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实 | 印度想学中国搞经济特区，可能吗？
现代印度文化不可避免有殖民文化的遗留，再加上数不尽的怪力乱神、数不清的种姓、各社会群体间没完没了的隐性歧视，印度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恐怕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对于印度，不应低估，也不可高估。
“莫迪去过深圳四次，他跟我讲，说你一定去看看我的基础设施，我这个城市改造像不像你们深圳的影子?”
这是前段时间，中国驻印度孟买前总领事刘友法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的一件事情。对于莫迪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期望，也被付诸实际行动，这从他上台以来推动的种种改革措施就可见一斑。
近日，印度政府智库NITI Aayog提出3年行动计划并由印度财政部发表，建议在印度东、西岸仿效中国，设置大型经济特区，发展制造等产业，让印度成功转型。
这个NITI Aayog其实颇有来头：它的全称是“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ing India)，是莫迪政府于2015年成立的官方智库，总理莫迪亲自兼任智库主席。智库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印度各邦首席部长及级别相似的高级官员【1】，这种采取“单位成员制”、按照行政职务产生当然的任职资格，未必有利于智库产生高水平成果。不管怎么说，莫迪政府对该智库给予重望，希望它能够取代从前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能。也就是说，NITI Aayog否定了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自上而下”的经济调控职能，而希望在联邦制的印度建立“自下而上”的联邦主体协作。
印度于2015年1月正式成立官方智库“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ing India)，旨在取代此前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至于这个机构将来能把印度“改造”成什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3年行动计划是“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近期的研究报告，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有必要“复制”中国于沿海地区设立的大型经济特区，在印度东、西两岸设立两个就业区域。
“印度制造”要取得成功，就要像中国和一些其他国家那样，为全球市场生产产品。为此，印度产品须具有竞争力。
建议印度政府发展软实力，设立类似中国孔子学院、法国文化协会和德国歌德学院的中心。
该报告还认为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为印度创造了机会，许多在中国设厂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工业的竞争力正在下降，并正在寻找替代的低薪生产地点。报告认为印度应该成为这些企业的“当然”选择【2】。
印度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禀赋还比较丰富的国家，从长期来看确实有可能对中国构成竞争。前段时间的洞朗对峙，昭示印度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因此中国确实有必要提高对印度的重视程度，密切观察其国内动向。那么，“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的3年行动计划会收到多大成效?印度能否成功打造东、西两岸的经济特区?
中国的经济特区模式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谈谈经济特区的意义。1980年5月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些经济特区，其意义主要是试验市场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在中国其他地区当时都实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下，经济特区作为“试验田”的意义便凸显了出来——市场经济模式如能试验成功，可以有序地向其他地方推广;如果试验失败，大不了取消经济特区，这样损失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所幸的是，经济特区的试验成功了。由于首批经济特区在发展中收效明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我国于1984年5月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城市定为沿海开放城市;此后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1990年的上海陆家嘴
如今的陆家嘴
设立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目的是鼓励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手段是给予外商优惠待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成功经验被推向全国，“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概念自然就淡化了。中国这种先试点、再推广的政策实验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始终保证风险可控。反观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推行未经科学论证、赌上国运的改革，最后葬送了整个国家。经济特区的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探索出了可操作的市场经济改革道路，这种价值远远超过“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经济特区的历史地位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设立经济特区是用来试验什么的?第二，通过试验获得的经验能不能推广?具体怎么推广?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这两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经济特区的试验内容是通过吸引外部直接投资带动就业，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是经济特区在20世纪80、90年代一直在做的事情。经济特区的经验推广也相对容易，先让沿海开放城市复制一些经济特区的政策优惠，再将这些政策优惠扩大到沿海地区的规模，直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企获得国民待遇。
时代变了，机遇不再
印度要想“复制”中国的经济特区，同样需要回答以上两个问题。这对印度而言，未必轻巧。
如果印度现在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时机并不算特别好。中国经济特区起步的时候，恰逢国内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同步增收、巨大的消费潜能被释放出来。1983-1991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3.2%【3】，还算处于相对稳定的增长周期中。所以，中国经济特区赶上了内需和外需都比较旺盛的历史机遇，只要能做出合格的产品必然不愁销路。与上述情况相比，印度现在所处的时机显然不算特别理想：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停滞之中，消费增长乏力。全球居民消费总额最近两年竟然出现了下降。对于发展外向型经济而言，这显然不是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
