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剧评||剖开人性、传递痛感，“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远？

《我们与恶的距离》在故事里层层剖开人性，却也通过观看传递痛感，刀刀切割观众的神经。这也许就是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价值，通过最日常的内容与形式，让人停顿几秒，对这浮世疑惑沉思。

文 | 杨慧

大众文化研究的两位大牛约翰·费斯克和约翰·哈特利曾用过一个堪称浪漫的譬喻来形容电视尤其是电视剧：“吟游诗人”。

“吟游诗人”在不同文化间穿针，在各色故事间引线，你对它所呈现可以付诸一笑或浮一大白，嗤之以鼻或报之喝彩，却难以否认，它娓娓道来的絮絮叨叨，在某些碎片瞬间，会加固或挑战你的信念。

我们也许习惯电视剧是消遣玩意，演的、编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但却又常常被这份明知的虚构所刺痛。苏明玉也许让你掉过眼泪，罗子君或许让你皱过双眉，改名成陈可的陈可依，可能换来你的摇头与叹息。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也是这样一部手持利刃来势汹汹的作品，在故事里层层剖开人性，却也通过观看传递痛感，刀刀切割观众的神经。

而这也许就是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价值，通过最日常的内容与形式，让人停顿几秒，对这浮世疑惑沉思。正如布莱希特所说，任何所谓惯常事物都应使你感到不安。

谁是恶人？

法律以外的社会审判

现代法律确认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独立，一人事一人毕，除非继承遗产导致的债务传递，否则血亲行为与你并无关系。

道理清晰，但终究知易行难。犯罪在人类文明的实际操作中，从来都不只是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事情。

《我们与恶的距离》以数个案件串联，却没有将重心放在明确的犯罪者身上。故事镜头对准的第一类所谓“恶人”，是罪犯亲属。

没有人理会他们其实也极端痛苦，“我一直在想，到底是哪里我把小孩教坏了”，“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杀人犯李晓明母亲的哽咽除了辩护律师无人听见，而社会直接宣判他们被统统连坐，李家父母仓皇关掉经营多年的面店搬家，妹妹李大芝被改换名字、隐去家世才能祈求一个重新开始。

死刑判决书，下给了李晓明，也下给了他的直系血亲。甚至连杀人犯的辩护律师也一同被围剿声讨，没人理会法律的应有程序和律师的存在意义。与“恶”为亲，与“恶”为伍，就是他们被放逐的不争罪名。

故事并未就此停步，还为我们展开了更多场景，证明被标定为“恶人”何其容易。怀才不遇精神分裂闯进幼儿园被认为绑架孩童的青年导演，因网络女主播自杀身亡就被冠上出轨罪名的男友，一件不明真相的事、一个未经证实的由头，引起关注后便足以成为定罪的社会仪式，从此他们成为人群中的“恶人”，被围攻、被人肉、被如何残酷对待，都只会赢来大片喝彩。

当这些对“恶人”的征讨都成为了不假思索，这些“善行义举”看起来，反而更像“恶”本身。

谁在作恶？

社会相关职能的保障与失灵

具有社会秩序管理和监督功能的职业，应该是社会良性运转的维持者，但似乎在一些时候，他们并没有站在善的那一边。

美国新闻先贤普利策曾有过一个著名比喻：“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这部剧里也有一群站在船头忙碌的人，但他们鲜有时间瞭望，他们在真假新闻中押注，在收视率面前动摇头颅，在追根溯源和死缠烂打之间，一边习以为常一边自我厌恶。

他们为每一次突发新闻枕戈待旦，为真情实感的大事件和花里胡哨的小消息都人仰马翻，被广告商和收视率勒得喉咙发疼，然后告诉自己这就是新闻人。

新闻现实和新闻理想之间摇摇欲坠的平衡，在资深新闻人宋乔安得知下属李大芝真实身份的时候彻底崩毁。

作为被害者家属的宋乔安，痛苦之余的第一个举动是跟踪李大芝做成独家新闻，并且在李大芝质问她时，再次把摄像机对准了一个家庭和理想同样破碎的女孩的脸。而这一套令人发冷的媒体连环拳，最终出现了悲剧的延长线。

新闻持续报道下出现了李晓明模仿犯，一个轻度智障的少年，媒体再一次猛烈的围追堵截，却换来了他的母亲与他跳海自尽的尸体。

有句台词被不止一位死者家属咆哮出口：媒体这样随意杀人，你们跟李晓明有什么差别？

而与新闻业平行的另一边，则是法律业。比起媒体的群像，法律界主要出场了一位专为死刑犯辩护的人权律师王赦。王赦是法律的拥护者也是反思者，他并不相信单纯地依靠判决就能“以杀止杀”。了解罪犯，了解真相，才能真正防患未然。

但王赦在他的行业里并不是多数派，甚至他所信任的法律体系的运转也与他最终背道而驰，为了安抚民心急匆匆被处决的李晓明，让更多真相石沉大海，也令王赦的坚持沦为空谈。

故事最后还是对这些职业人给予了信任表态。新闻行业在最后一集依靠对李晓明父母的深度访谈，勉强寻回了社会责任和社会温度的担当。而律法这条线，虽然更为无解，但王赦代表的对执法本身的质问和愚公移山般的精神，仍然通过剧中角色的肯定言语，得到了故事的嘉许。

人性本恶？

弥散在故事里的普遍病态

如果说当事人家属，或是关键行业从业者，对他们的善恶是非讨论显得浓墨重彩，那么在这部电视剧里，还弥漫着更广泛的对人性的质问，就如同第八集的标题，“众生皆有病”。

大众的病态初露其实从第一场戏就已经开始，王赦因为替李晓明担任辩护律师，被当街直接泼粪。而随着他接受越来越多杀人犯的辩护委托，网上线下的暴力也越来越多，甚至殃及他的妻子和孩子。这种无成本、匿名性的恶如同栋梁白蚁，看似微小，却可累积出摧枯拉朽的毁灭个体的力量。

电视剧在每一集开头都以社交媒体或者视频网站评论作为开场，更是直接点明了公共话语空间中无处不在的、弥漫着的恶的力量。

还有更多浅淡的恶不动声色，甚至并非全然不能理解。居民抗议在小区内建康复之家，约会对象在得知对方是杀人犯妹妹后选择躲避，这些都是利己的人性，虽然对另一些人而言确实构成了堂皇的冷漠和歧视；而这一类型最极端的，莫过于故事里的另一重要支线，李大芝的房东家庭故事。

这一家人和命案没有直接关系，却因为一个疑似犯罪的精神分裂病人弟弟，也遭遇各种流言和背弃。尤其是房东未婚夫是一个标杆人物，他既可以对未婚妻说出你弟弟就是我弟弟的温柔言语，也可以露出你家这种情形你配不上我的狰狞面目，同时存在的爱意与恶意，人性在这条支线里格外淋漓。

故事最后一集切换成“我们与善的距离”，用和好、谅解、新生，用人性的善良与温存，来为前九集酿下的伤口打了一针止疼，虽然宣泄了观看中的抑郁，但却消解不了问题。人非圣贤，有光就有影，与其呼吁世间人人心怀大爱仅存善意，如何和人性的光与暗相处才是更真实的议题。

“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最后答案是，近在咫尺。“为恶”和“成为恶人”都如此轻易，这份认知如果能换来观者未来某些言行举止前的半秒思索和迟疑，也许就是这部故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