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你们来了,
来到了我们身边。
挺拔的身姿走进了我们生命里,
青春的脸庞印在了脑海中。
你们成为我们的战友,
成了知青中的一员。
曾经充满爱意的叫你们小六九,
你们催化我们成了老知青。
春播种、夏锄草、秋收豆麦、冬修水利,
强了体魄,壮了筋骨。
不知不觉间,
你们的臂膀变得和我们一样强壮,
挺起的脊梁也一样宁折不弯。
你们衣裤打起了补钉,
手上有了和我们一样的老茧。
你们走进了拖拉机驾驶室,
走上了收割机驾驶台,
骑上了红鬃骏马,
走向了三尺讲台,
水利工地有你们奋战的身影,
战备公路洒下了你们的血汗。
你们也曾手握钢枪,
保卫北疆有也你们的奉献。
你们是屯垦戍边的中坚力量,
你们成了老知青中当之无愧旳一员。
时光匆匆,长路漫漫,
转眼间我们共同走过了五十年。
五十年风云似雾似烟,
五十年世事如梦如幻。
五十年这么漫长,又是那么短暂。
五十年这么容易,又是那么艰难。
五十年这么宝贵,又是那么平凡。
五十年是一首长长的诗,
五十年是一幅全景的画卷。
没有褒奖,没有夸赞,
那就等待历史的褒奖,
等待后人的夸赞。
今天是我们欢聚的日子。
是你们纪念的庆典。
我们向你们致敬,
我的兄弟姐妹,
我六九年下乡的知青战友。
如果五十年是一段里程,
我们愿与六九知青继续前行。
二0一九再出发,
踏上新的征程。
我们将以十年为一阶段,
每个十年都是灯塔和目标,
又是新的出发点,
是里程碑,
是休整的驿站。
是纪念的盛典,
是继续前行的加油站。
让我们携手并肩,
闯过一个又一个十年。
2019.6.1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69届知青奇人杨英锐
今年5月16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五团(后划归六师辖管)将举行“1969年知青到七星农场5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把本场知青杨英锐立为知青楷模,要请他在聚会上讲话。
杨英锐,被知青朋友称为二十五团的“奇人”。
该团荒友这样介绍他:杨英锐,北京知青,66届小学毕业,小小年纪就到了农场。后来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毕业于北师大数学系。他自学数理逻辑,后到美国读数理逻辑硕士;并读完“认知科学”博士。
美国“认知科学”有两大高手,他在一大高手门下,写了文批评另一大高手。那位高手一看,认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因此建议杨英锐到其大学做访问学者。杨英锐说,做访问学者我不干,我只愿做您的博士后。因为博士后就可进入实验室。
就这样,杨英锐把两大高手的本事都学会了,经20年努力,成为“美国数理逻辑终身教授”和美国认知科学的学会主席。
看来,杨英锐确实成功道路很奇,学问很牛。
杨英锐回国讲学时的留影
“1969年知青到七星农场50周年纪念活动”安排杨英锐作5~10分钟演讲,聚会时间还差半个月,网上就传了杨英锐的演讲草稿。这草稿读起来很过瘾,写得很有个性,知青一定很爱看,是真是假,转上来看看无妨。
纪念知青到农场四十周年活动时 杨英锐在座谈会上发言
(一)我刚到兵团不久,就当了连里的一排一班班长,这是迄今我当过的最大的官也是唯一当过的官了。官不在大,有心则明。从此我就有了干部意识,责任意识,懂得了以身作则,吃苦在前的道理。一班长最日常的工作就是每天带大家下地干活。记得在兵团第一年,连里一共只休过二天假。这在我就落下了毛病,到现在我都对放假概念缺失,一天不工作,心里就发慌发毛,好像不应该似的。
(二)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到农村教学实践,还参加劳动。有一天的活儿是清理猪圈,正值酷夏。总结时带队老师表扬我,说杨英锐不怕脏不怕味,跳进近尺深的泥里一干就是半天也不换人。我说,王老师,在兵团这都是我分派病号干的活。在连队里干活,渴了有水喝,还按时开饭,上厕所也方便,那是好活儿。
(三)北大荒下地干农活,总是带着大棉袄或长衣裳。休息哨声一响,捕衣在地,倒头便睡,说是五分钟一小觉,十分钟一大觉。老职工教我的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并一直践行。他说,人不怕累,怕抻着,抻着伤身体;没事儿别瞎溜达聊闲天儿,有空赶紧瞇一会儿,再乏也缓过來了。到今天,讲课时我倾情投入,上完课,两腿往桌子上一放就能瞇着了,感觉幸福指数很高,全赖当年训练有素。
(四)有人学历完整,孩子也都是研究生毕业,曾对我说到政治,说是谁谁谁只算是小学毕业,言下之意大家都懂。我当即怼回去:我杨英锐就是小学毕业,知青出身,你们有多少人全算上,还能有杨英锐学问大吗?!我就听不得有人说遭踏知识青年的话。每一代人道路不同,冷暖自知,轮不到别人放肆。我当时就拉下脸来告诉对方:再说,小心我大铁锹拍你丫的。
