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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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主要包括吸引力、感召力、说服力、凝聚力、动员力、引领力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主要体现在该国该民族的总体人文素养上。其大小强弱，主要取决于该国该民族的理论修养、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战略智慧和品格情操，尤其是取决于该国该民族居于决策最高层的领袖人物。在一代伟人毛泽东身上这种文化软实力体现得非常鲜明,且非凡强大。
文化软实力主要包括吸引力、感召力、说服力、凝聚力、动员力、引领力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主要体现在该国该民族的总体人文素养上。其大小强弱，主要取决于该国该民族的理论修养、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战略智慧和品格情操，尤其是取决于该国该民族居于决策最高层的领袖人物。在一代伟人毛泽东身上这种文化软实力体现得非常鲜明,且非凡强大。纵观毛泽东的光辉一生，其文化软实力主要有以下突出特点。
1、理论深刻务实，善于洞察本质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伟大在于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认清形势、把握本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进革命事业，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忽视了农民;另一种倾向是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忽视了农民。他们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却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力量、如何去寻找力量。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缺少清醒的认识。于是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叛变以后，面对白色恐怖、血腥镇压，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从本质上揭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道路。面对蒋介石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疯狂“围剿”，党内外都有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泽东透过现象看本质，辩证地分析了形势的好坏和敌我的强弱，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鼓励人们对武装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充满信心。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民党内弥漫着“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情绪，前者被日军先进的装备、嚣张的气焰所吓倒，认为“再战必亡”;后者被美英法即将对日宣战盲目乐观，认为对日作战会很快胜利。毛泽东深刻分析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野蛮和我进步正义的矛盾，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历史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当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武器装备、土地面积、人口数量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而且还有美国的支持。但是，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中，却发表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提出了著名论断：“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仅仅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国民党反动派果然被证明是“纸老虎”。在五年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骄狂得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也被证明是“纸老虎”。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一边倒”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榜样。但是，毛泽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很快发现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于是他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著作，从理论上深刻阐释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以及各个领域应当遵循的理论、方针、政策、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2、文风鲜活大气，机智幽默生动
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战略家，而且是位气度非凡的语言大师，他的文章、演讲总能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其早在长沙师范学院读书时就已崭露头角。杨昌济先生在点评两位自己的最得意门生毛泽东和蔡和森的作文时，指出：文章之结构、理论之严密，尤其是遣词用字这些细微之处，毛不及蔡，然而毛文“越看越有一股压不住的勃勃生气”。他对毛泽东做出如下预言：“文采华章，固属难能，而气势与胆识，才是天纵奇才之征兆!此子笔下虽粗糙，胸中有丘壑，如璞中美玉，似待磨精钢，假以时日，当成非凡大器。”毛泽东果然不负师望。
他认为，“如果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所以，他以鲜明泼辣的文笔揭露了“党八股”恶劣文风的根源与危害，历数了“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等八条罪状，号召人们揭穿并打倒“党八股”。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期间，面对有人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质疑，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基础之上，以诗一般生动优美的语言描绘了革命的光明前景，指出：“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是何等高瞻远瞩、鼓舞人心的比喻!在论述实践重要意义时，他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个深奥的哲理，就被一句通俗易懂的比喻，说得明明白白。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文艺界发表演讲，有人担心谈判失败、国共开战，问毛泽东“能否战胜蒋介石”，对于这样严肃的话题，毛泽东举重若轻，谈笑风生地说：“蒋先生蒋介石的蒋，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个草头将军而已。”有人追问：“那毛……”不等那人问完，毛泽东迅敏地回答说：“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手’”意指中国共产党，能反弱为强，反守为攻，战胜国民党，易如反掌。毛泽东精彩绝妙的回答，赢得在场的听众的热烈掌声。毛泽东在论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和责任时，写道：“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使读者在幽默自嘲中感到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任务紧迫，责任重大。
