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关系中国国运的一战：中国经济积极巨变前夜
掌握话语权的新自由主义者，不断地炒作国企和私企(民企)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他们是为了外资反对国企，是因为国企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脊梁，阻挡了外资控制中国经济的路。中国经济之所以没有变成拉美，变成俄罗斯，而是越来越强，是因为中国顶住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如果输给新自由主义势力，那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彻底终结，也意味着中国民族独立的终结。
(本文是《大变革信号》下的第二部分)
中国从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发起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击，原因是被金融自由化引发的风险，逼到了经济的悬崖边。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管理层在金融和地产出台的措施，都是为了把中国经济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悬崖边拉回安全区。
把中国经济拉向金融系统性风险边缘的，就是那股强大的力量，他们要以金融市场化为由，把中国金融导向自由化。
而金融自由化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发生过金融危机的，都实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几乎都发生过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美国也不例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炸药，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埋下的。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之后，到八十年代里根成为总统之前，美国都是以凯恩斯主义政策为主导。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对金融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同时，国家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减少社会矛盾。凯恩斯主义成为主导政策，内部原因，是美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引发严重经济危机，不得不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解决问题;外部原因，是受到来自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压力。罗斯福新政就是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代替原来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新自由主义正式登上世界各国的经济舞台，是里根和撒切尔上台之后，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开始的。
撒切尔夫人因为实行新自由主义，被资本控制的英国主流媒体称为英国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之一，但她同时又被很多英国下层民众称为英国史上最坏的人之一。她在任期间，降低了大多数民众的福利待遇，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撒切尔还严厉镇压工人运动，打压工会。在她担任首相的前两届任期内，英国失业人数几近增加3倍。2003年，英国电视台Channel 4举办了一场“你最痛恨的100个最坏的英国人”的民意调查。参选条件是“目前还活着而且没有关在监狱中或者正被起诉的人”。撒切尔夫人排名第三。撒切尔去世后，资本阵营对其进行沉痛哀悼，而英国的工人却狂欢庆祝。这也说明，新自由主义政策，本质上是利益向资本倾斜的政策。一些经济专业人士，对撒切尔的改革，也并不看好，有人称她的政策：“繁荣了3个月，衰退了30年”。英国的去工业化，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功不可没。
后来，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1989年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总结为“华盛顿共识”，在上个世界九十年代，向前苏联东欧地区和拉美国家等第三世界广泛传播，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潮和经济政策。“华盛顿共识”的内容，主要是三条：全面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
2008年始发于美国次债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统治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开始于八十年代，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主要国家取代凯恩斯地位的时期。而这个时候，美国通过福特基金会等培训合作项目，开始帮中国培训经济学家，中国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接受过美国基金会资助的培训。后来，这些人学成回国，成为中国从经济学术圈、高校财经专业、政府智库的主导者，一些人还学而优则仕，出现在经济管理部门的重要岗位上。所以一直到现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学术界，占据着最大话语权。
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方经济学并不是科学，更像是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有专家甚至说它是“一种包含经济倾向的宗教情节”。
新自由主义作为最敌视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体系，表现在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持最强硬的否定态度，并最坚决地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它还自带反政府基因，他们认为“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坚持自由市场能够实现自动均衡，这样资本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同时，新自由主义也反对民族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要满足跨国资本最大可能不受国界限制的跨国自由流动的内在要求。
新自由主义是最体现资本利益最大化的理论体系，反对所以最受资本的喜爱和拥护。新自由主义能够成为最近三十年世界范围内的主流经济政策，背后正是来自资本力量的推动。
看到这里，有人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些年，在中国的舆论场，为什么反政府、反社会主义、反爱国主义的声音那么大。因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甚至有一段时间独霸了话语权。新自由主义虽然主要是一种经济理论，但是所有的政治自由主义者，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拥趸，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人，也都主张政治的自由主义。
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话语权是经济和政治力量在舆论场的投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强大的思潮，而且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从教育、媒体、文艺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去观察它那令人感到恐怖的力量。
教育。教育是整个意识形态链条的上游。西方经济学不但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显学，竟然也成为中国高教经济学教育的显学。“今日之所教，塑造了明日执政者的头脑，因此也塑造了我们栖身的社会”，这是西方国家学生都意识到的问题。
我国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与国际接轨”，与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已经出现高度的同质化现象。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课程设置推荐，经济学就突出“ 该专业课程设置与国外大学经济学专业接轨”，金融学也同样突出“该专业在与国际上金融学专业教学接轨的同时，也提供实践应用性课程”。
