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敬兰：我的北大荒
我的北大荒
之一：
十八岁出门远行
1968年6月13日早上，刚过生日10天的18岁女生——我，背着书包去学校，不是去上课，而是去集合，统一坐专列奔赴遥远的北大荒。
我是北京师大女附中66届初中生，在学校的5年中闲呆了整整两年，文革初期的激情早就变成了不耐烦。今天就要和学校道别了，以后不可能再回来，我的心里却没有一点留恋。“天天不上课，学生不像学生，老师不像老师，这世道咋乱成了这样？”母亲经常地唠叨，不停地抱怨。我最不爱听母亲说话，觉得句句不入耳。这下您不用抱怨了，我不会吃闲饭了，以后您也看不见我了。我身体一直瘦弱，从初一第二学期就免修体育，这次毕业分配，除了北大荒国营农场，还有北京亚麻厂、西城红卫服装厂等。我坚决要求去北大荒，老师的耐心劝解也没有用。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不到6岁就在政治运动中失去了父亲。哥哥姐姐都已成年，母亲带着我艰难地生活，对我的疼爱和呵护近乎专制，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是那样强烈和不可阻挡，我巴不得到一个母亲找不到的地方，永远不再听她的唠叨和事无巨细的管制。
出门时，我坚决不许母亲和姐姐送我。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步，大我13岁的姐姐却执意要陪我一起去学校。9点钟学生们准时在学校集合，和我一批去北大荒的同学是120名66届初、高中毕业生，10点钟我们将在北京站和全市上千名中学生汇合，乘坐专列去黑龙江。这一天，这一列火车，标志着北京市中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开始。接我们的大公共汽车来了，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好的大轿车，前面的两块风挡玻璃特别大，有点像蜻蜓或蚂蚱的大眼睛。女生们唧唧喳喳地拥上汽车，快乐地挤坐在一起，汽车就鱼贯驶出了校门。永别了，北京师大女附中，永别了，我们的中学时代！汽车在西长安街奔跑，经过了西单、六部口、新华门，经过了人民大会堂西侧的石碑胡同口，我的家就住在那条胡同里。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下意识地回头张望。忽然，我看见了母亲，58岁的母亲坐在胡同口的花岗石灯座上，正茫然四顾，一向腰板挺直的母亲怎么佝偻了？突然衰老了？眼泪突然涌上来，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急忙回过身来，使劲和自己的眼泪做斗争，不让它流下来，不让同学们看见。后来，那一瞬间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许多年中，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哪知道娘咋想你？那是抓心哪！”少年时我把感情粗糙、心肠冷硬当成了坚强，曾无数次地伤着母亲的心。只有当我做了母亲，只有当我失去了母亲，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抓心”的想念。姐姐把我送到学校，就被我忘到一边去了。
等大家到了北京站，我发现姐姐和许多为我们送行的亲人们、同学们，像刚刚参加了赛跑，竟也同时到达！站台上人声鼎沸，期待着或惧怕着车轮的转动。火车缓缓移动了，直接开往北大荒的北京知青专列，在歌声、笑声、哭声和什么也听不清楚的亲人叮咛中，离开了北京站，离开了北京。这一去，就是几千里，人生的艰辛从此拉开了大幕。记忆里，那时的六月远没有现在这么热。火车出了山海关，天气就更凉快了。一日三餐，是铝饭盒装好的大米饭、红烧肉，以往从不接触的男中、女中的同学，在一个车厢里度过白天又迎来黑夜。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激动的，就像是去远游，是一次下乡劳动，大家唧唧喳喳，说不完地说，闹不完地闹。天亮了，谁喊了一声：该起来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吧！