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暑假”和“大凉山格斗孤儿”：不同阶级所面临的同样的危机
中产阶层上升到精英阶层中所触碰的天花板来自于精英集团的封闭性和排外性;但是底层阶级所面临的固化则是另一种不同的状况。这次在舆论和政府的干预下，大凉山格斗孤儿们被送回了原籍，这一行为同样引起争议。因为大家知道，对这些孩子来说，练拳还是一条可以期待的上升渠道，然而回到贫穷和毒品侵蚀的环境之后，人生的希望会更加渺茫。
（一）不同阶级的阶级晋升：忙着活或忙着死
近期的两则新闻：
【暑假过半，在夏令营市场上，短期海外游学夏令营十分火热。十余天的游学，价格动辄数万元，由于是学校组织，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长自然趋之若鹜，也有不少家境一般的家长，为了孩子融入集体，也咬着牙勉为其难。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的游学机构与学校之间有一条潜在的利益链。一些游学机构坦言，组织这些项目，学校能从每个学生的花费上得到的提成通常在5%-7%之间，而带队老师获得免费出境的机会，也成为游学项目的一个潜规则。
——《“天价暑假”成家长不能承受之重 花费不等于意义》(8月14日北京青年报)】
【笼中，两只困兽。厮杀，无处可逃。你的武器，只有你的身体。没人在乎你的出身，降服，是唯一的目的。”这是国内一档格斗栏目的介绍。有人觉得，十几岁的孩子本该是接受教育的年龄，却被送上格斗赛场。有人觉得，可能这样的梦过于残酷，但对于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有什么比没有一个家更残酷呢?人们看到这些孩子的苦难和恐惧，也看到斗志和温情。唯一没看到的，就是后退。
——《格斗孤儿：关笼里打为改变命运 退步只剩贫穷和毒品》(8月8日新京报)】
为什么对要把这两则看似不搭边的新闻拿出来说一说呢，这两则新闻都很有代表性。虽然那些参加游学暑假的孩子跟大凉山的格斗孤儿们境遇有着霄壤之别，但是他们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阶级晋升困境。
我在《生而贫穷》第五章《被吞噬的中产阶级》一文中就说过，近年来的“留学热”反映了中产阶级代际传承和阶级晋升的困境。中产阶级在处处向精英阶级看齐，精英子女们可以从小就在国际小学中读书，初高中便进入了美国的精英学校;然而中产阶级无法负担起从小学就开始昂贵的精英教育，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一些“形式主义”上的“仿精英教育”。而“游学假期”和“一年制硕士”就是其中的代表。中产家庭的父母们知道自己无法给予子女匹配顶层精英的条件，但是又不甘心于子女无法完成阶级晋升，于是便寻求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比如暑假去国外“感受一下先进的教育、见一见世面”啊;比如去英国或香港读一个一年制硕士镀一镀金啊。然而就如我书中所说，市场经济不存在什么“捷径”，一年制硕士看似时间短、速成快，还有一个硕士文凭加国外留学的光环;然而市场早就对这种含金量低的留学海归做出了应有的反映：
“天价游学假期”也是同理，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基本已经触碰到了阶级晋升的天花板，上升通道是极其狭窄的，竞争是极其激烈的，于是这种看起来更没有什么卵用的“暑假去国外玩两个月”的夏令营，能收到中产家庭广泛追捧也在情理之中了。大多数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发展的比自己更好，“过比父母更好的生活”用专业术语来讲就叫做“阶级晋升”。然而现在阶级固化是一个大趋势，阶级晋升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中产阶级家庭在上升渠道越来越狭窄的现实中变得焦虑，“天价游学假期”和“一年制硕士”的火热现状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一句经典台词：“有人忙着活，有人忙着死”( Get busy living, or get busy dying)。这句台词看似很有范很容易装逼，但是我一直表示无法理解其中的深意。最近看到了这两则新闻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忙着活、忙着死：如果“天价游学假期”体现了中产阶级的焦虑与迷茫——他们只是在get busy living;那么大凉山的“格斗孤儿”则就彻底展现了底层的绝望——他们已经是get busy dying了。对于最贫穷的群体来说，阶级晋升的天花板更难以打破，上升渠道更加狭窄，穷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难上加难。“格斗孤儿”的出现并非孤例，在贫富差距很大的泰国，穷人家的孩子从小练拳、搏击、格斗表演就是他们用来养家的重要方式，一些成为格斗明星的人还能大红大紫，完成阶级晋升。
【去年泰国学者们将儿童(男女皆有)泰拳比赛拍摄下来送到电视台进行播放，比赛画面让人不忍心观看。有些人说禁了比赛也没用，因为没人会理睬禁令，他们说与其禁掉比赛，不如修改规则，提高比赛的安全水准。
