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底层物语：你没穷过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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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鸡汤，也不是砒霜。
只是从纷繁复杂的现状中，抓住背后的暗潮涌动，分析我们将面对的未来：
社会即将分层，你将会在第几层？
1 你的下一代将被迫逃离家乡？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句话出自《圣经·马太福音》25章29节，后人以此为典故，归纳了“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马太效应是世间最冰冷的规则，却又无处不在。
当“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在网上大热时，公众号“城市数据团”发表了一篇爆文《逃离你终将衰落的家乡》。文章以各省人口流动的大数据为依据，得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
大都市就像抽水机，不停地从落后省份抽取劳动力，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就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无数村庄和城镇凋零衰败，但东京和大阪都市圈繁华依旧。
在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大都市将毫不留情地吸干周边地区的血液，以便自己能够生存。
残酷吗？不，因为这是年轻劳动力自己用脚（投票）投出的结果。
（图片来自“城市数据团”）
大都市拥有优质的政治资源、商业资源、教育资源、人力资源……
这些优质资源吸引着无数优秀的年轻人，而优秀的年轻人将推动大都市的繁荣发展，从而让大都市获取更多的资源，于是形成了一个优势迭代的良性循环，这就是马太效应中的强者愈强。
而由人口迁徙引申出来的推论，则更加触目惊心：
你还能在这些选择（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中犹豫，说明你无比幸福，因为你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可能不会再有任何选择的机会。
假如你最终选择留在了一个生活安逸风景如画的小城镇上，你也许会幸福地过完一生；
但在你的子女到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可能他们有且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逃离他们终将衰落的家乡。
文中所谓的“无比幸福”其实“无比残酷”。
因为大都市在攫取优秀人才的同时，也在用高额的房价和户籍制度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挤到繁华都市的边缘，将他们赶到逼仄的地下室，脏乱的出租房，直到他们梦碎的那一天，收起行囊，滚回家乡，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再背起行囊，逃离家乡。
这就是马太效应的另一面，弱者愈弱。
2 越有钱收入增长越快！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汤玛斯·皮克提认为，当今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大于经济的增长率，这将会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
也就是说，越有钱收入增长越快！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验证了这一点。
最近30年，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收入都有所增长，但是高收入群体（政企管理者、金融从业者、IT从业者）的收入增长更快。
投资财富的积累犹如滚雪球，同样的速度下，雪球越大体积增长越快。
当王健林“先赚它个一个亿”的小目标刷屏时，你有没有算过：王健林身家2600亿，一个亿只占他总资产的0.04%，对他而言真的只是一个小目标啊！
而对于没有家产且年收入十万的年轻人而言，一个亿的小目标也不算太难，也就是不吃不喝工作1000年而已。
3 寒门再难出贵子
1980年，一个农民家的孩子踏进了北大的校门，邻里乡亲都以他为荣。
可他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
自己没读过课外书，跟不上同学的聊天话题；
穿衣搭配非常土，女生找他扛包打水，理由居然是为了让自己的男朋友休息一下；
做个自我介绍，也被当众嘲笑，说他普通话讲得像日语；
除了插秧是能手，他一样都拿不出手。
就是这样一名农家子弟，他创办了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机构，他入选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业领袖”，他的名字叫俞敏洪。
寒门出贵子，逆境出英才，俞敏洪的人生经历书写了读书改变命运的传奇。
（俞敏洪照片对比）
可是，如果俞敏洪再晚生几年会怎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2005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
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时代，三成以上的北大学子出自寒门；
90年代中期农家子弟的比例开始下滑；
2000年之后，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仅占一成多。寒门子弟进名校的通道正变得越来越窄。
农家子弟的名额都被谁占了？
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于2012年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
报告通过研究50年数据，得出了一个让全社会哗然的结论：
90年代后，考上北大的精英子弟比例快速攀升，这些社会精英只占全社会人口的1.7%，却有40%的北大学生诞生于这样的精英家庭。
寒门再难出贵子，精英扎堆进名校，这是马太效应的又一次胜利。
（为什么80年代是农家子弟的黄金年代？因为高考是1977年才恢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太效应日趋明显。）
4 绝望的底层，高喊读书无用
前几天，有读者转给我一篇“半城”的文章，标题是《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在此之前，我早已在朋友圈刷到了这篇文章，因为标题实在太刺眼，而刺心的是，它反映的难道不就是现实吗？
作者余秀兰借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
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认同比例最高，于是作者用了这样的小标题来描述底层人民对待教育的态度——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作者的结论对吗？
对，虽然情理难容，但却在意料之中，不信我论证给你看：
论据之一：家里越穷，读书的代价越高。
2014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一项报告指出：包括书本费用在内，高中三年的学费动辄数千美元——这往往超过了贫困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
论据之二：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2014年，瑞典隆德大学的薄家珉(Benjamin Lillebrohus)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
2012年复旦大学新招收的农村学生占比为10.36%，同济大学占比18.98%，天津大学28.14%，吉林大学32.27%，西北师范大学59.85%，南昌大学43.68%，喀什大学（原喀什师范学院）56.98%。
就像《南方周末》2011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的那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难以被逆转。
论据之三：学校越差，越难找到好工作。
当社会的教育起点越来越高，应届毕业生越来越多时，好工作的门槛也必然越来越高。
