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口述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概述
刘小萌，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赴内蒙插队，现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大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在研究清史之余，自发研究知青史，著有《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口述史》，是国内从历史学角度较为完整梳理上山下乡运动的代表著作。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共有1700万以上城市知识青年走向农村、走向边疆。这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对中国的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这场运动落下帷幕到现在，又是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当初的“知识青年” 早已不再年轻，即便如此，他们对人对己，还依旧以“知青”相称。这说明，“知青”’一称已超出当初年龄的限定，而成为城市中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一代人的专称。
知青返城以后，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融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但同时还保留着许多有形无形的联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批知青内退、下岗而成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知青”问题重新凸显出来，“知青”意识也有抬头和蔓延的趋势。即便已霜染双鬓，即便是陌路相逢，一句“知青”，就足以产生心灵上的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上山下乡经历的一代人的专称。
知青返城以后，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融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但同时还保留着许多有形无形的联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批知青内退、下岗而成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知青”问题重新凸显出来，“知青”意识也有抬头和蔓延的趋势。即便已霜染双鬓，即便是陌路相逢，一句“知青”，就足以产生心灵上的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仍是一个在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称谓。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做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我对知青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又有了新的认识。
一. 《中国知青口述史》的缘起
曾有朋友问我：现在人类学家和研究妇女史的一些学者使用口述这种方法，是假定他们研究的对象没有文化，不能写字，需要一些学者帮助他们去记录他们的声音。可是知青的情况不同，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么，你在对知青史的研究中，为什么要选择口述这样一种文体?
我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当年中断了学业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充其量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水平，他们尽管被冠以“知青”的名号，其实知识少得可怜。不过，我决定以知青为对象做口述史时，着眼点倒并不在于他们知识的有无。过去我做知青史研究，主要是根据文献史料。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知青办公室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它在各级政府都有相应分支并存有大量档案和文献，加之相关史料如报刊、书信、回忆录、照片实物等，品类繁多，数量宏富，为在这方面运用传统史学方法开展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写《中国知青史一大潮》，时间截止到1980年，因为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官方组织的运动就是在这一年基本落下帷幕的。1998年，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和我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一并出版后，本来不想再写下去了，可是后来发现遗留的问题非常多。两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给我写了一封信，有一句话说得比较尖锐：“你在书里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了'，对你们是结束了，可是对我们这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噩梦。”后来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计划再写一部《中国知青史》的续篇，书名都想好了，就叫《落潮》吧，主要写知青返城20年来的坎坷历程，与前面的《初澜》、《大潮》，不是正好形成比较完整的三部曲嘛!
随即就遇到一个问题，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各地的知青办已经陆续撤销，再没有大量的文献档案可供参考。再者，当年的知青，早已融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关于他们的现状，各级政府基本上没有文献可以参考，因为各级政府已不再把知青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群。政府部门可以把下岗工人作为关注对象，尽管里面有很多的知青，但是不会把这部分人单独抽出来考察。所以，如果想把这项研究进行下去，就不能不考虑开发新的资料来源，于是我就考虑，在续写知青史之前，是否应该先做一些口述，看看可以搜集到哪些新的资料，也许还会发现一些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然，这还只是酝酿阶段，真正下决心把这事做起来，还应归功于2001年12月在福建厦门召开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这个论坛是由厦门知青作家谢春池发起组织的，可以说汇集了与“知青”话有关的各方面人士。
