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上海知青：回忆我在阿克苏的监狱生涯
事情过去了40年了，回想起来心中隐隐作痛。
最近我看到了刘和峰写的回忆文章。又勾起了我心头的追忆。
1980年12月26日深夜。失踪了50多天的阿克苏地委刘裕如书记在县以上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平息阿克苏上海知青闹事”的命令。布置完阿克苏如何贯彻中央的指示，刘裕如突然宣布要逮捕刘和峰和李诚奇。第二天，阿克苏地区检察院检察长，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当时正好年终，我在银行的工作特别忙。我也顾不上自己的处境，把消息藏在心头。
1981年1月6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清晨我去银行上班。一辆警车在银行院子停下，行长带了几个警察到我办公室，要我在收容审查证上签字。随即一副手铐带上，我坐上了警车，警车呼啸着离开了银行。
到了派出所，我认识所长，他解开了我的手铐，让我在隔壁房间等待。我出门看了看，门前是维吾尔族的小商品市场，这时我想到了逃跑，我想我到底是犯了什么罪？逃跑能否解决问题？
1980年11月23日，阿克苏集中了上万名上海知青。阿克苏地委书记刘裕如消失和隐匿了50多天。出现了解放后少见的共产党成了“地下党”。这上万名上海知青失去了要求落实中央政策的谈话对象，为落实政策求见刘裕如，1300多人集中在马路上露宿街头，集体绝食。进入冬天的新疆早已是寒风呼啸，凛冽刺骨，零下20几度的地上滴水成冰。我当时任阿克苏市人民银行储蓄股股长，从银行的窗外，就可以看到大街上躺着满地的上海知青。他们远离农场云集到阿克苏，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上万人上访，却遇到了闭门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那时候每天街上呼啸而过的一辆又一辆的救护车，承载着昏迷过去的绝食知青到医院抢救。
上海知青云集阿克苏上访请愿
到11月26日下午，我在办公室里，汽修厂的一个工人代表来办公室找我。说地委书记刘裕如要接见上海青年代表，商量怎么解决问题，我们城里的上海青年一致推荐你去。我犹豫了，我是一个国家干部，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参加过农场知青的闹事。我如果直接参加和政府的谈判，我的身份就是闹事的代表。自己选择的身份要对自己将来的前途和处境考虑，这将会带来不利的后果。但是我看到门外满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胞，觉得同那相比我个人的前途是渺小的。下班后我告诉了我的妻子，我说我已经答应了城区大伙的推荐准备去和地委书记对话。此次参加的“鸿门宴”凶多吉少，要她有思想准备。我妻子是农一师医院附属小学的教师，我要去见刘裕如的消息，被医院副院长蒲冰夫妇听说了，两人急忙赶到我家里，劝我不要去。我说那么多同胞兄弟在寒冬中绝食，政府的官员没有一个人出场，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机会，我可以直接先见到一把手刘裕如，我也想当面陈述，政府官员应该选择出面还是置之不理的两者利害关系。希望党和政府能够出面，进而能制止绝食，可以为同胞兄弟做一件好事，至于个人安危就不考虑了。
夜里九点。我准时到达胜利大楼的门口，那已经停了两辆嘎斯69吉普车。我上了车，车上还有另外四个农场代表。他们是马新顺、胡大均、罗志超和竺家军，连我一共五个人，我和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地委齐秘书看到我们人到齐了，告诉我们：你们是大家选的谈判代表，地委刘裕如书记和你们谈判代表见面，大家都要进行个人安全检查，希望能够相互配合。我不同意“谈判”这个词，因为谈判的双方是对等的，上海知青是一个社会群体，不是一个组织，大家要求落实中央政策，是老百姓同决定政策的人，是请求与被请求人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对等关系，大家都认为我们不是国民党，没有资格和共产党谈判，对是接见还是谈判，要不要接受安全检查？大家和齐秘书有了争论。夜里汽车要出发，为了不耽误和刘裕如见面的大事，我们就不做计较了，我们接受了安全检查的要求。事后我才明白，接受检查后搜身是当时的关键。刘裕如怕我们带有凶器实行暗杀，可见地委书记当时的心情。
