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口述：迟到的婚纱——嫁给农民的女知青
《中国知青口述史》
迟到的婚纱——张玲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采访时间：2002年2月24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
张玲讲的都是普通的人，说的都是普通的事。因为普通，才与百姓的生活呼吸相通，才具有典型性。这是我选择她做口述的理由。
在张玲的口述中，引起我关注的首先是婚姻问题。
“文化大革命” 中究竟有多少知青在农村结了婚，至今没有准确的数字。按照国务院知青办的统计：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7.1%)；1975年增至61.4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8.1%)；1976年为72.6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9%)；1977年达到创纪录的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1]这一统计，只限于留在农村的知青，考虑到一部分已婚青年已陆续回城或上调，估计在农村期间结婚的知青人数应在百万人以上。
这一百多万人的婚姻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知青与农民类型又包括男知青娶女农民，女知青嫁男农民两种形式。其中，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2]我当初的研究，主要依据文献档案；张玲的口述，则为了解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婚姻形态，特别是作为当事者的女知青的心态历程，提供了翔实、具体的个案。
张玲是1968年9月从北京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的，第二年的10月，也就是她刚满20岁的时候，与村里的青年李刚小订了婚。与农民结合，意味着将终生厮守脚下那一方土地，意味着完全割断与城市生活藕断丝连的联系，一切关于前途的憧憬，以及对招工、招生、返城的企盼也将随之化为童粉。既然如此，为什么仍有为数不少的女知青走上了这条前景并不光明的道路呢?笔者曾将女知青选择这条道路归结为两条主要原因，首先是不堪农村艰苦劳作的重负，其次是“血统论”的压力。[3]而张玲决定在农村“扎根”，除了前面提到的一般性原因外，还有特殊的理由：下乡前精神受到过刺激，因此不愿回北京。
张玲考虑问题总是很实际，一旦决定留在农村，马上想到要找个岁数合适的、最好的劳动力，以便生活上有依靠。对方是中农，没有参军要求，这也让她觉得满意。再者，双方家庭都有一些扯不清的麻烦事，自己家是成分不好，对方的母亲则有“作风问题”。张玲希望用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作为共度平生的起点，“我们俩应该甩掉包袱，靠自己去建立一种新生活”。
张玲谈到自己当时的复杂心态：婚礼的头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痛哭了一场。因为，这是在没有出路条件下做出的选择，这一辈子就得留在农村了，今后面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法想像。虽然当时的官方传媒积极鼓励知青在农村“扎根”，但对于成千上万女知青而言，在农村结婚，并不会成为一个可资炫耀的政治资本，不过是彻头彻尾农民化的开始。婚后不久，张玲就发现丈夫有赌博的毛病，屡教不改，气得她自杀过。过着清贫的生活，她毫无怨言，努力适应着农民媳妇的角色，“我简直做到就像过去的那种旧媳妇一样，在家里对公婆、对丈夫、对子女呀尽心尽力。你要维持这个家，就必须这么做”。她在口述中，一再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责任，这包括妻子的责任、儿媳的责任，母亲的责任。她最看重的要数后者：“只要你是母亲，就要紧紧抱着你的孩子。我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不如这孩子重要，各种苦衷和乐趣都集中在这里边。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认识的话，你的人生道路绝对就是偏了。
那么，作为婚姻中的一方，对双方在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差距，又是怎么看的呢?张玲承认，知青找农民，彼此间绝对有差异。但至少她个人认为，能够处理好这种关系。她认为，跟农民结婚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你有一些新的东西，他没看到过，通过婚姻他了解了，可是深层的东西不会因为这个改变。从大的方面说，农村更不会因为你找了农村的青年有什么改变。“文化大革命”以后，农民比以前富裕，主要是因为制度上的改革，完全是另一回事。
一、我没有金色的外衣
我出身在一个资本家家庭，在那个时代，出身不好，就好比没有金色的外衣。50多岁的人了，虽没经过什么大风大浪，小的沟沟坎坎也过了不少。这么多年，一直想把自己的经历向别人好好说说，不为别的，说出来痛快，省得憋在心里。
7岁时摄于北京展览馆前
还是从家世谈起吧。我家祖籍河北东光县大宁庄，爷爷辈挺贫穷的，为了日后能有个人支撑这个家，就决定培养我爸，凑钱送他上的私塾。我爸这人也争气，年轻时孤身一人来北京闯，通过介绍进了一家德国洋行，自学的外语，然后就能直接和洋人交流了。他在这家洋行一干就是20年，先学徒后来一直跑外。凭本事吃饭，当然是很辛苦的，但收入也不低，后来就用多年积攒的薪水，与别人合股经营化工原料，起名达隆商行，地点就在前门外，现在还有门脸呢，叫什么化工燃料公司。多少年了，改来改去，还是搞化工。我爸的事业等于刚开始，还没怎么着呢，就碰上了解放，他顺理成章成了资本家。
我是1949年9月25号出生的，与共和国同龄。上小学后，在班里学习一直比较出色，二年级开始当班长，三年级是中队长。1959年，上小学三年级，迎接少先队十年大庆，要选代表上人民大会堂，还有毛主席接见，听说这消息，别提多振奋了。同学们都以为会选我去，因为我拔尖啊。结果批下来之后，是两个出身好的同学去了。人家说，我出身不好不能去。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学的课文，有一篇写的是地主，有一篇写的是资本家，都是很丑恶的形象。小时候不懂什么叫“出身”，这次不让去人民大会堂，才意识到自己出身不好。
我记得那个场景特清楚，回家时我爸正挨那儿坐着。在这之前，人民大会堂刚建完还没开放的时候，组织工商业人士参观，我爸也兴冲冲地去了。回来以后还给我讲呢：里面怎么怎么好，穿的钉子鞋，怕把地板碰坏了，干脆就提了着鞋，光着脚走了一圈，特新鲜。我当时还说：“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怎么不带我去”。等到我告诉他“去人民大会堂没有我，说我出身不好”时，我爸笑着说：“没关系，长大当上劳动模范就能进去”。
我一向好强，“出身”这事儿出来后，情绪挺低落。那会儿我在姥姥家住着，我爸身边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觉得闷的慌，就说：“我帮你转回来吧，咱俩在一块儿，每礼拜都看电影，有个伴儿”。家里大人也觉得，转个学校可能就没有人再提“出身”的事了。这样，四年级就转到我爸这边，上了离家不远的遂安伯小学。
