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知青：北京人的延安娃

老知青家园

五十年留守陕北，他将女儿送回北京，两地分隔；他跟妻儿相守，家庭美满，却把自己的孩子都变成了“外地人”。一代人的选择，却成了两代人的遗憾。

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一起走过》特别奉献——《我是知青——北京人的延安娃》

我是知青：北京人的延安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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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知青：北京人的延安娃（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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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在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北京人陈寿桢如今与妻子米亚萍、六个儿女生活在一起，是留守陕北知青中的幸福家庭。从1968年到农村插队，他在这里生活了51年，其中45年都是与米亚萍携手度过。

如今享受家庭生活的陈寿桢年轻时是“京城顽主”，学校停课，红卫兵串联，父亲被送进牛棚，母亲无暇他顾。陈寿桢的地面儿在西单一带，他是小群体中的“大哥”，穿着军装、骑着自行车，带着兄弟们打群架，一呼百应。

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发出指令。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在轰轰烈烈的游行声中，陈寿桢被裹挟着来到延安。他反感口号式的革命理想，更没有扎根一辈子的决心。北京的晚主们将战场转移到了陕北，填满陈寿桢回忆的依然是街头的流窜。

从志丹到延安，再到西安，陈寿桢带着一帮弟兄在陕北大地游荡。艰苦的条件下吃饭成为第一要务。为了吃饱饭，他们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偷鸡摸狗、打家劫舍、团伙行动，一旦被抓乱报一通姓名，派出所也无计可施，只得发放些路费将他们送回插队的地方。陈寿珍明白自己正行走在社会边缘。

陈寿桢的转变发生在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做了志丹县的小学教师。尽管常年混迹街头，北京上学期间陈寿桢读过不少书，很快就在学校中脱颖而出，家长不时送来鸡蛋腌肉，在赞美声中，街头顽主陈寿桢逐渐沉稳下来，但依旧迷茫。

放学之后的窑洞静得让人有些发慌，当时，和陈寿桢一同调往学校的还有位教数学的女老师，她叫米亚萍，带着两个孩子独自生活。交往中，陈寿桢了解到，米亚萍是延安人，高中毕业。父亲自小为她定下娃娃亲，然而，在生养了三个孩子之后，米亚萍依然对这门婚事有着强烈的反感与排斥，了解越来越多，两个人也越来越熟悉。

进入七十年代后，国家逐步恢复招工、招生、招干、征兵。一些有背景、有关系的知青开始陆续返城，出身不好的陈寿桢却毫无头绪，只能停留在这座“孤岛”之上。他与米亚萍的感情就在这一顿顿简单的饭食里酝酿发酵了：细心、体贴的女人，稚嫩的孩子，洗衣、做饭、聊天，这些再简单不过的生活内容让陈寿桢有了家的感觉。

陈寿桢与米亚萍的结合正是出于米亚萍的坚持，她比陈寿桢年长四岁，离婚，有三个孩子；陈寿桢每月只有120元的收入，难以支撑一个大家庭的开销。在世俗眼中，这些都是两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米亚萍却坚定地要走下去。

插队七年无法回城，生活似乎就是如此了。1975年4月，陈寿桢和米亚萍去公社领了结婚证，邻村的学校为他们宰杀了一头羊，生产队送来20斤白面，队长、书记们前来道贺。北京知青陈寿桢就这样把家安在了黄土地上，很快，随着局势的变化，陈寿桢开始面临新的抉择。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随着政策的调整，提出要求的知青几乎都得以返城，但是只能解决未婚知青的回城指标，更不包括知青家属，离婚成为许多知青的选择。1978年春节，双河附近的十几位知青都聚集在陈寿桢家，商量如何返城。要么回京，要么离婚，陈寿桢也犹豫了。

除了拉扯着与前夫的三个孩子外，此时的米亚萍又为陈寿桢生了大儿子，还怀着身孕。为了“你放心”这一句承诺，北京顽主陈寿桢留在了黄土地上，他的两个女儿也相继出生。

一家八口人，陈寿桢养过猪，喂过鸡，当过小工，在城里建起了三孔窑洞，勤勤恳恳维持着自己的小家庭。

对陈寿桢来说，自己的一生没什么值得与不值得，但孩子们还是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后来，由于政府出台了优待知青政策：农村已婚留守知青的一名子女可获得在京户籍，陈寿桢把自己的小儿子送回北京弟弟家，但最终不了了之。短暂的分别后，陈寿桢接回了儿子。

直到今天，每到周末，儿女都会提着东西来看望老两口。家庭团聚，儿孙环绕膝下，人人称羡的幸福家庭却是陈寿桢心中最大的遗憾。“我们是几代都是北京人，在我的这辈上，把我的小孩都变成了外地人，这是我一生最大最大的一个遗憾了。”

