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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景胜丨公知在重大外交理论和政策认知上的谬误评析

2017-05-27 吕景胜 察网

摘 要

近年公知在重大外交理论和政策认知上产生诸多谬误,且被后续事实证明其荒谬,其荒谬产生的原因是:陈旧理论脱离现实国际外交实践;异想天开一厢情愿井底观天的思维及视野;分不清盟友和敌对势力阵营;意识形态一元思维一叶障目分析问题偏激狭隘;看问题只看表面形式不及深层实质,只看局部枝节不看整体和全局,只看现实不看历史渊源来龙去脉,只看眼前静态不看动态发展;提出建议只图热闹只图痛快不计后果;单一学科知识结构难以把握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国防、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国家博弈、综合国力等领域知识的复杂外交发展大趋势和精准细节;没有自己的国家立场、国家利益概念,站在别国立场、基于别国利益思考问题等等。

近年,公知在重大外交理论和政策认知上的幼稚荒唐、谬论误判及误国误民,不妨梳理、评析如下:

一、世纪之初,公知与部分学者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之争”。2002年至2003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一股“对日新思维”讨论,当时公知提出中国为谋求中日接近主要需采取下列五大举措:

1、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

2,从平衡战略需求与经济需要,中国或许应该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从争取中日接近的战略需要出发,在中日贸易摩擦中采取比较能够适当地忍让的态度和策略。

3、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

4、在有关东亚地区国际安全、政治合作、经济稳定与繁荣的重大多边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采取尽可能与日本协调而非竞争的基本政策。

5、在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改革问题上,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两方面"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当时以林治波先生为代表的与公知论战的许多学者提出,上述观点不切实际,一厢情愿,无法实施,多年来也证明如果以该观点为国策不是无效就是失败。日本不会以密切日中关系来制衡美国。美日关系是主从关系,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外交支柱,外交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此情况下,中日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密切到携手制约美国的地步。美国也不会坐视中日接近以制约自己。事实上,战后宽恕日本天皇和侵华战犯、阻挠中国对日索赔、以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争端、坐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都是美国。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谁来做生意都是好事,生意越大越好,投资多多益善,何以要减少和欧美做生意?

民族痛苦记忆不可能被抹掉。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死不认帐的倒行逆施,中国人民不可能沉默不语、无动于衷。日本在历史上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至今没有诚恳的认罪和反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扶养日本孤儿,善待日军俘虏,后来又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赔偿要求。但日本并未给以善意的回应,日本右翼分子甚至连侵略战争的基本史实都不承认了。漠视历史教训,放弃原则立场,不问是非,一厢情愿,降格以求,既换不来真正的中日友好,也换不来真正的战略利益。

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了防御需要,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海外派兵法、自卫队法修改案、有事法制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已使日本突破了“专守防卫”的界限。对此,中国不能不警惕。多年来实践表明,中日关系的症结在日方而不在中方,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需要做的事情比中国多得多。

总而言之,“对日关系新思维”主张的核心就是中国通过压制民族感情、牺牲民族利益的做法去取悦日本要求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战略上对日本做出全面让步以换取日方的“善意”,其“新思维”不仅背离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且是注定失败、自取其辱的一相情愿。

著名学者张文木先生在2016年2月曾对这场争论有过精彩点评:“在问题没有出现之前,双方只能靠逻辑、历史经验作论据,并都以爱国的名义,谁也说服不了谁。现在一晃十几年过去,看看今日日本安倍带着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的一意孤行的表现,再读当年双方的文字,其中是非大体就可作出取舍。这就是:“对日新思维”作者们的那些建议当时若真的为中国政府采纳,那我们今天与安倍斗争的重点就不再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废存问题,而是再次召开“华盛顿会议”讨论日本的造舰比例的问题了”。

张文木先生还感慨到,“今人空论久矣。有书生救国者,有书生误国者,不讲重点而讲“平衡”,那是平庸;不讲根本利益而讲“包容”“理性”,那是宋人的空论。宋人的空论将国家丢失殆尽,今人空论将危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今天安倍的疯狂反华的表现看,十几年前曾引起巨大讨论热潮的“新思维”的文章,当属“书生误国”类”。