(五)知识青年,有着天生的家国情怀。从五十年前下乡开始,就是雨雪中人。在北大荒,是热血豪杰;返城后,无分岗位高低,是单位骨干,世称共和国的脊梁。今天,有出息的还做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常说,都是知识青年出身,能帮上的尽量帮,能伸把手伸把手,咱们就是近卫军,哪有拆台的道理。下过乡的人,要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那不白忙乎了么。
(六)我曾在一篇随笔中写过以下文字:
“知识青年返城,如敦克尔克大撤退,为共和国保存了改革开放诺曼底登陆的社会压舱之石,为民族复兴大业准备了近卫之师,为教育80后90后存留了家国情怀。这是值得尊重的一代,也是波澜壮阔的一代。
“悲剧是伟大的,汉姆雷特不是乞丐弃儿,又有谁会对唐.吉柯德嘲笑蔑视。美感是心灵的层次。我就是北大荒知青,工农兵大学生,为时代前驱,征战半个世纪,位卑未敢忘忧国,方兴何曾一日怠。今后三十年,我们将继续和诸零后包括九零,零零后协同作战,辉煌一再!
“知青一代,是从田野中悄悄地走來。这是一支在返城后岗位最为分散的部队,但无论在什么岗位上,这又是一支能够单兵作战,荣辱不懈,吃苦耐劳,是非鲜明,团结周围,不耻补课,最受社会从心底佩服的部队。这是一支人类文明史上最能隐忍作战,敢于殊死相博,几十年如一日追求辉煌,打到最后一滴血笑到一口气的部队。这是一支在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中所获最少最为忍让的部队。这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易管理最守本分最懂自律的部队。”
(七)俗话说,人缺什么想什么。我们这代知识青年,最缺的就是社会承认。所以,我的理想之一就是得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和其它的科学奖项,不懈努力,志在必得。今天兵团战友的民间表彰,是洪荒肯定,对英锐弥足珍贵。今天你给我一个鼓励,明天我定还你一个大奖。
提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会提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上山下乡。提到上山下乡,就会提到“老三届”。“老三届”是指六六、六七、六八届的毕业生。那么六九届呢?其实六九届也含在其中,也有说是“老四届”的。
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时,我们小学即将毕业,中学还未接收。我们又在小学滞留了两年,这两年仍由所在小学管理。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似懂非懂,没有学上,没有书看,没有像“老三届”那样参加组建红卫兵,搞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等等。除了偶尔到小学校里参加些活动外,我们在家就是疯玩儿,一玩儿就是两年。
我们在小学整整呆了八年,中学只呆了一年,在历次填写履历表时,我都这样写:
1960年9月——1968年8月北京白家庄小学
1968年9月——1969年8月北京第八十中学
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我在小学蹲班两级,在中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呢。
在老三届里,我们排在最后,有人称我们为“小六九”。“小六九”叫的顺口,听的顺耳,可是个中之苦只有“小六九”们自己知道。
一九六八年九月,在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令下,我们和七0届学生同时迈进了中学大门。
当时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极其封建。男女生是从不说话的,认为男女生在一起接触就是流氓,坏学生。每班分六个小组,教室的座位男女小组是挨在一起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只要谁先进教室就把桌子拉开,双行三组变成六行单组了。教室里如有女生在,男生就不进教室了。该上课了,不进不行了,他们就在门口挤成一团,嘴里喊着“一二三”一起涌入教室,女生就偷偷的笑。
在中学,虽说是复课,但没有课本,没有教材,主课只有政治、外语、数学。政治学习毛主席语录,外语学了英文二十六个字母,数学学了正负数。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参加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活动。还参加了多种多样的劳动,我们曾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学工一个多月,又到北京近郊东坝参加三夏劳动,紧接着又去怀柔莲花池学农,说是去一个月,结果半个月就被学校召回,参加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的去向是云南、内蒙、黑龙江三大生产建设兵团,我们这届分配的宗旨是“一片红”,统统全走,没有插队的,没有留京的。我的头脑当时很简单,简单的就如同一张白纸。前边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插队都走了,我们别无选择,晚走不如早走,早走还落个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呢,我当时最先报的名,去什么地方呢?听说第一批去黑龙江,第二批是内蒙,不管是哪儿,我要第一批走,所以就报名去黑龙江。
