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种“刑警加历史考古式”的人物探究过程，只不过借助的工具是语言文字。生发以上点滴感想，源自我的一次漳平王景弘故里之行。
王景弘是谁？
王景弘与郑和同为正使率队出使，并独立承担了第八次下西洋任务。
王景弘是谁？
这世间有两项职业是我所向往的，一是刑警，二是历史考古。大抵说来，前者破译活人如何死去，后者探寻死人如何“复活”。二者均系对未知秘密的发现之旅，考验从业者的推理智慧和想象力，当然还有现场和田野工作能力，算是文武兼备极具挑战性的职业。这一点很吸引我，我们庸常的生活会因职业特质而时时与传奇和秘密相伴，想起来便有点英雄主义的味道。
或许，这只是我没有深入这两项职业实情而萌生的浪漫想象吧。其实写作这件事儿，有时候也兼顾着刑警与历史考古的职业特性，去探寻未知和被隐藏的世界时，写作也不外乎是把一个人写死，抑或把一个人写活、写生动。如美国诗人露易丝·格里克所说：“写作之梦不是去宣示已知的东西，而是去照亮被隐藏的东西，那通往被隐藏世界的小径并没有被标示出来。”如此看来，写作也是一种“刑警加历史考古式”的人物探究过程，只不过借助的工具非警械和考古工具，而是语言文字。
生发以上点滴感想，源自我的一次漳平王景弘故里之行。
漳平位于福建西南部，“居漳水上流、千山之中”，它是闽西与闽南的过渡地带，外接闽南沿海，内联闽粤腹地。过渡地带上的漳平，行政所辖也有过摇摆，现属龙岩的下辖市，历史上也曾划归漳州管辖，通行闽南话。漳平这座小城可谓：藏深山之中向海而望，得海之气息恪守山野敦厚。
漳平城区图 摄影 华荣丽
我在福州生活二十多年，去漳平的次数屈指可数，十多年前短暂停留一次外，就是不久前的这一次了。此次到漳平，一个名字听到最多：王景弘。恕我孤陋寡闻，到漳平之前这个名字我未曾耳闻。王景弘是谁？人们为何频繁谈起他？他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儿？他与漳平这片土地有什么关系？谜团多多。在漳平的三天几乎变成了王景弘解谜之旅，但是当你真正走进这个人物，却发现更多更大的谜团纷至沓来，如深秋的浓雾一层又一层，很难走出来。当然，一个历史浓雾中的人物，必定是难以厘清看透的。当我试图写写这个人物时，写作便变成了类似刑警破案和历史考古揭示真相一样的工作——尽最大可能复活王景弘这个人物。说起王景弘这个名字，听者往往一脸茫然，说起郑和，大家频频点头，知道，明朝七下西洋的伟大航海家、外交家。这么说吧，当郑和气宇轩昂地站在宝船甲板上眺望大海时，与他并肩而立的人就是王景弘。在这支由六十多艘舰船、两万八千余人组成的庞大军事外交船队中，王景弘是郑和最得力最忠实的左膀右臂，他们共同组织和指挥了一个大国远航西洋的伟大壮举。郑和七下西洋，王景弘第一二三四七次跟随，其中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途中卒于古里国（今印度西南部）时，宣德七年（1432）三月，王景弘率船队，扶柩返航；宣德九年（1434）王景弘独立承担第八次下西洋，圆满完成任务。王景弘六下西洋，有时以副使身份有时与郑和同为正使率队出使。
根据史料创作的王景弘画像 绘图 罗宜生
在这件被历史铭记的大事中，有一点清晰明了，王景弘的名字始终排在郑和之后，即使郑和去世后王景弘独立领导的第八次下西洋也是延续郑和声名的一次。一直以来，郑和的声名和影响远远大于王景弘，王景弘的功绩似乎被强大的郑和给遮蔽了，比如《明史》并未给王景弘立传，只在《郑和传》中附带提到他的名字；比如中小学教科书只有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不过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指从整体、长远和大局等宏观视野来看待历史——来看，历史书写和记住的往往是大人物诸如名君名臣以及大事件的主角，更多的人物和事件逃不出被历史车轮碾碎并飘散空中的命运。