车厢里有了骚动，学生领队带领大家向着东方初升的太阳，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有人小声嘟囔着：干嘛呀，我刚睡着。又一人惊奇地喊起来：才三点多呀，太阳怎么就出来啦？原来东北的太阳比北京出来得早哇！经过了许多城市——以前只是听说过这些名字：锦州、沈阳、公主岭、四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最后，1968年6月15日中午时分，在黑龙江省东部边陲一个叫“迎春”的小站，大家下车了。刚下过雨，雨过天晴，蓝天上硕大的白云朵朵，缓缓地在头顶上飘移，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那么白的云团，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上千北京学生迅速集合又分开，我和同学们爬上大卡车，奔向852农场6分场4队。
一路上经过了一片又一片树林子和草甸子，满山满野的乔木和灌木棵子连绵不绝，满眼都是新鲜的、干净的绿色。到了六分场境内，每过一个生产队，汽车就会停下来，许多小孩子争相把鲜花扔到车厢里。北大荒的人真好哇，还给我们献花呢！我给家人写的第一封信里，就兴奋地说了这事。后来我才知道，六月正是草甸子里野花盛开的季节，白的芍药，红的百合，黄的金针，紫的马兰……还有大片大片的矢车菊和蒲公英，满眼全是。
终于，汽车在一栋红砖大房子前面停稳，小孩子们好奇地围了过来。这个坐落在广袤绿色中的生产队，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奉献青春的起点。红砖房子是大食堂，也是全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有的集会和重要活动，都在大食堂里举行。食堂后面，是成片黑黢黢的茅草盖顶的土坯房子，食堂前面有两座新落成的灰色小房子，分列东西，墙壁是荆条抹泥，房顶是灰色机制瓦，这就是男女生宿舍了。队领导有些歉疚地说，这个马架子是临时的，等到秋天，同学们的新宿舍就盖好了。一些老职工帮着，把行李卸下车，抬进宿舍。在大通铺上，18个女生依次排开，打开行李卷，这每人不足一米宽、二米长的地方，就是今后的家了。晚饭是炒韭菜，白面馒头。韭菜碧绿，而馒头——竟比碗都大！吃完饭已经八点了，天色才刚刚暗下来。北大荒的夏天，太阳到了晚上九点多才不甘心地落。宿舍里点的什么灯，有没有灯，后来已经想不起来了。大家太困了，脑袋一沾枕头，就睡过去了。青春的睡眠是极其安静的，没有鼾声和梦呓，只有腿长个大的蚊子，在我们的头上盘旋，翅膀震颤的声音，或许是那个夜晚最为响亮的声音了。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我穿着统一发的兵团战士棉袄已经油渍麻花。
我的北大荒
之二：
生硬的革命者记忆
第二天，队里召开欢迎大会，授给我们每人一个忠字牌（即用红电光纸裱糊的心型纸板，有碗大小，中间贴一个黄色的“忠”字），戴在胸前。宣传队还表演了忠字舞。，只有进入黑龙江，才沿路看到这个阵仗，边疆省份发明的“忠字化运动”还真不一般，太好笑了。会后，每人领到一把锄头，从此，我们就是北大荒的人了。
北大荒的“大”，除了辽阔还有气魄。每个生产队的耕地都是几万亩，地块以数字排列，叫一号地、二号地，一块地号几千亩，播种、收割全部是机械化作业。机械不能干的活，人才去干，譬如玉米和大豆要用人力锄草间苗，一块大豆地横3000米，竖2000米，眼看着不远，半天锄不了一根垅。譬如麦收秋收，粮食进了场院，翻场收场、装袋入囤，连喘息的功夫都没有。譬如连阴雨中的小麦地，大雪埋没的大豆地，都要人力收割，站在没踝的稀泥或没膝的雪地里弯腰挥镰，滋味真不好受。
我们初来乍到，正是麦收季节，每天都有几十吨小麦从地里拉进晒场，从早上三四点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那不是干活而是打仗。一看天边有可疑云朵漂移过来，经验丰富的场院保管员就招呼大伙儿赶紧收场，连队上空响起紧急钟声，后勤人员跑步赶来，连刚卸套的驴马也牵来加入战斗。起先嘻嘻哈哈的我们，往往不等把小麦收拢苫好，大雨就瓢泼般砸下来。
北大荒的天空瞬息万变，优秀的场院保管员就是气象专家，我们队的保管员、老铁道兵李顺义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呢。天热活忙，人人汗流浃背，有次我不听老同志劝告，穿了件半袖衬衫，结果两臂的“阳面”晒出了累累水泡，水泡融合，大个的赛过鸡蛋，火烧火燎夜不能寐，就那样也没有误过半天工。把小麦全部摊平，它们晒太阳，我们躺在阴凉地的片刻，别提有多舒服了。
