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族内部的诸多民系中，如东北民系，华北民系、中原民系、广府民系。。。。中，客家民系可以说是最为特别的一支。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其他的民系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对应的地域以及占据优势的省级行政区。而客家民系的核心分布区，无论从地理上，还是行政上，都被分割的支离破碎。即使它的内部地理相连，但却从来没有过一个，以客家为名的行政区出现。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正常的地缘规律，象客家这种分布在各大地缘板块边缘的族群，只可能各自成为所在区域主体文化的附属文化，或者是以所谓少数民族的面目出现。而客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民系，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中央之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游牧民族扩张——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蒙古人崛起之前，中央之国虽然已经多次经历过游牧、渔猎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但以汉族为核心的政权，却始终能够保有长江甚至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如果这种情况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的话，那么那些不同时代南迁的氏族，应该还是会按照正常的规律，逐次沿南迁路线沉淀下来。或融入当地土著文化，或为土著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后，形成新的文化和族群。并不会在边缘山地上，去刻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以独立的姿态去面对所在地的土著文化。而蒙古人的那次全面入侵，却直接影响了长江以南已经稳定的地缘结构，并直接激发了独立的客家民系的形成。 在蒙古人入主中原，并攻取了南宋一线的地缘板块：四川盆地、江汉平原、江东地区之后，农耕文明的南宋王朝并没有就此完全灭亡。如果当时的蒙古人对于农耕属性的华夏文明，表达出合适的敬意，并做出愿意融入华夏民族的姿态，那么他们在征服了中央之国南部那几个一线的地缘板块后，应该就能够比较顺利的成为中央之国的主人了。不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如日中天的蒙古帝国，并没有此类想法，他们甚至将华北平原大片的农田变身为牧场。出于对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恐惧，即使是只关于心身边整个的普通农民，也必须站出来反抗这种改变了。相比之下，后来的满州人就做的更柔性些，虽然初期有过跑马圈地为种使生产关系倒退的方式，但后来的及时纠正，并主动融于华夏文化，使得这个“异族”王朝，得以存继了将近300年，以达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正常王朝的正常值。 蒙古帝国这种产尊重被征服地“地缘属性”的作法，固然让他们的统治不能长久。但就最初的军事征服来说，他们却是做的极为成功的。而那些不愿意就此改变的南宋民众，在失守了一线地缘板块的保护之后，依旧在二线地缘板块中，继续他们的抵抗事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之前很少被推到前台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成为了双方博弈的主战场。即使是这片最后的战场，失守于蒙古铁蹄之下，残存的抵抗力量，依然在海上完成了最后的抗争。文天祥、零丁洋、涯山等颇具民族气节的符号，也成为了这段历史标记，并留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但如果从最本质的层面来看，之所以会有这么全面的反抗，还是基于对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恐惧。 正是在这一波游牧民族的全面入侵中，之前已经沉淀在赣南地区的汉族移民，被迫进行了二次迁移。这种有别于和平时期的自然渗透，造就了两个后果。一是迁移氏族，因为迁移的原因是不甘于臣服于游牧民族的统治，而变得非常强调自己的华夏属性；二是迁移的目的地，并不是所谓“人往高处走”的，向条件更好的大平原地区迁移（那里是政治征服的重点），而是被迫向更为边缘的地区转移。理论上，当时迫于蒙古人的压力，从赣南各河谷平原迁出的移民，可以向周边各方向的山地转移，但最终导致客家民系产生的那支，却是迁移到福建的那支。而赣闽交界处的“石壁村”，就是客家民系形成、扩张的地缘始点。就石壁盆地的地理位置而言，能够处在武夷山脉这条闽、赣分割线之中，是其成为躲避战乱的客家先民的避难地的重要原因。南征至此的蒙古人，即使是要征服闽越地区，也不能以这个方向为重点（以闽越的地理结构而言，沿海路南下是最好的选择）。