那时侯，虽然开始感受到出身的阴影，生活还是挺优越的，文革前的10年，我爸有定息，3个月取一回，200多块钱，合每月70来块钱。加上爸妈的工资，收入就算挺高的了，所以没有受过什么苦。到了过年，大人领着去百货大楼买衣服，穿得漂漂亮亮。我上学为什么一直能当干部？一个是自身的能力还行，一个是穿的干净利落，脚上是皮鞋，显得很出众。当时倒没觉得什么，后来一回想，才知道是那么回事。
那个时期好多工农人家生活条件很差。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关素琴，离家远，中午不回去，带的饭就是窝头什么的。我很热情地招呼她：“走吧，走吧，上我们家去”。她经常在我们家吃饭。多年后，她提起那会儿家里老吃杂合面，看见我家老吃面条，特羡慕。
转到遂安伯小学，我连着3年当的大队长。初中考上女一中，升入初二年满了15岁，从大队长的职务退下来，又继续当了两年班干部。后来怎么撤下来的？有一个同学说：“你出身不好，就不要当班干部了”。这时已经临近文革了。我喜欢体育，那会儿还当着体育委员呢。让我下来，我是这么说的：“当这个班干部也够累的，早就不想当了”。
我小时候就爱张罗事儿。刚到女一中报到，一进教室，就看见桌椅板凳满世界摆的乱七八糟，别的同学都在那踔着，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摆桌椅、扫地，我一动同学们就跟着动。也许有的人知道这个事该干，可是缺乏主动性。就这样，很自然的就给选成班干部了。那会儿倒没说什么出身，发展团员才看出身呢。当班干部时，没有人因为我的出身对我有什么偏见或者歧视，同学们比较友善，但是有的班就因为这个闹意见。为了入团，我写过申请书，还写过对家庭的认识，当然入不了。我在班里的学习不是拔尖的，也算中上等，后来班里那些成绩不是很好的同学倒先入了团，出身好嘛。
文革初的许多经历已经淡忘了，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红卫兵抄家的那一幕：1967年夏天，我听到对过那个院子传出的声音特别嘈杂，因为听我妈说过，那个院里的老太太是给我接生的，使我对那家老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平时很少到邻居家串门，就是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不由的就走进那个院里去了。心想：别是老太太出什么事了？进去一看，当院站着好多人。院子里有个高台，几个红卫兵雄赳赳地站在上头，旁边一个人双手从背后捆着，红卫兵一边喊着一边打他，其中一个拿着带铁头的棍子。他身上被打的一道子、一道子的伤，红卫兵口里喊着：“你承认不承认你是狗崽子？”我没看见老太太，遭毒打的是她儿子，大概三四十岁的样子，他媳妇的头发已经被剪了，也在旁边捆着。红卫兵打的他浑身是血，问他什么也不吭声，红卫兵就往他伤口上撒盐，撒完了再接着打。还有人领着喊口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后来听说，他是地主出身，所以骂他是“狗崽子”。我进去一看这情景，不敢看了，但是院子门口有人把着，只准进不准出。最后打的他不动了，红卫兵这才撤走。
红卫兵抄家封门
回家以后，我就跟我妈说：“快让我爸回老家吧。他家离我们家这么近，红卫兵到我家来怎么办？”那会儿我对“革命”这个词的含义感到很模糊，我是站在红卫兵一边“革命”呢？还是站在我爸这边维护亲情？我没法选择。受了那么多年的政治教育，“革命”这个词对青年学生是挺有吸引力的，可是我就是怕看那种打人的情景。
在家里几个孩子中我最小，但是有决定事务的能力。我妈一听，第二天就送我爸回老家了。我妈送回来我就问：“路上有什么事没有？”她说：到车站了，人家问他什么出身？他说是资本家，让人家抽了两鞭子，还在背心上写了字。我心说了，这老头儿太实在，他随便说个别的出身，就不会挨打了，怎么就承认是资本家？他回到老家，农民可能不像城市里这种人，他们起码没有红卫兵的鞭子。第二天听说，对面院里的那个中年男人被活活打死了，他母亲是我的接生婆，再也没见踪影。
正在抄家的红卫兵
说起来我妈也是苦出身，小时候靠打粥维生。日伪时期，家家关门闭户，有位好心的校长看她聪明伶俐，免费让她进学校读书。我妈写的字还是有点老式的那种。她嫁给我爸后，对未来的生活有过幸福的憧憬，解放后一直在努力工作，就因为嫁给了资本家，后半辈子没少受罪。文革中被关起来写检查，一些人由着性子折腾她，整整一个冬天把她圈在屋里，枕头都没有，枕鞋帮子，裤腰带都没收了，怕你自杀。那个冬天真把她给冻坏了，亏的自小受苦，能扛。
二、我选择了在农村“扎根”
1967年串联回来，学校说要“复课闹革命”，接着给毕业生办学习班，动员上山下乡。我是1966届初中毕业生，咱和生产建设兵团搭不上，出身好的才能去，开始就报了去汤原农场，还有东北的一个什么电厂，觉得比插队的大拨儿轰好一点。报来报去都没有批准。当时还有人说：“这批内蒙的不走，下批就是山西了”。这帮人就说：“可能内蒙还好点？还是赶快走吧！”最后报名去了内蒙土默特左旗。
在这之前我爸回老家了，按政策我也可以回去投奔他。我就想：他是自己的父亲，要是农民批斗他，我该站在哪一边？实在没法抉择，干脆躲得远远的，起码是看不见了。我就跟学校要求去插队。当时我们班7个女生一块走的，正好分到一个生产队里。这是1968年的9月。
下乡前与同学合影于天安门广场(前排右三为张玲)
后来问我妈：“我爸回老家怎么样了？”她说，村里许多人都是本家，有亲戚关系，对我爸特好，因为他岁数挺大了，不让出去劳动，甚至拿他“当神供着”。这倒不是因为他辈份大，当年他在城里挣钱，接济过村里的乡亲，有一年遭灾，还送给每家两块大洋。多年以后，乡亲们还念着这份情。我一听，心里才塌实了。
我爸自从回了老家，经济收入就断了，全靠我妈挣的三、四十块钱，每月给我爸寄生活费，就剩不了多少钱了。我，还有我二姐，都面临着下乡插队，家里哪有钱呀？走的时候行李特别简单。大姐给带了一点剩衣服，人家不穿的绒衣，我们都当好东西。
插队第一年，国家发给生活安家费，我们知青小组买供应粮吃，一起劳动，还没有显出什么差别。可到第二年生活费没了，吃什么呀？吃你头一年挣的工分。我呢？干到第一年的5月份就病倒了。下乡前我受过一种刺激，精神状态不是太正常，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恢复了，这刺激大概一生都得留在心里头。当时我躺了十多天，知青对我很照顾，但再照顾，你不出去劳动，工分没有啊？她分给你点工分那不可能啊。
干活也干不了，我就说回家看病去吧，破衣烂衫的，扣子也掉了，恍恍惚惚地回到北京，下车后站都站不稳了。当时手里还有点钱，我记得路费就是11块几。出了火车站，为了省钱，走着回的家。我妈给我买早点，几个油饼一下子就吃光了，我妈都觉得邪乎。在农村，饿呀，既消耗体力又吃不好。
当时盛行针灸，又便宜，每天扎针去。有一次恍恍惚惚地骑着车去，回来却忘了骑车，忽忽悠悠地走到家了，第二天才想起来，赶快去找车，还没丢。治了一段时间，病好一点了。一天，我发现家里的床没了，搭了个板子，就问：“那个床呢？”我妈说：“那床给卖了，看病用了”。这时家里的拮据显现出来了。我回来的生活和看病，全靠我妈的几十块钱，她除了每月给我爸寄生活费，自己还得生活呢，还得养我姥姥呢。我一回来，家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我从那开始，才对钱有了考虑，以前从来没想过。家里穷的快揭不开锅了，不能再增加母亲的负担，就想着回农村去。