但是没人希望规则被修改——Chaiwang一家肯定也不想。10岁的Nuk拿到了超级儿童锦标赛的冠军腰带，他知道自己的家庭需要他一次次的胜利。自己未来还有更多的比赛要打。
——《泰国3万多儿童因贫困打泰拳养家》新华网】
体育运动——或者说卖血汗，是穷人为数不多的上升渠道。电影《摔跤吧!爸爸》中展现的就是这个故事;在南美洲，许多贫民窟的孩子通过足球运动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然而我们需要意识到，通过成为体育明星、大红大紫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除了超乎常人的努力，天赋秉异也是重要的因素，所以说绝大多数穷苦人家的孩子都是金字塔下方的基数。然而却有越来越的穷人走上了这条路，因为对他们来说，没得选。改变命运的微弱的萤火即使再渺小，也要紧紧抓住，当做人生的指路明灯。
既然说到了泰国，再多提一句。这个国家里穷人家的男孩子会去做“人妖”，来迎合看客们猎奇而变态的窥视欲;而穷人家的女孩子则会去打泰拳——她们赤裸着上身，来表演这种血腥和色情的节目。可见这社会留给穷人的机会都是多么地扭曲。
（二）精英阶层再生产过程中的排外性
我们继续从中产阶级和底层贫民两个视角来继续深挖阶级固化问题。虽然这两个群体都会遇到自己的天花板，天花板实现是相同的，但是天花板的成因是不同的。要正确认识阶级固化问题，就要明晰不同阶级固化的成因。
近日，一篇名为《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文章在自媒体上热传，文章中的女儿过一个暑假要35000元。其中，去美国游学，10天20000元;请阿姨照顾，5000元;再加上钢琴课、游泳班、英语、奥数、作文培训费，这位在广州企业当高管、月薪三万出头的妈妈，一月收入竟负担不起女儿的暑假，引发网友热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入三万的妈妈已经在阶级再生产中感到力不从心。那么月入三万是个什么水平呢，我们来看201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中关于家庭人均月收入的数据：
可以看到，月入三万已经是全国top4%的人群了。然而她还不够，这位妈妈明显对她自己的阶级地位有一种危机感，对孩子未来的上升渠道感到焦虑，否则不会用这样超出自己能负担的投资砸在女儿身上。对于这样top4%的家庭来说，甩开了剩下96%当然还不够，他们的目标毫无疑问是进入那个top0.1%的人群。然而显而易见地，打破这样的天花板是艰难的。为什么月入三万的高阶中产想进入真正的精英阶层挤破头都很难做到，这就要从精英阶层本身特性谈起了。
意大利有位经济学、社会学大师，叫做帕累托，但凡学经济学的人不会不知道他的名字，了解帕累托的思想体系对于解答精英阶层的特性很有帮助。帕累托法则，又称80/20法则，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甚至心理学、企业管理领域——例如20%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进一步的，如果一个经济、社会制度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这样一些情况：有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一般认为这样低效的产出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制度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如果中产阶级上升至精英阶层的通道普遍是通常的，但是没有使精英阶层的任何一个人受到损失，那就说明精英阶层设计的制度是无效率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换句话说，我们的精英阶层肯定会充分地利用他们自己所拥有的资源，那么每一个中产阶级上升到了精英阶层，都会对精英阶层本身造成损害。这就是精英集团排外性的根源。
基于自己的整套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帕累托还有一本小作品，也就一百多页的小册子叫《精英的兴衰》，在此书中他提出了精英循环与再生产的经典命题。帕累托通过分析历史和社会指出，人类历史就是在新精英集团不断地取代旧精英集团的过程中滚滚前进的，精英集团的循环和再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表现。
根基帕累托的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提出了“集团僵化症”的概念(又译作“机构僵化症”)。集团的功能在于提供准公共物品，即布坎南所说的“俱乐部公共物品”。由于产品的生产是集体的，但消费时个人必须付费，所以公共物品具有集体成分与私人成分双重特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也有相似的理论存在)。正因为集团能够提供个人实现不了的公共物品，个人加入利益集团的动机就是要增进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阶级晋升的动力都是更大的利益——也正因此私人成分决定了利益集团具有排外性。这个很容易理解，
