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一人插队的日子
水涟乡
梁家爷爷
半个劳力
铁姑娘
宣传队
知青战友
第76名共产党员
大姑出嫁了
“四人帮”走狗
全国高考
丫头，你嫩嫩地嫁了吧
水涟乡
1974年7月中旬，我毕业了，差3个月整满18岁。
美国的高中毕业生在此刻去参加一个叫 prom 的晚会。这是一个标志着初为成人的舞会：男生打黑色领结，穿黑色夜礼服，心里忐忑地上前邀请平日有好感的女生；女孩们云鬓高挽，个个眉目传情，争香斗艳，舞会上若是没有男孩子追求实在是件不体面的事。我要在当时听说了美国的prom，一定会说“真恶心”！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共青团员，革命青年。党在召唤，人民在期待，广阔天地在等待着我们，我们是准备了为革命献身的呵！我们胸怀一颗红心，身戴一朵大红花，打着背包，拎着脸盆，被一辆辆大卡车运送到四面八方。阵阵鞭炮，声声锣鼓，家长的告别眼泪，激情无限的年轻笑脸，这就是我们的prom！无悔的青春！无邪的天真！你的名字就叫知青！
我的同学中除了几个独生子女可以留城、几个高干走后门参军或找了工作之外，其余的人都在这锣鼓鞭炮声中插队落户到附近比较富裕的郊区集体户。我的情形较特殊：我准备跨省插队到又远又穷的老家——河北“倔县”水涟乡，以至于给我下户口的人一时搞不清：我到底是属于下乡知青，还是回乡知青？
到水涟乡插队落户是爸爸的主张。他乡土观念强，希望我能了解他的祖宗、梁家的根；二来水涟乡是老根据地，一直又穷又落后，他希望我能为老家人出点力；三是因为奶奶在那儿，身边有了我，能一解她长久的孤独思念之情。因此，在1974年的国庆节，我一个人独自登上长途汽车。没有锣鼓鞭炮，没有大红花，只有一车素不相识的农民。
爸爸22岁的时候，家乡处于一片战争的水深火热。怀了对共产主义的一片憧憬，他背了一捆行李卷离开水涟乡去打日本人。37年过去了，我仍旧是肩背一捆行李卷回到水涟乡插队落户，为消灭城乡差别满怀着一腔的青春火热。
由于没有直达车，我在原平县倒了一次车。然后，汽车就缓缓地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爬行。大约4个小时后，在一个叫“神堂堡”的村子停下来吃饭休息。
我没有去饭馆，而是掏出妈给我准备的4只煮鸡蛋和2个夹了咸菜的馒头，干着噎巴噎巴吃了。家里人没有下饭馆的习惯。我记得只和全家人下过一次馆子，那是在太原最热闹的钟楼街的上海饭店。妈要了一盘过油肉、一盘豆腐、一个丸子汤、两笼屉小笼汤包，一共花了5块钱。妈在饭馆下放劳动过，老说不能在饭馆吃饭，太脏。而我想，大概主要是经济原因。80年代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好多了，家里人才开始多下馆子。而在当时，饭馆的常客是出差的外地人，普通人家通常吃不起馆子。
汽车重新起动后，翻过了当地著名的“十八盘”。山路弯曲得像条蟒蛇，从山上往下看时令我头晕。当时我觉得，凡能开车的都很了不起，能安全通过十八盘的司机更加了不起。殊不知20年后我自己也是能驾车的人。
天色黄昏以后，汽车开进了“倔县”县城，最后来到一个有四面围墙的院落，我在昏暗隐约之中看见“汽车站”三个字。车还没停稳，一车的大人小孩早就嚷着喊着拉着拽着拥挤到了车门口。透过窗户，我看见大姑和姑夫正推着一辆自行车在等我。
水涟乡属城镇公社，离县城只有一里地，说起来，我的旅途实在算是方便顺利。虽然只有晚上8点多钟，水涟乡的老少爷们儿早都安歇了。除了几声狗叫，整个村子已经静得鸦雀无声了。那天晚上没有月光和星光，四下一片漆黑，天与地好像合二为一。我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黑暗，下脚走路感觉像个瞎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大姑和姑夫后面不敢迈大步。大姑夫笑起来了，说：“你刚从城里来，不习惯。我们都是摸黑走出来的，一个坎，一个弯，哪儿凹哪儿凸，哪儿是沟，哪儿是桥，我们凭几十年经验都记住了。不难，慢慢地，你也就习惯了。”
我在那儿一呆四年，压根儿就没习惯过。虽然在黑暗中我不再害怕，不再磕磕绊绊，但我还是喜欢灯火通明的平直宽敞的大街。我常常听老百姓说“习惯了”。其实，所谓习惯，既说明没见识过更好的东西，又是对现状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
“倔县”位于太行山深处，西与山西省接壤，东距北京100来公里。全县有18个公社，约18万人口，是全国最穷的县之一。县委书记总是隔三差五的换。每个新官一来都是一肚子主意，两脯子雄心，三把火，但每人离开时又都是一头皱纹，两鬓斑白，三声长叹——谁再有能耐，就是脱不了“倔县”的贫。粮食亩产二三百斤，就是上不去；企业、服务业常年亏损，就是盈不了利。
其实，当地的老百姓最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倔县”是大山区，平均可耕地面积才一人一亩，缺水缺电，又不让发展副业。虽说是学大寨“人定胜天”，但谁要能在这地方创了高产就是奇迹。但老百姓不敢说什么，常年以来，他们都是以一种揶揄、看笑话，同时又期待奇迹出现的心情，冷眼观望一茬又一茬的新领导们走马灯般地换来换去。当然，这也是我后来观察到的。而当初的我，人虽不大，却也是一腔书记大人般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
“倔县”城是我见过的最小最破的县城。我曾到过山西的一些县城，城有大有小，有繁华有凋零，却至少有条像样的柏油马路。而“倔县”所谓的县城中心，其实是个很小的十字路口，马路上坑坑洼洼。西北角上有饭馆、照相馆，房舍老旧；西南角上有副食店、理发馆，门面灰暗；往西不到50米就上了坡，公社、武装部、县委等机关都在坡上；往北去是县城最大的百货商店、新华书店；往南走就上了京原公路，往东一拐就是小商小贩云集赶庙的沙河，10分钟保证能把全城溜达完，而且准保一身灰眉土脸。在当地农民的眼里，这个县城也许是繁华、阔大、热闹且快乐的，对于我却十分闭塞，灰暗、沉闷、凄荒，令人生怜。
不过，咫尺之遥却是一块风水宝地，美丽得令人惊羡。那里有一个50多平米大小的天然泉水池，泉水清澈，水面上拥挤着大大小小的莲叶，微风飘过，轻起涟漪。泉水四周是蓊蓊郁郁的垂柳，像一群低首垂袖的古代美女含羞而立，在水中落下参差的丽影。透过树梢，远处是苍苍茫茫的隐约山脉，近身是一个拾级而上的庙宇。庙宇的右前方升起一座灰塔，塔尖在烟雾里没精打采地歪在一边、像一个昏昏欲睡的老人。高台石阶，灰塔红门，与这清泉绿柳相映，构成了一幅北方农村不常见的怡人景色。这泉眼咕咕，清香缕缕，蛙声阵阵的生气，与县城的灰黄倦息简直不能同日而语。
这眼美丽的清泉就是水涟乡的源头。泉水池向东潺潺而出流成一道小河，水涟乡就沿着小河由西向东弯弯曲曲、层层叠叠坐落而成了。河水在村中央一分为二，一股向南流向南菜园，把南菜园（自留地区）灌溉得像天然植物园，然后截成一道水坝，为全村发电；另一股则与京原公路平行继续向东，走完水涟乡，汇入拒马河，浩浩荡荡向北京流去，最后汇入黄海。
水涟乡从前叫“水碾村”，大概因为有水碾磨房而得名。老一代的人——包括奶奶——仍旧叫水碾。后来不知是谁改了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显然是把沙河风景“攫为己有”了。水碾人一年四季吃河里水，用河里水洗衣、洗菜、消暑、发电。他们为自己独占这一河之水而无比骄傲，自称是“太行山的小江南”，动不动就当了外人面说：“北京的三宫六殿，比不上沙河水碾。”
我相信说话人或传话人是绝对没见识过北京的。插队前我闹腾着去了趟北京，住在同学的姥姥家（西城丰盛胡同），逛了景山公园和颐和园，还在我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留了影。我虽对水涟乡一见钟情，却觉得她没法跟北京比。水涟乡人称自己的方言是“半个京腔”，这点我倒能同意。虽说那如歌如唱的平白语调与京腔的抑扬顿挫相差甚远，却与仅隔一道山岭的山西灵丘话完全不同。就其口语而言，它包含许多老北京话，如：不理律（没在意），不落忍（舍不得），熬煎的慌（难过）……至今我的口语里保留了一些水碾方言，因为它们实在生动，有不可替代的独到之处。
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条流水和京原公路使得水涟乡人总也不那么安分。他们紧守着集市，素有生意头脑，所以副业发达，拥有不少小手艺：什么编个笊篱、炕席、竹门帘呀，烧个砖呵，做木匠活，弹棉花，烤豆腐干，做煎饼、养猪，种菜园子，等等，这点得天独厚使水涟乡人相对富裕，虽然粮食从来不够吃，他们总是有点东西可卖，然后在集市上换粮食。
然而也正是这点得天独厚使得水涟乡人倍受挫折。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所有副业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只剩了一人一分自留地。养猪吃可以，是社会主义，但从事养猪业就是资本主义；自留地种菜吃是社会主义，剩下了到集市上去卖就是资本主义。有时社员们实在划不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又实在缺粮缺钱，就连夜干点私活，第二天旷一天工上集市去卖。一旦赶上运动了，被大队发现了，就会被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一通，大家也就老实一会儿。运动一过，大家又偷着干。结果水涟乡成了全公社有名的资本主义自由泛滥村，大小运动都要先被检查、收拾一番。新上任的公社书记下了大决心，与大队党支部书记一道又罚又批，终于使水涟乡一改旧日名声，跃为全公社的先进大队。
这就是我初到水涟乡时的情景。
梁家爷爷
奶奶的灰砖四合院坐落在村子正中，门前有小河流过，河上有刻着石纹的平板小石桥。夏日黄昏，各家起了烟火，女人们聚在河边洗衣拉家常，奶奶家门前就是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绝好写照。
我们的四合院分正房、西房和东房。西房住了大姑的儿子两口子，东房一直没人住过，当仓库用，奶奶的七寸松木棺材就停在东房当中。小院的东北角种着一株榆叶梅，与西南角的一棵桃树遥相呼应。到了春天，深粉色的榆叶梅一谢，淡粉色的桃花紧接着就开了，叶嫩花初，风吹香飘，十分惬心。