侯隽在中国知青史上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1962年她从北京良乡高中毕业后，到河北省宝坻县安家落户。那时，城市知青下乡插队还未提上日程。1963年夏，国家开始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工作，侯隽因此具有了典型意义。在以后的年代里，她的名字始终跟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象征。
曲折，堪称“文化大革命”中“下乡”第一人。1967年10月9日，他和另外九名北京"老三届”学生主动要求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在他们的身后，1400万知青走向农村和边疆，由此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曲折的命运就像他的名字所寓意的，足够曲折。在经历官场上的种种蹭蹬之后，他终于在90年代“下了海”。
在那次会上，我还有幸结识了福建晋江安海知青联谊会的代表郑梦彪。这个来自东南沿海文化古镇的汉子，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第九世裔孙，高大的个子，豪爽的谈吐，诙谐的调侃，不过，令我唏嘘不已的，还是他的苦难身世和坎坷经历。
再有上海知青丁惠民，在1978—1979年云南农场知青的请愿罢工活动中，身为总指挥的他，振臂一呼，数万知青云随影从。随着云南农场知青的大返城，他的名字也永远载入了史册。
湖南知青郭晓鸣，这位被戏称为“湖南钢材大王”的企业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倒不是经营上的如何成功，而是他对“知青事业”的执著。他在长沙办着一个“知青酒家”，赔本赚吆喝，要的就是这“知青”的品牌；他“养”着一个知青合唱团，投入的是金钱和精力，产出的是文化和交情；他积极参与“第二故乡行”，用慷慨的捐献实践“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
长沙知青酒家外景
当时我就想，有这么多知青朋友近在咫尺，是多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把口述史做起来呢?感谢谢春池和厦门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使我找到知青口述史的起点。
二. 《中国知青口述史》的内容和特点
关于知青口述史，过去已有一些书籍问世，时间最早的有海外华人学者梁丽芳女士所著《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是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是在对26个中国年轻作家(其中多数当过知青)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学术著作。“从学习雷锋的小学生到戴袖章的红卫兵，从拿锄头的下乡知识青年到失业的回乡青年，26位后毛泽东时期成名的中国作家，畅谈他们的文学道路与文化大革命'经历，既是口述历史，也是第一手的史料。”印在扉页的这段话，概括了全书的内容。该书先后有英、日、繁体中文版出版，在海外的影响较大。国内则有王江主编的”口述实录体全景式报告文学”——劫后辉煌》，田小野主编的《单身女性独白》，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这些书的体例、内容、风格各不相同，或关注于女性，或侧重于作家，或着眼于“劫后的辉煌” 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
本书一共收录13位知青的口述。中国有一千七百多万知青，每一个知青的经历，都称得上是一部书，而且内容绝不会重复。应该说，从如此庞大的群体中选出几十个采访对象来，并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要精益求精，要从典型中再摘出那最典型的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选定的对象，第一类为当年的知青典型，上海的张韧，北京的曲折，内蒙古的柴春泽、安海燕，辽宁的刘继业、吴献忠，他们都是不同时期媒体宣传过的知青样板。尽管他们在起点上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但后来的经历、目前的处境却大相径庭。
张韧，知青中的“大姐”，1962年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但未上，执意下乡，曾担任省团委书记、县委副书记、省计委商贸处处长......如今正在上海报业集团纪委书记的岗位上站“最后一班岗”。张韧的口头语是“喜欢挑战”，不论是栖身“草野”，还是身居“庙堂”，一直与书籍为伴。所以，她的思维一直很活跃， 不愿守成，热衷开拓。
柴春泽，一个极“左”路线猖獗年代的知青典型，在我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中，曾无情地将他称为“有写信癖”的人。通过与春泽的交往，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朴实而且循规蹈矩的人，思想上的拘谨可能有一些，但绝对是个好人。工作认真到了极点，每天早到晚退，同时当着许多班的辅导员，被人们看做“活雷锋”。他当年领着知青在玉田皋种的稻子，如今扩大到了数万亩，仍在造福一方。采访增进了我对他的了解，经历、观念、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不再重要，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刘继业、吴献忠都是柴春泽当年“一个战壕的战友”，辽宁的著名知青典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同遭牢狱之灾。如今的刘继业，已是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领导，这里有周围人的宽容与帮助，更有他本人的勤奋与执著。吴献忠至今仍坚守共产主义信念，自称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她最大的一个理想是，将来有机会在沈阳盖一座知青大厦，里面有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价格，有钱的知青来，没有钱的知青也请进来。你可以认为这个理想有点儿离谱，却不能怀疑她的真诚。在一个铜臭熏天的环境里，这样真诚的想法不是很可贵嘛!
