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知名知青：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1， 濮存昕：种马班给我补了生理常识课
濮存昕
听说我要走，我妈特意从河南“五七”干校赶回来。她要去火车站送，我不让，结果她还是到了学校。在校外的大客车上，同学们指给我看，说，你妈来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她，只是故意躲着她，怕她动感情。被同学揭发了，只好不情愿地到窗口问什么事，我妈举着勺对我说:“勺没带。”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学说说笑笑去了，我妈一扭脸走了。我看到了她离去的背影，后背和肩微耸着，像是已经哭了。唉，那时候的我真是不懂事。
1969年7月我就这么离开了家，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一到兵团就碰到水涝灾害，得赶紧抢救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那阵势，壮观!这事完了之后天就冷了，年初时，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又快到冬季了，仗是不是还得打?水涝灾害之后接着就要备战。团里组织了架线连，马上奔赴6师所在的抚远(在祖国版图的东北角鸡形的尖嘴处)。指示:各个师要抽出一个营，组成架线团，架设抚远到虎林的国防电话线。保家卫国，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我幸运地被选拔进来。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再从火车转坐卡车。三天三夜到了抚远的目的地，发现那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那可是冬天，黑龙江的冬天，你都想象不出有多冷。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在粮食麻袋中弄出个窝窝，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袄、棉大衣都穿身上，将就了一夜。早上发现，眉毛睫毛全都结霜冻在一起了。
开工了，干的活儿就是在草甸子里挖坑埋电线杆，每坑间隔五十米。每人发一把铁锹，铁锹得事先磨锋利，三人用一把镐。先拿镐把冰打开，然后下铁锹，以最快速度挖，挖出一个一米六长、六十厘米宽、一米二到一米五深的坑，然后将电线杆往里一杵，连泥带水往里一埋。这活儿不能干慢了，因为一边挖一边还渗水呢，慢了水可就越渗越多，等于越慢越难干。经验告诉我们，穿棉裤、雨靴不好使，就得穿绒裤、球鞋。把干衣服搁在一旁，干完活，别人帮忙拿大衣围个圈儿挡风，脱光了换上冰凉凉的干衣服和棉裤，那个像冻铁板贴在身上的滋味现在还记得。连长年纪大不用干活，他揣着酒瓶挨个儿问:谁喝?有一次我逞能，接过去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从此有了个“海量”的美名。
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着站岗。站岗的人当晚发一支枪，两颗子弹。守着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围。它们是闻着食堂的肉味儿来的，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在做最革命的事。心里还经常滚动着一些诗句，什么“枪刺挑落了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什么“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好家伙，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
两岁的我，脑门够大的 濮存昕
知青的生活当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云阔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累个贼死，我则是吹着口琴去放马。马撒开在草地上吃草，喂饱了兴许中午还能回来抽空睡一小觉。这样的好差事连长为什么会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认真负责的人吧。在农场，除了拖拉机，种马要算是连队最贵重的财产了。种马都有档案，户籍在哪儿，父系母系上溯几辈，都记录在案。我负责的主要是两匹种马，一匹叫苏宛，一匹叫阿尔登。苏联纯种马，浑身毛发缎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马蹄毛盖住了，真是好看。别看那是艰苦岁月，人再穷，种马享受的可是贵族待遇。我得给它吃鸡蛋、麦芽子，还有胡萝卜。鸡蛋不敢偷吃，胡萝卜没事儿，所以那时我没少啃胡萝卜。每天还要刷马，保持它周身卫生。检疫员一个星期还不定期来检查一次。他要跟谁过不去，就专门摸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在种马班我也有光荣事迹上过黑板报，因为给马洗生殖器。开春是动物们发情的季节，马也不例外。配种的马得是干净的，可一冬天下来生殖器里脏得很，必须洗干净。这活儿躲不过去。这活也确实难干，因为洗之前，得有一个发情的母马拴在前面，种马那玩意儿才能伸出来。要泡上温水给它洗，并且还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种的活儿也干，当然事先得掌握母马的发情期，技术员对这活儿最溜儿，他们把手往马屁股里一伸，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人工配种时，得让我的种马骑到母马身上，人在后面使劲把它的那玩意儿一推，马的精液才能喷到容器里，再分配给母马。