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海南四十年，最后返城的知青
何伟贤忆述自己的“知青人生” 羊城晚报记者 姚思东 摄
他在海南做了四十年“知青”
核心提示：“开船佬”坦言，在海南生活40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我是‘最后一个留在海南的广州知青’，大家都很关照我，而且我性格豪爽，在当地交了不少朋友，得到了当地人的尊重。知青这个符号在我身上演绎着不同角色，我相信，只要珍惜它，就一定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知青”，这个庞大的群体曾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近日，老照片回顾展《一个“海南知青部落”的图像史》在广州图书馆举行，把众多当年的海南知青重新聚集在一起。40年来，有一位广州知青一直留在海南，2010年才得以返回广州，成为“最后一个留在海南大岭的广州知青”，他获得了尊重，让逐渐被人遗忘的“知青”得到了新的诠释和认同。
上山下乡代兄赴琼
近日一个上午，在洪德路龙庆里，一位魁梧的老人悠闲地坐在自家阳台上沏茶。他抬头望了望湛蓝的天空，皱了皱眉，“海南的天空更蓝，晚上的星星会多一点”。老人叫何伟贤。
许多海南大岭知青并不知道谁叫何伟贤，但“开船佬”的绰号，在大岭几乎无人不知。人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开船佬”的广州知青几十年来一直留在大岭。“我父亲在航运局工作，伙伴们就给我起了‘开船佬’这个‘花名（绰号）’。”何伟贤笑着说。1969年，16岁不到的他顶替体弱多病的哥哥，来到大岭这片陌生的土地。“来到大岭的第一感觉就是，哇，这个地方怎么这样子，没有自来水，用的竟是煤油灯，睡的是破茅房，怎么活啊”？
艰苦岁月收获爱情
知青的生活是艰苦的。“开船佬”身材魁梧，砍树、维修大型机械等重活总少不了他，他却经常吃不饱，“我当时每个月只有22元工资，全部换成食物装进肚子里，但还是填不饱。有一次，我砍伤脚，住院期间不但吃饭不限量，护士还总是有好吃的东西。”为了能在卫生队多待些日子，他特地弄脏伤口，让伤口发炎。“苦肉计”果然有效，那次住了一个月医院，他竟然吃了120斤大米。“你看，当年的伤疤还在这里。”“开船佬”乐呵呵地向记者展示伤疤。
住院的经历让“开船佬”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吃饱，找护士。他瞄准了新来的卫生员阿娇，阿娇个子小，吃不多。于是，“开船佬”经常跑到阿娇那里找吃的。久而久之，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
上世纪80年代初，母亲从香港到广州，要“开船佬”请探亲假回广州见她，这是一个离开大岭的绝好机会。阿娇为了帮“开船佬”凑够30元探亲路费，东奔西跑，“我很感动啊，30元不是小数目，我基本没可能还的。当时，知青中因离别而断了姻缘的不在少数。我珍惜这段感情，因此就没回去。”
1976年，“开船佬”和阿娇在大岭结婚。“我本来也有机会回潮州。”今年60岁的阿娇告诉记者，“当时我父亲接二连三地催我回去，但我已经结婚，就打消了回去的念头。”
重情男儿不去香港
“开船佬”结婚，身在香港的母亲却一直不知情。直到有一年，母亲独自来到大岭农场，惊讶地发现儿子已经成家。那天，阿娇东拼西凑，才弄出一餐稍微像样的饭菜。母亲要接儿子去香港，连机票都买好了。“记得当天，婆婆约我到菜地，单独跟我说，让我在大岭先呆着，每个月给我300元生活费，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才30-40元，但我说不贪他的钱，只要他的人，把婆婆气疯了。”回想当年，阿娇大笑。