有个同学正好也要回去，说：“咱们扒车回去” 。我们一共8个人，有一块儿的，也有别的学校的。跟着他们进的哪个车站？不记得了，反正扒的是货车。他们扒车，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尾车的列车员不错，让我们上去了。可是刚走到张家口，那车就停了，车站上大喇叭里喊着什么也听不清楚。听见远处有喊声，声音越来越近，呆会儿，一队解放军过来了，让我们下去。我说，咳，闹了半天，那喇叭里喊的是让咱们下去，咱们还在这傻坐着呢。我们一个一个往下走，两边都是解放军，就跟押送俘虏似的。解放军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些知识青年，怎么天不怕地不怕？”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没钱啊！”还跟他们胡搅蛮缠：“我们回去是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你不让我们回去啊？我们又不是干别的去，我们没钱也得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个小战士看上去也就是十七、八，我心想，你还没我大呢，教育我？
其实身上还是带了车钱，我记得带了18块钱，以防万一。钱就在手里捏着，后来去吃饭。他们问：“你们没钱买车票，怎么有钱吃饭啊？”不吃饭还不饿死？！最后他们把我们8个人分开，谁到哪儿，谁到哪儿，一拨一拨送上客车，也没买票。
回到村里，已经是8月，秋天了嘛。有个知青的身体很不好，怎么办？我那时还当着知青小组长，知青有什么事都管着。我就说：“不行，咱们去找知青办吧”。我们俩从村里走到察素齐，有30里地。察素齐是旗政府的所在地，到了那儿才知道，“知青办”任务完成，已经撤销了。那我们找谁去啊？这不成了没人管了吗？我们俩只好又往回走，路上也不知道是哪个村的小青年骑着车，我就说：“哎，带我们一段，顺路吧？”那男孩子一看带俩女知青，北京的，呵，这高兴，这个乐。当时我挺胖的，那个小青年带着我晃晃悠悠的，怕他把我扔了，我就说：“下来，下来，我带你吧！”我带着他走了一程，连说带笑的，骑着车来回的扭，最后还是摔了一跤，特逗。
回到村里，那个女知青去挑水，挑不动，把水桶都给扔了，身体弱到那个地步，自己觉得没有指望，吃了安眠药。幸亏发现及时，赶快抠她的嗓子眼，竟给抠出来了。
我们队分值挺低，一个工分就合几分钱，村里给我评的是一天4.6分，知青干的好点的，能给到7分。因为我老生病，挣的工分还不够买一年口粮的。到了第二年，知青该自己养活自己了，菜钱开始分摊，谁有20块拿20块，有10块拿10块，就是我一分钱也没有。当时同学还是那种心态：“哎，你就吃吧”。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我觉得，这也不是说一次二次，哪能长期白吃呢？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只吃粮食不吃菜。同学们还不理解：“又不是不让你吃”。
正好是那段时间，有一次我去看场院，从外边回来，碰上了李刚小他妈，也就是我后来的婆婆。当时村里那些好心人，对我们知青可好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们送去。对别人家送的吃的，我们都痛快地收下了，唯独这一次，刚小他妈煮的10个鸡蛋，家里的知青说什么也不收。我从外边回来，她兜着鸡蛋正怏怏地往回走，碰上我了，就跟我说：“张玲，我送了点鸡蛋他们没要，给你吧”。知青为什么不收她的鸡蛋？她名声不好，也就是作风有问题，没人爱搭理她。我当时正在困难的时候，也顾不了那许多，就收下了。
从我们下乡之后，刚小就一直帮助我们，他是汉民，那个村里蒙民比较多。我们遇到什么事比如烟筒堵了，炕冒烟了，他都来帮忙。有时别人老远的看着，他不在乎，走过来关心地问问，跟我们没有什么界限。他祖辈是从山西过来的，好像内蒙农区那边的汉人大部分都是山西的，解放以后还有一部分贫民是政府给迁过去的。我们去的时候也是这样，蒙人是双份自留地，汉人都是一份。
我把鸡蛋拿进屋，她们就跟我叨叨这事，说：“刚小他妈送鸡蛋，没要”。我说：你们不要，我可要了。正说着，刚小来了，算上他正好10个人，一人一个鸡蛋，分着吃了。
他妈看见我要了她的东西，乘我看场的时候，就让她的女儿给我送烙饼啊、馅饼啊，当时真是接济了我。她这个人虽说作风有问题，但是挺热心，也挺能干，再说我对人从来有自己的见解，投桃报李，人之常情嘛，跟她的关系越来越近了。她有什么活儿也叫我去帮着干，我都不在乎。因为我在村里边都跑遍了，跟大人串，跟小孩玩，一方面是排解压抑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是多找点乐子。知青的圈子毕竟太小了，有时听她们在那儿说这个那个的，心里就特别烦。
我跟农村的孩子交往挺乐和，村里边都是些你你我我的琐事，谁跟谁相好了；谁家的东西丢了，怀疑是谁拿走了等等，闹出好些矛盾，但这些倒不是主要的。对于知青，农民没有家庭“出身”这个概念，都是我自己说，自己坦白，比如跟书记说话，我先说自己的“出身”不好，那会儿不由得就说出来了，不说出来好像你要隐瞒什么似的，其实人家才不管你这些事呢。
村里成份最高的才是富裕中农，他们没有地主这个概念，听你说起这些事，还觉得挺新鲜，但是对当时内蒙大揪特揪的“内人党”，他们挺在乎，谁都怕沾包，扣上“叛国”的帽子。我不是爱骑马吗？看见马过来了，就说：“我骑马吧”。旁边有个蒙族老头赶紧过来说：“踩着我的腿上去”。蒙人特别实在，他给我当了一个台阶我就上去了，后来他们说那个老头是富裕中农。
知青集体户屋前留影(左一为张玲)
在知青小组，我还当着伙食委员。有一天，一个同学建议：“咱们是不是改善伙食啊？”改善伙食还不好说，那就买只鸡去吧，于是绕村的买鸡。有一家鸡喂的最好，拣肥的买了一只。等到吃完鸡，有个同学就问我了：“你走的什么路线？他们家是富裕中农啊，你怎么不到贫下中农家买鸡去？”这事给我的印象特深。
回过来再说刚小。1969年10月份，我俩的婚事儿就定了。我们那个地方的女知青，5月份就有结婚的，但她不是我们公社的。我们村就我一个与农民结婚的，在公社里我也算早婚。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女知青，已经跟当地青年搞了一阵子对象，后来可以病退回城了，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别看我了，你回去吧，你身体又不好。能回北京还不回北京，在这结什么婚？”我劝她，最后她就走了。
我决定在农村“扎根”，有多方面的考虑：一个是下乡前在北京家里精神受到过刺激，留下了后遗症。开始时我特能干，后来连锄头把儿都拿不住了。那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本来身体又好，可能就是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了。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既丧失了劳动能力，又没有经济来源，只有走这条路。我觉得既然决定留在农村，就要找个岁数合适的，有的人面相老，跟个老公公似的，肯定不行。刚小和我的年岁差不多，他是村里最好的劳动力，生活上有依靠。他不是贫农，是中农出身，按说中农也可以参军，但比贫下中农还是费点事啊，可他没有参军要求，我觉得这点也很合适。再有一个，无论是他们家还是我们家，都有一些扯不清的麻烦事，我家是成份不好，而他妈的作风问题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包袱。我想，我们俩应该甩掉包袱，靠自己去建立一种新生活。