利益集团存在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增加成员的利益，这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一种是通过增加全社会的总利益，从而增加自己在总利益中的份额;另一种是在社会总利益中为自己的成员努力争取更多的份额。当采取第一种方式时，集团的成本与收益是不相符的，因为，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一个利益集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通过单个利益集团的努力实现社会总利益增加时，它不仅要独自承担全部成本，而且无法排除其他集团从中受益，这对于精英集团来说是不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当采取第二种方式时，把本用于增加社会总收入的成本用来为自己利益集团争取更大的份额，相比第一种对于利益集团来说明显是更好的选择(虽然对于社会其他集团来说是受损的选择)。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经验表明，利益集团均倾向于用第二种方式为自己成员谋利益，这种倾向被称为“分利”。分利集团只代表自己的成员，只关心从社会总利益中谋取更大份额，而不关心社会财富的增加与否——这就是精英集团的最大特性。
利益集团的分利性导致了精英阶级的排外性和封闭性。利益集团在保证集团正常运作的前提下，往往会坚持人员最少原则(这也是帕累托最优的应有之义)。这样一来，利益集团往往会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地控制规模，对新成员的进入设置壁垒，即所谓的“集团边界”。经济上，各类行业协会建立寡头垄断，通过正当竞争或不正当竞争打压新进入者;政治上，当权者会在立法权和选举权上下文章，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与平民相区别，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民主搞了二百多年，依然是有钱人的游戏。其实最简单最好理解的排外性就是继承——我要是个精英，我肯定要把我的资产、地位、人脉关系留给我的儿子嘛。正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大多数活动都致力于创造和保护自己的垄断地位，极端强调再分配目标产生的预期后果，而不是把蛋糕做大，久而久之，造成机构僵化。——这就是中产-精英阶层上升渠道固化的内在逻辑。
（三）绝望的底层：贫困死循环
如上部分的分析，中产阶层上升到精英阶层中所触碰的天花板来自于精英集团的封闭性和排外性;但是底层阶级所面临的固化则是另一种不同的状况。这次在舆论和政府的干预下，大凉山格斗孤儿们被送回了原籍，这一行为同样引起争议。因为大家知道，对这些孩子来说，练拳还是一条可以期待的上升渠道，然而回到贫穷和毒品侵蚀的环境之后，人生的希望会更加渺茫。然而正如我上文所说，练拳这一条路也是残忍、狭窄、缺乏未来、用血与泪搭建的人生道路，对于底层穷人来说，他们真的没得选。
贫穷的大凉山已经不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视线了，还记得曾经引发热议的“最悲伤作文”吗?
【爸爸四年前死了。爸爸生前最疼我，妈妈就天天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可能妈妈也想他了吧。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那天，妈妈倒了，看看妈妈很难受，我哭了。我对妈妈说：“妈妈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支持你，吃了我做的饭，睡睡觉，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妈妈起不来，样子很难看。我赶紧叫打工刚回家的叔叔，把妈妈送到镇上。第三天早上，我去医院看妈妈，她还没有醒。我轻轻地给她洗手，她醒了。妈妈拉着我的手，叫我的小名：“妹妹，妈妈想回家。”我问：“为什么了?”“这里不舒服，还是家里舒服。”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好了，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留下的泪水。】
彼时新闻一火，就有无数网友指出，该地区穷，是因为某些“民族劣根性”，比如不劳作、吸毒、犯罪等等。有网友说“当地彝族连赚钱的欲望都没有，稍微有点钱就在城区干道上三五人聚在一起吃土豆喝啤酒”;有网友说“当地的人已经习惯于领援助，不愿外出打工，反正躺着也能有饭吃。懒惰还滋长了吸毒贩毒、拐卖儿童的恶习”;更有网友直呼：“你的钱都捐给懒人用来买毒品了!”
