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评炎黄春秋的“老人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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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艺术研究院对旧炎黄春秋编辑部的改组，以历史虚无主义为手段，以改旗易帜为目的炎黄春秋集团可谓一朝倾覆。虽然旧炎黄春秋编辑部的一些人不甘心失败，糜集在杜导正周围负隅顽抗，但这种顽抗持续不了太久则是可以预见的。当年的74师被我军包围在孟良崮，张灵甫也躲在山洞里拒不投降，下场如何大家都知道了。

有趣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杜导正鼓动一“废太子”赤膊上阵，数次强闯新炎黄春秋编辑部，制造事端，吸引眼球，但由他钦定的“皇太女”、改组前实际掌控炎黄春秋的杜明明却滞美不归，含笑不语，不由得令人感叹精明者自是精明，愚蠢者仍然愚蠢，被人利用和利用别人都是有家族遗传的，也罢！

据悉，为应对目前的局势，杜导正密会了炎黄春秋的精神领袖李锐——自从被原中顾委委员周惠曝出曾经在庐山诬告彭总的消息后，李锐就一直闭门谢客、深居简出。据传，在这次会面中，李锐说决策改组炎黄春秋的人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并鼓励杜导正“打到底！”可见其仇恨之深，亦可见其态度之顽固了。

旧炎黄春秋编辑部，虽然把“宪政民主”写进新年献词，但内部管理却完全是封建的，一点民主的气味都没有。比如名义上炎黄春秋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委会”，但实际上真正掌握决策权的却是“老人小组”，即李锐、何方、杜导正，也就是民间舆论中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三人团”。在2014年由于变更主管单位所引发的风波中，“老人小组”越俎代庖，宣布暂停社委会职权，径直任命社长、总编辑，其所作所为颇似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夺光绪帝的权，结果导致杂志社内讧，“中生代”杨继绳、吴思被迫辞职，少壮派黄钟、洪振快也联袂出走。炎黄春秋元气大伤，杜明明却趁机登堂入室，位居要津。

“老人小组”中，李锐今年99岁，何方今年94岁，杜导正93岁，三人加在一起快300岁了。长寿是值得祝贺的，但是想到正是由于长寿，他们在最近三十年有机会说了那么多谎言和不着调的话，误导了许多比他们年轻的人，我又觉得这种祝贺还是且慢说出来，心中油然而起的，反而是民间关于“好人不长寿……”的俗谚，也许这才是真正符合实际情况的慨切之论。

不过，中国民间还有一句俗谚，叫寿多则辱。这句俗谚的含义大概有两点：一是高龄之后，生活失去自理能力，会闹出许多糗事，给晚辈添麻烦，也让自己尴尬。再一个就是自己逐渐被时代所超越，看到许多不想看，也无法接受的事。

对“老人小组”来说，第一种尴尬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他们都是高级干部、离休干部，体制给了他们“全包”的待遇：医疗不仅完全免费，住院还有高干病房，高额的离休工资之外，住房、用车也是完全免费的……这三个人是如此痛恨这个体制，但体制给他们极为优厚的待遇，他们全都欣然接受了，也许曾经抱怨给的还不够多、不够高，但从来没有想过不要“极权体制的恩赐”。在体制的厚爱下反体制——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也让人叹为观止了。

第二种尴尬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老人小组”亲手推动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地位还不够高，于是充当了打手和急先锋，九十年代之后，他们渐渐熬成了“旗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浊浪排空之时，这三个人也一度风光无限。但十八大之后，他们又见证了历史虚无主义盛极而衰、见证了洪振快、黄钟两次败诉、见证了旧炎黄春秋编辑部被扫地出门，当然，也见证了自己从风头无两到千夫所指……尽管他们早就应该预见到这种结局，但预见到和自己亲自体会到，感觉还是会有所区别的吧？

“老人小组”里，李锐的年龄最大，名气也最大。他最有名的头衔是“毛泽东秘书”，但他还真的不是毛泽东秘书，遍查中共党史资料，在毛主席的历任秘书名单里，从来没有一个叫李锐的人。他仅仅是在大跃进期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作为水电部副部长有资格给毛主席写信报告水利、水电方面的情况罢了。当时毛主席为了掌握经济建设的信息，在国务院各个经济部门都找了这么一个写信汇报情况的人，他老人家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会有人因此自称是他的秘书。想来在毛主席生前，给他写信汇报情况的人何止成千上万？如果都算是他的秘书，那他使用秘书的数量恐怕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李锐是反毛急先锋。他以“毛泽东秘书”相招摇，倒并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出于反毛的需要。第一，我是“毛泽东的秘书”，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第二，“秘书”都出来反对他，可见他这个人确实有问题。李锐靠“毛主席的秘书”头衔唬住了很多人，只是对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来说，这未免欺人太甚！

对李锐来说，他最大的心病是2009年原中顾委委员周惠关于庐山会议的一则谈话被披露，据周惠讲，李锐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经夜闯主席驻地，以参与者的身份跪在主席面前揭发（诬陷?）彭德怀元帅搞军事俱乐部，干扰了庐山会议的进程。这份材料打碎了李锐通过《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为自己塑造的刚正不阿的形象，而将其重新还原为势利小人的嘴脸。李锐对此一开始矢口否认，但是待有人拿出周惠秘书田聪明发表的《忆周惠同志》一文作为旁证后，李锐对此事就绝口不提了。2016年，庐山会议期间在中南海秘书室工作的戚本禹在香港出版了回忆录，他在书中直接证实周惠所言属实，李锐就再也不为自己辩解了。