依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全球家庭消费总额在最近几年出现下滑，由此可见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有多大。
而且印度很可能高估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能够带来的红利。首先，中国国内尚存在地域发展不平衡，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可以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欠发达地区。例如，富士康于2010年在河南投资建厂，已创造了几十万就业机会。
其次，即使某些利润空间有限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转移到印度呢?我在美国Ralph Lauren、Calvin Klein等著名品牌的专卖店里，经常能够买到由越南、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这几个发展中国家生产的服装，而印度生产的物件反而少之又少。这种现象其实说明以下几点问题：
劳动力成本与印度有可比性、甚至比印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有一堆。
这些国家早已布局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
印度与这些国家相比并无明显的制度优势，印度的用工机制显然颇有问题：一方面，即使正式职工玩忽职守，也很难以正当理由将其解聘;另一方面，全国85%左右的劳动用工属于无劳动合同、无任何保障的“临时工”。
巴基斯坦是世界第4大棉花产地(前3名是中国、印度和美国)，纺织业是该国重要经济支柱之一【4】。孟加拉国是世界上仅次于印度的第2大黄麻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麻出口国。论橡胶产量，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的产量加一起，差不多是印度的8倍【5】。印度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对手，在原材料方面不乏优势。
所以，印度最好别指望中国的产业升级会造成“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还是先想想怎么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竞争比较好，况且这些竞争对手的生意早已做得红红火火。
孟买贫民窟
想要全国一盘棋？难啊
假设印度政府真能拿出当年中国政府建设深圳那股劲头，成功吸引外来投资、建成了经济特区，接下来还要面临如何在全国推广经济特区经验的问题。
经济特区办得再好，也就是巴掌大点的地方。如前文所述，经济特区的主要意义不是把巴掌大的地方打造得遍地黄金，而是作为试验田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说到推广经济特区的经验，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制度优势：中国自秦朝以来一直是单一制国家，有着统一的行政体系、法律体系和国内市场。中央政府觉得特区的哪些经验好，直接让地方政府执行相似或相同的政策便是。历史上的沿海经济开放区也确实继经济特区之后大放异彩——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厦漳泉三角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在中国经济的大格局中已处于支柱地位。
放在印度，事情恰恰没有这么简单。印度的一级行政区包括有28个邦(中国不承认印度在中国藏南领土上成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6个联邦属地及德里国家首都辖区。每一个邦都有各自的民选政府，首都辖区与邦处相同的地位，而联邦属地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6】。每个邦都有议会和立法权。依照印度宪法第7附表，各邦对表B列举的各项事务拥有完全立法权【7】，包括农业、土地、水利、交通、矿产、文化产业，以及与土地、电力、房地产、运输相关的税收，等等。各邦对表C列举的各项事务与联邦分享立法权，包括劳动关系、电力、重要原材料的生产与分配、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等等。
由此可见，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关的诸多生产要素，大都处于各邦立法权限之内。假如要推广经济特区的经验，印度的联邦政府得挨个和各邦商量，让各邦议会逐个、逐条修改法律，并且建议各邦政府制订与联邦政府的精神配套的政策。而且，联邦政府推行改革只能与各邦和颜悦色地商量，因为联邦政府并不是邦政府的上级领导，无权要求各邦政府和议会与之保持一致。“联邦主体协作”说起来好听，在操作层面上却面临本位主义导致的大量扯皮，以致印度至今无法形成商品、资本和劳动力高度自由流通的国内市场。可以想象，即便印度的经济特区真的取得了某些成效，印度的联邦制度也会使得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制度改革极为困难，岂是“3年行动计划”就能搞定的?
莫迪率4.5万人同秀瑜伽，展示印度软实力
至于“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鼓吹的“输出软实力”，现代印度文化不可避免有殖民文化的遗留，再加上数不尽的怪力乱神、数不清的种姓、各社会群体间没完没了的隐性歧视，印度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恐怕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对于印度，不应低估，也不可高估。一方面，我们要正视印度的实力增长，在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预先设防，不能让印度在未来对中国构成战略威胁。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舆论场上某些“印吹”的吹捧当真，什么“印度民主制度对中国有体制优势”、“印度光靠人口红利就能压倒中国”、“印度文化比中国文化更有利于社会稳定”，深究起来都难以站住脚，毕竟国际社会还是靠实力说话的。
参考资料：
【1】维基百科：https://en.m.wikipedia.org/wiki/NITI_Aayog
【2】印度斯坦时报：http://m.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67-references-to-china-and-chinese-betray-inspiration-of-niti-aayog-s-three-year-action-plan/story-qL03ROy5u9HojE8KHv0IIM_amp.html
【3】世界当代经济史：http://m.mzhu8.com/modules/article/wapreader.php?aid=383&cid=100732
【4】维基百科：https://en.m.wikipedia.org/wiki/Cotton_production_in_Pakistan
【5】https://top5ofanything.com/list/7738a992/Rubber-Producing-Countries
【6】维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印度的邦和中央直辖区
【7】印度宪法汉译本：http://www.baike.com/wiki/印度宪法%28汉译本%29
【徐实，察网专栏作家，生物制药专家、投资顾问。】
中印的差距有多大，看看上海与孟买就明白了
作者：朱云汉
编者按：本文摘自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朱云汉是台湾最具国际声望的政治学者之一，对两岸问题颇有洞见，又兼具国际视野，是少有的受两岸尊敬的台湾学者。在《高思在云》一书中，朱云汉以大历史观解读全球大变局与中国道路，深入探讨了中国兴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这个大问题。
中国快速的、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兴起是如何办到的?简单地说，中国发展模式得力于三个特殊条件：第一是特殊的政治体制，第二是充分发挥“大”的优势，第三是在全球化时代发挥了“后发优势”。