而这个盆地本身的双重属性，又成为客家先民的下一步迁徙的地理基础。 之所以说石壁盆地有双重属性，是因为它的边缘山地同时发源了两条河流，而这两条河流又分别隶属于赣、闽两大水系。向西流淌的那条河流叫作“横江”，在横江水逐次汇入江西境内的“琴江”、“梅江”、“贡江”之后，最终在赣州合流入了赣江；而向东蜿蜒的那条则叫作“西溪”，其流入福建境内的宁化县城后，转而合流入了“九龙溪”、“沙溪”，直至最后汇入“闽江”。也就是说，从连通水系的角度来看，石壁盆地本身就天然具有地缘枢纽作用。如果说当年的秦、汉帝国，不能借助海路征服闽越，而是要象开挖灵渠那样，寻找一个点来打通陆地水上交通线，石壁盆地应该会是候选地之一。当然，这种情况一直也没有发生过，毕竟征服闽越的话，海路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事实上福建境内的水资源虽然十分丰富（一条闽江，水量就比流域面积比它大11倍的黄河还要大），但由于自身体系的原因，其内河的航运价值，一直没有机会在中央之国的地缘舞台上展现出来。也许从连通腹地，拓展空间的角度看，能找机会打通一下与长江、珠江水系的联系，对福建摆脱封闭的地缘状况会有所帮助。 虽然石壁盆地有连通赣、闽的地理特点，并且与江西方面有隔而不断的感觉（相比而言，盆地的西边缘山地高度、密度都较低，都多条天然山谷相连）。但盆地的腹地，还是与西溪的关系比较密切，因此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石壁盆地，绝大部分是被划入了福建境内，成为宁化县的一部分。如果当年迁移至此的客家先民，仅仅是在此躲避战乱，那肯定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宠大民系的祖地的（客家民系的人口目前已经上亿了）。如果有幸被哪位著名文学家发现的话，最多也就是得到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定位。 从自然渗透的角度看，即使石壁盆地内的“西溪”，是属于闽江水系，那么客家先民们很自然的选择，就是先向闽江下游渗透。而从现在福建境内的客家文化分布状况来看，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在闽西南以客家文化为主的八个县中，北部的“明溪”、“宁化”、“清流”、“连城”四县，都是属于闽江上游水系。问题是当客家先民们试图向闽江流域持续渗透时，他们会遇到很大的问题。首先是地理结构的问题，以闽越腹地的地理条件而言，河谷平原的发育本来就是有限的。对于农耕属性明显的客家先民来说，闽江上游的地理条件，远比不上他们在赣江上游的“老家”；其次，在客家人决心继续向闽江流域扩张时，闽越族人（包括后来华夏化的闽越族）经营闽江流域已经有千年以上了。你越往下游地区渗透，所遇到的土著文化抵触也会越强烈。对于视土地为根本的华夏民族来说，都天然会有排斥外来“入侵”着的本能。因此客家在闽江上游地区的扩张，也就止步于上述地区，并没有大规模渗透入闽江流域的腹地。 如果福建境内的客家先民就此止步的话，那么它们的在客家民系中的地位，和所扩张的区域，并不会比跨越罗宵山脉，向湖南境内渗透；以及向赣江中游地区渗透的客家人更高、更多。甚至可以说，这些被封闭在各省边缘山地中的客家人，最终的命运一定是被土著文化所同化。就象现在赣南的客家文化，已经很大程度成为赣文化的一部分了（包括身份认同感）。假如说客家人由赣南迁移至石壁，拉开了客家向福建移民的序幕，那么接下来向闽江上游地区渗透，则可以说是一种尝试。而真正让客家人在闽越地区占据一席之地的，是另一条与闽江上游水系相邻，却又特立独行的河流“汀江”。正是由于客家先民由闽江流域向汀江流域的转进，才实质性的拉开了客家文化扩张的高潮。很多对客家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会感到奇怪，既然石壁在客家形成的历史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为什么最后的行政地位却如此之低（村、镇级）。即使在“客家四州”中，覆盖福建地区的“汀州”，其地缘中心也不是在石壁，以及它所属的“宁化”县，而是在现在的“长汀”县。其实这也很简单，因为源头和中心的地缘属性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就好像长江、黄河的源头地区，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区域，长江、黄河流域的地缘重心，却是在中下游地区一样。 就石壁盆地而言，以其本身所属的水系和地理条件而言，是没有太大扩张空间的。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在山体力度如此之大，土著文化存续时间如此之长的闽江流域，能够扩张到覆盖四县的程度，已是很不容易了。这很大程度得益于赣南这个人口储备库，在客家文化形成之初，能够通过石壁盆地这个武夷山脉的断口，源源不断的为之补充新鲜血液。 既然往闽江流域渗透没有太大发展，那么客家先民在人口饱和后，势必还要寻找下一个渗透方向。好在他们只要把视线稍微向南移一点，就会发现另一条体量不小，并且脱离闽江控制，独流入海的河流“汀江”。在闽西南这块，山体密度较低，下陷盆地形地形体量稍大的区域里，隶属汀江流域和闽江流域的区域，基本上是一半一半。而这些“比较”适合聚居和适合农业生产的区域，都已经被农业属性强烈，而又无法得到大块平原区的客家文化所覆盖了。其实观察赣、闽、粤交界处的核心核心区，我们会发现，这些区域都是些比上不足（与大体量平原区相比），比下有余（高密度山地区）的丘陵区。