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 亚洲古地理与中华民族发祥——兼论中华先民在太平洋地区的迁徙及其世界意义（下）
迁徙能力的大小是古人类生存能力的重要指标。中华先祖由东亚大陆出发，覆盖整个太平洋两岸及南至澳大利亚的远途迁徙，与当地土著冲突融合后造成了远古时期的亚太出现以蒙古人种为基本特征、以中华人种为主体人种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并具高度融合力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布局，这为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中世纪农业文明的引领民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在火的旗帜下：中华各民族的融合与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初成
当历史进入约250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冰期，全球气候迅速变冷并出现地质史上规模最大的冰川活动。冰期极盛时，北半球高纬地区形成大陆冰盖，格陵兰冰盖覆盖了格陵兰和冰岛，劳伦大冰盖掩埋了整个加拿大，并向南延伸至纽约、辛辛那提一带。欧洲将近一半被斯堪的纳维亚冰盖覆盖。西伯利亚冰盖则占据了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在我国，据李四光研究，相应地出现了鄱阳、大姑、庐山与大理4个亚冰期。现代冰川覆盖总面积约为163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1%。[128]
从距今约180万年至约4000年前，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旧时器和新石器时期。其间中国古人的社会组织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段。
与此同步的中国气候的变化是由印度板块大陆的北向冲击导致青藏高原急剧隆起越过2000米以上[129]，这导致中国现代季风的形成。由于高原对大气环流的热力和动力作用，蒙古、西伯利亚一带冬季不再受暖平流影响，冷空气得以聚集成强大的冷高压;位于高原以南的印度次大陆热低压得以维持、兴盛;印度季风因此与东亚现代季风环流系统得以建立。青藏高原的隆起进一步推动中国西高东低的地貌形成和由此阻碍西南暖湿气流长驱北进和北方冷空气因高原隆起而不能顺利南下与印度洋暖流交汇并形成雨水，只能集聚在西北内陆，这样便造成中国西北内陆受下沉气流控制并导致干旱和干冷。
从第四纪走出来的人类可谓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考验。距今2万～1.4万年，全球气候进入“末次盛冰期”，“是距今最近的一个与现代间冰期气候环境反差最大的时期”[130]。冰期最盛期时、陆地冰盖和海冰扩张、海洋表面温度降低，海平面大幅下降。这一方面扩大了古人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加了他们抗寒的难度。全球地表比现代低4～5℃ ，其中北半球低12～14℃。当时全球陆地的1/3被冰盖，全球海平面下降了90～120米[131]。中国东北、华北地区低10℃ 左右，华中地区低8～9℃，而华南地区只低2～4℃。当时中国东部最北部的年平均气温达-15℃以下;陆上南北年平均气温的最大差异达50℃以上。在西部地区，西北地区年平均气温较今低10℃以上，西南地区低7℃，青藏高原低6～9℃[132]。这时中国约1/3的边缘海面下降而成为陆地，西太平洋浅海大面积裸露，使得海洋对中国大陆的水汽供应量大幅减少[133]。
不难想象，在进入第四纪冰川寒冷的压力下，向相对温暖的南方赤道方向迁徙将是更多的中华古人的明智选择。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抵御天灾的能力都不足以保证整个部落在短期完成这样的长途迁徙，其中大部分很可能因抵御不住寒冷和大型猛禽的攻击而死亡[134];相反，那些因学会利用火的部落，则会在这场大灾难中挣脱出来并因此获得进化[135]。
中华古人学会用火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至少180万年前的西侯度人[136]和170万年前的元谋人[137]。有了火，人类，尤其是生活在北纬30º以北的人类才能度过寒冷的冰川时期。西侯度人、蓝田人、北京人得以存活，无疑都是由于他们首先学会控制和利用火的技术。
在第四纪冰期，人种的延续与火及火种的延续是平行共存的。西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传说表明在当时火种保存能力关系到整个部族的生死存亡。
