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六九知青
五十年前你们来了，
来到了我们身边。
挺拔的身姿走进了我们生命里，
青春的脸庞印在了脑海中。
你们成为我们的战友，
成了知青中的一员。
曾经充满爱意的叫你们小六九，
你们催化我们成了老知青。
春播种、夏锄草、秋收豆麦、冬修水利，
强了体魄，壮了筋骨。
不知不觉间，
你们的臂膀变得和我们一样强壮，
挺起的脊梁也一样宁折不弯。
你们衣裤打起了补钉，
手上有了和我们一样的老茧。
你们走进了拖拉机驾驶室，
走上了收割机驾驶台，
骑上了红鬃骏马，
走向了三尺讲台，
水利工地有你们奋战的身影，
战备公路洒下了你们的血汗。
你们也曾手握钢枪，
保卫北疆有也你们的奉献。
你们是屯垦戍边的中坚力量，
你们成了老知青中当之无愧旳一员。
时光匆匆，长路漫漫，
转眼间我们共同走过了五十年。
五十年风云似雾似烟，
五十年世事如梦如幻。
五十年这么漫长，又是那么短暂。
五十年这么容易，又是那么艰难。
五十年这么宝贵，又是那么平凡。
五十年是一首长长的诗，
五十年是一幅全景的画卷。
没有褒奖，没有夸赞，
那就等待历史的褒奖，
等待后人的夸赞。
今天是我们欢聚的日子。
是你们纪念的庆典。
我们向你们致敬，
我的兄弟姐妹，
我六九年下乡的知青战友。
如果五十年是一段里程，
我们愿与六九知青继续前行。
二0一九再出发，
踏上新的征程。
我们将以十年为一阶段，
每个十年都是灯塔和目标，
又是新的出发点，
是里程碑，
是休整的驿站。
是纪念的盛典，
是继续前行的加油站。
让我们携手并肩，
闯过一个又一个十年。
2019.6.1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69届知青奇人杨英锐
今年5月16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五团（后划归六师辖管）将举行“1969年知青到七星农场5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把本场知青杨英锐立为知青楷模，要请他在聚会上讲话。
杨英锐，被知青朋友称为二十五团的“奇人”。
该团荒友这样介绍他：杨英锐，北京知青，66届小学毕业，小小年纪就到了农场。后来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毕业于北师大数学系。他自学数理逻辑，后到美国读数理逻辑硕士；并读完“认知科学”博士。
美国“认知科学”有两大高手，他在一大高手门下，写了文批评另一大高手。那位高手一看，认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因此建议杨英锐到其大学做访问学者。杨英锐说，做访问学者我不干，我只愿做您的博士后。因为博士后就可进入实验室。
就这样，杨英锐把两大高手的本事都学会了，经20年努力，成为“美国数理逻辑终身教授”和美国认知科学的学会主席。
看来，杨英锐确实成功道路很奇，学问很牛。
杨英锐回国讲学时的留影
“1969年知青到七星农场50周年纪念活动”安排杨英锐作5～10分钟演讲，聚会时间还差半个月，网上就传了杨英锐的演讲草稿。这草稿读起来很过瘾，写得很有个性，知青一定很爱看，是真是假，转上来看看无妨。
纪念知青到农场四十周年活动时 杨英锐在座谈会上发言
（一）我刚到兵团不久，就当了连里的一排一班班长，这是迄今我当过的最大的官也是唯一当过的官了。官不在大，有心则明。从此我就有了干部意识，责任意识，懂得了以身作则，吃苦在前的道理。一班长最日常的工作就是每天带大家下地干活。记得在兵团第一年，连里一共只休过二天假。这在我就落下了毛病，到现在我都对放假概念缺失，一天不工作，心里就发慌发毛，好像不应该似的。
（二）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到农村教学实践，还参加劳动。有一天的活儿是清理猪圈，正值酷夏。总结时带队老师表扬我，说杨英锐不怕脏不怕味，跳进近尺深的泥里一干就是半天也不换人。我说，王老师，在兵团这都是我分派病号干的活。在连队里干活，渴了有水喝，还按时开饭，上厕所也方便，那是好活儿。
（三）北大荒下地干农活，总是带着大棉袄或长衣裳。休息哨声一响，捕衣在地，倒头便睡，说是五分钟一小觉，十分钟一大觉。老职工教我的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并一直践行。他说，人不怕累，怕抻着，抻着伤身体；没事儿别瞎溜达聊闲天儿，有空赶紧瞇一会儿，再乏也缓过來了。到今天，讲课时我倾情投入，上完课，两腿往桌子上一放就能瞇着了，感觉幸福指数很高，全赖当年训练有素。
（四）有人学历完整，孩子也都是研究生毕业，曾对我说到政治，说是谁谁谁只算是小学毕业，言下之意大家都懂。我当即怼回去：我杨英锐就是小学毕业，知青出身，你们有多少人全算上，还能有杨英锐学问大吗？！我就听不得有人说遭踏知识青年的话。每一代人道路不同，冷暖自知，轮不到别人放肆。我当时就拉下脸来告诉对方：再说，小心我大铁锹拍你丫的。
