我们连一个初中同学在两年后被批准探亲时，他母亲开门时竟然问他来找谁。从无形的方面说，这代人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具备了一般城市青年少有的吃苦能力，也懂得了人生的真谛在于奋斗，而且是从脚踏实地做起。
那曾属于我的黄土高坡
延安——这个孕育过中国革命的圣地，那些诞生了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窑洞，曾经对我产生过强烈的吸引力。到革命圣地插队落户，对一个憧憬新生活的16岁的青年人，简直是太伟大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荣耀。
当我们高唱着“迎着春风，迎着朝阳，跨山过水到边疆”的歌曲，乘坐卡车从铜川市向延安进发的途中，只见一座座光秃秃的山峁，常年水土流失冲刷出的道道沟壑，越向北走越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到了我们的县城，同学们放下行李便到街上去逛了逛，谁知整个县城只有一条街，用不了五分钟就可以从北头走到南头，所有的商业门脸、饭店加起来不足十家。晚饭由县里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小米饭，第一次吃也未感到新鲜，反而有一种粗拉拉、难以下咽的味道。这一切，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格外荒僻而且十分艰苦的地方，但这些并未使我沮丧，我们不正是到艰苦中锻炼来的吗？这样的艰苦还吓不倒我们，我们对此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而进一步面临的现实却说：你们那点可怜的思想准备，好比把延安想象成了王府井大街。
下面是我当年的几则日记：
今天，是我们第一天干活。由两名社员带着我们几个知青上山背柴，队长给每人买了一条绳子，借了些斧子就上山了。
山看着不算高，爬起来还真费劲，老乡把这座山称作“脑畔”。过了脑畔下到山梁，再翻过一个大坡就见到了林子，老乡叫“梢林”。大家分开三组钻进了林子。根焕带着我找到干死的树后就砍了起来，我拼命挥舞着斧子，只见木碴子乱溅，一棵碗口粗的死白杨砍了近半小时居然不倒，可自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手上也拧出了几个血泡。还是根焕过来，没几斧子就砍倒了。他说：要上一斧、下一斧，砍出个马口才能砍倒。看来这活儿还有点学问。然后他把树截成两米左右一节，又叫我捡了些干树枝，不一会儿就用绳子捆成高高的一捆。我坐在柴捆前，用棉袄垫在背后，把绳子勒上肩，却怎么也爬不起来，和平过来帮了一把才好不容易站起来。
进林子时不觉得，可背着两米长的柴出去就麻烦了，只好侧着身一步一挪，肩上绳子勒得生疼，背上垫了棉袄还感到硌得厉害，腿也发软。特别是肩与上臂已被绳子束缚，活动受限，那些被柴捆顶开的枝条反抽回来，打在脸上身上毫无办法，只好听天由命地忍着。坚持了半天，才走到那架山梁上，汗水已把身上的棉毛衫、毛背心和绒衣湿透了，因为怕坐下站不起来，就盯上了老远的一个土台。一边咬着牙，一边数着数，刚到土台边，赶紧放下背上的柴休息起来。谁知这一放，把原来排列有序的树干颠乱了，怎么也摆不正了，一边轻一边重，只好这么将就了。眼见着前面这座平时不起眼的“脑畔”，这时直成了“鬼见愁”了。上山时，只听心跳得咚咚作响，脚步简直迈不出来了，一步一挪，肩上疼得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不得已，只要看到有个台阶似的地形，我就得休息一下，一道坡上歇了四次。大家一个个过去，我成了最后一个。后来再不敢歇了，因为最后一次腿上没劲，已经快站不起来了。
经过这几次休息，柴捆越来越不成样，重心已经偏得很厉害了，一头高一头低，大部重量挂在了左肩上。这还不说，树干转来转去，正好有一块树痂的凸起部对准了我的腰，那种难受劲简直别提了。下山时，路的一边有矮树丛，一边就是几十米深的悬崖，直身过不去又要侧身。要面对树丛走吧，背后总有点凉森森的感觉，干脆面对悬崖，摔下去也摔个明白。偶尔，背后的树丛与柴捆上的树枝相绞，就像有人在往下推，心里一阵寒颤。只能再转过来。这时，脚下为知青专供的轮胎底棉鞋也不给劲，不时地打滑，在一个背阴的拐弯处积雪未化，我一个出溜摔在地上。
好在已过了悬崖那段路，没有生命之虞了。这时，浑身什么滋味都有，肩疼，脸上被树条抽得伤痕，被汗水一浸更疼，腰上被硌得生疼，两条腿硬得发抖，嗓子也冒火似地发干，心里更像打翻了调味瓶，躺在地上真不想再起来了。后来，和平他们怕我出什么事，又上山接我，好孬才把这背柴弄到家。放下柴背，感觉体重也轻了许多，好像稍一用劲就能飞起来一样，大家也都有同感。过秤一称，我那背柴才刚刚77斤。我一听简直没背过气去，一直以为怎么也在100来斤吧。
