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上海知青：下定决心 破釜沉舟
从《通告》风波到《纪要》被否
第二次上访阿克苏
争抢“生死牌”
进入阿克苏地委大楼
千人绝食
最后的决心
大篷车出了意外事故
争分夺秒办户口三证
风云突变 我们被捕
新疆上海知青请愿落实知青政策回家回上海的群体活动，始于1979年2月。受到云南、黑龙江兵团知青请愿返城的影响激励，十四团的杨清良等人走访串联了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的上青，发起组成了“塔南赴京上访团”。上访团在杨清良、张仪娟带领下于1979年3月21日到达北京，他们得到中央国家农垦总局领导的接见，但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上访回来以后，各团上青活动继续进行，并自然形成了各团以及以十四团为核心的“上青联”。而后1979年6月底中央农垦局派工作组到阿克苏了解情况，后来也没了下文。上海知青又在7月发起了“第二次北京上访团”，但是遇到拦截而被遣返乌鲁木齐，此次上访没有成功。
起初，我们新疆知青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年龄大，有家庭，搬一次家再建一个家有难度，要求很低只向向中央、上海提出：能否考虑让我们的子女回沪一个。而我们留在新疆，等年老好有个归宿。这样做，对上海也有利，不存在治安、住房、就业矛盾，只要解决读书问题。可是这一要求，也遭到当时的执政者反对。只是一味地压、压、压，压到后来，正如毛主席所说：压迫越厉害，反抗得越厉害。到后来我们其它要求都不提了，干脆就是回上海。
1979年2月3日，十四团许多知青在集会上争相演讲，要求回家
从《通告》风波到《纪要》被否
1980年1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布自治区政府主席司马义·艾买提签署的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等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活动，违者依法处理。形势立即紧张起来，但是上海知青们并没有屈服退缩。通告指责我们成立非法组织，要取缔。事实上，我们没有纲领，没有组织，只是一个名称而已。通告对我们没有任何约束力。你取缔就取缔好了。当时阿克苏报接连发表五篇评论员文章，与通告一脉相承，斥责“上青联”成员为“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个人主义者”，信奉“四人帮”鼓吹的“闹而优则仕”谬论，“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安定团结”，干扰“四化”建设等等。完完全全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以强权镇压知青的合法权益。为此，我们写了五篇反驳文章，当然我们无法登载在阿克苏报上，只能以油印的传单形式发布，在社会上流传。可惜，后来我遭逮捕后，这些珍贵资料都被公安局收缴。群众怕引起麻烦，都烧毁了，没有留传下来，这是后话。总之，“通告”发布后，知青之间联系比以前更密切，要求落实知青政策更迫切。
1980年春节前，阿克苏垦区“上海知青座谈会”在广大上海知青的努力和要求下在阿克苏召开了。出席这个“知青座谈会”的各级领导有中央农垦总局的代表吕清、刘济民、贾大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司马义•艾买提、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谢高忠、有农垦局的副局长毛乃舜，有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汪力田、还有地委书记刘裕如及阿克苏行署的卡哈尔副书记、阿克苏农垦局的赵国勤、路略等人，可以说是自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参与的高规格的座谈会。而上海知青代表近四十人，是各团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代表，以及各团党委的两名干部也将近四十多人。这次座谈会取得了积极成果，春节之后形成了《二月座谈纪要》，自治区党委将《纪要》打印成文，发给参会代表人手一份。座谈会后上海知青苦苦等待《纪要》落实，早日启动回城措施，可是大半年过去，得到的却是上海方面不愿接收、自治区推托不管的消息。上青无奈，只有继续抗争。就在这期间，知青代表七团周荣华、八团王良德、和三团吴鸿飞，先后被捕。
第二次上访阿克苏
由于上青联负责人杨清良意外受伤由夫人朱静华陪同回上海治疗，我们团上海知青一下子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我、俞志承、张红心三个人就组成了十四团“上青联”新的负责班子，人称是十四团的“三套马车”，挑起了十四团上海知青要求落实政策的重担。
上海青年们得知《二月座谈纪要》无法落实就要泡汤的消息，都很震惊和愤懑。1980年11月4日在十四连召开了上青联各连代表会议，我向大家汇报了赴阿克苏了解到的情况，俞、张补充强调了农垦局领导的谈话口气与表情，“上海要关门，二月座谈要不执行了”。
5日在十四团连续召开了二个会议，一个在室外院子里召开全团上青联会议，一个在屋里召开各团上青联联席会议。我先接待了外团场的上青头头，我熟悉他们，后在院子外向本团上青作了简单汇报，听取大家意见，研究下一步骤。两个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尽快组织上青集体上访阿克苏”。这次要破釜沉舟，一家至少上去一人。十四团上青联确立我、俞志承、张红心三人为核心。决定在8日星期六，由我、俞志承、张红心、顾国成、罗志超、竺家君六人作为先遣队先出发，沿着塔里木河，途经11团、13团、12团进行演讲。
8日这天，机二连有一个拖拉机到阿克苏拉货物，顺便搭上我们六人。值班连上青为了保护我们派出约30人与我们同往。当天深夜赶到阿克苏十四团采购站。
争抢“生死牌”