二、公知以韬光养晦和平发展论指责“鹰派”主张加强国防备战,正视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观点是看不清当今世界大势,抓不住主流,丑化妖魔爱国思潮是“愤青”。中东战火、欧洲恐怖袭击、中国周边的危机四伏、中美大国角力、美国阻挠一带一路建设的阴招、损招并没有为中国公知的虚幻和平论涂脂抹粉,且提供证伪。

长期以来吴建民对中国军方和民间的“鹰派言论”颇有微词,公开指责军方捍卫国家主权的言论是给中国外交添乱,曾多次引发所谓鸽派与鹰派的舆论大战。吴建民认为环球时报过发表的文章很极端,胡锡进主编也把这个世界谈的一塌糊涂,世界大势看不到,也抓不住和平发展的主流。吴建民认为,中国“要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后面的思想是什么?那就是以为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就能称霸世界。这条路行得通吗?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而不是还停留在过去”。似乎依吴建民的逻辑,中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是为了侵略别人,称霸世界,这与西方渲染的中国威胁论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袁南生的文章《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中认为:中国“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袁南生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

对此,著名学者侯峰曾发表过系列文章予以批驳,主要观点如下:

1、不可以刻意混肴战争性质与发展军力的目的,首先弄清楚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发展军力的目的是什么?美国保持最强大军力的目的是我想打谁就打谁,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发展军力的目的是不被人打。如果阿富汗、伊拉克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还敢打这两场不义的战争吗?事实上,正是因为美国知道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谎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绞死了萨达姆。如今朝鲜做实了比萨达姆政权拥有多得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一天到晚围着朝鲜军事演习,为什么不敢动武?难道美国洗心革面,立地成佛,进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的模式了吗?显然朝鲜的核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的战争冲动。

2、“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仍然需要以实力遏制战争,而不是像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轻信美国的承诺,自动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反制能力,换来的却并非美国的立地成佛,而是招致美国在该国发动毫无忌惮的高科技战争,招致杀身之祸。

3、美国重返亚洲,把60%的军力,最尖端的杀人武器部署在中国周边,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吴建民丝毫不敢指责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是“思想还停留在过去”,反倒把中国反侵略的军事准备指责为“搞不清状况”,难道只有中国像伊拉克、阿富汗那样国破家亡才算是搞得清状况吗?把中国发展防御性军力指责为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效果是帮助美国做实中国威胁论,压制中国军队追赶美军的步伐。

4、看不见战争的危险,宁愿相信狼不吃人,是因为把狼理想化了。当把美国正义化、理想化,把所谓普世价值神圣化的结果是,只看到,或者说只相信“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看不到,或不愿承认,或有意掩饰美国霸权的本性。的确二战以来,由于有核的恐怖平衡,世界核大国之间没有爆发过直接对抗,和平发展是主流,然而美国强加于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这样的战争,“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对于这些国家,和平却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如果中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这种命运随时降落在中国人头上。

5、在美国战略家的眼里,从能力上讲,综合实力强大的中国和俄国是当今世界仅有的能够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不管你多么愿意臣服美国,除非像乌克兰那样自动解除战略武装,四分五裂,否则以中俄这样的块头,存在一天,就有对美国霸主地位潜在威胁的一天,只有世界变成除美国之外其余都是不具战略威慑能力的中小国家,如日本、韩国,德国、法国、英国而不是统一强大的欧盟,以及被肢解后的中俄,美国的唯一霸主地位才能高枕无忧。

6、在那些“骨子里”拥抱西方,虔诚地匍匐于西方文化脚下的“外交家”眼里,尽管中国近代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列强在中国大地上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海关税收权,外国军舰在中国水域横行霸道,袁南生仍然认为中国妥协得还不够,无非想说,只有像印度一样彻底沦为西方殖民地,才不缺乏“妥协文化”。