所以，即使作为下西洋的二号人物、同样被称为航海家、外交家的王景弘，在大历史面前也有意无意被忽略、遮蔽和遗忘了。据此，王景弘声名有限的遭遇，我们似乎有了解释和理解的根基。不过历史有着多副面孔。大历史观的宏观视野可以大致看到一个民族起落沉浮、一个国家兴衰荣辱的根本缘由和必然趋势，它抓大放小，却遗失了历史深处那些次要人物身上同样刻印时代特质的丰沛细节，而微观史观正好弥补了这一缺失。重新注目王景弘，重新打捞历史深处的碎片，拼贴起一个被大历史观遗落的人物，是微观史观恢复历史另一副或多副面孔的使命和价值。王景弘于漳平、于龙岩、于闽地均意义非凡。宋元时期福建泉州是世界著名贸易港口，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福建自古有航海传统，今又提出“弘扬海洋文化，赋能海洋经济”的发展理念，作为福建乡贤且为开拓海上丝绸之路作出重要贡献的王景弘，成为闽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个海洋符号，值得我们去走近他。王景弘来自哪里？
目前关于王景弘有确凿史册记载的内容是从他入宫为宦官开始，后随朱棣起兵，助朱棣夺取帝位，得朱棣赏识，以及下西洋等生平事件均有正史记载。也就是说这些事儿已经是他身居北京、南京之后的，之前的身世被史册遗忘，他是哪里人？家世如何？是怎样进宫的？如谜一样，讳莫如深。直到20世纪90年代，福建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晓望从清代乾隆年的《龙岩州志》和明代万历元年（1573）的《漳州府志》中检索到互为佐证的两条信息，才揭开王景弘的身世之谜。王景弘为龙岩漳平市赤水镇香寮村人。香寮村有6个自然村，那王景弘家具体属哪一个呢？漳平当地文化学者曹木旺进一步实地考察得出结论：应为香寮村许家山自然村人。对王景弘故里——香寮村许家山，我们充满好奇，曹木旺先生陪同我们驱车前往。出漳平城往北行，汽车在山路间摇摇晃晃近一小时到达赤水镇香寮村。车停香寮山庄，这一山腰高处，香寮村尽收眼底，果然一处“桃花源”般的美妙之地。一处小平原被四周翠绿连绵的高山怀抱，其田园静美之境况，借用陶渊明的句子来描述正恰当：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香寮村位于漳平市最北部，是漳平、龙岩、永安的接合部，这个村是远近闻名的“百姓村”，全村1700多人有96个姓，难怪我们穿过村子时看到路灯杆上挂着一面一面印有姓氏的小旗。香寮村颇有古意，有多处文物古迹：天台山的宋代舍利塔、唐代的香山石拱桥、北宋南宗道教道长诞生地，等等。
王景弘的故里香寮村 摄影 巫秋善
许家山在香寮村西北隅的深山里，离香寮村还有5公里，因未通公路，有一条供村民进山挖笋砍竹等劳作之用的砂土路可到，我们得换乘底盘高、四轮驱动的越野车进山。路难行以及行路的惊险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或者说久在平坦道路上行走已经让我们遗忘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行走经验。这条砂土路坑坑洼洼，凸凹不平，窄得仅可一辆车通行，上下坡度和左右弯度都大，越野车吼叫着，如跳弹跳舞一般颠簸摇摆前行。因刚下过一场雨，有的路段有些泞泥，走到中段一处泥泞地，前面的越野车加大油门冲过去之后留下更深的车辙，我们的车子也准备效仿前车加速冲过去，因底盘触地陷入泥潭中无法通过，不得不退出来。我们下车徒步走过这段泥泞地，再上另一部越野车前行。到车也无路可通行了，我们下车徒步。高大而紧密的竹林掩藏这条人迹罕至、野草丛生的山路，加之天色昏暗，手机也没有了信号，一种探险的恐惧感生发出来。不太远的5公里，车轮加脚步，我们竟然走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到达许家山。许家山已没有村落，连残垣断壁也不曾有，空留一个被竹林包围的小平地，灌木和杂草成了这里的主人。