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美奋斗者”——知青楷模邢燕子、侯隽
全国最美奋斗者
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等部门联合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
经规定程序遴选、审核、公示、批准，全国知青楷模邢燕子、侯隽荣获全国“最美奋斗者”称号。
邢燕子，女，汉族，中共党员，1941年生，天津市人，天津市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1958年，邢燕子初中毕业后，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回到家乡宝坻县司家庄村，立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她和乡亲们打成一片，每天一起插秧苗、种高粱，带领女团员组成“燕子突击队”向荒洼要粮，3个月就给村里挣了3600多元，种下430亩高产麦，成为我国农村经济最困难时期“发奋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党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侯隽，女，汉族，中共党员，1943年生，北京市人，天津市宝坻区政协原主席。1962年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今属史各庄乡）安家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1963年7月，共青团天津地委发出《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在天津地区青少年中掀起学习侯隽的热潮。2001年1月，57岁的侯隽出任宝坻县政协主席，当年9月撤县设区后，侯隽一直担任宝坻区政协主席直至2007年5月退休。
摘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及事迹简介》
访我国首个知青典型邢燕子
邢燕子，共和国最早树立的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广大知青心中的偶像，曾两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5次当选全国党代表，3次当选中央委员，5次见到毛泽东主席，13次见到周恩来总理。而今，抹去岁月的尘埃，67岁的邢燕子坐在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简陋住宅的客厅里，回忆逝去的青春和那个火热的年代，一脸平静地操着天津话说：“我自己的那段历史是国家的需要、是历史的需要，如今作为平常人，我早就以平常心来对待。无论对过去还是现在，我毫无怨言。”
郭沫若为她写的诗发表后第二天，她火线入党
“1958年我是自愿去农村生产劳动的，当时中学毕业，正是抢种小麦的季节。爷爷还在农村，又赶上自然灾害，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周总理也号召，发展农业生产，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就想，作为青年就应该去农村干自己最应该干的事。我是一路小跑进村的！”邢燕子讲到这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小跑的姿势，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邢燕子的父亲当时是天津陶瓷厂副厂长，她完全有条件当工人，也可以继续升学。但她却选择了回到宝坻县司家庄务农，这离国家大规模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还有10年。邢燕子的这一选择与党中央的号召不谋而合。在此之前的1955年，毛泽东主席就发出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
在村子里，邢燕子带领青年妇女成立突击队，哪里苦就奔向哪里，哪里完不成任务就往哪里上。白天网鱼，晚上编苇帘子，3个月副业就创收3900元，时值自然困难时期，无疑是“雪中送炭”。
经过报纸、杂志、电台的相继报道后，邢燕子被树为扎根农村的典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也曾为她写诗《邢燕子歌》，后来还被著名曲作家刘炽谱曲，在广大青年中广为传唱。
“郭老不愧为大家，这首为我写的诗中有一句：青春献农村，青春永不老 。这说出了我的心里话。”邢燕子说，郭沫若的诗1960年9月17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同日的《中国青年报》刊载文章，眉题为：“河北青年比雄心壮志比艰苦奋斗比革命贡献”；题为：“向邢燕子看齐形成热爱农业劳动的新风气。”第二天邢燕子便火线入党。“我当时无比激动，我现在还记得入党申请书里写着 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篇章，把一颗红心交给党，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扎根农村，像存瑞、邱少云、黄继光那样，为革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