院落的地是鹅卵石铺成的，然后由砖头分隔成大小一样的方格，奶奶就靠这些方格来判断时辰和季节：如果太阳影子纵着走过一格，就是一小时，横着走过三分之一格就是一个农历季节，极为准确。我不知道是一开始有心设计成此，还是奶奶依了多年经验总结而成，反正当时不信神、不信鬼，只信共产主义的我，根本没想起来问问奶奶。只是多年以后突然想起那个小院，才为那么多没趁奶奶在世时讨个清楚的问题而深感遗憾。
奶奶的正房算5间屋，中间3间是个大厅，奶奶住西厢房，大姑和姑夫住东厢房。大厅的两个灶火台分别贴着东西厢房，烧饭时就顺便热了两屋的炕。大厅后墙排列着一大溜老式家具，有立柜，有碗橱，有板柜，还有个小书柜，上面摆了两只蓝花清朝瓶胆以及一堆老式的瓶瓶罐罐。堂中央挂了毛主席画像，下面是吃饭的方桌、方椅。整个正房除了奶奶屋里有一小块玻璃窗外，其余的窗都糊了白麻纸，冬暖夏凉。冬天时，大厅不起火，大家都在奶奶的炕头上围着火盆吃饭，火盆也只有在一天三次烧饭时间供一点火。
奶奶见到我自然是欣喜万分，只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派我插队颇为不解。她说：毛主席应该派千万大军到水碾村来开山填壑，送你一个黄毛丫头来能干啥？我知道给她解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消灭三大差别”、“防修反修”一类的大道理也没用。别看奶奶有时候很精明，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她一概听不懂。所以我学着胡传魁对阿庆嫂说话的口吻对她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我爸爸让我陪你，免得你想我们。”奶奶不相信，以为爸爸又犯了什么错误，把我疏散下放到农村来。
与奶奶同睡一炕的日子又回来了。奶奶照样半夜叫醒我撒尿，只是她听力越弱，嗓门变得越高，半夜里喊话简直震耳欲聋。奶奶85岁了。每天除了吃过大姑准备的一日三餐、下午自己摸索到东屋坐着高脚板凳解一次大便之外，剩下的时间就盘腿坐在炕上望着窗户——等待我收工，等待亲戚好友们来聊天，等待爸爸和二叔以及其他10个孙男孙女的来信，等待阎王爷叫她的时间。尽管她口口声声说：活这么大岁数真丢人，是别人的累赘，但她还是非常在乎能够多活一天的。
我在水涟乡“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是从奶奶开始的。她是村上的元老，除了几个外来户以外，她对每家的老底子了如指掌：谁富谁穷，谁老实谁奸，谁在她坐日本人大狱时乘火打劫过她，谁“不学好”偷着“卖层”换粮食花布，以及我能跟谁来往，不能跟谁讲话……我们前院的梁家亲戚在奶奶受穷时封了我们家前庭大门，把那块地方变成他们自己的堂屋，奶奶和大姑从此不跟他们讲话。所以我在水涟乡的4年中，虽然天天与他们隔着墙头上厕所，就是没讲过话。有时我特别想与他们打声招呼，终因他们一见我就把脸扭得老远而罢休了。村里的梁家和郝家曾经都是有房有地的大户，梁家集中在村中央，郝家集中在村尾“下碾”。土改时，两家有不少人被定了地主富农成分，亦有不少的人参加了革命，在北京和外省做官。由于两家相互有联姻关系，于是我与村里一大堆人都沾亲戚。加上我们梁家又严格地按字排辈，我是庆字辈，在大多数亲戚中辈份小，于是就得管一大堆人叫“爷爷”——尽管我连自己的亲爷爷是啥模样都不知道。有时我的“爷爷”70多岁；有时我的“爷爷”50多岁；有时我的“爷爷”30多岁；有一天，我还发现了一个12岁的“爷”。
这位小“爷”是一路喊着“大侄女”大大咧咧走进来的。大姑此时已经54岁了，她疾步迎上前去，满面笑容地招呼起来：“哟，三叔哎！新鲜地，你郎（尊称）咋有空来看你大侄女呢？赶快进来！坐，坐吧。这是你侄孙女（指我），刚从大城市来咱们村插队落户。我爷和我奶奶（指他爸他妈）可好呗？”
我一脸的不相信和不服气，瞪大了双眼上下打量起这位被大姑称叔的小“爷”来。“爷”偷偷瞥了我一眼，转身对大姑说：“不坐了。我娘说水碾上你针线最好，她今儿个没空，让你给我扎双鞋垫。”大姑一边应承，一边给他脱下鞋来画鞋样，毕恭毕敬、丝毫没有佯装。他一走，我立刻大笑起来，对大姑说：“一个小屁孩，你还真把他当回事。”大姑还是一本正经地说：“人家辈份高，一生出来就是爷，该叫啥叫啥，入乡随俗。”
我认为那是“四旧”。我是个知青、要打破旧观念、旧习俗，所以在一切爷面前，我一概免开尊称。后来根据奶奶的要求，我只称呼两个人：大爷和二爷。
大爷、二爷是哥俩，五十来岁，都比爸爸年轻。他们的祖父和爸爸的曾祖父是亲兄弟。大爷、二爷的父亲是地主，死在50年代末。在那个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日子里，大队要保持地、富、反、坏、右的活典型，如果地、富、反、坏、右都死光了，没有人可以批斗，那阶级斗争不就熄灭了吗？于是村干部们决定把他的地主帽子移到他儿子头上。由于大儿子，也就是大爷，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复转军人，还上过朝鲜战场，给他戴地主帽子显然不合适了，于是帽子就落到二儿子头上。大字不识、老实巴交的二爷，一夜之间就成了阶级敌人，从二十几岁起他就戴上了地主帽子。
不同阶级成分，不同生活经历使同一屋檐下的两个兄弟性格迥然不同。大爷开朗健谈。他身穿县城人才穿的四个口袋的蓝色制服，衣领直挺白净，说话底气充足，笑声洪亮爽朗。他的红苹果脸蛋、油光发亮的额头充分说明他营养充分、生活美满；他的一双弥勒佛似的笑眼和高挺的大肚充分显示了他的自信乐观。他念过书，参过军，上过战场，见识过大城市，出口必有许多“想当年”的经历故事。加上他在县银行工作，读书看报，消息灵通，村上人大小事都爱找他商量。而大爷也经常乐此不疲地为水涟乡人传播点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给乡亲们出个谋划个策什么的。所以，村中央河水分岔的高处空地经常有这样的景象：大爷被一圈黑压压的人头裹着，他眼珠子透着血丝，嘴角上挂着白沫，表情生动，手势频繁，时而低声絮语，时而爆发出母鸡下蛋般的格格大笑。他不当官，不掌权，但人人觉得他是县城里少不了的一个人物，太重要了。
大爷的太太——大奶奶——也不用像二奶奶似的天天下地做工。她保养得又白又嫩，性情温柔，看得出年轻时曾是富人家的标致美人。他们育有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城市工作，家庭幸福美满，儿孙尽献孝敬之心。
相比之下，二爷可是个安静人。他少言寡语，眼神呆滞，表情木然，见了面能躲避打招呼即躲。他总穿一件黑色中式袄，戴一顶褪色的蓝帽子，帽沿总是压得很低，使你看不到他的眼睛。每逢星期天，他跟另外几个地、富、反、坏、右起大早把全村大街打扫一遍。每逢一个新运动来了，他们在全村老少面前站开一排，无论批谁——批刘、批邓、批林、批孔、批宋江，也都得把他们捎带着批一个过儿。二爷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类陪斗会，只是低头站着盯着脚尖，一脸麻木相。
其实，村里人——括村干部们——都知道，二爷是个忠厚老实的庄稼人，带了地主帽子纯属时机不对，是他的不幸。因此，运动来时，大家都上台胡拉乱扯，上纲上线，充分表演一番，运动过后，大家与他在地头有说有笑，并不把他当坏人看，也并不有意欺负他。于是二爷也习惯原谅别人有时对他的过分反应。二爷膝下无子，也没找过医生。生个儿子再继承一个地主帽子？那是造孽。他和二奶奶都觉得是老天爷的特意安排，就任其自然了。
大爷和二爷的两口子定期分别抽空来看奶奶。他们四个成了奶奶的信息中心：大爷带来广播匣子里讲的，街上流传的，二爷跟她谈天说地——聊的尽是天气和地里的庄稼，而两个女人总是给她传些个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奶奶偏爱二奶奶一点，因为二奶奶有个非常洪亮的嗓门，奶奶听得清楚。两人聊天时就像村中央挂的那两只大喇叭，哇啦哇啦高叫乌亮，好不痛快。所以二奶奶一来，我就躲进东厢房去看书。
大奶奶、二奶奶都不识字，但都是精明强干、热心懂礼的女人。虽然比大姑的交际功夫和见识差了点，两人却是非常的能言善道，经常把奶奶说得眉开眼笑。我是从这一群女人身上发现：原来梁家女人都有着注重礼节，善于辞令，行事得体，家教严格，苛守规矩的大家风范的。而我受妈直性子影响，经常觉得她们的寒暄和客套纯属虚伪。
二爷虽然不像大爷来得那么勤，但对他的每次来访我都很不知所措。村上开会时，他站在我面前是阶级敌人，一转眼，这个“阶级敌人”就盘脚压腿地坐到我睡觉的炕头上与奶奶和大姑有说有笑起来。我不知该怎样对待他。我知道二爷是好人，同情他，但我毕竟是个受“阶级斗争”教育的知识青年，我不愿意村里的贫下中农看到我和他的接近，于是与他尽量保持距离。
后来在爸爸回老家看我们的时候，说起二爷的地主帽子有一肚子气。他说：“他本人又不是地主，给人家戴地主帽子是错误的嘛！我还没有听说地主帽子可以继承的，这是胡来。我跟他们要求了多少次给他平反，就是没有结果。有一次你二叔回来时，你二爷高高兴兴来看他，结果你二叔没有理人家，很伤你二爷、二奶奶的心。这样不对。他一辈子是个勤劳、老实的农民，就是太老实了才顶了这个他不该顶的帽子。这不是他的错，你可不能按地主对待他。”
那次二爷过来看望爸爸时，眼睛里泛出的光亮是我从未见过的。如果不是这一刻，我以为他的眼睛永远不起反应。他喜欢爸爸，喜欢他在外面当官那么多年也没有架子，没有装饰，喜欢他能面对面坐在炕上跟他聊天。他甚至感激爸爸从来不把他当地主看待，还一直为他鸣不平。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发自内心的笑容。他一笑，露出整齐的白牙，他常有的那种木然、自卑、惶恐、怨恨好像全部化成一道道深刻的皱纹，随了笑容在脸上松松垮垮着裂开来。原来，那是一张很好看的男人脸。从此，我不再与二爷保持距离。
13年以后，也就是1987年，我与爸爸回水涟乡探望时，听说二爷的地主帽子终于被摘掉了。他要求我给他拍张照，说他这辈子没拍过照片。需要一张等他死了入葬用。我拍了。照片上依旧是他那露着白牙、满脸褶皱的笑，不同的是他的头发全花白了。
给他寄完照片，我心头升起一种无名的难过。
半个劳力
水涟乡的300多口人被分成6个生产队。我被分配在人较少、较富裕的一队，一天挣6分工。通常男社员挣10分，女社员挣8分，学生和小孩算半个劳力挣6分，所以我算半个劳力。