从整体上看，会给人以盆地相间的感觉。虽然这些下陷地区的腹地，还是形成很大体量的平原地区，但对于已经有技术在低缓丘陵上开发农业用地的华夏先民来说（如梯田技术的使用），已经有条件让他们依靠农业生产，在此繁衍生息了。只不过从单纯的生产力角度而言，这类地形的地理条件，一般也就是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而大片的平原地区，才有余力储备，去发展更多样性的文化，以及直接成为地缘政治的主要博弈区。 既然汀江和闽江流域相比，在闽西南这块山地密度相对较低的区域，所占有的份额并没有优势，那么就需要有其他因素来决定其地缘地位了，而这个因素就是“区位”。在决定一个地点，是否成为地缘中心时，所在地的平原面积并不是被第一考虑的要素。在区位上有没有优势，能不能因此而辐射更多的地区才是最被考虑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在平原空间上，与川西平原中的城市相比，没有任何优势的重庆，才能够凭借多河交汇的地理优势，成为四川盆地中的又一个地缘中心。 汀江流域在闽西南的行政地位，也正是由于它有更好的辐射力。我们在闽越部分也分析过了，福建的河流，绝大多数都是自产自销，即发源于武夷山以东，然后在福建境内独流入海。其中只有闽西南的汀江是一个特例，这条同样发源于武夷山东麓的河流，最终并不是由某个福建沿海平原入海的，而是去滋润了潮汕平原，由潮汕地区入海的。只不过在它流入广东境内，并与发源于广东的另一条河流“梅江”汇合之后，以“韩江”这个名字，出现在了潮汕文化之中。 汀江这种游离于闽越板块之外的辐射力，在古典时期为其赢得了“州”一级的行政地位。其上游处的“长汀”，也由于在闽西南地区，据有承上起下，连接闽、汀流域的地缘作用，而成为整个闽西南的地缘中心，并成为狭义的“汀州”府。不过对于封闭（对内）而自自成体系的福建地区而言，闽西南这块文化上以有别于闽越文化之外的客家文化所覆盖，地理上又据有天然的向外辐射力的板块，始终是一个异类。对于异类的处理办法，在行政上永远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让允许其自成体系，依照已经形成的地缘结构成立行政区；另一个就是分而治之，将之分块划入相邻的，更高一级的行政区中。在古典时期，帝国的统治者们还是基本按照前一种方式也做了，也因此而产生了管理闽西南八县的“汀州”这个地缘标签。而现在，闽西南这片客家文化区，则没有再保有一个地区级的行政区了。它北部隶属闽江流域的明溪、宁化（石壁所在县）、清流三县，被归入了以闽江上游水系为联系纽带的“三明市”；南部的整个汀江流域，加上其东面的连城县（连城所在盆地属于闽江流域），一起被归入了龙岩市。就龙岩市的地缘属性而言，则是属于九龙江水系的上游。而九龙江的下游，则是闽南这个地缘板块的核心城市漳州、厦门。 将汀江流域交由闽南属性的城市管理，这其中的地缘思维，其实是希望这个板块能够成为闽南地区的腹地。或者说还是希望把汀江这条天然有可能被广东地区辐射的河流，内部消化掉。至于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又是否在地缘文化上达到了和谐，还有待时间去证明。在我们目前所讨论的内容中，其后果就是“汀州”这个地缘标签，成为了客家四州中唯一一个过去式。而除去赣州之外的，与客家文化、汀州关系密切的梅、惠两州，在地缘矛盾更为尖锐的广东地区去了得以保留了下来。这也是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方向。客家这个民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独特认知的民系，并非是因为他在赣南以及闽西南的沉淀。如果没有在广东地区的三分天下有其一，仅凭在赣、闽两地的存在，客家文化是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系的。在成功的扩张至汀江流域后，客家先民实际上拥有了两条入粤的战略通道：一条就是仍在赣南的客家先民，翻越大庾岭后，沿浈、北江向南迁徙；另一条则是由已经在闽西南定居的客家先民使用，沿汀江而下，进入下游的韩江流域。前者作为主要的迁移通道，其实千年以来一直在使用，技术上与闽、粤通道的打通与否并没有关系；而后者虽然看似难度更大，但沿这条路线迁徙的客家先民，却是客家意识的直接塑造者。也正因为此，粤北韶关一带，虽然也是客家文化的主要覆盖区，但却没有被客家文化的研究者列入“客家四州”这个客家核心区的范畴中。事实上在“客家四州”这个概念之外，还有一个更狭小的客家核心区范围，即包括梅洲、汀州、赣州三地区在内的“客家三州”（排除了惠州在内）。 梅州的地理范围，是在韩江上游，广东境内的梅江流域。汀、梅、韩三江的关系，简单点说，就是由闽西南发源的汀江，与粤东发源的梅江，在粤闽交界处（广东境内）合流而成了“韩江”，并最终由潮汕平原入海。当年客家先民由石壁、汀江一线南迁时，理论上是应该可以进入潮汕平原的。但经过之前的分析，我们也已经清楚了，作为广东境内仅次于珠三角的地缘板块，以客定位的客家先民，是很难在这样体量的地缘板块中，压倒土著文化的。事实上潮汕平原也并非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否则也不会形成独立的“潮汕”民系了。不过潮汕文化形成的外力因素，却并非来自于陆地，而是海洋。在潮汕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受北面闽越文化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与之地理相邻的闽南地区，更是直接作用者。