2015年3月，考古学家在山西沁水县发现了旧石器晚期的古人类遗址。在2.6万年前的地层中有6处火塘和用火遗迹。有一个火塘保存相当完整，火塘中心有大量木炭，木炭清除后，有一小浅坑，坑底的土壤已被烧红。火塘周围由拳头大的砾石围成石圈，石圈外围还有几块扁平砾石，这些扁平砾石就是石磨盘[138]。这说明，在两万多年前的末次盛冰期，生活在中国北方山西沁水高地的古人类已具有相当成熟的保留火种的能力。同年4月，在河北张家口泥河湾的考古遗址中也有同样的发现：位于周家山东坡一坍塌洞穴内，发现了近3米厚的文化层。其中很多用火遗迹，好几层灰烬，而且2平方米范围内发现8000多件石制品、动物化石等遗物。初步推断该遗址距今1万~3万年间，属于旧石器晚期[139]。不难想象，那些专司保护火种的人与今天手握核按钮的人一样，在本部落中被奉若神明，始终保持着至尊的地位。与此同时，火，就成了第四纪包括中华古人在内的北半球大部分部族的图腾并因此被纳入其审美视野，比如希腊神话中对普罗米修斯的赞颂，中华民族中黄(煌)帝、炎帝都被赋予“火”的尊位。而那由火神反映出来的原始先民对火的崇拜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大概均可追溯到第四纪末次盛冰期中华先祖对寒冷的恐惧及由此产生的对火的抗寒功能的敬畏。
末次盛冰期过后，又是大暖。距今12 000万年前的全新世(距今11 500～8000年)气温迅速升高，与此相应的降水迅速增加，全球气候已与现代相近。某些区域甚至出现较现代更为温暖的气候。如赤道西太平洋海域较工业化前高0.5～2℃，北半球中纬度的欧洲东南部、高纬度的极地等地区的气温可能高出工业化前2ºC以上，南半球中低纬度较今天高0.5～2℃，东亚地区气温升至与现代相当或略高。距今8000～4300年时，地球气候进入一个较今更为温暖的时期。北半球中纬度的中国东部、美国大部，气温高出现代2℃以上[140]。
全新世大暖期盛期中，中国东部地区年均气温较今约高2.5℃。其中长江流域以南地区高2℃，长城以外地区高3℃以上;青藏高原地区增温幅度最大，年均气温可能较今高4～5℃，“与全球同纬度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可能是升温最大的地区之一”[141]。以浙江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全新世温暖期鼎盛期时年均气温18～20℃，较今高出2～4℃。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提供的从最终冰期开始的海平面上升图[142]表明，这次因气温上升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是急骤而迅速的，其间出现的海平面上升，给当时人类带来的几乎是灭顶之灾。第四纪末期汇聚在此前还袒露着的东海和南海海滨大平原的连同生活其上的东亚古人多为呼啸腾升的海水所吞没。当时海侵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大陆与今海南岛、台湾岛和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之间曾裸露着的大片海床，到第四纪末期(距今6000年)都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海。据中国地质科学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钱方、凌小惠介绍：
在中国长江、黄河等河流入海处的水下有古三角洲存在。黄海、东海大陆架中黄土堆积和大型哺乳动物的发现更证实了这些地区曾经出露海平面之上。如薛万俊等，利用钻探和物探资料恢复了南海北部的第四纪地质环境的演变历史，在早更新世末期，本区处于海退期，古海岸线位于现代海底水深120～160米。中更新世时本区存在七次高海面和七次低海面，其中640～620千年和390～370千年两次高海面海侵范围最大，古海岸线在今日水深30～50米处。[143]
当历史进入距今9000年，气候变暖、冰川消融，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东海海平面开始上升，至距今6000年左右，也就是中国的仰韶文化时期，据文焕然制作的《辽宁南部10 000年来海平面高度的变化》[144]及刘明光先生提供的《华北平原的成长》两图可知，中国黄海海平面较今天提升近15米，此间海岸线大幅向内陆西移，渤海湾的海岸线在距今7400年已向西漫至燕山、太行山脚下[145]。在大洪水侵入大陆的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保存比较好的旧石器遗址多集中在高原和丘陵高地的原因;同样也会对盘庚“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146]句中所包含的生活经验有更深的理解。当时，在大水中逃生除了飞翔外就是攀登高地。能带领本部族人民爬向和占领高地，是检验其领袖能力及是否值得部民尊敬的重要指标。这一来自生死的经验使中国人产生了尊岳为神的观念。杨义《易卦序论》：“险而止，山也。”[147]这一卦解与盘庚“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联邦”出于同一语境。同一语境下，中国古代“天子祭名山大川”[148]的活动，可源于中华先民“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的生死实践。