相对于李锐子虚乌有的“秘书”头衔，何方作为张闻天秘书，倒是有实无名。说有实，是因为张闻天在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里，确实是把他作为秘书使用，说无名，则是因为张闻天从来没有给他秘书的名义。

说起来，张闻天对何方是有知遇之恩的。解放战争期间，张闻天担任辽东省委书记时，就开始重用何方。1949年从辽东省委调外交部工作的时候，又把他调到了外交部，此后无论是去苏联做大使，还是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都始终带着他。张闻天对何方的信任。一度达到了“秘书专政”的程度，据何方自言：“凡是送给张闻天的材料，政治局的、书记处的、中央各部委的，更不要说外交部各单位和驻外使馆的，都由我先看一遍，挑出需要送张闻天阅的（其余就被我给精简了）”，“凡送经张闻天审批上呈、会签以及发表的文件，他也要我先看一下，该修改的就修改……”以至于有些外交部的司局长们说：“何方真霸道，他的这道关比部长都难过！”

不过，尽管张闻天对何方宠信有加，何方对张闻天却配不上这份宠信。1959年庐山会议后，何方发现张闻天政治上已失势，遂“下决心同张闻天划清界限，站出来揭发批判张闻天”，由于他和张闻天关系密切，所以他在外交部的会议上把大量张闻天和他的私下谈话都揭发了出来，几十年后他仍不无得意的说“没有人能够揭发出这么多和这么具体的问题”。何方的揭发给张闻天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当时主持会议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就语带双关地对张闻天说：“洛甫同志，你已经众叛亲离了。”

但是，后面的剧情更令人诧异。文革结束之后，张闻天被平反。何方又跑到张闻天的遗孀刘英那里痛哭道歉，获得了刘英的原谅。此后，他又开始了神化张闻天，把遵义会议以后的党史描述成“以他（指张闻天）为首的领导集体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了万里长征，并顺利地落脚于陕北”的历史，把毛主席当年对张闻天的团结描述成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赏识与提携，“（张闻天）把毛泽东推上领袖地位，做到了‘扶上马，送一程’”。

如果说，1959年，何方对张闻天的揭发是把张闻天妖魔化的话，那么张闻天平反后何方对张闻天的神化，则是把他漫画化了。

张闻天同志何辜？给了何方知遇之恩，却被他如此利用——正用、反用、化用，生前要用，身后还要用。

在“历史虚无主义三人团”中，杜导正是最年轻、最务实的一位。比如，他虽然早就到耄耋之年，却始终不肯放弃社长这个最有实权的职务。有人算了一笔账，《炎黄春秋》号称发行20万份，如果简单按年订阅费120元/份计，每年就是2000多万元。刨去各种成本，按30%的利润率计，每年净收入少说也有好几百万元。但对于钱的问题，杜导正早有铺垫，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开办《炎黄春秋》是他个人借钱开办的，并说炎黄春秋的体制是“四不象”，不像事业单位，也不像企业，不像国有，也不像民营。其实，炎黄春秋就是国有事业单位，但杜导正既然说是四不像，别人也就很难对它进行审计了，钱花在什么地方，最后进了谁的口袋，也就只有天晓得了。实际上，杜导正想要的恐怕就是四不像，只有四不像才能四种便宜全占又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杜导正才能上下其手，让长期在国外生活，对炎黄春秋并没有实际贡献的“皇太女”杜明明当上副社长兼有实权的社委会秘书长，硬是把炎黄春秋搞成了一个小小的家天下。

盘点一下杜导正参加革命后的历史，发现他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都是非常“左”的，比如抗日时期，不经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审判就以锄奸的名义随便杀人，土改时期，违反党的政策，纵容落后农民公报私仇，反右的时候表现非常积极，在自己担任社长的新华社广东分社内大打右派，大跃进时又积极鼓吹浮夸风……，杜导正对这些事情都是直言不讳的，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这些都转手推到了“党”的身上，“我非常听党的话，因此党对我也对，党错我也错。”全然不提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了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待到1989年，杜导正从新闻出版署署长的位置上离休之后，又开始拥抱“普世价值”，和李锐一起呼唤“何时宪政大开张”了。

李锐、何方、杜导正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随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面抗战的开始，革命力量急剧扩张的时候加入革命队伍中来的，他们都出身于逐渐败落的殷实之家，受过一些教育，也有一些小聪明，都有极为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堪称革命队伍中于连·索黑尔（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式的人物。

于连参加革命——这是革命洪波涌起时难以避免的现象。关键要对于连们进行改造，使他们成为真诚的革命战士。毛主席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所以有了延安整风。大量和李、何、杜情况类似的青年在整风中完成了思想改造，成为革命的中间力量，并以“三八式老干部”的名义受到历史的尊重。但这三个人的特点是对思想改造强烈反感，李锐、何方都用极为仇视的笔调回忆过延安整风，他们拒绝了改造，也确实没有被改造好。