一、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带来的优势
很多研究中国发展经验的学者，都忽视了特殊的政治体制带来的优势。一般流行的看法都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前面30年都浪费掉了，走了很长的冤枉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黑暗时期”。这个认知并不正确，至少是以偏概全。客观来说，这个时期不完全是白费，中国在这个时期以极为高昂的社会代价，牺牲了很多人，建构了日后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会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
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达到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与工业资本国有化或集体化。除了农村土地外，这个庞大国家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这成为中国后来30年快速发展的资本。其他很多国家没有走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很难复制这个历史条件。
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政治与社会体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提振或制约作用就很明显了。195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几乎处于相同的贫穷与落后状态，但经过一甲子之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列的“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所有指标上，中国的长期表现明显优于印度。2011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仍未达到中国1990年的水平，2013年印度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仅仅与1985年时的中国相当。在民众的健康、卫生和平均寿命等各种指标上，印度落后中国的幅度都超过20年以上。两者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规模上的差距，更是日益扩大。1991年印度的名义GDP为2 900亿美元，中国是4 150亿美元;2001年，印度达到4 980亿美元，中国则为13 240亿美元;2013年印度为1.8万亿美元，中国则突破了9万亿美元，差距拉大为四倍之巨。
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头衔，但印度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福祉；大多数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尤其是妇女与穆斯林)与基本需求仍得不到保障，还必须长年忍受贪污横行、效率极低的官僚体制。尽管印度过去15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十分亮眼，但是在减少城市贫困人口，解决农村土地分配严重不均，消除贱民阶级与妇女受到的社会歧视，化解族群间暴力冲突，消弭黑社会对贫民窟的渗透与宰制等问题上，进展十分缓慢。
大多数在中国与印度两地均深入做过田野考察的学者都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引导社会追求“最佳的选择”，以及在增进社会绝大多数群体的福祉上，要比印度更具优势、更具效能。
二、上海与孟买的对照
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在2004年视察印度第一大城孟买时，曾发下豪语：“孟买在数年时间内将出现惊天动地的变化，使人忘记上海，转而只谈孟买。”他心目中的目标是，让孟买在2015年超越上海。这只是政治人物的口头支票，不能当真。
2008年，由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这部奥斯卡金像奖名片一夕爆红，让从来没有去过印度的人对孟买贫民窟的实况大开眼界。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当时孟买的1 400多万的人口中，有60%的人是住在贫民窟。有一个叫达拉维(Dharavi)的贫民窟，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可能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100万人，每一个人平均居住面积不到3.3平方米，没有正常供水，平均1 400多人使用一间厕所，苍蝇乱飞、老鼠横行，各种传染病频发，堪称人间炼狱。孟买的贫民窟里有很多民间志愿者组织，真心诚意地为贫民服务，例如办教育与提供医疗服务等，但真正在贫民窟里呼风唤雨的势力是黑社会老大。黑社会控制水电，掌握像奴隶一般的童工与娼妓，他们长期包养警察，还与政客勾结，让孟买的贫民窟成为一些政客的稳定票仓。孟买市政府过去15年推动的贫民窟改造计划，像蜗牛爬行一样慢，还比不上重庆市一季的棚户改造进度。
孟买在印度经济体系里的核心地位，与上海相当。孟买集印度金融中心、经贸中心、海运中心与创意产业中心于一身。这里汇聚了印度将近一半的财富，高达92%的股票在此交易;这里也是印度对外贸易的中心，全国一半的进出口集装箱都经由孟买港吞吐。孟买的影艺娱乐事业特别发达，音乐厅、艺廊、剧院与夜总会不计其数;这里更是电影工业中心，别号“宝莱坞”，每年制作1 000多部影片，数量上已超过美国的好莱坞。
孟买的人口规模迟早会超过上海，不过在城市建设上，孟买想要追赶上海，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上海现在已经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而孟买的基础设施仍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根据麦肯锡公司在2010年所做的估计，孟买在未来十年需要投资2万亿卢比(注：约合人民币1 946亿元)，大刀阔斧改造城市基础设施，才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但是孟买很难复制上海过去20年的神速建设。
印度孟买
首先，中国高效率的政经体制可以大幅缩短公共建设的时间。上海建设一条地铁线，从规划、征收、发包到完工平均只要4年，这在行政效率低下的印度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孟买根本没有足够资金全面改造基础设施。中国的一项制度优势，就是都市土地原来都是国家拥有，地方政府是靠“土地批租”来筹措基础建设资金的。例如，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完全不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挹注，由于当地的土地批租价格不断上升，政府的建设财源就滚滚不断。孟买有大批纺织厂用地可以再利用开发，不过这些土地是由地主直接转卖给民间开发商，造就不少富翁，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帮助有限。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公共设施建地原来就是国有的，只需要给予原使用单位或当地农民拆迁补偿或土地交换，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征收程序。
过去中国在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时，很多人无法理解，但将上海与孟买两相对照，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有学者主张，中国经过前30年的社会主义阶段并非全然是一场历史错误。社会主义让城镇土地全面国有化，改革开放又让国有土地重新进入市场，成为最重要的资本来源与城市建设资源，此乃中国城市得以快速发展的独门秘诀。
【本文摘自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