一匹种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马，但得一两天内配完，否则就失效了。这些养马常识，也成了我的生理卫生课。人和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儿，真就是这会儿才开始懂的，当然，处在一群老职工堆儿里，他们满嘴也少不了这种“荤嗑儿”，拿马开涮，其实说人，开始还抹不开面儿，渐渐地也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知青生活七年半，种马班的日子只有一年，昙花一现而已。还没自在够，上面突然就要调我到文艺宣传队。中午搭着车，到达团部。宣传股庞股长五点下班，我一直等到五点。他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队，我心里想的是有趣的养马，就说不愿意。他也没再说什么，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来的劲儿，没住，连夜往回赶。那年我正好十七岁，整整十七里路，我就那么走回连队。这是我一生走的最长的夜路，也是最难忘的一个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昼，四周静寂一片，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还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偶尔还能有一两颗信号弹倏地划过夜空，据说都是苏联特务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扬，说我如何如何纪律性强。我也觉得自己特革命。
后来还是到了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演《沙家浜》，也演过《海港》。虽说是业余宣传队，其实嗓子好并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个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饰演《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程谦明，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不上去，只好有人幕后帮腔，得以蒙混过关。
(来源：《我知道光在哪里》 濮存昕 童道明 著)
2， 张艺谋插队生活：从黄土地吸取养分
张艺谋在拍摄影片《老井》
谁都知道，张艺谋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的总导演。
谁都知道，张艺谋是世界著名电影导演。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张艺谋青年时代的轶闻趣事和酸甜苦辣?
张艺谋是吸吮着黄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在《黄土地》、《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影片里，渗透着他对黄土地的爱恋，对黄土地的向往，对黄土地的憧憬。在这些影片的细节里，展现着张艺谋在黄土地生活积淀的元素。张艺谋成长于陕西，从这里，他登上影坛，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今天，带大家走进鲜为人知的张艺谋的青年时代。
张艺谋1951年11月14日出生于西安市，原名张诒谋，意为始终不渝为事业而谋。1968年张艺谋在西安30中上初二。正是“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因为张艺谋出身于“黑五类”家庭，提前下乡分到咸阳地区乾县武则天陵旁的汉阳公社倪村插队劳动。几个知青分住着两个窑洞。
秋季到了，黄土崖上野果飘香。张艺谋沉浸在这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中，用铅笔描画生活。他画风景画别出心裁，他画的人物头像更是形神毕肖。生产队里有一幅毛主席站立的挂像，就是出自张艺谋的笔下。
因为张艺谋身强体健，下乡插队的几年中，他一直是队里的头等劳动力，重活、脏活他不嫌，用他的话说，就是爱干那些出大力、时间短、工效快、工分高的活儿，不爱干那些熬得人难受的“磨洋工”活儿。队里缺少牲畜，多用人力架子车，“驾辕马”这个角色总是张艺谋扮演。他拉着满车粪，飞驰在绿色的田间小路上，多装快跑，乐在其中，并引以为豪。突然，从草窝里蹦出一只野兔，大伙儿停下干活，呐喊着围追堵截，兔子急了，一下钻进崖畔的洞里，张艺谋灵机一动，呼唤他的知青同伴捡来田禾杆，点着火在洞口用烟熏，兔子被熏得晕头转向，只想往出逃时，他用锄钩就顺利地将兔子钩出来，拿回去美餐一顿。
那时，“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汉阳公社组织大会战，张艺谋和同伴刘梦臻被派到武则天陵后的大北沟修水库。
时值1970年11月中旬的一天，雪后初晴，寒风刺骨，水塘表面上结下了一层薄薄的冰。工间休息，大家又说又笑，互相赌勇气玩着说:“谁敢跳下水去游一游，谁就是英雄!”青壮年男女民工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应声，忽然旁边几位女民工冲着张艺谋逗开了:“知青娃，你敢试一下身手吗?”其实，说者无意，那是逗着玩，谁也不那么认真较劲。张艺谋却不服输，他面对坝上围满看热闹的人，凭着爱护知青的形象和声誉的冲劲，誓要争一口气，脱下棉衣甩给刘梦臻，只穿了个裤衩，一跃跳进冰水中，民工们见状一齐喊“加油!”但一分钟过去了，张艺谋还没有钻出水面。这时气氛一下子紧张了!正在大家焦急万分时，张艺谋从40多米外的水面上露出了头，坝上一下子沸腾了，欢声雷动，民工们高喊:“知青娃，好样的!”