时间过了22点，汽车开动了。嘎斯69沿着阿克苏大街走，城里的路灯全部熄灭，我们的车也把灯关了，看来那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怕后边会有跟踪的车辆。在漆黑的夜里，车子经过军分区。我以为地委书记在军分区里，那里有部队保护，不就安全了吗？错了。汽车开出了一个多小时。荒郊野地，汽车像拖拉机一样颠簸，窗外一片漆黑，我也不知道东南西北。马路是很糟糕的，我瞌睡了，不知道是走了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汽车在一个有昏暗灯光的小镇上停了，司机告诉我，这里是温宿县的吐木秀克乡。原来汽车已经开出了200多公里。土木休克是一个和苏联接壤的边境小镇。到这里首先要检查边境通行证，今天晚上，我们五个人没有边境通行手续，就来到了中苏边境这是一个特例。这里和苏联有领土的争议，两国的边界线还没有明确划分。我们国家为了争取领土，给居住和生活在边境上的牧民发了工资和中国的身份证，这是征服者的用心良苦，为了坚守这块领土。主要是生活的人群来证明土地的归属，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就是中国的领土。由此我想到10万上海知青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劳作，自然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我们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守住了这块领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上海知青进入阿克苏地委大楼，并在街头露天绝食
地委书记刘裕如是这里最大的官，他把自己管辖的老百姓当作对手。自己为保命躲到远离城市的边境线，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使我想起了1980年4月11日，阿克苏发生地方分裂主义分子的骚乱。暴徒对街上的汉族人进行毒打，沿街所有商店都被洗劫一空。成群的暴徒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哪里遭殃。城区的所有街道都遭肇事暴徒的冲击，而这个时候的地委书记刘裕如，却逃之夭夭。想起此事真是寒心。
可笑的搜身开始了。为了显示对等和公平，地委书记刘裕如第一个高举双手，接受公安警察的搜查，警察也像模像样地从裤带到裤腿，从口袋到全身地搜了一遍。这时候过来的警察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例行公事。”他也是一个上海青年，过去是六团的保卫干事现在担任温宿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长。后来我任温宿县人民银行行长的时候，他已经是温宿县公安局的副局长，我们在一起回忆起这段可笑经历，大家哈哈一笑而过。
谈判开始了，我的同伴说着我们要回上海话题。我没有听明白，这个话题不是今天可以解决，也不是在这个场合可以谈的。后来我听说了，他们把我当成了政府派来的间谍，处处躲着我，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没有可以说话的余地。主持会议的齐秘书说，让还没有发表意见的同志说。我就平静地说最近街头发生的事，我觉得我的口气和身份，完全是局外人的角色。我讲了我在街头遇到了人民日报的记者，穿着军大衣的军队干部，作家协会在阿克苏座谈的作家。他们在现场都感慨地说，在一个地方出现这么大的事情，政府官员可以不闻不问，是难以想象的。听到这里刘书记有一点坐不住了，拍案而起，说他们绝食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一听这个话，也站了起来。后来人家说我当天也也拍了桌子，我觉得我还没有激动。我说：“和你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我说了不算数，你说了也不算数，上面有自治区党委，还有党中央，阿克苏还有150万老百姓。就是后人也会评说。”说到这里，刘裕如的颤抖脸色也由红变紫，嘴唇哆嗦，已经瘫坐在椅子上。
齐秘书赶紧说休息，于是我们散会。我的四个同伴是回避我的，他们躲到一边去抽烟商量，我一个人在走廊里孤独地散步。齐秘书悄悄的过来叫我，说刘书记要和我单独谈一谈，于是我跟着他来到了一间房间。刘书记见到我的第一句话说：“小李，你今天怎么也来了。”我说：“我有话要跟你说，又找不到你。”刘书记和我推心置腹的口气说：“小李你不知道外面的绝食，我怎么会不着急呢？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有好点子。既然你来了，你看有什么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说：“我看到你今天着急的样子，也理解你，但是上海青年和你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你出面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他们要是打死我怎么办？