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际的认知

作者简介：罗宇翔，学人scholar志愿编辑，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本文为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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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班主任讲过一段话，至今记忆很深。

他说一个人的知识面就像一个圆，圆圈里面是已知，外面是未知。随着知识增多，圆不断扩大，知道的越多，会发现自己不知道的更多。道理浅显易懂，但每当穿梭于图书馆，却仍旧不免感到经久的沮丧：天哪，成百上千的书看着我，我仿佛听见它们在书架上叫道：

“除了马克思，除了韦伯，还有我，还有我。”

在认知的拼图中，伴随智识成长的有快乐和满足，但更多是挫败与辛酸。我珍惜这种挫败带来的真实感，常常将我从书生自满的危险边缘上拉回，不留情面地鞭策敲打。自我评价不可太高，但探索认知的可能却不应设限。

因此，四月行思录的主题便是“跨越边际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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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国内不乏史料运用能力一流的历史学者，但却鲜有极具解释力与影响力的本土原创理论。“把中国研究的中心带回中国”，从这一意义上，依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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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革命”，让我们走进中国城市内部。

武汉、成都、北京——分别对应罗威廉（William Rowe）《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下文简称《汉口》）、王笛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 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 1939-1949（中文版书名《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程为坤《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三书。

有趣的是，这三本书放在一起也可称为“罗威廉师门著作展”。

作为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罗威廉在中国城市史以及社会史等研究领域成果卓著，“汉口两部曲”（《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二书）便是他的成名作与代表作。

程为坤与王笛分别为四川大学历史系77级、78级师兄弟，1990年前后，二人相继赴美拜在罗威廉门下攻读东亚史。因此，从这三本书中不难感受他们之间诸多相似的学术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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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对中国城市的经典论断中，他认为中国未曾形成真正的“城市”，因为“城市共同体”在中国从未存在过。

同样，黑格尔所谓“一个无历史的文明”，马克思所谓“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他们均持晚期中华帝国社会停滞论的观点。

《汉口》一书正是以此论调为出发点，罗威廉利用详尽的史料，以严密的论证犀利批驳了停滞论，通过展现汉口的社会运行与城市发展，有力挑战了“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普遍误解。

通过揭示19世纪汉口在商业、个人身份、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四个方面的变化，罗威廉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既不是长期停滞，也不是等到所谓外来冲击以后才做出回应。相反，早在西方到来以前，中国社会便一直沿着其内在理路不断变化发展（罗威廉，2016：382-384）。

在被他称为中国国内市场“中心都会”的汉口内部，随着国家愈发重视贸易方面的财政收入，商人自治逐渐取代了官府对商业领域的直接控制（罗威廉，2016：138）；同时期人口流动的加速造成了移民身份的多元化，乡土意识的削弱伴随城市意识的生发，为“城市阶级（市民）”的产生做好准备；太平天国运动后，在市场越加开放的冲击下失业的下层群体不断扩大，城市内部的阶级分化开始出现；行会在行业控制、组织规模、集体资产等方面显著发展，吸纳成员的标准从原有的排外主义转向更加包容广泛（罗威廉，2016：318-320）。

凡此种种，我们看到以汉口为切片的中国城市内部自有勃勃生机，而非死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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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汉口》，不禁赞叹罗威廉运用史料之全面与展开论证之坚实：一个老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搜集史料考察实地，耗费数十年的研究心力，只为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的传统认知，这是怎样的国际主义精神？

“南行控巴蜀，西去连鄢郢。”

罗威廉引用查慎行《汉口》一诗作为本书开篇，现在让我们从汉口出发，沿长江溯流而上，进入巴蜀大地的心脏——成都平原。比起罗威廉的“国际主义精神”，成都人王笛的研究或许只能被戏谑为“狭隘的地方主义”在作祟了。

如果说袍哥势力代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双向互动的维度之一，那么牵涉性别主义的相关争论则是另一个更为持久广泛的历史维度。