一队队员并不欢迎我。老百姓讲实际，大家认为来个弱不禁风的城市小姐，又是高干，正经活干不了倒填张吃饭的嘴，与他们抢粮食吃。所以在我上工的头几天，从队长到男女社员，嘴上不说，但每人脸上却挂着这样的嫌弃，这使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负毛主席的教导、爸爸的期望，一定不让他们小看我，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不是他们想象的高干小姐。我不仅值那6分工，还会超值。
当时正值秋收季节，田里忙收割。经过学校无数次下乡学农锻炼的我，对使用镰刀收割庄稼的活儿驾轻就熟，一点不陌生。但庄稼割倒以后，往场里运输就成了问题。水涟乡的耕地分散在山上的沟沟坎坎里，最大的一块地叫“70亩梁”，最小的叫“猫儿脸”，每到一处要走很长的山路，大部分坡陡路窄，无法用独轮车，因此我们的后背就成了惟一的运输工具。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人手一根绳子，什么东西捆了往背上一背就走。所以我学着用绳子。没有几天，我两手打泡，双肩一边起了一道绳子勒起的血印，一碰钻心痛。
小队长挺关心我，告诉我说：我用不着跟社员们比干劲；他们干习惯了，我初来乍到的，跟他们也比不了。队里的媳妇们也对我说：“悠着点吧，丫头！不然几天你就草鸡了。”他们把“草鸡”当动词，实在生动得很。后来我在英文里也发现了相同的表达法：chicken out，但英文里却没强调是公鸡还是母鸡。
为了不示弱，不草鸡，我咬着牙、忍着痛起早贪黑上地里割黍子、割谷子、掰玉米、摘棉花、除草、背粪、背粮食……每天早晨起不来的时候，我就用候隽、白启娴、蔡立坚等女知青鼓励自己：只要她们能做到的，我也能。每天晚上收工后一吃完晚饭，就困乏地倒头大睡，然后第二天起早重复另一天的重体力劳动。到那时我才明白，农民为什么一吃完晚饭就睡觉：一是省电，二是累得惨惨的，没体力熬夜。那些日子里我极其盼望下雨。一下雨就可以歇一天工，就可以放肆地大睡，直把脑袋睡扁。或者可以到县城的电影院看场电影调解调解这枯燥、单调的生活。
不过，在县城电影院看电影跟城里是两回事。一来，除了8个样板戏就是豫剧《朝阳沟》（回乡知青扎根农村的故事）；二来，电影院房顶漏水，经常是外面下大雨，里边下小雨，一撑伞又挡了别人；三来，为看一场电影就得花3个多小时——因为去晚了就没座位，就有站在人群里被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可能。所以，穿了雨衣，听着滴水声，与人挤在细窄的长条木板凳上伸长脖子两小时的滋味也好不到哪去——与其说是精神娱乐，不如说是身心折磨。
但当时的我不能这么想。我得想：我多么的幸运呵！多少住在山区的贫下中农都没有电用，更没有看过电影。即使电影队下乡在村里放场露天电影，也没有长条板凳坐呵！
地里庄稼运到打谷场后不久，小队农民们就盼来了一年一度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分红。地里有什么分什么：玉米、小米、黄米、黄豆、土豆、红薯、秫秸秆，然后再按工分分钱。我初来乍到就分到一份粮食，心里很不落忍。可大姑说：不给你分粮，你明年一年吃什么？也是。我一贯生活在城市，从来没有粮食危机。而我现在是地道的农业户，不给我分粮，我会马上挨饿。
一天下午，队里给每人分了50斤秫秸秆当柴火用。我拿着绳子到3里以外的后沟去背，结果到地里一看就傻了眼。原来50斤晒干的玉米秫秸堆得像座山。一个女社员说：别看堆大，不沉；路太远，值不得背两趟，一趟就可以背回去了。说罢，她屁股朝她的“山”面前一墩，两只胳膊套进绳子套里，抽紧绳子，在胸前打个活结，然后整个身子朝后一挺，两脚再猛然朝前一跺，那座“山”就离地了，接着就升起来了，然后就一摇一晃向前移动了。“山”之庞大使我再也没看到那女人的大半身，只见两条小腿肚子在“山”下缓缓移动，然后一点一点走下山坡消失了。
这情景多少有点使我腿打哆嗦，但我别无选择。别人是不能指望的，背得太少又怕人笑话，所以我学着那女人的样儿煞紧了双肩的绳子，一挺一坐，但就是没她那一屁股的劲，坐了几次都坐不起来。地里当时走得只剩下一个男社员，他走过来帮我站起来，于是我就驮着我的“山”沿着山道向村子里移动起来。
秫秸秆确实不像粮食一样死沉，但体积庞大，使我感到头重脚轻，好像随便来一阵风就能把我掀个跟头。有时走上羊肠小道，横在背上2米多长的秫秸秆通不过，我就得侧着身子慢慢挪动。我汗如雨下，腿在颤抖，肩膀被绳子勒得又麻又痛，但我不敢坐下来休息，怕没人帮忙我再也起不来。就这样，我坚持着，心里默念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壮举，唱着《红军想念毛泽东》，想着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创业者们。在这孤独的小路上，我突然特别想家。我想念爸妈，想念哥哥姐姐，想念同学朋友，想念城市里的一切。突然鼻子一酸，嗓门一紧，眼泪就扑哒扑哒掉下来。
从那天起，我似乎从空中落到了实地，对上山下乡有了进一步认识。以前到农村劳动，大不了两个星期，新鲜感刚一过，就回城了。再说，那会儿是学生，农民并不指望我们干多少活，干好干坏，干多干少，自己不必承担结果。当了知青就完全不同了。政治上我要积极表现，向贫下中农学习，经济上我得要独立自主，挣自己的口粮。而这意味着再没有城市供应、没有父母管饭，没有寒暑假日，没有肉食白面，没有文化生活，没有体育娱乐，没有地方洗澡，没有地方照镜子，而只有周而复始的繁重体力劳动，没完没了的酸菜、搅粥、贴饼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没有改变——没有希望改变，也没有可能改变……这是个多么无聊的过程呵！我是多么的憎恶这样的一种生存呵！由此可见，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太英明了：如果我们城市青年不来体会做农民的苦，怎么能够感受到做城市居民的甜呢？而贫下中农能长年累月经受这样的苦难生活是多么的了不起呵！与他们相比，我的差距简直太远了！我的小资产阶级“镀金”思想太严重了！我必须要好好磨炼意志，老老实实做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可是，我的那些个远大理想呢？我就这样一天天度过自己的青春吗？
漆黑的夜里，躺在热炕头上，我经常这么翻来覆去地条理着自己的神经。
铁姑娘
水涟乡大队党支部有7个成员，真正主事的只有那么两个半人，我以前都见过。
书记是郝家亲戚，我称“表叔”，老共产党员，稳健老实、人缘好，却魄力不足。大队长三十出头，大刀阔斧，精力旺盛，虽爱夸大其词，口碑不佳，但村上人都知道，要不是大队长会借机表现，夸大其词，水涟乡也成不了公社的先进。两个人取长补短，是不错的搭档。至于那“半个人”，是因为村里大小事都有他的份儿，但又从来看不到他的独立作用，他还忒爱在大队的喇叭前嚷嚷，嚷嚷啥也听不清。每年春耕前他们都会拎着一篮子白豆腐干到太原家里让爸爸帮忙买化肥。爸爸帮了两次忙，他们来得就更勤了，要的东西也更杂了，从钢铁、煤炭到树种、农药，样样都要。爸爸说他无能为力，他们不信，仍旧是一趟趟拎着白豆腐干来。“那么大干部咋没甲（没有）法子呢？看在老乡的份儿上，想也得给我们想出个法子来！”这是他们的道理。
我来插队后，大队的领导对我都很关照。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党和贫下中农的化身，让我干啥就干啥。
农忙过后，调我到大队部打杂工。只有表现好的共青团员才能在大队部打杂工，所以我和一群年龄相当的姑娘们磨面、磨煤面、推单轮车整地等等。
他们发现我会写文章，就让我写生产报告、广播稿、发言稿、批判稿，我整天就成了一个抄抄写写的文书。我知道于笔杆子的活儿很适合我，但我最大的担心就是害怕脱离小队群众，所以只要能抽出空来，我就回小队干活。
他们还分配我出黑板报，搞宣传，我就挨家串户给社员讲解计划生育政策，说服出外干副业活的社员回来“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全村开大会时，他们还喜欢让我念报纸。我一开口，一个吵吵嚷嚷、烟熏火燎的会场就立刻安静了下来，因为：社员们都爱听普通话，他们夸我跟广播员说的一样好听。我很受鼓舞，胆子变得越来越大。
他们见我样样能干，谦虚又能吃苦，就让我当了团支部副书记。不久团支书出嫁走了，我就升了团支书。我第一次当官，立刻感到任重道远，一片雄心壮志，整天蠢蠢欲动，想做点不寻常的大事出来。后来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机会。
山西昔阳县有个大寨，大寨有个郭凤莲，是共青团支部书记，铁姑娘队长。经过一番“战天斗地”，大寨由一个“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穷山庄变成了一个“条条渠道上山粱，层层梯田绕山转”的富裕山村，被毛主席树为全国农村“改天换地”的典型，郭凤莲和她的铁姑娘队也成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典范。在插队之前，我特意去参观了大寨。在山上，我见到了郭凤莲，她正和铁姑娘们唱着歌摘苹果呢。当然那歌不是《人说山西好风光》一类的浪漫山歌了，而是专给参观者听的应时革命歌曲。她穿一件有四个口袋的绿军衣，蓝裤子，一双军绿胶鞋，梳两条小辫。其余的姑娘也都大致穿戴一样，浑身上下都体现了一个“铁”字：铁一样的意志，男人一样的力量，男人一样的朴素衣着。
为了学大寨，他们计划在我们村后的山顶上开凿一个蓄水池，我就组织了一个铁姑娘队，随男青年突击队一道，顶着冬日风雪严寒，上山打眼放炮，开山破石。每天上工时，我要求突击队吹号集合，下工时排队打着红旗回家。地头歇时，我就训练她们立正稍息，走正步，拼刺刀；还教她们识谱唱歌，跳《洗衣歌》。姑娘们觉得非常的新潮，处处跟我学，模仿我。我为突然发现自己有了榜样作用而激动，更加信心百倍。
第二年一开春，他们决定在泉水池边上开发一片大米实验田。这是水涟乡有史以来第一次种稻子，我们铁姑娘队马上接受了重任。说实话，我是最怕下水田的。我怕各种虫子，最怕水鳖（水蛭）。每次觉着脚下麻酥酥的，我就知道水鳖在朝我脚里钻，于是惊慌失措地拼命往出拽。有一次，我把一条水鳖拽断了，半截留在我的脚里，吓得我不知该怎么好。一个姑娘跑过来，在我脚上“啪啪拍”了一阵，那半截水鳖自己退了出来。从此，我就不大害怕了。