“万亿万岁，有一大水，昆仑飞浮。是时飞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149]何新、何幼琦先生均认为：《山海经》中的昆仑山就是今日的泰山[150]。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因为今之昆仑山出现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之后，此后中国西部的昆仑山周围不会再有大水环绕的可能，而东部的泰山则依托山东丘陆高地成为“飞浮”于大水之上的“昆仑”山。据刘明光先生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华北平原在距今7400年只是一个海湾。最初古冲积呈扇形向东发展，从山西高原流出的永定河、滹沱河以及漳河等许多河流也开始在各自的出海口形成冲积扇。只是到距今4200年时，黄河改道向东南流入黄海时，黄河三角洲迅速向东南伸展，渐次与东面的山东丘陵和南矶的淮阳丘陵相连接。淮河水系逐渐形成，山东丘陵西侧出现一带湖泊地。距今2120年，也就是说到西汉以后，黄河再次改道向东北流入渤海，此后，黄河三角洲迅速与漳河、滹沱河、永定河等冲积扇渐次相接，海河水系渐渐形成。如果我们将时间定格于距今4200年前的历史，那时山东丘陵连同矗立于其上泰山(昆仑)“飞浮”于大水之上的景象就是真实可信的。而在这样被大水淹没的生活环境中，山东丘陵遑论泰山就成了先民们争夺最为激烈的地方，而能带领部落人民进入山东丘陵继而泰山的即能够“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的“古我先王”，自然就是人民最为敬仰的领袖人物。由此，后来天下大定或有大功告成帝王，都要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以此证明其地位的合法性。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说：“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禅，以告太平也。”[151]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有专章论述：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152]
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153]
《国语》说“禹封九山”，古文献多将此神化，如从距今四千多年前大禹治水时的感受体会，“九山”只不过是给当时对大水还心存余悸并对华北地势不熟的先民找出的最后的“避难所”。 杨义真是一语中的：“险而止，山也。”美本质上起于对人类生命的肯定，而不是出于对美的想象。现代人类对山从而对仙的赞美多出于这一生死语境。
人类规模迁徙活动在任何时候都同时是一种文化创造和再创造的活动，早期人类在适应和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身。第四纪的环境变化使早期中华先民在抵御自然灾难的斗争中形成了最原始的文化基因和最初的审美倾向。
对于生活在中国东部的古人类而言，海平面大规模升高无疑是一场不可抗拒的没顶之灾。这样大规模的灾难对东亚大陆及各岛国(如日本、菲律宾等)周边的古人类观念及其文化都不可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正如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或第四纪冰川气候不可能不对受其影响的人类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一样[154]。譬如在北纬30度以南的整个亚洲地区曾普遍流行对神鸟的崇拜，就是人们面对呼啸而来的海侵渴望获得空中救助的意识的反映。在许多民族的远古神话中，神鸟都与洪水的传说相联系：如中国“精卫填海”的神话就是当时人们幻想借助大鸟战胜海侵的意识的反映，大鸟最后被美化为凤作为图腾供人们崇拜。比较巴比伦的洪水传说中鸽子或乌鸦探水的故事、希伯来和后来希腊神话洪水传说中的鸽子与橄榄枝的故事以及地中海人的“方舟”意识，与中国“葫芦兄妹”的故事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是因为生活在同纬度的亚洲和地中海沿岸的古人类都曾经历过同种灾难，同种经历产生出同样的文化感受。据考古，在美索不达米亚遗址底层有距今6000年前洪水层的存在;阿拉伯湾在从距今1.5万年前到6000年前海岸线曾向内陆推进了1000千米以上[155]。在东海发生的同样情景也发生在西亚：黑海在距今9800年前是淡水湖，其水位比现在低100米左右[156]，日本学者田家康写道：