队长说今天这趟柴往返大约12里路，平常社员们一天要背四到五次。而我们这一次就用了5个小时。队长还说明天我们也要背三次了。
今天，我们去白耳沟掏地。[1]早就听说白耳沟很远，一走才知道足足有十多里。队里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我们出面去撵“黑户”。[2]这真是第一次听说，社会主义国家居然还有大批逃荒的、没户口的。
到了白耳沟，朱林宣读了县里驱逐黑户的文件，要他们马上走，接着宣布收回他们开的荒地。我趁机“巡视”了黑户住的窑洞，真是穷得叮当响，没有一件不破不烂的东西，揭开灶上的锅盖一看，满锅都是榆树叶和苦菜，上面撒着薄薄的一层玉米面。这又是一个想不到。到了地里，我才明白，哪里是什么撵黑户，而是生产队要无偿占有黑户们刚刚开出来的荒地。社员们说，上面严禁开荒，生产队不敢开垦新荒地，可把黑户开出的地弄点过来就半合法了，而且还省力得多。我心想这不是霸占吗？难怪要把这光荣的任务交给知青呢。
在黑户的地里刚刚掏了一会，就觉得肚子饿了。一上午也没精打采的，满脑子想的都是带来当午饭的那两个玉米面小窝头。虽说国家给每个知识青年每月四十四斤定量，但是只配给40%的小米算是细粮，其余则是玉米粒、高粱或黑麦，待磨成面后，就不够那么多了。副食更是可怜，洋芋(土豆)卖到一毛一斤，萝卜五分一斤，一个月只有8元钱的伙食费，买了粮和油已所剩无及，哪有钱再买菜吃呢？从春节后，到今天一直没吃过肉，过去读陈老总《赣南游击词》中的“三月肉不尝”，没想到今天体验了。真想吃顿肉！唉，简直是做梦。
最近，队里帮助知青做饭的老乡已经走了，女生掌管了灶房。为防止超支、寅吃卯粮，她们每天定量下锅。早上是一小碗小米饭、一个小窝头，还有一点队里给的酸萝卜；中午一般在地里吃两个小窝头；晚上是一小碗半小米饭，炒一点洋芋和萝卜。这半个多月以来，活儿又特别累，脑子里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白，吃了早饭就开始眼巴巴地盼着到中午，为的是赶快吃下那两个窝头。刚吃完思想就不由自主地集中到晚饭上了。怎么搞的，人的精神状态怎么会这样了呢？狗娃前天说，受苦人[3]活着，就是为了从土疙瘩里刨食。当时听了很反感，一个贫农的人生观怎么能是这样？后来细想想也有一点道理。古语中有“民以食为天”，看来吃是人生第一要务，对挨饿自己有点体会了。
中午吃饭时，看见狗娃远离大家，一个人叼个烟袋吧嗒吧嗒地抽个没完。后来问锁弟才知道，他没饭可吃，一家人现在是靠队里从“战备粮”里偷偷借给他的200斤玉米，才没出去逃荒，这点粮只够他家一天喝上2顿稀的。队上像他这样的还有3户。他还说，这事可不敢乱讲，动用“战备粮”要叫“公家人”[4]知道了可不得了，这几户人就没活路了。听了这些后，心里半天都不舒服，今天的所见所闻和过去了解的社会主义太不一样了。我从可怜的窝头上掰下了一小块，走过去递给了狗娃，他干涸的眼窝里似乎有些闪动的东西。他前天的话我算是理解了，受苦人命真苦哇。
吃完饭，玉柱她们几个女孩到沟里去挖了不少野蒜，尝了尝，是有股青蒜的味道。于是和小朋等也跟着她们去挖，挖了有好几斤。还想再挖可是上工了，又捡起镢头一下一下地掏起来。三四点钟的时候下起了雨，绵绵不绝，棉衣都湿透了，可组长张虎子还不收工，你和他讲，他还说什么“受苦嘛就是要受哩”。妈的，真没办法。一直拖到与平时差不多的时候，才喊了声“回去喽”。一路上到处泥泞，这黄土地一沾水就跟抹上油一样，有的地方的路不但是上下坡，而且左右也是斜坡，一步一滑，幸亏拄着个镢头才没跌跤。真不是人走的路。摸到当庄，天已经很黑了，从里到外都湿透了，棉衣、绒衣就一件也没的换，只好放在炕上烤。端上饭碗后，突然想起了野蒜，赶忙洗了拌上盐，就着饭大嚼一气。味道虽很刺鼻，不过肚子好像充实些了。但一会儿胃里就烧了起来，很不舒服。
刚才黎明边烤衣服边说，这样下去不行，我们得想点办法买点吃的。可除了70里外的县城有一家饭馆外，哪有卖的呀？最近的供销社也有15里，除了延安造的水果糖和像石头般的月饼外也没别的吃的。而且，家里生活那么困难，身上又只有十元钱，要吃这些东西充饥还了得，要敞开了吃，我敢保证一天少说也能吃下5斤月饼。后来，朱林说了句，他妈听说儿子在挨饿，想给他寄点白面来，而且到邮局打听了，由北京寄到延安的邮费一公斤是6毛5，不贵，还可以。大家都说他妈是神经病，也是个没改造好的“臭老九”，这一个月一人还不得两袋面呀。最后，大家谁也没什么高招，只好躺在被窝里照例开始每天的精神会餐。唉，“受苦人”啊！