贰

北京姑娘倪静今天带着“妈妈”去医院取药，他们一家人都不太愿意出现在镜头前，“妈妈”解释说：一家人过日子，家家都这样。

但特殊的是，这位“妈妈”并不是倪静血缘意义上的母亲，而是她的二伯母。从出生一个多月起，她就被远在延安的知青父亲送回，落户北京，和奶奶、二伯一家生活在一起。对陈寿桢来说，儿女的身份是他最大的遗憾。但对倪静来说，远离父母的童年时光却是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其实倪静二伯父夫妻对她很好，从拆迁分房到装修费用，哥哥有的，夫妻二人也给倪静准备了一份，如今看病、取药等生活琐事，都是倪静一手为伯父母操办。

倪静的父亲名叫倪道忠，如今与妻子两个人仍在延安生活着。1968年，因为家中生活拮据，倪道忠从北京前往延安寻求出路。为了能多攒工分吃饱肚子，从田间劳动到最危险的箍窑，倪道忠都抢着要做。

倪静出生的时候倪道忠已经插队十二年了，租住在延安一个月八毛钱的小屋里。因为没有门路，倪道忠未能在七十年代初期返城。

1979年，他通过同学认识了妻子李林林，李林林当时年仅16岁，是村里有名的漂亮姑娘，她被勤奋的北京小伙儿倪道忠吸引了，想要嫁给他。但对倪道忠来说，安家延安意味着可能永远无法返回北京。

很快，李林林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倪道忠决定和她结婚。未婚知青返城政策调整后，为了妻子，倪道忠拒绝了回城指标。

1980年1月4日，倪静出生了。倪道忠熬了一点儿小米粥，用一个架子车将女儿从医院推回家。他清楚的记得当时经过了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孩子六斤多，裹在被子里。倪道忠高兴又发愁，生活条件差，妻子才16岁，孩子要怎么养。很快，妻子就提出要将女儿送回北京。

在妻子的反复劝说下，倪道忠最终还是将倪静送回了北京。于是从出生一个多月起，年迈的奶奶就承担起照顾倪静的责任。为了给倪静买一双女孩子的雨鞋，老人向邻居借钱，还偷偷藏起来等倪静放学。后来，倪道忠曾两度提出让倪静回到身边生活，但都被女儿拒绝了。

倪道忠曾用“难过、不好受”来形容自己的感受，而为了不让奶奶担心，倪静也隐藏着自己的心事，沉默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986年，倪静6岁，倪道忠把她接回身边生活。

然而听说孙女过得不好，倪道忠的母亲舍不得。在父母身边短暂的生活了一个多月后，倪静又回到了奶奶身边。

两年后，倪道忠与妻子生下了他们的二女儿，说不清是因为弥补还是年纪渐大，倪道忠格外疼爱这个小女儿。1988年，延安知青处成立，因患有当地特有的克山病，倪道忠又得到了一个返城名额，他再次拒绝了。

1991年，因为母亲生病，倪道忠曾返回北京，已经进入初中的倪静没有和父亲搭话，只回屋看望奶奶。不久，倪道忠的母亲因病去世，他没有再回北京。但对倪静来说，奶奶的离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小时候有什么还能跟奶奶说，我奶奶去世以后，就没有什么人可以说了。所以弄得我性格也变了，就不会像以前那么胆小怕事，就一下就变得，自己回想起来都有点儿觉着自己挺可怕的那会儿。”

进入初中后，同学中不乏胡同儿一起长大的孩子，倪静仍是被欺负的对象。

在校外，倪静认识了一个大两届，颇有些名号的女孩儿，她住在叔叔家，父母也是滞留在外的知青。相似的出身让两人迅速有了共鸣，尽管她们之间从不谈及自己的父母，但女孩儿开始庇护起倪静，倪静也有了新的称号：静姐。

倪静：“跟她们一块出去打架。打架的话，第一个动手是我，我都没打过人，第一次挺害怕的，她说你上去打他没事，他敢还手的话我们就上，然后我就傻啦吧唧的上去，把人给打了，从那次打完人以后就整个人就变了，就觉得也没什么可怕的。”

远在延安的倪道忠根本不清楚女儿身上的变化。倪静很快就惹出了篓子，为了保护一个受到欺负的师妹，她用桌子腿打穿了一个女孩儿的嘴部，她受到警察问话，挨了一个处分，女孩儿的家长也找到伯父告状。

倪静从小见惯了哥哥挨揍，幼年的她觉得伯父严厉又有距离。长大后，倪静慢慢懂得了伯父对她的包容与照顾。离开延安后，伯父就给弟弟去信：延安生活苦，不用再寄钱来了，自此承担了倪静的全部开销。初中毕业后，倪静进入职高学习美容美发，一学年几千元的学费，伯父从未有过犹豫。因为职高离家远，倪静暂住在姑姑家，伯父定期向姑姑提供生活费。当时，姑姑误以为倪静和社会上的男孩儿来往，数落之下，倪静从二楼阳台跳了下去。

此事过后，倪静返回伯父家居住，不久后辍了学。16岁那年，她回到延安，倪道忠提出如果倪静愿意到这里生活，他可以帮忙安排工作，但倪静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