因此潮汕话，也被认定为是闽南话的一种次方言。 基于陆地文明的属性，我们在探究华夏文明扩张的时候，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陆地线路上。而实际上，海洋也是华夏文明扩张的一条重要路线。而在海路扩张中，闽南这个地缘板块，其实是有着和赣南一样的地缘作用的。在所属省份中相同的地缘地位（位于核心地缘板块南面的次一级单元），都使之有可能成为，沉淀南迁北方移民的重要基地。而随后的二次迁移，也是依据双方的地理位置而进行了。就闽南的二次移民而言，东南沿海土著文化薄弱的区域，都是他们有可能落脚的地方。由于海洋在交通上的开放性，闽南移民并不一定要遵循陆地规律，逐次南迁。除掉地缘关系紧密的潮汕地区以外，雷州半岛、台湾岛都早期华夏文明覆盖的薄弱地区，都可以成为闽南化的华夏文化渗透区。 已经带有明显山地族群特征的客家先民，显然在竞争潮汕平原这块海洋属性明显的板块上，不占优势。因此由闽入粤的客系家族主力，并没有沿江而下，跨越莲花山脉进入潮汕平原，而是在行至汀、梅、韩三江交汇处后，向西溯梅江而上，将梅江流域变身为客家文化区了。可能会有朋友觉得奇怪，我们一直都在说迁移，似乎总是由北向南的单方面迁移。那么有没有反方向迁移的情况呢？这种情况也的确有的，就客家先民而言，在迁入闽、粤之后，亦有回迁回赣南的。不过主流还是南迁，甚至向海外扩张。毕竟越往北部，开发的时间越早，空间越小。实际上在宋元交际之时，客家先民通过石壁向闽西南迁移，并随后再沿汀江入粤之前，岭南地区经过上千年的开发，本来也已经没有大规模迁入的空间了。但我们也说到过，蒙古人是第一个统一中央之国全境的北方民族。而纵观整个古典时期，同样能做到这点的，也只有后来渔猎民族出身的满洲人了。这两个民族，算是代表游牧、渔猎两大文化，完成了对于农耕文明的政治征服。只不过这种军事和政治上的征服，并不代表文明的征服。华夏农耕文明在东亚大陆的优势，一次次的将这种政治上的被征服，转变为了文明上的反融合。而在统治上更为成功的满洲人，反过来完全了更为彻底的华夏化洗礼。 蒙古人的这次全面征服，使得广东地区第一次成为了对抗北方来敌的主战场。当然，这也可以算得上是最后的战场了（直接领导这最后的反抗的，就是来自于赣江流域的文天祥）。抗争的政治结果，自然是已经十分清楚了，岭南地区也成为了元朝的国土。而这最后的博弈，也消耗了广东地区，尤其是粤东地区大量的人口。这就为避乱迁入闽西南山地的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入粤腾出了空间。尽管在珠三角、潮汕平原这样的一线地缘板块，由于原有的人口基数较大，没有机会介入（政治因素也促使客家先民无法进入），但在边缘山地上，客家先民还是很有机会填补空间的。 其实这种由于大规模战乱，而导致外来人口大批迁移、填充，并改变某些文化属性的情况，在那些地缘博弈的焦点地区并不鲜见，最为典型的就是四川地区。前面有朋友问过，为什么四川盆地是官话区，而云贵两省通行的，也是四川味的普通话（川普）。这其中的背景，也正是因为四川盆地屡次成为主要的地缘博弈区，而导致的人口大换血。这个过程也正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最初的主体，是来自湖北地区，而湖北由于地缘中原，也已经成为了官话区。可以说是西南官话的源头）。至于说云贵高原为什么没有象岭南那样，形成带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方言区（象粤语区那样），而是也成为了官话区。个中的原因，其实我们在国际部分解读中南半岛时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简单点说，就是岭南地区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灭亡了，二千多年的移民史，加上岭南相对独立的地理结构，有足够的时间形成自己的独立方言。而西南地区，直接短命的蒙古帝国征服之前，还是由土著的非华夏民族（当时的认定标准）所建立的“大理国”来进行统治的。而汉族移民大规模移入的时间，和四川盆地大规模填充外来移民的时间，基本算是同一时代，所以并没有时间和机会，形成自己的汉族族系。 现在我们回到客家的话题上来，正是因为蒙古人的这次征服，彻底打乱了中央之国原有的地缘结构，所以不仅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的地缘文化受到了影响。广东地区的地缘结构，也由于客家民系的大规模填补空间，而呈现出了三分天下的局面。所以尽管北方汉族南迁的历史，持续了两千多年。但在客家民系形成的断代上，宋元之交的时期，应该算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断代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入粤的移民一直没有断过，但沿赣东南——闽西南——粤东一线南迁的移民，成为了客家文化形成的强化者。也正因为此，在客家文化通过向岭南直至海外传播，成为不可忽视的民系时，梅江流域的“梅州”可以因其发展形成了有独立意识的客家文化，而打出“世界客都”的文化牌；而作为二次移民的重要跳板，“石壁”这个武夷山中的小盆地，也成为了客家民系可以直接追溯的源头，并以“客家祖地”的身份出现在客家文化中了。至于赣州，无论你是否是由赣、闽、粤路线南迁入粤的，都无法绕过这个最初沉淀客家先民的地缘板块。