（五）知识青年，有着天生的家国情怀。从五十年前下乡开始，就是雨雪中人。在北大荒，是热血豪杰；返城后，无分岗位高低，是单位骨干，世称共和国的脊梁。今天，有出息的还做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常说，都是知识青年出身，能帮上的尽量帮，能伸把手伸把手，咱们就是近卫军，哪有拆台的道理。下过乡的人，要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那不白忙乎了么。
（六）我曾在一篇随笔中写过以下文字：
“知识青年返城，如敦克尔克大撤退，为共和国保存了改革开放诺曼底登陆的社会压舱之石，为民族复兴大业准备了近卫之师，为教育80后90后存留了家国情怀。这是值得尊重的一代，也是波澜壮阔的一代。
“悲剧是伟大的，汉姆雷特不是乞丐弃儿，又有谁会对唐.吉柯德嘲笑蔑视。美感是心灵的层次。我就是北大荒知青，工农兵大学生，为时代前驱，征战半个世纪，位卑未敢忘忧国，方兴何曾一日怠。今后三十年，我们将继续和诸零后包括九零，零零后协同作战，辉煌一再！
“知青一代，是从田野中悄悄地走來。这是一支在返城后岗位最为分散的部队，但无论在什么岗位上，这又是一支能够单兵作战，荣辱不懈，吃苦耐劳，是非鲜明，团结周围，不耻补课，最受社会从心底佩服的部队。这是一支人类文明史上最能隐忍作战，敢于殊死相博，几十年如一日追求辉煌，打到最后一滴血笑到一口气的部队。这是一支在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中所获最少最为忍让的部队。这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易管理最守本分最懂自律的部队。”
（七）俗话说，人缺什么想什么。我们这代知识青年，最缺的就是社会承认。所以，我的理想之一就是得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和其它的科学奖项，不懈努力，志在必得。今天兵团战友的民间表彰，是洪荒肯定，对英锐弥足珍贵。今天你给我一个鼓励，明天我定还你一个大奖。
提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会提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上山下乡。提到上山下乡，就会提到“老三届”。“老三届”是指六六、六七、六八届的毕业生。那么六九届呢？其实六九届也含在其中，也有说是“老四届”的。
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时，我们小学即将毕业，中学还未接收。我们又在小学滞留了两年，这两年仍由所在小学管理。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似懂非懂，没有学上，没有书看，没有像“老三届”那样参加组建红卫兵，搞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等等。除了偶尔到小学校里参加些活动外，我们在家就是疯玩儿，一玩儿就是两年。
我们在小学整整呆了八年，中学只呆了一年，在历次填写履历表时，我都这样写：
1960年9月——1968年8月北京白家庄小学
1968年9月——1969年8月北京第八十中学
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我在小学蹲班两级，在中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呢。
在老三届里，我们排在最后，有人称我们为“小六九”。“小六九”叫的顺口，听的顺耳，可是个中之苦只有“小六九”们自己知道。
一九六八年九月，在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令下，我们和七0届学生同时迈进了中学大门。
当时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极其封建。男女生是从不说话的，认为男女生在一起接触就是流氓，坏学生。每班分六个小组，教室的座位男女小组是挨在一起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只要谁先进教室就把桌子拉开，双行三组变成六行单组了。教室里如有女生在，男生就不进教室了。该上课了，不进不行了，他们就在门口挤成一团，嘴里喊着“一二三”一起涌入教室，女生就偷偷的笑。
在中学，虽说是复课，但没有课本，没有教材，主课只有政治、外语、数学。政治学习毛主席语录，外语学了英文二十六个字母，数学学了正负数。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参加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活动。还参加了多种多样的劳动，我们曾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学工一个多月，又到北京近郊东坝参加三夏劳动，紧接着又去怀柔莲花池学农，说是去一个月，结果半个月就被学校召回，参加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的去向是云南、内蒙、黑龙江三大生产建设兵团，我们这届分配的宗旨是“一片红”，统统全走，没有插队的，没有留京的。我的头脑当时很简单，简单的就如同一张白纸。前边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插队都走了，我们别无选择，晚走不如早走，早走还落个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呢，我当时最先报的名，去什么地方呢？听说第一批去黑龙江，第二批是内蒙，不管是哪儿，我要第一批走，所以就报名去黑龙江。