小组的同学对我挺关心的，她们不愿意看着我在农村结婚。当时已经有了病退和困退回城的政策，她们就给我争取了病退指标，直到该办户口了，才告诉我。她们说：“病退回城的指标已经给你要了，就剩办户口了”。我一听，不仅不感谢，还大骂她们“卑鄙无耻！”因为这是背着我干的事啊。我气冲冲找到生产队，“啪”的一脚就把门给踢开了，说：“谁也不许给我往回办！”为什么铁了心不回北京？我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这里不便明说，但肯定跟其他女知青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说起领结婚证那才逗呢，去了3次。第一次去领证，人家说：“现在提倡晚婚，国家有这个政策”。我说：“晚婚晚到什么时候？”他也说不出来。我那会儿20岁，刚够结婚的那条杠杠，刚小比我大一岁。结果把我们的申请打回来不批。第二次再去，人家说刚小他妈有问题。一听说我和刚小要结婚，和他妈有关系的那个羊倌儿就找到公社去了，说刚小要结婚了，他妈还欠我一条条绒裤子、几斗粮食呢，必须先把债还上。我心说了，我们结婚，跟他有什么关系呀？他为什么告？因为我要是进了刚小家的门，对他的“偷情”肯定有妨碍。后来那个羊倌儿还把我叫去，要我别找刚小，又说如果一定要找的话也没关系，但是“我去了你就得离开”。我那会儿含含糊糊的，也没吭声。当时的想法：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第三次找到公社，人家又问：“你妈同意不同意？你们家人同意不同意？”赶快给我妈写信，不久来了一封信，表示同意，还叮嘱要节约闹革命，婚事从简。这次我拿着信到公社，总算办成了。
从决定这件终身大事到操办婚事，前后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刚小家选了个日子，结婚时快过大年了。同学们不在，都回北京过年了。我们的婚礼成了全村的一个聚会。当时我妈说要节约，我想大伙儿都想热闹，我自己在这儿，办就办呗，先借了一部分钱买黄米、粉条子，忙着置备东西。他的一个结拜哥帮着来弄。婚礼那天，全村人都搭了礼，每人1块钱的份子。虽然我和刚小在同村，还是派了迎亲的大车，拉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那天最高兴的应该是刚小妈了，儿子娶了北京知青，在全村是第一号，后来我们村再没有女知青与农民结婚，面子上很光彩。女知青结婚都是“新事新办”，不要嫁妆，农民乐得省一大笔钱。我的全部“嫁妆”，也就是从北京带的两床旧被子，过门后我把其中一床给了小叔子，把他高兴坏了。结婚那天，我穿的还是知青那身破棉袄，刚小家也没办法。婚礼上，我们俩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
婚礼的头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痛哭了一场。那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这是在没有出路条件下做出的选择，这一辈子就得留在农村了，今后面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法想像。我觉得，就是一个火坑也得往里跳，确实也没别的路。
婚后十几天，我就发现刚小有赌博的恶习。当面数落他，他不承认，过后依然故我。以后，只要发现他深夜不归，我就出去找他，但多少年里，没有一次抓个正着的。他们的赌场选的很隐秘，窗户外面蒙着厚厚的帘子，不透一丝亮光。有时在地窖、野外的山旮旯。后来，再找不到他，干脆扯着嗓门在家门口喊：“刚小——刚小——”全村不过四五十户，赌友听见我的喊声，就会催他赶紧回家。刚小是村子里最棒的劳力，人也很勤快，就是因为好赌，家里没了安生日子。因为他屡教不改，我气得自杀过，一瓶安眠药100片，已经吃了4片，剩下的96片我一口气全吞了下去。慢慢的就两腿发软，动也动不了了。幸亏被及时抢救，才保住了命。这以后，我也不想死了，何况还有了孩子。
第一个孩子是在1970年冬天出生的，农村坐月子有吃100个鸡蛋的说法，但我一个鸡蛋也没吃过，头几天就是喝点红糖水，接着一些天吃细面条。冬天坐月子可把我冻惨了。结婚时，我住的还是刚小家的旧偏房，第二年我们盖了新房，当然是土坯的。内蒙的冬天特冷，北风呼啸，遍地积雪，夜晚温度足有零下三四十度。新房坐落村东，更感到风头的强劲。为了挣点钱，刚小的妈和小姑子一边照顾我坐月子，一边给过往拉甜菜的大车老板做饭。新房本来就潮，做饭的灶台又在屋里，每天做饭的蒸汽呼呼往上冒，屋里就更潮了。温度降下来后，蒸汽马上在北墙上结了冰，一天接着一天，冰越结越厚，直到第二年开春才慢慢融化。这一冬，我在屋里穿着厚厚的棉袄，身上披着被子，每天都这样熬着。把孩子放在炕头上，这里挨近灶台，做饭后有些余温，上面盖上棉被和他们家的破皮袍。我时不时的把手伸到孩子身子底下摸一摸，看看有没有温度。
熬过这年冬天，心里忽然产生回北京探亲的强烈愿望。下乡一年多，时间不算太长，但经过结婚、生育等人生的大事，我已从天真无邪的城市少女变成了每日围着灶台转的农家妇女，对过去的生活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在“广阔天地”的磨砺下，我已经脱胎成另外一个人，一个连我自己都时时感到陌生的人。
那年春天，上级知青办为照顾有生活困难的知青，发给我30元补助款。我用15元给小姑子看了病，剩下的钱留作回北京的路费。但是，当我提出带孩子回京时，却遭到刚小家一致的反对，他们不了解我的心，担心我一去不复返。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最终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是把孩子扣下了。即便这样，我还是毅然离家踏上返京的路程。
从村子到火车站有十几里路，为了赶10点多钟的火车，我起了个大清早，一路上，眼前不时浮现孩子红扑扑的笑脸，腿上像灌满了铅般的沉重。在车站排队买票，从队尾到队头，足足排了四五次，每次轮到卖票窗口，都拿不出勇气来掏钱买票。前面是望眼欲穿的家，后面是牵肠挂肚的孩子，一般难以割舍的亲情，犹如两只无形的大手撕扯着我的心……去北京的火车在小站只停留一二分钟就启动了，望着渐行渐远的火车，我不禁嚎啕大哭，站上的人们都困惑地看着我，但是又有谁能洞悉我内心的苦痛呢？从上午到下午，我在车站外的土坡后足足哭了半天，泪流干了，心里好受了一些。当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村里时，已是深夜。回到家，发现婆婆把孩子抱到他们屋子去了，我那屋他们也占了。可是我没回城增加了他们对我的信任。他们当时的心情是：你走了，也就不回来了。看到我回来，他们了解张玲了。
这件事过去没说过，后来孩子大了，才讲给他们听。孩子大了，难免有代沟，讲给他们听，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当一个母亲有多么难，特别是在那么一种困难的情况下。只要你是母亲，就要紧紧抱着你的孩子。我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不如这孩子重要，各种的苦衷和乐趣都集中在这里边。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认识的话，你的人生道路绝对就是偏了。最近，有位老师送给我一个版画，画面是一个慈祥的妇女搂抱着自己的孩子，名字就叫“母亲”。这位老师的用心，我是挺理解的。
1971年秋天有了点收成，我带着孩子回了趟家。那些年，我妈自己承受着种种苦难不说，不知为这个破碎的家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她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我们几个孩子上。文革前，我们就像一群无忧无虑的小鸡，受到母亲精心呵护，只有到下乡离家，人各一方，特别是自己也身为人母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母爱的博大。