一个人的个人动机过于强烈，行为就不可避免的会具有机会主义特征，在革命的理想主义时代，也就往往容易被淘汰。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李、何、杜三人都经历了“投机-失败-出局”的共同经历，这并不是偶然的。

新时期开始后，他们重新获得了高位，但革命时代“投机-失败-出局”的经历，构成了他们内心深处最为痛苦的回忆，他们给这段经历赋予了新的名称：“受迫害”。对革命时代和决定让他们出局的革命领袖，他们内心深处充满了仇恨；而一度被压抑的出人头地愿望，又再次强烈复苏，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似乎是历史终结者的局面下，“无论如何都要和胜利者站在一起”的机会主义心理，也再次主导了他们的行为——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老人小组”掌控《炎黄春秋》20多年的全部行动指南。

旧《炎黄春秋》的特点，在于用历史的碎片遮蔽历史的大是大非，甚至用历史的碎片，冒充历史本身，并美其名曰“还原历史真相”。比如那篇激起公愤的《狼牙山五壮士细节分歧》就是这样。试问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是什么？就是五位八路军战士顽强阻击了日寇，并在把日寇引上绝路之后英勇跳崖，表现了要和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但在《细节》一文中，这一英勇悲壮的历史却变成了“有没有拔萝卜”的历史、“溜下去还是滚下去”的历史——先烈可以这样被羞辱吗？历史可以这样被改写吗？当然不能！旧《炎黄春秋》的文章，万变不离其宗，大抵如是。

李锐、何方、杜导正控制的旧炎黄春秋曾经标榜“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他们的全部实践，却证明了其实是“乱臣贼子作《炎黄春秋》”，此前20多年出版的每一本《炎黄春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朝天空吐唾沫，但所有的耻辱都迅速落回了他们沟壑纵横的脸上，并最终会成为他们的墓志铭。

2016年8月9日星期二

延伸阅读：

《炎黄春秋》那些奇葩人：元老、核心顾问

作者：吴斌 来源：察网

所谓的文革余孽，指的是那些在文革期间乃至整个毛时代大搞政治投机、迎合上级的政治需要、表现极左、破坏国家安全、损害人民利益的群体，而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依旧本性不改，大搞政治投机，他们拒不反思在毛时代犯过的错误，反而把责任全都扣在毛的头上。他们迎合某些西化派的政治需要，大搞极右，勾结美国，鼓吹新自由主义，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共产党，反毛反共，宣传普世价值、宪政、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破坏国家安全，损害人民的利益。而炎黄春秋的骨干，就是这样一群文革余孽。

1、《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文革中搞极左、改开后搞极右，造谣抹黑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并在《炎黄春秋》中搞封建家天下

杜导正后来成为《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多年来，《炎黄春秋》一直在极其卖力的做着反对公有制、鼓吹私有制和曲解党的历史、丑化毛泽东、邓小平等事情。围绕在该杂志周围的各路学者和媒体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炎黄系成为当今中国思想界的右派大本营。

据《南方人物周刊：对话杜导正》(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096.html)，其中爆出了杜导正早年的很多“极左”行径。

杜导正土改期间草菅人命：

【“在五台山北麓的游击区，有人认为某个人给日本人送情报，当时也没调查、没手续，我们就跟那个区长做了决定：把这个人干掉。有时布告还是我写：×××，通日，给日本人送情报，予以处决。我们派了3个游击队员，带了两条枪、浆糊和布告，半夜里去到人家门口，大喊：‘×××，你出来’。等人一出门，叭叭就是两枪。然后把布告一贴，就跑了。”】

【“土改到最后，老百姓提出要开大会斗两个人，一个是日本人占领时期当过维持会会长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地主之类的。当时来了五六千人，有些农民带着镰刀，公报私仇，上去就把人砍得血淋淋，现场一下就乱了。我们坐在上边，市委宣传部来了个叫董东的同志，他就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就派民兵上去拉。我是另外一派，我对他说，你这是压制群众运动，压制群众的革命性。”】

杜导正在“大跃进”中大闹“极左”

【人物周刊：“大跃进”和公社化时期呢？

杜导正：那更不用说了，我是个积极分子。那时候大家喜欢放卫星，广东老没有卫星放，我当时是新华社广东分社长，省委就商量我们怎么放个卫星。听说广东连县一亩生产了6.4万斤，那是我在马列学院的同班同学去写的新闻，他在6.4万斤后面加个括号，写‘这是23亩田地产的水稻堆在一块的’。我把稿子给省委书记秘书长张根生看，他一看就说，这怎么能写上呢，‘23亩’这个不能写上。后来就抹掉报上去了。】

【在1958年搞‘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杜导正写了一篇称赞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他去肇庆看大炼钢铁，对那些土高炉炼出的铁疙瘩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东莞等地开展了反瞒产运动，说从哪个草垛下又搜出多少粮食。杜导正为此写了新闻报道：反瞒产成功。】

杜导正在反右、文革期间大肆整人

【“我也是整过人的人，整人也是很狠的。”】

【“杜导正带着记者陈培一路跟随，罗每发表言论，杜和陈就写文章批判他。这些文章刊登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版’。罗被押回广州时，怕被沿途批斗他的人打，毫无尊严地躲到了汽车后排的麻袋包下。杜用挖苦的笔调写了一篇调侃罗的文章，就叫《麻袋包下》。罗也被划为极右分子。”】