这中间有一个感人的插曲令人难以忘怀，即我跟俞志承争抢“生死牌”。11月7日这天我到机耕二连，请俞志承到上青鲍安法家，我与他交谈分析形势。我俩商定如果这次能行动起来每家一人参加上访，那么这个头头就当下去，负起责任，为落实知青政策奋不顾身，责无旁贷。如果上青依然下不了决心，那么8日就再一次上去找农垦局党委反映上青的情况，以尽到最后责任，结束后归来，全都退出知青运动。我将准备结婚，免得再次受到别人侮骂、责怪，经济上再受损失。但是，每家一人到阿克苏上访，形势将很严峻，将来无论上访成功与否，政府必定要算帐的，要我们承担责任甚至可能会吃官司坐牢的。我对志承说，这次大旗让我扛，你与红心扶持我。团里影响威信你比我高，人员口碑你比我好，群众基础比我强，按理你扛大旗我扶侬，但与阿克苏各团人员交往你比不过我，我比你熟。近两年我一直在联络，开联席会一直是我参加。这是这次上阿克苏上访行动成功与否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你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身旁还有妻子，将来万一坐牢咋办？你妻子身体又不好，需要照顾，所以你不能去坐牢。我呢，单身汉，妻子病故，无子女，父母双亡，无后顾之虑，这点我又比你优越。道理讲了一大筐，俞志承就是不同意，不松口，非与我争“扛大旗”不可。这这杆“大旗”，可不是什么争权争名争利，而是争责任争风险，我们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就是互不相让，差一点骂娘的脏话要出口。鲍安法夫妇在门外听我们争论仿佛吵架一样，赶快把俞志承妻子沈萍叫来，沈萍在门外听到我们争吵的焦点，她推门进来对老俞说：“志承，欧阳的意见是正确的，你就听欧阳的，不要再争了”。俞志承在他妻子的劝说下才不再坚持，默认我成为这次决定上海知青“生死”的集体上访总指挥。事实证明了俞志承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知心挚友，我的一生能交到这样朋友知足了。
1980年11月，上海知青到阿克苏上访，演讲宣传活动现场
11月11日晚上，在我团采购站召开了已到阿克苏各团上青联席会。此次联席会由俞志承主持，他向大家传达了八团王良德的意见即是：“船老大太多，要翻船的。这次行动，只能听一个人，只有一个船老大。如果没有人撑大旗，我来撑好了”。王良德的意见得到所有团场代表的赞同，大家一致表示这次上访的总代表非欧阳琏莫属。我暗暗地发誓：这个船老大我当定了。会议决定各团成立纠察队，维持秩序。由黄德伟任纠察队长。决定12日找地委刘裕如书记，把我们的“要求书”交给他。我们摆出一付下定决心的架子，所有上访人员把行李带上，准备长期坚持下去。晚上睡在地委院子里，进行静坐请愿。我与俞志承、张红兴三人一再强调任何人不准进驻大楼，把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向大家阐明。强调我们只能苦自己，来感动“上帝”。绝大部分团场代表发言支持这一决定。这时突然冒出一个“程咬金”，这人是原14团营部教导员李炳灿（此时已调任阿克苏检察院）。此人在农场工作时间，对于农场个别上海知青中一些不良行为比较庇护，得到一些上青的好感。他当时就说：“现在的天气晚上有零下20多度，睡在院子里咋行？地委大楼有暖气，可以进去睡”。俞志承立即反驳他：“地委大楼是政府机关，有暖气也不能进去，谁进去谁负责”。见俞志承坚决抵制，他只得灰溜溜地离开房间，但在外面仍然散布以上观点，并得到不少上青的认同。这给我们在第二天12日行动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到如今也不知“李”当时所谈的目的何在？“李”是何许人？但此言的后果，历史会作出结论。
在会议中又提出，由14团欧阳琏、俞志承、张红心三人出面送“请愿书”大家不同意。理由是“上访刚开始，你们出面万一被抓了咋办？”就临时改为由胡大均、黄德伟带十几名纠察队员为代表，去送“请愿书”。
进入阿克苏地委大楼
12日这天一清早，队伍由16团上青俞全根领队。他当时因腿有病，用拐杖走路。可以走得慢些，以压住大部队的阵脚。
10时集中，11时不到，队伍进入地委大院，在楼前集合。按昨夜会议决定：胡大均带临时代表进大楼，找刘书记呈递“请愿书”。代表进大楼，从一楼找到五楼，没有见到刘书记，连其他干部也一个未见到。偌大的一幢办公大楼成了一个空楼。在二楼会议室，胡大均他们见到会议桌上的烟缸里，一支点燃的香烟还在冒着烟，但开会的人一个都不在了。就出来喊：“我们每层都找了，人一个都不在，又有香烟在冒烟，大家说怎么办？”
集合的上青们一听此情况都很气愤，在前面的上青一声喊就冲进去了。一下子根本无法阻拦。不一会儿，就听见乒乒乓乓踢门声。当时，我、俞志承、张红心三人站在队伍左边最后面，听到进大楼后传来踢门声音，俞就问：“这是谁决定的？昨天会议不是决定不准进大楼的！”我就与他俩说：“这行为是在给我脖子上套绞索”。沈德兴跑到我们面前问：“谁叫进大楼?”我们表示：没有谁说过。我对沈德兴说：“不要多谈了，现在不是怪谁的时候。你赶快带纠察队进入大楼，把重要科室门把守好，不准踢。特别是档案室、机要室、财务室、人事室，你认为哪个科室重要，就派人看守。人手不够就多派些人。”群众见纠察队员进去，下面队伍更乱，大批人涌进地委大楼。过了一会，沈德兴向我报告大楼里门被踢坏的情况。还好，上青们还算有理性，许多重要科室门均未被踢。我立即派人去地区公安局报案，请求立即派警察来监督把门和维持秩序。
14日，地委（未出面）派人派车，把重要科室的文件材料搬走。踢破的科室为工会、计生委，共青团等无关紧要的办公室。我立即要求：把各办公室的物品放到橱柜顶上，用板纸盖上，还贴上封条。整个大楼全部几个团场的代表安排上访人员睡觉。留下一间1031室给我们代表小组。
当夜，沙井子地区一团贺勋带了几个上青来地委大楼，他们得到消息，14团上青又上阿克苏了，就来打探。问我“下一步咋办？”“是否又要象二月份那样？”我回答：“贺勋不要多说，全师只有沙井子尚未来人。你看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赶快回农场把人带上来。其它不想多谈。快回去，快回去！”贺勋立即起身赶回农场。
13日五团，十三团几个团场上青为了解决睡觉问题，又占领了农一师农垦局办公楼。我见大多数农场上来人了，就派沈德兴通知：抵阿各团上青联头头到地委1031室开联席会。晚上10时，会议准时召开，由我主持。我把这几天情况向大家作了汇报，再次将王良德的“船老大”观点说给大家听。经过讨论，总结历史教训，大家一致认为应该这样做。各团场代表一致推举我为“船老大”，即上访总代表。会上我提出两点：一、我当船老大，但名称为“代”总代表。总代表为关在牢里的三团吴鸿飞或七团周荣华。二、好花绿叶配，要成立一个代表小组，大家拍手通过。代表小组由我提名组成。我要考虑代表的广泛性，又较有能力，又甘愿为知青利益奋斗到底的人。各个地区要有代表。我提名王良德为副总代表。代表人员：六团冯晶宝，沙井子地区，三团陈加春，十团王小福，但他再三推辞，推荐了陈双喜担任，十四团俞志承、张红心，由7人组成代表小组。率领本次行动。组建了秘书处，由张红心负责；宣传组由冯晶宝负责；三团的陈加春负责联络沙井子的一、二、三团；俞志承协助我，陈双喜协助王良德。
我在大会上讲：“这次上访成功了，我是共产党的罪人；不成功，我是上海知青的罪人。我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是为了上青的命运。我担当了总代表的职责，特意请广大上青支持我，要遵纪守法，让我们也扬眉吐气，显示出上海青年的素质！”