客观来讲，大凉山的人民生活在封闭、交通不便的山区，封闭与落后造成了他们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市场竞争能力弱小、意识淡薄的现状，加之受教育程度低，文化上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状况，造成了当地持续贫困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现状。但是，一旦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大凉山的人民绝不是网民口中的“不愿外出打工、躺着过日子的”形象，仅珠三角地区，就有超过三十万的凉山彝族人务工，每年在东莞都有彝族人火把节活动，2008年舆论风口浪尖的“东莞童工”事件，就是用的大凉山的彝族孩子。然而“肯工作”从来不是和“能脱贫”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对于大凉山等贫困地区的支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1962年，瑞典学者Gunnar Myrdal首次提出“底层阶级”(underclass)的概念，近五十年来，学术界普遍使用“底层阶级”(underclass)的概念而避免使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下的“无产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概念，这样底层阶级与上层阶级成为了天然的差异，没有了曾经对立的视角。对于底层阶级的研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理论视角，一种是文化视角的解读，这种视角将底层阶级的形成归因于底层阶级群体自身，如穷是因为懒、是因为不努力道德败坏、反社会特质等;另一种是结构主义视角的解读，这种观点认为底层阶级的形成是由不恰当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造成的。
很长时间以来，在文化视角的解读下，“污名化底层”的现象十分普遍。人们把贫穷归结于个人过错。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这、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词语让所有体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伴随于此，两个相关的概念也开始同时被贩卖：首先，贫穷不再是一个社会议题，而只关乎个人选择。沦为底层阶级被视为是自主的选择——故意的或者默认的。用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话说就是：“指责穷人因为不愿意工作而陷入惨境，因此给他们安上道德堕落的罪名，且把贫穷当成是对罪恶的惩罚，成为了工作伦理在全新的消费社会里的最后一项任务”
结构主义的解读的代表人物伦斯基(Lenski,G.E.)通过其著作《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这本书明确地提出，贫穷者无法获得资源，拥有的资源过少，从而导致他们陷入贫困。具体来看，在经济领域，贫困者由于缺乏资本要素，且无法获得技术要素，因而经济生活陷入困境;在政治方面，穷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参加政治社会活动，更缺乏参与政治的机会，因而对政治方面的各项决策或者选举投票结果等难以产生影响;另外，社会生活层面，贫困者受到社会各种排斥，无法对教育或社区等产生影响。总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失能”而沦入贫困者阶层，是由于权力结构的不合理和不平等导致的，而这种权力结构不平等导致的贫困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大众群体对贫困者阶层的排斥和偏见，进而在社会层面加剧了社会中的矛盾。Alcock 则认为寻找解决贫困的原因，要从经济结构入手，而政策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现在的研究基本证明，即便是文化视角的解读也可以归于结构主义之中——即底层贫穷文化的产生不适原因，而是结果——不恰当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造成的。刘易斯在对墨西哥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就发现，文化因素不仅导致贫困产生，也导致贫困不断延续。他认为，贫困人口如果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中，那么贫困人口内部会形成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一套特有的文化体系，反过来，这种特有的文化体系又导致了贫困人口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相隔离。这种贫困群体“亚文化”形成后，就会对贫困群体产生重要影响，尤其会影响贫困者后代，导致贫困自我复制，使得贫困沦为恶性循环。
我在《生而贫穷》第一章中引用了美国畅销书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的经历。她是美国白人，博士学历，极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被精英光环笼罩。他认为穷人之所以维持贫穷，是自甘堕落。就比如说那些刷盘子的人，抽个时间学一学会计，考一个资格证，不也能从体力工作者变成脑力工作者，实现阶级晋升吗?为了搞清楚穷人到底如何生活，她向自己发起一次挑战：假装穷人，混入美国底层，看自己能不能凭借努力成功“脱贫”。为此，她隐姓埋名，先后闯荡了佛罗里达、缅因、明尼苏达几个州。在餐馆、旅馆、养老院、超市等地方做女招待、清洁工、保姆、收银员。后来，她写了一本畅销书，叫《我在底层的生活》，其英文原版的副标题则是——“难以度日”(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
【芭芭拉混入底层后，发现了美国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那个世界，人们过着一种无论多努力都无法解脱，穷得停不下来的生活
在时薪低到6-8美元的情况下，芭芭拉和餐馆女招待们端盘子收桌子跑来跑去连续工作8个小时。为了让顾客们按时就餐，她们只能在人少的下午吃一份热狗面包，临下班之际会饿到快晕倒。晚上拖着灌铅的双腿，捏着今天的工资，芭芭拉问同事：你家在哪儿?同事说，我住胶囊旅馆。“你疯了吗!为什么住旅馆!你今天的工资只够付一天的房费!”女招待像看白痴一样地看向芭芭拉：“呵呵，你以为我不想租房么?你倒是说说看，我去哪里找到押一付一，甚至押三付一的保证金?”