来校招“兵”的人,让我们排队围着操场走一圈,一个班连着一个班,队伍长长的,他们在主席台上检阅,大概是看看我们里边有没有残疾人吧。我们大多十六岁,个别早些上学的只有十五岁,有的小女生体重才八十来斤,记得外班的一个女同学穿的条绒衣服上,两个兜儿一边绣的小猫,一边绣的毛线球,满口的娃娃腔,简直就是一个大孩童。
我们脑子里灌满了“革命”的大口号,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大干一番革命事业。就这样,我们这些小学文化水平的年轻人,戴着“知识青年”的桂冠,喊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口号,于1969年8月26日乘上北去的列车,驶离祖国的心脏——北京。这一去,就是人生旅途的九年漫长之旅。
到了边疆,我们分在了一师一团,地处黑河地区。一师在全兵团排头,一团又是全师排头,这意味着我们所在地区是最北最冷的。在一团又有山上连队和山下连队,山上山下虽一字之差,节气就差了半个月呢,说明山上的冬季更冷。在山上的连队还有老点儿和新点儿之别,老点儿是老连队,新点儿是新建连队。我们被分到山上的新建点儿,这又意味着是个更艰苦的连队。
团里把我们班的男生与另一个班的男生互换,这是领导防止我们早恋的一个手段,这样一来,本来就不熟悉的同班男生很快就被我们淡忘了。全团每个连队都是这样的,同班的男女生没有分在一起的。我认为上边这么做根本就没有必要,由于从学校带来的风气,我们北京知青男女生是从不主动说话的,这种状况长达两年之久。
先于我们一年来的哈尔滨知青和上海知青已经打好了一些生活基础,最最苦的日子由他们先尝了。但记得我们刚到连队时的生活依然很艰苦。男生住的是马棚,南北两趟大通铺,木板搭在木架子上,就是床了。女生住的一间砖房,有五六十平方米的样子,住着五十多人,分上下铺,挤挤叉叉的。好在入冬时新房盖好了,男生搬出了马棚,我们也稍稍宽松了一点儿。
到北大荒当年就赶上了水灾,粮食歉收。因为兵团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所以只能吃捂了的麦子磨的面粉,馒头又黑又粘,见不到蔬菜,人人饥饿难耐。我们还处在长身体节段,再加上劳动繁重,真是苦不堪言。
“小六九”们,个子小,文化低,又没有社会经验,而且不懂得团结,像一团散沙。我当时使出全身的解数,使自己融入到这个群体之中。政治学习,积极踊跃。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劳动中往往力不从心,我只能咬咬牙坚持住。我给自己下的定律是不争第一,但绝不落在最后。
到连队半年时,过北大荒的第一个春节。我们表面上乐乐呵呵、打打闹闹,可背后想家偷偷哭鼻子的又有多少,谁知道呢。在春节的大会餐上,一个六九届大小伙子喝多了,旁若无人地大声哭喊:“妈妈呀,我想你呀……”我们无不动容。
由于缺医少药,加上交通不便,我连北京战友卢玉兰,因患病几日高烧不退,从病到死从未离开过她的床板。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永远的去了,她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二十岁。我们用泪水送别了战友,并牢牢地记住这个日子——1973年7月8日。
北京男知青小崔刚到疆时,才一米五几的个子,和马站在一起,还没有马高。两年后竟长到一米七八的个子,请大家看看照片。
我们伴着风雨,伴着严寒,伴着苦累,伴着汗水和泪水,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成熟。个子长高了,身体长壮了,学会在艰难困苦中生存,掌握了各种劳动技能,在北大荒一干就是九年。在大返城之后,又从零开始,艰难地寻找着自己栖身之地、找工作、成家立业、养家糊口……一切都比别人慢了数拍。当然了,六九届个别的佼佼者除外,我指的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人。
可是我发现,与老三届们比,不论从哪个方面,我们与他们都有着很大的差距,不只是差在知识的缺失上,差在哪儿?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在老三届面前我们是永远的“小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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