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知青：虎豆的“江湖”

老知青家园

许世辅：以前我最恨那个地方的，现在我最爱那个地方。因为我的青春、苦难在那里，踏入人生的第一步也在那里。”

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一起走过》特别奉献《虎豆的“江湖”》

我是知青：虎豆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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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知青：虎豆的“江湖”（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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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他们都曾经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过知青，如今选择在他们支边过的地方抱团养老。

许世辅，邵锦明夫妇退休后，从四川成都出发，开始了他们的旅游生活。2018年春节前，听同学介绍说，云南德宏州芒市气候不错，房租便宜。物价也不高，适合旅游养老。于是夫妻俩从西双版纳驱车来到了芒市，在大湾居民小区安顿下来，几个月后，闻讯赶来抱团养老的同学朋友在这里集聚了好几百人。

来这里养老的大部分人，50年前都曾经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过知青。“云南支边知青”，是人们对这个群体的特殊称呼。

许世辅当年在云南临沧勐定农场工作过八年，这八年是他人生中一段特殊的经历。

1. 超过10万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1971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成都招收知识青年，这一年许世辅18岁，是初中二年级的在校学生，这一年前前后后，有总数超过一万六千多成都市应届毕业的初中生，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由火车换乘汽车，经过几天的奔波，车行一千多公里之后，许世辅来到了云南省临沧地区耿马县勐定镇，许世辅被分配到兵团二师七团一营，受到这里老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在原云南省农垦系统的部分农场和当地生产队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当时大部分职工为复员转业军人。从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到1972年年底，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接收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的知识青年超过10万人。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虽然归当时的昆明军区并行使军级权限，但知识青年并不是解放军战士，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垦荒山，种植橡胶。

2. 艰苦的知青生活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很多连队由于组建晚，底子差，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经常没有蔬菜，几个月没有肉吃也是常有的事。

吃不饱饭，但劳动强度却一点也不能少，知识青年们很快就投入到火热的劳动生产当中。他们和兵团里的老职工们一起刀耕火种，开垦荒山种植橡胶。

很多知青甚至连住房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几十人，上百人挤在破烂的茅草房和油毛毡搭建的临时住房里。日复一日高强度的劳作让很多人厌倦了这里的生活。

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许世辅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八年间，许世辅曾两次回成都探亲，回到成都，他依然会为吃饭发愁。

转眼几万名知青在云南已经度过了好几个年头。这期间，开始有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调离农场。眼看着昔日一块儿支边的青年一个接一个地走了，留下来的人思想开始动摇。

1978年10月31日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公布了《知青工作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决议还明确规定，今后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第一批知青上访代表汇聚昆明。面对突发事件，中央派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前往昆明处理这一事件。与此同时勐定农场的知青也开始了有组织的罢工。

3. 虎豆带头绝食

1978年12月中旬，勐定农场的请愿罢工波及到了该农场几乎所有的连队，知青们要求中央派调查团到农场考察他们的现实处境。见罢工无效、请愿罢工组委会开始酝酿千人以上的知青绝食。此时，勐定农场场部已聚集了上千人，见现场没有绝食的迹象，许世辅临时动议，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带头绝食。

许世辅平日里结交很广，认识他的知青都喜欢喊他的绰号虎豆，听说虎豆要带头绝食，勐定农场场部的露天会场，集聚了几千名知识青年。每隔两个小时，勐定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的情况。

得知勐定农场知识青年绝食的消息后，正在西双版纳处理事件的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连夜从西双版纳出发，驱车一夜一天赶到勐定。

一个月后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有关请示报告，原则上同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计划、有步骤、有安排的陆续回城，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来，知青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

1979年春天，许世辅拿到了商调回成都的信函。许世辅回到成都，并没有哪一级部门来找过他和参与绝食知青们的麻烦。知青们渐渐地理解了当年赵凡部长的心情和处境，感念赵部长当年处理绝食事件的智慧与担当。