因此在客家意识得以强化，并涉及到经济利益的今天（毕竟有大批的海外客家移民存在），本来已经成为赣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赣南地区，也开始通过打“客家摇篮”这张文化牌，来试图建立自己的海外关系了。 当客家成为一个独立的民系时，你的家族是否经由石壁这个跳板进行过迁徙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在认定或者说扩大一个民系时，更为直观和重要的标准，是会演变为共同的文化背景（特别是语言特点）。就象大家现在认定自己的华夏身份时，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祖先的来源直接追溯到黄河流域，而只需要在姓氏、语言、文字等文化表现形式上，表现出自己的华夏属性就可以了。在这种认定方式的主导下，那些未曾经石壁走出赣南，或者经由其他路线迁移的，具有与率先拥有客家意识的“石壁”客家共同文化属性的族群，也被认定为了客家民系的一部分。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被认定者就会认同自己的客家身份的。而目前客家也没有可能成为身份证上享有特权的一个“民族”，来直接划定自己的人口范围。但从纯粹的学术角度，确认这个民系有存在及覆盖范围，还是可以做的。最起码我们还可以通过这段内容，了解一下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地缘结构。毕竟解读这一地区的最佳历史载体——红色政权的“苏维埃”时期，离我们所叙述的年代，还有二千多年的时间差。真等那个时候的话，相信会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感到失望的。 当客家民系的认定标准，已经转而成为文化属性上的认定时，粤东的另一个地缘板块——东江流域的“客家”属性，也得到了认定，而它的行政标签则被打上了“惠州”的标记。在客家的迁移史中，沿汀江、梅江一线迁移的客家人，其实算是比较晚的。但就传承的历史而言，却是最清晰的，也正因为此，梅州和石壁才在客家民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较有趣的是，在赣南的东部，也有一条梅江，而在这条梅江之畔有一个著名的红色故都“瑞金”，与瑞金隔分水岭相望的就是汀江之侧的“汀州”府（长汀）了。并不确定两条梅江的得名是否有内在联系，不过这倒与客家先民的迁徙路线挺合的。说到梅江，它和另一条韩江的上游河流“汀江”，在走向上倒是大相径庭。前者由北至南与下游的韩江呈直线连贯状态；而后者则是由南至北的反方向流动，梅江水在汇入韩江之后，再向南奔向大海。这种走向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客家先民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的溯梅江而上，向梅江流域的腹地渗透，并由此而与海岸线越来越接近，但梅江流域（或说梅江客家）的地缘中心，却依据下游更容易辐射影响上游的地缘原则，形成在下游接近韩江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梅州”市。东江流域、梅江流域，加上莲花山脉以南的大潮汕地区，共同构成了“粤东”这个地理板块。仔细观察客家文化在粤东的覆盖区域，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东江流域，还是韩江流域（包括梅江在内），客家所占据的区域虽然大，但都是在中上游的山地丘陵之中。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平原，以及潮汕平原就是属于广府和潮汕这两个更具土著特色的民系所覆盖了。而客家先民在和土著居民的博弈中，也体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于山地的适应性。尽管不能大规模渗透入珠三角、潮汕这两大块沿海平原中，但那些具有板块切割的分水岭，却也都被客家先民见缝插针的占据了。象梅江客家文化所覆盖的区域，也并非只是在梅江流域，莲花山脉及其以北的韩江干流，以及其他支流（比如大埔县所在的，也梅江相对而游的“梅潭江”），也都被由闽入粤的客家先民所覆盖。与梅江相比，西北方向与之平行的东江，其流向就“正常”的多了。发源于赣粤边境的东江，最终成为了珠江三角洲的缔造者之一。而东江流域的地缘中心，则依正常规律形成在靠近下游珠江三角洲的“惠州”了。在分析珠江三角洲时，我们曾经将珠三角边缘的“惠州”市，定位为珠三角的外围城市。这当然是基于它的地理位置，而作出的定位。作为由北至南渗透至珠三角边缘的客家文化前沿，反过来也意味着惠州有很大机会被更强势的广府文化所同化。现在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尽管惠州作为东江客家的地缘核心，被列入了“客家四州”这个地缘概念中。但就惠州这个城市的居民而言，很多人却更认同自己是属于广府文化圈的一员。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相比于珠三角的全国性经济重心的地位，以及政治优势，客家文化在东江下游地区并没有机会反制成为主体文化。惠州这个地缘分割点融入珠三角文化圈的趋势很难逆转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客家文化的倡导者们，再想为东江客家找到一个地缘中心的话，就必须再溯江而上，突出东江中游的“河源”市的客家属性了。