今天，男劳力是到钟嘴山背糜子。这几天因为紧张，连早上饭都送到地里吃。那里离庄上有7里路，老乡的饭都装在陶罐里，饭送到地里还有热气。我们的饭都是用北京带来的铝饭盒装，到地头已冻得硬梆梆的难以下咽。
钟嘴山的坡度很陡，这么一大块地都是人掏出来的，因为牛在坡上根本站不住，没法耕地。这次背糜子更让人领教了陡坡的厉害。因为地太远，不能都背回庄上的谷场，只能在山顶上平出一块地就地打场脱粒，所以要从山坡把糜子一背背地背上山顶。老乡们谁都不大偷懒，一背糜子少说都在一百四五十斤，多的要在二百斤上下。堆在背上像座小山。作为一个男子汉、后生家，自己也不甘示弱，况且用一根绳子捆柴、捆庄稼也早就运用自如了，平地背个一百多斤也不在话下了。可今天还真是没有经历过的艰难。
从鸡叫出门到早饭前，已背了四遍，两腿就像打了石膏一样，由于往上爬坡，臀部的肌肉酸痛难忍。吃了点稀饭，一根烟还没抽完又开始“动弹”(注：即干活)。一上午，硬咬着牙一背一背地没有落趟，腰弯着，头几乎贴到了地面，大冷天的，汗珠噼哩啪啦地往下掉，浑身向外喷发着水蒸气。好不容易挨到晌午，看到例行的糠窝窝一下子就打消了食欲。
半月前，队里陆续分了粮食，其中有一些颗粒不饱满的秕子。老乡说这一般用来喂猪，人要吃的话也行，就把它连皮磨成面蒸窝窝吃。在接受了春天挨饿的教训后，对粮食可是不敢大意。因没有养猪，我力主把秕子磨成面自己吃。那天去加工站正好还有一袋谷子刚脱完粒，我把一大口袋谷秕子和小半口袋脱粒后剩下的细谷糠，统统磨成了面。这面可真是不好吃，能把它蒸成一团已很费劲了，一到嘴里它马上就散开了，那感觉就像满嘴的甘蔗渣子，没点毅力真咽不下去。
无论你多饿，只能吃下一个四两左右的糠窝窝，因为第二个是很难咽下去了。几个饭量大的都努力过多次，却很难成功。2两的玉米面馍能吃十来个，黄米炸糕一顿两斤多，可对糠窝窝真没脾气。有次我把它送给经常挨饿、吃糠咽菜的狗娃吃，可他也只吃下去了两个。然后告诉我们，秕子里再加糠的吃法，他都很少这么吃。其他社员就更不敢恭维我们这种“艰苦奋斗”了。
中午一个糠窝窝，下午的活可更难干了。每背还得一百三四十斤，少背是不可能的，一垄垛好的糜子三个人背完，总不能剩一点吧。这样，到三四点钟，两条腿向上已经迈不动了，只好艰难地数着步子，一、二、三、四，心中默念着，再走五米……再坚持到前面的那棵树……那时刻的感受是难以形容的，真想摔个一跤，摔得头破血流才好；甚至于看着路边的深崖，想往下一跳解脱这“受苦人”的命。而理智也在不断地告诫自己，要挺住、挺住、咬牙、再咬牙。真不知道最后的两个小时是怎么过来的。
因灶上没柴烧了，晚上回家还务必要弄背柴回去。干柴午饭后已打好，可哪还有劲背呵。去他妈的，管它明天有没有饭吃，转念一想，不行，自己虽刚满十七，可在男知青里还是最大的，如果连这点责任心都没有，大家的日子更没法过啦。于是，拖着几乎虚脱的身体背上这背柴，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挪到家。喝了两口米汤就躺下了。今天，对艰苦又多了一层理解。
今天，组长派我与会计一同去公社交公粮。路上听会计说，今年队里唯一的骡子卖了一千多元，加上卖“购粮”的几百元，再扣除队里的支出，能给社员分一千元左右。每十个工分可分到一毛钱的现金，口粮工分如果不够的话还要从里面扣。我粗略算了一下，全队10个知青，除自己能分到几块钱外，其余人不但分不到一分钱，而且还要掏腰包交粮钱。
真可悲，一个后生家干一年竟维持不了如此之低的生活水平，养活不了自己；真可怜，知青每天挣7分工，有的更少，加上分的粮食，总共才值一毛二，在北京才能买一支雪糕。像在钟嘴山背糜子那样苦地整整背了四天，只够看一场电影的钱。我们是这样，农民们祖祖辈辈地在贫穷中煎熬更是这样。而这样的极度贫困何时是头呢?且不说为社会做出贡献，人生的意义又何在呢?
前两天，会计的小儿子死了。细问之下，这已是他死去的第二个孩子了，每一个都是活到两三岁死的。他一家为此十分悲痛。我无从表达自己的同情，但深为山沟里的缺医少药痛心。回到队里后，又向王孺子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我们这里是“克山病”区，会计的孩子都是得克山病死的，队里二十几户人家，就有五户因这个病死了九个人了。
最后他说：咱们这里水土不好，翻过山的魏塔沟，十多年前还有不少人在那里住，我家刚从榆林逃荒下来的时候，也在那住过。那道沟水土更差，没有一家人生下的孩子能活下来，就是养的猫、狗，生下来的也是怪胎。没办法，人们只好纷纷逃离了那道沟。咱们这道沟虽然好些，可还是不行。
我问，那你们为啥不找好地方落户呢？他说：唉，能到哪去呢，你们也不是没见过黑户，咱跑出去也是个黑户，守着这块地混饱肚皮就知足吧，只要克山病不让咱绝后就行了。听了之后，心中一阵阵酸楚。我们悲愤苍天为什么如此无情，如此刻薄地对待这块黄土地上辛劳憨厚的人民；我痛恨自己为什么如此无能，面对极度的贫穷和落后，却不能为乡亲们做点什么。