时隔多年之后，成都的知青们特意邀请赵凡部长到成都参加了知青们的联谊活动。

十几年间许世辅一直与赵部长保持着联系，一直到老人家离世。

4. 回城的日子艰辛却踏实

转眼回成都已经有四十多年了，许世辅做过煤建公司一线职工，在酒厂也当过劳动服务公司经理，买断工龄后还开过出租车，做过一些小生意。

“这十年心情舒畅，日子艰辛。每天回去都很累，但是心里面特别踏实。因为我在家乡，我在家乡劳动，我在家乡有工作，我在家乡有饭碗，是我自己争取来的，特别的踏实。”

谈起40多年的林林总总，许世辅都是一语带过，他觉得这四十年就像白马过隙一晃而过。

1993年，许世辅怀着忐忑的心情，再次踏上了昆明开往云南的火车，他想回去看看那个当年他恨过的地方，看看那个当年让他伤心过的地方。

此后，成都和勐定农场之间，知青和农场职工的走动越来越多，2016年秋天，许世辅接到了来自云南勐定农场的一个电话。

来寻找知青父母的王女士，被收养后不久养父母就带她离开了云南，直到不久前养父养母相继去世，这位王女士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听说有知青后代来寻亲，许世辅觉得这是知青自己的事他应该帮这个忙，

知青们之间虽然会经常有联谊活动，但过往的忧伤已很少有人提起了，尤其是当年那些不堪的往事更是难于启齿，许世辅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王女士的亲生母亲。

找到王女士的母亲之后，许世辅希望一段掩埋在岁月尘埃中的爱情故事会慢慢浮出水面，然而时过境迁。回到成都后王女士的生父生母两个人各自成家，此后这件事再无人提及，当许世辅费尽周折找到王女士亲生父亲的时候，他已是两鬓斑白。

5. “我们就是异姓异母的亲兄妹”

2018年春节前，许世辅旅游养老来到云南德宏州芒市，虽然这里离他插队的农场还相距几百公里，但这里曾经也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所属的师团驻扎的地方，听说这里适合养老，曾经在一起支边过的同学也都相继汇聚到这里。

“在我们之前小区住了十多年了，我连邻居姓啥都不晓得，我在这里才两个月真正体会到抱团养老。比如说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我不下来了，马上就会有同事、朋友就问你；你哪里不舒服需不需要吃药需不需要去医院，就马上有人问你。我们在芒市抱团养老，把这些归于亲情，在这里我们就是异姓异母的亲兄妹。”

知青们选择在他们支边过的地方抱团养老，除了这里的气候宜人、物价便宜，他们长长挂在嘴边上的话就是，这里曾留下过我们的青葱岁月，这里有艰苦岁月对我们意志的磨练，这里留下了太多太多我们对青春的眷恋。

“前几年有个女知青回了勐定过后，过度的亢奋，突发病死了。农场按最高规格，给予丧葬补助；今年又发生一个知青回来，喝酒死了。他的爱人一点怨言都没有，用救护车把他运回去就了却后世。这两个故事说明什么？年轻到这里来，他最后还是从这里走的，了却他的一生，一生起点又回到原点。

我们在这里养老，现在目前看起来都很好，以后或许还有人在这里结束他的生命，但他感到坦然就行了。他就是自愿的，就是叫做无怨无悔。

恩公赵凡

成都云南支边知青战友联谊会

资料：许世辅王进剪辑：肖嘉琪题字：周述清

“知青之父”赵凡与知青大返城始末

记者：山旭

那一大片孩子啊，都跪着，有好几百人。他们哭，我也哭。我来晚了呀!

有时，时间就像砂纸，会把记忆中最为光彩的部分也打磨得暗淡模糊。

北京三里河白沙沟小区10号楼，《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与92岁的赵凡相对而坐，一点一点回忆30年前的线索。有时候实在想不起来了，又没有材料可以参考，老人就仰身靠在沙发上，叹息道:“现在没人研究这些了。”

1978年12月，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受中央派遣到云南调查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当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赵凡原名赵有成，1937年参加彭雪枫领导的八路军“学兵队”，1945年8月到当时的北平做地下工作。1949年6月起，他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赵凡被关押了整整10年，至1978年3月恢复工作。