当地农民也把张艺谋当做自己人，一进社员家门，人家便拉他热炕上坐，他也就随和地脱鞋上炕。吃午饭时，人家留他吃饭，他就毫不客气地端起大老碗。看到老乡家水缸没水，他就帮着挑水。张艺谋闲了爱和社员们谝闲传，学会了当地的方言俗语，记下了不少诙谐有趣的民间故事，慢慢地对地方上的风土人情和习俗熟记于心。19年前我曾去过张艺谋西影路的家中，看到过他下乡时的一张照片，他光葫芦(头发理光了)，穿件土布棉袄，腰上扎了一条草绳，旁边站着一条耸耳卷尾的狗。他的同伴们调侃地给这张照片题写了名字:“张艺谋和狗。”
近三年的插队劳动，使张艺谋已成为黄土地的儿女，在这儿他奉献过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也从黄土地吸取了养分。
张艺谋(左)给工友讲故事
1971年，张艺谋结束了知青生活，被招入咸阳的陕棉八厂当工人。9月21日这天，风和日丽，他坐上大卡车，背着简单的行装回城了。他被分配到前纺车间当搬运工。大概是名字谐音，分宿舍的管理员在名单上把张艺谋误写为张银幕，也许这样的偶然使他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车间，他推一趟棉花包，出一身汗，到更衣室，脱下湿漉漉的工作服，顺手一掷，“啪”就挂在高高的钉子上，惹得其他工人满堂喝彩，争学他的高招。淌了半年汗水，张艺谋改为操车工。每周清扫地道，他穿上防化服般的工作服，在飞扬的棉絮中工作，头发、眉毛都挂着花毛。
进厂第二年，一向不修边幅的张艺谋拿出工资订做了一套深蓝色中山装。
机遇总是偏爱有潜能的人。1975年底，陕棉八厂织袜车间工艺组物色人才，张艺谋坐进了工艺室搞设计。他设计的袜子，上面有地球图案，同事诧异:“臭脚袜子上怎么有地球?”他幽默一笑:“立足八厂，放眼全世界嘛!”另一种设计:上红下黑，色彩对比强烈;又一种设计:淡绿色，黑色海豚头顶白球。他的设计在陕西纺织系统获得了优秀奖!
张艺谋搞设计有常人想不到的怪招。一次，厂里办墙报，让张艺谋设计报头。他画了一幅秦始皇头像，然后，用火将画面烤黄，而且把画的一处烧得少了一片，酷似一张从陵墓出土的古画，厂部里的工友们看了纷纷说:“秦都故地，出了他这个鬼才!”搞版面设计，他用棉纱、抹布拓印，肌理多变，洋溢奇韵。1976年，陕西省科技展前，专家们看了张艺谋的版面设计都啧啧称赞说:“一流的，陕西少有!”