另外一些人选择住在汽车里。芭芭拉看着体型虚胖的同事，忍不住告诫：“你为什么总吃麦当劳?你应该学会给自己做一些营养均衡的食物。”“哦，我住在车里，不能做饭，连加热都不行。”中产阶级鄙夷地看着又穷又胖还大吃垃圾食物的底层人民，认为这是他们懒惰愚蠢。谁不知道垃圾食品不健康?而真实的问题却是，他们没有厨房。
他们为什么如此贫穷?因为懒惰，因为缺乏自律，甚至…笨?这是一部分人心口不宣的共识。基于这样的价值观，很多美国人，尤其共和党人，将贫困归因于个人。美国梦这碗鸡汤，哦不，这碗鸡血，浇灌出一种令人无法质疑的逻辑：如果你穷，只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然而芭芭拉掀开底层世界的布帘，让我们看到劳动者领着按天结付的薪水，没有健康保险。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兼职两份以上的工作。即使他们努力到了极致，也无法摆脱贫困。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世界以另一套逻辑运转，让贫困哺育贫困，让困境自我循环：如果你是非法移民，那就没有合法身份，没有福利，没有跟雇主讨价还价的权利。你只能做最脏最累的活儿，被雇主压榨。没有时间学技术，没有时间提升自我，只能像陀螺旋转在日复一日只为糊口的怪圈中，恶性循环。
——《复制贫困：为何他们拼命工作，却仍然不能脱贫?》(澎湃新闻)】
有没有看到很眼熟?如果你高中政治学过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如果你大学中简单瞟过一眼马原的课本，你就会发现芭芭拉的事例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完美的契合。
马克思认为，劳动者的生产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所产生的价值是劳动者再生产所需要的，比如休息、吃饭、娱乐恢复精力等，为了完成第二天的劳动做准备;而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生的价值，则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走了。
在芭芭拉的故事里，最底层的劳动者完全陷入了这种贫困死循环中——今天的工作只够养活第二天的自己，而第二天也必须如此重复，完全没有任何时间提升自己，完全没有时间来做一些为摆脱低层而努力的工作。
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注定会造成“相对人口过剩”，因此资本家们完全敢将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只满足其再生产的需求，剥削了所有的剩余价值——因为这工作你不想干，自然有人干，还有那么多失业人口，劳动者别无选择。
有个笑话讲得好——小女孩问她爹：家里为啥这么冷啊?
他爹说：咱家没有煤了啊。
小女孩又问：为啥没有煤?
他爹答道：我失业了啊。
小女孩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又问了一句：那为什么你失业了?
他爹回答道：因为煤太多了啊……
用马克思的话说，劳动者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被剥削的一干二净了。
芭芭拉的故事还没完，我们继续来看：
【如果你是合法居民，便没有身份问题。但美国福利制度的价值观是，你贫穷是因为你不努力。所以你必须努力工作，才有资格获得帮助(welfare to work)。因此，你在底层岗位上一刻不能怠慢。可是申请社会保障号码(SSN)和福利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只是提交一份地址修改申请，就需要在劳动保障局呆一上午，填写12页表格。”)，如果你请假两天去办理，就意味着你可能会失去住处，失去食物，甚至失去工作(“餐馆一天都不能缺人。”)。讽刺的是，失去工作以后，很多福利便离你而去!
这些可笑的循环，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看来荒谬无比。明明有无数的办法可以打破困局：比如做出周密的财务计划，参加一个技能培训班，破釜沉舟拼一把……然而，正如哈佛大学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的研究指出的，穷人的思维带宽被眼前的危机占满了，他们没有多余的空间来考虑长远。他们每天疲于奔命，脑海中却只剩下两个问题：“今天睡哪儿”和“今天吃什么”。因此，一切的行动和决策只为了解决今晚的一张床和一顿饭。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指责他们不思改变呢?