而且这些学校要不是以使用美国教授编纂的教科书为荣，要不就是参照这些原版教科书加以改编。而教材的重要性可以参照美国经济学萨缪尔森的一句名言：“只要让我编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谁制定法律”。这句话让我想起梅耶.罗斯柴尔德的那句名言“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订法律”。
媒体，就举一例，借一斑略窥全豹。还记得2011年动车事件，是如何被用来打击中国的高铁战略的吗?当时，不敢说全部，但大部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吴敬琏、许小年、谢国忠、…，通过几乎所有资本主导的财经刊物，围攻中国的高铁战略，他们的理由是“高铁大干快上，全然不顾安全和投资回报”，“这样的中国模式，距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远”。“ 我不明白，一个地上跑的东西，何必要与天上飞的比速度呢?”。“ 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当时针对高铁的舆论饱和式攻击，让中国的高铁真是经历九死一生。试想，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顶住压力，让高铁失业半途而废，未来连接亚非欧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靠什么联通?中国未来的全球战略，靠什么支撑?我们站在2017年回顾2011年，如果中国的高铁失业被废掉，谁会是笑的最开心的那个国家?中国高铁战略的成功，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最大嘲讽，也是这些中国资本媒体永远掩不住的丑陋。
文艺。最近大热的《战狼2》，就因为弘扬爱国主义，呼唤民族自信，而受到了买办化资本控制的话语权的攻击。被偷票房，仅仅是买办化资本控制的院线向爱国主义题材动手脚的一个手段，买办化资本控制的媒体对这部作品的指责就没停过。《战狼2》的导演吴京，在接受采访时，就提到了资本干预爱国主义题材电影的事情：“我不能被资本强奸、中国电影被资本强奸了多少部了?还再来强奸我来了，不受”。资本控制的中国影视圈，在意识形态的把握方面，简直就是严格按照中情局《十条诫令》的前三条的要求进行的。
《十条诫令》第一条：“尽量用物质来引诱败坏他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第二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半”。第三条：“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在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比重已经下降到不到30%。经济基础的变化，进一步固化和强化了意识形态中的各种乱象。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不可能不反映经济基础并受到经济结构制约的。
新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反对社会主义，而且也抵制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者，并不仅仅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对民族资本企业毫不客气。华为在美国受到美国政府的行政打压，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和资本媒体不是为华为说话，而是为美国政府说话。享受同样待遇的还有中国的三一集团。
很多人受新自由主义话语权的影响，以为国企和私企之间是结构性的利益冲突关系，却不知道华为和三一这些非公有制的真正的民族企业，也受到新自由主义势力的舆论打压。美国自己贴钱，向中国学者教授新自由主义，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也不辜负美国的期待，当中国企业和美国利益出现矛盾时，他们绝大多数会果断地站在美国这一边。
跟着新自由主义者以垄断为由来反对国企的时候，可曾见过这些新自由主义学者，在什么时候指责过外资垄断?苹果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对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征收30%“苹果税”的时候，这些秉持新自由主义的学者，有几个人出来批评苹果垄断、霸道?
最近看到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涌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印证了本文对新自由主义者的判断，他说：多年来，中国那些受过新自由主义洗礼的专家学者，非常奇特，与洋人尤其是美国人打交道时，“心里总装着别人，唯独就是没有自己”，生怕考虑不周，出了纰漏，引起山姆大叔不悦。
掌握话语权的新自由主义者，不断地炒作国企和私企(民企)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他们是为了外资反对国企，是因为国企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脊梁，阻挡了外资控制中国经济的路。他们反复炒作的所谓国企和私企(民企)的矛盾，实质是中国民族企业和外国资本之间的矛盾。前些年，如果中国国企都被私有化;中国的那些羽翼未丰的私企(民企)有几家能承受住西方垄断资本的联合绞杀?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代表的正是外国资本和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买办资本的利益。中国经济之所以没有变成拉美，变成俄罗斯，而是越来越强，是因为中国始终存在着一股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在话语权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顶住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因为新自由主义者的买办性，中国跟新自由主义势力之间的斗争，是中美博弈的另一战场，重要性远远超过中印冲突。新自由主义势力是美国在中国的第五纵队的主力军，美国正是通过新自由主义势力，把中美之间的另一战场，摆在中国境内。从经济、到教育到媒体，不断接近中国的心脏地带。
中国如果输给新自由主义势力，那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彻底终结，也意味着中国民族独立的终结。如果，新自由主义势力胜出，中国就不要谈民族复兴了。
新自由主义势力不但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也是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国家利益最危险的敌人。
买办性资本，因为依附和服务于外国资本，所以不可能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几十年如一日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壮大中国的民族经济。他们并没有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祖国，而是把中国当作吸收养分、掠夺财富的场所。他们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官商勾结、通过投机，尽快的赚足够的钱，然后考虑怎么潇洒地跑路。
所以买办性资本，对发展实体经济，缺乏足够的兴趣，他们更多是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进行深耕，赚快钱，赚大钱。
中国的房地产和金融就因此成为中国经济风险积累最高，最有可能成为“扳倒中国”的经济领域。
所以，从2016年开始，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和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就成为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最多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最主要的推动力是超发的货币，所以房价，本质是一个金融现象。房价能推到这么高的水平，是因为房产成为了投资品，具有了金融属性。所以，房地产价格泡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现高度关联关系。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关心房地产价格泡沫，也就是关心金融风险，房地产和金融，其实都是一个问题。
高层决定从地产和金融入手，反击新自由主义，正是打中了买办性资本的七寸，也就是抓住了美国在中国势力的要害。
这一战，关系国运。
中国对外出击巴以冲突问题，是击向美国最核心利益美元国际地位的要害中东安全框架。美国则通过新自由主义势力，把中国的金融导向自由化，正是对准了中国的要害。中国开始反击新自由主义，打击买办性资本，说明，中国在出击美元要害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保护好自己的要害，要知道，金融是中国经济的心脏。
(未完待续)
【尹国明，察网专栏作家。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明人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