从1972年开始，张艺谋迷上了摄影，买一架照相机对月收入只有40元人民币的普通工人来说谈何容易!他节衣缩食，咬紧牙关攒钱。烟不抽了、馆子不下了、荤菜不吃了，不买车子、不买手表、不添新衣，每次回家，从西安火车站到琉璃街杜甫巷那段也不坐公交车了。就这样，还借了同伴几十块钱才买了一架照相机，后来又购置了镜头和简易的放大机。
为了掌握和提高摄影技术，他自制了一个小台灯，经常通宵达旦地研读。无钱买书，便跑图书馆借，借回来就抄。到1978年上北京电影学院之前，他竟整整抄了十几本读书笔记。
张艺谋迷摄影迷得发“疯”了!一下班，就拉上宿舍的郝民权、邱耀生及挚友刘梦臻等满世界跑:五陵原上，渭滨公园，渭河滩上，沣河岸边……到处留下了这些“快乐的单身汉”的足迹。到外地出差时，他也是相机随身带，不放过任何一个难得的镜头。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八厂俱乐部主任郝民权讲的一个故事，197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早上，刚下了夜班，张艺谋便拉着他和邱耀生骑车几十里沿沣河岸跑到了阎家渠。张艺谋为了拍《无题》、《抓特务》照，让他俩做着各种姿势，一会儿提鞋涉水，一会儿岸上漫步，整整“折腾”了一天，当他们下午7点回到咸阳时，个个饥肠辘辘，在北大街国一食堂，3个人竟风卷残云般地吃光了9笼包子、9碗馄饨，看得周围的人无不目瞪口呆!
张艺谋曾七上华山拍照，其中的《白云深处有人家》后来登上了《中国摄影》的封面。
张艺谋早期摄影作品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面向全国招生。张艺谋觉得这是个机遇，与好友吴德功商议到凌晨三四点钟，又觉得名额太少，希望渺茫，怎么办?吴德功激他说:“错过机会，后悔一生，考不上大不了撂笔路费就是了!”
于是，张艺谋利用到长沙出差的机会，带上影集作品，转道北上应考。赶到北京，先不敢报名，看了三天，觉得其他考生的作品都不如自己，心里踏实了，这才报了名。主考的老师看了作品，眼前一亮，惊叹不已，简直不相信是一个普通工人拍的。问他年龄，超了3岁，不符合报考条件，推荐他考广播学院摄影专业。他心想毕业后给中央领导拍照，自己出身不好，不行。
处于困境的他托人把信和影集转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黄镇重视人才，碰巧漫画大师华君武也找黄镇汇报工作，看了张艺谋的摄影作品，大加赞赏。黄部长立即指示落实两点:作品是否本人的，年龄是否超了3岁?陕棉八厂革委会答复:一切属实。黄部长批示:“张艺谋入学问题，你们研究解决!”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张艺谋被破格录取了。黄镇身居高位，华君武声名显赫，他们慧眼识人，器重张艺谋，为国际电影界选拔了一个奇才，堪称京师伯乐!
1982年张艺谋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1983年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个和八个》一片中担任摄影师，随后拍摄的《黄土地》，荣获全国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名扬影坛!张艺谋在陕西拼搏、磨炼、成长10年，终于登上了中国影坛。
(文章来源：华商报)
3. 陈丹青：一个窜来窜去的单纯老知青
在农村，陈丹青站在自己的画作面前
陈丹青的经历，和经过文革有成就的人差不多。