我又动员、争取、劝说一些高智商有能力的人、在职干部，作我的智囊团。有许多重大政策性问题，我常常去请教他们并共同讨论以便我在代表小组做出抉择，一股集体智慧的力量始终支持着我。尽管他们从没露面，是无名英雄，但在阿克苏集体上访的四十八天，闪现了他们智慧的光芒。
欧阳琏总代表在誓师大会上讲话
千人绝食
在阿克苏上访期间，基本上每隔十天就有一次重大行动，如11月23日集体绝食。11月13日收到具名“王震”来电。电文大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新疆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集体上访总代表欧阳琏收。上海青年是由我亲自组织，领导到新疆。数日之内赴疆抵阿，依法全权处理解决上海青年问题。
从电文含义分析：一. 中央承认我们是集体上访；二. 全权依法，含有杀机。
在大会上宣读了王震电报,广大知青热情高涨，天天盼望王震来，开会讨论作好准备应付“王大人”，依法全权处理解决。一星期过去，到20日仍然没有消息。地委领导又找不到，我们占了大楼住宿。刘裕如为首的地委仿佛转到地下去了，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何处上班。
我们反复讨论电文中“数日”的含义，从数字角度分析，十天之内为数日，超过十天就不称为数日。为了使“王大人”言而有信，我们小老百姓有啥办法能请动大人莅临。采取过激行为？会触犯法律，影响大局。那只有采取自残行为绝食，这是没有办法的方法。因此我决定等过了22日，过了“数日”的限度，组织绝食行动。为了使这行动能成功，晚上在地委1031室，召开了各团上青头头会议，作了分工，任命王良德为绝食时间总指挥，留下陈加春外加6团马新顺协助王良德，扩充各团代表，组成绝食指挥部。我、俞志承、张红心、冯晶宝、陈双喜全部参加绝食行动以起到表率作用。当晚成立绝食指挥部。我决定明天上午十时，在地委大院召开动员大会。请各团代表把队伍集合，带进会场。
会上我告诉大家，我经过查资料，看过《红岩》，认识什么叫绝食？又到医院找医生询问过绝食的最大极限是多少。绝食在不能进食（包括水）、在摄氏零下20度的条件下，尽量减少能量的消耗，男性一般能支持七天；女性为十天。
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制造舆论向广大上青宣传绝食方法和意义目的。组织工作要求每个绝食者必须自愿、体质好。一人绝食，两个纠察参与保护（一人维持绝食场地，一人专责看护绝食者，指出如绝食半小时不动弹，就要主动上前询问）。因为当时绝食是在最寒冷季节，摄氏零下20度以下，又是在露天马路。人不吃不喝，在这样严寒气候下，人身热量有限，防止意外发生，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做细。
22日再次在阿克苏人民电影院广场上召开了5000多人宣布动员大会。正式宣布，由于“王大人”失言，失信于上青。为此，我们在23日以绝食行动，欢迎“王大人”抵阿，依法处理解决上海青年问题。
绝食前的动员大会
23日上午10时（北京时间8点），650余名上青绝食者，在代表小组人员带领下，排队进入绝食场地。
场地上早早放上三口棺材，这三口棺材的来历：在收到王震电报后，知道电文内暗含杀机。这几天我们天天开会研究讨论。一团的贺勋怕我学二月上访一样，又是一场空，就说：“欧阳，我去准备两只棺材，如你退缩，我们就杀了你，我也自杀，一人一个棺材。”我说：“好啊！你去准备。”后来6团XX和我说，6团也送一个上来，好些团纷纷学样，都要抬棺材上阿克苏。我立即阻止，三口够了，不必各团都拉棺材。22日人民电影院广场开大会，贺勋准备的两只棺材拉到，我就叫抬到会场台上来。
唉！莫非天意，难以说得清。拉上三口棺材，却真的牺牲了三个同志。这是后话。
25日，绝食进行到第三天。由于地委仍不理不睬，总指挥王良德又动员了700多人投入到绝食队伍中来。这样绝食人员就达到1350多人。当时王良德想以绝食人数增加来增压，迫使刘裕如早日出面与我们谈。我们找不到对话者。当局者采取放任自流，坐等事态恶化。触犯法律，一网打尽。真可谓毒矣！
绝食现场
绝食过了72小时（三天三夜）。地委刘裕如书记依然不露面，无人管我们。而当时许多外国电台华语广播已开始报道阿克苏上海知青绝食的消息。有些电台报道是很客观的。当然外台报道也有是歪曲事实，特别是站在敌对立场的，利用此事，大肆诽谤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当时有一位纠察把一个收音机给我，让我也听一下。25日夜深人静之时，我本人听到澳洲华语广播，在介绍中国新疆阿克苏事件，并详细介绍了我个人简历。61年高中毕业，听共产党的话到农村，63年到崇明参加围垦，64年进疆。三次到农村，是共产党的忠实信徒等等。这些情况，肯定共产党内有特务，不然，外国怎么会把我的履历知道这么详细呢？
澳洲华语电台报道一则消息：“国际红十字会照会中国红十会，要进行人道主义救援，药品、食品、睡袋已准备好”。因为我们国家大，有能力组织抢救，中国红十字会谢绝国际红十字会的建议。这以后，我看到救命车停在绝食周围路口，白衣护士上了街，头上的直升机也在转圈了。
农一师医院医务人员紧急抢救昏迷的绝食人员
26日地委政法书记，维族干部卡哈尔代表地委到绝食现场进行慰问。他的出现，绝食现场很平静，而社会上许多维族市民骚动起来，涌向卡哈尔。我们五个绝食代表看到此现象，王良德也发现这现象，未等我作出反应，他已下令纠察队，特纠队全部赶到卡哈尔周围，保卫卡哈尔人身安全。把卡哈尔从维族人堆抡救出来。
阿克苏地委不领情，反而诬告我们上海青年围困殴打卡哈尔。阿克苏地委真是不要脸，这样的政治道德，如何能领导地区各族人民。真是辜负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希望。
绝食现场出现了由宣传组组织的文艺演出队。秘书组组织的募捐人员在人群中募捐，绝食仍在进行。经过了80小时以上，而政府依然没有出面。
街头募捐受到阿克苏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同情
王良德找不到对话者，而绝食队伍人心已有些混乱。为了促使政府尽快出面，26日下午广播站播音员突然广播：“同志们，知青战士们，阿克苏市民们，等一下上海青年绝食总指挥王良德有重要命令发布，请注意收听”。广播重复多次。
凌晨王良德在广播中发布了命令：“命令，明日（27日）下午二时有重要事情宣布，各团上访者只准进城，不准出城。所有机动车辆集中在地委院子待命。阿克苏集体上访总代表欧阳琏，副总代表、绝食总指挥王良德。1980年11月27日。”