就现在的行政结构来看，相比古典时期代表福建客家的“汀州”被分拆并入其他地区的结果而言，东江中上游流域析出的“河源”这个地级市，倒是一个完整的客家文化区。要是有一天，河源在客家民系中的地位得以提升，并成为东江客家地缘核心的话，行政上的便利，倒是更容易凸显自己的客家特色（如果行政管理者，想打这张文化牌的话）。客家文化的原始地缘属性，我想大家应该已经十分清楚了。概括的讲，这是一个以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以相对密度较低的丘陵地带为聚落区的族系。除掉我们所说的，赣、闽、粤三省交界的这片区域，分布在中国其他省份的客家人聚落区，也大都有着这种特点。不过客家民系，现在之所以能够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却和客家人曾经大批的向海外迁徙分不开的。这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反过来又促进了客家原始聚居区内，客家文化的繁荣。毕竟认祖归宗也好，衣锦还乡也罢，无论是客家还是其他民系，乡土观念都是支撑文化的纽带。 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向海外迁徙的大背景，和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成为中国开放的前沿省份有着密切关系。事实上，东南沿海的人口输出，并不仅限于客家人。更占据地缘优势的广府、潮汕，以及闽南等族系，同样或主动（下南洋），或被动（比如被“卖猪仔”）的飘洋过海。在这些离开东亚大陆的客家人中，基本都是分布在闽、粤两地的客家人，而基于居住地并没有直通海洋的河流，留在或回迁闽南的客家人，并没有参与到这次全球性的扩张当中去。只不过当这些飘流在外的客家人，最终希望回来寻找自己的根时，无一例外的会沿着祖先迁移的足迹，上溯到赣南地区。赣南这个纯粹的内陆板块也因此而通过客家文化，有机会间接性与海洋文化对接。 不过我们也分析过了，客家人在如东江、韩江这样能直流入海的河流流域，占据优势只是丘陵特征明显的中、上游地区。在那些下游沿海平原上，客家人在与土著文化的竞争中，并没有取得优势。当然，这并不代表客家人就没有向更靠近海洋的地区努力渗透过。实际上所谓“客”这个概念的出现，就是随着客家进一步向沿海地区迁徙而造就的。 客家能够在赣南、闽西南、粤东这些河流中上游的丘陵地带，规模性的形成独特地文化区，是有着独特的历史机遇的。在我们解读客家文化形成中，脉络最清晰的“石壁”客家时，所提到的促使客家先民，从赣南规模性的迁出的“宋元之交”这个时间点，就是其中的一个历史机遇。首次面对北方民族入侵，而消耗掉大量土著人口的粤东、闽西南地区，客观上为客家先民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另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在清朝以前，中国的人口一直都没有过亿，总人口数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突出。之所以在每个王朝的末期，总会出现因土地而起的尖锐矛盾，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初期被相对平均分配的土地，会不可避免的集中到地主手中，从而引发了土地的结构性矛盾。而最终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周期性的将原有的结构摧毁，重新建立相对公平的土地结构。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点，现在的中国对于土地自由流转和私有化问题，看的非常敏感。如果直接依附于土地的农业人口，不降到发达国家水平，相信是没有政治家敢冒险放任土地集中化的。、 如果客家的覆盖地区，只是在那些山地丘陵之中，那么客家文化的独立性应该不会有现在这样明显。只不过在19世纪的中国，中国的人口数量出现的一次质的变化，即由明朝以前一直保持的千万级人口，迅速跨入以亿计数的级别，到鸦片战争之前，官方统计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4亿之巨。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象地理大发现，使得原产于南美的富含淀粉的高产农作物（如土豆、玉米等）的引进；以及清前期取消人头税（摊丁入亩）的努力，减少了隐匿人口（所以有观点认为，明朝人口其实已经过亿了。但不管怎么样，清朝人口大爆炸是事实）。 成倍成长的人口，与在量上没有质变的农业用地，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为了寻找更多的生存空间，而带来的人口迁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如北方地区向边缘板块属性的内蒙、东北地区迁移的走西口、创关东，都是这种人口爆炸背景下所进行的人口转移。而在此之前的古典时期，守土观念深厚的华夏民族，多是因为政治、军事的原因，才会进行大规模迁移。在拓展新生存空间的尝试中，有海洋之利的东南沿海地区，很自然的选择了以海洋为通道的，向海外地区的渗透。在意识的转变上，这其实也要“感谢”国门被西方洞开，所带来的世界观的转变。 与那样靠近边缘地区的族系相比，身处内陆的客家人其实并没有扩张空间的。