由于8200年前事件的影响，西亚的气候变得寒冷干燥，人们于是移居到了适宜发展农业的黑海沿岸地区。然后，从地中海流入的海水袭击了居住在湖畔的人们。由于黑海的湖面在两年之间平均每天上升15厘米左右，人们不得不放弃村落，拼命往高处逃生。也许正是这次灾难作为洪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最后变成了诺亚的洪水传说。[157]
东亚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恐怕要追溯到180万年前的山西西侯度人和云南元谋人;而与中华古文化有原生关系的，恐怕应为地处中原的前者。关于西侯度遗址发掘情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西侯度文化》有如下记载：
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古老阶地上。共发掘32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的石器。动物化石中有个保存两段鹿角的步氏真梳鹿的头盖骨。它的左角靠近角节的主枝上，有一个横断面呈V形的沟槽，其上具有明显的人为切割或砍斫的痕迹。右角也有刮削痕。具有类似人工刮削痕迹的鹿头盖骨还有一件。这两件标本表明，当时人们可能已制作骨器。化石中还有一些颜色呈黑、灰和灰绿色的鹿角。马牙和运动肋骨，化验表明是被烧光的。遗址出土有鱼类和巨河狸，证明当时这里有较广的水域。哺乳类中绝大部分是草原动物。也有适于草原和森林生活的动物。表明当时西侯度一带为疏林草原环境。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属暖温带以北的种类，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今天凉爽干燥。
据地质时代划分，西侯度文化当处于第四纪初期。与第三纪不同，这是全球性气温变冷的时期。应用同位素技术来分析古海水的温度，太平洋温度从第三纪始到末的3000万年中下降了8℃。这说明第四纪全球性变冷的趋势异常强烈。此间，每次冰期来临，气温大幅度下降，极地冰盖增大，雪线下降，山岳冰川发展。在间冰期，气候转暖，冰盖和冰川退缩，但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海浸现象。
与云南元谋文化不同，西侯度处于现在的北纬30度、东经110度的位置，位于中原内陆，遗址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古老阶地上，这里尽管避免了被海水吞没的危险，但却随时受着寒冷的威胁。如果说，距今1500万～170万年间的开远-禄丰古猿生存的最大威胁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所产生的地壳震动以及间冰期出现于东部沿岸的大面积海浸，那么，到第四纪的包括西侯度人在内的整个黄河以北的华夏先民生存的最大威胁则是寒冷的气候。西侯度遗址中带切痕的鹿角和动物烧骨的发现，显示当时那里的先民们已掌握使用火和保存火种的技术。哪里有寒冷，那里就必须有火种[158]。可以设想，随着一次次冰川期[159]的来临，黄河以北那些失去或没有火种的氏族将成批地被冻饿而死，而那些得到——甚至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盗得——并有能力保住火种的部族则相继得以存活和繁衍。由此可以说，西侯度人对于后来古华夏人的最大贡献不仅仅在于其石器工具的先进，而在于他们为后代传下了火种。在第四纪，火可不主要是为了烤肉，而是为了保命;在当时，火塘里若没了烟火，恐怕整个部落就要灭种——这大概就是中原人用“不绝香火”[160]表达传宗接代意识的最初动因，黄河以北的文化恐怕也会由此发生断代;自然，后来的华夏文化也就不可能延续。
浚哲中华，长发其祥[161]。从蓝田人和北京人用火痕迹的连续性看，火种及其保存技术对于华夏民族及其文化的延续起着关键作用。有了火，就有了部族的繁衍，有了部族的繁衍，就有与之相应的火神的传说和对火的崇拜。
与鸟崇拜产生于全新世海水上升期间先民对洪水的恐惧一样，火崇拜也是产生于第四纪盛冰期间先民对寒冷的恐惧。崇拜火的部族，我们不妨在下面的章节中称之为“火族”，其文化我们不妨称之为“火文化”。
四、在火的旗帜下：炎黄部族的“南北矛盾”与中华古典辩证思维发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62]在中原文化中，“华族”即火族。《释文》：“火，化也，消化物也。”[163]。《说文》：华(華)，花也，荣也，煌煌光明状。这些都是火燃状的描述。“华”“火”二字古音互通。
《徐锴说文系传》：华(華)，本音和，故今人谓华表为和表[164]。由此，从精神层面理解的“华族”，从早期实践的层面为尚火之族，继而推论，日本族取“和”，朝鲜人取“韩”，当与中华(汉)火文化同源。
至于后来出现的“华夏”一词，就是中华尚火民族——此可视为中华民族的前身——所建立的夏国;“华”是火族属性，夏，则是国号。“夏” 《国语》：“大也。以为善福，殷富天下为大也。”[165]《礼记》：“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166]华夏两字赋予夏国家至美至伟的语义。吕思勉先生说：“华和夏是双声字，难保本是一语。”[167]