安海燕，是另一种类型的知青典型。她脾气温和，柔中有刚。13岁时遭遇“文化大革命”动乱，靠捡破烂养活全家；17岁下乡当赤脚医生，因成绩突出成了典型；80年代，她放弃已有的名利到海南闯天下，如今已是颇有业绩的企业家。
如今，典型的光环早已离他们而去，我之所以仍把他们作为采访对象，是因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象征，他们的命运浮沉以及近二十年来的奋斗历程，在一代人中依旧令人关注。
第二类采访对象，是知青中的民间领袖，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风起云涌的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有云南农场知青丁惠民、新疆农场
知青欧阳琏。欧阳琏，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当他穿着那身褪色的劳动布工装、蹒踽独行在繁华的南京路上时，你绝不会想到，当年，为了新疆兵团几万上海知青的命运，他曾抱定必死的决心。“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了这，他吃尽了苦头；为了这，他也博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敬重。我还采访了王良德——1979年春新疆上海知青北京上访团的负责人，他的回忆，为还原那段历史补充了宝贵的资料。另外，我把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北京等地进行请愿上访的核心人物之一庄伟亮也列为采访对象。他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而是特殊时期一个知青群体的优秀代表。这些来自民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焕发过夺目的光彩，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落民间，归于平凡。但不管怎么说，在中国知青史上，永远有他们不可磨灭的篇章。
第三类采访对象，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大多数知青如出一辙，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演绎了同样的人生三部曲。但他们的经历又是典型的，在他们的种种坎坷、苦 难、磨砺中，浓缩着不止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张玲，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人，用她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话语，讲述了一段足以打动心弦的故事：两次结婚，第一次嫁给一个农民；回到北京后，“偌大的北京城，竟没有她放一张床的地方......” 第二次结婚，知青们为她举办了一个足够风光的婚礼。在《婚礼进行曲》的伴奏下，年过半百的她第一次披上了婚纱。对过去的经历，她从不怨天尤人，思维是内省式的，“不管多么困难，也要履行好做妻子、做母亲的责任”。还有小月，一位在东北兵团为扑灭山火而被毁容的女人。她在花季的年岁，突遭狂风骤雨的摧残，从此与“幸福”二字绝缘。她叙说了毁容后的痛苦，也叙说了冷漠和歧视带来的伤害。
我所采访的以上几类知青，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际、政治观念各不相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和感受都带有极鲜明的个人色彩，因此，他们的表述都极具个性。对上山下乡运动肯定也罢，否定也罢，对那个时期的政策感激也罢，诅咒也罢，在本书中，都得到如实的反映。社会在前进，人们对历史的回顾不能不带有今天的烙印，但社会的发展也带来日益多元的观念与需求，已不能强求人们认识一律。本书希望紧紧围绕这些典型人物的回忆，对那场运动和掩身其后的社会大背景，加以多角度的深度再现。
按照口述的要求，我的工作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步，采访录音。先根据对象拟定采访大纲，进行实地采访。这项工作从2002年1月启动，到年底基本完成。将近12个月里，足迹所及，包括上海、泉州、厦门、福州、沈阳、桂林、广州、昆明、赤峰、长沙、武汉、大连，有些地方还去了两次，采访知青近三十人。