到连队过了大约半个月，副指导员老董（山东支边青年，当年27岁）找我谈话，说队里决定让我担任气象员和出纳，气象员只要6小时一次去气象站记录风向、风速、温度和湿度就行，出纳的主要工作是发工资和日常的资金收支。气象站在大野地里，半夜的查看实在犯难，我既怕鬼又怕狼，虽有要好同学陪着，也止不住心里发毛。出纳的活儿不难，我第一次发工资，从分场领来钱，不懂得要事先点好装袋，而是当场数钱，来一个发一个，好在最后亏得不多，就几毛钱。这些工作都是“业余”，一做完我就上场院去干活。
一个月后，小学校开学在即，连里又决定让我当小学老师，立刻着手准备开学的工作。看到同学们天天晒得面红耳赤，衣服后背全是白花花的汗碱，累得不言不语，一头栽在铺上，我觉得自己好象做了亏心事。有天下工后，趁大伙儿去食堂打饭的空挡，一个同学对我说：麻杆儿，你知道同学们说你什么吗？你根本就没过劳动关，怎么能当老师？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当晚就去找指导员，坚决拒绝去小学校。1958年转业的解放军前军官，胖胖的孙指导员听完了我不当老师的理由，呵呵呵地笑起来，像哄小孩儿一样拍着我肩膀说，女同志干会计和教员，是咱们这里最好的工作，队里让你干是对你的信任啊，当然，也看你还小，长得这么单薄，重活你哪干得了？我说我没过劳动关，老头儿说，劳动关可以慢慢过嘛，等你长结实了再大几岁也可以过嘛。
我负责教一年级和六年级。一年级的新生是我挨家挨户招来的，一共30人，最大的12岁，最小的5岁。5岁的小姑娘叫小燕，长得特别可爱，脸蛋上两个小酒窝，天生一副笑模样。妈妈起初不同意小燕上学，才5岁，大名还没起嘛，就去上学？我说大名叫海燕好不好？苏联作家高尔基有篇散文就叫“海燕”，她妈妈一高兴，就把女儿交给了我。马德花也是我上门招来的，她是个皮肤白皙的小姑娘，一头棕黄的头发天然卷曲，粉嘟嘟的脸蛋，胖胖的小身子，跑起来摇摇摆摆的，憨厚可爱，像个洋娃娃。马德花6岁多，显然比小燕“成熟”，从我去她家招生的那天起，就成了我脚前脚后的小“跟班”，给我拿粉笔，帮我擦黑板，上课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做完作业总是想第一个让老师看。一年后当我辞职不干后，马德花几次跑到宿舍看我，总是追问：冯老师，你咋不教我们了呀？眼睛里满是遗憾和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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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了，边疆的学校也在百废待兴中。我教的“复式班”有一年级新生30个，六年级老生3个，是3个老师中学生最多的。没有课本和教学大纲，每天教什么，没人告诉你，全凭自己编。一年级还好说，从1、2、3和A、B、C开始。六年级就很伤脑筋，只能从毛选里挑短文，再编些应用题，算做语文和算术两门。还教体育和音乐，体育就是大小孩子一块玩老鹰捉小鸡，音乐课就是唱革命歌曲。上课了，给一年级讲课时，六年级就抿着嘴笑，像是上边来听课和检查工作的领导，给六年级讲课时，一年级的孩子就大眼瞪小眼。有时看到他们交头接耳，拉起一个厉声问道：“你们在说什么？”小孩子转身指着六年级：“他们说冯老师的外号叫麻杆儿。”真是的，哪里有什么师道尊严？如果看我气急败坏，大孩子反而像家长似的安慰我说，冯老师别生气啊他们不懂事。3个六年级的大孩子都十五六了，我干脆让他们仨做助手，分片包干指导一年级。几个月下来，大孩子虽没长进，小娃娃们却有了不小的收获，会做简单的算术，学会了汉语拼音和一些汉字。当然，也有几个小孩子把字写成蝌蚪文，特别是12岁的那个男孩，幼年得过大脑炎，他总把一个字分开写在两个格里，愣把中文弄成了日文。
一年以后，我坚决要求去农业排劳动，孙指导员被我闹得烦不胜烦，答应可以考虑我的要求。新学期开学在即，一个晚上，全队在大食堂集中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后，孙指导员再次宣布让我当老师，我嚯地站起来，大声宣布坚决不当老师。老头儿非常恼火，手里扬起上级党委对教师名单的批文，严厉斥责我必须服从命令。散会后，与会者照例集合连夜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拦住指导员，和他大吵大闹。第二天，我就被派往农业排劳动。