高音喇叭冲入云宵，这命令把城市的神经提高到极限，同时也把我们绝食中的几个人的神经提升起来。几个绝食代表全在我周围，都问我：“怎么了？你与王良德商讨过明日什么重大事件？”我本人也蒙在鼓里，不知怎么回事，立即叫特纠队员（小和尚外号，一直在我边上特别保护我的）。赶快把王良德叫来，了解到底怎么回事。王良德神情严肃地回答：“绝食场面可能失控”，快到五天了，地委、中央一点消息没有。我是总指挥，要为全体绝食人员和全体上青负责。我这命令是制造气氛，是战术，从战略角度考虑的。明天具体行动尚未形成，在思考之中。说白了是兵不厌诈。简单明了说完他就离场而去处理具体事务，这几天真够他辛苦的。
绝食现场
阿克苏城市上空，笼罩着恐怖，人人都在猜想明天下午上海知青集体上访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人心慌慌，在煎熬中等待。
最后的决心
绝食现场大楼前的展示板，即时显示绝食人数和绝食持续的时长
11月26日，我们已绝食80多小时了，精力不如上几天，这时已筋疲力尽。我叫纠察队员扶我走，他们要背我，我推辞了。我在现场要求每个绝食青年，抓紧时间，写了条子，把上海哪个区? 哪个街道？哪个居委？新疆哪个农场几连？叫什么名字放在身上。以防不测。我是从最坏处考虑，不想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有些忙中添乱。知青们本来听了广播，欧阳琏、王良德的命令，已经很紧张，晚上我要绝食者写条子，就更惊慌了。深夜一点，我看到绝食的人群有家属在旁边哭，拉着要走；也见到有人在收行李，准备走。我赶快让纠察通知王良德，把代表小组成员（包括绝食代表）。领到胜利饭店楼上召开紧急会议。胜利饭店就在我绝食地点的边上。人到齐了，我就说：“情况大家都已经看到，我们已上了楼顶，这个楼梯怎样下？如按这形势发展，不攻自垮，自己打自己耳光，兵败如山倒。到这局面产生，我们上青休想再提什么要求。有什么办法大家说说看。”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吭声，大约半个小时保持沉默。我就说：“我们头头的行动都在大家眼皮底下，我们在上面光绝食不说话，下面就更乱了。既然大家不说，那么咱们就下去，各人考虑，等一个小时后，再在这房间继续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如何走。”
绝食人员在严寒中坚持着
两点不到，我们又上楼开会。我仍由小和尚扶着上楼，还是没有结果。我就开口道：“为了挽转这被动的局面，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人，以牺牲人作为代价，可以体面下楼复食。那谁去死呢？只有我，现在应该作出牺牲了。”
开始进入绝食场地前，我已听取接受参谋班子的各种意见，也估计了最坏出现这个后果。长时间领导不出面，对我们听之任之，放任自流，现在只能以死来迫使领导出面，我们才可以从绝食困境中解脱。事先我就拎了一个人造革的包，内有铁罐装的5斤汽油，放在身后枕头下面，绝食中我一直靠在墙上从未睡下过。
“到时候了，这关键时刻只有死人，我去死，才能挽救这局面。明天下午我自焚结束后，王良德立即宣布复食，集体上访结束。我恳请诸位，把现场情况整理好，立即赴北京，向党中央反映申诉我们的遭遇，要求贯彻执行知青政策，求得新疆上青问题能得以解决。”
我话音刚落，王良德便说：“这样不行，不如你明天从胜利饭店（绝食指挥部）的楼上跳下去，以示跳楼自杀。”我说：“就是平常人跳下去腿都不会断，一看就知道假的，把自杀当儿戏，不起作用的。”俞志承又出主意道：“明天安排八个身强力壮的上青，在棺材里躺着，你就在棺材边上自焚，一点火，他们立即用被子压上灭火好不好？”我回答：“我在绝食准备期中已讨教过医生了，汽油自焚只需30秒人就死了。但有个前提，汽油必须从头上往下浇，汽油自焚不是烧死的，而是神经中毒死亡的，就是准备好也来不及抢救。而且现在的目的不是救人，而是死人，以此迫使领导出面，有楼梯可以下来。不要再争了，我是总代表，我说了算。会议结束，赶快下楼，等待明天下午二点行动。”
这样决定以后，我反而平静了下来，看着周围绝食的场面，更感到无比的亲切，心里有了一丝丝安慰。战友们，再坚持一下，等明天你们就可以复食了。同时我的内心更深深痛恨“官僚主义的腐恶”，对自己的战友更感到情深义重。
我轻声告诉我的恋人（当时与我邻居的一位上青）：“已决定了，不要慌，绝食快结束了。等明天结束后，你赶快回农场，到我的连队，把我的私人物品整理一下，全部拿到你处，我这样走也无牵无挂，一了百了。”她在边上轻声涕泣……
我泰然平静地等待白天的来临，几个绝食代表也哑口无言，以无声胜有声，静静陪伴在我身边。四周静悄悄的，在路灯照耀下，我见到每个绝食者都在坚持着，以自身无声的行为支持我。我从内心感激这些为整个新疆上青切身利益而作出重大付出的绝食者们。为此我感到自豪，为有这样的战友而骄傲。
绝食现场 深夜三点，严冬腊月，零下20度。
真冷啊！躺在地下的绝食者一个挤一个，一字排开，边上站着值班的纠察，坚守着岗位照顾着绝食者们。突然，马路上传来了摩托车的声音，从远到近。一个军用三轮摩托车停在我们绝食方向的前面，一位军官下车问纠察：“同志，上青总代表欧阳琏在哪里？我是军分区的，有紧急重要文件要交给他。”小和尚与我同时听见，就招手答应对方。“他在这里。”“我在这里。”
军官大踏步走到我面前，敬礼，说：“收到国务院打来的机密电报，一份给刘裕如书记，一份是给你的。是通过军委机要室打来的。”他要我在机密本上签名。事毕，他迅速上车离开了。我迫不及待拆开电报看了起来。
记得电文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垦区，上海支边青年集体上访总代表欧阳琏：国务院工作组立即赴疆抵阿，全权处理解决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请立即复食。国务院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这封电报来得真及时，不仅救了我，救了王良德，也使得我们绝食行动有始有终。
回想一下，这封电报来得非常及时，证明了王良德的战术高明，“兵不厌诈”。当时的形势，阿克苏随时随地及时向中央汇报，中央呢？也及时掌握着阿克苏的动态。对中午“命令”的猜测也及时汇报中央。我们宣布的“重要事情”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未知数？到底什么“事情”要发生，同样未知数。悬真是悬。由于中央摸不准情况，为了防止发生重大事情，赶紧在当晚就发来电报，要求我们复食，并做出数日内来疆解决知青问题的承诺。“复食”有理由了，当然这步“棋”也很“悬”很“险”。
现在冷静反思，如果27日我汽油自焚死了，恐怕阿克苏要大乱了。当时的形势，我是上青的总代表，代表上青的希望，“希望”死了，人们也绝望了，啥事都能发生，没有退路了，眼睛出血了。何况当时我在上青的威信很高，农场有矿藏，有雷管炸药，可能会发生骚乱，局面将更糟。
27日，阿克苏人山人海，创下了绝食人数之多，时间之长，气候之寒冷的纪录。