7、当中国的所谓外交家们指责中国人民“极端民族主义”“愤青”的时候,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冷战,“今夜就开战”的战争叫嚣,他们反而认为,中国只要韬光养晦,按照美国的要求,做一个所谓负责任的大国,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美国就会与中国和平共处。但过去美国没有放过日本的经济崛起,不能容忍俄国的战略威慑,面对日益强盛的中国,凭什么就会放你一码。

此外,军方“鹰派”学者金一南、戴旭、罗援、张召忠、刘明福、李际均等也与上述观点有直接或间接交锋,其观点精华是客观理性充分认知当今世界并不绝对和平,而是充满危机、危险、挑战及局部战争风险,应居安思危、居危思危,加强军力、以备战止战。

  2016年6月25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海军战争学院发表演说时,把美中战略态势比喻成“宛如与前苏联持续50年的冷战对峙”,并声称“这将是坚决、温和但强有力的长期对抗,很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我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不会浅尝辄止,而会长期进行下去”。“美国军机与军舰巡航只是宏大计划的冰山一角。是时代大格局的一部分”。卡特近期两次亲自登上美国航母在南海巡航炫耀武力,并在201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再次发出所谓“最强硬的警告”,中国如果不停止南海岛礁建设,美国及盟国将采取“行动”,孤立中国。5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越南进行了为期3日的访问,宣布全面解除对越武器禁运,化敌为友,标志着美国把围堵中国的战略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随后的7月12日发生了南海仲裁闹剧,美国双航母编队兵临南海恐吓威胁中国接受南海仲裁结果,中国三大舰队军事演习将其逼走。2016年11月,一部由澳记者约翰·皮尔格拍摄的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在英国热播是对公知虚幻和平论、假想敌论等谬误的最好打脸。该纪录片认为,由中美引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成为现实,因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在动员一场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美国试图挑起与中国的战争,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已“不再不可想象”。该纪录片暴露了美国令人不安的核战术,揭露了美国大多数海军都已部署到了亚太地区,400个部署了军舰、核武器和轰炸机的基地,在中国周边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绞索”。虽然这部纪录片揭露和拍摄到的事实与中美之间是否会真的发生战争还有一定距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影片佐证、印证、旁证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和围堵是真实和现实的。

再看近年日本围绕海权、岛权争议的上蹿下跳、咄咄逼人、磨刀霍霍;朝核危机战争风云的迫在眉睫;中东战火的生生不息;美国与沙特刚刚签署的1000多亿美元军火大单及未来10年3500亿美元军火大单,其战争锋芒直指伊朗,破坏叙利亚结束内战,阻遏中国一带一路发展,2017年5月25日美国军舰闯入我南沙群岛美济礁12海里挑衅我海洋主权。这世界太平吗?和平之下没有危机吗?

在南海风波不到一个月的2016年8月11日习主席强调“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要把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为国家和平发展营造有利战略态势”。当今世界是否有危机,是否存在敌对势力,是否存在战争风险,是否应该强军备战,相信全社会应有最大公约数的共识。

三、南海仲裁中公知力主去参加所谓“国际仲裁”。事后被证明山寨版仲裁机构由美日操纵,菲律宾、越南改变态度,中国三大舰队威武不屈,使仲裁成为闹剧,到今天美国仍在南海兴风作浪武力挑衅,也再次证明如果去仲裁是中国自取其辱,没有任何意义。公知的馊主意不是在南海闹的最凶的2016年7月,而是距南海仲裁结论出来4年前,即2012年公知就极具“前瞻性”地提出此惊世骇俗之大计。2012年6月1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新浪博客”联合举办《南海争端:国家主权与国际规则》研讨会。研讨会上天则所的张曙光宣布“九段线非法”;国家信息中心海洋研究所的李令华宣布“黄岩岛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和领海”、“黄岩岛等南海岛礁全都不适合人类居住,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领海就更别说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提出“国际仲裁”:“我们就应该按照国际法、海洋法来处理问题。包括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时候,应该交给一个有公信力国际裁判机构做出最后的判断”——提出“南海国际仲裁”把南海问题国际化。