第二步，将录音整理成文字。这是一项费时费力有时又很单调的工作。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妹妹刘小茁女士，因为所有录音的初步整理工作都是由她完成的。我所采访的知青，分散各地，说话南腔北调，声调有高有低，给整理带来很大难度。然而，经过她的辛勤劳动，风格迥异的话语都变成了一行行清新隽美的文字。小茁15岁就在“工宣队”的强制下到延安安塞插队，新挖的窑洞还没搬进去，窑洞就塌了，如果没有那个“万幸”，后果可想而知。后来，她转回老家，又进工厂，一直在外地，直到47岁提前“内退”。可以说，她与千千万万“下岗”、“内退”的女知青们，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命运。我完全明白，她不辞劳苦地为我整理资料，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她也是知青。
录音形成文字后，我再核对一遍，形成口述的原始稿。因为受访者的文化水平、表述能力相差很大，叙述重复、时间倒置、记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所以这一步的工作，就是在尽量保证口述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对它做必要的整理，包括：文字上的修改和次序上的调整；史实的核实和简单注释；对全文作分段处理，加小标题和提要；为了阅读的便利，还删去了访谈时的全部问话和插话。这样，就形成了初步修订稿。全部整理工作，均有保留的录音带作为原始依据。
第四步，把初步修订稿与本人核实，做必要的补充修改，撰写采前记，在此基础上形成定稿。
本书收入口述13篇，只是全部口述的一部分。部分口述没有收入，有多方面原因，一个是有关1966年夏秋之际北京赴疆支边青年的口述，他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反映的问题也比较尖锐，我准备单独结集出版；第二，有些稿子不够理想，尚有待补充；另外，个别受访者身份比较敏感，或涉及个人隐私，或新遭不幸。凡属于这些情况的，我都决定暂不发表。
我的采访，采取了多样的形式。对知青典型，一般是请他们围绕上山下乡运动讲述自己的经历；对民间知青领袖，请他们围绕重大事件做专题性口述；对一些普通的知青，考虑到他们一生的坎坷多与幼年的家境特别是家庭出身有直接联系，近年的境遇又最值得关注，所以，对他们的采访大多采取生命史的形式，即从幼年的记忆开始，直到现在。
与上海的“新疆人”座谈
做口述史是人与人、而且通常是与陌生人交往的过程。一般说来，对一个陌生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乃至隐私，即便不是那种生性内向、拘谨的人，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的采访却很少尴尬，开场白也是直来直去，省去了许多俗套和应酬。为什么这么简单?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都是知青，彼此有基本的认同。
在上海采访，一些从新疆兵团回来的老知青对我发问：“你觉得上海人怎么样?”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我既不愿撒谎又不愿直言，只好敷衍说：“我老婆是上海人，可是我跟上海人不怎么交往。”话音未落，没想到他们齐声赞同：“你这话说对了!”他们说：“上海人不把我们看做上海人，管我们叫'新疆人'。我们跟他们也不是一路的。”这些知青在跟我谈话过程中始终自称“新疆人”，因为他们有新疆的长期经历，返城(不少人还属于“非法倒流”的)后多数处境不佳，沦为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颇受一些人的白眼。但他们的行为方式跟李伯重先生所论的那种上海“小男人”完全是两回事，非常豪爽，非常真诚，非常好客，跟北方人真是没有什么区别。我第一次去上海采访时，还没有课题经费资助，就住在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上海知青家里，三口人两间房，住的条件差了一点，可是他们一家人盛情相邀，非让住在他家，每天就像贵宾似的供着我，那种真挚的情感让我特别感动。
三. 口述的价值与局限
通过口述还原历史，在海内外都不是什么稀罕事，而且有愈来愈热的趋势。所以我想结合做知青口述史的心得，对口述的价值与局限略作说明。
关于口述史的缘起，有学者说那是由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衍生出来的方法。也有学者明言，孔子著《春秋》，将时间上限断在唐尧虞舜，那一段远古的历史只能得自传闻，也就是口述；司马迁《史记》记荆轲刺秦王、秦国灭魏国等史事，也都利用了口述史料。所以，口述史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地道的国粹。其实，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最早形式，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根本没有必要厚此薄彼。近些年来，口述史在人类学、史学、妇女学乃至文学等领域都推出了不少成功之作，已是不争的事实。[1]
口述方法之于知青史研究，究竟有哪些价值?