【人物周刊：“反右”时，你如何渡过？

杜导正：当时有人糊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我还记得：“杜导正，广东分社到今天为什么一个右派划不出来，就因为你是右派。”我就顶不住了，赶快去划。我划了4个右派，他们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生活费原来是八九十块，后来变成15块，有的不得不到码头上去扛麻袋，很惨。】

【“1966年初，陶铸将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不久之后，杜导正成为了该报的总编辑。在主持《羊晚》期间，为紧跟形势，杜导正组织了对秦牧、欧阳山、王匡等人的批判。”】

【“他揭发批判自己的‘罪行’，还揭发陶铸等人的‘罪行’。有了这些‘觉悟’和‘悔过表现’，加上他的‘贫农出身’和‘娃娃党’，他获得了‘解放’。”】

杜导正在改革开放后拼命污蔑毛泽东和共产党

【“国民党那时还是顺应民意的，各地的军阀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都团结起来了，全国真正是一条战线。共产党的宣传很厉害”。】

【“不太赞同又提‘新民主主义’，他们觉得直接说‘民主宪政’就好了，不要拐来拐去。”“研究新民主主义跟康梁变法中托古改制似的，非得用孔夫子说过什么话作为自己应该怎么做的证据。‘康梁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你不托古就不好改制，改制的成本就高得多。当然，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再创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即使没有功利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更确切的描述现实的意识形态。’”】

据杜导正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炎黄春秋》社长亲自上阵，直接污蔑毛泽东同志“建国之后有大过”：

【虽不能说晚年毛泽东27年的执政绝对错误，但在重大决策上，特别是内政决策上，基本上是失误的。】

【的确有封建帝王的思想，“帝王术”那一套他也用过。】

【(毛泽东)“打击不同意见”，“闹人民公社，锅碗瓢盆一概归公”，“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为所欲为地追求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随心所欲地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人”。】

杜导正对习近平不走“邪路”极为不满要串通党内宪政派鼓动习近平走邪路

2014年初，杜导正接受香港媒体明报采访时认为，2013年4月到11月17日，中国的“形势很糟糕”，“真的太危险”了。因为中办发了九号文件，习近平同志又有两个内部讲话，其中一个是著名的8•19讲话，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杜导正觉得，“这些东西一出，国内形势立即恶化”，“民营企业家纷纷携资外逃……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对我党从有希望到失望又到绝望”，几个老朋友(当然都是和杜先生志同道合，气味相投的老伙计了)见面，讲着讲着就掉泪，说“完了，完了”，对“党完全绝望了”。杜先生还特意给另一位我国改旗易帜派的领导人物李锐写信，说“要尽最后一份力”，“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党完蛋”。

在这次采访中，杜导正又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拐点——即中国将从错误的道路拐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了，他称：【中国搞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了，近平的这个大转变很可能是党内外健康、进步力量的一个胜利，错误力量被正确力量——党内民主宪政力量——压下去了。】

http://www.yscollege.com/index.php？s=/Szpt/show/id/3.html

杜导正抹黑邓小平暴露不轨之心

杜导正在他自己主编的《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的文章中，信誓旦旦地宣称：“我至今记得一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对这段话，我非常欣赏，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

经过考证，杜导正这段话没有出处，漏洞百出。杜导正最早的版本是称“1987年秋邓小平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根据新闻三要素，杜先生提供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很不明确，并且根据《邓小平年谱》和《人民日报》所载邓小平在“1987年秋”的全部活动的情况，根本就没有什么邓小平会见“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这回事。会见不公开的可能性极小；而且如果真的很保密的话，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杜先生也是不可能看到这份“官方的记录”的。随后，杜导正又把时间由1987年秋改为“80年代”。实际上，杜导正是借造邓小平的谣言，来抹黑、否定、歪曲社会主义。

杜导正为赵紫阳翻案

2010年第6期，《炎黄春秋》刊登该社社长杜导正《扭秧歌也是前进》一文，认为胡耀邦、赵紫阳“接近群众倾听诉求，遏制贪官，缓解贫富悬殊”，学者奚兆永认为，这是在暗示胡赵路线为改革的进步方向，试探中央，试图为胡赵翻案。

践踏民主法治：《炎黄春秋》实为杜家天下？

践踏“民主”：杜家天下

2014年，吴思从炎黄春秋辞职，并公开辞职信。下面是吴思声明中的两段节选：

【一，2014年10月29日，未经杂志社最高决策机构社委会商议，杜老(即杜导正)宣布，暂停少数服从多数等“社委会议事三原则”，老人小组为杂志社最高决策机构。11月5日，在社委会没有讨论的情况下，杜老宣布了第二次人事调整，异乎寻常地安排了四个社长和两个总编辑。随后，新任总编辑谈到宋江架空晁盖，提议讨论对我的信任问题，新任常务社长附议。至此我感到难以继续履行原有职责，请杜老另找合适的人，自己回家写书。当时我没有说辞职二字。我想为社委会留下余地，选择一种对杂志社有利的说法。