第二天，母亲执意要带“开船佬”离开。“我拖着5岁的女儿，抱着才8个月大的儿子，把他们母子送到海口机场。我想了一晚，还是希望他能有好日子过，所以同意他走，但我同时又很彷徨，他走了，我带着孩子举目无亲怎么过”？
“母亲已经过了安检口，我站在安检的黄线前犹豫，一边是香港衣食无忧的生活，一边是大岭的贫困生活，走还是不走？我还是要回去！”“开船佬”退了飞机票，母亲没办法，只好含泪作别。
“最后一个”赢得尊重
“开船佬”和阿娇一直争取回城，一等就是40年。通过朋友的帮忙，孩子被送回广州读书，两夫妻却依然只能留在海南。
“孩子都回来了，你们为何不走？”记者问。“这几年已经有无数回来探望我的知青问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管就回来，但是我们一没广州户口、二没工作、三没房子，回来如何生活？”他叹了一口气，“这都是历史问题。”
“开船佬”坦言，在海南生活40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我是‘最后一个留在海南的广州知青’，大家都很关照我，而且我性格豪爽，在当地交了不少朋友，得到了当地人的尊重。知青这个符号在我身上演绎着不同角色，我相信，只要珍惜它，就一定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说起海南眼泛亮光
2009年，“开船佬”夫妻终于如愿以偿地把户口迁回广州。
2010年8月，“开船佬”终于回到了广州自己的家中。
“开船佬”尽管声称对海南毫不留恋，但记者发现，每当说起海南，他布满血丝的双眼泛起亮光，“有空你去海南玩，我做导游”。
1966年至1976年，全国有1700万名知青“上山下乡”。先后有大约11万余名知青，从广州、汕头、潮州、梅县、阳江、湛江等地到海南岛建设兵团的农场开荒垦殖。1974年兵团撤销，知青陆续返城。
我叫何伟贤，在大岭知青中，知道我这大名的不多，我的绰号“开船佬”却几乎无人不晓，无论认不认识我，他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开船佬”的广州知青，几十年了还留在大岭。这些年来，返回大岭看看的老知青都会“慕名”来探探我。有一次，一位老知青到场部后，在路上看到我，竟然问我“开船佬”在哪里。你说好笑不?
来探我的知青朋友，总会提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还没走?
我读书不多，在大岭也没有一官半职，当然喊不出“扎根海南”的高调。其实，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想着返城，也一直在搞返城手续，其间真是有讲不完的故事。
还是从我的绰号“开船佬”讲起吧。
我从小在广州西关所住的街道就是小有名气的顽童，小伙伴们都因为我父亲在航运局工作，给我起了个“开船佬”的绰号。我在家中排行老二，那年在知青下乡潮中，本来是我哥哥要下乡的，但父母看到我哥身体弱，胆小怕事，就让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的我顶替，于是我16岁不到便到了海南岛。
在知青返城潮中，知青们有顶职的、有上学的、有病退的，都陆续离开了。我也搞不清，每次知青招工、上学、顶职的名额，总是轮不到我。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学一下别人，装病搞“病退”呀，说到搞病退回城，我牛高马大的，谁信?