1960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以“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新农村”为题，用大半个版的篇幅，报道邢燕子扎根农村大干农业的先进事迹。
当初只想着回乡下跟着爷爷种点地，却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全国典型，这是邢燕子万万没有想到的。而今回首往事，邢燕子不由得一番感慨：“当时，我回村务农，只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别的啥也没想过。出了名，当了知识青年的榜样，给我的压力特别大。我想，大家都在看着我，我只有干得更好才能对得起这个称号，所以白天黑夜拼了命地干。有时在太阳底下休息，刚坐在锄头把上就睡着了。虽然累，可心里特别充实，因为我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
邢燕子拿出当年的许多照片，有个人照，有合影，照片上的邢燕子非常年轻，英气十足。其中有一张是她手握镰刀、身背箩筐、向着朝阳微笑。这张照片发表在1960年第20期《人民画报》封面上。邢燕子说，后来 还出了很多有关她事迹的连环画、话剧，天津泥人张传人还专门为她制作了成套泥塑，再现“燕子突击队”的劳动场景。
如今，邢燕子的书房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是毛主席诗词：“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邢燕子对这幅作品珍爱有加。
毛主席生日聚会，她坐在了主席的右手边
生命中哪件事情让她至今最为难忘？邢燕子想都没想，眉毛一扬，大声说：“当然是1964年12月20日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开会前毛主席跟我亲切握手，还亲自领我上主席台！”
邢燕子回忆说，当时大会即将开幕，她跟几位代表正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休息，毛主席与刘少奇主席走了进来与代表一一握手，当毛主席握着邢燕子的手时，用湖南口音亲切地问：“你就是燕子？”邢燕子当时激动万分，泪水夺眶而出，一个劲地点头。“此前在梦里想了千万遍的话，当时一句也说不出。”
一边的刘少奇主席也亲切地问她：“你是邢燕子？”邢燕子报以热情的微笑，连忙说“是”。
会议就要开始了，让邢燕子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又发生了。“毛主席用他那温暖的大手领着我缓步走上主席台。我当时感到，台下无数惊奇、羡慕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全国人民在注视着自己，一股幸福的暖流立刻涌遍全身，使我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眩晕。”邢燕子回忆说，这时候，敬爱的周总理也走过来跟她握手，慈祥地问她：“你是邢燕子？你的名字我很熟悉，我早就知道你！”毛主席问：“燕子坐在哪？”工作人员告诉他，邢燕子同志是今天的大会执行主席，坐在前排。毛主席亲自将她领到前排座位上，然后才走到第二排自己的座位上。
邢燕子当时虽然是知识青年中的一位先进代表，但当她亲自看到万民敬仰的毛主席，而且被他亲手拉着在灯火辉煌、庄严隆重的主席台上，左瞅右顾找位子，她是怎么也不敢想象的。这一幕情景，她感到无比幸福，同时已铭记于心田，终身不忘。
在这场速写式的画面上，毛泽东完全不像一位开国领袖，也不像一位亿万劳动群众发自内心敬仰的伟人，而是一位年逾七十的父亲，手脚也许带点儿笨拙，但自然、热诚、细心地做了4个连贯动作：一是在湖南厅，毛泽东听介绍后握着她的手问：“你是燕子吗？”；二是就要开会了，毛泽东挽着燕子的手向主席台走去没有松开；三是在主席台上，毛泽东仍然拉着邢燕子的手亲自给她找座位；四是听工作人员说燕子坐主席台最前面，毛泽东就亲自找到执行主席的座位，看着她坐好，才回身找自己的位子坐下。这4个动作，顺乎事理一个接一个，连贯自然，看去平平常常，无惊天动地的举止，但意味深长。这是长辈对小辈的慈祥与疼爱之情的自然流露，也是共产党的领袖对一代新人知识青年的敬重加关切之情的自然流露！
1964年12月26日，正逢毛泽东主席71岁生日，平生喜欢不公开过生日的毛泽东打破了这个规矩。那天散会后，邢燕子和另一位江苏盐城的知识青年代表董加耕应邀参加了毛主席的生日聚会。她被安排坐在毛主席的右手边，董加耕坐在毛主席的左手边。同桌的还有北京市市长彭真、大寨大队支书陈永贵、大庆铁人王进喜、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还有罗瑞卿、曾志、谢富治等人。这一天，毛泽东喜爱的女儿都没有参加。在席间，邢燕子为毛主席点烟时，听见他风趣地说：“今天没让我的孩子来，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不下乡，没资格，不配。我要坚决坐在群众一边。”
在毛泽东眼里，邢燕子和董加耕是知识青年，具备了“资格”！“我要坐在群众一边。”毛泽东笑着说，并将自己的一碗饭扒给邢燕子和董加耕，“年轻人要多吃啊，要吃饱！”
陈永贵（左一）邢燕子（左二）董加耕（右一）
能身子紧挨着自己敬仰的毛主席一块过生日，邢燕子是又惊喜又激动。当时，她来不及去细想“为什么自己具备资格”所蕴藉的含意，但事实已然，便端肃地坐在毛泽东身边，一面吃饭一面听他讲话。