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已经迫使他们必须向寻找新的土地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土著居民力量相对薄弱的沿海地区，便成为了客家人渗透的方向。这其中，我们之前分析过的，紧临珠三角的潭江流域，也就是“四邑”地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区域。问题是，人口出现大幅增长的，并不只有山地丘陵之中的客家人，沿海平原的人口同样在大幅增长，因此也需要去向之前没有填充满的空间渗透。以四邑地区为例，珠三角的广府族系，向此渗透会更有地缘优势。由此，客家人和土著居民，因为土地而爆发的大规模冲突就无可避免了。在这场冲突中，土著居民在的心理优势在于，会认为自己才是这些土地真正的主人，并由此而认定，那些由东、梅等江中上游地区下来的居民，为客属身份。正是伴随着这种地缘博弈，客家人的族系概念，才得以强化，并成为广东三大民系之一。 关于清中期以后（即人口大爆炸之后）的土客矛盾，或者说由此引发的土客械斗，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可以查询。可以说，这段历史是非常血腥的。唯一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案，就是为双方寻找新的生存空间。通过海洋，向海外渗透，就是缓解人口压力的一种方式。而从政权的属性来说，作为最后一个古典王朝的清朝，当然不会去鼓励这种方式，毕竟对于保守的农耕文明来说，这种方式等于在放弃华夏的身份。有资料表明，19世纪末的巴西政府，在需要大量劳动力时，曾经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从中国迁移人口，但很自然的被拒绝了。而东亚另一个饱受人口压力，并且海洋属性明显的国家——日本，却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并由政府组织迁移了30万人口。因此至今日本后裔在巴西，乃至整个南美的影响力，都要高于华裔（甚至还在秘鲁诞生了日本裔的总统）。 尽管东南沿海的居民，在向海外移民时，基本是属于自发性质，但并不代表当时的政府，在缓解土客矛盾方面就无所作为了。只不过被定义为“客”属的客家人，成为了牺牲的对象，他们当中与土著居民矛盾最为激化的那部分，被有组织的从所渗透进的土地上，强制性的迁往湖广、广西、等地，客观上也造成了客家文化的进一步发散。 虽然客家人在向沿海地区渗透的过程中，并不占据优势。但也并不代表，客家文化区就无法真正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出海口了。四邑所处的潭江流域，虽然在客家先民进行开拓时，广府文化也并不占优，但其与客家核心区分割的状态，以及与珠三角紧密相连的地理位置，使得客家文化很难成为这场土地博弈的胜利者。如果有一块区域，能够与梅、东两江的客家核心文化区相接，又能够绕过珠三角、潮汕平原这样的，土著文化优势区，那么客家文化还是有可能直接打通海洋通道的。这个区域究竟在哪里，也是我们下面的解读内容。如果客家核心文化区，想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那么珠三角平原与潮汕平原之间的结合部，就是唯一可能的突破口，毕竟这两个地缘板块，并非是由江河进行分割的。其间有一片起到缓冲作用的沿海丘陵区，就是客家文化扩张的机会区。这个区域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无缝对接东、梅两江的客家核心区，避免象博弈四邑那样，因远离大本营，而最终在竞争中落败。 从现有的行政划分来看，客家核心区所扩张成功的这片沿海地带，基本就是现在深圳市东部的“龙岗区”、惠州市下属的“惠阳区”、“惠东县”。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这块缓冲区正好位于珠三角平原，与分割潮汕地区的“莲花山脉”之间。无论是广府，还是潮汕文化，在此的影响力都是相对较低的。反过来，客家移民在此站稳脚跟之后，也会反过来影响周边地区。象潮汕板块西端的“海陆丰”地区，就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同时受到包括客家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的影响，而变得与潮汕核心区的文化，有些不同。 从水系的角度来看，客家文化的这个海洋突破口，隶属于东江流域。但这并不代表这里所接纳的客家移民，就都是来源于东江流域。实际上当跨越闽粤边境，向梅江流域迁徙的这支客家先民，在上溯到梅江源头后，也进一步的跨越分水岭，渗透入这片沿海地区。正是在东、梅两江（或说惠、梅两州）客家人的共同作用下，客家文化最终在广府和潮汕两大土著文化之间，艰难的打通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海洋通道，这也为客家文化最终规模性的向海外渗透，奠定了地缘基础。而如果客家核心区是一个完全被封闭在内陆山地的族系，那么基于整个广东、福建的沿海属性。客家人在海外移民成为一种谋生手段时，也同样会和广府、潮汕族系的土著居民一样，向海外扩张。只是在自己的核心区中，没有直接融入海洋因素的话。客家文化的海外扩张之路，会变成艰难许多，也不会有现在这样规模的海外影响力。 