首先，它给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扩大了新视野，补充了新资料。它使少数人把持的史学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接近民众，接近现实，把握时代的脉搏。历朝历代的历史包括文献档案史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除极少数“漏网之鱼”的野史稗官者言，主要是由统治者来写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志，而真正来自民间的话语则几乎被忽略或者窒息。口述方法，使普通百姓参与了历史的创作，使人们在领教雷霆万钧的主旋律之余，还能倾听到来自民间的娓娓絮语。
我所采访的这些人、这些事，许多都是文献史料略而不计的。他们的回忆，使我们得以从民间的立场反观历史。换句话说，口述虽然只是一种方法，它的兴起，却足以给历史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更加宽广的空间。
对文献的“偏爱”，可以说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本能，不过，对它的局限，我们的理解可能也深一些。我们在跨入史学门槛之初，老师就要讲陈垣老的校书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就是通过多种校勘方法，察知文献真伪，辨明记载正误。但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辨，还是不够的。通过口述方法，发现并矫正文献记载的缺失，对于包括知青史在内的当代史研究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我当年在《中国知青史一大潮》一书中，专门写了“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一节，但是，到那时为止，所依据的还只是文献资料，没有接触到一位在新疆生活过的上海知青，更不用说“阿克苏事件”的亲历者或者欧阳琏本人了。通过这次采访欧阳琏和他的群体，使我增进了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弥补了诸多缺憾。
长期以来，史学的主要工作方式是钻“故纸堆”，是人与物的交往。人是活的，物是死的，只要一味钻研下去，能够有所发现，达到所谓“物我两忘”的境地，也会产生一种飘飘然的快感。不过，长期与“故纸堆”打交道，对人对事的判断有时也难免偏激，或者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这个道理，也是我在做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逐步悟出来的。与利用文献治史不同，口述史的工作方式是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感情上是互动的，受访者的一颦一笑一悲一喜，都不能不在采访者的心中卷起涟漪。
在云南大理“洋人街”与经商的原上海知青合影
“文化大革命”中及“文化大革命”后，官方媒体关于知青典型的报道是截然不同的，好则好到极点，符 合“高大全”的标准；坏则坏得流油，简直千夫所指，臭不可闻。不同的时代按照不同的政治需要把他们塑造成不同的“典型”。但那个被打上时代烙印的样板，与坐在我面前接受采访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又有多少相同之处呢?
过去我写《中国知青史——大潮》，对“文化大革命” 中的知青典型，从整体上是把他们看做“政治工具”，从个体上是把他们视为简单的“政治符号”，观念保守、思维僵化、缺乏个性，甚至“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似乎就是他们的共性。这样一来，书中留给他们的就只有揭露和批判了。一旦做口述，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并且成了朋友，就发现以往的看法太片面。典型也是人，有他的喜怒哀乐、优点和缺点，他们有极富个性的方面，而且在同辈中多数还是很出色的。
口述方法可以补史、可以证史，可以修正甚至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不过，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
[1]在这方面的文章有：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也是口述历史》，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定宜庄等《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的真相》、钟少华《口述的历史与历史的口述》，载《光明日报》2002年7月18日；杨祥银《中外口述史学概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7月9日；杨立文《口述历史刍议》，载《纵横》2002年第8期。关于口述历史的规范化要求，可参考[美]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7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进阶研习营学员手册》，2000年铅印本。可供参考的成果有叶宋曼瑛《也是家乡》，三联书店(香港)1994年版；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以文学兼口述的形式，披露了大饥荒年代一段最黑暗最血腥的内幕，尤其值得一读。
《中国知青口述史》导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概述
席卷千百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前后历时20年之久，不仅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震动和深远影响，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事件。
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形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阶段性。50年代初起，国家逐步明确了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向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