席间，毛泽东讲了农业，讲了读书，还讲到让邢燕子铭记终生的一段话：“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都没有翘尾巴，这很好。一个人做出了一点成绩不能翘尾巴，做两点也不能翘，三点、四点更不能翘，一辈子都不能翘尾巴。”邢燕子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
董加耕
董加耕毕业于江苏省盐城县龙冈中学，各门功课96分以上，预备党员，学校团支部书记，如果不选择上山下乡，可以到北京大学读书。他虽然现在当一个普通的农民，但“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在他的倡导下，村里旱地改水田，粮食丰收，还第一次长出棉花。196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董加耕所走的道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路。董必武副主席读了董加耕的日记后亲笔题词。邓小平、薄一波等号召：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赞扬董加耕为60年代的知青典范。这时，他也进入了国家领导层和毛泽东的视野，8月在团中央的“九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并在大会上发言，直至坐到第三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和执行主席的位置上。
邢燕子看到毛主席的生日聚餐没有宴席，只是每人一份饭，菜很一般。饺子、汤圆、米饭、烧饼，每样只有一点，加一小碗汤。那是邢燕子第一次见识这样的场面，她不知道菜是一道道上的，每样尝一点就撤下去。她想没吃完就端走多浪费呀，就要求服务员别端走。毛主席见了以为她没吃饱，就让服务员再给她和董加耕弄些饭来。而且还不放心，又把自己的那份饺子和烧饼夹给邢燕子和董加耕。毛主席给她夹了两个饺子和一个烧饼，给董加耕夹了两个烧饼和一个饺子。邢燕子的心里暖融融的，虽然主席误会了她的意思，却让她感受到，伟大领袖对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人的关爱之情。邢燕子在毛主席慈爱的目光注视下，把饺子和烧饼都吃了下去。毛主席看她吃了，非常高兴，放心地开怀大笑。
在这个71岁生日宴会上，毛泽东同邢燕子、董加耕一块吃饭的生动场景，被摄影记者抓拍下，不仅为当事人，而且为后世留下一个真实生动的影像记录。真是历史刹那间的永恒！在写到这段文字时，我们再次面对这幅照片看了许久许久，深受感染。其中的毛泽东慈祥和蔼，神情高兴；庆寿倒在其次，主要是能同自己想要见面的人在一块度过，谈笑风生十分惬意。被邀请的小贵客们，初来时的紧张拘谨不一会儿已荡然无存，仿佛不是同一位崇敬的伟人，而是同一位熟悉的长者交谈，该笑就笑想说就说。
董加耕后来写文章回忆说：“开始上菜了。桌上放着红、白、黄3种酒，大家是分餐制，每道菜是一个小搪瓷盘。出人意料的是，服务员竟将第一盘先端给我。我忙将它让给毛主席。老人家笑了，还客气地说：谢谢！谁知，第二盘又从我开始，我又给了毛主席，到第三盘我又让给主席时，服务员特意对我说：你自己吃。我不好再推让了。印象中一共吃了12道菜，除了一盘盐水虾，基本都是黄瓜、苦瓜、青辣椒、包菜，还有胡萝卜等一些蔬菜。”
“吃饭间，毛主席不断给我夹菜，口中还念叨着：你年轻，农村来的，多吃一点。可我根本没把吃饭放在心里。毛主席问我：你哪里人？我说：江苏盐城人。你是苏北盐城人，你知道盐城有两乔吗？并向我竖出两个手指。我却直直地盯着毛主席，怔了神。我心里想：我们那里水乡桥很多，怎么只有两桥呢？我一时没听清主席话的含意（湖南普通话，讲得很慢），还是盯着主席看。他老人家看我没听懂便提示说：两乔，他们都很会写文章。在学校里我也算是个爱好作文的小秀才，所以一下子想起来了，便高兴地回答说：我知道，他们是胡乔木、乔冠华。毛主席高兴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散席前还给我们同桌每位一个苹果，并一一握手告别，不知是因为过于留恋，还是过于激动，我竟把放在椅子后边的文件袋给忘在一边了（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时服务员才赶忙送给我）。”
同毛主席一块过生日，成为邢燕子、董加耕人生中最难忘、最光荣的一章。这充满人情味的一幕传达一个极重要的信息：领袖毛泽东对邢燕子、董加耕的信赖与器重，决不仅仅是对他俩，可以说也同样是对在农村和边疆工作的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其意令人感奋。
40年过去了，但讲述这段往事时，邢燕子老人的眼眶依旧湿润，泪光闪烁。看得出来她对那段岁月有着特殊的感情。去邢燕子家采访时，我们曾设想她家客厅墙上一定挂满了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她家客厅墙上空空如也，只是电视柜左右两端摆着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瓷像。
“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毛主席、周总理对我、对我们青年的关怀。一辈子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的信念我从来没有变。后来，粮食过关了，苦日子也终于过去了。”邢燕子动情地说。
先结婚后恋爱，党为她挑女婿