——《复制贫困：为何他们拼命工作，却仍然不能脱贫?》(澎湃新闻)】
于是，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工作，依然无法摆脱底层的牢笼，无法实现阶级晋升。
(四)中国阶级固化史
(五)阶级晋升的理论依据
(六)解决之路：阶级话语权的缺失
备注：由于篇幅过长(推送的文章有字数限制)，本文分为两篇推送。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回顾我国阶级逐渐固化的历史、阶级晋升问题的哲学内核以及不同学者、思想家们对于阶级固化问题的解决方法。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大浪淘沙”】
割裂的中国：一列贫富分化的高速快车
作者：赵皓阳
（一）贫富差距的“赶英超美”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文章《疯狂的资本》么，文中隆重介绍的《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刚刚在四月份发布了中国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问题的论文。壮哉老皮，这次真的是给力了，我们来看一下当今世界研究贫富分化、资本积累、财富分配规律最权威的团队，是怎样看待中国问题的：
（论文地址：http://www.nber.org/papers/w23368）
详细论文可以在上面地址里下载（英文版的），数据的选择、分析的方法、论证的过程可以去看原文，我这里只捡着重要的说。
在2015年，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67％，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30%。Top1%人均财产为835万元——是不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不过要注意我国人口基数，top1%的人群就有1400万人。而最底层50%的人群，只占有全体财产的6.4%。
1978-2015年，中国公有财产比重从70%下降到30%，私有财产比重从30%上升到70%。
上图比较有意思，蓝色的线是官方数据中top1%收入占全体收入比（注意，上表中是财产，这里是2015年的收入，不要搞混），红色的线是皮凯蒂团队根据各种相关数据修正分析后的top1%阶层收入（具体怎么修正的官方收入可以去看原文）。可见，经过作者团队修正过的收入不平等数据要远远高于官方统计数据，可以说中国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被严重低估。
上图比较了1978——2015年中国、美国和法国各阶层人群收入的增长率。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最富1%收入年均增长8.4%，底层50%收入年均增长4.5%；美国的两组数据分别为3%和0。可以看到，1978年的中国比美国和法国都要平等，而当今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了法国，接近美国。
看完了收入再看财产，上图显示中国最富10%人群的财富同样完成了“赶英超美”——在2005年前后不平等程度超过法国，并飞速接近美国。
（二）何不食肉糜：割裂的社会阶层
今日，某视频自媒体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热议：
我想说的是，做这类自媒体节目，重要的是抓住自己的粉丝，不是什么正确说什么，而是什么吸引眼球、什么能引起粉丝共鸣说什么。所以说看到“办公室白领是社会底层”这种专门戳人痛点引发传播的言论，也就见怪不怪了。不过我想说的是，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我国网民7.31亿 互联网普及率53.2%。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的数据，我国当前中国智能手机普及率58%。这些人拿着智能手机、上着网，听着自媒体节目，恐怕还谈不上“社会最底层”吧。
那么真正的民工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真的“随随便便”就获得了优于城市白领的生活，引用腾讯“活着”栏目 第五十二期的报道《农民工老了》（摄影/吴家翔 编辑/王崴）：
▲黄昏时分，北京五环外的一处建筑工地旁，55岁的老范坐在马路牙子上吃着他的晚饭。三个馒头、一袋混合着豆腐干、花生米和零星肉食的小菜，共价值5元。路边熙来攘往的车辆扬起的灰土，被他就着馒头咽进了肚子里。像老范这样的老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中国人最忧心的“未富先老”的挑战已经抢先一步在农民工群体中显现。
▲晚上下班后，老冯回到宿舍吃饭。他的晚饭是5个包子，一个1块钱。宿舍里太热，人又多，老冯一边吃饭一边拿毛巾擦汗，屋里弥漫着浓重的汗味。
▲河北人老辛今年59岁，四年来一直在工地上给人做水暖工程，来北京之后他最奢侈的就是花八十多块钱给自己买了件衣服……
五块钱的晚餐、遍布蚊蝇的集体宿舍、一辈子最奢侈的衣服八十块，城市白领可以自行比较一下自己的生活质量。这其实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些城市小白领、在网上发声的年轻人，他们不是看不起农民、农民工等底层劳动者，他们是看不见这些人。这种类似“何不食肉糜”的无病呻吟恰恰反映了社会的割裂。我有一位在法国生活了十年的朋友跟我说，欧洲社会上层、中层、下层分界非常明显，这些人们的生活几乎一辈子没有交集，而且几乎没有阶级晋升的社会流动。比如一位上层精英，平时出入高级商场，住在市郊高级社区，开车出入核心CBD，生活中完全可以跟下层社会绝缘的，更不用提工作交集了。各个阶层的生产生活、经济运作，已经类似平行状态、完全绝缘，带来的除了是阶级晋升的困难、人民对于自身命运的悲观，更有各阶级之间的陌生、不理解乃至是歧视、敌意。
引用一篇知乎匿名用户的回答，“如何评价《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
我是北京的环卫工。科幻吗？我觉得蛮写实的啊。现在就是，不用到未来。垃圾清扫，转运，焚烧，填埋，堆肥，这一切都发生在大家假装看不到的地方，而做这些的人们生活在城市的夹缝中。你们知道在四环内哪里卖一块钱一大串的肉串吗？六块钱大份炒面呢？十块的理发馆呢？
你们知道在垃圾场干一天活身上的味道是洗不掉吗？小白领们抱怨的环境差拥挤喧闹的在第二层的地铁，身上有味道的沉默卑微的人是不敢上去的。《北京折叠》的作者还是太年轻啊！不需要铁闸，别人的目光和一声声的外地逼和捂住口鼻的湿纸巾就足够了隔离第三层的民工了。