写到这里，我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同学中许多是“老高三”、“红五类”、共青团员，而我，出身不好、初中文化、白丁一个，凭什么总是受到“优待”？领导明明是出于对我的爱护，不让我做重活，把最好的工作给了我，我却执拗偏激，蛮不讲理，毫不领情。当我懂得感激和感恩时，那些关心爱护过我的北大荒前辈们，已经下世了。
我的北大荒
之三：
上学的风波
转眼到了1970年，已经整编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北大荒各国营农场，按照上级指示将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运动，从基层抽调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春节刚过，地里没有活，每天半天政治学习。排长让我们班抽一个人参加工作队，曾经批评我没过劳动关的那个同学说，让麻杆儿去吧，她能写，算盘打得也好。大伙儿说，行！麻杆儿去吧。第二天，我就带着铺盖卷去了团部（总场），从此离开了我的连队和我的同学们。**工作队起用了大批文革中靠边站的干部，都是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军官，不少人打过仗、入过朝，刚届中年，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北大荒的头脑和智库，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也许因为我在北京最好的女中接受过一流教育吧，童子功好，什么都知道一点，也有一定的能力，他们都很欣赏我。运动后期，我被留在团部直属商业连当文书。商业连统管全团的商品批发、零售、收购和其它服务业，在物资匮乏的年月里可以说是最好的单位了。文书负责管理文件和职工档案、户籍，协助领导处理各种日常事务，是个重要岗位，我出身不好又是白丁，连想也没想过会让我当文书。老连长李振奎是解放战争中在河北家乡入伍、1958年转业到八五二农场的正营级军官，他对我是否团员，出身怎样并不看重，充分给予了我信任和尊重。看我能写会画，有一点雕虫小技，特地让工人把单位门口一块几米长的墙壁抹平涂黑，任我写写画画。我把黑板报办成了一个小杂志，每当更换新的内容，都会引来很多人看，成为商业连的文化窗口。
当时党团组织的发展工作已经恢复，对我家庭出身的函调如石沉大海，入团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不久，商业连老指导员病逝，来了新指导员，是从1966年集体复员兵中提拔的干部。可以感觉到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嫌他总板着脸，屁股又沉，老连长那么忙，他却整天坐在办公室翻报纸，真够没眼力界儿的。有一次，从边远的三分场来了一个小伙子，进门就找领导“批奶粉”，说小孩出生20天了，奶不够吃，天天饿的哇哇哭。奶粉是紧俏物资，批准权限在连领导。指导员慢条斯理地盘问人家孩子出生几天了，为什么奶水不够……临了说：“嗨！我告诉你个好办法，不用喂奶粉。”人家急忙问喂啥呢？他说：“喂苞谷面糊糊，准保让你孩子长得结实。”那个小伙子急了，说刚出生哪有喂这个的？指导员严肃地说：“我小时候家里特穷，就喝苞谷面糊糊，哪有奶粉？！”那个小伙子再三央求，指导员也不松口。人家走后，我说：“刚出生的小孩，怎么咽得下玉米面糊糊？”指导员说，你咋知道咽不下？我小时候就吃那个，比讨饭强多了。我说赶明儿你有了小孩就给他喝玉米面糊糊得了。
有一天，新指导员对我说：“你的函调材料回来了。”我激动的心砰砰直跳，我已经22岁了，别的知青都在争取入党呢，可是我还没有入团，真是很没面子的事啊！指导员说：“你爹是畏罪自杀的，哎！你妈没告诉过你，你家和共产党有仇吗？”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早已原谅了指导员因年轻鲁莽对我的伤害，却无法忘记他阴郁的表情。我说：“我母亲说他是盲肠炎死的。”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我，又问：“你以前真的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的。父亲的死是我难以启齿的秘密，在政审表格中我一直写着“因盲肠炎去世”。我父亲在肃反运动后期自杀，那天正是他41生日，而我还不到6周岁。