他的祖籍在广东台山，1953年的时候生在上海。才4岁时，父亲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过，这个时候他的生活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直到“文革”:从1968年开始，陈丹青开始学油画——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不过，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也终于扫到了小丹青的家。家里的书籍、画册被一扫而光:“我记得那些临摹米开朗琪罗的男裸体纸片，抄家时被抄走了，有趣的是，我不觉得画毛主席像和临摹裸体画有什么冲突，上海人那时似乎坦然过着双重生活。”
家里的很多东西没有了，不过思想通达的父亲却劝陈丹青说:“别难过，没有画册临摹，到公园、马路去画。”
一次，接受改造的父亲打扫卫生时，在垃圾箱拾到一张扑克牌，背面是彩色浓重的油画，这是俄国画家的一幅作品——《意大利姑娘》。父亲拿回家送给了陈丹青，陈丹青花了几个星期的临摹，竟也画得栩栩如生。
“红卫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难见着的外国小说、画报、画册，给散到社会上来了，我们读民国时期翻译作品，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听古典音乐，当时流行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我看不懂，不过里面有美术史的黑白图片，我可半懂半不懂的看着。”说起当时的日子，陈丹青还自得其乐的这么回忆着，那段日子，艰难中也有快乐。
陈丹青
很快，陈丹青就在1970年到了江西宁都插队。白天，和农民一起劳作，晚上或阴雨天，一有空隙，便掏出随身带着的抄本，把山村中的人物山川一笔笔记入他的抄本。
回想起当时的生活，陈丹青觉得很有“意思”:那时没电话，都骑自行车找来找去，对方不在家，就等着，聚集起一堆人就臭聊，互相传看最近的画:“我现在还怀念那种生活，特别单纯，没有诱惑。没人知道画能卖钱。我们最最兴奋的就是技巧。”
“文革”中的陈丹青并不安分，1974年:北京办了个美展，他向家里要了40块钱，从江西混票到上海，然后换火车到北京看全国美展。在他看来，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后来到纽约、到巴黎，而走进中国美术馆就像走进卢浮宫，一泡一整天，赖在几幅画前，沉迷不知归时。
高手总有闪光的一天，当了几年知青之后，他的艺术天分也显露了出来，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得到了到江西省文化工作室暂时“帮忙”的机会。
好运似乎一下子挡不住了，有一天，一个爱好油画的外宾来江西参观，被陈丹青的油画迷住了，竟称这个小伙子是他的老师，还要请陈丹青给他画肖像。
陈丹青不敢怠慢，请示了上级。因是外宾，上级只好答应，只是有个规定:不准主动问话，画时尽量快些。丹青照办。
人们也许以为荣誉与幸福即将降临到丹青身上，可是等待他的是，送走外宾的第二天，一个没有原因的通知发给了他，回去吧，这里不要你了。
(文章来源：浙江日报)
4. 姜昆：那段无悔的青春岁月
姜昆与唐杰忠的相声表演被喻为“天作之合”。
50年生人,姜昆是新中国后长大的第一代人,生在红旗下,历尽上山下乡、文革波动,直到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他成为中国大陆上世纪末“电视热”中最红的明星之一。可以说,姜昆成就于近30年的大时代里,他身上具备时代成就他的种种基因,如勤奋、聪明、敢想敢干等种种气质。对于岁月和时代,或许姜昆想说的很多,话与事、情和理都堆积在胸,但一向乐于幽默的他习惯了轻描淡写地讲述———
【对于知青岁月,曲折、埋怨、挫折都会有,但现在看起来就是“青春无悔”,毕竟那个岁月让我们获得了锻打。】
记者:许多人觉得您成名的经历似乎“一步登天”,文革结束后的短短几年,您是怎样一下子从下乡知青成为全国曲协副主席?