而“汉族”的称谓，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是刘邦建立汉朝以后的事[168]，刘邦曾被立为汉王，辖巴、蜀、汉中三郡，其主要活动地区为汉江流域。《尚书·禹贡》篇：“番冢导漾，东流为汉。”“汉”字与“华”“火”二字意形相通，均取事物的跃跃然之生动状;不同的是，前者形意荡漾于水，后者形意煌煌于火。《说文》：“汉，漾也”;漾，即汉水的别名。嘉陵江水又名西汉水或阆中水，此地有汉高祖庙[169]。汉王刘邦得天下名国号为“汉”，此后，“汉”的称谓便由原来的地理领域引申到人文领域，汉人、汉族、汉语、汉字，以至汉奸等。吕思勉认为：“汉族的名称，后起的。是汉有天下之后(公元前202年)，外人以吾国王朝的名字，做吾国民族的名字。前乎此，则有称中国人为秦人的;后乎此，又有称中国人为唐人的;其理由也相同。”[170]
鉴于火在华夏先民生活中所具有的攸关生死的特殊作用，在上古时期，燃火便是具有神圣意义的仪式。《尚书》[171]中的《尧典》开篇似乎就是对燃火仪式的记录：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172]
目前，书家对这段文献的解释过于理想化，这是由于这些文献在秦之后发现和编辑时加入了当时维护和颂扬统治者意识形态的需要[173]。在各家注解比较中，笔者采信张祥平先生的解释，认为他的解释更贴近经历过冰期大寒劫难的中华古人敬畏火的意识。张祥平先生在《中华先民崇拜烟火图腾——<尧典>记载的人类学史实》[174]一文中用通假的方法对《尧典》这段开篇文字做出新解释，认为上述引文“很可能是当时的人们祝祷时的合唱词”。如果将句中“勋”通假为“熏”，“钦”通假“薪”，“文思”通假“文(烟火)嗣”，“让”通假“燃”，恢复四字一顿的简明格调后，其句式就是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熏(勋)薪(钦)明，文嗣(思)安安，允恭克燃(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其意译为现代白话就是：
说起古时的酋长尧，那正是：放散熏烟，柴火通明，以文(烟火)为图腾的氏族子孙们平平安安;虔信恭敬就能够(使柴薪)燃烧起来，光辉洒向四方，达到天上和地下。
张祥平先生认为：开篇放散熏烟，柴火通明的场景，与下句“文嗣安安”及下面的“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二字的场景正相吻合。“燃”，对于视火为生命的远古先民来说是在开启重大活动前必须进行的最重要也是最敬畏的仪式，因此，用“燃”通假“让”，更符合当时的生活实际。张祥平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以“华”为总括，其源可溯至《尧典》：“光被四表”句，而其证则在《舜典》中“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句中的“华”，是对舜最高的赞誉。毛泽东也说：“华者花也”[175]。花，《说文》：本作华。荣也光华也，由于崇拜烟火及其光华，所以酋长们多用光华亮丽物品作装饰及象征物。中华者，处于中心地带和中央地位的光荣之族;用现代的话解释，可谓是精英中的精英。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中华先民对烟纹的崇拜和赞美实则是对火的崇拜和赞美，后来出现的“文明”即是烟(纹)火(明)两类物质的集合体，而“文化”“文采”等都是“文明”派生出的概念。《尚书·舜典》“受终于文祖”[176]句中的“文祖”，孔传解释为“尧文德之祖庙”，文祖，实则是火祖，是拜火的地方。祖，族之所护者也;“文祖”，即以火为祖。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就是以火祖的民族和文化。
上古传说中炎帝尚火。《说文》：“炎，重火也。”黄帝崇拜太阳。“黄帝”在《尚书》《庄子》中又作“皇帝”。上古“黄”“皇”通用，光，皇同音;“黄”，《说文》：“古文从光”。《易传》：“曰煌煌似黄”;《春秋元命苞》：“皇者，煌煌也。”[177]《春秋运斗枢》：“玄泊有皇天，故称曰皇皇者中也，光也。”[178]这说明黄帝是太阳的人格化身。炎黄二帝同为火族，所尚有异，但其渊源均与火崇拜有关。火，是古人类，特别是第四纪人类所感受到的最直观和最具体的热源，据法国人类学家列维•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原则[179]，在农业发生前后，中华先民很自然会把太阳理解为“天火”或“天上之火神”。
日本学者田家康说：“由寒冷和干旱引起的民族迁徙，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各个地区的民族相互融合，给新思想的萌发提供了土壤。”[180]进入第四纪末期距今即1万年的时候，气候迅速转暖，距今8000年时候，气温大幅暖升，此时中国历史入新石器时期。距今5000年，气候升温已达峰值，此间也是传说中的炎黄二帝的活动期。气温上升使中国西部先民的生存空间又大幅扩张，劳动收获也相应丰富起来，但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先民的生存空间因海侵却在大幅压缩，他们被迫西退并在途中与中原部族发生冲突，而由东而西的蚩尤与由西而东的黄帝在涿鹿发生的冲突只是其中的场景之一。