全国也是有这样的先例。”我心想：我还没有听说过全国哪里知青为了回城打死人的事情，也许他们大干部有内参，有些情况我不知道。我说：“上海青年回不回上海，不是你这一级干部可以解决的。所以，他们也不会过分为难你，但是绝食已经第三天了，没有人过问，上海青年是骑虎难下。发生在你管辖的地盘，一旦死了人，对你的影响也不好。”“那你有什么好主意？”我说：“你如果害怕，不便于出面，你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你发一句话，让其他人代表你出面慰问一下绝食的人，使绝食的人有一个台阶下。”“那好，你的话给了我启发，我现在马上召开地委会，马上给你的意见有一个交代。”我随即退了出来。
在严寒中坚持绝食
地委委员会议就在刚才我们谈判的桌子上举行。我在窗外可以看到他们的讨论，只有几分钟会议就做出了决定，齐秘书通知我们恢复开会。
刘书记把他们的决定向我们宣布。经地委委员会议决定，由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卡哈尔带领慰问团到现场慰问，向每一个人绝食的同志，发放一份慰问品。希望大家一开始不要多吃，准备一点稀饭，少吃一点，让胃有一个适应过程。希望我们之间保持联系，有问题及时提出，向地委、行署汇报，会谈在比较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了。
这时候卡哈尔书记拉着我的手说了一些热情的话，他还多次在多个场合说和李诚奇的友谊。在回来的路上，大家的心情有所放松。农场的上海青年上访以来，第一次和官方见面，虽然没有相互理解，但有一个心平气和的结局也是好的。
我的全部“罪行”就是这些，惹下的祸，就要自己来偿。
这时我想起了刘和峰。我想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逃跑的。反正比我要幸运的多，用不着带手铐，免去了坐囚车的滋味。
警车呼啸着到了阿克苏郊外的一个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是自由的，我突然想起了电影《带手铐的旅客》。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看了一下地形，翻过矮墙是一条维吾尔族人居住的小街。我到新疆第一件事就是学习维吾尔文字，认识维文后，对维吾尔语就驾轻就熟了。小街上许多维族的小贩我都认识，靠我一口流利的维语，要从这里逃跑的话，我相信不会有问题，脑子里闪过怎么跑的路线。从厕所出来，我四处张望，没有人监视我，但是我没有跑。我知道，我要进去的，是一个不讲理的地方。人生好比马拉松跑，要看全程。在遥远的征途上，曲折是难免的，何必做懦夫呢？
一声警笛，又把我的思绪带回了阿克苏。阿克苏古代称为姑墨，是龟兹国的一个重镇。姑墨，维吾尔语，意思是沙子。它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小镇，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称谓。每逢冬去春来的季节，狂风夹带着飞沙，铺天盖地，遮云蔽日。那就是过去我们还没有听说过的“沙尘暴”。当年我们阿克苏还没有通火车，但是我亲身经历过，汽车外壳可以被狂风卷着石子、沙砾把油漆全部打光。狂暴的飓风可以掀翻汽车，现在回想起来不寒而栗。正月，真是难忘的最寒冷的季节。囚车沿着卡坡的公路在雪原上飞驰。远处的托木尓峰的白雪和近处覆盖着大地的雪原融在一起，景色美极了。看到戈壁滩上顶风挺立的红柳迎风摇摆，那是在沙漠里的一种严寒冻不死、干旱渴不死、狂风吹不死的树种。那挺拔坚韧的品质，飘逸、婆娑的美丽，引发了我的诗兴，心中构思和吟诵了一首《沁园春——红柳》：
“车驰雪野，银光耀眼，正值隆冬。念平生所爱，松柏腊梅，边疆常见，红柳挺胸。血汗浇来春意浓。漫天雪，将江山洗净，笑指苍穹。
戈壁可植绿绒。春岂在暖房草木葱。愿耿耿丹心，耀如赤日，铮铮铁骨，强似苍松。一往无前，万难不屈，偏向悬崖攀绝峰。茫视野，迎狂风严寒，叶绿杆红！”
正在思绪万千的时候，囚车戛然而止，停靠在依卡坡而建的高墙下。墙上密布的铁丝网，厚重的大铁门，门前全副武装的武警，给人一种森严的感觉。办好手续，穿过小门进入了此地。收容站里分为两个院子，前面的院子是警卫人员，收容站职工家属，和干部办公的场所。后院，才是关押我们的地方。前后两院，隔着一道高墙。又穿过一道铁门，来到后院，我发现里面很热闹，这里已经有十几个上海青年关在里面了。见来了新伙伴，大家兴高采烈的出来迎接。这里被关押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大家一一做了自我介绍。以后这样的迎接新战友几乎隔几天就有一次，这里囚禁的全部都是各团场送来的头头。是仅次于被正式逮捕的九位知青代表，所以各团场喜欢把他们平时看不起、看不顺眼的人送进来关押。但是送来的人，不一定送罪行的材料，没有罪行材料的人，关一段时间就放。就这样先后有一百多人关进来。现在我看到《阿克苏史志》记载，被收容的是43位。同样关在一起，那些是43位以内，哪些是43人以外的，有些什么区别，有点说不清，我有幸成为43位中的一员。房内一溜地铺，铺的是厚厚的一层麦草。麦草上的被褥，盖有“农一师招待所”的红色印章，证明了对我们是特殊的待遇。每个房间里都有十几个铺位，一个连着一个多得也说不清，我在这里生活了半年。半年中，多次换洗过被褥，保持了我们的生活卫生。