那时，我母亲和我弟弟已在香港，弟弟还经营了一家不错的公司，母亲在香港通过关系，搞到了一个单程到香港的名额。可能是母亲觉得当年让我顶替了哥哥到海南，让她感到过意不去，更有可能的是我在海南的境况比其他兄弟都差，母亲便执意把这个名额给了我。
当接到通知时，我却犹豫了。因为我放不下一个人，就是后来成了我妻子的阿娇。
阿娇是潮州市的知青，从九队调到我所在的十四队当卫生员。当时我正在长身体，牛高马大，每月的粮食定量填不饱肚子。有一次我砍伤了脚，住院期间不但吃饭不限量，还有护士小姐照顾。说来难信，为了能在卫生队多呆些日子，我还故意弄脏伤口，让伤口发炎。那次住了一个月的医院，一个月内吃了120斤大米，真是惊人。这次住院的经历让我知道，要吃饱，找护士。果然，新来的卫生员阿娇个子小，吃不多，我便常到卫生室去，她那里不仅有未吃完的粮食指标，更常有潮汕的沙茶酱，可口的小吃，久而久之，我们彼此很熟了。信不信由你，暗恋她的潮安老乡因为吃醋还同我干过一架呢。
有一年，我母亲从香港到广州，要我请探亲假回广州见她，这对于我真是个天大的难题，我那时别说是“月光族”，就说是“日光”、“时光”也不为过。每月22元的工资平日加饭加菜的，扣剩下几元，领到手后还未捂热，便换成食物装入肚子里了。要我拿出钱来探亲，真是要我命，那有余钱。这天在卫生室阿娇看出了我有心事，知道我的难处后，当天便跑了十多里的山路回到她原在的九队，问老乡借钱，连同自己的积蓄，筹了30元借了给我。这30元钱，在当时可真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归还的机率几乎为零。难得的是阿娇对我的信任，对我的关心……
当时，知青中因为离别而断了姻缘的不在少数。我没有理由不珍惜这份在艰难困苦中培育出来的感情。这是我第一次错过了离开大岭的机会。
1979年潮州的知青陆续走了，阿娇父亲几乎每周都来信，说是现在很容易搞回城，只要到街道办事处填表，一般都行。她父亲那时还跌伤了腿，要她一定回去，阿娇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错过了回城顶职的机会。
我和阿娇在大岭结婚了，我们也当父母了。母亲还一次次想办法搞我到香港，但却因为我的原因，没有成功。直到有一年，母亲终于按捺不住了，她要亲自到大岭看个究竟。她没给我打招呼，一个人通过海口华侨旅行社租了辆小车到了大岭。小车在大岭场部绕了几圈，母亲见人便打听，“何伟贤住哪里?”天啊，谁认识这个名字呀?后来问到同是顺德老乡的老场长，才知道，何伟贤就是开船佬，这才找到我们家。
这天为招待母亲，阿娇忙里忙外，东拼西凑，才弄出了一顿要过节才见得着的饭菜。可母亲却咽不下几口，她奔波了一天，看到了儿子生活了几十年的大岭，境况是那样的艰辛，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可以想象出母亲当时的心境，该有多难过。要不是抱着才8个月的小孙子，说不定会流下老泪。饭后，阿娇哄孩子睡了，母亲才说了来意，这回是办好了我单程到香港的手续来接我的，连我到香港的机票都买好了。
其实那天母亲一到连队，就找机会单独约阿娇到菜地跟她谈话，她说一下子很难把我们一家都搞走。让她在大岭先呆着，每月给300元的生活费，在那个时候这是个很大的数目了，要知道我们每月才三四十元的工资。阿娇只回答了一句话：我跟着开船佬，不是贪他的钱，而是要他的人。
第二天，我跟着母亲上了车。好心的老场长对阿娇说，你跟着送到海口吧，以后会很难见面的。在海口机场，母亲已过了安检口了，我站在安检的黄线边犹豫着，一边是年迈的母亲以及今后在香港舒适的生活，另一边是拖着一个五岁女儿，手里抱着才八个月孩子的阿娇及大岭贫困的生活。走?不走?心里头真领教了什么叫“七上八下”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阿娇抱着小孩的身影逐渐占据了脑袋，终于，那一步我怎么样也迈不出。我当即去退了机票，当时母亲还以为是机票出了问题，找了机场工作人员理论，当了解到是我主动退的票，她也只好含泪离开了。
就这样，在漫长的争取回城等待批准中，我和阿娇守候了40多年。虽然在大岭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从未分离过的日子却是甜蜜的，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有时会对阿娇开玩笑，说当年你借给我的30元，我还了40年，现在还得一直还下去。