物质的丰富又会导致本来合二为一的华族部落的分化，炎、黄两分便是这种分化的结果。姜姓炎帝是尚火的高辛族，姬姓黄帝是崇尚太阳的高阳族。他们的祖先均可追溯到西侯度人、蓝田人及北京人。不同的只是古人类利用传说的形式把这漫长的历史转化为神的历史。《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蛟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181]“姬姓族以姜姓族为其母族。姜与姬累世通婚，世代为婚族。”[182] 《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183]徐复先生在《訄书洋注》认为：华，即陕西华山[184]，古华山在今河南，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嵩山(今密县附近有古华城);黄炎二族曾居今河南全境：黄帝族稍偏东，在今河南中部襄城、许昌、新郑一带，炎帝族稍偏西，在今河南省西部南阳、内乡一带，或直到今湖北随州一带。两部族当为同一血脉并奉同一火祖。
炎黄两族中，炎帝族较先采取农业生产方式[185]和较熟练使用生产工具(火和石斧[186])，因而文明程度相对较高，较先占有优势。炎帝族从中原向南扩张与很可能因海侵的压迫从东部沿海西进的以蚩尤为首的东夷九黎部发生了冲突，九黎族逐炎帝至河北涿鹿，炎帝被迫联合黄帝并在涿鹿大败蚩尤[187]。炎黄二族的这次联合使中华民族形成最初的核心族团。此后，炎黄二族的火图腾合二为一，他们的后代便被称为“炎黄子孙”。
但是，炎帝族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使之在炎黄联盟中丧失了权威[188]。而联盟中黄帝部落对蚩尤作战的胜利确立了黄帝在部落联盟中的权威。这引起炎帝部落的不满，双方在阪泉[189]据说是为了争夺与部族生存攸关[190]的盐池[191]而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冲突，炎帝失败[192]。此后，黄帝势力控制中原并进一步向黄河下游扩张，黄帝文化也由此成为黄河流域的正统。
传说中帮助黄帝打天下的著名首领有：
少皞，姓已或嬴，名挚，居曲阜(山东曲阜)，号穷桑帝。此乃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当地以鸟为图腾的夷族[193]杂居，改进并发展了夷族文化。
颛顼，相传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居帝丘(河南濮阳)，号高阳氏，用黄帝文化征服并改造了当地九黎族文化。
帝喾，相传是黄帝子玄嚣的后裔，居西亳(河南偃师)，号高辛氏。帝喾有四妻，分别生弃、契、尧、挚四子。弃为周祖先，契为商祖先。
阪泉之战后，姜炎族分流，炎帝与黄帝两族的文化也随各自阶级地位的变化及其迁徙的地域不同而呈明显差异。“历史上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相传都是黄帝的后裔。”[194]大体说来，黄帝族势力在黄河中下游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地区原有土著的文化形态，形成较为统一的以崇尚天上之火即太阳的黄帝族的正统文化，而阪泉失败后姜炎族的去向对中原周边，尤其是南方和西部地区的文化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国古史里往往只看地名的迁徙，便可推溯出民族迁徙的痕迹来。”[195]今陕西岐山有羌氏城，渭南大荔县有羌白镇，甘肃古有羌水(发源于岷县)，这与“羌”字有缘的地名由东向西继而向川藏南迁的路线[196]表明，从河南炎帝姜姓族中分化西迁的便是后来羌人的祖先，上古“羌”“姜”音可通转，《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童书业《姬、姜与氐、羌》：“古姬、姜之族似与氐、羌之族有甚密切之关系。‘姜’之即‘羌’，近人论之详矣。”[197]章炳麟《检论·序种姓》“羌者，姜也”，“神农所部，盖兼西域、青海，内得陇西，故天水亦有姜氏。观其楼橹严博，城廉百里，斯天下之壮观也”[198]。“姜，姓也，逋子为氐、羌。”[199]这说明羌人不仅为姜炎族的一支，而且为姜炎族中从事游牧业即“姜戎”[200]的部分。姜羌分流事实上是中原姜炎部族中农业畜牧业分离的结果。