需要说明的是，从地缘格局一来看，东江客家与梅（韩）江客家的源流，并不相同。应该说，如果从入粤的时间来看，东江客家的主体，应该会更早。特别是东江的源头，就在目前的江西境内，从地形上看，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迁移通道。只是晚有晚的好处，正因为由赣（石城方向）入闽（宁化一带），再入粤的这支客家移民，迁移的时代较晚，历史记忆深刻，因此反而成为了客家文化的主力代言人。迁移路线上的赣州、汀州、梅州三州，也分别以自己的历史定位，为自己贴上了客家文化的“摇篮”、“祖地”、“驿站”、“客都”等标签。 当东江客家，也希望在客家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占据一席之地时，就需要另辟蹊径，寻找自己的优势了。从东江的开发历史来看，可以说是属于南粤第一批被开发的区域，后来封关自立为南越王的“赵佗”，在他还是秦朝官吏时，所任的职位就是“龙川令”。而这个龙川，就是现在东江上游，的赣、粤边境的龙川县（广东境内）。从江西境内发源的两条东江源头：寻乌水（寻乌县境）、九曲河（定南县境），到了龙川这宾，汇集成为了东江干流。从地理位置以及历史记载来看，赵佗在龙川担任县令的历史，的确可以佐证东江这条赣、粤通道，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被开发使用了。只不过，相比于北江通道，能够直接对接珠三角和赣南的核心区，东江通道后来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要小的多罢了。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的话，所谓主、客，其实是相对存在的。相比于居住在岭南的百越之族，秦帝国及以后迁入的华夏移民，都可以算是“客”属了。也正是抓住了这点，试图以自己为中心，树立东江客家品牌的河源市，在寻找自己在客家文化中的定位时，干脆直接上溯到了秦朝，将赵佗直接奉为“客家始祖”，并寻找一些古迹作为“客家古邑”（特别是龙川这个有史可查的地点），以期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只是这种定位，其实是非常牵强了。因为包括赵佗在内的，由秦帝国而起的华夏移民，可以说是整个岭南地区华夏化的先行者。如果说是始祖的话，也应该被奉为所有岭南汉族移民的始祖。一定要说跟哪个族系关系更近的话，先期形成的广府文化，应该更有资格争夺这个“祖宗”。除非，你认为广府文化不是属于华夏文化，而是纯粹的，没有华夏化的百越文化。 特别说到这点，除了说明东江客家的迁移特点，其实是有别于梅江客家的（即并不会以石壁为祖地）。也是有感于现在基于经济目的的文化争夺战中，出现的各种乱象。对于一直以祖先崇拜为文化核心的华夏民族来说，祖先们一定想不到，现在他们的身后名，已经成为生产力和GDP的一部分了。 客家文化内部的支系关系，大致就是这种情况了。其实所谓民系，民族，主要是以文化为纽带了。只要大家认同相同的文化，有共同的记忆，就可以认定彼此的亲缘关系了。至于自己那支，是否能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并不重要。相比于赣、汀、梅、惠四州，珠江三江的另一支“北江”，其实大部分区域，也被客家文化所覆盖。只不过北江通道，在历史上历来是中原王朝，与岭南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通道。因此即使从地理结构上看，已经覆盖了赣南、粤东的客家文化，会通过自然渗透的方式，补上粤北这个缺口。但强势的广府文化，以及来自官话区、赣语区的移民文化，也会汇集在此。并让客家文化无法在交通干线上占据优势。有鉴于此，象浈江、北江沿线的南雄、韶关这样的战略要点，核心区都没有成为客家文化的优势区。所在即使在粤北也广泛分布有客家族系的移民，但核心区的缺失，使得整个粤北无法以“韶州”（韶关的古称）之名，在客家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了。 从现在珠三角的强势地位，以及北江流域与珠三角的地缘关系来看，粤北最终应当还是会和粤西一样，成为珠三角的腹地。至于说东、梅两江的客家核心区，有没有机会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成为一个单独的地缘板块，就很难说了。即使单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可以被定位为珠三角外围城市的“惠州”市，也日趋广府化。至于说被定位为特区的“深圳”，则成为了外来人口和文化，向岭南迁移的最新案例。无论是广府属性还是客家属性的土著文化，最终应当都会让位于综合性的中华文化了（语言上则以现在的官话，普通话为主了）。 客家族系的前世今生，就写到这了。希望对大家了解这个特别的族系，以及赣、闽、粤三省交界之地的地缘结构有所帮助。至于说客家族系在国内其他省份的存在，其实都可以在上述区域寻找到最初的来源的。鉴于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列举了。就我们所搭建的主体结构而言，客家文化的解读，其实算是超越了既定的时代背景了。下一步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的轨道上去，去看看成功征服南越之地的秦帝国，即将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