后来的日子逐渐好了一点。婚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刚小改掉赌博的习惯，原以为我这心血没有白费，我这知青也没白呆在这儿，结果却发现他根本没改，老是为他担着心。他有时输了钱，心情不好，回来就跟我吵，弄得我胆战心惊的。我们的生活是挺困难，可有时候也改善一下。孩子有病了，吃点面条，我说你就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哎呦，又吵得翻了天，没有一天安定日子。按当地习惯，过年吃年饭，全家人围坐一起烤旺火，吃饺子。一步一步安排的好好的，谁知他又去赌了。
要说刚小这人挺能干，出门总闲不住，稍带着拣粪，一堆一堆的。他积的粪，交给队里，就够我一年的口粮钱。挺好的日子，他要是不赌。我们有双份的自留地，他那个地上的肥特多，庄稼绿油油的。后来我们的户口从村里调出来后，有人看着那地收成好，争着抢着要了，种了两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肥没跟上。好庄稼是我们辛苦种出来的，不是自己长出来的。
结婚后，知青们对我挺好的。以后几年，她们每走一个，就给我留点东西，衣服什么的。知青的粮食富裕，最后把小组余剩的几百斤粮食都留给我了。有一年收成不好，我连购返销粮的钱都没有，实在没办法了，就跟刘菲借了40块钱。当时的40块钱就等于是救命的钱了，我们家已经断粮了。
我本不应该是那种生活状况，就是因为刚小好赌。多年以后，见到同组的焦淑英，她提起有一次公社给知青发下来困难补助，她没有要，都给我了。我说：“不知道啊，没见着”。原来刚小拿到钱后也没告诉我。她们对刚小的印象特别好，我生活的这些苦处没法儿跟她们诉，她们好像还觉的是我在那儿吵吵，是病给闹的。实际上我是一个塌实过日子的人，虽然神经上有病，可很有理智。后来有一个同学回北京，到我妈那儿串门，一看见我写的信，就说：“张玲没病呀”。这些同学特好，每年都到我家看我妈，不管她们对我怎么看法，一直都关心我。
有时候，我去知青小组，她们就留我吃饭。吃饭回来，刚小就嘲笑我嘴谗。我很要强，以后就再也不去知青小组吃饭了。我怕他对知青产生戒心，也不让他对我有一点分心，我特别注意这点。我简直做到就像过去的那种旧媳妇一样，在家里对公婆、对丈夫、对子女呀尽心尽力。你要维持这个家，就必须这么做。
知青找了当地的农民，绝对是有差异。如果刚小不耍钱，其他的事我都能处理好，换了别人不知道能不能？我们知青小组的刘菲是名人之后，她爷爷刘半农，坟墓就在香山顶上，二爷刘天华，也埋在香山最高处。二胡的十大名曲不就是刘天华创作的吗？我看过刘天华的一本传记，说他最初娶的媳妇是农村的，后来要去法国留学了，人家猜他会变心啊。他就请朋友参加生日聚会，大家问给谁过生日，他留了一个空位子给媳妇，原来是她的生日。他用这个行动表示对媳妇的一片忠诚。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
婚姻问题我反复想过，跟农民结婚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你有一些新的东西，他没看到过，通过婚姻他了解了，可是深层的东西不会因为这个改变吧。从大的方面说，农村更不会因为你找了青年农民有什么改变。文革以后，农民比以前富裕，是因为制度上的改革，完全是另一回事。
三、进了铁路的“大集体”
我在农村一直生活到1979年，上边终于发话，要给我们这些在农村扎根多年的老知青安排工作。以前，我想都不敢这事，因为在农村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孩子，老大是1970年出生的，老二是1972年冬天出生的，除了带孩子，还要喂猪、做饭、伺候公婆、男人，天天如此，和其他农妇没有两样。这次忽然说要给安排工作，还说是最后一次，如果不走以后国家就不管分配了。这就像天上掉下了馅饼，意外之喜，说什么也不能错过。那时我的身体也是不太好，还是借了一辆自行车，跑了老远的路，去领指标、填表。
上边拨给知青的就业指标都在在呼和浩特市，一个是轻化，一个是二轻，还有一个是什么三产，几个国营单位条件都不错。可是，虽然填了那个表，临走却换了地方。管事的说，你们几个成了家的，人家没法安排住处。也可能是我们的招工指标被别人顶替了，反正是没有要。因为上边有政策，对仍留在农村的知青必须安排工作，正好赶上铁路上想给本系统无业职工子女办一个“大集体” 厂子，需要通过察素齐劳动局批准，劳动局就提出：“只要你们接受这部分已婚知青，我就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谈的，反正最后把我们都鼓捣进了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宁铁路段的“大集体”单位。按说不应该是这个结果，因为国家给我们的是正式指标，怎么就成了“大集体”呢？我们真够傻的，一听说铁路单位还倍儿高兴，这下回家可方便了。1980年5月我到厂子报的到。一同报到的有12个北京女知青，都是在农村结婚多年的。
一直到1988年把户口转回北京，我在这个“大集体”整整干了8年。“大集体”的待遇跟国营单位绝对不一样，白手起家，自负盈亏，头3个月都开不了支，生产、管理没有一点“王法”，整个一个“土”政策。时间长了，还不发工资，我们就开始闹腾，闹腾来闹腾去答应先借给每人10块钱，后来才慢慢的开了支。钱也不多，得把一段儿活儿干完交了工，人家才给你工钱。
说是进了厂子，连个稳定的住处都没有，上哪儿施工就住哪儿，临时搭个帐篷。任务主要是维修铁路，也就是筛石头，清筛，把土筛出来再把石头搁回去。铺设新铁路的活也干过，从抬土、抬石头到铺钢轨，那钢轨多沉呀，好多人抬一根，还有那洋灰枕，女的跟男的、个儿高的跟个儿低的，大家一样，多沉呀。我的腰就是那会儿压坏的。我们一个个的腰都是这样，腰椎受强压，关节受损。内蒙的冬天可冷呢，没钱买棉鞋，都张着嘴了，拿铁丝拿绳凑合勒一勒，脚指头冻的一直麻着，摸着没感觉。
那时候工资拖了好几个月，农村家里也没钱。我从村里出来时，还欠着人家200块钱的帐，都是刚小赌钱赌的。后来我就说，这怎么干活呀，脚都冻坏了，硬跟刚小要了5块钱。我记得特清楚，有了这点钱也舍不得买东西，鞋带都舍不得买，绑根绳。留着几个钢蹦子，凑够了，买张邮票，给北京发封信。
就这样，在线路上干了两年，定期回家去看看，总算有了点工资，比在农村好过些。在农村一直就没钱，年终分红，也就10块8块的。但是，流动作业的苦没少受，尤其冬天太难熬。后来成立皮件厂，把我们安置到那儿，工作条件有了改善，但房子不够住，一些人继续住帐篷。我就赶上住帐篷了，里面四面透风，冻得够戗。
我的户口从农村出来后落在呼市集宁段，属大集体户口。人家不是说孩子随母亲吗？但孩子的户口没上来，派出所不给办，说哺乳时期随母亲，年龄一大就不符合转户口的条件。1980、1981两年，我在线路上跑，还顾不上孩子户口的事，当时孩子就跟我住帐篷，都上学了。1982年以后开始安定下来，就想着法把孩子户口从农村弄出来。我想了个辙，办离婚手续。这在当地早有先例，有的是真离婚，有的是假离婚。离婚的条件是：所有财产归男方，孩子归女方。就这么写的。我就要那俩孩子。孩子归我了，当然得给他们上户口。
看别人办的挺容易，到我这可难了。公社管事的是刚小的亲戚，他不给办，说刚小有赌的毛病，离了婚只有打光棍。我跟他说这是假离婚，为的是给孩子上户口。他还是不听。后来我找了一桶奶子，托村里的民政给他写了一封信，讲明原由，总算给办了。厂子里我们一共8个知青，我是最后一个办成的。孩子的户口给上了，粮食关系又不给上，又费了好多周折，求人送礼，才办成粮食关系。当时粮食关系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独立户口，只好把孩子户口也上到集体户口上。