如果没有向导带路指点，很难知道此地即是许家山自然村。曹木旺先生扒开杂草和黄土教我们看这里曾是一个颇有规模的古民居群旧址，残墙基、石臼、石础、陶瓷残片、断落的石旗杆和古老的石构“民主公庙”等散落各处，它们无声地见证这里曾经的烟火和人声。相关碑记记载，许家山是“王”氏人家的聚居地，鼎盛时期人口二百多人，后因战乱、匪患，几近灭绝。曹木旺先生推断王景弘应该诞生于此。站在这片荒芜的王姓村庄旧址上，王景弘生平的更多迷雾笼罩了我。我问曹木旺先生，王景弘作为历史上一位卓有建树的航海家，一位深得皇帝倚重的宠臣，为什么没有在他的家乡留下一点遗迹呢？曹先生给出了三个原因：一是大时代原因。王景弘早年下西洋有功有劳，但他晚年生活在“禁海”的大气候中，明哲保身，低调生活。二是身份原因。因王景弘太监身份，一个地方，一个家庭，耻于去宣扬，总是讳莫如深，后人编修志书时也是出于稀奇，从“书以志异”的角度才收入。三是王景弘家族后人在流亡逃乱中遗失了族谱等资料，便没有了任何印迹。返程依然是探险式的路途，因我们注意力转移到了王景弘身上，觉得比来时顺畅和快了许多。另一个关键问题接踵而至：六百多年前，王景弘是怎么走出这莽莽深山的呢？在这个没有确凿史料来回答的问题上，历史学者们展开了他们文学式的大胆想象，虚构了王景弘出山入宫的方式和场景。其中两位学者的推断颇具代表性，一是徐晓望，他认为，自唐以来，当地流传一个习俗，贫穷人家将无法养活的小儿卖给专门贩卖阉童的人贩子，而后专卖朝廷。王景弘应是一个自幼被家人出卖的孩子，后成为阉童，被送到明朝宫廷，而后被分给皇子朱棣，成为他的小宦官。二是郑自海，郑先生为南京郑和研究会副理事长，郑和后裔第19世孙，他从当地老人口耳相传的传言中推断，当年王景弘家中贫困，香寮村的天台庵住持看到王景弘聪明、精干，收留到天台庵。不久一位矿监太监——福建产银矿铁矿，明代宦官有各种任务，比如监管守备的守备太监、监管矿产的矿监太监等——到天台庵进香，无意中发现王景弘，看到王景弘秀美勤快，决意将王景弘带往京城。王景弘为何成为“技术总管”？
无论是出于设计抑或偶然，无论王景弘走出许家山、走出漳平、走出闽地的山路和心路是顺当、坎坷还是煎熬，他都开启了一条完全迥异于香寮村祖辈被大山捆缚的命运之路，有了从历史边缘进入历史中心的可能。无疑，这是他人生的最大转折，因为有了这次离开，才有了六百多年后他的家乡漳平香寮再次隆重纪念他，期待他从历史深处归来的理由。王景弘进入朱棣家，在宫廷中成长，被安排学习儒家经典、宫廷规矩，完成人生教化，且练就不错的武功，以期许成为主人的忠实仆人和可堪重任的人。聪明、精干的王景弘终究成为朱棣放心和赏识的人，随着朱棣夺取帝位，王景弘也成为位高权重的人，成为明朝皇帝“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盛举——“下西洋”的重要参与者和实现者。郑和下西洋，创造了航海史上三个“世界之最”：组建当时世界最庞大的船队——船队除宝船外，加上战船、水船、粮船、马船等大小船只，共二百多艘；制造世界最巨大的海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折合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可容纳450人；完成世界最遥远的航程——航线最西到达赤道南面的非洲东海岸（今坦桑尼亚的马迪村），最南到达爪哇，最北到达红海的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总航程达16万海里。他们先后到达亚洲、非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六十多个地区，航行时长二三十年。梁启超感慨地说：“其时蒸气机关，未经发明。运用如此庞硕之艨艟，凌越万里，则驾驶术亦必有过人者。” 掌管这个“庞硕之艨艟”的人正是王景弘，他是航海技术方面的统领。航海前，王景弘负责船舶的征集与修建、航海技术人员的甄选、航海针路的确认、航海图的测绘制作、水师的督练等一系列筹办事务。