1978年的云南则是一片躁动，要求返城的知青们阻拦火车、到昆明请愿。就在赵凡与云南省负责人赶到昆明的第三天，一个知青请愿团也到达了北京。

赵凡带领的国务院调查组于1978年12月25日到达昆明，1979年1月28日回京。在此期间，他们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就解决知青问题提出了六条意见。

除提高农场工资等内容外，报告建议：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知青返城之门从此正式开启。

2003年，赵凡受四川知青邀请到成都做客。知青们后来寄给他一本厚厚的画册，贴满他们在成都相处的照片。空白处写着敬语，第一条就是“建设兵团知青之父”。

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于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写道:“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从那时起到70年代末，全国国营农场先后接收了290万知青。不过随着政策的松动，到1978年底时已经走掉了130万人。剩下的160万人，心中的烦躁与渴望让他们像一股方向不明的滚烫岩浆。

1978年10月中，云南景洪农场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能在中央的帮助下返城。

知青们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要求并非偶然。10月31日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即将开幕，知青们都希望会议能够彻底解决返城问题。

这次会议却迟迟没有闭幕。到11月时，又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大出血死亡，结果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即所谓“橄榄坝事件”。不过知青们仍寄希望于北京正在召开的会议，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12月10日，持续43天的会议终于闭幕了，会议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而且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这就是著名的《知青工作四十条》。

上百万翘首以待的农场知青失望了。12月16日，云南农场的第一批上访代表步行出发。12月18日，丁惠民带领第二批上访代表徒步北上。12月24日晚，第一批上访代表在昆明火车站登车未果，开始卧轨。

刚刚参加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赵凡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接到国务院值班室通知，立刻去云南处理此事。赵凡赶到机场时，安平生乘坐的专机已经发动。

李先念说知青这个事情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邓小平也说要解决知青问题。政治局、国务院开了几次会，但是不好解决。去云南，是中央对我的信任，临危受命。我是农垦局长，国营农场知青闹事，我责无旁贷。

我到昆明以后，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然后和各层级的同志开会。省里有的同志说知青造反，要公安解决，我说中央没有这个精神。后来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5个人:我，云南省长，两个省委副书记，国务院知青办的副主任许法。第四天开始和知青代表开会。上午有四个知青发言，说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我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内部矛盾。现在国务院发了三条指示，又派了调查组，不只要解决你们在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我也是知青家长，一定会关心你们的问题。下午来了两个知青代表。我说，你们要体谅大局，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

调查组有农林部、农垦总局的同志，还有四川、上海、北京的同志，他们那里的知青最多。晚上我们和省市同志开会，报告说又有六个知青代表不见了，就是去北京了。调查组里四川的同志说，只要和云南商量好，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这是最早一个让知青回去的省。

云南的同志说，主要是上海的问题，还说上海来了一万多农民，不明白为什么跑到云南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说，如果真是农民就必须回去。谈完了，知青代表情绪都很好。到云南的前五天，就是做这些工作，要和知青代表谈，稳定他们。

中央讲的是大道理

中央发给云南省革委会并转各国营农场的三条指示也是在12月25日发出的，第一条要求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第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第三是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

在和知青代表交涉后，调查组分成两路到事态严重的西双版纳、德宏进行详细调查。

西双版纳农垦分局最多时有3万人罢工。西双版纳的书记汇报说，闹事的分成四种人:自觉自愿参加罢工的骨干，有64人；随大流的，这样的人多一些；上工受围参加罢工的；不参加罢工但是请病假、事假在家不出来的。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那时候边境紧张，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事态很严重。

我们又分了八个工作组去八个农场。我向这些农场的书记、场长说，知青停工期间工资也要发，中央讲的是大道理。也有痛快的办法，动用军队，但那是“四人帮”的做法。

我做工作以来，从来没遇到这样的事，狗咬刺猬，没法下手。但是要学诸葛亮不能学张飞，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跟他们说，有冤假错案由落实政策小组解决，这个小组可以有知青参加。