在《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一书中，程为坤对与女性议题相关的已有研究进行充分回顾，从传统观念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入手，以此搭建起本书论证框架，着重分析北京底层女性与城市空间二者的互动过程。

自清末肇始的城市改良增多了公共空间，女性自由度的提高一方面重塑了女性认同，另一方面使得妇女运动成为可能（程为坤，2015：9、17）。当把权力的话语分析带到这一互动中时，会看到城市新公共空间的拓展伴随性别权力关系的重新配置，大杂院、街道邻里、庙会戏园通通成为底层女性用以发展私人网络的社交场所，而面对这一新变化，上层精英又有着何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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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程为坤的分析焦点继续向下，我们将“性别”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来考察。

白馥兰（Francesca Bray）在《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一书中巧妙编织了一套“权力经纬”：将性别原则作为技术史的分析主轴，论述从帝制中国的宇宙观到国家物质基础，再到家庭生活的日常实践（白馥兰，2017：20-21），性别与技术如何嵌入彼此的历史。

从“权力经纬”的概念不难看出白馥兰对福柯权力分析路径的借鉴，事实上本书的确随处可见福柯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在“内外有别”的中国社会，家庭作为私人伦理的基本单位，时刻凭借生活物品与日常实践（如建筑风水考虑、祖先龛位设置）来传递着无声的价值理念（即白馥兰所谓“信息”）。这种潜移默化比之规训手段远为强大有效，在根本上塑造了晚期帝制中国以来的社会文化（白馥兰，2017：51-57）。

在本书导论部分，白馥兰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术界依旧普遍存在的一个趋势是，性别研究常常被等同于女性研究（白馥兰，2017：20-21）。

因此，最后让我们跟随雷金庆一同去探寻“女性特质”（femininities）镁光灯外的“男性特质”（masculi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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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一书特别之处在于，雷金庆在跨文化比较的横向视阈下对上至孔子、下至周润发的纵向“男性资源”进行深挖，古今中外两个维度上的巨大差异同时被纳入在他的分析框架之中，使得本书读来感到一种“新鲜的危险”：文中不乏精彩论述，但牵强比附的解释也多处可见。

因为深感当代西方“硬汉”范式的局限性，他提炼出中国传统“文”“武”两极的动态概念用以捕捉男性特质的多种可能（雷金庆，2012：30）。

以“硬汉”作为评判男性特质的单一准绳更多是西方文化霸权扩张的表现，当西方将其特殊性设定为“正常自然”的男性特质标准时（雷金庆，2012：14），其他文化土壤中的男性特质难免落入西方陷阱，被指责为野蛮或是孱弱。

这样一种比较性视角或许能够对今天有关“娘炮”现象的诸多争议提供镜鉴，同样值得反思的是，女性主义在当今语境下已经成为“易燃易爆炸”的公共性议题。

我对女权主义方面的文献阅读较少，因此不敢妄加多言。但在阅读上述二书的过程中，一个问题始终萦绕脑海：如果当下语境里的女权主义能够把性别框架中根本性的价值内涵理解得更清楚一些，那么现在非黑即白的尖锐对立是否也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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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四月阅读史的回顾抵达了它所能想象的边界。

三天前，在课堂笔记上敲下“第八周”时开始构思本文，如何从近二十本阅读书目中去芜存菁，串联起一条还算是连贯通畅的理解脉络，不同书目间如何自然过渡不至于太过突兀，不同板块间如何平衡而避免头重脚轻……

这是近三天来反复思索的问题。过程往往艰难而又折磨，多少次感到表达的断层，全然不似阅读来得轻松怡人。

“述而不作”与“文以载道”是两种承载智识的形式，或许本身没有孰优孰劣之分。我自知没有遣词造句行云流水的天赋异禀，体会更多的只有字里行间反复锤炼的辛酸疲惫。

从这个意义上，写作本身，就是通往“跨越边际的认知”的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