办完孩子户口，接下来该考虑刚小的问题。我带孩子出来之后，刚小也不愿在村里呆着了，出来找事干。过了一段时间，有些正式工开始在铁路旁边盖小房，路边有的是空地，没人管。我们也顺势盖了一间小房。有住处了，这才又想着给刚小弄户口。有好多国营厂子，对知青照顾特好，想方设法给他们的农村配偶安排工作，至少是个临时工。我们那儿可没这好事，几个知青都是“后娘生的”。厂子对他们自己的子女很照顾，但这帮子知青是没办法带进来的，就事事卡你。我们曾要求跟男人对换，我们留在家里，让男的出来干活，上面就是不同意。
当时酱油厂的女知青也在跑给男方上户口的事，有人提议给国务院写信。我说：“你要敢发，我就敢写”。我觉得书面材料比较起作用，能把道理讲清楚，容易打动人。信是这样写的：上山下乡运动搞了这么多年，干部子女走的不少，可谁设身处地想想我们这些百姓子女的处境呢？我们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找了个农村青年，本来已经够苦的了，难道还让我们当现代的陈世美，把他们抛弃不成？我们并没有这种想法，我们都是很有良心的，但长期两地分居的困难不应该尽快解决吗？我大笔一挥，写了十几页，都是积蓄心中想倾诉的话。工区里的知青们读着信就哭了，管不管用，发了再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挺大的事，因为是发给国务院的。底下是我们几个人的签名。
我们原来也考虑过去静坐、去卧轨，想来想去，觉得这样做不妥，才决定一起给国务院写信。后来回到北京，我为住房的事还给北京市委写过信。其实给上面的信都能寄到，就看他理睬不理睬你。我想书面文字是比较有分量的，能把意思说清楚，如果四处瞎跑，上面觉得你是在闹事，问题解决起来可能更难。
给国务院的信发出没多久，上边就批准给农村配偶上户口。究竟写的信起没起作用？咱们也不知道。
我是在1982年办的假离婚，后来给刚小上了户口也没再办复婚。当初开的那个离婚证只是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在户口本上我们还是两口子。把刚小户口从农村转出来，主要是让他心里踏实，没有多大的实际好处。我当时还留了个心眼，说咱们不如两边干，这边挣着钱，那边自留地留着，多好的事啊！我的脑瓜还是比较灵活的。他不行啊，看见人家户口都转了，他也得上啊！其实他一上户口，自留地也没了。户口是上了，工作不给解决呀，都是自己干，后来就想着做点小买卖，收鸡蛋卖鸡蛋，在厂子边上开了一个小杂货铺。
1984年以后，我们生活基本上比较平稳了，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刚小买卖做的红火一时，杀羊卖肉，谁也卖不过他。买肉馅的顾客来了，他白给你铰，别人的羊肉半天卖不出去，他的羊肉一会儿就出去了。他做买卖在行，人也好，又能干。1985年正好铁路沿线改造，在我们搭小棚的地方盖起两幢楼房，我们作为拆迁户第一次住进了楼房。现在那儿还有我们两居室呢。如果当初你没在那盖房，拆迁也没你的戏。我们自己有了房子，户口才迁到了一块儿。
四、办假接收回北京
1988年我把自己和孩子的户口办回北京，主要是为孩子的前途着想。刚小的户口不好办，就先那么拖着。那会儿两孩子都大了，如果初二插班的话，学校还能收，到了初三就不收了。
为了转户口必须先有接收单位，没有接收单位只好办假接收，如果没有接收单位他不给你落户口。我开了证明，费了好长时间，找了一个假接收单位，总算把户口落下了。接着赶快安排孩子上学。儿子从没离开过我，原来担心他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没想到他上学还混的不错，学校挺重视他，升旗还让他去，这孩子特老实，很快入了个团，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就塌实了。
女儿转到女一中，也就是我的母校。老师都特好，过去教过我的老师挺帮忙，本来插班是要交钱的，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大家出于同情心，就把孩子给收下了。
我妈的生活一直不好，如果不是她做监护人，孩子也回不来啊，孩子们在北京上学，对她是新的负担。我就给刚小去信，要他给我妈买个彩电。我结婚的时候连彩礼都没要，得让我妈高兴高兴啊。那时刚小买卖做得好，心情舒畅，没有赌钱，就给寄来2000块。那阵子，我经常给他写信，说你要是再赌博的话，我就不回去了。可把他吓着了，真经了心了，一段时间里戒了赌，才能攒些钱。
把子女安顿好以后，就决定回内蒙。我是1990年过完年回去的，在北京一呆两年多。我在北京办的是假接收，自己和儿女的户口虽然办回来了，我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失业者。临回北京，我曾跟单位要求，能不能给报销一次路费。在厂子里干了8年，还没给报销过路费呢，知青回家探亲，都是自费。知青们说：“上班的4年有一回探亲假，咱们这算什么？！”厂子还真把我的路费给报销了。
回去后我就是养病，躺了一年，身体弱，一直怕风。好在刚小很能干，他做买卖，我在家里料理，帮他剔个羊肉。他弄来鸡蛋，我帮着卖。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就专心对付他。那几年，是我生活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到1992年我们就没有欠帐了，还断断续续攒了些钱。我从来没见过存折，那时有了第一个存折，3000块钱，挺高兴，他也没去赌。
1992年我给春节晚会写了一封信。晚会上常有宣传戒赌的节目，因为我找的男人是农村的，又深受赌博之害，在信里就把我们的情况介绍了介绍。那一年，还真播了一个四川皮影戏，演得活灵活现的。戏里的男主人好赌，老婆惩罚他，让他顶灯，从板凳地下钻来钻去……。我想肯定是收到我的信了，给演了这么一段。当时还播了一首戒赌的歌，好像是什么“年年岁岁真情在”，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刚小是不是跟我的心情一样呢？我还给他上电台点播。我的意思是，不管费多大力，只要他戒了赌，以后就能有一个安定日子。其实我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刚小对我的一番苦心根本就是无所谓，瞎掰。
1993年的买卖不太好做，买东西的人少了。买卖总是开始时好做，越做下去越赚不上多少钱了，刚小的干劲也就差了。我说：实在不好做，咱们门前摆个车摊，这岁数也大了，你想下去收鸡蛋，就跑一回，不愿意跑，就在这儿修个车，你有力气，这也能干啊，还能跟大伙接触。我给他想了这么一个碴儿，他不干。
一次，有人来买鸡蛋，我一看，哪儿还有鸡蛋？他根本就没收回来，两个篓子都空着，车也在那儿，就是人没了。哎呀，我的心里“咯噔”一惊，就知道不对碴。对他好赌这点，我特别敏感。一个是买卖不太好做，就有点儿放松。再一个，我们当时帮他叔伯兄弟找了个媳妇，这叔伯兄弟的父母都死了，是我给张罗的这事，办的挺好的，还给他出了1000块钱。谁知这媳妇呆了10天就跑了，人家说是“放鹰”的。刚小受不了这个刺激。人在强刺激下，意志又没了，就像吸毒的复吸，刚小又落入赌博的深渊。从此，买卖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1995年我正在北京看病，他来北京看看，临走时将历年积攒和子女挣的1万多元钱都拿走了，说是要“做大买卖”。那年头，1万元可不是个小数，“万元户”还是个很值得羡慕的称号呢？可没过多久，就传来噩耗，说刚小脑溢血突然病逝了。他回去后，据说买卖进行得不顺利，心情自然不好，加上经常酗酒，身体里潜在的病状一下子爆发了。刚小的丧事是在村子里办的，儿女怕加重我的病，没让我回去，他们回去办的丧事。说实在的，刚小应该算是个不错的男人，一表人才，能干，勤快，心眼灵，待朋友真诚，如果不是陷入赌博泥潭难以自拔的话，恐怕不会是这么一种结局。