“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201]而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更是远古人类生产方式发生的带有质变意义的大革命。与人类从采集业转到游牧业所产生的革命意义一样，人类从畜牧业转移到农业使人类进一步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从自然的历史进一步向自觉的历史继而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
姜羌火(华)族分流的本质是农业与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分离。姜炎火(华)族南下的部分坚持原有的农耕生活方式，而从中分离西迁、继而向西南进发的羌人则继续其游牧或半游牧生活方式。这些南下和西进的姜炎后裔将炎帝的拜火意识传播到中国西域、西南，乃至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区别于中国东部华族的火族文化。比较而言，中国东部的火文化较西部更抽象，其外延的领域也就更广泛，如太阳，为天上大火，华，火之光。由此引申出代表中华文(炆)明等美好意象符号。《说文》中太、大二字本为一义：“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天，《说文》：大之颠。
羌族是我国西部尚火并行火葬的民族。《吕氏春秋·义赏》：“氏羌之民，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202]中国中原炎帝的自然火与黄帝的天上火及东夷的“神鸟”相互化生出太阳、火凤凰等，而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则更多地保存了姜炎文化的原始即对自然火崇拜的文化形态。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火是自然的，它象征着神圣、正义、光明、纯洁;在中国东部，太阳、火凤凰等则是与自然火融合而化生出的。中国东部河姆渡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其图案反映了河姆渡时期东部夷族的鸟崇拜与黄帝族的太阳崇拜相融合并以太阳图腾为中心的观念意识。在中国西部四川金沙出土的距今3000年的被命名为“太阳神鸟”的金钸，饰品图像中的鸟类围绕着的与其说是太阳不如说是自然火。图中的火苗栩栩如生，这是由海滨东进的东夷鸟文化与位于中原的姜炎火文化融合后的艺术表现。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203]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将东夷直称为“鸟夷”[204]。童书业先生说：“禹贡作时东方沿海一带尚有以鸟为图腾之部族，盖古时东方各族本多以鸟为图腾也。”[205]胡厚宣先生从甲骨文中先后找出八块甲骨上的十条卜辞材料，发现其中商先公王亥之“亥”字，头上都有一鸟形，鸟或作隹形，或加一手形，认为甲骨文中王亥字样中加鸟形，胡先生说：“王亥的亥字，为什么要加一个鸟旁呢?我们以为这便是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遗迹。”[206]
对鸟的崇拜是东部夷人受到海侵的部族对空中鸟类飞翔能力的渴望。高飞能使这些受海潮追吞的部民逃离漫天而来的海水。商是黄河下游古老的夷人部落，《诗经•商颂•玄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07]句，就是用神鸟来确立商王朝的神性即合法性。
凤(鳳)，可能是南方鸟族与风族融合继而又与火族融合的图腾。先民认为鸟的飞翔是由于风的神护，于是风鸟合一的“鳳”(凤)便应时而生。《说文》：“凤，神鸟也。”《白虎通》：“其神祝融(火神)，属续也。其精为鸟，离为鸾故。”[208]凤，亦为风神;同时，凤皇(亦作“凰”)也是火鸟。正是这种产生于冰期冻灾和暖期水灾带来的双重苦难的经验，造成了当时中国中原及其西部的以火为主题的图腾体系和东部滨海地带的以鸟(风)为主题的图腾体系及其相应的审美文化。
至于后来的“凤”与“凰”的融合，则可能是东夷蚩尤在涿鹿被黄帝打败后被迫接纳黄帝部落太阳(天火)图腾并将其与东夷鸟图腾融合的结果。《河图帝通纪》：“风者，天地之使。”[209]，以前是风举鸟[210]，现在则又加上了风助皇，“凤凰”由此而出。在河姆渡及仰韶庙底沟出土的日鸟护身符和陶饰，其中不少神鸟肚上画一太阳图案;马王堆汉墓及汉瓦当中的鸟立于日中的“日中鸟”。比较二者，我们会发现中国东夷鸟族由东向西与黄帝太阳火族在冲突中最终融合为一体。不同的只是，在南方江淮鸟族势力大的地区，太阳被囿于鸟腹中;在北方黄帝太阳族势力大的地区，认为“风从火出”[211]，鸟被括于太阳之中。黄帝族王于中原后，由“凤凰火精”衍生出的“凤凰涅槃”[212]的观念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审美。