与铁姑娘们在一起劳动是我在水涟乡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她们大多数比我岁数大，是县中学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是我一生中结交过的最纯朴的女友。像城市人一样，她们有着共通的人性弱点，例如自私、妒嫉、虚荣、谗言，但她们没有我中学同学的那种政治成熟和假模假式。她们还没有被人为地洗脑、整合，不会装腔作势，不会兴风作浪。她们个性鲜明，表情自然，谈吐直率；她们穿花衣，骂脏话，冲着河水照镜子，套着花袜子穿凉鞋；她们一惊一乍，见了男人故意大声说话；她们不穿内衣睡觉，赤裸着大奶见了你也不难为情；她们头上时刻戴草帽或花围巾遮阳，害怕晒黑……
与她们相比，我最缺少女孩子味，我的穿戴也最朴素：我穿灰蓝色的补丁衣，插完稻秧迈着大步赤脚回家，脸上不搽雪花膏，头上不遮不掩，希望晒个黑不溜秋，处事不惊，也从来不会尖着嗓子呼天喊命，来吸引男人的注意力。
女性化在我的青年时代几乎成了一个女人的缺陷：娇柔是软弱无能；涂脂抹粉、花枝招展是卖弄风骚；吸引男人的注意力是不正派；自然生长的一头黑发，要么剪得齐耳短，要么梳成小辫，一旦飘逸披挂着过了肩就是资产阶级。我们强调外在朴素内心美，提倡女同志的大丈夫气质和英雄气概。因此，下乡前，我捡了妈的两件一字领旧上衣，在胳膊肘上打了补丁，整天就穿这一蓝一灰，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像个真正的知青。我当时最好的衣服是晓夏送我的一身军衣裤，也只有在回城或参加重大活动时穿穿而已。我的女友们觉着不可思议，经常动员我上县城扯块花布做件“像样的衣裳”。
我在水涟乡这么一“铁”，很快引起公社团委、妇联，继而是县委的注意。有一天，党支书对我说：“今天别上工了，在家里写写你半年以来接受再教育的经验和体会。公社觉得你接受再教育事迹突出，准备让你在公社干部大会上发言，你就在家好好准备稿子吧。”
两天以后，我在公社发了言。又过了几天以后，我被邀请到县城大礼堂。全县18个公社的.上千名基层干部正在开大会，黑压压地坐满了礼堂，人手一根自卷香烟，礼堂上空烟尘缭绕，咳嗽声、吐痰声此起彼伏。台上，一排白布桌子后面坐着县委的头头脑脑们，每人面前摆了一个茶杯。在这半年插队中，我有许多机会在人前大声发言，胆量锻炼得大有进步。但是，站在千百人面前用麦克风讲话我还是头一次，心里惶惶的，脸上马上又是一副猴屁股相。我捏着一卷讲稿走上台前，很快地扫了一眼台下，清了清嗓子，展开手稿，开始念出了声。
我说：为了继承父亲的革命传统，我放弃了离家只有3里地的富裕郊区公社，特意来到这个偏远贫穷的老根据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我说：我这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城市人，经常把菜苗当草除了，曾经厌倦一日三餐的搅粥酸菜，曾经为皮肉之苦流过软弱的眼泪；
我说：是贫下中农的关怀、激励、帮助、教育，使我这个渺小、胆小、弱小的中学生，变成了敢说敢做、结实有劲的铁姑娘，团干部；
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英明伟大，上山下乡确实必要，广阔天地确实大有作为；我只是取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革命的路还很长很长我要继续革命，为消灭三大差别、埋葬帝修反奋斗终身……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大汗淋漓。
会议结束后，台上的领导们一一与我握手。其中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秃顶拍拍我肩膀，用一口保定话说：“稿子写得不错，不错。不过，接受再教育，光学会种庄稼还不够，还要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说完就走了。
后来听大队长说，这人是新调来的县委宣传部长。
这次会议以后，我就当了先进知青典型。县级的、公社的青年团、妇联一开大会，也都让我写稿发言。没过多久，我的名字不胫而走，红遍了全县。走到县城街上，总有人戳戳点点地说：“这就是那个知青。”我感到自豪的是：这次的戳戳点点并不是因为爸爸，而是因为我自己。没人再说：这是某某人的女儿，而是说“那个知青，她爸爸是某某人”。我暗自欢喜着这份荣誉，任自己一时红得发紫发蓝。
爸爸听说后非常高兴，说希望我能尽快入党。于是我写了5大页长的入党申请书交了上去。
宣传队
自从在县城遇到宣传部长后，我一直在琢磨他的话。怎样才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后来终于想出了头绪。我决定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听大队长说，水涟乡曾经有一个戏班子，在全县叫响。他们唱的是“沙河梆子”——一种自创的河北梆子和山西梆子的混合体。农闲时，他们在村中央的戏台上整唱一个冬天，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们都步行来看戏。大队长自己就是个戏迷，他那一代的好多人都能哼哼几段《空城计》、《张生逗莺莺》、《包公》。后来一闹文革，戏台被当“四旧”拆了，戏班子挨了批斗也散了。他曾经几次想重建剧团排演样板戏，但戏班子人说斗怕了，死活不出山，他就是组织不起人马来。“你要是能把福子和王有财两人动员出来，我就把戏台盖起来，咱们挑点能唱的老戏，你们再排点文艺节目，过年时候，咱水碾上就又有戏看了。”大队长兴奋地对我说。
福子是县里驰名的小鼓手，人称“第一梆子”，据说连县剧团的梆子手都敲不过他。他不是本地人，从小跟着戏班子到处走，后来在“倔县”演出了名，就在水涟乡定了居。有一天晚饭后，我和另外一个团支部干部李鸣来到福子家。
福子四十来岁，个头很小，脑袋很大，眼睛浑浊，行动迟缓。他没有常人的礼貌寒暄，也没有笑容，顶着一个硕大的酒糟鼻子靠在炕头上，一副不理不睬的傲慢相。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冷笑一声，用一口南腔北调说：“养了娘的5个丫头片子，喂嘴都喂不过来。哪有工夫干这个？不行，可干不了！”他超了生，可听上去好像谁逼他生了5个丫头片子似的。
福子家的炕席确实是我见过的村里最破的，几个女儿也都穿着褴褛。他是个戏子，在美国叫艺术家，敲梆子演戏行，干庄稼活就是不灵光。他对所有的村干部从来都冷嘲热讽，对我算客气，没挖苦我。显然他的推托是借口。人人说他谱大，他确实架子不小。
我没泄气，紧接着又去找了王有财。王有财也四十来岁，高个儿，天生一副弯弯笑眼，性格开通活络，多才多艺，板胡拉得非常好。他跟他老婆编笊篱到集市上卖，被大队经常点名。一开会“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王有财都是狠狠自我批判一番，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一时打了个盹儿，就转了向，表示要坚决改邪归正，回到社会主义大道上来。但风头一过，他又编竹帘子去卖。因为他反应快，有各种手艺，又从不得罪大队领导，所以，干部们对他也睁只眼闭只眼的。当我走进王有财家时，王家两口子极为热情，一口一个“妹子”，他老婆还给我倒了一杯白糖水，就算是当地农民最上等的招待了。王有财也是一边听我说话一边使劲地呼扇着他的招风耳朵，连连点头说：“好事，好事！你尽给咱们村里办好事！”最后轮到他表态时，他两眼弯得像两张弓，对我说：“我坚决支持！只要福子出来敲梆子，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真是滑头得可爱。
做了一圈工作，我才发现，福子是核心人物；说服不了他，就无法组成这戏班子。我没有因此气馁，当机立断不再去求他们——我要组织自己的宣传队。铁姑娘队里有两个金嗓子，会唱、会表演、会化装，曾经考县剧团没考上，我就让她俩当主角。还有两个男青年会拉二胡，他俩就成了我的乐队。我到县城书店买了两本《战地新歌》以及一些文艺节目的剧本，回家来根据水涟乡的现实改写一通，然后挑选了十来个男女青年，每天下了工，吃完晚饭，就到大队的会议室排练节目。
宣传队员们热情极高，但很害羞，怕演不好，遭人笑话。我就用自身经历鼓励他们。我说：我也曾经非常害羞，也不会跳舞，但我不仅学会了，现在还能自编节目，给他们做导演。他们听了立刻顾虑全无，跟着我认真学起来。他们的热情感动了我，使我精力旺盛，全然不顾一天劳动的疲倦，每天排练到半夜。当时，我并没想到在填补水涟乡夜晚的一段空白时间时，也填补了这些青年人的精神空白。尽管那些文艺节目是极左时代的产物，现在不值得一提，但我仍旧认为：我给老家人做了一件好事。如果我教过的那批水涟乡青年能用同样的精神鼓励他们的儿女：从无到有，从不会到会，善于学习，敢于超越自己，那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和安慰。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我动用所有在中学学到的表演和舞蹈知识，终于编排导演了一台约两小时之久的文艺节目。演出的那天，全体演员在大队部化妆，门上、窗户上趴着好奇的大小孩子们。大队长一次次把他们轰走，他们又一回回飞回来黑压压地贴满玻璃窗。戏台是大队长组织人马用木桩、木板临时搭成的，走上去忽颤忽颤的。那天晚上8点，台上亮起了两盏100度的大灯泡，台下站满了村里的大人小孩。我走上戏台前，仍旧穿着那件蓝色补丁制服，宣布水涟乡文艺宣传队的第一场演出开始。
尽管我一共只有十个演员，十一个节目、两把胡琴、一面鼓、一面锣、一对镲，但演出很成功，我非常高兴。那天晚上，我足足地、放肆地尿了一大泡，醒来才知道又尿了炕。这次奶奶没说我肾虚，而是说我太劳累了。
后来，我们的节目越排越好，演员也扩大到了16人。名声传得村里村外。福子终于坐不住了，表示愿意带老戏班子加入进来。有了福子和他的戏班子，我们的宣传队日臻成熟。福子还是谱大，要求白天排练，大队就付演员工分，大家其乐无穷。虽然老戏不能唱，他们用老段子填了新词唱，老百姓还是一如既往地报以热情。
外村许多观众听说福子又出来了，纷纷来邀请我们，我们就跋山涉水，步行十几里路到偏僻的山村演出；而我们的惟一报酬是一顿馒头猪肉炖粉条，最好的时候无非是有趟马车送我们回家。没马车时，我经常在漆黑的马路上一边打盹一边往家走。依了今天的市场经济，大队当时干的全是赔钱买卖、无偿劳动。但对当时的我来说，满足贫下中农的需要，任劳任怨，我也在所不辞。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干得很欢实。