我去农场，知青住的房子都要倒了。每天吃三两白水萝卜，一年六两肉，不到三两油。东风农场说一个女知青偷东西，押着游街。知青到了农场，管理不好，又有人违法乱纪，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矛盾很深，这不是坏人可以煽动起来的。结果1月8日，告诉我们勐定农场绝食了，知青一天就发了200多封电报，让我们去。我们从晚上8点出发，跑了一夜一天，终于到了勐定。

1月10日上午，我们和知青代表谈话，他们说，您见见大伙吧，我说那就见见吧，把中央的政策说清楚。

那是下午4点，好像在农场招待所前边。那一大片孩子啊，都跪着，有好几百人。他们哭，我也哭。我来晚了呀！我打了几十年仗，解放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有这样的情况！

我跟知青们说，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我说这个话是从内心里说的。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跟孩子们说，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现在要大治了

就在国务院调查组到云南的时候，知青代表也于12月27日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给他们安排了医疗、食宿，每人还发了崭新的军大衣。知青代表提出希望见到邓小平或者其他国家领导人，1979年1月10日，他们见到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邓子华。

王震说，搞了这么10年，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现在要大治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定的无政府状况出现了。

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原则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

从勐定农场回到西双版纳，我们和所有调查组负责人、农场负责人开会。我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

调查组开会，就是上海、北京、四川这些个知青多的地方的同志在一起商量，怎么解决问题。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上海的同志觉得有困难。那时刚拨乱反正，上海刚喘了一口气，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

回到昆明，我和安平生同志谈话。他说云南省委有办法解决知青问题，就是需要下个决心。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云南省委也同意。我们就给中央打了这个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我们当然希望多留知青，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这个就是我们调查组的意见。争取分四批两年走完。我们和上海、北京的同志谈，开始他们有担心，但是事情就在这里，必须让知青回去。谈了几次，后来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

云南省委后来又开了两次常委会，开始谈怎么安排知青离开农场。需要有时间安排，需要有手续，分批走。

在昆明给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开会。我说这个会本来是应该集中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实现工作中心转移，迎接新的经济大发展。但是出现了更迫切的问题。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把三中全会的精神吃透，振奋起来。我这次来，还带了规划组、机械化组，我们还是要办好国营农场。

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

1979年2月到5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达到90%以上。到了1980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返城潮随后遍及全国。

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后来在国家农垦总局的碰头会上，我总结说，知青不仅是云南的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存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工作中心转移都有困难。

让知青上山下乡，难在哪呢？它是毛主席定的。但是把那么多知青派去了云南，吃不饱。后来动荡了，政策就更乱了。政治形势好了以后，人们都希望改变这个做法，当然也有人反对。所以知青工作会议吵得很厉害，最后还是没让知青回来。但是1978年拨乱反正了，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所以我去云南解决知青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执行党中央的决策，这个功劳是党中央的。

来源：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转自：人民网

赵凡先生功德碑记

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未至一九七九年初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知青，不堪忍受长期置身恶劣处境和遭受不公正待遇，借“十一届三中全会”肃清“四害”流毒，拨乱反正的东风，公开提出恢复知青名份，返城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合理要求，遭地方和农场当局拒绝后，遂以非常之举罢工绝食抗争。时值中国大陆极左思潮阴魂未散，尚以“两个凡是”为基本国策，知青此举，大有“破坏国家安定团结，反革命暴乱”之嫌。如是，罢工绝食的知青在企盼呼号之声中，生死存亡，命悬一线。

赵凡先生，时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临危受命，以“钦差”身份亲赴云南边疆，力挽狂澜，洞察入微，置个人仕途荣辱得失而不顾，以高洁人品，过人胆识，和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充分体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高尚节操，为知青的行为正名，为知青的命运呼号，掷地金声，大气凛然，义薄云天。终致为国家分忧，化干戈为玉帛；为知青普渡，解危难于倒悬。功在今世，德彰千秋，特此铭碑。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成都战友联谊会

公元二00三年八月敬立

赵凡与知青

来源：中国西部知青网

云南边疆曾经的风风雨雨，让赵凡与千千万万的普通知青，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3年9月，赵凡在87岁高龄时，亲临成都市看望当年的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