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祖上先后有二十几位在十八、九世纪考取过功名或是贡生。先祖们的事，家谱有详细记载，我家乡光绪年间修的地方志上记载有多处，父亲的高祖父是道光年间的武举人，武举人的胞弟是武进士，授蓝翎，后为道光皇帝的御前侍卫。父亲的家族辉煌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在20世纪前半叶逐渐败落。父亲曾经担任过察哈尔解放区蔚涿宣区的无党派副区长，他为什么要畏罪自杀？为什么选择41岁生日？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疑问。后来，老连长告诉我，你那函调我看了，你父亲参加过国民党，不算啥大事，再说你那么小，懂个啥？后来我终于入团了。
在八五二农场（后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3师20团）商业连工作的二三年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休息，什么叫做男女有别，什么叫做个人利益。我眼到手到，悉心做好份内份外的一切工作。
入冬要拉取暖煤了，我白天上班，夜里跟车去煤窑挖煤（农场的煤窑是露天的）；年底发布票了，我利用星期日，顶着“大烟泡”（狂风夹雪）把布票送到各家各户，一天之内把事办完；连里自盖家属宿舍，我把本职工作放在晚上，白天跟车拉砖、拉石头，到工地挑砂浆，上房顶钉檩条铺油毡……没有我不能干的活。即使生病了，煤气中毒了，只要不倒下，就咬牙坚持工作。在劳动中，一个弱不禁风的小“麻杆儿”终于长成了身心健康的大姑娘。我还经常和团支书、上海知青唐坚（现为哈尔滨理工大学教授、北大荒知青联谊会秘书长）一起组织青年学习马列原著，给全连职工宣讲《共产党宣言》等。1973年初夏，大学开始恢复招生，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我是66届，又是北京名校学生，最拿手的就是考试，我信心很足。考试结束后不久，辽宁知青张铁生反对考试的公开信发表，考试成绩立即作废，改由群众投票选举。商业连4位合格候选知青中，只有一个名额，我得到了最多的选票。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钢铁学院电冶炼专业，因为我特别喜欢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里面的女主人公伊斯克拉，就是一位炼钢工程师。我在十拿九稳的兴奋中等待着入学通知书。一天早晨，同宿舍的哈尔滨女知青小李子问我：“小冯，你父亲是被枪毙的吗？”我大吃一惊，问谁说的？小李子又问：“你哥哥是国民党兵，关在监狱里？”我更吃惊了，说：“我二哥当过解放军，还是共产党员呢。”小李子告诉我，某某前几天忽然来上班了，她在商店里挨个柜台说，不能选你上大学，你父亲被镇压了你哥哥关在监狱里你思想反动是个大学迷。
某某是现役军人、总场机关组织股长的老婆，不到30岁，以前在老家当过生产队的妇联主任，随军来到八五二后，安排到商业连当调拨员，该女子一直以“国家干部”自居，非常骄狂。前不久因为休完产假有半年多没上班，被扣了工资大闹办公室，拍着桌子对老连长破口大骂、恶毒诅咒，我气不过，惹了她。那个女人忽然来上班，显然是冲着我的。我听小李子一说，立刻去找指导员，他既然兜里揣着我的函调，就应该主持一个公道。我说：“某某到处造谣说我父亲被镇压哥哥蹲监狱，你知道这不是真的。”指导员冷冷反问：“为什么你非要上大学？不上大学就不能干革命了吗？”我被问的哑口无言，知道了他们是一伙儿的。指导员作为党支部书记，决定重新选举，这次不再经过全体投票，而是由班组长推荐。在指导员亲自主持下通过了新的名单，我名列最后。我气得一下病倒了，发烧、半边脸肿得张不开嘴，连续几天不能吃饭，走路都直打晃，还坚持工作。我的好朋友唐坚、小李子和许多老同志都鼓励我要挺住，团支书唐坚在全连大会上义正词严地为我争辩，质问指导员为什么听任谣言蔓延？有的老同志冒着受打击报复的风险跑到团里反映情况。很快，团里派来了工作组，了解和解决问题。正值中共中央下发了（1973年51号文件）保护知识青年的文件不久，针对我上大学出现的反复成为当地打击知识青年的一个事件。在工作组的召集下，商业连第三次群众推选大学生，我再次名列第一。因为延误，大学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我被当地的齐齐哈尔医士学校录取。