知青战友
转眼，我到水涟乡已插队一年。1975年临近年底的一天，我被县知青办公室负责人老黄召见。老黄先是把我表扬一通，然后告诉我说有好消息：保定地区和河北省要召开知青代表大会，因为我的事迹突出，县里决定派我去参加，由他和县委一位常委领队。他还让我着重就组织宣传队的经过写个发言稿。
我和老黄到了保定才知道，带队的县委常委原来是曾经拍过我肩膀的宣传部长。宣传部长是县委书记的笔杆子。他要求审阅我的发言稿，我给了他。阅读完毕，他对我说：“你很会写，不错。不过结尾不好，缺乏力量。你应该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例如：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为缩小三大差别而奋斗一生，等等。”
我对某些豪言壮语持保留态度，原因是：我太死心眼，我的良心不能接受谎话。我并没有忽视“扎根农村”一类的誓言，而是我不想说我做不到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打算“扎根农村”。一年的插队生活使我更加不想“扎根农村”。我见识的“倔县”县何止一个“贫穷落后”所能概括，我感到的只有悲哀。尤其住进地区招待所后，睡着雪白的棉被，每天受大米猪肉招待，我心里感到更加悲哀，进而对吹捧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插队业绩而感到脸红。全国6亿农民（当时用的数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为吃饱饭而挣扎，有谁请他们住过招待所，吃大米猪肉，听他们谈苦难、道贫困、说希望？我只是做了一点点我能做的事，但对于改变他们的艰苦生活却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无助让我悲哀。城乡差别太大了，我改变不了，也不想“扎根”，更不想让我的后代再继续这个苦难历程。所以，我表面虽然没有对宣传部长说什么，却没有把他的话加上去。
在保定地区招待所，与我同住一室的女孩是位博野县的知青。她长着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身材匀称，大方，健谈，自信。她说她练过芭蕾，高中毕业时被部队文工团挑中了，她没去，而是选择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说话之间，她拿出几张跳芭蕾的照片给我看，其中一张是“琼花入党”的造型动作，说不清此刻，她到底是为自己没参军而惋惜，还是为选择了下乡而骄傲。后来大会建议各县出节目联欢，我俩就编了一个立志务农的革命式舞蹈，上台支棱了两下，大家反映还不错。许多年后，我听说她当了作家。再后来，我听说她成了知名作家。
开完地区知青会，我们又一起上省城石家庄，开河北省上山下乡知青大会。省代会真正让我开了眼界。千百名优秀知青聚在省城，台上坐著名老知青董良鬲、侯隽等，每天的大会、小会发言中涌现出无数新英雄。我“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事迹也被刊登在大会简报里。
住在我隔壁的胡大哥，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大学毕业后，他没有按分配留北京，而是自愿回乡务农，搞科学种田。他衣着朴素，谦虚和蔼，事迹感人，立刻成为大会的新闻焦点。他的讲演使我为自己不愿扎根农村自惭形秽。
由于客房相邻，在10天的会议期间，我们有许多来往。他比我大8岁，对我像小妹妹，很照顾我。我们都喜欢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我对他深感钦佩，他赞扬我有个性。他说：许多干部子弟通过走后门逃避上山下乡，而我敢于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选择了穷乡僻壤，很有“反潮流”精神。他把我拔得那么高，使我很不好意思。我没觉得自己有那么英雄高尚。
有一天，大会安排我们去看展览。车上都是知青代表，很拥挤。突然一个急刹车时，我朝前一扑，胡大哥一把拉住我的手，我才没有摔倒。站稳之后，胡大哥并没有放开我的手，而是紧紧捏着。我很不好意思，别转了头，却又不愿意抽出自己的手，就那么沉默地呆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一个男人拉手。尽管我们都带着手套，我感到有种莫明奇妙的兴奋。
从那天起，胡大哥不仅搜寻与我单独相处的时间，并且用火辣辣的眼神搜寻我的眼睛。我有点兴奋，但更害怕。首先害怕的就是被别的知青发现，所以尽量躲避他，并且一遍遍提醒自己：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知青加同志之间的革命友谊，没有别的。
会议结束的头天晚上，大会给我们放映了新电影《春苗》，算是招待。《春苗》说的是一个农村姑娘同阶级敌人做斗争的故事。胡大哥给我票时，说我们俩的座位“正好”挨着，我没说话，心里又激动又害怕。电影开映后，坐在我右边的胡大哥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我知道那是使我激动的东西，我的潜意识里似乎一直等待这一刻。然而，随着他的手开始在我胸前试试探探，我又知道那是使我害怕的东西。我开始紧张得出汗，推开他的手，双臂架守在自己的胸前。但他还是一遍遍伸过手来，隔着我的厚棉袄继续摸索。我觉得他的摸摸索索实在不道德，但我不敢说话，因为周围坐有我们认识的知青。电影结束后，胡大哥站起来激动地说：“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子呵！”我心想：他怎么那么伪君子！我紧张兮兮的，什么都没记住，他倒说是好片子。
第二天散会，一大早天不亮时我就去赶火车，没想到胡大哥早已在大门口等我。他和其他人随意地站在一起，故意显得不是特意在等我，但终于看到我出现时，他上前紧握我的手，眼睛又是火辣辣的。我跟他说：“再见！来信吧！”但我听到的却是一句：“贫下中农需要我们！努力吧，未来属于我们！”
开完会在返回水涟乡的火车上，我遇到另一个知青大哥。在闲聊中，我了解到他是山西的北插（北京插队知青），后来被抽上来，在山西一家工厂当工人。他是老三届，比我大七八岁，仍是单身。谈起上山下乡来，他像一只被撂伤的老鸟，而我则像只满翅鼓风的雏燕。他对我说：“你现在还很单纯、幼稚，考虑的问题太少。一些事情我已看透了，不要凭一时热情兴趣耽误了前程，能早点离开农村就尽量早点离开吧！”几天以后，我又接到他从山西写来的信。信上继续劝我：“让你爸爸赶紧给你跑跑，回来当个工人吧！”
我把他的信撕了个粉碎，回信把他臭批一通。我指责他虚伪，庸俗，狭隘，自私，革命意志消退，屈降于物质引诱，束缚于旧习惯势力，小市民心理，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修正主义……我这一堆大帽子就把一个老知青的肺腑之言变成了驴肝肺。他再也没理我。
其实，我对老知青的过度反应，恰恰说明了我的内心浮动。每到大城市开一次会，坐一次火车，川流于车水马龙，徜祥于都市街灯，就激起我对城市生活的无限眷恋，使我感到烦躁、迷惑、无望。我并不喜欢自己的农民生活和荣誉，却不愿意听他说我单纯幼稚、头脑简单、误入歧途，那等于是对上山下乡的否定，对我一切热情的嘲弄。我也不想当工人，即使想当也用不着爸爸给我跑。知青办老黄曾经给过我一个当工人的名额，我谢绝了。我不想仅仅回城当个工人。我有远大的理想。它像一片远方灯火，闪烁着动人的光辉，使我内心激动不已，追求不止。到底有多远大我也不知道，但我明白一点：上大学是惟一引我通向“远大”的道路。我坚持着等待上大学的机会。
当然，令我心情浮动的另一个因素是胡大哥。
无疑，我们之间起初发生的那种朦朦胧胧曾使我激动不已，但那美丽的朦胧面纱很快被一个成年男子的清晰需求捅破了。我太年轻，才刚刚开始实习清风细雨般的爱情，突然来了狂风暴雨，我吃不消，我害怕了，或者说是失望了，立刻划牢我们之间的界限：知青战友，不可能是别的关系。我不敢承认我在想念他，但我天天盼他来信。我也觉得他在想念我，可是在他写来长长的信上，却没有一句是我真正想听的话。字里行间，我到处能捕捉到他盯我眸子时的那团火焰，以及握我手时的那种骚动不宁，但每一字、每一句全是有关如何扎根的大道理。那么我到底想要听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胡大哥的第二封信里加了几张他在大学的照片，其中还有一张他参加宣传队的演出照。他让我更不明白——只有恋人之间才寄赠照片。但他的信里仍旧是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一番冷静思考。也许他在掩饰他的情感，也许这就是他表达情感的方式。总之，他的言行分裂使我迷惑不已，我看不清他的真实面孔。
胡大哥继续升温，在第三封信里以“知青战友交流经验”为名提出互访。我一下子心跳加速，面红耳赤，当时与他在电影院时既兴奋又害怕的心情再次吞噬了我。但是，我想去看他。明明知道“互访”不过是个借口，可我为什么那么想去见他？明明知道我不该和他有什么，可我却期待着发生点什么。我被欲望烧灼着，被“去还是不去”的矛盾心理折磨得六神无主，茶饭不思。内心斗争得做不出决定时，就找来大姑商量。大姑说：“孤男寡女的，互什么访？我不放心，不能去！”一句话解救了我。
我没有去看胡大哥，并且以对待老知青一样的粗鲁方式揭发了他的“图谋不轨”，以结束我那被挑逗起来的骚动不宁。胡大哥也再没理我。
一年以后，他来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已和一个农村姑娘订了婚，还是希望我去看看他的试验田。他的不失风度煞是让我为自己的自做多情而渺小了一阵子。
第76名共产党员
1976年一起始就是个不平静的年。
1月9日传来周恩来总理因癌症去世的消息，举国一片哀痛。哀痛还没缓过劲时，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4月5日清明节时，北京青年借悼念周恩来总理，自发到天安门广场以写诗、敬献花圈，影射、攻击“四人帮”，被当成反革命政治事件而遭镇压。