……

五，十七年来，我在杂志社得到了杜老和同事们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我铭刻在心，深表感谢。离开杂志，确如杜老对《亚洲周刊》所说，我是学者型的，不适合官场缠斗。杂志社越来越深地陷入各种缠斗之中，我身心俱疲，难以胜任。杜老和社委会的两位同事帮我卸下难以承担的责任，有时间做更喜欢的事情，对此我也表示感谢。】

吴思辞职事件充分证明：

这个所谓宣扬民主的杂志社本身就极不民主，就是一个老人垂帘听政的活化石，就是一个典型的“家天下”的标准模板。一个已经91岁，且只挂着名誉社长的杜导正，就可以对既有的议事原则说打破就打破，就可以对法人代表说踢开就踢开，就可以为了平衡关系，能安插多少就安插多少自己的代理人。正是这种随心所欲的作派，一下子塞给《炎黄春秋》四个社长和两个总编辑。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为，令社内业外惊讶不已，说起来，全赖于老杜有280多岁的人脉积累呢。

据知情者透露，杜导正之所以会撕下戴了91年的民主面具，其真正的用心，是为了将自己的女儿杜明明渐渐扶正--这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宝贝女儿。10月24日，杜导正开会宣布了新的人事安排，由胡德平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由陆德任常务副社长兼法人代表，同时由被杜召回国的女儿杜明明任副社长兼社委会秘书长。毋庸置疑，杜明明才是杜导正精心布局的实际控制人。

践踏法治：不服从国家法治管理

《炎黄春秋》经常自诩为一群特殊人物办的一本特殊杂志。所谓特殊人物，指的是杜导正这些曾经在体制内担任过高官的老人，也就是吴思辞职信中提到的“老人小组”；所谓特殊杂志，就是这本杂志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发其他杂志不敢发、不能发的文章。而且，其他杂志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定，《炎黄春秋》可以“例外”，可以不遵守。

2014年，《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徐庆全在接受凤凰网访谈中谈及：1994年该杂志刊发为胡耀邦翻案文章时，《炎黄春秋》可以擅自决定“不送审”就出版，出版后对上面的指示竟然决定“不予理睬”、“这事不能动摇”，“不予理睬”之后竟然也没人找它算账。2005年，《炎黄春秋》借胡耀邦诞辰90周年大搞政治宣传，再次先斩后奏，罔顾中宣部“禁止发行”的命令。徐庆全回忆称：【杜老总想找机会突破这一禁区。】

杜导正自己讲，2012年文化体制改革中，《炎黄春秋》曾被要求转企，但杜等人把这件事给拖黄了，搞过一次特殊。2014年，新闻出版总署要求《炎黄春秋》变更主管主办单位，却遭到杜导正等人的“阻击”。他们用的办法，无非还是“一顶二炒三拖”：第一步是“顶”，大喊不行，坚决反对；第二步是“炒”，通过西方和港澳媒体炒作，对境内施压；第三步是“拖”，以各种理由拖着不办，想故伎重演，再把这件事拖黄。

《炎黄春秋》的体制特殊，是“四不象”，不象企业、不象事业单位、不象国有、不象民营。言外之意是什么？你说它是企业，要求它正式履行转企规定，他说你别有用心；你按照国有事业单位的规定来管他，他说他是企业，而且不是国有。总之，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管不了他。《炎黄春秋》总说要推动改革、要打破利益集团，但从杜导正等人的表现看，寄生在《炎黄春秋》这本杂志身上，事实上已经形成一个以杜导正家族为首的小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为了个人和小团体私利，想方设法钻空子，对抗国家的管理。这就是他们搞“特殊”的真正原因。

2、《炎黄春秋》元老李锐

李锐公开批评邓小平，力挺赵紫阳

在《炎黄春秋》变质后，李锐也加入《炎黄春秋》的顾问组，并公开要求批评邓小平。2009年4月15日，李锐在著名反华媒体《苹果日报》发表《纪念胡耀邦》，公开表示要批判邓小平：“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今天，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已不在了，两个‘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好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做过总结，对邓小平也应当照此办理。”李锐的这个所谓“历史决议”，当然不是为了纠正改革开放的一些偏差，而是要彻底否定邓小平同志的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殖民化的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甚至李锐自己也不加掩饰，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刊登的《向周有光老人学习》一文中宣称：“现在道路只有一条了，本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苏联道路，一条是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只剩下这一条了。”“英国的殖民地也是好的，如澳大利亚和香港，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英国的底子”。也就是说，李锐不仅希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为中国没有成为殖民地而遗憾不已。

李锐在《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中称赵紫阳是他们的“榜样”，号召“大家努力完成”赵紫阳的“遗志”。这个大家，显然首先是《炎黄春秋》。

李锐的原话为：“赵紫阳去世一周年了，他没有完成的遗志：推动中国走上民主和法治即现代化的轨道，还有待大家努力完成。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说明，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老是跛足前行，不仅腐败丛生，种种危机将继续发展，国家前途仍令人担忧。赵紫阳曾为我们做出榜样。”

《炎黄春秋》也不断发文为赵紫阳正名，批评邓小平对胡赵的处理，否定邓小平在政治改革上的做法。

李锐对周恩来、陈云等拥护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也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