1973年8月，我离开了八五二农场。老连长李振奎和知青战友唐坚、小李子把我送到迎春火车站。5年前，我正是在这里下了火车，开始了我的青春旅程。
我的北大荒
之四：
几十万知青像潮水一样呼啸着来了，又呼啦啦走了
2006年夏天，八五二农场举办庆祝建场50周年的活动，广泛邀请当年知青回访。我和几个战友搭伴踏上回程，岁月流转，山河易容，而旅途依然辛苦。北京到哈尔滨的“Z”字头列车只要10个小时，北京到佳木斯的唯一一趟火车却走了22个小时。下了火车上汽车，走走停停又是好几个小时。进入八五二的地界后，天已大黑，车窗外面黑黢黢的，只有星星点点的亮儿，不知是灯光还是星光。
前面突然有了路灯，我被告知八五二农场的场部南横林子就要到了，心中不禁一动。自1973年离开，我从未回来过，当年送我到迎春火车站的老连长李振奎已经过世，一些我熟悉的老同志也迁回了原籍，不知还有没有熟人。汽车在两列路灯的映照下，迅速到达了终点。站在璀璨灯光下，我活动着酸麻的腰腿，一时不分南北。大路旁，一侧是白色外饰的居民楼，一侧是灯火通明的广场。到处张灯结彩，大红横幅提示着八五二农场50岁的华诞。我们一行被迎上一辆面包车，拉到新落成的宾馆下榻，宾馆和我住过的国内外旅店没有两样。
接待我们的场办干部王静玲身材苗条、五官标致、衣着时尚，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看上去30岁多岁，但沉着、大方的做派显然是有着历练的，一问，只比我小几岁。听说我从前在场部工作，静玲邀我出去散步。北大荒的夏夜清凉宜人，特别舒服，连从前劈头盖脸的大黑蚊子也没有了。我们顺着马路走，我说从前，静玲说现在，在时空的交叉中，南横林子变成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小城镇。我住过的简易筒子楼不见了，原地矗立着多层的居民楼。那几栋木刻楞大房子呢？曾经住过农场的创建者和发配来此的丁玲、艾青们，也没有了，那里辟为广场、舞台和草坪。我供职的商业连没有了，场部的商业服务业已经私有化，沿街楼房的底层，全部是个体商铺和饭馆，不同颜色规格的牌匾在纷乱中透着竞争的热闹。我天天挑水的水井没有了，那口井有几十米深呢！有时碰上停电，摇半天辘轳才打上一桶水。现在那地方站立着一座宾馆。不过，那座老礼堂还在，从前它孤零零屹立在林子边，现在却成为中心，一边是农场的办公楼、宾馆，一边是农行、电信、税务等部门。
在通向修配厂的路上，集中展示着八五二当今最现代化的农机。静玲一个个给我介绍着，有着巨幅履带的是拖拉机，三角型的履带居然是三个大轮子咬在一起，比我还高；收割机占去了大半条马路，从前的康拜因若站在这里，简直就是玩具；“五铧犁”变成了宽宽的一排，夜色中巨大的犁片幽幽闪烁着优质钢铁的冷光；……它们庞大的身影尽管看不清楚，我仍旧感觉到了那份恢弘的气势和霸气。只有北大荒，才敢于驾驭这样豪气冲天的机器。只有现代大农业，才能够让它们有纵横驰骋的天地。
静玲说，这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哪一台也要几百万。是农场买的？我问。不，是种植大户们买的。哦，我蓦然想起，“北大荒”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了。文革结束，现役军人撤离，“兵团”再次变回农场，随着知青的大批回城，北大荒实行了个体承包制，听说连农具都分了。可是，北大荒的基因里从来不能容下小农经济，大格局的农业怎能忍受被分割成万千碎片的结局？这些为场庆助兴的庞然大物不会说话，却告诉了人们，北大荒的气魄依旧。
变化大吧？静玲问。斗转星移，青春的记忆已经无处可寻，我答非所问地说，你是本地人吗？普通话真标准。她说，我父亲是58年转业来的，我们这儿说话都没有东北味儿，外边的都说，八五二的人说的普通话特别标准。因为你们来了，我们从小学的就是你们。
她的话，竟让我立即动容。几十万知青像潮水一样呼啸着来了，把普通话留下，把对城市的想像留下，又呼啦啦走了。
我的北大荒
之五：