3、视野宏大睿智，才思征服人心
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他总是善于从大处着眼、立足全局、从长远发展态势上看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好农民问题，谁能赢得广大农民的拥护，谁就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但是，当时党内外有此战略眼光的人寥寥无几，有不少人，特别是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兴起横加指责，说农民运动是“惰农运动”、“痞子运动”，“糟得很”。毛泽东则不为农民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看似混乱现象所迷惑，抓主流，看本质，着眼全局发展，敏锐看到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他深刻指出，革命就是要打破常态，“矫枉必须过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他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推翻了国民党右派和绅士阶层对农民运动的偏见，他针锋相对地赞扬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并以宏大的视野、酣畅的文笔、充满激情地预见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这段逻辑严谨、一气呵成、气势如虹的论述，极具感染力、震撼力，不容读者含糊，催人速做决断。毛泽东的智勇才思在重庆谈判期间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为了国家的和平，不避艰险，深入虎穴，顿时成了国统区的议论焦点。各界志士仁人、各种政治势力和国民党顽固派无不投来关注的目光。毛泽东则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充分展示共产党人的勇敢魄力和杰出才华。在会见国民党左派时，他从容畅谈、纵论天下，以古寓今，旁征博引，既讲故事，又揭时弊，妙语连珠，在场听众无不对毛泽东的渊博知识、精辟见解和幽默风趣的谈吐所折服。而他的一首《沁园春·雪》词，令南社最著名的代表性诗人柳亚子十分钦佩，称毛泽东是“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特别是，《沁园春·雪》引发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一场文坛上的政治大战，蒋介石处心积虑组织的“诗词围剿”，相形见绌地败下阵来，使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国统区赢得了崇高声望;使国统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认识发生了重要的心理变化，变得更加尊重和信任。
4、清廉节俭无私，公仆本色至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毕生宗旨。他热爱群众、关心群众、自觉与人民同甘共苦，堪称世代楷模。新中国成立前期，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要会见张澜，他吩咐卫士长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但是，在毛泽东的衣柜中，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李银桥建议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毛主席却说：“不要借了，补了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后来，直到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出席开国大典，才请王府井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做了一身新制服。但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礼服里面穿的毛衣毛裤依然十分破旧，左右两个胳膊肘处都是缝补过的，是李银桥的妻子用袜子头给补上的。还有一天夜里，卫士李家骥看见毛泽东工作之余在院子里散步，冷得直打战，就说：“主席，外边太冷，回去加件毛裤吧。”毛泽东表示同意。回屋后李家骥才发现，毛泽东的旧毛裤补丁叠补丁，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李家骥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这条毛裤实在无法再穿了，补丁压补丁，又厚又沉，还不暖和。我到管理科给你领条新的吧。”毛泽东摇摇头说：“不用。毛裤穿在里边，外边还要套裤子，这又不要什么好看。还是麻烦你想办法给我修补修补吧。”李家骥继续劝道：“主席，你看看这条毛裤已经补了多少次了，实在无法再补了，还是换一条新的吧。你是党中央的主席，叫管理科给你买条新毛裤完全是应该的，再节省也不在乎一条毛裤呀!”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地吸着，听着李家骥的唠叨。他深思了一会儿，耐心地向李家骥解释说：“不论是谁都要注意节约，不能浪费一分钱。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当主席也不能比别人特殊，也不能脱离群众。现在我们国家很困难，很多群众还吃不上穿不上，他们连我这样的旧毛裤也没有啊!还是请你给我修补修补，不要花钱买新的了。”管理员吴连登还讲过毛泽东的一个秘密：“毛主席进城以后一般都盖毛巾被。毛巾被破了，就用旧洗脸毛巾补，毛巾被最多补了八十三个补丁”。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毛泽东不仅自己极度节俭，而且对亲属要求非常严。他很重感情，但从不以权谋私。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曾来到中南海探亲，毛泽东很高兴，和他们聊天、谈话很尽兴。但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关于安排工作的请求。毛泽东说：“我当主席，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过去的皇帝一上台，亲戚朋友跟着沾光，鸡犬升天，亲戚当皇亲，喊国舅皇姑，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工农劳苦大众，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最大多数人民利益放在心上，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从不搞特殊化，这就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人民怎能不由衷地敬仰这样的人民公仆?