船队在艰难复杂环境中远涉重洋时，一支由船长、舵手、水手等专业技术人才组成的数量庞大的水手队伍由王景弘亲自管理，风雨航程中，每当遇到困难，王景弘总能用自己丰富的航海知识，让船队化险为夷。晚年，王景弘潜心整理航海资料，即使不是其个人著作，也是在他的领衔下，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程》《洋更》等书。《赴西洋水程》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不禁会问：王景弘为何能以高超的航海术留名青史呢？
在香寮村村口，刻着明宣宗赐予王景弘的诗。 供图 漳平赤水镇人民政府
这与王景弘是福建漳平人大有关系。宋元以来，福建一直是中国航海活动的中心，其中又以闽南人对中国通往西洋的航路最为熟悉。当时远航西洋的大船雇佣大量的闽南籍水手，北方人难懂闽南话，作为既懂闽南话，又来自航海之地且热心航海的王景弘来说，进入皇帝视野并被赋予“下西洋”重任便理所当然了。既然担任了“下西洋”的技术总管，王景弘整天与船长、舵手、水手等专业人士在一起，每时每刻都要做有关航海的决定，一生出洋六次，航海二三十年，自然渐渐拥有了超高的航海术。据《西山杂志》记载：“王景弘，闽南人，雇泉州舟，以东石沿海名艜导引，从苏州刘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王景弘善于学习，对于流传在民间的航海著作特别是航海图博闻广记。有一次，船队航行的前方出现了白茫茫的一片水，旋成三五里的一个大水窝，如天崩地塌一般轰响。郑和不知何故，便问王景弘。王景弘回答：这是个海眼泄水之处，名字叫做尾闾（见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50回，此地为今马尔代夫群岛海域的几个巨大的印度洋流旋涡，极易覆舟）。在下西洋船队中，负责使用罗盘，按照针路簿指挥行船的航海技术人员，称作“火长”。他们是船队的“灵魂”和“方向”，这些人大多来自福建江浙一带，从经常驾船出海的船民中优选。这些“火长”责任重大，他们不是士兵，都是普通百姓，而且操持东南沿海一带方言，这给郑和的指挥、沟通带来了不便，而王景弘是“火长”们的同乡，郑和通过王景弘去统一指挥这些船工技师。而且王景弘自己也是一个出色的“火长”，深得同事和郑和信任。从明永乐三年（1405）到明宣德八年（1433），近30年间，王景弘先后以副使、正使身份参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到了明宣德九年（1434）六月，王景弘受命以正使身份率船队出使南洋诸国。回国时，苏门答腊国王遣其弟哈尼者罕随船队到北京朝贡。这是王景弘航海生涯的终点，轰轰烈烈的下西洋就此落幕。郑和去世后，由王景弘独立指挥的第八次下西洋路线图 供图 漳平赤水镇人民政府
承担“下西洋”大任之外，王景弘还担任过南京守备，与郑和、李隆等共管南京军务。此期间按照皇帝命令将南京明故宫整修一新。王景弘还充当过南京运输“总指挥”，将南京皇库物资运往北京，用100艘马快船装运300万斤胡椒、苏木从南京启程经长江进入扬州大运河运往北京，其场面是何等壮观。经历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的老臣王景弘，大约在正统二年（1437）卒于南京，68岁。
王景弘雕像矗立在漳平九龙江边。 摄影 华荣丽
三天的漳平之行很快过去，我们离开漳平时选择了在离王景弘故里香寮村较近的动车站——双洋站乘车。在站台上等待列车到达时，我与站台上维护秩序的铁路员工聊天，我问她：知道本地历史上出过一个叫王景弘的人物吗？她说不知道。我又问她：为何在这样一个小镇上设立一个动车站——双洋站或许可以被称为全国最小的动车站——呢？她反问我是不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物，我说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