扎根不走的知青
95%的知青都走了，回到他们的城市，可也有留下的。上海知青郭琦美就是一个，她是我后来供职的商业连被服厂的工人，67届初中生。
出事那天是个星期日，郭琦美早早起床，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宿舍在二层，简易筒子楼，楼梯陡窄，走廊里没有灯，不是撞上东家的杂物柜，就是被西家的煤堆绊了脚，挑水是个吃重的活。同宿舍的三个上海姑娘一个比一个爱干净，挑水却是小郭一个人的事。她从不计较，不耍小性，脸上总有随和的微笑。把宿舍的水缸挑满，便去师傅家帮助干活，这是她周日的惯例。师傅刘裁缝让郭琦美同他去林场闺女家拉拌子（木柴），顺便把老伴接回来。人的旦夕祸福，就应在了那天。返回途中马惊了，马车疯狂的颠簸中，刘裁缝从马车一侧跳下，跟着车小跑了一阵，停住了脚稳住了神。坐在马车后边的郭琦美，惊慌中也飞身跳下，立刻重重跌倒，后脑着地，在巨大的惯性中不断翻滚，鲜红的血痕拉得很长……刘裁缝的老婆年老体弱，无力跳车，抓住刹车的绳子等死，而惊马在一阵狂奔之后，气喘吁吁地终于换了碎步。
我是在医院见到郭琦美的。全然不能相认的小郭，一头浓密黑亮的长发被剃个精光，白皙的脸庞肿得不能看，缠满绷带的头颅大如柳斗。伙伴们争着给她献血。小郭是B型血，而我是A型，因为不能给她献血，心中觉得自己很可耻，好象是故意不打算献似的。姑娘根本就没救了，医院尽最大的力气维持着她的生命体征，只为了等她远方的亲人。三天后，郭琦美的舅舅和哥哥分别从云南和上海赶来，当天，她就死了。其实，美丽、质朴、任劳任怨的小郭，灵魂早就飘然远行。
郭琦美幼失双亲，在祖母的呵护下长到18岁，下乡到了北大荒。她的理想是做一个手艺好的裁缝。出事的那年是1972年，北大荒的春天已经来临，她还不到21岁。郭琦美安葬在场部东边一座无名小山下。山上都是树，林中都是草。今天还有谁会知道，林中最茂密的那丛芳草，正是上海女孩儿郭琦美？她守望在那里，目光越过时空，坦然地看着我们。
留下的还有高海萍。
我们回到连队，一下车就看见人群里的高海萍了。她又黑又瘦，一头灰白的头发，很顺溜地用发卡挽在脑后，戴着金属框眼镜，穿一件素净的蓝底白点的褂子，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身前身后还跟着两只京巴，俨然就是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我不由不想起从前的高海萍。1968年6月我们刚到连队就认识六四年北京知青高海萍了，她没事就爱到我们宿舍来，靠着门框，问这问那的一点不认生。凭着一口京片子，人不亲土还亲呢！可是这个女生还真的不敢恭维，一头焦黄头发烫得乱蓬蓬，满脸壮疙瘩，走路横着，说话大嗓门，一副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样子。当时她的名声也不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从别的连队转来的，好象是“搞对象”出了问题，自然属于“作风问题”。那时候，一个大姑娘一旦有了“作风问题”，几乎就是一切玩完。于是，在我们连的男知青里，就没有谁会正眼瞧她。高海萍后来嫁给一个山东移民的弟弟，在70年代中后期知青返城的高潮中并没有回北京。1991年前后北京市政府颁布了知青新政策，允许所有在外地的北京知青办理返京手续，只要自己找到接收单位。许多人都以假接收证明拖家带口回来了，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有的甚至成了吃低保的困难户。高海萍还是没有回来。她觉得，自己和丈夫一没文化二没本事，回去干啥？
我们在连队短短的二三个小时里，她极尽地主之谊，一步不落地陪着我们，出了东家进西家，向他们介绍着这个是老表那个是麻杆儿，向我们介绍着那老太太是谁谁的老伴那中年汉子是谁谁的儿子；看了这里看那里，一一指点与我们相关的各个“遗址”，井台、伙房、小学校、托儿所、大食堂、小卖部、我们住过的马架子……等等，虽然都没有了，可是我们的心能够看见它们。高海萍话没有从前多，既没喜形于色也不高声大嗓，却能感觉到她和我们的亲近。可以说，见了那么多老“贫下中农”，只有她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她是唯一让我们在心里没有距离感的人。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她是北京知青，是“我们”中的一个。