要说刚小父母，对我一直特别好。出来后，我跟村儿里没断了联系，1988年回访过一次，1998年又回去一次，是在刚小去世3年之后回去的。村儿里还是没有太大变化，有些新房子了。从1968年到1979年，我在村里生活了11年，以后到了呼市，还断不了常回村儿里看看。最后那次我回去，往各家串门，正站在院子里说话，老书记他们在外边一听就说：“张玲回来了！”一听见声音就知道是谁，隔了那么多年，还能听出我的声音来，就熟悉到这种程度！
五、迟到的婚纱
刚小一死，我完全没了经济来源，再加上在北京没有一个稳定的住处，这段日子对我真是“雪上加霜”。原来我爸有一个院子，刚解放就上交了，剩下3间北房也被人给占了。后来又落实回来，两间由我哥哥住着，剩下那间算是我们的，可是又被我妈单位换走了。等于我们住着公房，原来那间私房也要不回来，这中间的关系特别乱。我妈住的那间公房到底有多大？说起来吓你一跳，8平米一间小耳房。我妈已经70多岁，我只能挤在她的单人床上一起睡。我妈本来身体不好，再加上不得休息，身体状况就更差了。我看总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就只身到小汤山疗养院照顾一个癌症病人，临时找个寄身的去处。以后，病人去世，小汤山不能再留住，我又去给亲戚带孩子，过着“打游击”的生活。
我的这些难处，被我女一中同年级的校友田小野知道了，她也曾是在土左旗插队的知青。1998年初他们有个插队30周年的土旗知青回访团，我听说就跟上一起回土左，火车上她带着深切的同情倾听了我的坎坷经历。就在当年5月22日《中国妇女报》上，田小野发表了长篇报道《嫁给农民的女知青》，其中专门有一段《何处是归程》写了我的遭遇，文中写到：“如今张玲户口回到了北京，但在北京她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
田小野的长篇报道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引起许多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们的关注。有一位素昧平生的老知青赵昌明在《文摘报》看到田小野这篇文章，通过报社几经周折找到我，对我的处境表示关切。
不久，赵昌明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也是老三届，同病相怜，很容易就坐到一起，但是没有谈成，据说是嫌我身体不好，后来昌明才告诉我实情，对方是因为我没有工作。前面说到，我在1988年把户口转回北京时不得不辞掉了工作，从此失业。我这人不懂政策，但总有个疑问：国家让我们户口回北京，本意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困难，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制造新的难题呢？许多转回户口的老知青，也遇到与我类似的困难。赵昌明在告诉对方嫌我没工作时曾问我：“你为什么不办养老保险？”按政策：外地职工退休回北京，只要续交一部分养老保险金，到50岁时就能逐年领取养老金。这个政策，我过去竟然不知道。
为了申请补办养老保险，我简直跑断了腿，先后找过人才流动中心、劳动局，所有接待的人都很原则地告诉我，申请不合规定，因为档案里放着我的辞职报告，属于主动辞职。不管我怎么解释，说报告不是我写的，是原单位写好后放在里面的，都无济于事。我这人过去比较爱看小说，眼看希望破灭，忽然想起梁晓声小说里有一位知青私拆档案，抽出里面黑材料的情节，精神为之一振，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不如冒险一试。于是找个理由从街道提出档案，档案当然是密封的，设法把档案袋的一边弄湿后揭开，取出辞职信，再重新封好。后来，我把档案交到人才流动中心，居然没被发现。
好事多磨，接下来的难题是一次性缴纳9000多元，续上中断了10年的工龄，这时的我囊中羞涩，哪能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老同学闻讯，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中学同班同学蒋金锐借给我2000元，没有利息，也没有还款期限；刘菲雪里送炭，借了6000元，同样没有利息和还期。正是有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我终于在2000年办成了领取养老金的手续。当年在内蒙时，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二三百元，去年领的养老金是每月600多元，今年又长到了700多元。生活终于有了稳定来源，是我原先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回过头再说我与春海结婚的事。吴春海1960年生人，整整小我10岁。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后遗症，脑筋不如常人，过去干过临时工，烧锅炉需要上岗技术证，春海干不了，只能做锅炉工的助手，推煤。这是力气活，春海最不惜的就是力气，但还是干不长。不是因为他自己捅了漏子，就是老实巴交的被人欺负。他父母生前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把自己10多米的住房指名留给了他。好在他弟弟春明很照顾他，春海得以衣食无忧。
与春海相识还是赵昌明的介绍人。赵昌明家与春海家是街坊，常到他弟弟春明开的小铺买东西，一来二去听说了春海的情况。有次到铺子里买烟，碰巧春海正在，见有顾客，还一个劲往里让。昌明见他人憨厚，生活又能自理，就起了继续给我介绍对象的意。
说到这儿，我必须表达对赵昌明的感激之情。昌明与我素昧平生，从报纸上得知我的坎坷经历后，几经周折才找到我，几番热心帮我介绍对象，还指点我补办养老保险。其实，他自己活得也很难，原来是校办工厂的业务员，后来下岗，找了个看自行车的差使。
赵昌明给我介绍吴春海，女儿不大满意，嫌他没收入没工作。我说既然提了，就去看看，这样就约了日子见面。春海家住什刹海前井胡同，我家住鼓楼大街豆腐池不远，离北海都不远，我们就上北海溜达。我一个人说呀说，春海只会一声接一声的“嗯”。就说这岁数，我说你是1959年的，我比你大10岁呢。他说，那他们怎么说比我大9岁呀。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无所谓”。他特爱说“无所谓”。我问：“你会做饭啊？” 他说：“会做饭”。我说：“走，上你家瞧瞧去”。我这人就是，办事从来就不带拖拉的。他特高兴，就领我去了。
进了大门，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就是他的家。外间接出的厨房，完全遮挡了屋内的阳光，白天在里面也需要开灯。我说：“哎呀，住窑洞来了”。再一看床上铺的被褥，别提多么脏。那些天，我因为照顾家里病人特别累，进屋休息，没多会竟打起盹来了。一会儿功夫，春海就把饭做好了。蒸的米饭，炒了两个菜，一个是青椒肉丝，一个肉片豆角，饭菜可口。真没想到，春海还有这么一手，我对他的生活能力彻底放心了。心说，这人不用别人怎么帮他，顶多收拾收拾屋子就行了。