5、意志魄力非凡，风范举世景仰
毛泽东以其深刻思想、非凡品格、光辉业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也极大地影响了世界。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把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中国。白求恩生前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他说：“这是一位盖世英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熟读《毛泽东选集》，对许多经典名言都能脱口而出。他生前常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1972年2月21日，美国重量级政治家基辛格陪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首次见到了毛泽东。事后基辛格是这样评价毛泽东：“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他说毛泽东“展现出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基辛格一共见过毛泽东5次。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5年，当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越来越恶化。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依然清醒：“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世界。”对于毛泽东的印象，基辛格最开始感觉他是“高深莫测的”，但后来基辛格回忆毛泽东时，认为毛泽东“总是极富智慧，有很强的活力来控制谈话，在外交事务上很有见解”，拥有“压倒一切的魄力”。基辛格还说：“就一个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身材算得上是高大魁梧的。他凝视着客人，脸上露出一副洞悉一切而又带点讽刺意味的微笑，神态之间似乎发出警告，他是熟谙人性弱点和奸诈的行家，如想欺骗他，那未免是徒劳了。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散发出粗矿而又凝聚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却主宰着整个场面。大多数国家都是用富丽堂皇的排场使领导人增添一定的威严，而他是靠自身所散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来胜过对方。所以一间书房已足够。作为一位没怎么出过国的政治家，他在中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领域，他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变得非常卓著。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毫不畏惧与我们美国对峙并一路走来。”毛泽东逝世后，西德总理勃兰特发表悼词说：“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下去，以后一直是如此。”美国《新闻周刊》专门发表社论，称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这些对毛泽东的看法反映了西方政界对毛泽东的由衷敬畏。
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说：“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到明天黎明，都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我的思想和感情，像我的同胞一样，极为悲恸沉痛。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布托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代表第三世界绝大多数进步人士的观点。
尽管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政党、哪个领袖没犯过错误，关键是比较其功与过孰重孰轻、孰大孰小。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反毛、非毛、丑毛?”的言论时有所闻，但这都无法抹杀毛泽东的伟大。托尔斯泰说得好，“一个浑身弹孔的英雄仍然是英雄”。毛泽东的文化软实力凭借深刻的智慧、晓畅的文风、非凡的魄力、崇高的品格和伟大的风范，形成无比强大的领袖魅力，征服了朋友和敌人，征服了中国，也征服了世界，成为20世纪中华民族最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名片。
(作者张国祚：教授，博士，博导。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毛泽东的话语艺术
作者：胡新民 来源：环球视野
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在1957年3月12听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情不自禁被感染。他写信给儿子傅聪描绘当时的情景：“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者注)。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隐而不露”与“下回分解”
傅雷所说的“隐而不露”，是毛泽东在说服人方面的话语特点之一。我国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在延安时曾与毛泽东交谈过一整天，深深感受到了“隐而不露”的力量。他回忆道：“我从毛主席的窑洞里走出来，天已经黑了。我顶着星光往自己的窑洞走，你猜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不要忘了，那时的我，是从白区来到延安的小有名气的作家，自负得很呀!可是当时我回想着和毛泽东相处的一幕幕，我心里说：这个人呀，现在他让我为他去死，我都干!……我也很奇怪他拿什么征服了我。……其实他那天没讲一句马列，讲的都是天文地理世态人情，他是百科全书，无所不知，可是他不把马列挂在嘴边上。但你事后细想，讲的都是马列呀，他把马列全融会到中国现实中啦!当时我就认定，跟着这个人干革命，革命肯定有希望!中国肯定有希望!真马列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当然不是所有和毛泽东谈过话的人都能接受毛泽东所有的看法和观点。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在适当的时候说出“下回分解”。
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的惨象。他对蒋介石领导的抗战不抱希望，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充满了悲观。于是他于1938年1月到访了延安。他当时在思想上是一向同情共产党为民族奋斗的精神而同时又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主张。
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的谈话使梁漱溟佩服得“五体投地”。梁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笔者注)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这次访问延安，梁漱溟和毛泽东谈话共八次，其中两次是通宵达旦。当把话题转到阶级斗争问题上时，两人激烈争论起来，有一次从前一天傍晚一直争论到次日天已大亮之时。末了，毛意味深长地对梁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做结论，姑且存留下回分解吧。”