下午2时，由王良德主持大会，周围工厂鸣汽笛五分钟，喇叭播放国际歌。由我宣读国务院电报全文，还未念完就慢慢晕倒下来。经立即抢救输入葡萄糖液，才苏醒过来。我坚持着站起来，我明白我的使命尚未结束，我坚定地宣布绝食结束。全体绝食人员一千三百多人由各团头头带领撤离现场，几位病员送往医院检查。
从绝食40小时起，我们就在胜利饭店外面挂了张牌子，一是记录绝食时间，二是记录绝食晕迷的人数（2小时换一下），及时把情况告诉大家。我记得当时绝食时间是100小时，昏迷199人次。
大篷车出了意外事故
从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布了国务院的电报，我们就势结束了绝食运动。转眼过去了十多天，上海知青耐心、再耐心地等待，可以用“望眼欲穿”来形容大家迫切的心情。十二月是南、北疆都进入了隆冬季节，天气越来越冷。中央工作组仍杳无音讯，刚刚平静一些的上海知青不耐烦了。第二次上访已达三十多天了，无穷无尽地等待，而中央一次又一次地失约，再有耐心的人心情也会烦躁起来。各团代表都向代表小组反映上青中的不安情绪，我们深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再拖下去，很难收拾这个局面。而地委领导们似乎也真铁了心，等着看我们“不战而败”的笑话，这如何是好？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这好比拳手，用力将拳头打出去，却打在空气里，一点力也使不上一样。这愁坏了我们代表小组所有人，几个晚上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我们还是没有一点睡意。我们人都十分疲倦和憔悴，躺在被子里商讨着办法。突然一个想法几乎不约而同地被大家想起，那就是：既然中央工作组不来阿克苏，就让我们去找他们。当时阿克苏电影院正放映印度电影《大篷车》，受这个大篷车的启发，我们决定组织一支数十辆卡车组成的大篷车队，前往乌鲁木齐去迎接亲人。这个想法立即引起了所有代表的关注，决定第二天召开代表小组扩大会议，着重研究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上海知青绝食结束后在阿克苏城区的罢工游行队伍
当时自治区召开人代政协两会，我分析，过去只有阿克苏农一师一个点上青在要求落实知青政策，现在我们后面农三师（喀什地区）。前面农二师（巴州库尔勒），北疆石河子、奎屯、玛纳斯，12个师的知青全动起来了。只要我们有所行动，并展示我们的决心，上级立即会派人与我们对话。
在代表小组会议上，各团代表会议上，扩大会议上再三强调，驾驶大篷车的司机必须是有驾驶证的正式驾驶员。为了显示我们的决心，同时考虑到不给政府增添麻烦，把粮、菜、柴、锅一起带上，为防止路上无法加油（可能政府下令不给加油），每辆车又装上了2桶汽油。天寒地冻，车要装上篷布挡风寒。同时我们进行了分工：每团派一辆车，坐上二十几个人，“赴乌市迎亲人”。
考虑到整个局面，大家不同意我做领队，我是考虑到便于途中召开座谈会，行到哪里受阻，就在受阻处坐下来，与对话者谈，所以我就做了决定。王良德、冯晶宝、陈双喜、张红心4人代表小组大部分重点放在大篷车上，另外增添了12名团场代表组成了大篷车指挥部。我、俞志承、陈加春加上各团代表留守阿克苏。
大篷车出发后，哪里受阻哪里就是对话者，坐下就谈。无论对方官多大，就是“解放军”也是受命出面阻拦的，就是对话者。如需我们，我们上来，不需要，指挥部人员全权代表上海知青。车轮滚滚，慢慢滚动，一有消息，立即停下等候。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做好了精神物质上的各种准备。
决定12月11日上午10时大篷车出发，并请厂矿企业考虑能否动用锣鼓，放点鞭炮热闹点。
11日早晨，8点左右，我从农一师指挥部1团驻地回到地委大楼，在大门口遇到罗志超，他告诉我“卡哈尔的秘书”老齐（齐廷柱，地区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来通知，地委发文同意发户口了。我边听边走，在1031室的过道上遇到俞志承，他又告诉我“地委发户口了”，并向我提出大篷车暂缓出发。我听后尚在思虑中，边上有上青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在未拿到正式文件之前，我们不能相信，“药”吃得太多了，上当上怕了。”
“我们不要防碍总代表，一切听总代表的。”
那人话音刚落，我就表示：“照原计划吧。”俞志承再不满意，再有意见，也尊重我默认了，我说了算。
大篷车在阿克苏主干道上集中，我与俞志承等知青搭上一辆随队去乌市拉货的货车，出地委大门转上道路时，底下有人叫：“总代表，欧阳琏。”王德伟纠察队长奔上来，递上一封电报，是农二师上青发来的，告知：农二师12月9日已通过巴州党委下发文件，已开出户口证明，行政介绍信，油粮转移证明，并阐明非上海籍的配偶一并开出。我看后交给老俞看，并说：“我们也快了，大篷车慢慢行，一有消息立即追回。”
12月11日上午10点准时，大篷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一辆接一辆车速在40公里左右，有序地慢慢前行。
下午4点55分，我在农一师招待所1团驻地听到二道门有一位熟悉的女知青（梁富英）与纠察在争论，她要进门找我，纠察不让进。我就出房间与纠察打了招呼放行。梁富英一进门就拿出地委文件说：“罗志超叫我来招待所找你，地委同意发‘三证’了。”我看了文件232号，就转手交给了俞志承，并立即对纠察说：“赶快把你们队长王德伟、沈德兴，特纠队队长钱福生全请来。”又追上说：“把各团的头头全叫到地委1031室，我要召开紧急会议。”
5点零5分，7团头头周良华骑了一辆破“坦克”到招待所，进门见到房间内许多人就说：“请大家出去一下，我有重要情况向总代表汇报。”老俞等人听了，拔腿朝外走去。我见状就说：“不要走，没有啥秘密。”周良华见状，也没反对，就与我说：“总代表欧阳，你们代表小组是否与大篷车指挥部有密码暗号？”我很纳闷：“没有呀，我们又不是地下活动，没有必要搞这一套。”周良华说：“7团采耕站接到拜城来的电话，6团翻车死了人，其余的受了伤。”我听了一下呆住了：“你说啥？6团翻车死人了？”
“是的，是的呀！拜城来电话就是这样说的，我搞不懂所以骑车来反映，问一下，我还要赶快回采购站呢！”周良华站在那儿，我尚未清醒过来，不知消息是真是假。
忽然，房外院子里涌进了许多人，13团的吴秉康、5团的徐正忠、2团的刘宇都进来告知此事。他们从胜利饭店、农一师大楼、各团采耕站同时接到拜城电话，内容一致，也证实了周良华的话是真的。
我立即把所有人带到地委1031室，一会儿，各团代表基本上都到齐了，我就说：“有两件事要告诉大家，一是地委同意发‘三证’了，二是6团大篷车出事故了，到目前死亡3人，我已叫秘书组打电报给家属，告知其亲人死亡的消息，并请家属来阿克苏，来回机票由我们负责。大家不要乱，要冷静，不能发生什么过火的行为，要带好本团的上青，发‘三证’的文件地委联络员齐秘书已交给罗志超了，我现在每团发12张，带回去向上青宣传。希望大家回驻地后立即组织力量，各自回团办理‘三证’，千万不要发生‘云南’那样的事情，自己动起手来。请劳资科办理，停人不停笔，连轴办理，你们可以下点面条，烧点好吃的，请办理人员吃，千万不要争吵乱来。”