和春海的事最初没跟儿子提起，只是说：“我给你们找了个做饭的吴叔叔”。当时儿子和儿媳刚来北京，孩子很小，儿媳不会做饭，吴叔叔天天过来给他们做饭，一来二去，很快熟了。儿子的心特善，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总是说这个人不错。春海天天过来给做饭、买菜、换煤气，家里这摊事他全包了，你想这一家人回来吃饭，挺重要的事。因为我弄这一摊事儿弄不了，身体不太好。后来儿媳妇学会做饭了，不用他帮了，而是做好以后说：“让吴叔叔过来吃饭吧”。他们对“吴叔叔”的印象就是朴实、勤快。过了子女这一关，我和春海的事就算定下来了。
我和春海熟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春海很要强，很有股男人的劲，他不愿靠我的养老金生活，总想出去找工作。街道安排他到王府饭店当清洁工，挺干净的墙，本来应该用干布擦，他却拿湿布擦，越擦越黑。很快人家就把他辞了。回到家，他也不说原因，只是一个劲地说“热，热，热”后来我才弄明白，他身子胖，怕热，干活又不惜力，一热就赤膊上阵。你想，那种人来人往的王府井闹市能脱光膀子吗？
我和春海住到了一起，就算是结婚了。登记，我觉得不过是个手续，没多大实际意义，再说登记结婚要交300多元手续费，也舍不得。没钱，还是一切从简吧。
没想到我和春海结婚的事引起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知青的关心。特别田小野知道了是她的文章发表后，才有了媒人赵昌明，促成了我和吴春海的姻缘，就想给我们办个热闹的婚礼。田小野和张援有个网站，张援是田小野的发小，她俩就在这个知青网站上发了一个“为张玲吴春海举办婚礼的通知”。反响之强烈出乎意料。热热闹闹来了七八十人，每人都送上了一份礼金，……这个特殊婚礼的动静之大还在事后。事后不但《南方周末》做了长篇报道，北京电视台发放福利金的“大宝真情互动”还为我俩做了一期节目。春海这才有了第一张自己的存折。
那天是2001年1月7日，新世纪的第一个星期日。天下起罕见的大雪，城里道路泥泞，交通阻塞，我真担心婚礼的冷落。毕竟，在来宾中，几乎没有我们的亲属，也少有我认识的人。没想到，那么多素不相识的知青朋友冒雪赶来参加我们的“世纪婚礼”。
婚庆仪式上的张玲夫妇
回想过去大半辈子，的确是受了不少苦，但沉浸在欢快的婚礼进行曲和宾客的笑语中，我一时又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许多知青的经历尽管没有我坎坷，但他们受到过如此诚挚深厚的关爱么？婚礼上，我高兴地告诉来宾：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穿200多元的红衣服，第一次涂胭脂抹口红，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参加我的婚礼，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这么热闹！
婚礼头两天，一位素不相识的女知青特意陪我到王府井大街四联理发馆烫的发，理发师傅问：“瞧你们的亲热劲，是不是姐妹呀？”我回答：“哪儿呀！我俩认识还不到一个钟头呢”。理发师傅听了莫名其妙。我在婚礼穿的那件大红“嫁妆”，也是这位女知青为我买的。
那天为我化妆的网友，是位女律师。听到婚礼消息，她立即给担任婚庆公司经理的弟弟打了电话，请他义务为我主持婚礼。他满口应承，不仅精心准备了全套婚礼道具，还提前约见我们，作好各项准备。婚礼结束后，她弟弟特意送给我一大束鲜花，要我带回家，还说那对红蜡烛至少可以点24小时不灭呢。我和他们姐弟原来没有任何交往，这份盛情可叫我怎么还呀？
我妈2000年7月份住公寓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呆着，春海那个活儿又指不上，正好有一个知青在那扫北海，说有一个人正好不干了，我就去了。才挣400多，每星期有一天休息，但是哪个人休息，别人也得替他扫地，弄垃圾箱。节假日比较累，干到10月份，天气比较凉了。干活一出汗，凉风一吹，就觉得难受。最后一天，扫垃圾都没人了，就我一个人了，我想倒垃圾，就提了不动了，只好拉着走，拉到垃圾车那儿，往上一扔，全撒了，那袋子都破了，哎呀，最后一点力气都使完了，收拾收拾又都给装进去。那会儿天黑的早，下班的时候都7点了，白塔的灯都亮了。更衣室还让人给锁上，我又去找人要钥匙。那天特惨。第二天是我休息，觉得起不来了，不行了，又挣扎着去辞工作。临时工有个好处，辞职最容易，但是你不干也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啊。
春海是坐不住的人，先是替摆报摊的送报纸，基本是义务性质，有时摊主高兴，多少给几个钱。他也卖过报，先是在西直门，后来改在地安门。他弟弟春明不放心，几次到他卖报的地方偷看：“嘿，人家卖报一个劲儿吆喝，他倒好，像电线杆似的干戳着……”春海却乐呵呵地说：“吆喝不吆喝一个样，每天买我报的就那么几个人”。反正一个月下来，卖报也就挣几十块钱，可是他挺热心干这个。
现在，春海每天上个小闹钟，清晨4点准时起床，先四处溜达溜达，捡饮料瓶子，大早晨起来没人的时候电影院旁边净是瓶，一个劲儿捡呗。然后早、午两次给报摊的人送报。别看这是个简单不过的活儿，他的态度却特认真，每天哪种报取了多少份，在小本子上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候还记拾废品卖了多少钱，还算呢，算不过来我帮他算。我说找个看车的什么事，他还不愿意干。我就说：“你觉得好就行，看车还得给人家操心，就甭管钱多钱少，自己高兴就行”。对他的要求不能太强制了。
他每月卖塑料瓶子的钱也就是几十元，不过挣个烟钱，这使他很满足，就好像他是这家的主人。就这样，我说也行了。他爱玩游戏机，开始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坐在这儿，就按那个。后来那个坏了，我姐姐家原来买了一个学习机，没人用了，我把那个搬来了。现在他又玩电视里的游戏机，玩的好着呢！
我们经济上比过去好多了，精神状况也不一样。还是那句老话：知足者常乐。
[1]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81年铅印本，第42—43页。
[2]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512、515页。
[3]同上书，第518—519页。
[4]在计划经济年代，企业按所有制关系分为国有所谓“全民所有制")、集体两大类。后者又有大集体和小集体之别。一般，由大中城市区和县以上单位举办(即的集体企业称“大集体”；由街道或相当于街道的单位办的集体企业称小集体。小集体企业普遍规模小，条件差，收入低。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807—808页。
[5]农村中一种男女合伙骗人的伎俩，即先通过买卖婚姻形式将女骗子“嫁”到男家，然后在男骗子的接应下，伺机将男家钱财席卷一空。女骗子叫“鹰”，喻其吃饱即远扬；男骗子则叫“放鹰的”。
[6]关于张玲的婚事，可参考田小野《命运让她半生备受艰辛，网络为她张罗特殊婚礼》，载《南方周末》2001年1月22日。
选自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口述史》
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
|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老知青家园 |
Go to "Discover" > "Top Stories" > "W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