姜昆:对于这段命运的起伏和变换,现在想起来,觉得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命运安排。当然,前提是自己必须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积累。但如果我一辈子碰不上马季,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姜昆。
1976年,我从新疆北大荒兵团调回来,万万没想到短短5年后,我就当上了曲协副主席。1985年,当时曲协主席陶钝和副主席侯宝林老师,因年事已高提出退出曲协领导职务。而马季老师,又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进入曲协理事会,而无缘选举。后来,曲协领导紧急连夜找我,我当时还蒙头在家睡大觉呢。曲协的工作人员们往我家里打电话,打了一个小时也打不进来,那段时间我正忙于演出,为了保证休息,我跟家人就用棉大衣把电话机包起来了,哈哈!最后害得他们直接开车找到了我家……那天晚上的事,现在想起来也还觉得传奇。
记者: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变动成就了人。陈丹青也跟您有同感,他说自己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从一个农民(下乡知青)一下子成了大学生,想都不敢想。
姜昆:对于知青岁月,现在我们这代人已经有了比较正确的看法。毕竟那是一个时代,曲折、埋怨、挫折都会有,甚至某些人会对个人命运也有抱怨,但现在看起来就是“青春无悔”,毕竟那个岁月让我们获得了锻打。也许这样的锻打,下辈子我们不会再选择了,但毕竟那段岁月已经构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
在北大荒8年多时间,我一直没有放弃过文艺理想,除了白天劳作,每天晚上我要根据白天看到、听到的东西为宣传队创作节目。有时候,白天干一天活,晚上我们要步行到几十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然后起码演上3个小时。并且这3个小时的节目里,我起码要独占一个半小时以上,每次从台上下来,都是一身透汗,最后妈妈给我缝的白的确良小褂子,都给让汗沤黄了。
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几个战友在兵团俱乐部看了中央广播文工团郝爱民、李文华说的相声。我当时被满场那股热烈气氛给惊呆了,当时就暗下决心以后要往相声方面发展。大概3年后,我演的相声《林海红鹰》代表黑龙江代表队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曲艺调演。就是在那次演出中,马季一眼就看中了我。为了调我回北京,马季老师亲自来到了黑龙江,上上下下费尽了周折,因为当时兵团领导也不愿意放我走。从哈尔滨到佳木斯,马季和唐杰忠的演出特别费劲儿,几乎是走到哪儿演到哪儿。事后,马季老师还对我说:“小姜,为了你这么个人,我和老唐的嗓子在兵团里都演‘横’啦!”后来,兵团领导才终于肯放人让我回城。那时候,我差一个月满26周岁。
(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5. 陈佩斯：珍藏在大草原上的青春
陈佩斯
童心未泯的年龄，母亲手把手教他做饭、缝被子、补衣服……
他踏上了知青专列，奔向了内蒙古大草原。
39年来，大草原在他心里沉甸甸的，这里有他的青春记忆，有他的青春梦想，还有他鲜为人知的故事……
他就是中国著名喜剧明星陈佩斯。
1969年9月的一天，呼和浩特火车站。
一列知青专列停了下来，一群衣衫褴褛的流浪孩子兴奋起来。
知青们拿出食品给流浪孩子，他们吃完就跑，一个个上蹿下跳。眼看着他们扒上一列开动的列车走了，但是不久，他们又从知青专列的车厢底下钻了出来。
“火车就像他们的玩具一样!”陈佩斯回忆他当年途经呼和浩特时的情景。
在闲聊中，知青们得知这些孩子的父母双亡或者被关进牛棚，他们流浪在铁道线上。
列车开动了。因为车厢里闷热，知青们都打开了车窗，他们看见那群孩子在冲他们招手。当知青们招手回应时，才发现上当了，这群孩子拿起给列车加水的皮管子，兴高采烈地向每一个经过的窗子里冲水……
“我觉得生活永远不会缺了快乐。在残酷的环境里，你看这些孩子的生存能力真是顽强。我不能说那些孩子，应该是我的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陈佩斯说。
是啊，这一年，陈佩斯才15岁。
陈佩斯亲眼看见父亲领百花奖时的荣耀，但是一夜之间，父亲就被打倒关进了牛棚。
“半夜，大卡车在楼下一停，就听见皮鞋声上来了，堵住前后窗户开始抓人。”回忆起当年家里的不幸遭遇，陈佩斯至今心有余悸，“我一直到了30多岁的时候，晚上睡觉时外面有人走路重，我都害怕，立刻会从梦中惊醒，心脏跳动加快，浑身出冷汗。”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父母有意识地培养陈佩斯的独立生存能力，他们知道，孩子逃脱不过这次席卷全国的运动。
父母补发的工资，都买成了实用的东西：木箱子、被面……
“我母亲给我做的被子是的确良被里被面，那时候的确良是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是保证你用小半辈子不会坏。”陈佩斯回忆说，“那时我才14岁，母亲教我做饭、缝被子、补衣服……教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当时，陈强一天到晚忙着写检查、受审查，但是他一有时间，就给陈佩斯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抗战时期，他经历过艰苦卓绝的敌后生活，还经历过残酷的战斗。陈佩斯深知父亲的用心良苦，他说：“我脑子里老有父亲年轻时的影子，他给我打下了一个精神上的底子，我觉得生活再苦，比起上一代人经历的苦难来说不算什么，他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一笔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陈佩斯接到去内蒙古插队的通知，他背上母亲准备好的行囊就走。陈强把陈佩斯送到火车站，鼓励他说：“这算什么，走吧!”