例如关于周总理，李锐说：“我到组织部，邓颖超提出清理文件，烧毁了一批。有一次我经手处理，看到待烧的文件中有‘两案'（指刘少奇和林彪——笔者注）的一个档案，周恩来管‘两案'，他的批语可比江青的严厉多了。这个账，怎么算？冤冤相报何时了！”好么，“周恩来管‘两案'，他的批语可比江青的严厉多了”，这将致周总理于何地？邓颖超同志已经去世，李锐还特别强调文件已被烧毁，真可谓死无对证。

再如关于陈云，李锐一方面在《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等书中猛烈攻击陈云保守僵化、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把自己的“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反毛言论扣到陈云头上，说的陈云里外不是人。要知道，陈云还曾经保护过李锐。李锐好友胡绩伟说：“ls以后，还搞了两次大的政治运动，一是清查运动，二是党员重新登记（即清党运动）。当时有四个人，于光远、李锐、杜润生、李昌，胡乔木不让他们保留原来的党籍。最后陈云表示不同意，这才把这四个人保了下来。”李锐对保护过自己的陈云尚且如此，其为人可想而知。

李锐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李锐除了反对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例如李锐在2004年《随笔》第三期发表的文章说：“我们一直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有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等。……斯大林、毛泽东，以及第三国际的政党执行的都是列宁主义，即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乃不受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成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了无产阶级独裁的手段。”再如在07年《炎黄春秋》第7期笑蜀对李锐的专访中又公然诬蔑：“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有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并不科学。”

李锐在庐山会议上陷害彭德怀，改革开放后疯狂反毛反共

著名右派李锐总是拿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来哭诉。然而当时对李锐这一小人物处理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谋，李锐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这到底是为什么？李锐一直对此语焉不详。一直到去年11月，一封署名《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的文章揭露了相关内幕：

【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

随后党史专家金春铭对此做了考证：“我同我的一位资深同事(曾一度参与过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谈起过这个看法，他惊讶地反问：‘你居然怀疑这份材料的真实性？’他十分信任自己的记忆和经验。”“李锐同志自己的专著《庐山会议实录》的相关记载。李锐在书中承认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就令周小舟‘极其不满’，认为他‘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由此可以推断：周惠在谈话中说周小舟‘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并非空穴来风。此外，李锐同志在书中对自己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记载，但偏偏对8月9日、10日的活动一笔带过，似有难言之处。”

李锐随后在辩解中尽管大骂张杰“诽谤”，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了部分事实：我在给毛的这封信里，确实隐瞒了我们在黄老处谈话中的某些敏感内容，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实际上，当时我们的一些议论已被主席有所察觉，因此主席几次找我们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如实地谈到一些情况，后来也不能不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作出深刻检讨。我在《实录》中写道：在检讨中，“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劳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轻’‘不彻底’等类指责”。

改革开放后，李锐更加疯狂造谣的反毛：

首先，李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污蔑毛主席。例如李锐污蔑毛主席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其次，李锐还抓住每一个细节反对毛主席。例如，李锐借除四害攻击毛泽东说：“这件事似乎没有科学家研究过……连这一类小问题，也是他一个人决定的。”事实上，麻雀被当成“四害”之一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麻雀糟蹋粮食是事实。更有甚者，李锐疯狂的造谣反毛，到了完全不顾常识的地步。例如李锐胡说：“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既没看过，甚至不准别人研究。”说毛主席不让别人搞科研，莫非李锐连“两弹一星”等中国“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代表成就都忘了吗？

3、《炎黄春秋》元老何方

2016年5月，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巡视组通报批评该院原日本研究所所长、《炎黄春秋》元老之一何方，批评何方长期以来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等等。现年93岁的何方，曾担任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的秘书，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担任「炎黄春秋」杂志顾问。

何方公然攻击中共为专制体制

2012年4月5日，《炎黄春秋》召开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何方发言称：【今天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我最近一直在考虑，因为对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理解得不完全一样，官方的理解和老百姓的理解差别大。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是两回事。什么党政分开，或者是政府机构改革，都不是民主化。我建议“炎黄”在这方面放开一些，就是要讲民主化。民主化首先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言论自由，讲这些比起讲政治体制改革要明白。

1985年以来，世界上两个潮流非常强劲，一个是经济市场化，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全世界出现经济市场化。我们1985年开始经济市场化，大约到9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第二个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进行得不顺利，这个潮流我估计不会太久就会到中国来。所以我们不能轻视1985年以后两大潮流的力度。

那么政治民主方面，现在中国处于什么状态，我以为还是属于专制体制。现在不能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化，这是两个范畴的事。政府机构的改革只是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

可见，何方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指的是八十年代进行得不太顺利的民主化，即被邓小平及时制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的和平演变。

何方造谣否定立国之战抗美援朝

2013年12期《炎黄春秋》发表何方文章《抗美援朝的得与失》，文中何方造谣毛泽东自己否定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又和他谈到朝鲜战争问题，还抱怨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这段话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由美国情报机构专家薛理泰、赵刚对毛泽东言论的总结和概括，原本没有引号。毛泽东的原话究竟是什么？薛理泰、赵刚对毛泽东的原话进行了怎样的改动，我们不得而知。更关键的是，薛理泰、赵刚《中国国家安全的罩门》一文对这段话也没有给出来源和出处。何方将这样毫无根据的段子搬到自己的文章后，竟自主加上引号，并发在《炎黄春秋》上大肆传播。