十多年后的1950年春天，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在延安时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在事实面前，终于承认了毛泽东的观点是对的，而自己是错的。
有“几层意思”的话语
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享誉世界。他那哲学思想极具特点的思维方式也经常渗透在他的讲话之中。所以凡是接触过他的人，大都会体会到他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及语言的含蓄与多层次的含义。这种语言有时表面上是很直白的，但理解其内涵对一些人来说却要费点功夫，要去思考，去琢磨，去咀嚼，去品味，有的还可能永远不会准确全面地体会出来。
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后来，我慢慢地捉摸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较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期的思考以后才能总体把它抓住。”
毛泽东在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有篇讲话，其中谈到了如何应对帝国主义核讹诈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取和平。但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当时在座的“宋庆龄发出会意的笑声”。但据说在场的外国人却觉得有点惊奇，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以至于后来还出现了一些误会。针对这个误会，我国著名中苏关系历史研究专家、《中苏关系史纲》主编沈志华2008年在接受采访时特地指出：“他(指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说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经查毛泽东讲话原文，没有这样的表述，估计是沈志华按‘损失一半’的说法推算的---笔者注)，而是表示一个态度，就是，中国不怕核威胁，你用原子弹吓不倒我。这是毛泽东惯用的讲话方式。后来西方媒体根据这句话把毛说成是战争狂人，这是一个误会。”
实际上毛泽东的发言就是那个年代中国老一辈革命家长期形成的共识：在丧心病狂的战争贩子面前，一味退缩是避免不了战争的;随时准备以战止战才是更可行的。
毛泽东曾多次“感谢”过对手，比如蒋介石、何应钦、艾奇逊、杜勒斯和赫鲁晓夫，还有日本和美国等。这种“感谢”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哲理。
比如对蒋介石这个老对手，毛泽东就说过“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我们得感谢蒋介石，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等。作为当年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实际上也认同毛泽东的这个说法。
1948年底，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被人民解放军的打得焦头烂额，蒋介石频频要求要求美方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尽管杜鲁门早就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但在美国国会中得过蒋介石集团好处的议员的压力下，还是派了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作为“特使”访华。抵华的第二天上午，霍夫曼与蒋介石政府的“美援委员会”官员王世杰、叶公超等人举行会谈。会谈中霍夫曼说道：“既然你们对美援追得这样紧，我就直言相告，我们过去对中国的援助并不少，既有钱，又有物，还有武器，但蒋委员长太无能，未用好我们的援助。最令我们总统和国务院官员伤心的是，我们援助你们的许多武器、物资已落入共产党之手。如果我国政府再像先前那样援助你们，你们岂不垮得更快?”霍夫曼的一席话，让在场国民党高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但是毛泽东说过几次“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在当时还是引起了一些波澜。因为毛泽东用的是反讽语言艺术，而反讽的特点是往往单纯从字面上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事物，而事实上其原本的意义正好是字面上所能理解的意涵的相反，通常需要从上下文及语境来了解其用意。所以，只要把毛泽东的原话看全面了，再回顾一下那段历史，就可以由表及里，从字面层进入到内涵层。
现在引用毛泽东的一次“感谢”讲话。这是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同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说：“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同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这段话先肯定了“侵略当然不好”，是“坏”的，然后一分为二地分析这件事。因此理解这个讲话的本意也并不难。但是，当年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海外媒体引用的内容不全面不连贯，在海外华人华侨中造成了一些误解。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专门从哲理的角度作过解读。他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蔣介石日記》中写道：“此语(指毛泽东谈话--笔者注)曾给海外华人相当反感。然毛提出历史上长时间范围之因果关系，只是事后看来如此，并非事前设计如此，或事态过程中指示应当如此。他的见解与蒋介石所叙‘今日认为恶因或适为他日善果’(1944年5月31日)出于同一角度。”
当然，如果把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与相关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个“感谢”的哲理。伊佩霞(PatriciaBuckley)女士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她所著的《剑桥插图中国史》被业内人士认为“总有一天会被视为经典”。她在该书中的《共产党人的胜利》一节中是这样看待日本侵略对中国民众和中共的影响的：“民众的支持对共产党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的侵略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赢得支持的大好时机”
幽默和博闻多识的说名道姓
古今中外伟人中的话语艺术高手不少，但时常以“说名道姓”为话题的则非毛泽东莫属。在与不相熟的人交谈时，毛泽东会以此来拉近距离;而与亲密战友、党内同志们在一起时，他也会以此为情感交流点，来交流思想。有时望名生义，有时说文解字，有时溯源人文地理，有时还涉及改名等等，于谈笑风生中留下了许多佳话。
毛泽东一生有过几十名卫士，他与其中三名卫士的初次交谈的说名道姓是很有意思的。
李银桥跟随了毛泽东十五年。当年毛泽东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叫什么名字呀?”