一位兵团战士
——长眠于冻土下的知青
我到东北不久，就赶上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从此，中苏边境上冲突不断，经常听到隆隆的炮声。这使我们处在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下，希望能在反修前线上做出贡献。
机会来了，为适应战备需要，上级决定要沿着黑龙江南侧修建从二龙山到抚远的公路。我第一个报了名，并被任命为班长带领12名兵团战士到了离前线10公里的工地。这是一个沼泽地带，时值春季，大地解冻后到处泥泞，我们的任务是在原有翻浆路的基础上改修公路，用石头、石碴填平泥坑和路面。为防止敌人破坏，我们夜里干活，白天睡觉，每天干12小时。抡大锤舞钢钎，搬石头铲石碴，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地干。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抢在雨季前，抢在时间前，抢在敌人前”。知识青年们付出的汗水是当以吨来计算的，几个月下来，我们带去的衣服几乎没一件是像样的了，有的被磨破、划破，更多却是被汗水沤烂的。
在茫茫的黑夜中，瞎虻和小咬环伺，不时给你非常有刺激性的一击，劳累和倦困交叠，可绝没有一个人偷懒。虽然夜幕中你就是躺下睡一觉也不会有人知道，可我们深知，背后有八亿人民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大家全心全意地为战备、为反修扑下身子地拼命，为磨练和改造自己而升华到灵魂出壳。
有一位同学就在贡献和改造之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出身于一个资本家的家庭，但他立志要用自己的表现来选择革命的道路，获得人们的尊敬。由于在连队表现好，并写下血书，所以连队破例让他来到抚远前线。在筑路中又因表现突出担任了班长职务。可那年夏天，不少知识青年患了痢疾。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干净的水源，喝的水都是灌木从下的树坑里积聚的雨水，孑孓丛生，煮开了也有一股怪味。可劳动时连这样煮开的水也喝不上，我们都是渴极了就趴在地上喝几口，抵抗力稍差的就得了急性痢疾。这个知青也因此得了痢疾。为避免传染，一经发现就马上送回连队。可他为了不失去改造自己的难得机会，死活不走，愣是从卡车上滚下来。看他这样子，领导又破例把他留了下来，原地隔离治疗。
病情刚好转，他就不顾一切参加了劳动。为避免别人嫌弃，他生活上十分注意，大便也总跑到很远的地方。实际上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可却毫不在意，老是抢重活干。大家看他那力不从心的样子都很心疼，却也帮不上忙，即使劝他用自己工资买点营养品他也不听。为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从不乱花一分钱，但为了全班战士能听到北京的声音，他用所有的积蓄在抚远买来一台收音机，我还清楚地记得是“春雷”牌的。就这样，他一直和我们大家一起坚持到那年的冬天才回到连队。
不久，他乘一架雪爬犁外出，渴了吃下几把雪，一下子就不行了，送到医院的第二天就暴病而死。据医生诊断，还是因为他患痢疾未能治愈，肠壁长年受损而致多处穿孔。我们把他葬在了营部附近的小东山上。他母亲从北京来参加了葬礼，并带走了他唯一的遗物，那个春雷牌的半导体收音机。
知识青年到农村后，很长时间内还带着“文革”初期那种愚昧和狂热，表现着心灵上的扭曲。我们连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北京顶尖的某重点女校的一位同学，曾在“文革”初期因反对工作组受到迫害。她虽然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而且父母的级别职位都很高，可她父亲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自杀了。在工作组分化打击的战术下，她不仅被从广大的同学中孤立出来，接着又从反工作组的那批同学中被再度孤立，大家都像避瘟疫一样地躲开她，并经常有些人向她身上吐口水，用污秽龌龊的言语攻击她。这样的精神压力下，她的神经受不了，她在外地工作的母亲只好回来照料她。听说，她有时会在半夜中突然坐起，对母亲说，妈妈，我还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吗?