出名之后，给邢燕子的信从全国各地涌来，“整麻袋整麻袋地装”，当中更有不少求爱信。这就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后来，党组织为她选了村里的生产小队长王学芝。原因很简单，王学芝家是困难户，“一家兄弟四个，加上父母，才两间半房”，但他是个老党员，政治上可靠。年轻的邢燕子一开始并不乐意：“他家穷倒没什么关系，主要是他岁数比我大六七岁，现在男女差这些岁数没什么，但那时我嫌他太大，想找个跟自己同年的，比较般配。可是爷爷喜欢他，说他老实厚道，将来肯定不会出问题。我听党和爷爷的话，我就同意了，我们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
邢燕子与丈夫王学芝
1961年7月3日，邢燕子结婚了。夫妻俩穷得什么都买不起，邢燕子嫁过来，公婆只好出去借宿。3天后，新婚的邢燕子就和丈夫搬到了婆家早年喂驴的小草棚里，那个棚子只有1米多宽，没有床，就搭了个简单的土炕，站起来都直不起腰，一下雨就漏水。
邢燕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职位越来越高，最多的时候曾担任过大大小小16个职务，“经常半夜三更从被窝里被叫出来去开会”。为了她工作方便，爷爷专门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丈夫就成了她的贴身司机，不管她多早出门、多晚回家，丈夫都全权负责接送。邢燕子不能像普通妻子那样天天为丈夫做饭，丈夫就一个人随便对付；两个儿子相继出生之后，丈夫又当爹又当妈，却从来不曾埋怨过她。
邢燕子特别感激的是，她的两个儿子年龄相差8岁，原因是她1962年生了大儿子之后，为了不耽误工作，她先斩后奏，趁到天津开会时采取了避孕措施。即使这样，丈夫都没说一个“不”字，还跟她一起瞒着公公婆婆。
对于政治地位的变化，我没有怨言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问题的试行规定》。1979年，全国各地的知青开始陆续回城。轰轰烈烈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落下帷幕。从此，邢燕子的名字便在媒体上消失了。随后，邢燕子开始另一场全新的“从高处往下掉”的经历。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体会到“起伏不定，步履维艰和尘埃落定”的含义。
20世纪70年代，邢燕子曾担任上至中央委员、天津市委书记，下至司家庄党支部副书记等大大小小16个职务，被人称为“邢十六”。进入80年代，她开始逐步“降级”，从市委书记降至市政协副主席，到后来，她失去了全部高职。再到后来，市人大代表的名单里也不见了邢燕子的名字。邢燕子被安排去北辰区永新知青农场工作。
而今，邢燕子老人坐在她自家的客厅里，身穿一件臃肿的大衣，说着一口天津郊区的方言，与寻常退休大妈无异。当有人问她对此有无怨言时，邢燕子爽朗一笑：“说心里话，刚从台上下来时，总觉得别人看我的眼神不对劲，心里也苦闷和失落过。但后来一想，无论官大官小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国家的安排和需要。对于政治地位的变化，我没有怨言。我们不能跟党和国家讨价还价呀。”
粉碎“四人帮”后，像其他知青典型一样，邢燕子也接受过审查。邢燕子笑着说：“市委书记就得接受审查，书记不接受审查，难道去审查老百姓呀？”邢燕子说，她当天津市委书记时，是不拿工资、靠挣工分的国家干部，身份还是农民。1981年，她才“农转非”，国家照顾她的一个小孩可以跟着她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1987年，邢燕子的丈夫被照顾“农转非”，成了一名园林工人。邢燕子一家终于过起了寻常百姓家的日子。
选自《知青40年 总得说的故事》一书
起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青下乡上山，是在城镇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条件下提出来的，目的是将解决城镇失业问题与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
当年我也参与了这一探索。那是新中国遭受三年灾荒后仍处于困难时期的1962年，我高中毕业。尽管毕业考试取得门门满分的好成绩，一门心思报考“北大”，而且志在必得，但面对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召唤，考虑到国家的困难，最终我还是选择放弃高考，费尽周折联系到当时还属于河北省的宝坻县窦家桥，从北京跑来这里下乡插队。说来也巧，就在我下乡三个月后，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动员和组织城镇知青下乡上山，又从1963年开始，以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为主调整安置方向，并把青年自动下乡插队作为主要方向来宣传。所以当周恩来总理从黄宗英那儿了解到我落户农村的事，就肯定地说，“这是自动下乡的一个好典型”。其实我下乡并不早，更说不上干得多好，让我成为“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声名远播，主要是形势的需要。从1964年起，城镇知青下乡就逐渐掀起高潮。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迅即在全国展开。所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演变而由探索、兴起、高潮又归于结束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既然是复杂的历史过程，又与新中国的发展紧密相关，不同阶段上山下乡工作的出发点及其任务、政策和措施等，自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下乡上山与“文化大革命”后的上山下乡，更是有着明显区别。