我们遵循最严苛的标准把你们的北京打扫地干干净净，然后把自己努力影藏在阴影中不打扰北京人，如果偶尔发现不小心走入阳光下身上有异味惊恐的我们，生而为外人，真的很抱歉。（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9846394/answer/118234002）
（三）绝望的底层：努力并不能脱贫
对底层社会的污名化、歧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是贫富分化愈演愈烈注定带来的副作用，同样也有深层次的心理原因。人们希望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而善人遭恶报，恶人有善报，这样一个不公正的世界，显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一旦“公正世界”的信念受到威胁，人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会缺乏自信，丧失对世界的控制感，这也不是我们所愿意接受的。因此，人们更倾向于认同世界是公正的，虽然这种信念的内容并非真实的。而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只有坏人才会得到惩罚，所以被持续惩罚的“受害者”就必须是一个坏人。因此，人们更倾向于责备受害者，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来满足自己内心脆弱的的“公正世界信念”——这便是著名的“公正世界信念”谬误。
基于此，人们倾向于认为，底层人民的贫困是咎由自取，是懒惰、是愚昧导致他们活该受困于现在的贫穷。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点，懒惰、愚昧、低素质，有时候往往是贫穷的副产品。但是人们更愿意颠倒一下因果关系，以至于让自己的心里好受一些。
更何况，“努力”真的能让人摆脱贫困吗？根据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我国2.77亿农民工月平均工作25.2天，平均每天工作8.7小时，合计平均每月工作219.2小时。而我国劳动法规定的每月劳动时间为166.6小时，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可见，我国农民工平均每月超时劳动16.6小时。在富士康等企业，工人们在生产旺季的平均加班时间能达到80小时一个月，有些工人甚至加班160小时[ “新生代”ilabour课题组，关于富士康公司工资、工时与工会调研，中国工人，2015(8)]，这达到了19世纪欧洲的工时水平。在相当多的企业，工人们还会被要求“义务”加班而没有加班费。除此之外，企业不给外来务工人员交社保、工伤不赔偿、拖欠薪水等现象非常普遍。然而穷人为什么不抗争呢，不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因为这样做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为了养活自己，必须服从于这种不平等。你能去恣意指责，这些底层劳动者“不努力”吗？然而辛勤的劳动依然无法使他们摆脱贫困，一句话——穷人，是永远受资本支配的奴隶。
穷，和懒从来没有必然联系，贫困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自奴隶社会起，就存在了“辛苦的穷人”，奴隶的一切都是属于奴隶主的；农民要将大部分的粮食作为地租；工人剩余价值被剥削后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2012年中国城市人均GDP排名前十分别是：澳门、香港、克拉玛依、阿拉善、鄂尔多斯、东营、大庆、包头、无锡和海西，大多是靠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起家；而同年中国城市日均工作时长排名前十的是：广州、杭州、上海、深圳、郑州、青岛、北京、武汉、南京和天津，两者无一对应。
学者姚建平根据统计《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得出中国住宿餐饮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等七大行业的劳动报酬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报酬，其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都没有超过社会平均劳动报酬的60%。鉴于如何衡量贫困在中国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以国际贫困线（通常是该国家或地区社会平均收入的50%）作为贫困标准，这七大行业工作的劳动者绝大部分都是工作贫困者。
而这些行业恰恰加班严重、工时超长，《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住宿和餐饮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长达51.4小时，排名所有行业平均周工时第一；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分列二至四位，且以上四个行业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特殊行业”周工时49小时界限……依照《劳动法》规定的日8小时标准，这些行业的工作者平均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更少。
最近，“丧文化”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光明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引导青年人远离“丧文化”侵蚀》：
“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其实并不是很想活”“漫无目的的颓废”“什么都不想干”“颓废到忧伤”，这些散发着绝望特质的话语，配上生动的“葛优瘫”“懒猫瘫”等表情包，成了新聊天形式的流行内容。从这些话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某种情绪——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蹉跎岁月、找一个最省事省力的方式活着的消极情绪。这与大家对青年朝气蓬勃的一贯印象格格不入，令人费解，也令人担忧。