“倔县”在此期间出现了动乱。其实，动乱是自上而下的，不是一个“倔县”，而是整个地区都在大乱。先是大字报，大标语，接着是各县农民开着拖拉机、大卡车到保定游行。水涟乡的老百姓说：连文革时都没有这么乱过。而且大家也闹不清在乱什么，谁跟谁在闹架。我们青年突击队和铁姑娘队曾经被装上大卡车，一路5个小时颠簸，拉到保定市去游行。我始终没闹清我们是在向谁示威，示威什么，为什么要示威，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没解释，只有上面的命令：上车，游行！
有一天，我接到县委宣传部长的一个通知：他准备给县城办一份报纸，培养一个通讯员写作班，我是他选定的3个通讯员之一，需要住到60里以外的张村，接受一个月的培训。我听了很高兴。做记者是我的理想。我非常乐意去张村接受培训。
当我来到大队部请假时，他们没同意。据他们说，县委已经分裂成两派：老县委和新县委。宣传部长让我去培训其实是为新县委网罗人才。城关公社和水涟乡大队是支持老县委的、如果我去张村，和宣传部长在一起，岂不是和公社大队的“党”作对吗？我一听，原来有这么严重，是“有关路线的大事大非”，我只好忍痛割爱，放弃了。
1938年，爸爸在他教书的一间教室里秘密宣誓入党，成为水涟乡的第一个党员。现在这间旧教室还在，成了大队的活动室。1976年5月21日，我就在那儿面对党旗举手宣誓，成为水涟乡第76名党员。我是共产党员了，既不是通过豪言壮语，又不是通过假积极，不用没完没了地认识改造，也没人指责我的“傲气十足”。我在革命的大风大浪里经受了锻炼，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革命实践中证明了自己。此刻，我特希望我的中学领导们能看到这一幕。我已把他们远远甩在了后面。我感到无比自豪。
随着夏季的来临，“倔县”两派横眉对峙，斗争也渐趋白热化。经过几次小面积的武斗交锋，失火打死人，县城到处是“战火”弥漫，街头巷尾充斥着手持棍棒、挎枪的人群。社员们也被迫停产。壮劳力们弃置了锄把，拎了棍棒到县委大院日夜站岗放哨。铁姑娘队晚上被命令看守大队部，我们七八个丫头就裹着大衣一排溜睡在队部的桌子上。她们觉得很好玩，而经历过文革初期抄家武斗的我深感忧虑。
一年半的插队生活，我对县城的政治、经济、农业，以及生活各个层面都有接触，我认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人，包括从县委领导，公社、大队的基层干部，到个体农民。随着我对这个县的观察了解越深入，我的忧虑越重。
外面来的陌生人说：这个县像是回到了四五十年代，整天批判资本主义的自由买卖，事实上不靠农民的自由买卖，这个县就没有副食品供应。全县除了一个木器厂，没有其它企业。国有商业，服务业年年亏损，原因是人人在照顾关系，慷国家之慨。
一天，公社领导授意，要我写一个批判省委书记的节目。我没写。我实在闹不懂：全国都在“抓革命，促生产”，为什么惟独保定地区如此大乱？我是个知青，我的任务就是接受再教育，建设新农村。我对权力没有欲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派性斗争，我都不情愿参与。结果我的态度遭到了党支部批评，说我刚一入党就不紧跟党走。身为团支书、新党员的我不知所措。过了几天，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上面说，王洪文已点名打倒刘子厚了。我就编排了一个讽刺刘子厚的双簧剧。
正在这左右为难之际，我听说县里分来了30多个工农兵大学生指标，这消息使我振奋。被推荐上大学是我下乡后孤注一掷的期待。我劳动快满两年，又是先进知青，共产党员，贫下中农推荐时理当首先推荐我。于是我每天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希望赶紧上大学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结果，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又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打派仗，没人管招生的事，最后把名额退回地区，分给了其它县。
这算是我当时听到的最耸人听闻的消息了。“倔县”在文革前高考中从来没出过大学生，唯一的大学生是国家分配指标的工农兵学员。但那一年，大家忙打仗，居然不在乎失掉这30多名大学生名额。我上学的希望即刻化作泡影。
大姑出嫁了
大姑20岁上嫁给城里小学教员王子合。这在当地算得上是桩上好姻缘了。姑夫是挣工资的，大姑不用下地受累，兄弟又是大干部，每年她可以到大城市串门走亲戚，这是所有农妇羡慕的日子。但是，大姑并不满意。
大姑的不满是从一小点开始的，是打奶奶培养两个儿子上学却让她练针线活的时候起。她为此一直怨恨奶奶。她一直认为她不属于水涟乡。如果她能读书识字，也早远走高飞了。往往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她一辈子做着“凌空想”，却永远地“着地飞”，呆在了水涟乡。所以说不是她有幸嫁了王子合，而只能说王子合有幸娶了她。
大姑没生育过孩子。谁也不知道，她是不毛之地，还是王子合缺乏能力。她向来闭口不谈这件事，好像不体面似的。他们收养了一个儿子小川，已经娶媳，生有一女，大姑也当了奶奶。在别人眼里，大姑一家圆圆全全，从不吵架，幸福和谐。但依我观察，她是个体面人，只是把一切处理得体面而已。
大姑具备奶奶的一切居家品德：好针线，好厨子，能说会道，干净利落，穿着利索，头脑精明……但她不是第二个奶奶。她更像阿庆嫂。她肯出让，但绝不会让人占便宜；她肯牺牲，但她要回报；她可以心硬如铁，但一脸和颜悦色；她不是富人，但从不寒酸哭穷。传统与反传统的自相矛盾在妈的身上是以她乖戾的坏脾气来表现的，但在大姑身上已经合二而一，丝毫看不到痛苦挣扎的痕迹。她一切讲圆全，所以她会隐忍，会谋略，会夸张，会见机行事，说话恰到好处，做事滴水不漏。即使对人不满意时，她也不会像妈一样直戳戳地当面指责别人，让人下不来台；她会话里有话，歌唱着把你给损了，让你自己一边难堪去。妈不喜欢大姑，说她八面玲珑，虚伪。我倒觉得，大姑虽然没妈识字多，却比妈更像个女人。
大姑在刚解放时的扫盲班里认了几个字。后来每到城市看我们，从我哥哥姐姐那里零打碎敲地又捡了点，能勉强看书看报。自从我插队后，她要求我教她写字。她先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很快就能写信了。她的聪明好学使我吃惊，同时也让我相信了她以前的吹嘘：要是奶奶也送她念了书，没准儿她现在也是个市长、省长的。我想，没准，她都能当总理。
1975年初夏，姑夫被诊断得了肺癌，3个月以后就去世了。大姑好像并不过分伤心，说这是命。一年以后，有人给她介绍了大同市一个16级干部。两人见了两面，就订了婚；然后她通知爸爸和二叔：她准备出嫁大同了。
家里人震惊了：这不是大姑的一贯做法。爸爸和二叔赶回老家来开会劝说。爸爸说：“我不反对你再婚，但你不能扔下母亲就这么走了。至少得等我想出个办法来，把照顾母亲的事安排好，你再走……”二叔说：“等母亲过了世再嫁人吧，这样大家都能接受。”
大姑一板一眼地说：“为什么轮到好事都是你哥俩的？轮到责任义务就是我的？小时候母亲就一切先尽你们，从吃喝穿衣到念书；到了现在，我这么伺候她，她并不念我好，还是你们比我亲，比我重要。是呵！你们是比我重要，因为你们是高干嘛！你们有社会地位，你们有成群的孩子，将来老了有保障，有人管。我有什么？小川不是我养的，他现在就对我不好，将来我能靠上他？你们和妈什么时候替我着想过？我得替我自己想想。我不能再做一次自我牺牲，在水涟乡把妈守到老。我自己也老了，一辈子还没来得及享福。我要过过城市生活。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不能错过。再说，妈也不需要我，她需要你们，你们来伺候她嘛！”大姑说完，涕泪俱下，好像窝了一辈子的怨气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爸爸和二叔哑然。
一向注重体面，温柔圆润，给人留面子的大姑一反常态，似乎根本不在乎家里人怎样想，村里人如何看，似乎一辈子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开始一个新生活，似乎像初嫁一样迫不及待地要离开生养她的水涟乡而远走他乡。她决心已下，八台大轿抬不回，七条条绳也套不住，没有人能劝说、阻挡得了。整个水涟乡不高兴了。有人笑话她：都55岁了，还要改嫁，没有廉耻。有人批评她：丢下个88岁的老母亲不管，没有良心。有人骂她：丈夫尸骨未寒，就迫不及待改嫁，没有德性。她儿子小川嫌丢不起人，宣布与她断绝了关系。奶奶哭哭涕涕，说她死了算了，免得给人当累赘，遭人嫌弃。所有家里的人——包括我——都认为大姑太自私，太不顾全大局，而在感情上与她疏远。
姑夫死了，大姑嫁了人，小川一家搬走了，奶奶的四合院一下子空落了。爸爸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让我先暂时照料奶奶，同时拜托卫家表叔一家加以关照，然后也打道回府了。
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骤变。以前，我是奶奶的孙女，爸爸的女儿，大姑的侄女，是受照顾对象，除了劳动、工作，家里事一概不管。现在，我的角色倒过来了：我得要悉心照顾奶奶，理解大姑的出嫁，帮助爸爸解决困难。我是个成人了。
我开始学用最原始的方式烧水做饭：左手拉风箱，右手添柴火，同时还需要第三只手把玉米面倒入开水中，搅成不软不硬的粘粥——这是我们祖宗几十代相传的主食。有时手脚一不利落，火就熄了，一切从头来过。也经常是饭做好了，我也不想吃了。每当挂着一脸烟尘，盘腿坐在红红的火苗前，我就想：就这样一天三顿，一年1000多顿，大姑是怎么熬出来的？难怪她执意要走。我一点都不怪她。
奶奶行动更迟缓，耳朵更聋了。她走路已不方便，很少下地，大部分时间盘腿坐在炕上，呆呆地望着窗户底下的朝阳花。我想象不出一个不识字的人此刻脑子里都想些什么。有时，她给我讲她做的梦，梦见的人都是死了多年的鬼。有时她耳鸣，耳朵一响，就说是爸爸或二叔来信了，让我赶紧到大队部去取。我回来要是没信，她会很失望。每天我上工前，把便盆、开水都给她准备好。在地里干活时，我充满忧虑，害怕她万一摔倒。每天收工回来时，都见她坐在冲着大门口的方桌前翘首盼望，一见到我，立刻孩子一样微笑起来。此刻，我心里总是酸酸的难过。
奶奶身上经常不舒服，我几乎隔天要沾着醋给她刮痧。更不舒服时，我就上县城去请李老中医。李老中医开的药方子老配不齐，我就得挨个跑遍全县城的四个药房配药。见多了，我认识了一大堆的中药，还学会了打针。奶奶一旦感冒发烧时，中医不管用，我就给她打退烧针。她的屁股上已经没有柔软的脂肪，全成了硬皮，注射的药水吸收不了就变成疙瘩，我就用热毛巾给她敷。每到此刻，奶奶就唠唠叨叨，说活得真没有意味，不如死了的好。一旦真的大病了，在昏睡迷离之中，她又极为害怕，强烈的求生欲望一次次将她从死神边缘拉回。