作为上山下乡主体的知识青年，由于受不同时段理想追求、价值取向、锻炼环境、经济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大家反思那段历史，感受不一、认识各异，也就在所难免。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当年都在青春的岁月里打上了知青的烙印，都曾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忠诚为国分忧，都在那困境的磨难中积累了宝贵的历练财富。也正是那段特殊而又平凡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情结和烙印，使我们知青这个不同于前辈又区别于后人的特殊群体，始终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
如今一转眼，我扎根宝坻50多年了，其间在窦家桥务农就有18年，并任了9年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刚下乡时，窦家桥粮食单产不过100公斤，发展到60年代末刚到200公斤。1970年我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还有3名知青也先后进了支部班子。大家齐心协力，带动社员群众响应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学习雷锋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发扬大寨人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的气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老天连旱3年，我们奋斗3年，把全村1700多亩盐碱地都改造成高标准园田，并实行了科学种田。从此，窦家桥不仅告别了低产的时代，改写了吃返销粮的历史，对国家的贡献也一年比一年大。到1974年，全村粮食平均单产超千斤，当年就向国家交售余粮15万公斤，贡献最多的1976年，全年交售的爱国粮就达到了21.5万公斤。再加上我们重视发展多种经营，大办工副业，也把贫穷的窦家桥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尽管现在回头看那点成绩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而且，看到“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理想正在变成现实，自己也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欣慰。
时至今日，知识青年需要就业、新农村建设需要人才、青年人成长需要锻炼，仍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应该说，当年将这些难题结合起来解决的探索，还是有价值的，我为自己能参与这一探索，感到光荣、自豪，无怨无悔。
如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历史的一页，早已翻了过去，当年的知青都已步入老年，而且随着时代变迁，各自的身份、地位，乃至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大家心系乡里的那种情怀，忧国忧民的那份忠诚，始终没有变。因为老知青们终生坚守着这样一个信念：一切为了祖国!
知青的历史，知青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笔沉甸甸的宝贵财富，将它们真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因为尊重历史的真实，尊重一代人的贡献，尊重为国分忧的忠诚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重视民族的宝贵财富，就是保护社会的有益资源，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今天的我们，面对历史逝去的背影都能评头品足地议论上几句，但每一历史事件的出现，唯有从它的来龙去脉上深加探究，唯有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得出的结论才会是客观的、公允的。《四川知青史》正是以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背景，系统展现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起始、发展、结束的全过程。可以说，四川知青史既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缩影。我相信，这部《四川知青史》的成功问世，对于全面记载、客观评价、正确反思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必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感谢孙成民为此做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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