后来，她的情况有所好转，可由于父亲自杀的问题，使她始终不能进入到运动的主流中去。到了建设兵团后，她很能吃苦，待人也很好，长得也漂亮，连队上下都很喜欢她，可这并未能使她排遣苦闷、消除心中的块垒。不久，她就患了红斑狼疮，据说这和长期的精神刺激有关。在团里的医院住了一段，因无法治愈遂同意她回北京治疗。她在北京住了约有半年，也治不好，不过北京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环境怎么也比边疆强得多，她也就不愿再回到兵团。而当时，连队里却因此对她反映强烈，包括她原来学校的那批女同学，大都认为她不该逃离火热的第一线躲在北京养病，一些人还去信指责她。她的母亲也认为，既然北京也治不好病，那就应当回兵团去治，到工农兵中间心胸才能开阔。后来，兵团派了两名男同学“护送”她回到东北。
到了团里，她就死活不走了，留在了团医院。以后，据说不仅与一个男医生有拉拉扯扯的关系，还躺在车轮下面不想活了。但最后她还是被强行送回连队。她的这些举动，深为知青们、特别是她原来那些女同学所不齿，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还不算，也根本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慰。没过多长时间，她就服安眠药自杀了。
生活对她来说太残酷了，她几乎没有享受到些微的青春的快乐，而见到的只是政治斗争的双刃剑，一面斩断了家庭的温馨，一面割裂了她与同学们的友情。身患重病求一较好的治疗条件而不可得，身前身后到处是鄙夷蔑视的目光，她感到生活太累了，身心均已失去了承受重负的能力。她只有带着曾经有过的对革命理想的崇高追求，对美好人生的无限憧憬，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寻觅了。
今天，这段往事还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深深为我们这代人当时所表现出来的极左、或者说扭曲的心灵而惭愧。如果这位同学能够处在一个真正友爱和正直而不是火药味甚浓的集体，如果她处在一个讲求起码的人道主义而不是以革命名义苛求一切的环境，如果她当年的那些同学……如果连队的干部和战友……那我敢说，她绝不会用这样方式结束她的人生道路。多么可悲的结局，多么可怜的缺乏同情心的一代人啊！
近乎原始的红土地
1969年，我们戴着“屯垦戍边”的光荣牌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我真正领教了“阶级斗争”这支大棒的残酷和禁欲主义对人类心灵的摧残。下面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
和我一起到连队的知青中，有一年仅17岁，曾绰号“西单小红”的女流氓。不知她是想哗众取宠，还是要戴罪立功，其原因我至今尚无法解释。总之，她到连队不久，便向领导揭发，说同连队的另外两个北京男知青是她过去的“男朋友”，到云南后又与之发生过性关系，而且说这两人唆使她去抢连里的枪枝并烧掉营房。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立即成为全团阶级斗争的焦点，团里也派工作组下来蹲点清查这个案子。但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办法逼供，这两个男知青死活不承认，而这个女流氓却一口咬定，但每次的供状却都有出入，甚至连所谓与男知青发生关系的地点也经常变动。按理说，这个故事确实有点离奇，而且也没有任何旁证。可团里将这案子挂了起来，使那两个男知青处在极度的苦闷中。其中一个受不了便逃跑了，后被抓回遭到监禁和毒打。另一个被活活地逼疯了，每天在营房区游荡，从早到晚反复唱着《井冈山的道路》中的两句歌词——“紧紧拉着亲人的手，亲人啊，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使人听了无不痛楚。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至少是在我们团里，有个不成文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即：男女知识青年之间不准说话。只要男女之间说了一句话，哪怕只是相视而笑，也就可能会被视为“流氓”活动。当然，如同中国众多的制度规定一样，是因人而异的。它并不约束那些现役的干部，以及个别深受领导赏识的知青。关于这点，我后来曾加以考证，果然在解放军的野战部队中也有这条不成文的“军规”——“战士不得随意与女人谈话”。