来校招“兵”的人，让我们排队围着操场走一圈，一个班连着一个班，队伍长长的，他们在主席台上检阅，大概是看看我们里边有没有残疾人吧。我们大多十六岁，个别早些上学的只有十五岁，有的小女生体重才八十来斤，记得外班的一个女同学穿的条绒衣服上，两个兜儿一边绣的小猫，一边绣的毛线球，满口的娃娃腔，简直就是一个大孩童。
我们脑子里灌满了“革命”的大口号，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大干一番革命事业。就这样，我们这些小学文化水平的年轻人，戴着“知识青年”的桂冠，喊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口号，于1969年8月26日乘上北去的列车，驶离祖国的心脏——北京。这一去，就是人生旅途的九年漫长之旅。
到了边疆，我们分在了一师一团，地处黑河地区。一师在全兵团排头，一团又是全师排头，这意味着我们所在地区是最北最冷的。在一团又有山上连队和山下连队，山上山下虽一字之差，节气就差了半个月呢，说明山上的冬季更冷。在山上的连队还有老点儿和新点儿之别，老点儿是老连队，新点儿是新建连队。我们被分到山上的新建点儿，这又意味着是个更艰苦的连队。
团里把我们班的男生与另一个班的男生互换，这是领导防止我们早恋的一个手段，这样一来，本来就不熟悉的同班男生很快就被我们淡忘了。全团每个连队都是这样的，同班的男女生没有分在一起的。我认为上边这么做根本就没有必要，由于从学校带来的风气，我们北京知青男女生是从不主动说话的，这种状况长达两年之久。
先于我们一年来的哈尔滨知青和上海知青已经打好了一些生活基础，最最苦的日子由他们先尝了。但记得我们刚到连队时的生活依然很艰苦。男生住的是马棚，南北两趟大通铺，木板搭在木架子上，就是床了。女生住的一间砖房，有五六十平方米的样子，住着五十多人，分上下铺，挤挤叉叉的。好在入冬时新房盖好了，男生搬出了马棚，我们也稍稍宽松了一点儿。
到北大荒当年就赶上了水灾，粮食歉收。因为兵团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所以只能吃捂了的麦子磨的面粉，馒头又黑又粘，见不到蔬菜，人人饥饿难耐。我们还处在长身体节段，再加上劳动繁重，真是苦不堪言。
“小六九”们，个子小，文化低，又没有社会经验，而且不懂得团结，像一团散沙。我当时使出全身的解数，使自己融入到这个群体之中。政治学习，积极踊跃。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劳动中往往力不从心，我只能咬咬牙坚持住。我给自己下的定律是不争第一，但绝不落在最后。
到连队半年时，过北大荒的第一个春节。我们表面上乐乐呵呵、打打闹闹，可背后想家偷偷哭鼻子的又有多少，谁知道呢。在春节的大会餐上，一个六九届大小伙子喝多了，旁若无人地大声哭喊：“妈妈呀，我想你呀……”我们无不动容。
由于缺医少药，加上交通不便，我连北京战友卢玉兰，因患病几日高烧不退，从病到死从未离开过她的床板。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永远的去了，她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二十岁。我们用泪水送别了战友，并牢牢地记住这个日子——1973年7月8日。
北京男知青小崔刚到疆时，才一米五几的个子，和马站在一起，还没有马高。两年后竟长到一米七八的个子，请大家看看照片。
我们伴着风雨，伴着严寒，伴着苦累，伴着汗水和泪水，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成熟。个子长高了，身体长壮了，学会在艰难困苦中生存，掌握了各种劳动技能，在北大荒一干就是九年。在大返城之后，又从零开始，艰难地寻找着自己栖身之地、找工作、成家立业、养家糊口……一切都比别人慢了数拍。当然了，六九届个别的佼佼者除外，我指的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人。
可是我发现，与老三届们比，不论从哪个方面，我们与他们都有着很大的差距，不只是差在知识的缺失上，差在哪儿？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在老三届面前我们是永远的“小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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