我又接着说：“这文件是地委下发的，在我们权利高度集中的国家，地委无权下发这样的文件，必然是通过自治区批准后发下来的，希望大家回去尽快落实专人办理此事，不要犹豫。关于大篷车翻车死人的事，请大家也考虑一下，阿克苏的局势不能因为死人而躁动，不能发生越轨行为。是否进行募捐，以经济上来弥补安慰一下家属，把绝食时期的募捐款合在一起。死了人这消息是真实的，我觉得我有责任要赴现场，一是告慰亡者，二是处理善后事宜。同时做好大篷车人员的思想工作，以免再出事故。”俞志承向我提出：“目前这样的情况，你不宜离开，你一离开，阿克苏局面更乱，谁也压不住。至于拜城察尔其，我与马新顺、团代表江成代表你去，何况我也是代表小组成员，请你放心，你的想法我已经明白，会按你的意思去处理的。”
深夜2点多，农垦局（原农一师）局长赵国胜来地委1031室找我，要我一同前往出事地点拜城察尔其。当时我见到赵国胜又恨又气，边哭边骂：“你们早点出面，就不会出这个事，现在死人了，你们着急了，要我去，我陪着你们就安全了？我没办法去，我要是去了，阿克苏再出事咋办？”俞志承出面打圆场说：“赵局长，我陪你去，一定保证你们的安全。”他们当时就开车前往察尔其。
唉！现在回想起来，心情仍然很沉重，很痛，三位战友的遇难，是牺牲在自己人的手中啊，我作为总代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监督不严。事后得知6团开车的司机不是驾驶员，是汽车修理工。
11日俞志承去察尔其的同时，我已决定13日我去察尔其，把大篷车全体人员及三位遇难战友接回阿克苏。
还记得12日早晨，我在地委大楼门口，等候大篷车的消息。翻车后察尔其大篷车队不时派人返回阿克苏向我汇报情况，因当时通讯运输不象现在这么发达，只能用原始的方法定时派人传送消息。突然听到有人叫我：“欧阳，欧阳琏。”谁在用普通话叫我，我抬头一看，看到上访北京时，农垦部接待我们的阎科长。他戴眼镜，高个子，是二炮转业干部。他见我看见他，忙用手打了个手势，并奔跑着来到我面前：“欧阳，不要说了，中央工作组已到了，我是随行工作人员。”
“事情闹大了，死人了，现在根本没办法。你看，上海知青眼睛都‘出血’了，情况很复杂，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你回去跟中央工作组首长说，不是我不想见面，实在没办法，我要控制这混乱动荡的局面，以防万一。”我又陪他在地委院子、大楼各处走了一走，让他了解一下基本情况，同时也把上海知青的情况大致告知（但发文件同意发三证的事未谈）。
他离开后我立即请纠察队员通知各团代表到1031室开会。在会上我向大家宣布中央工作组抵阿了，并把刚发生的事向大家传达，要大家立即去知青中宣布，中央工作组执行工作组来了要解决问题。我这样做，打这张牌是为了稳定人心，安定民气。不要因为死人而闹事，因为当时在阿克苏只有我一个人，我怕有突然的事情发生。工作组的到来，帮我把情绪激动的知青稳定下来，总算没有再出什么事情。他们在13日去察尔其把遗体灵车接回来，要知道这一天知青代表小组全部不在阿克苏。
地委大院进门处有一间空房，我请秘书组与宣传组一起布置了灵堂，三位并立。中间的沈柏年是党员，其上盖着党旗。左边是奚致军，右边是攀德根。同时组织了各团上青排队进灵堂，瞻仰遗容。安排了纠察队员24小时轮流值班守灵。
晚上老阎陪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来找我：“明天见面怎么样？”我说：“明天我去察尔其，告诉大篷车人员，中央工作组来了，不要再上乌市了。来回将近300公里，不然，二百多人车子一开，麻烦就更大了。”
他又问：“14日怎样？”我说：“14日也不行啊，是礼拜天，决定开追悼大会的。”“那15日呢？”我说：“这几天来，我一直没有合过眼，让我睡一觉，休息休息。”
1980年12月14日，遇难者沈伯年、奚志军、樊德根三人的追悼会现场
14日星期天上午10时，在城区十字街头，胜利饭店门前召开追悼大会，由我致悼词。追悼会当天，城区厂矿拉汽笛，总共有126只花圈，最大的一只直径达2.5米，用钢筋焊圈，的确良白布做花，挽联上写着“沉痛悼念战友：沈柏年、樊德根、奚致军——阿垦区全体上海知识青年”。
副总代表王良德在主持追悼会
总代表欧阳琏在追悼会上致悼词
争分夺秒办户口三证
就这样，一直拖到15日下午6点钟，我与王良德等代表小组人员才在阿克苏红旗坡农场与中央工作组见了面。这是我故意推迟与工作组见面的时间，以争取三天时间，让各团上海知青争分夺秒办理户口等三证。从11日到15日五天时间各团应该都办好了三证了。我们出发去见工作组时，上青在马路两边欢送我们，怕我们被抓，自发坐了两辆卡车陪我们到红旗坡农场。见到房子周围有武警站岗，卡车上跳下来的知青也在房门口站岗，与武警站一起，引发了与武警的争论。中央工作组领导出面说：“大家都退50米。”他们才停止了争论。
进了会议室，随同来的摄影记者要拍照，我提出我们也有摄影者，我们也要拍的，享受一样的待遇，后张修竹出面说双方都不要摄影。他们将录音机放在桌上，我就把带去的四喇叭录音机（当时绝对是最新最时尚录音机，上青私人借的）也放在桌上，会议开始。
农委副主任张修竹宣布：“现在谈判开始。”我立即站起来纠正：“不对，首长，我不是来跟你谈判的，不存在谈判的问题。我们是知识青年，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今天是来向党反映我们新疆上海知青的问题，说座谈也行，说反映情况也行，但决不是谈判。”张修竹副主任说：“喔，对对对，你说得对，我们不是谈判。”接下来反映情况，我们说我们的，他们说他们的，没有任何结果。
在去红旗坡之前，代表小组在1031室召开了紧急会议，统一了思想。会议决定由我、王良德主谈，其他同志发言必须得到我同意才能发言，谈不清的可以写张纸条提示我俩，绝不许乱发言，强调了纪律。以后几天又谈了几次，均无结果，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坦率说，我是有意拖延时间。阿克苏垦区11日开始发户口，要求各团加快速度把这项事做好。与中央工作组闭口不谈此事，当时顾虑到：这是新疆地方政府发户口，政府报不报告，我们也没有必要戳穿这层网。
从11日文件下达团场到19日总共9天了。知青的户口基本办完了。你把“三证”办好了，再想把知青留在阿克苏已是不现实的了，人心早已飞回农场，因为这是每个知青性命攸关的大事。