毕业生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人才市场中所有竞争同一岗位的人，所以对于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已不再是笑话。
另一方面，无论寒门学子为上大学背了多少债，付出了多少代价，企业顶多只会表示遗憾，仅此而已。
对于底层人民而言，教育的高成本，低收益，导致了他们对教育的绝望。
（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5 海淀拼娃是怎么拼的？
当“读书无用”的声音在底层日益高涨时，社会中上层却在教育的投入上更加疯狂。
今年上半年，一篇名为《北京的无奈：海淀拼娃是怎么拼的》的文章在各路家长的朋友圈疯狂转发。
当主流媒体炮轰课外班是培养应试教育的机器时，作者透露了他孩子在辅导班的课程：
语文由北大的老师上课，孩子读的是《大学》和《春秋》，但很多内容讲的其实是历史，而且是把中国历史发生的事情与外国历史横向对比，带有文化和哲学的启蒙。
英语则是新东方的名师上课，孩子从自然拼读开始，不再是死记硬背，而是在讲英语故事。
数学则是国内985名校的毕业生授课，小学低年级的奥数就足以让文科生缴枪，但孩子学会了就会有乐趣。
作者称儿子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晚上八点课外班下课，赶回家还要写作业，做完作业还要看课外书，一般是儿童读物，一周读完一本，一个月读完一套，内容包括科技、历史、地理等等。
或许你会觉得这样的家长很残酷，居然把孩子逼得那么苦，说好的快乐教育呢？可更残酷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孩子自己要求的。
一般控制他晚上十点要睡觉，但他经常会比这个睡得晚，孩子才七岁啊！真的很担心，每次都对他说你不想学了课外班就不要上了，但他总是不愿意，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赢了老爸，要有他会他老爸不会的内容。
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耐人寻味：成功真的不是一代的积累。
更耐人寻味的是：龟兔赛跑，如果兔子拼命向前跑，会怎么样？
答案依然是马太效应。
6 社会越发达，阶层越固化
《人生七年》是BBC的一部纪录片，它选择了14个不同阶层的英国孩子，记录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从7岁开始，每七年记录一次，一直到他们的56岁。
这项历时49年的研究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穷人的孩子依然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依然是富人，阶层在代际间得到了传承。
7岁本该是个天真烂漫的年纪，但不同阶层孩子已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上流社会：John和Andrew就已经养成了阅读《金融时报》、《观察家》的习惯，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会上顶级的私立高中，然后读牛津大学，再然后进入政坛。
中产阶层：男孩会拥有自己的理念，如反对种族歧视，帮助有色人种；女孩则想着长大嫁人生子。
底层社会：有人希望当驯马师赚钱，有人希望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而贫民窟出生的Paul，甚至把“吃饱饭、少罚站、少被打”当成了自己的人生愿望。
49年之后，他们已是56岁。
上流社会：John成为了企业家并致力于慈善事业，Andrew成为了律所合伙人，他们的孩子继续接受着精英教育。
中产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是中产，也会有个别滑落到了社会的底层。
底层社会：Paul成为了泥瓦工，Symon则成为了司机，他们生了一大堆儿女，儿女中的大部分人继续在底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在一个百废待兴的社会，弯道超车，一夜暴富都成为可能，但社会一旦进入到发达又稳定的阶段，阶层的分化和固化将变得日趋明显。
哈佛公开课《公平的起点是什么》中指出：“即使是努力本身，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幸运的家庭环境。”
两位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布什家族”四代都是耶鲁校友，小布什在竞选的时候甚至开玩笑说：“我继承了我父亲一半的朋友。”
上层社会的人脉、财富、精英意识、教育资源等等，父传子，子传孙。
而社会中下层的孩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所谓的“快乐教育”后，构成了新一代的社会中下层。但不管怎样，发达社会至少能为他们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
这是社会稳定的另一种形态。
7 社会即将分层，你将会在第几层？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荣获2016年的雨果奖。
雨果奖是世界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项，堪称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可《北京折叠》与其说是科幻，不如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社会隐喻：
顶层操控规则，中层高节奏工作，而底层的穷人，将连被剥削的价值都不再会有。
当底层人民对着邻里乡亲高喊读书无用时，阿尔法狗已经战胜了李世石，一场“人工智能”的革命正悄无声息地到来。
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换人”是必然的趋势，当一批又一批“自动XX机”进入各行各业之后，社会对蓝领的需求将大幅降低。到了那一天，那些放弃教育的底层人民，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这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而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个社会还有打破阶层的可能吗？
有，当然有！
即便是在阶层高度固化的英国社会，在纪录片《人生七年》中，依然出现了一个人，他打破了阶层的天花板成功晋升精英，他就是Nicolas ——一个农夫的儿子，他考上了牛津大学，然后成为了美国名校的教授。
十四分之一，从概率上来算，约为7%。
无独有偶，全球复杂网络研究权威、美国物理学会院士巴拉巴西在《爆发》一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行为的93%是可以预测的，而剩下的那7%无法预测的人则改变了世界。
书中没有给出7%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但至少他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世界上永远存在这样一类人，他能够超越自己的家庭、血缘、环境，他能够挣脱时代对他的束缚，让世界另眼相看，这一类人被称为英雄。
那么问题来了：社会即将分层，阶层正在固化，而你，能成为英雄吗？
【文章来源：缓缓说】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作者：王峰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马克思曾论及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问题。例如他说：“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穷，因为整个物质财富世界以及物质财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换价值，都作为别人的商品和别人的货币与它相对立，而劳动能力本身只是工人活的机体中存在的和包含的从事劳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与实现它的一切对象条件，即同它本身的现实性完全分离了，失去了这些条件，与这些条件相独立地存在着。”3这就是说，劳动能力必须与一定的劳动条件相结合，劳动者才能进行现实的劳动；由于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条件与劳动能力的彼此分离和对立，所以，劳动者只有劳动的可能性，而没有现实性。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指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因丧失劳动条件而处于一种绝对的空虚状态，它缺乏转化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因而只是一种单纯的主体能力。显然，这是从劳动能力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出发，对工人阶级贫困状态的剖析。