与奶奶单独相处的那一段日子，给我内心留下了永久的创痛。她当年在大同耳不聋、眼不花的健康快乐时光，和她晚年的孤独、脆弱、病痛、惧怕死亡、本能求生的挣扎形成的鲜明对照，使我对人间的生老病死充满哀伤和无奈。没有什么比看着你深爱的人在衰老中求生更为受折磨了。她苍白的面孔，痛苦的抽搐经常使我嚎啕大哭，以至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来，还经常被她魂系梦牵，多少次在梦中哭醒——她已经死了近20年，我还是一次次害怕她死去。真是怕极了。
1976年7月底的一个深夜，我被猛烈的摇撼惊醒。大地在抖动，颠颤，家具在“乒乒乓乓”乱响。当意识到地震后，我跳起来，就摇晃奶奶。我一生中经历的两次大地震都是与奶奶在一起的。这一次奶奶是太老了，丝毫没有感觉。当我喊：“奶奶！奶奶！地震了！地震了！”她睁开眼打岔道：“谁？二奶奶送粽子来了？”
两天以后，消息传出：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晓冬第一批奔赴灾区抢救灾民；大雨、晓夏在部队待命。表叔一家把奶奶接到他家的新房悉心照料，才解除了我的忧虑。
全国各地在抗震救灾，支援灾民。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正和铁姑娘队在南园子劳动，远处一遍又一遍传来哀乐。姑娘们说：不知又是哪个领导死了。我屏息仔细一听，感到心脏停止了跳动。“是毛主席。”我说。顿时，我们都哭成了一片。
“四人帮”走狗
一个月以后，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保定地区的动乱也真相大白。原来是“四人帮”插手，鼓动打倒省委书记刘子厚。“倔县”的两派斗争即告结束。
然而，事实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新县委也没我想象的那么超群出众。他们推翻过去的一切，把对立派叫做“四人帮”派，这样，我们公社和大队就统统成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四人帮”走狗，其次，凡是新县委离开县城时期吸收的新党员都被叫做“突击入党”而不予承认，于是我的党员资格被宣布取消。就这样，我在党内打了一年滚，就被一脚踢了出去。
几天以后，村里来了一个县委的工作调查组，就住在我家隔壁，收集和清查水涟乡在动乱中的反动行为。我为宣传队编排的刘子厚丑剧被作为“支持‘四人帮’，恶毒攻击新县委”的典型证据而受到调查。我被工作组调查盘问。
盘问我的工作组干部很耐心，也显得很通情达理。他们说：虽然你编排了这个反动节目，但我们不准备追究你。你是个知青，是受某某人（指公社书记）利用的。希望你把那个节目的原稿交出来，县委要搞一个展览，需要用。你放心，我们不是整理你的材料。我们不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四人帮”体系。
我没有交出节目原稿。老支书告诫我说：“别听他们嘴上说的好听。那是证据，他们一旦拿到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千万不能留把柄给他们，否则，以后指不定往你档案里塞什么黑材料呢，你得走到哪儿背到哪儿。”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把稿子找出来扔进灶火里烧了，然后告诉工作组说稿子早已遗失，找不到了。
工作组当然不相信了，一遍遍叫我反复查找，又一遍遍帮助启发我回忆：稿子是如何遗失的？是被人偷走了，拿走了？还是被撕毁，烧毁，或当了厕所手纸？我觉得很可笑，只坚守一个答案：“不知道，记不得。”最后调查组无奈，就让我写一个交待。我写了8大页，没有一句话是交待和检讨，而是对我三年插队的总结，驳斥流言蜚语，为我自己正名。在结尾时，我说：“我是一名知青，一个受害者。如果说我这几年走错了路，那么，我只能说错在不应该到这里来插队……我相信组织能给我一个正确的结论。”
我终于宣泄了几个月来自己被冤枉的情绪，却不能准确表达我3年来被愚弄的愤怒。自那以后，在水涟乡的每一天都变得冗长而压抑，我度日如年。当初我对上山下乡所抱的雄心壮志，对未来远大理想的美好憧憬，就像水涟乡黄昏时村头那片烟尘，随着一个日落便烟消云散了。每一个清晨，当我来到门前的河边打水，看着京原公路上奔跑的汽车，我的神思都会随之伸展到世界的四面八方，我的心头会陡增一层对无知未来的压力和惶恐。无论我怎样为自己申辩，我是一个“‘四人帮’的走狗”，我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的前途完了，我看不到远大理想，我不知道哪一天、哪样一辆车能把我载出水涟乡。去哪儿都没关系，只是让我远离。
我确实想象过我走得很远，远到北京、上海，远到青藏高原，内蒙草原、黑龙江大平原。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一天，远在我纽约的寓所里，坐在电脑前，回忆20年前水涟乡一位女英雄的大起大落，一个70年代女知青的梦想与幻灭。
全国高考
1977年邓小平恢复职位后，恢复全国高校统考的消息传到了小小的水涟乡。这消息像一盏明灯，划破我心头沉闷的黑暗，使我看到了希望。我立即回了一趟家，把我的中学课本和笔记翻找出来，回到水涟乡开始复习功课。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取大学，一定要光荣而来，光荣而走。
插队3年多，我根本没有温习过数理化和外语，基本上忘光了。我的邻居是个石家庄下放来的右派医生，大姑经常偷偷从他那借书，我也顺便沾光，读了几本文革前的《人民文学》杂志和部分古典文学。我为《红楼梦》着迷，从中获得了许多愁滋味。我不喜欢《三国演义》，因为我不喜欢打仗和计谋。《聊斋》让我迷离，《水浒》我压根看不进去，还是在批判宋江投降主义的时候勉强翻过几页。就凭这点零打碎敲，我对文学的兴趣日益浓厚，所以决定报考中文系和新闻系。
1977年12月15日早上7点多，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我手持准考证走进考场。考场设在县中学一个简陋的教室，头上没有仰尘，脚下高低不平，桌凳长短不齐，中间的砖头炉子里没有火。整个教室冷冰冰的，来自全县各个行业的60多名考生抄着手挤满了参差不齐的课桌间，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跑来串去，有的嘻笑打闹，有的在嗑瓜子。他们的闲情逸致使本来紧张严肃的考场像田里的地头歇一样稀松随便。
预备铃声响过，两个知识分子模样的男女老师各抱着厚厚的一摞考卷走进来。男老师30岁出头，人很瘦小，戴眼镜，穿一件灰色中式棉袄，围一条黑毛线围脖。他一进门，向屋扫了一眼，就用好听的南方普通话说：“这哪像个考场，跟县城的集市一样。你看，你看，那儿还吃着呢！”他说话的样子很滑稽，引起一片笑声。他自我介绍是县冬庙中学的朱老师。
关于朱老师的大名，我已经耳听得烂熟。村里好几个学生都是冬庙中学的毕业生，人人被朱老师教过，人人把他当成传奇人物侃。有人说他是“倔县”县最有学问的人，知识丰富得像百科全书；有人说他口才极佳，英语说得嘟噜嘟噜的，故事讲得一串一串的；有人说他是上海外语学院的高材生；有人说他是北京的外交官。说法不一，我却记忆深刻。在这片荒凉僻壤，仅仅提一提上海、北京的名字就够让人一爽的，更别说是“外语学院的高材生”、“外交官”了。我为有机会见识他而感到高兴。
朱老师宣布完考场纪律后，考试就开始了。第一门课考语文，作文题目是：你将怎样度过今后不平凡的23年（1977～2000）？我的开头这样写道：“说起今后，每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谁的心里不是波涛千顷，万马奔驰，有着数不清的向往、志愿、理想、追求呢？”我写得很流畅，把我几年的感想、经历、希冀和决心都写了进去。
考试一共进行了3天，考6门课。教室里的考生越来越少，到了最后一门外语课时，60多名考生只剩下9名。在3天的考试中，朱老师一直在注意着我。每当我抬起头来时，总遇到他微笑的眼睛。在答英语卷时，他好几次在我身边停下来观看。最后一次停下来时，他悄声问我是不是北京知青，我回答说是山西知青，他显得有点吃惊。然后，他用食指指在我的一个错误答案上，轻声对我说：“好好答，你其它的都考得不错，有希望。”考试结束后，朱老师留下我来，跟我交谈了一阵，又让我念了一段英文，并纠正了我的发音。之后，他把他家的地址给我，说如果我任何时候有问题，都可以去问他。
我为认识朱老师而激动了几个晚上。他也许并不知道：在那个冰冷的教室里，他的几句话给了我多少温暖！在我备受打击，孤立无助的日子里，他的友善和对我的赏识给了我多大的鼓励？我的心为获得知音而快乐得发狂。他家住在清泉后面的红门灰庙里。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老庙而不屑一顾。由于他的存在，那座庙宇突然情态化起来，以至我再次路过沙河，禁不住抬头瞻仰那层层灰石阶和歪脖灰塔，内心就像眼前的美丽清泉，涟漪层起。
1978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朱老师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他说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全县只有三个人过了分数线，而且英语都不错，被通知去参加口试：一个是我，另外两个是他常年培养的弟子。我当时高兴得都忘记请他坐下了。
说实话，我没想到我的英语能考好。要么就是当年太需要英语生了，连我这种二把刀也搜罗进去了。反正当时我一句话不会说，中学学的那几句话全忘了。朱老师告诉我不必担心，他全权负责我们三人的口语训练。而且，县教育局长听说有3个过线考生，高兴得不得了，这还是县里破天荒头一次。他主动给朱老师出差旅费，让他陪我们去高碑店口试。于是，朱老师给我们准备了十来句最简单常用的英语，反复背诵。我记得我背得最熟的一句是：你为什么要学英语？回答是：我为世界革命而学英语（I study English for the world revolution）.
