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78级大学生的命运与作为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期盼多年的考场。1978年夏天，又有590万考生参加考试，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这只是参考人数的1/29。1978年2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大学校门。这是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刘海峰
1982年，我们一起大学毕业
1977、1978级大学生（下文简称77级、78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1977年招生的专业较少，有不少专业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于是这些78级大学生也等于是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类同于77级。还有许多专业1977年招生人数很少，如教育学专业1977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招生，法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等学校招生。到了1978年，许多大学扩大了招生专业。
1977、1978年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1966年停废高考，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考虑在中断11年高考后，加上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起初预计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
后来，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为6.6%。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了大专生的录取率，按现在多数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也都在本科第一批次录取线以上。
因此，77、78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1982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1977级本科生于年初毕业。紧接着，夏天又有1978级大学生毕业，结果这一年有两届大学生毕业，同属于1982届。不过，与过去大学生通常以“届”来区别不同，自从1977级大学生以后，大学毕业生通常称“级”而不称“届”。
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独特群体
1977年的高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绝无仅有，由此，77、78级大学生便注定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教育群体。
相比现在同一级大学生多数是一个年级的高中毕业生所构成，77、78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最大的已经30多岁，最小的只有15岁；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有的人连什么是恋爱都还没想过；有的人带薪学习，有的人拿助学金读书；有的人成熟练达，有的人年少气盛。
有人曾说“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
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
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77、78级要出人才。
”在饱经沧桑之后，这一群体普遍个性坚定沉毅，较能吃苦。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形成坚毅的个性和练达的人情，也成为日后发展的重要因素。
77、78年的高考，由于备考时间很短，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77、78年考上大学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过去，科举时代有“读书种子”之说，我看77、78级大学生中也有部分属于“读书种子”。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仍然坚持读书。
另外，这两个年级大学生中，出身于知识份子家庭的比例也较大。郑若玲博士曾以厦门大学8821名学生记有家庭出身的档案作为有效样本作研究，从结果看出，77、78级大学生中家庭出身于学界的比例达到25.38%和23.46%，在各个时期中是最高的两个年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书籍匮乏、社会普遍不重视教育的年代，家庭的影响起到较大作用。
而且，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生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这是一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所形成的群体大学期间都努力抓住机会，给自己补课。恢复高考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前途由领导决定的观念，使广大知识青年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让人们觉得有了盼头，普遍带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当时还是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但学生普遍有助学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在校期间，他们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大家开始反思，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邓丽君歌曲、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
当然了，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在最佳受教育的年龄整天处于动乱的环境中，知识不成系统。或许勤能补拙，但有些知识和能力错过了最佳学习时间很难弥补。
群体的命运与作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是处于万物复苏、需才孔急的状况。
甚至在77级本科生读到三年级时，主管部门就曾在部分大学征求学生的意见，问是否愿意提前毕业，读完三年或三年半就按本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间，1977年考录的27万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1982年夏，40万名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当时，各行各业人才“青黄不接”。而11年的积压，67万毕业生汇聚到一起喷涌出来，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填补巨大的需才空缺。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叫作“金77，银78”，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贵。另一种说法是，后来因这两届学生成功率之高，被民间戏称为“金77，银78”。77、78级大学生集合了十几个年头的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一些也就不足为奇。
相对其他同龄人而言，77、78级大学生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考上大学，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大学生”似乎是头上罩着光环的三个字。他们的工作和发展机遇特别好，作为与众不同的群体，起点普遍比其他同龄人高，后来发展也较快。30年后，无论是在政界、学界、商界，都有许多领军人物是77、78级大学生，有人将之称为“77、78级现象”。
“77、78级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的需要、特定时代的产物。
当然，并不是所有77、78级大学生都很成功，也存在许多默默无闻的平凡人。这就有如宋太宗所说的：“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宋史·选举志》）。高考所选拔的人才也类似，在一个群体里面，成材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可比的对象，便可看出其特征和意义。历史不一定记得他们中单个人的功名与所为，但一定会记得这一群体的贡献与所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正是在人才的作为与贡献中体现出来。不像一般大学生多为同龄人因而基本上同时退休，由于年龄差距很大，77、78级的人才洪流，在一波“老三届”的人才洪峰消退之后，还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持续上十年。
77、78级大学生是从2000多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的一个群体，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命运与经历颇有几分传奇的色彩。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可能将是一个科学和文化成果集中产出的时期，经过多年的磅礴郁积之后，终会有喷薄而出的一天。“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77、78级大学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和作为，相信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
1966年到1977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几近瘫痪，没有高考，没有经过统一正规考试的大学生在校学习。文革期间，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高考，高考就取消了。中国又恢复了唐以前的推荐制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很快，干部子弟占了工农兵学员的多数。
1977年报纸上刊登的河南省高考招生的高等院校和专业。1977年5月24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暗示着被废除了10年的高考有重新开科的可能。经过44天的争论，当年10月，教育部终于拿出可行性方案：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当年冬，500多万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六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在中断了十年后，大学的车轮重新滚动。
1977年高考准考证的背面
当年的老三届、新三届，不管是否考上了大学，他们都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喜，和共和国的命运，和共和国的悲喜，重叠在一起，令人分不清彼此，令人唏嘘，令人扼腕。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女生就像这样穿着绵袄，外罩花褂，扎着两条辫子，虽然两手冻得冰冷，比起现在酷暑高考还是不错的。“从某些方面看，1977甚至可以用国歌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他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对人才不重视的局面，从而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考场外带着孩子的考生
因为集中了十年的考生，那年很多学生是结婚有孩子的以及上山下乡知青等，而应届生很少。1977年，有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比历史上的许多时刻大大退步了。在明朝鼎盛时期，有学者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1/5。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的4%，而1977年，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世界的2%。
1977年冬天的高考考场外，同学们正在抓紧复习。
1977年冬天，中断了12年的高考恢复，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进久违的考场。可以直接体现国力衰微的一个细节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由中共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现在很多人把高考当做一件大事来纪念，我觉得更应反省为什么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没有高考，因为有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才是不正常的。”78级考生陈朝林说。为什么要恢复高考？因为中国的人才已经是一片空白。
1977年考场外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要采用新的办法，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同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为什么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呢？从当年的许多文件中可以直接读到原因。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
难得一见的1978年高考复习材料
文革期间，“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难得一见的1978年汕头地区的高考复习材料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两人的对话大部分成了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探索。李政道对中国实行的“中学毕业生要下放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推荐制”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对此点头同意，并且说：“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但在江青集团的反对下，并没有实现。
看看笔记，当年的考生十分用功
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回到中国，他在上海听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不需要脱产专门劳动两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受到启发的李政道写信给周恩来：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应选择优秀青少年，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5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李政道，表示赞同李政道提出的办少年班的意见。然而，这些努力所起效果甚微。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采取的折中办法仍是以贯彻周恩来1972年讲话的名义，要求各地在每年的招生中，分出1%～5%的名额给应届生。
1979年的高考考生审查表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此前，已有很多细节表现出邓小平对于恢复高考的决心。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11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9年第一届毕业生大学生合影，同班同学年龄之差代表了一个不幸时代的结束。
对于那些亲历了1977年高考的人们来说，废除高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轻率提法，他们更提倡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来改革这一制度。“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曾经的“老三届”、学者雷颐这样总结。
来源：光明日报、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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