官方的媒体看问题倒是看到了，然而看到了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单靠喊几个口号，进行几轮思想教育，强迫学生背点正能量价值观，年轻人就能不“丧文化”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永远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分析问题，年轻人为什么“丧”，简单得很，工作压力过大，上升渠道渺茫，别说事业有成开创未来什么的，就连房子都买不起。人又不傻，你能看到的未来预期就这么点，努不努力差别不大，那肯定就“丧”起来了。日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还是那句话，当你发现努力、奋斗都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那还奋斗做什么呢？
所以说，当看到一些用得起智能手机、上的起网刚刚摆脱“社会最底层”的年轻人，意气昂扬地在朋友圈里刷着《我拉黑了朋友圈里所有的穷人》《致贱人，我为什么帮你》的时候，当看到越来越多的把贫穷原因归咎于到的原罪的时候，我不禁想问一句，当你认为贫穷是咎由自取、是“不努力”的时候，你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级晋升吗？
（四）驱离的世界：分化的高速列车
如何准确定义我们这个世界，不平等？固化？不不，这还远远不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全球思想联合委员会主席莎士奇亚·萨森，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我们当前的世界——Expulsions，驱离。
在其著作《大驱离》中，萨森指出，就像环境的破坏从污染土壤、水源开始，进而破坏整个生态圈，驱逐这个区域内所有的生物，经济运行的逻辑也是如此。当今的经济体制会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不单单是个固化的趋势，还会有一个动力在后面推着那些被“驱离”的人——中产阶层可以一夜间沦为新贫，而穷人被排除整个主流社会，永无翻身之日，处境还会每况愈下。萨森这样解释“驱离”效应，起初你只是贫穷，然而你会面对各种疾病、天灾、暴力、法律缺失的处境，慢慢你会无家可归、食不果腹，处境更加糟糕，最终被世界所抛弃。再比如穷人们连网络、智能手机都使用不到，对比整个社会的发展这不仅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这就是“驱离”的力量。
今年刚刚离世的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其著作《工作，消费，新穷人》中，鲍曼指出，当今社会（无论是国内还是发达国家）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对底层、对穷人持续的污名化过程。不同于“劳工阶级”（working-class）意味的穷富对立，"下层阶级"（lower-class）指向的潜在社会流动，"底层阶级"（underclass）一词的出现并风行，成功建构起了一个无用且危险的穷人形象。Underclass一词，最初是由缪尔达尔在1963年预言"去工业化"的危险时首次使用的，即工业生产的萎缩，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业和没有资格受雇。这个词汇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国家制度开始遭受重挫的时代），在大众媒体和公共共识中，"底层阶级"逐渐演变为"穷人"的代名词。
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这、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词语让所有体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伴随于此，两个相关的概念也开始同时被贩卖：首先，贫穷不再是一个社会议题，而只关乎个人选择。沦为底层阶级被视为是自主的选择——故意的或者默认的。用鲍曼的话说就是：“指责穷人因为不愿意工作而陷入惨境，因此给他们安上道德堕落的罪名，且把贫穷当成是对罪恶的惩罚，成为了工作伦理在全新的消费社会里的最后一项任务”。————有没有很眼熟，我们的朋友圈热文是不是就习惯用这种“道德谴责”来弱化贫穷问题的社会属性。
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穷人和富人们地位虽然不平等，但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然而现今穷人们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精神上已不再具有平等性，并产生了耻辱感、内疚感。鲍曼指出，并不能将"贫穷"简单折价为物质匮乏乃至身体痛苦，它同时亦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
在书中鲍曼绝望地写道：“今天的穷人，比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穷人，比任何过往时代的穷人，都更为无望，更为痛楚。”他们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对象，也不再充当生产社会里稳定的劳动后备军，帮助穷人已经丧失了任何经济利益，他们被彻底逐出了道德义务的世界。那么穷人的出路在哪里，鲍曼也很悲观，无论在书中还是知道他生命结束，都没有给出一个关于未来的分析预测。
不过在我看来，要把人类社会当成一个动态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处在的这个时代太过短暂太过微不足道，未来的世界还是充满了变革的动力。新时代底层年轻人身上的政治潜力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未能展开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阶级固化中幻灭，却不断地再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他们关心社会的变革，播散着从自由民主、平等多元、民族主义到全球化等各不相同、自相矛盾的价值，却甚少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与“被剥削的阶级”这一概念及其未来联系起来。这一切，都是留给未来可以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