何方为帝国主义洗地攻击爱国主义

2010年，《炎黄春秋》第五期发表该刊编委何方写的“全球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为帝国主义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掠夺第三世界国家财富做辩护。文章谈及“全球化对谁有利”时，一上来就指责我国领导人和舆论导向总是强调“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有利”，“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全球化就是西化，就是美国化”；继而又指责我国领导人和舆论导向长期以来强调“南北差距的拉大”，文章说，“在我国从来没人总结一下国内历次反世界潮流的教训，所以现在竟然还有反普世价值的逆流存在一样。”文章硬说，“历史表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扫除了整体上南北人均差距拉大的趋势”。显然，作者是在瞪着眼睛说瞎话。西方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文章谈及“全球化的趋势和前景”时，认为全球化将进一步加速发展。认为在金融危机面前，主要国家（按：当然是指美国），没有完全采取以邻为壑和单纯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按：这是公开撒谎，为美国打马虎眼，美国的以邻为壑和贸易保护主义还少吗？），而是“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还往往在润物细无声中进行着，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已分不清国货和洋货了。例如在日常生活用品上的中国名牌，已多为外国资本经过控股或收购所拥有。中华牙膏早已为荷兰人所有，金龙食用油属新加坡公司，娃哈哈为法国人收购，汇源果汁为可口可乐收购，南孚电池为美国吉利集团收购，等等。可见，在日用品上要想支持国货，表现‘爱国主义’已经很难了。”请看，何方简直是喜出望外，眉飞色舞了。他的文章在爱国主义这个名词上，竟然打上个引号。明明是外资侵入我国，力图控制我国经济和民族工业（何止是日常生活用品，还包括多少机械工业、矿业、甚至连信用评级机构都控制在外资手里），何方却视而不见，反而声称，要想支持国货，表现点“爱国主义”已经很难。爱国主义在何方的辞典里，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贬义词了。

何方彻底批判列宁、否定帝国主义论、鼓吹资本主义

何方对列宁的时代观及其理论基础“帝国主义论”进行了最彻底、最全面的否定和批判，这些观点收录在其文集《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何先生很清楚，“帝国主义论”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帝国主义特定条件下的应用和发展，要令人信服地否定“帝国主义论”及其衍生物“战争与革命”时代观就不能不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为此，他提出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资本主义“通过大调整发生部分质变…基本上走出了发展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新获得较强的生命力，可以较长期地生存和发展。”这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阻止了劳动人民贫困化”，使“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在得到不断改善”，“在国内造成了长期的相对稳定局面，阶级矛盾呈缓和状态，今后也会长期继续下去。”一言以敝之，何先生的意思是，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必将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日趋激烈的阶级矛盾在战后资本主义的调整、改良下基本获得解决和缓和，因此导致战争与革命的因素不复存在。

何方先生的大作《论和平与发展时代》通篇还充满了对新中国因“时代判断错误”而导致的种种政策失误的全面的、彻底的和无情的批判。毫无疑义，那一时期的内外政策是有很大的失误，然而是否就应当全盘否定、一概摒弃？在何方先生声称是那些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中，有多少是由政策本身的失误导致的？有多少是由实施中的问题导致的？又有多少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外部因素所导致的？在这些“巨大损失”之外，那些政策有没有成绩、有没有值得坚持的合理成分？对这些问题不做具体分析而一概而论，就会吸取错误的教训，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再犯新的错误。

例如，被何方指为“违背时代潮流的加紧备战”，难道都是中国庸人自扰的结果？先是美国的包围封锁、后有苏联的重兵压境，难道不是对中国切实的战争威胁，而只是中国决策者的想象？

http://www.kaixin001.com/repaste/93212015_3386349869.html

何方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做辩护、洗地

2015年《炎黄春秋》12期，刊发何方文章《我看日本和中日关系》，文章为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洗地，称：【对日本，我们也不可过高估计它军力的加强和对中国威胁的严重性。我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永远也复活不了，最近安保法的通过也不可能使军国主义复活。因为旧军国主义的标志是对内实行法西斯和经济统制，对外进行军事侵略。这些，日本都再也恢复不了了。前些年，日本急于想做“军事大国”，由于实际上很难办到，后来也就放松了。日本要求取得“集体自卫权”，主要是想在美国支持下，增强军事实力和提高国际地位。现在，日本统治集团所提主要目标是做所谓“正常国家”，也就是求得和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这同“复活军国主义”是两回事。二战后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发生的根本变化，已使“复活军国主义”变成历史用语，再也回不到现实中来了。】

何方为了攻击中国共产党，公然造恩格斯的谣言

2011年第七期，《炎黄春秋》刊登何方《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一文，文中，何方为了抹黑中国共产党，公开对恩格斯进行造谣。何文在解释“党内没有民主”根源的时候说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三大名篇为代表，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后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与目标，主张和平过渡和实行社会民主主义。】这里所谓恩格斯转变的原话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联系全文我们可以看出“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指的是“旧式起义”，即“筑垒的巷战”和“突然袭击”，这个可以在后文中“在19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得到印证，面对资产阶级强大的军队，“旧式起义”已是不可能了，这就直接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恩格斯并不是要放弃暴力革命，恰恰是坚定了暴力革命的信念。正如恩格斯后来的信中所说：“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如果说当时恩格斯放弃的暴力革命的主张，又怎么能有后来的这些话呢？