看来这是中国的特色，不过把它移植到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的情况大概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这代人头脑中原来就充斥着禁欲主义的毒雾，爱情只能是理想追求中的一朵五彩斑斓的云，而在现实中它根本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实上性的诗意和“原罪”的冲动，均被等同于淫乱。如果不是历史后来发生了一连串戏剧性的转变，这代人很可能在似神非神、似人非人的“涅盘”中了却此生，成为千百万头被阉割的“荒原狼”。可即使像我们这样的人，也仍然无法接受当时那种被剥夺人性的刻薄。
当我们到云南时，老高三的已年满23周岁。这个年纪谈恋爱，在当年也不能算早。而在我们建设兵团不仅不允许谈恋爱，这在极端化的场景中或许还有可以理解的因素，没有与异性谈话的权利就让人匪夷所思了。于是，我所在的连队里又发生了另一幕悲剧。
有一位老高三的知青，已经分配在北京一家工厂当工人，可是他的女朋友被分配到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他为了爱情，舍弃了“领导阶级”的地位和京城安逸的生活，与女友双双来到云南。他们不在同一连队，每逢休息日总想见面。而现实环境却阻止他们相爱，连使用语言文字表达感情的方式也被剥夺了。很自然地，在他们的“不检点”的接触中，这位男知青被诬为流氓。连队把他关起来，重点批判。他忍受不了折磨逃跑了，千辛万苦回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云南安置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适逢北京市准备派团前往云南慰问知识青年，便让他返回云南，并答应向团里反映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在北京慰问团到达之前，这个知识青年回到了连队。几日相安无事。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慰问团要来了，这时是不会整他的。他也还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北京来的“亲人”能为他说上几句。这时，团里层层下达指示，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单独与慰问团接触，违反者按违反军纪论处。我记得慰问团到来的那几天，营房周围的树上张灯结彩，各连队纷纷杀猪改善生活，比过年还热闹。我远远望着所谓的慰问团在团、营、连各级长官的簇拥下巡视走过，心里只觉得亲人来了，亲人又走了。满肚子的话什么也不能说，连笑一笑也不行。万一人家上来问你几句话，岂不糟糕，说什么呢?北京慰问团的到来，只在知识青年中产生一种更加压抑的感觉。
慰问团刚走，团里马上召开了全团批判大会，把那位到北京告状的知识青年押上了台，其罪名也由“流氓”升级为“反军乱军”“破坏纪律”“反对党的领导”。这一次，他心中唯一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对建设兵团的各级领导、组织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再次向北京方向逃跑。可没两天，他的尸体被运回来了。据说是在途中遇到巡逻的战士，因答不出口令并吓得撒腿逃跑，被当场击毙。随后，团部迅即贴出了“×××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的大标语，据说他的问题此时已转化为敌我矛盾了。大多数知识青年对他的遭遇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可是敢怒不敢言。
更可悲的是，他的女朋友连收尸、流泪的权利都不可得，否则就将会被扣上一顶与反革命分子同流合污的帽子。有一次我到河边洗衣服，同伴们指着小河对面的一位姑娘悄悄告诉我，你看×××的女朋友那表情。我把视线投过对岸，只见她孤零零地在一僻静处洗衣，两眼不是看着衣物而是呆滞地盯着水面，手里用棒棰机械地捶打着。从那木讷的神态中，可以看出她心中无限的哀怨。顿时，我感到一种超越神智的麻木震慑着心灵，并弥漫于小河两岸，充斥于天地之间。周围静得可怕，单调的棒槌声似乎在向人们倾诉着对非人性的控诉。红色的粘土地上，古朴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竟然也是那样地原始、愚昧。
