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宗教包围圈”越挤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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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基督教主题公园”决不是孤立现象，全国各地都在狂热地建类似场所，大小不同而已。它是基督教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阶段性结果，既表现了信教人数、信教群体的广域化，又表现了执政阶层部分人主动靠拢或被动同化的严峻性，基督教影响政治有快速扩张的明显态势，随着“宗教化人才”在各级执政阶层中的比例上升，假以时日，基督教影响力很可能将超越传统中国文化在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
最近，长沙市某区域高调推出“基督教主题公园”，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基督教建筑群和基督教信众活动区间都相当震撼，如果按照规划建成，毫无疑问，它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基督教活动中心，远远超出之前建成的几十所基督教布道点，甚至在全世界都是享有盛名的基督教布道新据点，耗资是巨大的。
十二年前，我在单位的一次支部书记学习讨论会上曾提出“大学应该防范宗教渗透”，当时的与会者认为我这是杞人忧天。后来，国内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后，不少人慢慢接受了我的部分观点。现在，形势已经很明朗了，糊涂的人按理应不会象以前那样广泛。
正常的宗教信仰自由、信仰传播与宗教渗透是两回事，前者应该受法律保护，而后者则不应该受到保护。宗教渗透是借教育交流、经济援助、文化交流、民间互访等途径强制或者误导非信教者被动信教，是与中国制度和法律有冲突的非正常活动，它的目的与信教本身无关，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间隐蔽战线的斗争，对中国内部稳定有相当强的破坏力，对中国群体间文化撕裂也有相当强的助推效应。政府对此应给予高度重视。
我曾经在文章中讲到：美国和欧洲才是真正绝顶高水平的意识形态斗争大师。
2009年，我正式将“宗教包围圈”写进我的著作《热战时代》一书中，用一章内容讲宗教包围圈的形成与危机防范。这个“圈”正在成型，对中国的挤压也越来越紧。
有人批评我高估了美欧意识形态方面的能力，说我有意间接矮化自己。
我真不是要长他人威风。今天，我不妨再问大家两组最简单的问题：
1、是中国传播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功还是欧美传播资本主义更成功？仅仅是经济本身的问题吗？决心呢？
2、是欧美在中国布道基督教成功还是中国在欧美布道诸子百家更成功？从官到民，大家清理一下，谁洗谁的脑更成功？
我为什么总是强调美欧意识形态水平高呢?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再清理一下：
奥巴马首任刚开始时，他不是强调军事，也不是强调经济，他首先把美国宗教领袖与非宗教文化教育界领袖集在一起开会，奥巴马在会上强调：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用教义帮助美国各地的社区工作，我们应共同努力用宗教帮助世界各国人民，我们应齐心协力地让饥饿的人吃饱，给衣不蔽体的人穿衣，为痛苦的人带来安慰，我们要在争斗中取得和解。
表面上看，美国并非意有所指，实质上，美国是要为其宗教渗透服务于美国战略做铺垫。奥巴马总统在他就任的第一个星期里就采取了不少行动来执行他的方针，他要突出宗教信仰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奥巴马的行动不是特例，他延续了美国一惯的意识形态战略，美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并且非常坚定地选择各个突破点。
美国对中国宗教包围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年度动作：年度中国宗教报告。这个报告的最大配合者是欧洲，这个报告的最大用途是污蔑中国人权，这个报告的最大效果是煽动全球宗教人士和宗教国家敌视中国，其影响是巨大的，大到已经让中国国内有许多内部接应者出现。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美国四个神学院的布道者，竟然可以乔装哲学知名教授骗倒中国50多所高校，其中还不乏知名高校，四个人，打着哲学社会学的幌子布道基督教要义，无声无息，无边无境，中国政府用大量的教育经费高价养育着这群虚伪的美国“布道者”，高校还学着这些“布道者”来洗脑年轻的受教育者，可笑么?中国的教育人能够到美国去复制一下吗?你出钱到美国办孔子学院都还被强行关闭，能力差别之大，心中还没有个数?
这个例子可能还不是最坏的现象，最坏的现象坏在经济领域中隐藏着的天量“布道者”，他们比哲学社会学中隐藏的布道者多得多，其危害也大得多，因为这部分人已经或将要成为权力的依靠者，他们将执掌中国经济和政策的未来，实质上，他们就是执掌中国未来的全部。只要美国或欧洲给某些人以学术上的闪亮头衔，这些“中式洋人”或者“纯种洋人”必定能在国内被抬得很高，必定能成为高官的座上宾，让他们发点财是小事，让他们控制政策和控制中国却是大大的坏事。
从路径看，我方是被动的，从数字看，形势是严峻的。
目前，中国基督教信教人数各方的口径和统计数据不太一样，中国官方统计是2000多万，国外数据为7000多万，而民间统计数据则达到1个多亿。说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公认的，近几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井喷态势。伊斯兰教信教人士据传已接近2500万人。
两教的信仰人数总和已经高于其它任何一种信教人数，中国人对佛教的信仰是松散而且不稳定的，是非仪式性的，所以，传说中的佛教信仰人数是不准确的。而儒教、道教信仰者就更不值一提，说变就变。中国传统信仰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后续空间巨大和更具有牢固性。
如果说撇开宗教信仰之于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实际作用，单论意识形态斗争的坚定性而言，我们也是应该诚心地进行检讨，我们说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但除了开会，开会，开会，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希望有人能够回答。
欧美的成功之处在于：坚定从明暗两方面把自己的信仰推向世界。
我方的不成功之处于：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重形式，轻行动，无决心。
有些同志，看到处理了几个人，看到某些点在改变，就高呼：事情已经发生改变。
没有，真没有，变的只是点。我承认正气有所回升，但“正气回升”不等于“事情起了变化”。连那个学校都没有质变，能变多少?有些事，可强调循序渐进;有些事，必须快速质变。五年，点变，十年，其实还是点变。只要是点变，换个时境，一夜就可以改变之前所有的“点变”，因为“面”被另一部分人占了。对所有事都强调渐进的人其实也是机械主义，线不准，面又不顾，点再变，质都不会变。“左看看，右瞧瞧，两边摇，不强推”的做法不改，意态斗争仍将不是美欧对手。
湖南的“基督教主题公园”决不是孤立现象，全国各地都在狂热地建类似场所，大小不同而已。它是基督教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阶段性结果，既表现了信教人数、信教群体的广域化，又表现了执政阶层部分人主动靠拢或被动同化的严峻性，基督教影响政治有快速扩张的明显态势，随着“宗教化人才”在各级执政阶层中的比例上升，假以时日，基督教影响力很可能将超越传统中国文化在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
用政府力量、政府规划和政府经费来推动基督教发展壮大是社会主义中国里一幕难以令人置信的画面，是对念念不忘所谓“初心”的一种绝妙地回应，这是在配合谁？
耶稣笑了！革命者哭了！就等将来各群体怎么撕了！
写于2017年2月9日星期四
【孙锡良，察网专栏作家。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孙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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