4、《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从文革极左到改开反共、鼓吹资本主义道路

2015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炎黄春秋》下达书面警示书，指其创年刊登的多篇文章违规，而现任总编辑杨继绳则被新华社约谈，要求其退出杂志编辑部。

在此之前，杨继绳在《炎黄春秋》内发挥重要作用，身兼总编辑、副社长等核心职务，同时，因创造性写作《墓碑》一书而名扬海外，该书得出了我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3600万”的结论，正好契合了多数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势力和右派知识分子控诉毛泽东时代的情感需要，更契合了海内外反动势力阴谋反共反毛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

杨继绳此人在80年代就因积极批评文革而受到重视，并与赵紫阳一起并肩战斗，而后进入《炎黄春秋》任副社长一职，常年主抓《炎黄春秋》反共反毛、虚无历史、鼓吹宪政和西方普世价值的工作，成为极右派当中相当著名的一员干将。

从文革极左到改革极右

但就在离80年代并不遥远的70年代，杨继绳却是一个在文革当中表现优于常人、极力崇拜江青的极左分子。

据清华教授李定凯回忆，他大学与杨继绳同一个系，杨比他高4届。李定凯披露说：

“我头一次听说杨继绳，是在文革开始后没几个月，他被作为根红苗正、文革中表现好、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代表特别挑选到新华社当记者，以加强新华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杨继绳的住处在新华社天津记者站。在他的宿舍里，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交谈。因为他是高班学长，又在新华社经历了几年文革的洗礼，见过大世面，再加上和他头次见面，我自然听得多，说得少。言谈之间，我感觉杨继绳对毛主席特别崇拜，对江青也很佩服，他特地把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或者是夹在钱包里，记不清了）的一张毛主席、江青和李讷小时候在延安拍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流露出似乎很深的感情。我是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觉得很新奇，也生出对杨继绳的一种神秘感。”

在李定凯的印象中，文革当中的杨继绳是一个非常左的角色。所以当他听说杨继绳成了《炎黄春秋》的干将，极端反对毛主席时，便“十分惊愕”。

李定凯打电话向他同学咨询杨继绳的情况，“文革后杨继绳批文革也很积极，所以“89动乱”前在新华社蛮吃香，但是赵紫阳的下台影响了他的仕途，好像还被批评或处分过。据说后来香港出的赵紫阳访谈录就是杨继绳采访的。”

杨继绳走向极右的过程中，对极右派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论证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3600万人”。而事实上，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历经数年的辩论，真相已经相当清楚。7月5日—7日，华中科技大学举行国际研讨会，孙经先与杨继绳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直接对话，孙经先指出，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导致1960年—1964年间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2644万。这些减少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孙经先教授在发言中(以及在提交的书面文章中)，对杨继绳先生发言中提到的所有学术问题都做了正面的回应。孙经先提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应在366万人以下。最终以杨继绳对孙经先的发言提不出实质性质疑意见而告终。

后来，知情者做了一篇《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的新闻报道，杨继绳情绪激动地做了一个公开声明，在声明中却并不正面回应学术问题，而是粗暴地提出：“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睬。”

李定凯最后说，“把前前后后的事连起来，杨继绳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就是在政治上善于见风使舵，变来变去，什么浪头有力就赶什么浪头。对这样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鼓吹、美化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

杨继绳不单捏造“饿死3600万人”的历史谎言，还是资本主义的鼓吹手。他在《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笫8期发表了“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一文，这是他为从《炎黄春秋》中精选出来的文章编成的小册子《起点》、《转折》所做的序言，该文中，杨继绳罗列了人类大规模社会实践的四条道路：

一条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他在这里把法西斯帝国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

一条是“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解体；(他在这里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与后来的社会帝国主义前苏联进行混淆)

一条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杨继绳对其进行美化；

一条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美国为代表，杨继绳同样对其进行无尽的美化；

这样，杨继绳完全不提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奴役的残酷事实；不提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昧着良心抹杀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建设的丰功伟绩；故意歪曲前苏联和东欧的教训：把修正主义内部上台，帝国主义外部和平演变下推行休克疗法私有化造成的恶果，归罪于社会主义。

杨继绳就这样肯定了资本主义；否定了社会主义。

杨继绳说：“中国的改革目标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杨继绳这里所鼓吹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不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么？

而且，杨继绳反对马克思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的主张。他也反对孙中山关于节制资本的主张。

杨文中明明白白地说“资本是贪婪的”，“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它还清清楚楚地说“近两百年来”，“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可是杨继绳话锋一转，十分明确地说：“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节制资本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

杨文主张驾驭资本。那么由谁来驾驭？怎样驾驭呢？杨继绳提出了“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质是金主政治，受到资本垄断财团寡头的操纵，而所谓的完善市场经济中，也是资本为王，由垄断财团兴风作浪。根本看不出在杨继绳所心仪的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如何“驾驭”了资本。其实杨继绳唱的依旧是资本主义为自己辩护的老调而已。

在这个老调下面，杨继绳鼓吹在中国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资本专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目的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