回大岭探望我的朋友总会问我，几十年了，同学农友一个个都离开了，你不感到孤单吗?开头，当我送走一个个好友时，把他们送到大溪桥，目送着离去的汽车，心情确实不好受。再一个人往回走十多里的山路时，孤单、无奈、无助的心情便会一阵阵地涌来。后来，送多了，就麻木了。
好在我这个人性格开朗，讲义气，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那种。朋友自然也多，老朋友走了，新朋友准能交上，还有一些是共同经历患难生死的朋友。
那还是在十四队时，在山上干了一整天，已经黄昏了，我们班几个人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回家的山路上。猛然间，看到山路上横躺着一棵盆口般粗的大树，再一看，不对啦，树干哪有黑白相间的花纹。借着夕阳的余晖再看清楚，好家伙，那不是树，分明是一条大蟒蛇！浑身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手脚却发冷冒汗。我马上回头告诉走在后面的老工人阿彬，他走前一看，也惊呆了，口里喃喃地说，来海南这么多年了，还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蛇。两人商量了几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便向蟒蛇发动了进攻。
大蟒蛇听到了人声，随即盘起了蛇阵，蛇头在中间高昂，舌头呼呼地伸着，随着我们进攻的方向摆动。我跟阿彬见接近不了蛇，便分开两头。我那时也不知哪来这么大的力气，把一根手臂粗的树连根拔起，随即把树折成两段。阿彬拿起一段树干就向蛇头打去，被蛇一口咬住树干。阿彬便用死力捺住蛇头，我赶忙去拽蛇尾，可是蛇皮太滑，怎么也抓不住，倒是蛇尾像鞭子一样扫来扫去，我挨了好几下。后来我找到落手的地方，就是蛇腹部的肛门，我便用手插入蛇肛门处猛拽。可是蛇的力量太大，我们把它拉直，它一下子又收拢起来。还是阿彬有经验，早就听说过蟒蛇怕汗臭味，当地黎族老百姓在山上发现蟒蛇，他们会用汗臭的衣服来抓。正好我们已干了一天的活，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再加上跟蛇拉扯了半天，全身更是被汗水浇透了，我脱下外衣，一下扑到被阿彬用树干捺住的蛇头上，随即把它包严实，说来也怪，刚刚还力大无比的巨蟒，长长的蛇身一下变软了。我和阿彬用锄头砸扁了蛇头后，也软瘫在草地上，再看刚才搏斗过的草地，周围的飞机草已倒下了一大片，这场搏斗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我们把巨蟒抬回连队，一过秤，哇，竟有80多斤重，三四米长。下来自然就是高高兴兴地把蛇开膛清肚，剥好蛇皮。我砍了一块蛇肉，同我的伙伴们加菜，老工人阿彬却不舍得吃肉，他有4个小孩，家庭负担很重，他想到了向连队职工出售蛇肉这一招，结果，蛇肉卖了10多元钱，蛇皮卖给收购站，也卖了50元。
谁知道节外生枝，这事被人告到场部去了，说是阿彬出售蛇肉，是搞资本主义，场部还派来干部调查，向我了解情况，我表示如果这也算资本主义，我愿意陪着阿彬“站波台”(挨斗)。有一段时间在连队的政治学习，指导员都点名批评，把这件事当做资本主义典型事例来批判。当时我手心攒出的汗水一点也不少于同巨蟒的生死搏斗。
我们喜欢帮人，别人也就乐于同我们交朋友。阿娇在14队当了15年的卫生员，经她手接生的小孩少说也有一百多，别说是拿红包，就是多喝一碗病员家的稀饭也没有。有时推却不了产妇家送来的食品，她就会在上交产包费中，多交些钱，连场部医院的领导都经常表扬她自觉上交经费。有的产妇家住得远，她就让开我骑上自行车载去接生。说我们在大岭会孤单，我还真感觉不到，你看，逢年过节，我家都会聚集知青朋友。头几年要开两围台，不过后来就少了，开一围也嫌多。揭阳等地的知青朋友常邀我们去，看看当年阿娇接生的孩子。难得回城后的知青好友没有忘记我们，他们回到农场的时候，总是会来看我们，对我们嘘寒问暖。
我女儿还没到一岁，谭柏树同太太来场，看到我们带小孩很吃力，就接了我女儿到广州，还认了她做契女，一直带到近两岁。要不是我们想女儿，把她接回，他们还一直带着。逢年过节，或是他们聚会，总是忘不了给我们来个电话，开个玩笑；我的两个小孩，回广州读中专，都是由已经回广州的知青照顾，并帮忙安排工作。这一幕幕一桩桩，你说，我在大岭农场会觉得孤单吗?