2016年5至7月间,菲律宾启动“国际仲裁”后,公知陈有西马上高调鼓吹“中国应该前往应诉”:我们不要虚张声势的鹰派思潮,应向政治家普及国际法,维护世界秩序。南海问题让军方去花拳绣腿,历史性的失误即将铸成。不能架空联合国机制,要让“国家社会”承认,完全有可能胜诉,等等。

上述主张的荒谬不言而喻,美国要围堵中国,所以需要在中国南海制造热点;为了在中国南海制造热点,所以需要出兵干涉中国南海;为了出兵干涉中国南海,所以需要师出有名;为了师出有名,所以需要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南海问题根本就不是单一的法律问题,是美国遏制中国封杀中国的问题,法律在其间就是一个筹码一个棋子一种工具。

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你还指望个别“法学家”律师有多大作用?南海问题最初策略就是争取在双边或东盟内部解决,架空摆脱幕后黑手美国干预,一旦参加仲裁等于承认该问题进入国际化,步入别人调子,陷入别人圈套。南海之争就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我为主,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进人家圈套?

实在有必要给公知“法学家”律师普及一下历史: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求洋人主持公道“国际仲裁”,把被战败国德国霸占的中国山东还给属于战胜国的中国。结果是让国人屈辱。“九·一八”后,中国求“国联”主持公道“国际仲裁”,制止日本侵略、逼迫日军退出中国东北。结果仍然是屈辱。个别公知“法学家”律师不仅要懂国际法,还应该懂国际社会的丛林法则,国际社会的实力法则。国家竞争方式的多维多元化。 国家竞争不是只有一种法律思维,一种方式、一种渠道。国家较量是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综合实力基础上多维视野、多种方式、多种渠道下开展。法律没那么万能,公知“法学家”律师也没那么神奇,公知太高估自己了。

泱泱大国为什么要去一个没有合法性没有资质的野鸡仲裁机构接受仲裁?明知别人做局设套明知败诉后果为什么还要上感的自取其辱?所谓到仲裁庭上阐述我们的观点让仲裁庭或国际上接受我们的立场和观点更是荒唐,仲裁前中国立场及声音发不出去?国际上听不到中国南海立场与声音?仲裁前中国在所有管道尽述了中国立场和声音。

一年后的今天再来看当时南海仲裁该不该去,结论是事实胜于雄辩,今天美国在南海依然持续挑衅激化冲突、无事生非惹是生非,再一次证明期待仲裁有公正结果是多么幼稚荒唐,唯有加快建设岛礁,强化军事设施、构建海空力量,实力为王、实力决定谁是南海的主人,实力决定一切。

四、朝核危机中公知可笑的表演,主张军事打击朝鲜。后被美国航母乌龙及特朗普与朝鲜私下接触谈判打脸,潮水退去才知谁在裸泳。“公知”在朝鲜政策上的谬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疯狂地、公开地、无孔不入地妖魔化朝鲜,煽动仇恨朝鲜情绪:“邪恶的国家”、“溅着粪汁的粪球”、“就像地狱,比地狱还低一层”、“朝鲜已经不是盟友了,而韩国已经化敌为友了”、“中国应该抛弃朝鲜”、全盘否定抗美援朝,坚决反对中国保护朝鲜……“公知”的这些言行充斥网络、主流媒体、官方媒体,年复一年愈演愈烈,很容易让朝鲜相信这是中国官方的真正立场和既定国策,离间中朝关系,导致朝鲜对中国的怀疑和不满。

二是在4月朝核危机最严峻的时刻鼓吹中国与美韩联手对朝动武,以战争打击毁灭朝鲜现政权,促其弃核。“终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符合中国利益”,“军事打击解放朝鲜”、“建议习近平下令对金正恩进行军事打击”,“和韩美一道,制定一个解决朝核问题乃至半岛统一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以韩主导、四国协调”、“以四国的力量迫使平壤改革开放,如果平壤不答应,可以考虑军事解决”,“对朝自卫还击”,“美国武力解决朝核问题的必然性分析”,“朝核问题不能再拖;非军事手段优先于军事手段;中美韩一致行动至关重要”等等。