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城市人口就业途径变得空前狭窄，众多青年中学毕业后无法升学，就业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1966年，全国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回乡知青人数更多。当时的动员工作很明确，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都下乡搞农业，长期安家落户。提出的口号则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学仍是摆在第一位的选择，下乡则是第二位的。
60年代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虽然只是初澜，却为即将掀起的高潮准备了条件。它在动员、安置知青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上，都被作为成功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扬光大。
短短几年里，推进上山下乡的努力已经遇到很大阻力。一旦“文化大革命”的飓风平地而起，下乡知青就用“返城风” 的形式表达了他们积蓄的不满。
毛泽东关于“再教育”的语录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这三年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累计400万人，留在城市，无所事事，上山下乡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惟一可行的“就业”途径。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再教育”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一个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从此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上成为一项制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共有14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意味着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乡村。
“文化大革命” 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既是对50年代以来上山下乡活动的继承、发展，又带有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
首先，这是一场在“左”的理论指导下的运动。毛泽东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制度前提下提出的“再教育”理论，扭曲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正常关系，把两者的关系明确为被教育与教育的关系。
在这种理论笼罩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当做一场改造人的运动，下乡知识青年被要求在生活、文化、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向农民看齐。而且，只有在阶级斗争的所谓“大风大浪”中，才能最终实现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其结果，加重了下乡知青的思想困惑和精神沮丧，不少政治上充满热情而又幼稚、盲从的青年被导入歧途。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对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本来是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而推进的上山下乡运动，被说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在不断拔高的宣传调门声中，上山下乡运动被涂上一层又一层神圣的迷彩。对上山下乡的态度，被说成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被当做判断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基本标准。在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进一步把所谓“扎根”与“拔根”提到“复辟”与“反复辟”的高度来认识，使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问题。
从具体做法上讲，“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有更明显的强制性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只是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多种手段之一，在是否下乡这一点上，被动员者还拥有一定的选择权。“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地方对毕业生采取“一锅端”、“一刀切”的极端做法，不顾青年本身及家庭的具体情况，一概要求上山下乡。然而，运动每推进一步，遇到的阻力就增加几分；阻力每增加几分，动员者势必增加强制的力度。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运动陷入的一个怪圈，也是招致社会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全社会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
由于这场运动，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遇到一系列问题：多数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医疗、住房、婚姻等方面存在不少困难；文化生活贫乏，许多可以造就的人才被迫中断了学业；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原本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走向退化。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缺乏基本的法律保证，下乡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不少青年受到迫害。农村的艰苦环境，各种意外事故的侵袭，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使一些青年英年早逝。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不可胜数。