“下乡就是劳动呗，就是改造自己呗!”陈佩斯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冷静地踏上了知青专列，奔向陌生的塞外。
“当年插队时说是初中毕业，实际上我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就是熬到年头了。”陈佩斯爽朗地笑了。
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八连，陈佩斯开始了兵团生活。
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北京、浙江知青刚盖起了四排房子，而此前，他们住在废弃的羊圈里。陈佩斯感觉自己运气非常好，一来就住上新房子，虽然是8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
八连是战备值班连，钢枪发下来了，陈佩斯特别兴奋，但是拉练了一次后，钢枪没有用处，因为战士们平时都吃不饱饭，没有粮食进行拉练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屯垦戍边，首先是向沙海要粮，种地养活自己，然后才是保卫边疆。”陈佩斯说。
15岁的陈佩斯面对的是超强度体力劳动的磨砺。
兵团没有马和牛，战士们人拉犁，耕出一垄垄地来。
由于沙地不适宜种庄稼，种植的糜子只长10来厘米高，收割时没法用镰刀，战士们只好趴在地上薅。一亩地撒下一二十斤种子，收获时还不到10斤。
种地之余，陈佩斯和战友们为兵团盖起了家属房、小礼堂、伙房、团部、小卖部、畜牧良种繁殖场、医院等。
种地养不活人!兵团向国家申请了“引黄改造沙漠”的水利工程，“变相向国家要钱要饭”。
春天来了，却没有丝毫诗意!
水利工程开工后，技术人员“拿线一绷一比划”，留给战士们太多的难题。
排灌渠经过小沙丘时，战士们拿工具往两边一豁就开了。但是大沙丘有三四层楼高，等他们连滚带爬地移走了沙丘，挖出渠道，第二天却被流沙掩埋了。战士们每天和流沙打拉锯战。经过沼泽时，战士们用手推车到远处推沙土，填平沼泽地。每推一车沙土上大坝时，战士们谁也不敢偷懒，只要一不用力，车就不动了，甚至往回倒。陈佩斯累得“总觉着自己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最后，他们硬是在沼泽上堆出一道“长城”来。
战士们用汗水修建的排灌渠，基本上没有用过，等验收不久，就被流沙掩埋了。
陈佩斯“在半死不活的状态里，每天都在倒气，因为劳动强度特别大，关键是顿顿吃不饱肚子。”
“我们连队几乎没有副食，一年吃五六个月的酸菜。”因为穷得买不起菜缸，陈佩斯对土法腌酸菜记忆犹新：“在胶泥地上挖个坑，放上白菜撒上盐，盖上一层土，然后再放白菜撒盐盖土，最后盖上一层沙子。”
开春时，战士们挖出酸菜，“一吃，那个臭呀!”
第二年，战士们开始种胡萝卜、蔓菁、大白菜，生活条件才改善了一些。
附近防风林里长满了甘草，挖甘草成为八连唯一的副业。一次，陈佩斯挖到一根碗口粗的甘草，他没舍得上交，把它插在房檩子里藏了起来。他探亲回来，一进屋就抬头看，却发现甘草不见了，“不知道谁拿回家孝敬自己的爹妈去了，我爹妈还没孝敬呢，气死我了。”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文艺表演，因为过去家里不让做这行，家里唯恐避之不及呢，谁还敢往上贴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大家都知道陈佩斯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的儿子，但是有表演天赋的他在兵团从来没有登上过舞台，哪怕是和战友在一起时即兴表演一番。
不过，陈佩斯和战友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却高涨起来。
1973年，经过4年的锻炼，陈佩斯和战友们不仅对农业生产非常熟悉了，而且都成长为娴熟的建筑能手。陈佩斯自我评价“有相当的生存能力了”。
“当时，兵团在管理上不是很严格了，它也无法严格了，因为总得让人生存呀!我们这些知青已经不是刚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干的学生了，已经成为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了。”陈佩斯说。
陈佩斯和战友们准备开始享受生活!