高碑店离北京只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就到了。我们顺利通过口试后，就和朱老师一同上了北京。傍晚时分，我们四个徜徉着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此刻，华灯初射，衬托出天安门城楼的雄伟壮观。我想起一首歌来，叫《北京之歌》。歌词是：北京呵北京！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障……同时我也想起了水涟乡那一张张皱巴巴的脸。北京和“倔县”离得这么近，两地的差别竟是天上地下。这种差别将永远无法弥补，我不由得难过起来，说不清楚的难过。
朱老师不是我这种多愁善感的人。他是上海人，1965年以高分考入名牌大学主攻英语，准备毕业后当外交官的。一场文革让他梦断“倔县”，从插队到教书，一呆就是9年。他没有一天不想离开那里，但此刻他很乐天，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1966年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情形，朗诵1976年清明节人们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他聪慧灵活，风趣幽默，谈笑风生，口若悬河。绘声绘色时，似乎把我带到当时的广场，使我有身临其境之感；轻松玩笑时，他就逐个模仿各种地方口音，从毛主席、林彪、华国峰，到“倔县”县的农民，学谁像谁，逗得我捧腹不止。与他在一起的两天是我3年插队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他是个典型的江南才子，聪明、博学、儒雅、冷嘲，他既让我因知识贫乏而自卑，又让我为觅到知音而兴奋。我喜欢他，羡慕他，想跟他心灵靠得很近很近，却又觉得他离我很远很远，可望不可及。他31岁，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太太是医生，是个豪爽粗糙的北方女人。我从来没见过她对他平心静气地说话，要么连命令带呵斥，要么是讥笑挖苦，这使身材弱小的朱老师在她面前永远支撑不起一颗男人的头颅，就更无法显示他大脑的浩瀚宏大与机智幽默了。他们俩是水和油，在一个屋檐下吃住，养育子女，却永远隔成两层，永无沟通，永无和谐。不知为什么，我替朱老师感到惋惜和难过。
口试一个多月以后，另外两人先后接到大学英语系的录取通知书走了，而我一直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却什么消息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政审没有通过。这次倒没有谁说我骄傲自大，联系群众不够。县里给我出具的政治鉴定上说我在重大政治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于是大学就没敢录取我。第一年的高考，政治背景还是很占分量的。
我太幼稚。我以为，只要一切听从党的指示，我就是个好团员；只要我刻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好知青；只要远离政治斗争漩涡，就会平安无事；只要我不整人，就不会受伤害——这曾是爸爸一生的逻辑。结果，我这个“红旗下长大的革命干部后代”，先进知青，曾经“混入党内”的团支部书记，还是不能免遭无端的政治牵连。就像我当年学游泳发生的事故一样，我一个猛子扎进了“三大革命实践”的大风大浪，结果被又苦又涩又呛又臊的水灌个半死，最后被一个浪头抛到凋零、凄凉的孤岛，就连荒草都在摆动着愚昧的脑袋嘲笑我哩。我失望，迷惑，痛苦，气愤。
爸爸非常生气。他对故乡深怀感情，把我交给了故乡，想不到让我遭此厄运。他这个高干鞭长莫及，帮不了我，也保护不了我。为避免我继续受害，他给我联系转插到了太原郊区的小湖大队。我于1978年4月离开了水涟乡，回到山西。
直到今天，我都常常做着又回到水涟乡、再也走不了的噩梦。
丫头，你嫩嫩地嫁了吧
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前后，我非常自信自己能考上。9月中旬，我接到全国重点大学——D大学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一张小纸片决定了我的命运。它宣布：愚昧的昨天结束，我的理想生活开始。到小湖大队取录取通知书时的心情已经难以“激动”所形容。太久的等待，太多的曲折，使我22岁的心反而出现了一阵麻木。初出茅庐时的那种喜形于色不再有，也不敢有了。那叫轻浮。我只是紧紧、紧紧地拥着那张小纸片，生怕它丢了一样地回到家中。
我上大学的愿望，也是全家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7个孩子，随着自己在社会的闯荡而取得的升迁轮番得到爸妈的重视和青睐。例如：此刻，家里人不再觉得晓夏有多了不起了。她曾在1975年毕业于医科大学，是“工农兵学员”，而我，据说才是正牌大学生。大家管我叫“太学生”，意即：比工农兵学员多一点。所以，我在家里的地位空前，超过了晓夏。
拿到通知书后，我专程回到水涟乡与奶奶和大姑告别。
大姑结婚后，断断续续地回来。她嘴上虽硬，却一点放心不下年迈的老娘和我。我第一次考试失败后，她比我还着急生气，一边说我命不好，一边大骂控制我命运的人狼心狗肺。为了梁家出个大学生，她断然决定留下来伺候奶奶，让我毫无顾虑地回山西去参加第二年的考试。我心里很感激大姑，为自己当时说她自私而感到羞愧。
多年后，当拉开了时间距离，我才开始理解了大姑当年的固执。而更多年后我到了美国，拉开了文化距离，才开始欣赏起大姑的清醒、勇敢以及她与“命”抗争的独立意识。由于她是女人，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次要地位，而一直强迫她接受这次要地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母亲。由于奶奶对我们的绝对统治，我们都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大姑的次等地位，而丝毫没有把她的利益、她的需求放在眼里，这对她是极不公平的。大姑与第二个姑夫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而即使再婚不幸，她也为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今天看来，无可非议。
我与奶奶和大姑在水涟乡度过最后一个中秋节。她们给我包了“滚蛋”饺子，郝家表叔一家，大爷、二爷一家也来为我饯行。临走的那天，奶奶坚持着要送我到小河边。她不停地用一块白手绢擦拭着眼睛，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丫头，嫩嫩地嫁了吧！别等得太老了，没人要。”
我走上高速公路，最后望一眼水涟乡的远山、近河、层层叠叠的灰砖瓦房、郁郁葱葱的南园子，眼睛再回落到小河前依墙而立的大姑和奶奶。远远地，奶奶仍旧朝我挥动着白手绢，头上的银发在微风中飘荡……
我泪如泉涌。
我从没想到那一幕竟成了与奶奶的永别。她死在次年初夏，时年91岁。我在学校，家里人没敢告诉我。后来听说时，她已经被埋葬到70亩梁的梁家坟了。我哭得很伤心。一生中，还没有谁的死使我如此伤心过。
听奶奶说：死人靠托梦与亲人联络。她活着时就整天说张三口馋了，李四口渴了……第二天在方桌前供上一盘子馒头、水果。我觉得那是迷信，不相信。我宁愿相信人活着时的感情联系和心灵感应。我从来没觉得她已是鬼魂，因为她已经在我和家人的生命里得到了延续。
至于嫁人，我还是辜负了奶奶，硬是熬到38岁才嫁——尽管不再嫩，倒是有不少人要。当然，这是美国的情形，连我也没有想到。但愿奶奶能在另一个世界听说我最终的幸福。
到火车站余下的5里路上，朱老师一直陪着我。他显得忧郁、不安，不大说话。我发现他和我单独在一起时总是话少，远不像在与我们一伙学生中显得疯狂。他说他为我高兴，说话间掏出一个黑色塑料笔记本送给我，扉页上有七律一首：
磋跎世事落尘埃
不识李桃三五载
天予大任磨筋骨
道有坎坷适显才
功名本是真儒事
四化原为赤县来
勤读莲舟燃藜杖
金花报得笑颜开
当汽笛鸣响，火车起动时，朱老师向我挥手，一脸难言的苦痛，我则已经哽噎得说不出话来。在模糊的泪眼中，4年农村生活像电影一幕幕匆匆闪过：先是歪脖灰塔，清泉垂柳，奶奶门前的小石桥，鹅卵石的小院，然后是大队长的侃侃而谈，铁姑娘们扮演大嫂的歌唱，郝家表叔的微笑，福子骄傲的酒糟鼻子，大爷的红苹果脸蛋，二爷的白牙，大姑的涕泪，奶奶在微风中的银发，然后在朱老师离愁凝聚的脸上定格……
再见了，奶奶！
再见了，大姑！
再见了，朱老师！
再见了，水涟乡！
许多年以后，我认识到，这场涉及大约1200万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至少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让我了解了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从而发现了谎言，产生了反思的能力。在水涟乡这片热土上，我的灵魂获得了一次锻造和新生。我深深懂得：只有远离我的祖宗，才能深切了解和更好地继承我的祖宗。而帮助水涟乡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不再重复他们的生活。
本文选自《丫头，你嫩嫩地嫁了吧》，（美）老六／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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