中午开饭了，伙食很不错，我们这些囚犯享受着每天八毛钱的伙食补助。这在80年代初，同干部出差、开会补助标准是一样的。管理我们的是地区公安处，司法局和农一师机关以及各团场抽调了一些工作人员。把守大门的是武警部队调来的一个排的武警战士，双岗把我们同外界隔绝了。在内部对我们来说是宽宽松松的，觉得百无聊赖，无所事事。
回忆是最好的打发时间的办法。每天躺在铺上，慢慢地回忆着，往事就像电影一幕一幕的在脑海里浮现。我知道，被关押过和处分过的人，将来在政治上一个污点，幻想着加工资就不要再想了，银行的饭我恐怕也吃不成了。名利这东西，是一种奢望，没有了名和利的纠缠，我的心胸豁然开朗。
当你生活在自由的空间里，你是不会理解自由的。自由和友谊、健康一样，当你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它的珍贵。门口的哨兵和手中端着的钢枪把我们同外面世界隔绝了。每个人的活动空间。局限在枪杆子圈定的范围里。
春节快到了，空气中传来了鞭炮声。我的妻子、孩子和上海来的老外婆，他们春节怎么过呢？入冬前为家里打的火墙火炉，现在到底能燃烧吗？生炉子的柴火，是怎么劈开的？取暖的火炉会熄灭吗？家里水缸里的水肯定是空了，井台周围都是冰，妻子和孩子去打井水会不会摔跤？我的妻子是农一师医院子弟校的老师，天天要上班的。我双目失明的岳母和一个六岁一个四岁的孩子，会不会受冻？会不会感冒？全家的生活担子全部都压到了我妻子的一个人身上，她来得及做三顿饭吗？我靠在墙上思索着。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叫，你老婆来看你了。我盼望着家人，也盼望他们有人来看我。从家里到收容站6公里的路都要靠两条腿走，我妻子带着两个儿子来了。天真的小儿子，老远的就爸爸、爸爸的高叫，小脸蛋冻得通红，我上去一把抱住了两个儿子，紧紧的搂在怀里。旁边坐的是管理我们的干部，监听我们的交谈。我听我妻子说，和大儿子怎样把井水从深井里提上来，怎样用木棍将一桶桶水抬到家里，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艰难。平时在家都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现在我无能为力。就这样接见结束的时候，我紧紧地搂着两儿子，我对妻子说你走吧，孩子，我留下了。管教干部说那样不可以的，要请示上面。我说什么可以不可以，我就是犯罪，也不能让家里人受苦，请示不请示是你的事儿，留不留孩子是我的事，孩子不走了。两个儿子就这样子留下来，以后大家开玩笑地叫我的两个儿子为“小萝卜头”。
小孩子给牢房里带来了生气，在一条条汉子的世界里，突然来了两个儿童，天真无邪，活泼好动，无忧无虑，纯真可爱，确实给大家带来无比的欢乐。周良华是一个武术高手，平时练功的时候是独来独往，可是现在有了徒弟，和我的孩子一起切磋技艺还要亮出自己的几下高手，翻腾一番煞是好看。我们满地的地铺和体操房的地毯一样，为孩子带来了活动场所。相互连接的地铺，可以翻一连串的跟斗。在周良华的带领下，两个孩子尽情地翻滚，又迎来了其他爱好者的参与，使平时死气沉沉的空间，一下子增加了欢声笑语。
我的两个孩子和我在牢房里，一起度过了这一年的春节。不懂事的儿子一直要问我为什么解放军要看押你？我觉得在孩子面前，无法说清这个问题。大多数的时间里，我给孩子教文化。我教他俩英语，前面家属院小孩子也来跟我的儿子一齐学。多年过去了，我教过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他们没忘记我这个教育过的他们的启蒙老师。我在患难时，是儿子曾经陪伴过我，是我永生难忘的。这种感觉过去时，没有那样深刻感受过，我和儿子间的难以割舍的感情油然而生。