李回答：“报告主席，我叫李银桥。”
毛泽东又不紧不慢地问道：“李、银、桥。嗯，哪几个字啊?”
“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
“金子太贵重了，我叫不起。”
“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毛泽东的口气转热烈……。
在毛泽东看来还像个娃娃的封耀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紧张得直到毛泽东第四次问他姓名时才回答：“封耀松。”
毛泽东又问道：“封耀松，是不是那个河南开封的封啊?”
“不是，是信封的封。”封耀松一本正经地“纠正”毛泽东的话。
“哈哈”毛泽东开心地大笑起来，顺手帮小封整了整纽扣，说：“小鬼呀，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是看不见信的哟。知道吗?那是一个字，懂吗?”
同样是娃娃样的十六岁的田云玉则阳光得多。当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他问名字时，田云玉回答道：“报告主席，我叫田云玉。”
“会写吗?”
“会，主席。”田云玉便伸出右手指，在毛泽东面前的空间比划起来：“就是这个田地的田，云彩的云，玉石的玉!”
“嘿，你还不简单呀!”毛泽东笑呵呵地说，“有天有地，又有玉石，可正是上下齐全国中贵，那么，你家一定人不少喽?”
田云玉心想，毛泽东真神，他怎么知道我家的事呀?便回答道：“是的，上有我父母，还有爷爷，下有我们兄弟姐妹七个。”
“可不，被我猜准了吧!”毛泽东笑了。又问：“家在哪个地方?”
“黑龙江双城县。”
“双城县。”毛泽东琢磨了起来，“为什么要叫双城县呀?是不是还有个单城县呢?”
田云玉可没听说过，便摇头说：“没有单城县。”
“不对，会有。”毛泽东坚持道，“有双城必有单城，而且不会太远，说不定你爸爸、爷爷他们知道，或许不知道，你可以问问。”
田云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觉得这位大人物很有自己的分析、判断、见解。果然，田云玉在后来确实证实了他的老家是有个单城，只是单城小，慢慢地被双城“吃”掉了，以后就不曾有了。田云玉再次感叹：毛泽东真神!
毛泽东不但对中国人是这样，对深受中华汉文化影响的其他国家的人物也有过说名道姓。1972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等日本客人。毛泽东称赞大平正芳的名字好，说是“天下太平”。交谈之后，毛泽东特地赠送给他一本自己喜爱的书法字帖《怀素自叙帖真迹》，热爱书法的大平正芳十分高兴，非常珍惜。后来大平正芳家中失火，大平正芳最关心的物品就是毛泽东赠送的字帖。毛泽东去世的当天，身为大藏大臣的大平正芳发表了悼念毛主席逝世的谈话。他说：“深感失去了本世纪最后一位巨人。”
善于联系群众的毛泽东，深知自己身份的特殊。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情况下的说名道姓，主要还是开个玩笑，消除隔膜，活跃气氛。例如与桥梁专家茅以升见面时就说：“我们是本家呢!”(毛茅同音);他也问过湖南著名花鼓戏演员左大玢“你为什么姓左不姓右?”2014年2月8日去世的朱仲丽是中共著名领导人王稼祥的夫人。1937年毛泽东对刚到延安不久的朱仲丽说：“你是人中最美丽的啰!”还说“仲丽，不如重理。”朱仲丽赶紧说：“那就改了吧!”。
毛泽东笑了，说道：“不，不要改了，我是和你说着玩的。”
但是，这种玩笑式的说名道姓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却造成了误传。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学生宋彬彬时问她叫什么名字，当得知是文质彬彬的“彬”时说道：“要武嘛”。宋彬彬在回忆毛泽东说“要武嘛”的过程时，说道：“就是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平常我也听说过，毛主席爱开玩笑，很会拿名字开玩笑，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并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含义。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
这个简单的过程被当时《光明日报》记者以毛泽东为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为主要内容，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又被《人民日报》转载。再后来社会上出现了宋要武杀了若干人的传闻。实际上，据后来多次调查，宋彬彬既没有改名宋要武，也没有参加红卫兵，更没有动手打过人。这件改名的事后来被美国人写进了书。宋彬彬获悉后，与对方论理。最后由该书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在一家著名学术刊物《亚洲研究通讯》(AsianStudiesNewsletter)上向宋彬彬公开道了歉。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85期，摘自2014年第4期《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