19日晚上，中央首长对我说：“欧阳，我们现在谈个问题好不好？你先把两个办公大楼里的人撤出来，让他们开展正常的工作怎么样？人撤出来我们再谈，好不好？”我表示：“农垦局、地委不正常工作，责任不在上海青年身上，‘妨碍工作’这顶帽子我们不接受，是地委书记刘裕如自动离开工作岗位，他犯了渎职罪，他把人民的利益当儿戏，他该担当起这责任，而不是我们上海知青。我本人愿意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回去我会做工作劝说大家按中央工作组的要求去办的。”
回来后，我在会议上把中央工作组的这一要求提了出来，立即分成两派，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表示同意撤出，另外一部分人不同意撤出：“人一撤，他们就抓人。”争论很激烈，各人都有理由。
最后，我说：“大家不要争了，都是为了上海知青共同的利益，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就是每个人‘三证’都办好拿到手了，该撤出两座大楼。撤出大楼这么多人又睡在哪里？所以我建议干脆我们搬回农场，各人回农场做好最后一件事，有序地组织好本团上青分批分组返回上海，结束此次43天的集体上访。关于抓人这问题，我们代表小组的人员早已作好准备，尤其作为总代表，我是砧板上的肉，想怎样斩就怎样斩，无法逃脱干系，无法跑掉的。人的一生总得一博，为了大家值得的，不要为了我们几个代表的安危而耽误了大事。”经我再三解释，总算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决定20日撤出阿克苏，同时布置召开大会，宣布集体上访结束。
会议结束后，我又去找老阎，一同去军分区汽车营联系，请求支援，并向中央工作组汇报：阿克苏集体上访经代表小组做大量工作，决定20日全部撤回农场。比中央工作组提出的要求更进一步，这也证明了我们上青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决心。
20日整天，汽车营出动了123辆汽车把全体上青全部拉回农场。20日上午10时，在地委大院召开了大会，宣布上访结束。当我走下台时，有很多上青围了上来，齐声说：“总代表，人不能撤，你们几个先撤，不然，阿克苏人一撤，你们就要被抓的。”甚至有几个人拉着我的衣服不放，我的中山装二个扣子在那时已被拉掉，可见当时上青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们为我们是多么的担忧。
各团汽车、军车陆陆续续开进了各团的住地，一开始有点乱，各团各连都无序地抢汽车，我出面劝阻也无效，等大批汽车开到，情况立即好转。
这是我上访以来遇到的第一次挫折，无人听劝。想到将要面临不知的结果而感到心酸，便一个人悄悄跑进房间黯然流泪。过了一会儿，几个团场头头进来打招呼，并告知次序良好，各团都有汽车装运，听到这时我的心情好转了许多。
16日到19日这三天，与中央工作组座谈，我们小组也不停地开会讨论：
1) 开好户口证明，每家先走一位，谁能干谁先走，留下一个处理后事。
2) 三位牺牲者等家属到后，按家属意见办理后事（当时阿克苏地区没有火化条件）。
3) 统计了募捐款，全部代表小组一致通过，给每位牺牲者的家属一万元抚恤金，去银行办理现金兑付凭证，受伤的上青也该给点营养费，共约2.5万元左右。
4) 考虑到这次上访所产生的后果，又死了三人，所以我也同意每位代表领取一份募捐款交给其家属，以防不测，可作为对家属的一种补偿。约4.5万元。
5) 留下1.8万元作为上访所带来的各驻地的财物损坏赔偿。
6) 募捐款由俞志承负责，帐目由陈双喜、张红心负责。支出每一笔款项均由代表小组通过。
这几笔款项，因我们被逮捕而全部被公安局收缴。特别是三位死者的家属，钱不交出，不准离开阿克苏。
20日上午开好大会，我一人进入1031室，1团贺勋代表领了几个人进来与我说：“1团上青感谢你，领导这次上访取得了成功，我们想买块手表给你留做纪念，未找到称心合意的，所以给你500元，只给你一个人的，请不要告诉其它代表。”我表示不能收，收了不好，互相推委时，俞志承进来了，贺勋乘机把钱塞进了裤子的后袋。中午沈德兴进房间，我就与他讲了此事，并委托他到上海把钱款交给我胞弟，以作他结婚之需。后来遭逮捕，沈德兴为了此款而受到责难。
宣布上访结束后，许多人都在外面忙碌。汽车撤人回农场后，我一直留在1031室思考着两个问题：一是上万的知青，拖儿带小的到上海后咋办？（后来一直到逮捕才不用顾虑了）二是如何向中央工作组解释，新疆上海知青为啥爆发了这次集体上访，要千人绝食,要大篷车赴乌市迎亲人。
20日下午四点左右，上青基本撤完，我向中央工作组告别并提出回农场去。他们说：“要召开知青问题座谈会，你们六个代表小组成员留下，每团再选派两名上青为代表，每团的政委、团长也一起参加。你不要回农场了，已经安排在农一师招待所了。”我很幼稚，地委已发了“三证”，再与中央谈什么？有什么好谈的？结论已作出：回上海！我们也领到了“三证”，有什么比这“三证”更好呢？正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培养最成功的一代，坚信党的领导，听党的话，没有任何危机感，没有更多的思虑，一听中央工作组要召开知青座谈会，就很重视，要求各团回去尽快选出两名代表，赴阿参加会议，并请自动留在阿克苏各团的上青及纠察队员把这要求尽快带回各团。
风云突变 我们被捕
12月22日，各团代表基本到齐，但是各团政委、团长却迟迟未到位。上青上访开始，他们就乘机溜之大吉，有许多干部乘机跑回老家探亲去了。这就是所谓的共产党员干部，我从心里藐视他们，他们不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我们上青代表天天在思考讨论，座谈会谈什么？主要是如何安置回沪上青，给上海社会治安、求业、居住、上学减少压力到最小范畴，还在为党和国家分担忧愁。并决定由王良德、俞志承主谈，其他人在会上不准插嘴，要发言必须征得同意才能发言。
中央工作组给我们参加会议的代表发了代表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垦区上海支边青年座谈会”，我的代表证是0001号。
25日下午4点左右，中央工作组张修竹、谢高忠等几位领导来招待所看望我们。亲切地和我们握手并问寒问暖，问吃得怎样？被子干不干净、厚不厚？看见我们被子上有补丁很气愤，质问招待所所长为啥给旧被子？我还说：“旧的不要紧，只要干净就行了。”我们到食堂感到很冷，他们又质问所长为啥不生炉子？所长说：“没有汽车，煤运不回来。”当时谢高忠写了张纸条给农垦局，晚上就拉来一车煤。当时他们真象我们父母一样，我心里特别感谢党的关怀。
谢高忠代表中央工作组说：“我们不等了，明天上午十时，在农一师胜利饭店会议室召开知青座谈会好不好？”我表示一切听从中央的安排。谁知这一切都是假象，都是以欺骗的手段博取我们的信任，以卑鄙的行为哄得我们听话。这就是当时形势下的共产党员干部的行为。我们就在作最后的准备，迎接明天的会议召开。
深夜，阿克苏渐渐宁静下来，气温已达零下二十几度，每个房子都住着代表，大家基本上没有一点睡意，仍在热烈地讨论着明天会议如何开好并取得成功。