到现在，知青朋友想了解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知青走后这几十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大岭的生活条件，不用我说，知青们都可以想象得到。我们一共才百来块的工资，还得供养两小孩，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本来我母亲还常资助，后来就少了，她的想法是：给我资助多了，我们在大岭的日子好过了，就不想离开了。这真叫人哭笑不得。
可日子还得过下去。后来，农场的知青都走得差不多时，场领导对我这个唯一留下的广州知青十分关照，把我调到了场部胶厂。胶厂的工作不太忙，每年胶树开割时才忙些，平时会有很多的空余时间。大岭的交通还不方便，我寻思着做做摩托车搭客的事情，既可以方便农场职工，还可以搞点外快帮补生活。于是，我让弟弟掏钱，帮我买了一辆本田125摩托车。从此，我这个“开船佬”便开着这台陆上之“舟"，干起了搭客的营生。
由于我比较豪爽，从来不讲价钱，无论刮风下雨，路多难走，来个电话便出车，再加上我注意保养车辆技术好，客人都喜欢找我。
大岭所在的县是黎族自治县，黎族老百姓的生活还很穷苦，族中有些年轻人无事可做，经常坐霸王车，即坐摩的不付钱，你还千万不可以同他理论，不然他会搞坏你的车，甚至揍你一顿，所以摩的仔们都不敢搭他们。
我也碰到过这些人，一次我搭了一个黎族小青年到荣邦镇，问他要钱时，他说，你还要命吗?正吵着，来了一位黎族村的长者，他问清原委后，叫人把小青年揍了一顿，然后对围观的人说：“这个大个子，是广州知青，好人噢。我们都知道他，在大岭从小小个长到了大大个，现在还留在这里，不易，以后谁都不能欺负他！”
听到这话，我眼都湿了，我想，我在大岭的几十年，我用真心换得了更多的朋友，好人有好报是不假，而“知青”这个符号，你只要珍惜它，同样会得到关照、赢得尊重。“最后一个留在这里的广州知青”的称谓，更让我得到许多好人的关注关照。
人的一辈子过得真快，转眼我就过了50多岁了。到2010年，一位好心的场领导告诉我，上面下了文件，像我这样在农场安了家的知青，都可以把户口迁回城市。在办手续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在我的档案中，有一纸当年父亲单位给父亲下的不公正的结论。我很怀疑，很有可能就是档案里的这张莫须有的处理意见，让我错过了多少次返城的机会，它像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咒，让我在大岭呆足了40年！
为了撤销这一结论，我走访了父亲原工作单位，办事人员大多不乐意地听我讲述过去的故事，幸好接待我的领导也当过知青，他对我的这段际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歉意，并当即以党委的名义盖章撤销了该纸的处理意见。
直到2010年，我和阿娇终于把户口迁回了广州。我们在逐步适应繁华都市生活的过程中，还不时梦见大岭的蓝天青山，梦见大岭的那些刻满皱纹的脸孔，还有我家养下的天天能抓到老鼠的宠物蛇。当然了，还有我这开船佬那辆驾驭了20多年的陆地之“舟”——摩托车。
从1968年到1977年，弹指一挥间近十年过去了。十年后，虽然这最后一批奔赴海南的广州知青意气风发，但是，当年汹涌澎湃的知青上山下乡大潮，终究是强弩之末了，知青们纷纷离开海南返回城市。
这里是海南西联农场。当年的广州知青多数已经离开了这里，但是同样也有留守在这里的知青。他叫刘雅民，一九六八年从广州来到农场成为知青。中学时候的梦想是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可是如今他却成为了海南西联农场的一名工人。
来源：羊城晚报、凤凰网、粤海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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