与此不同，马克思还从劳动能力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出发，分析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他说：“既然实际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中介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那么，劳动能力由于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即被剥夺了通过劳动占有自然因素所需的对象条件，它也就被剥夺了生活资料。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一般可以指生活资料。因此，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穷本身，工人作为劳动能力的单纯的人格化，他有实际的需要，但他为满足他的需要进行的活动却只是无对象的、仅仅包含在他自己的主体中的能力（可能性）。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4这就是说，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展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只有满足了需要，劳动能力才具有现实性；由于资本主义使劳动者丧失了进行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者无法通过劳动得到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条件即生活资料，所以，劳动能力只是一种单纯的可能性。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指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因缺乏生活资料而处于一种绝对的空虚状态，它缺乏补充和延续的客观条件，时刻面临着枯竭和消亡的危险。
不难看出，马克思对“绝对贫困”的理解，绝不只是涉及物质资料的“量”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涉及经济的“质”的规定。它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工人阶级缺乏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毋宁说是缺乏获取生活资料的持久性和必然性，因为，它随时都会跌入没有生活资料，从而无法满足需要的深渊；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工人阶级被剥夺了进行劳动的客观条件，其劳动能力缺乏转化为现实劳动的持久性和必然性，因为，它随时都可能跌入无法劳动（失业），从而无法获得生活资料的深渊。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直接的原因是生活资料的丧失，而根本的原因，则是生产资料的丧失。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以工人阶级无法从事劳动；由于无法进行劳动，所以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由于没有生活资料，所以工人阶级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可以说，这是一种在“始源”意义上或在“根”部的贫困。从整体来看，绝对贫困意味着整个财富世界——不仅是生活资料而且是生产资料——与工人阶级相对立。因此，马克思讲：这“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因而，“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5。
需要指出的是，在自然灾害、战争等情况下，劳动者也会因为生活资料匾乏、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陷人绝对贫困的境地。但是，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并非泛指任何一种生活资料匾乏的状态，而是特指丧失生产资料所导致的缺乏满足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状态，因而是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即便如此，绝对贫困也无法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层面呈现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因为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如封建主私有制和奴隶主私有制），所以，都存在着劳动者（如租地农民和生产奴隶）因没有生产资料而遭受绝对贫困的情况。
同时，马克思也曾论及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问题。例如他讲:“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对来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相比较，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一一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6马克思这里所描述的，明显地是一种“相对贫困”状态。正如一般所理解的，相对贫困是在人与人相比较意义上的一种贫困。工人阶级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这并不是说其手中没有生活资料，也不是说其生活资料始终没有变化，否则，工人阶级就不可能作为劳动能力而存在;而是说与资本家阶级相比，其生活资料是匮乏的，因为这些生活资料只能保证他作为劳动能力的存在。因此一方面，资本世界的权力越来越大，其存在越来越广泛和完善；而另一方面，工人则越来越失去权力，其存在越来越狭隘和畸形。例如，由于资本家阶级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会在总体上拉高生活资料的“量”（包括数量和质量），所以，资本家阶级能够享受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条件，工人阶级却永远无法享受到。
与绝对贫困不同，任何相对贫困都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因而是一种制度性贫困。尽管如此，相对贫困仍然不足以呈现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因为在其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作用下，劳动者也会处于相对贫困的境地。例如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农民的贫困也是一种相对贫困，即相对于地主的富裕而言的贫困。事实上，马克思的论述表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固然是一种相对贫困，但它又并非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对贫困，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作用下的相对贫困，这是一种具有悖论性质的相对贫困。因此，无论是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归结为“绝对贫困”，还是归结为“相对贫困”，都没有达到马克思思想的高度。任何在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的层面，对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所做的评价、批评，都是一种无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