春天到了。天渐渐地暖和了，收容站里没有绿色，我们也感受不到春天的气息。我抬头看着高高的围墙，有一次我发现翻过高墙的，可数的几个花苞。后来花开了，就那么几朵，粉红色的花瓣依靠在黄色的土墙上，穿过铁丝网，美丽极了。你不知道，也难以理解几个花朵在我心里有多美。几朵杏花一闭上眼睛，在我脑海里就成了花海，我似乎在新树林里游荡，闻着花香，尽情地享受着春天带来的阳光，享受着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幸福。不能没有大自然的阳光和空气，生活在外面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们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欧亚大陆板块的正中间，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一块土地。东面有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北面有天山山脉，南面的昆仑山脉，西面的帕米尔高原，分别挡住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以及北冰洋的云，雨量的稀少生成了大沙漠。在这里，下雨是一件稀罕的事情，可是那天就是下了雨。淅淅沥沥的雨滴竟然还渗透了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顶漏水了。我和管教说，房子漏了要修补。管教马上给了我一把铁锨。我走出了高墙外，爬上房后的卡坡，挖了一些泥土盖在房顶上，新疆的房顶本来就是泥土的，可是日子久了泥土被风刮跑了，所以一点小雨也可以渗透进来。再盖上一些泥土，房子就修好了，我故意磨蹭着头发和衣服也湿了，在雨中大口的吸着被雨清洗过的空气，多美呀！
几个月了。我第一次看到马路上走路的行人，第一次看到远处福利院的树林，第一次看到了扎着头巾在地里劳作的维吾尔族妇女，我理解了全世界都用囚禁来对罪犯做惩罚的意义。把人关在房子里剥夺自由是最痛苦的事情。走出高墙，墙外也只有几米的距离。那已经是一个莫大的享受，我为自己争取到了半小时的享受，我庆幸这几十个人里只有我是独享的，好像获得了莫大的奢侈。这个幸福远远比贪污了人民血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要好的多的多。也许当他们把民脂民膏装到口袋的感受和我在墙外呼吸新鲜空气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我没有他们的胆战心惊，也没有那种后顾之忧。
收容站的门外是一条公路，公路旁边是在阿克苏几乎到处可见的白杨树，这里的白杨树也绽出了嫩绿的树芽，在和煦的阳光里显得分外魅力。面对望不到边的白杨林带，此时有种久违的味道，我禁不住背诵起茅盾的《白杨礼赞》：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这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所有丫子一律向上，在北方的风雪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感受白杨树的伟岸，正直，质朴，严肃，这个意境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还有一个朋友叫周良华。他们家弟兄三个都在新疆。大弟弟周荣华为了知青回城运动是最早被捕入狱判刑的。周良华在阿克苏没有回过上海，周良华以后来被阿克苏市当选为人民代表。前几年，他过世了。周良华他手上曾经掌管有好几千元大家的募集款，他自己分文不用。人家说你弟弟周荣华也是一个为大家而判刑的，这些人没有了劳动收入。他说不，我要把钱用到别的为大家出力而判刑的人身上。周良华就是这样一个公私分明的人。我在被监禁的日子里慢慢地认识了许多像周良华那样不为自己为大家、公而忘私一尘不染的带头人。
上海知青阿克苏万人请愿千人绝食，体现了坚强的决心
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生命是有时间组成的，浪费时间也就是浪费生命，充分利用时间也是一个获取生命的行动。
开始我对被监禁，觉得很苦闷，后来把心情静下来以后，就觉得苦恼烦躁。我爱人来探望我的时候我要他带一把算盘进来，打算盆是手指运动，手指的活动可以启迪心灵。于是我把卷起来被子当凳子，坐着把膝盖当桌子，在牢房里练习打算盘。牢房的安静是外面不可比拟的。为了提高计算速度，我静静地思索，琢磨了许多在算盘上就可以提高速度的方法。直接把心算和珠算结合起来，所以我在牢房里练习出来的计算方法比外边的人要提高许多。
在被监禁的日子里，一个爱好是学法律和学英语。怎样用法律武器来为自己服务，在1981年还没有的，为我以后考上律师资格作了铺垫。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学过英语，学的几个英文单词也是不准确的。同室的张锡林是学校的英语教师，他教会和更正了我许多发音不准确的地方。所以我后来获得自由后就萌生到中学当英语教师的想法。中学校长原来听过我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辅导课，一口答应我调入学校当老师。但是我教的不是英语，而是高中毕业班的政治课。在中学里我有机会到复读班的里去听课，我和学生一样的考试、做题，我除了数学比较差以外，其他语文、历史、地理、政治考试我都可以考到高分。我原来只有初中毕业，高中的课都是现学的，证明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于是我就有了自己考大学的想法。