与这场运动相得益彰的是“走后门”之风的畅行。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工农画等号”、“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极“左”口号辉映下，是政治特权淋漓尽致的高扬。同是下乡青年，在招工、招生、征兵、入党、提干等方面没有公平竞争的机缘。“血统论”的肆虐，对众多家庭出身有玷的青年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他们的家长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伤害。知青下乡插队后，大多数人入不敷出，在不同程度上仰赖父母的贴补帮衬。多子女家庭经济负担尤为沉重。许多青年下乡初不过十五六岁，尚无独立自理能力即被送往农村、边疆，父母亦无可奈何，日日为远行的子女黯然神伤，梦牵魂绕，精神上年深日久的煎熬，徒令华发早生。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牵动了成千上万的城镇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不同程度地承受到它的影响。大批知青下乡，各地农民是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接受的。毛泽东明确无误地要求农民“欢迎他们(指知识青年)去”，并赋予农民实施“再教育”的神圣使命。
这种政治上的荣誉，以及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的一些新气象，往往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文化大革命”后期，知青下乡改为就近安置，使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在这些地方，知青的到来形成与农民争工分、争土地、争口粮的情况，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国家花了许多钱，却没有真正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 以后，知识青年大举返城，滞留当地的寥寥无几。国家不得不千方百计为他们重新安排就业，以前的开支大部分付诸东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加重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断层。许多知青文化基础单薄，回城就业时年龄偏大，难以胜任技术性工作。1978年，有人将上述问题归纳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这一石破天惊的事件，预示着持续10年之久、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破产。由此引发的在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的巨大变化，对积弊丛生、不得人心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沉重的一击。虽然在1976年以后的三年多中，这场运动沿着惯性的轨道继续滑行，但是它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这是运动的最后阶段。
1977年起，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逐年锐减。到1979年底，已有700多万在乡知识青年乘着席卷全国的“返城风”实现了回城的夙愿。1980年，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明确指示停止让城市青年下乡种地的办法，终于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画上了一个句号。
上山下乡运动的寿终正寝，并不意味着知识青年问题的圆满解决。尽管绝大多数下乡青年陆续返回了城市或者留在当地就业，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被运动造成的后遗症所困扰。80年代，在新疆的上海知青的请愿上访活动，在陕西、山西等地的北京知青的请愿上访活动，几起几落，持续时间长，牵涉范围广，都是历史后遗症所激起的必然反弹。90年代以来，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老知青一直在为自己的基本权益奔走呼号。近些年来，大批当年的知青首当其冲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减的对象，沦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阐明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教训和严重后果，不等于抹煞下乡知识青年在艰苦条件下为建设农村、开发边疆所做出的贡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内容上相互关联、含义又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人们不会忘记，许多知识青年在推广农业科技、传播农机知识、普及文化教育、为农民送医送药、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等方面取得的出色成绩。青春的闪光永远值得珍视，特别是在那个使千百万人命运蹉跎的特殊年代。
摘自：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口述史》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出版于1998年，封面装帧是一片混沌的红，隐见风起云涌。背面用蓝色斜体字大书：
“大潮涌来——几千万少男少女的黄金年华卷进了黑泥黄沙红壤，山川田野莽原。”
不知此话出自谁口，如是书作者本人，那说明刘小萌暗地里还是一个诗人。不难假想，偌大中国某些角落必定会有某些读者，对着这两句诗黯然神伤甚至潸然泪下，且与诗句本身的优劣无关。
曲线救国圆了大学梦
刘小萌与牧民小孩和大白狗的合影
1973年，初中文化程度、在内蒙插队5年的放羊倌刘小萌转回河北保定原籍，在完县（今顺平县）当起了农民。因为无法回北京，只好采取这么一个“曲线救国”的路线。从农村转到农村是没问题的，那边是牧民，这边是农民，都还属于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范畴。
一年以后，知青刘小萌当上了生产队长，外来户能在农村当干部，一是因为知青有文化、能吃苦，二来没有社会关系，得罪人的事情可以干。就这么当了两年农民，被县里推荐去了保定技工学校，半工半读。