12月26日凌晨二时，他们出动了几百名武装军警对招待所全部包围并封锁，房顶上架起了机枪，逮捕了我们八名知青座谈会代表：我（欧阳琏）、俞志承、张红心、王良德、冯晶宝、陈双喜、马新顺、胡大钧。当时我就听到院子里传来“啪啪啪”的脚步声。连忙爬起来，出门一看，迎头遭到当兵的枪托子，打在我的屁股和大腿上，把我打回屋里。这个时候，玻璃窗也被打碎了，机枪架起来直对着里面，紧接着，就对我们宣布：奉中央命令予以逮捕。我们的监狱生活从此开始了。悲哉！这是共和国的悲哀！是共产党的悲哀！明目张胆，公然地不要脸，把共产党自己任命的上青代表，反过来自己动手来抓，天下哪有这个理？
在那之前几天，我不断接到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来劝说，要我们赶快离开，认定政府不会放过我们，一定会派人抓我们的，焦急之情溢于言表。
代表小组人员活动之余也动过尽快离开阿克苏的念头，但随即就被否定了，我们认为原因是：
1. 我们没有反对共产党，党中央来电都承认我们是集体上访；
2. 虽然有三位战友因车祸而亡，但其真正原因不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3. 几万上青拿到‘三证’，离上海万余里途中尚有许多问题发生，有待我们去处理协调并解决；
4. 我们不走，给各团上青争取时间，尽量多的离开新疆；
5. 就算跑了，政府也会动员一切力量把我们再抓回来。相反，一跑，不容质疑，政府一定会给我们虚加一大堆罪名，对整个上青不利，从而扼杀上海知青的正当权益。
思想如此的统一，说明了我们代表小组人员是值得信赖的战斗群体。
我曾收到守门的特纠队员送进1031室房内的一个信封，拆开一看，内有二张“阿-乌”的飞机票。
又在19日晚上在地委大院有一个中年女子找到我，从法律刑事时限角度，从形势的发展来看，劝说我立即离开阿克苏，免得遭殃。并拿出一个钱夹，请我收下作为路费。我由衷的感谢她的一片好心，以会议统一的认识作了回答。她很激动，和我握了很久的手才松开，慢慢地消失在黑夜里。我记得她最后的一句话是：“欧阳琏，好好保重。”我问她姓名，她答姓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
又特感谢的一件事是：24日深夜，我们睡在招待所，我尚未睡熟，依在床架子上仍在思考着问题。夜深人静，突然外面传来了一个山东口音：“我要找欧阳琏。”自动自发留下的纠察队员守在门外，请他小声点，不要影响别人睡觉，而他依然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连忙下床开门，看看到底是啥事。从外面闯进一个60岁左右的男子，高个子，披着一件羊皮大衣。他一见我外衣未穿，立刻把羊皮大衣披在我的身上，小声地告诉我：“我是志愿军，转业的，在喀什工作，今晚我开一辆日产车停在地委边上（招待所后面），你现在就跟我走。明日就到火车站，你不要到上海，直接到山东我老家，等我回去，交了差，立即赶回家，咱爷俩在一起过日子，等风头过去，你再露面也不迟。不然，你非被抓不可，为了大家不应该被抓的。”连说带拉，要我跟他走。
我回答：“大叔，我不能走，走了情况更糟，要抓要杀随他便，人生难得一博，为了几万上青值得博，谢谢您大叔的一番好意。但我真的不能走，我是总代表啊。”
山东大叔听完我的一番话，手松开了，哭泣着说：“好样的，好人有好报的，好好保重吧。”
我紧接着问：“大叔，您姓啥叫啥？在哪里工作啊？”
“你不愿走，我也不多说了。”大叔说完转身离开了。
我立即叫住他：“大叔，大衣。”并奔上前把大衣披在他的身上，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很久才松开，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此情此景，让我终身难忘。
所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是可以离开阿克苏的。但我没有离开阿克苏，没有离开代表小组，没有离开上海知识青年而为自身安危多作考虑。事实证明我做得完全正确的，不然26日宣布“户口”作废，肯定会以我离开“逃跑”大做文章，给政府找到一个借口：“看，欧阳琏是坏头头，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你们带上了反革命这条路。”“因为欧阳琏是反革命，所以户口才作废。”等等……这些不堪入耳的话会铺天盖地地冲着上海知识青年而来，把一切责任推卸到我的身上。
从11月13日我被选为总代表开始，到12月26日我们8名代表被捕，这43天上青上访的日子，是我们上海知识青年的智慧、能力、魅力、魄力充分发挥的日子，也是我们进疆17年来最舒畅的日子。这43天我们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得到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尊重，使各级领导刮目相看。我们代表小组在各团代表的支持下，在全体上海知青的支持下，创造了奇迹。1.2万上青集体上访43天，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一千三百多人在摄氏零下20度的气温下集体绝食达100小时之久，也是唯有的一次，我们以行动向党政府表明了我们要求落实知青政策的决心。为此我后来度过了四年的铁窗生涯。（编者注：被捕的其他上海知青被判有期徒刑者包括：王良德三年，俞志承二年，冯晶宝二年缓刑二年，张红心二年缓刑二年，陈双喜一年缓刑一年。）我刑满后又经过曲折辗转，我的户口落在新疆整整20年后终于又迁回上海。回想起来，为了那张薄薄的户籍卡，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承受了多少苦难？！好在一切都成了过去，无论是一连串的噩梦，还是我们的抗争。
事情过去了40年，但当年的历史一幕幕历历在脑海中翻腾，它将永远伴随我们的一生。
代表小组出色地完成了大家赋予的重任，我作为总代表，深深感谢代表小组所有成员，能同心同德、尽心尽力，为落实知青政策作出重大贡献。
我为这战斗集体而自豪，更为能参加到这战斗集体之中而感到幸运。
（原载《戈壁深处的呐喊》（2008年12月出版）第281-313页，本刊有删节。）
欧阳琏，上海知青。1961年高中毕业，1963年到崇明参加围垦，1964年报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9年参与领导新疆上海知青要求落实知青政策返程请愿活动，并成为阿克苏地区上访团的总代表。后来被捕，被判刑四年。刑满后返回上海，现已退休。
来源：微信号“南加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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