“我们把过冬的蔬菜都准备好了。连队准备一部分，我们再偷一部分，我们偷的菜和我们自留地的菜长得挺好，收获非常好，副食改善得非常好!”陈佩斯乐呵呵地说。
陈佩斯和战友们还种植了甜菜，亲自动手熬起了糖稀。他们把糖稀装进罐头瓶子里，整齐地摆放在窗台上，阳光照射下来，糖稀发出赏心悦目的酱红色光泽，大家感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幸福。
陈佩斯和战友们还有更大的计划，那就是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他们一商量，决定第二年开春盖房子，这一次可不是政治任务，而是为每一位知青盖一间，改善生活条件。战士们查看周围环境，选好了一块地。买砖是没有条件的，他们决定盖土坯房子，而且抛弃传统的长方形样式，盖圆形的房子，从力学角度看不仅结实，还避免了垒砖垛。盖房子需要木头做门框、房梁和檩子，大家就把防风林里枯死的大柳树和大杨树砍回来，没地方藏，干脆用它架成床铺，下面的空地方还可以不断地往里藏木头。
“如果在这里扎根，我们会把生活条件改善得特别好。”陈佩斯说。
“开春时，正是天鹅、野鸭、大雁飞来的时候……”当年，许多事情让陈佩斯记忆犹新，他用记忆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图画：陈佩斯精疲力竭地推着装满沙土的手推车，几乎寸步难行。这时，天空传来禽类的鸣叫声，他抬头看去，一只天鹅带着两只小天鹅在飞翔，天鹅也在斜着脑袋看他呢!
“天鹅张开翅膀，有1.8米，像人一样大，它们在低空飞翔，感觉轻轻一跳就够着了!”
天鹅的鸣叫声，陈佩斯感觉至今犹如在耳际。前几年，陈佩斯和爱人在西湖畔下榻，夜半，鹅声顿起，惊醒的他不由自主地号啕大哭……
连队驻地北边，是一片淖尔，那里栖息着许多珍禽。
饥饿难忍，陈佩斯和战友来到淖尔边，在芦苇荡捡到两颗鸟蛋，他们揪起衣角小心翼翼地兜着鸟蛋往回走。突然，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一只美丽的白鹭，正在向这里张望。陈佩斯和战友一追，白鹭就跑，一停止追，白鹭也停下了。他们嫌带着鸟蛋麻烦，干脆放下去追白鹭。这可是一顿美餐呀!可是，等追得离开芦苇荡，白鹭突然飞走了。抓白鹭无望，他们回去拿鸟蛋，却怎么也找不到放鸟蛋的地方了。大家恍然大悟，被白鹭骗了!
一次，陈佩斯在芦苇荡里捡到一颗大鸟蛋，他兴高采烈地往回走，突然听到天空传来天鹅的哀鸣声。一只天鹅在空中盘旋着，久久不肯离去。不久，它绝望地一头扎进海子里。
陈佩斯头一歪：“别骗我了，这次我可不上当了。”
回到驻地，当地老乡说这是天鹅蛋，天鹅发现蛋没有了，会一头撞死!
陈佩斯情不自禁模仿起自己当年的场景：低着头，双手揪着衣角，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天鹅蛋，又送回了芦苇荡。
老乡的一番话，深深地触动了陈佩斯，他不由地心一酸：天鹅竟然有这么浓的亲情，自己漂泊在外，千里之遥的父母一定在牵挂着自己!
(本文来源：北方新报)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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