“本来推荐我去河北师院的，结果另一个知青认识知青办主任，请他吃了顿饭。我当然没请他吃饭。最后那人去了师院，我就给分到了技工学校。当时学校里聚集了许多北京、天津老三届的知青，因为上技校可以把农业户口恢复到城市户口，虽然你毕业以后只是当一个工人，但是你也有跳龙门的感觉。”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的刘小萌“根深蒂固地想上学”，在技校里学的是锻造，简单地说就是拿汽锤打铁。那一年，他在学校里学习打了5把斧子，好几把刀——那年头人们用刀斧似乎特别费，因为要武斗，还要砸四旧。除此之外的另一项重大收获就是回了7次北京，离得近了，而且当时保定“武斗得乱哄哄的”，坐火车不用买票。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刘小萌考进了河北大学历史系。数理化荒废了那么多年，学理科是没法想的了。学中文的父亲建议子承父业，他不情愿，一心想离政治远点儿，“文科里面，历史离政治最远。”
他压根没想到，十多年后，他又会在清史之外，自觉自愿地另外研究起知青史，一下子把自己重新纳回跟当代政治无法剥离的境地。
不入主流的“独行侠”
因为研究清史而获得国家特殊津贴的刘小萌，半生最自豪的却是知青史研究。他说，虽然给他带来职称、奠定他专业地位的是那些清朝满族，但是他觉得自己最有价值最有回报的业务，却在知青领域。这个研究，“是跟现实，跟一代人命运直接相关的”。
1990年代初，博士刚毕业的刘小萌开始着手梳理中国知青史。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国家逐步明确了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到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1962－1966年，全国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上山下乡活动进入了新阶段，1966年下半年起，到1968年，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毛主席“再教育”号召发出以后，知青上山下乡基本上成为一项制度。
“文革”期间，全国共有14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这意味着10％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农村。
因为研究知青史，刘小萌在原先的科研队伍里一度受到排挤，成稿的论文和书稿也迟迟不能付梓，同时，他还不能荒废本身的专业。
“我当时是副研究员，专业上有压力，评职称那会就特别忙，天天熬夜，4个月写了40万字，那时候还没电脑，全靠手写，手老麻，后来凭借着论文《爱新觉罗家族全史》评上研究员，庆幸没耽误。现在我隔几年就拿出一段时间来做知青研究。我老在反思，我们知识分子自己有没有好好地利用环境来做点事。起码，在知青史上，大的问题、大的事件目前还没写出来。书稿老是不能及时发其实也是好事，放在那里就会老去修正它，希望它能尽量减少局限性。中国当代史研究是比较滞后的，但是知青史这一块，现在我们跟国际上还是接得上轨的。”
因为不接近学术主流、长期独来独往，同事管刘小萌叫“独行侠”，他自己苦笑，说大概是当知青时放羊的潜在影响，强化了自己的自由散漫、学术上边缘化，和思维观点上的自由主义。
他没有知青情结。他怜惜所有与自己有着相似命运的人，比如他的妹妹刘小茁。这个姑娘15岁时在“工宣队”的强制下到延安安塞插队，新挖的窑洞还没搬进去就塌了，万幸捡回一条命。后来为了照顾哥哥，善良的妹妹放弃了回城，永远地扎根在河北保定，47岁提前“内退”。
刘小萌给许多知青做的口述录音，都是妹妹帮助整理。刘小茁把这些说话南腔北调，声调忽高忽低的录音，耐心地整理成文字，不为别的，就因为她也是“知青”。
“你为什么不说？”
《中国知青史——大潮》以后，刘小萌又完成了《中国知青口述史》一书，全书收录了13位知青的各自不同经历，刘希望用活生生的个体来补史、证史，让历史鲜活起来，弥补第一本书凭文献史料研究的缺憾。
他在这个过程中结交到了不少掏心掏肺的知青朋友：许多人热情无私地支持他，为他提供当年的史料和珍贵的照片；到哪里考察都有知青像招待贵宾兼多年老友一般招待他；他去湖南调研，知青出身的“湖南钢铁大王”给他一张卡，在赔钱赚吆喝的“知青酒家”里管吃管住……
1700多位知青里，选出十来个有代表意义的个体，以多元的观点和写作手法来呈现历史，刘小萌说，非和知青广泛地、长期地交朋友不可。
一位知青在做口述的时候，说母亲是病死的，交往多年，一次与刘酒酣耳热之时才吐了真言：母亲是红卫兵抄家的时候被打死的。当时兄长拿着擀面杖挺身而出：你们谁敢动我妈，我跟你们拼了！结果，也被当场打死。嫂子带着孩子改了嫁，侄儿至今不知道自己身世。
刘小萌瞪大眼睛：你为什么不说？你哥哥是英雄啊！
虽然有着种种限制，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口述史》中还是尽力呈现了一幅比较全面和多元的知青众生相。这其中，有曾经风光一时的知青典型、有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民间领袖，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
——张韧，知青中的“大姐”，1962年考取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但她放弃了，执意下乡，是当时著名的知青典型；
——柴春泽，一个极左路线猖獗年代的知青典型，曾被刘小萌形容为“有写信癖”，但通过接触了解，刘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朴实而又循规蹈矩、拘谨认真的老好人；
——刘继业、吴献忠，辽宁知青典型，“文革”后同遭牢狱之灾。出狱后刘继业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领导，吴献忠虽然没了党籍，但依然坚信共产主义，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等待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入党；
——安海燕，13岁遭遇“文革”，靠捡破烂养活全家，17岁下乡当赤脚医生，因成绩突出成为典型，但就是这个给病人大胆扎针治疗的赤脚医生，居然直到新婚之夜还没有任何性的常识，以为自己是个半男半女的“中性人”；
——丁惠民，1978年末1979年初云南农场知青上访请愿运动的总指挥。
——欧阳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万知青返城的组织者，人称“半条命”；
——小月（化名）：19岁在东北兵团为扑灭山火而遭毁容，整容不成，百病缠身，一生未嫁，从此与“幸福”二字绝缘。
……
小月在口述里的一段话大概代表了很多知青的心声：
“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共有的名字 ：共和国同龄人、老三届、知识青年。从任何方面而言，我们都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知青是背负沉重十字架的一代，永远在替父辈、自己甚至后代偿还债务，身上有着抹不去的悲剧色彩，惟一支撑我们的是坚强的意志和艰苦岁月的磨练。
“没人去追寻历史的责任，纵然我们对历史有过怨言，也已在挫折里将一切看淡。”
来源：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口述史》、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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