上述谬误被美国航母的乌龙彻底打脸,公知期盼灭朝的欣喜若狂被特朗普私下与朝鲜接触谈判搞的尴尬而狼狈不堪,如潮水退去才知谁在裸泳。对于如果中国政府听信公知忽悠,贸然参与制裁甚至动武朝鲜之严重危害性后果,著名学者黎阳先生有进一步精辟分析:

1、“公知”只要把朝鲜变成中国的敌人,就可以宣布中国共产党犯了历史性大错:认敌为友、养虎遗患、助纣为虐、无故牺牲几十万人支持侵略战争、无端让中国被封锁被孤立损失惨重,就可以宣称共产党从一开始执政就错。

2、中国不同意武力解决朝核问题,却为朝核问题跟朝鲜彻底闹翻,美国可以马上跟朝鲜和好,然后明里暗里用各种方式扶植朝鲜制约中国、鼓励朝鲜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为实现“借中国之刀杀朝鲜,借朝鲜之刀杀中国”创造条件。哪怕没打起来,只要有中朝核战争威胁的阴影,资本外逃、企业外迁、人才外流的情况同样不可避免,美国同样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3、如果中国出卖朝鲜,同意武力解决朝核问题,美国马上轰炸。结果是战争,破坏,大面积核污染,中、日、韩一片惊慌失措,资本大规模逃跑,争先恐后涌向美国,高新技术企业纷纷外迁,首选是美国,高科技人才纷纷避难,首选也是“美国第一”、“振兴美国实业“、”工作机会回到美国“所需要的一切马上全具备了。

公知的幼稚无知在于不懂地缘政治中寻找实际或潜在结盟者不能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这一点公知爹国在中东的结盟者(如沙特、早年的伊朗、利比亚、伊拉克等)并非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同。哪有不能成为盟友,就轻易变成敌人的道理,公知否定朝鲜的地缘战略空间不值得批驳。

其二,朝核问题历史渊源和现实逻辑是美国造成,解决朝核问题根源在美国,这已有很多论证,此处不重复,只提一点,公知不是看不到,公知的理念及价值观是再流氓、再背信弃义、再无耻的事只要是美国干的,看不到,且不说。

其三,公知不能看出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美国并非真想对朝动武,美国对朝恐吓仅是讹诈勒索中国和朝鲜的筹码。美国战略中心仍在中东,打朝鲜无利可图,进军中东才是石油和美元的命脉,公知只顾一隅难及整体,只看浅层未及深处,没高度没角度。

其四,公知最为荒唐的是如果战端真开,他们天天担心朝鲜核设施发生污染泄露事故殃及中国东北,此时他们不害怕开战轰炸后核泄漏,不怕朝鲜有第二次反击机会,且以核武反击。而且美国的智库推演结论是朝鲜开战可能死亡百万,不知公知的逻辑如何自洽?不知公知平时说的人权、人的生命如何重要?公知天天说金三是疯子,不知谁是货真价实的疯子。好在中国政府及领导层清醒不会轻易听信公知胡言乱语,否则将使中国深陷战略陷阱和不可自拔的泥潭,造成不可估量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

综上可见,公知在重大外交理论和政策认知上幼稚荒唐,且被后续事实无情否定。公知谬误产生的原因是:陈旧理论脱离现实国际外交实践;异想天开一厢情愿井底观天的思维;分不清朋友和敌对势力阵营;意识形态一元思维一叶障目分析问题偏激狭隘;看问题只看表面形式不及表象背后深层实质,只看局部枝节不看整体和全局,只看现实不看历史渊源来龙去脉,只看眼前静态不看动态发展;提出建议只图热闹只图痛快不计后果;单一学科知识结构难以把握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国防、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国家博弈、综合国力等领域知识的复杂外交发展大趋势和精准细节;没有自己的国家立场、国家利益概念,站在别国立场、基于别国利益思考问题等等。

可喜可贺的是许多有识之士、真正学者无论在当年还是公知甚嚣尘上聒噪之时皆提出不同意见,对冲谬误,警醒国人,中国政府也坚守战略定力未受干扰。

【吕景胜,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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