满街跑着柴狗，高海萍的两只白色京巴却始终不离我们左右。我是个天生和猫狗有缘的人，那天穿了条白色咔叽布裤子，又是雨后，到处泥泞，高海萍的两只小京巴围着我跑来跑去，把身上的黑泥全蹭到了我的裤腿上。在走家串户中，我们也去了高海萍家。她的家与别家一样，一排旧砖房中的两间，进入篱笆门是菜园子、鸡窝、猪圈、茅房，因为下雨，满院子稀泥，一棵沙果树也没见枝繁叶茂。一进家门，外间是锅台，墙上砌了一截白瓷砖，熏得黑糊糊的，里间住人，摆得满满当当。与别家不同的是，她把炕拆了，换成一张大床。北大荒漫长的冬季，睡在床上的凉被窝里，不冷吗？她说有电褥子。我们几个女生想“方便方便”，她说院里没有厕所，我领你们去公共厕所吧。一同学说，高海萍，你那不是茅房吗干嘛不让用？她不好意思地说，夏天脏，我们也不用。这就是北京知青高海萍的尊严。
高海萍成了真正的北大荒人，却把两个儿子送回了家乡，一个在她的家乡北京，一个在丈夫的家乡山东烟台。两口子每人每月400块退休金，在林子边开了一块小片荒，种点蔬菜玉米什么的，日子一路过下来。
北大荒的冬天漫长而寒冷，不下雪不刮大烟泡的时候，空气也像刀子一样刮脸。那时，连队的老职工多数住的是草房，土坯垒的，屋顶苫着尺把厚的草。住砖房的很少，即便墙是用砖垒的，屋顶也还是苫草。连队为了让我们这批知青不在简陋的马架子里挨冻，突击盖了红砖机瓦的宿舍。1968年深秋，我们搬进了新房。雪白的墙壁，宽敞的双层大玻璃窗，真爽啊！简直和北京差不离了，说老实话，我家在北京小胡同里的老房子还不如我们的新宿舍呢。崭新的红色砖房座落在连队的最北面，后面就是野地，半夜里常常听见狼在房后呜呜地哭，像小孩子找不到家了一样悲悲戚戚。
前面是一排老职工的家属宿舍，因为我们不种菜园子，空旷中觉得好象离他们的房子特别远。到食堂打饭、到井沿挑水，还要绕过一个大土坑。住进新房子不久，就上冻了，老职工的话立即应验：砖房不保暖。房子还没来得及干燥就住了人，寒冬腊月更不会干了。后墙和屋顶结了厚厚的霜，每天早起，我们的被脚都和墙冻在一起。白灰的天花板一冷一热没几天就吃不住劲了，一天半夜，仰脸熟睡的我，突然被“拍”醒，原来一大块白灰从天而降，正好落在我的脸上，把我砸的满脸花，额头和一只眼睛肿了好几天。
那天我们在密集的红砖房屋和菜园子中，总算认出了当年的女生宿舍。房前屋后被菜园子、小仓房、鸡窝、柴禾堆捂了个严实，与前面一排房子摩肩接踵的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家了！我和同学们愣在那里，不走近，不说话，只让它做背景给自己拍照。房子好象短了，我的发小老表说咱们宿舍怎么给拆了，没错，把头的那间被拆了，那可是我们8个人的家呀。家没有了，蓦然间我想起了一个人，她叫赵静，北京32中66届初中生，我们八姐妹之一。
那些个夏日的傍晚历历在目。收工回来，赵静总是利索地洗完，搬个马扎坐在门口，给我们腾出地方兼看门。她穿着粉色的确良短袖衫，黑色的确良长裤，粉色塑料拖鞋，艳丽光鲜，和穿着补丁长裤、蹬着黑色懒汉鞋的我们，是那么不一样。赵静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翘着腿坐在晚霞的余辉里，拿一把扇子，一边哄蚊子，一边和我们隔着门槛说话，呵呵呵呵地笑个不停。赵静特爱笑，我说一句根本不逗的话，她就笑得喘不过气来，像苹果一样圆的脸蛋憋得更红了，我说瞧瞧！你至于嘛？她家住在人大会堂西边的绒线胡同，离我家很近，独门独院。探亲时我会去她家报平安或捎东西。她父亲是铁路工人，真正的产业工人！母亲是慈祥富态的老太太，她姊妹五六个，只有一弟，看上去是特别温暖、让我羡慕的大家庭。回到北京后，赵静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会干部，一直做到厂长，好象。人更胖了，却不讲究穿戴了。而且，一直没有生育。我们多年失去联系，年初，听说赵静已经去世几年了，继续打听，竟是真的。因为癌症，不到50岁就走了。这样一个爱美的、爱笑的、好脾气的、富态的赵静，怎么会得胃癌？什么不开心的事狠很地伤了她呢？
站在人去物非的八五二农场六分场四队的沙土路上，望着已经不存在的我们的家，我想起了赵静。我们的小屋和热炕已经没有了，可是赵静，我却听到了你的笑声。莫非你也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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