并非浪漫的绿草原
知识青年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随着年龄日复一日的增长，他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恋爱和婚姻的问题。特别是“文革”前老高三、老高二的同学，在插了几年队之后，都已二十四五岁，这个问题就更迫切了。
我所插队的旗里发生过这样几件事：
到农村不久，上面曾要求知识青年分散插到蒙古包里去。我的一个同学，是北京某重点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插到一户牧民家里。那户牧民有个儿子，在当地也是个比较出类拔萃的小伙子，他们每天吃住在一起，小小的蒙古包里，男女之间实在已无多少隐秘可言。久而久之也就建立起一定的感情。特别是对我那位同学来说，又不会干活，又不会讲蒙话，很多地方都得到青年牧民的帮助。况且，她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后，很少有人这么公正、热诚地对待她，因此她十分感激这个青年牧民。一半是感激，一半是要彻底改造自己，她嫁给了青年牧民。说老实话，在禁欲主义盛行之时，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男女，很多人也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她也就把这样的感情认作了爱情。
她结婚之后，才逐渐发现他们之间的差距毕竟太大了，但生米已成熟饭，她没有力量挣脱出来。五年中，她在半被迫的情况下，和这个牧民生了三个孩子。开始，牧民对她还很敬重，但草原上男尊女卑的习俗太强大了，后来她也习惯于默默忍受男人的打骂了。每当看到她拉着大的，拖着小的，像一个真正的蒙古妇女一样地捣酸奶子，我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涩。
多数知识青年在那种情况下都不敢结婚。从心里讲，谁也不甘心在草原上做一辈子牧民，可是在“扎根一辈子”的口号下，谁又能看到有什么前途呢？除了一些有背景的同学很早就远走高飞，就是每年少数几个上大学、当干部的，而对既没有走后门的能力，又没有招人喜爱的出身，靠什么离开农村呢？这样，又迫使一些大龄男女们不得不考虑就地解决婚姻问题。
有一个大队只剩下7名女知识青年，都是北京某重点中学的高中生，后来又下来7名来自锡林浩特市的男知青。他们在前景暗淡的视野中，决心捕捉身边的光芒。他们十几人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共同讨论婚姻问题，由大家发表意见看谁与谁合适，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解决了7对知青的终身大事。
这是何等的扭曲呵！今天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更无法理解。它让人听了欲哭无泪，然而这却是当年千真万确的事实。
本文采访于 1988年，为1993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红卫兵这一代》中的一节。值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之际，献给当年“老插”们。
[1]即用镢头翻地播种。
[2]所谓黑户即一些外来的、没有户口的逃荒农民，在那里开荒种地。
[3]陕北话，意指农民。
[4]公家人，即干部。
米鹤都，1952年生，北京人，祖籍陕西。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大一附中；1968年到陕北地区上山下乡；1972年应征入伍，于陆军第47军服役；退伍后做过工人。1978年3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毕业后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和现代史研究多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等专项研讨。1988年后，先后在美国南伊大、斯坦福等多所大学做客座研究，后从事科技研发的管理工作。
文章转自：公众号“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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