时间很快，一晃六个月过去了，天气也渐渐的暖和起来。有一天，劳改科侍科长来找我了。他告诉我，他在银行里收集了许多我的“罪行”，我把银行的刻字钢板和扩音器借给农场的上海青年用；还查出了我曾经把银行的300多块奖金，全部捐献给了上访知青。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对我做出行政处分。我告诉他，这些事实都有，但是都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我借出去的东西都收回来了，我捐出的奖金是我的权利，我对国家、对企业、对别人都没有损失，你愿意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他要我在材料上签字，我说，我不同意你在材料上无限上纲给我参与闹事的结论。我看到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就说，我可以签字，但是也要写上我的意见。这样我写了很长的一段话，以后签了字。
过了一天，银行的刘德清行长也来了。刘行长告诉我，根据公安局决定，给我一个撤职的处分。我给刘行长说，公安局把我抓进来，这件事情那么长时间银行不管，现在仍然不要管。在这个地方公安局要劳改我，枪毙我，和银行没有关系。你刘行长要插手，实际上把矛盾推到银行的头上。刘行长看到我这个态度也很生气，你在里边那么长时间，有谁来理你，我们给你处分的目的就是要保你出来。你有话，出来以后可以慢慢说。我说我就是不出来，我任凭公安局处理。与刘行长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
到了六月收容审查进入了尾声，年初关进来的朋友，被各个团场来的人带走了。大多数是不了了之，没有给任何的处分，只有少数人给了一个行政处分。到后来只剩下我、顾国成和马帮三个人。一下子少了几十个伙伴，冷清了许多。顾国成在文革中，就吃过官司，所以很镇定。马帮有些慌了，一次趁看管不注意，拔腿就跑，只留下了一件皮大衣是工作服，我带回家里代保管了好几年，等我调回上海才送的人。
六月份离开收容站。七月份阿克苏地区举行珠算比赛，我获得了地区珠算比赛的全能第一名。我代表地区到乌鲁木齐参加全疆珠算比赛，顺便我到自治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我的处分，不是事实。我把我的处分材料交给接待同志看，那位同志看了以后，气愤地拍着桌子说，就是事实也不应该这样地对待你。我不知道这这位同志姓什么，也不知道他的具体职务。反正我回到了阿克苏，不久地区公安处的覃处长就找了我。问了几个几件事情后，后来就给我平反了，撤销了原来的处分。银行的领导把我调到温宿县人民银行担任行长，不久我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为在监狱里我喜欢学自学英语，英语教师没有当成，我一个初中生却发现了自己的文化底子还是不错的。所以在1985年考上了陕西财经学院金融系，以后改为了西安交大，成了一位没有读过高中的大学生。
在监狱里自学了法律，我在1988年参加全国第二次律师资格考试，考上了律师资格。所以现在退休了，我还仍然在律师岗位上,继续为公民提供法律服务。
李诚奇，男，上海知青。1963年8月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农一师胜利十三场农工。后来在新疆阿克苏市人民银行工作。1981年因“阿克苏事件”牵连被公安局关押六个月。1985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金融系干部专修科学习，1988年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考出律师资格。在新疆整整三十年后，1993年调回上海。先后担任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期货公司总经理和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现已退休。2006年担任主编，组织“阿克苏事件”的主要成员写下了一书，真实记录了这段历史。2011年担任主编，组织原农一师八团的战友一起编写出版了《胡杨树下的故事》一书，记录了屯垦戍边的亲身经历。
来源：微信号“南加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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