随时间推移，中原火族文化分布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在西部只有贵族才可以享受的火葬(如西藏喇嘛)在东部中原地区却不为民俗所接纳。在陕西、青海(循化、卡约)、甘肃(寺洼·马家窑、齐家)等地的石器文化发掘中均发现羌人留下的火祭和火葬的痕迹[213]。氐族乃羌族的一支，吕思勉认为：“氐羌是一个大族。从秦、陇、蜀三省之交，曼衍于青海、西康两省，都是羌地。”吕思勉还在这句话后加了一个注释：“现在所谓康，疑即羌字的旧读。”[214]吕先生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对中华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姜炎火族败旅中向南方荆楚一带迁移的部分。《淮南子·时则篇》：“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赤帝：炎帝。祝融，火神。”[215]《帝王世纪》：“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牺牲之命，故号神农。”[216]这说明姜炎族留在中原“南方之极”的一支是火族中的农业部落。其首领大概就是祝融。《国语·郑语》说祝融乃“高辛氏火正”[217]。高辛是炎帝族号，火正即火官。其实，炎帝、祝融均为姜炎火族的化身，不一定确有其人。最合理的解释是把祝融理解为姜炎族阪泉之战后南下族群所信奉的首领或图腾。后来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说明楚人的先辈可能就是从中原败北南下并与当地土著融合的炎帝族的一支。从资料上看，他们给楚地带去了农业知识。祝融在楚人眼里的形象后来还转化为火神、雷神和“天火之神”即太阳神，同时，凤也是祝融的化身[218]，这是南下的火族与东来的鸟(凤)族图腾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结果，炎帝族南下并与荆楚地域的先民文化磨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荆楚文化。
在山东大汶口出土的文物中有件绘有日月山图案的陶器，对于这个图形学人历来解释不一。有下部为“山”说[219]，也有“云”为“海波”[220]说，笔者以为它反映的是火与太阳的结合。“火”，甲骨文的写法为 ：
此与中间图案下半部分相似。它可能是黄炎二族蜜月时期的图腾指示。在这里炎黄文化融为一体，天火即太阳与地火合二为一了。《白虎通·五行篇》：“炎帝者，太阳也。”[221]黄帝有时也变为火神，《管子·轻重戊》：“黄帝作钻遂生火。”[222]华夏古文化在黄河中下游初具雏形。
值得指出的是，黄炎火族在中国黄河中下游的传播，其意义不仅仅是物质的;它之所以注定要对整个亚洲发生巨大影响，是因为它在传播的途中对中原周边地区原住民的图腾意识不仅具有大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巨大的包容和融合力——这是中华文化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形成的天然品质。与其他民族的图腾如凤、虎、熊、日、月等比较，火是反映事物辩证法最灵敏和最直观的材料。它既可“生生”[223]，又可天生;时消时息，时阴时阳，彼此辩证，扑朔迷离，以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奠基人之一”[224]的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皆火符合规律地燃烧和熄灭的结果[225];“世界是万物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226]列宁赞扬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绝妙的说明。”[227]大约比赫氏稍早却与中国老子同期的琐罗亚士德是中亚拜火教的创始人，其哲学充满辩证色彩。列宁说：“波斯哲学(和宗教)学说中的火是某种类似的东西。”[228]在先秦中国，火(华)族文化象只大熔炉，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自然神铸为一体并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很好的认识论基础，与之相反，印度婆罗门教则原样保留了那些无数小神，这对后来印度更加散漫即多元而不一体的文化胚胎的形成提供了基因。
且不说太阳、神鸟(比如火凤凰)等图腾与火图腾已融为一物的数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整个中国石器时代的陶器文化，就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火文化主题。比如，北京人遗址中的赤铁矿粉屑染成的红色兽牙;半坡遗址中的红色染料和涂有朱红的人骨;再如流行于整个仰韶文化彩陶面上的以红与黑为基调的纹饰[229]和以火和太阳光芒为主题的图案，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宗教和哲学的内涵远大于其色彩美学的内容。
陶彩是原始人哲学观念最忠实的记录。色彩的含义在先民眼中已超出本身的物质内容，它是一种宗教感情的表现符号。若将这些符号与火和太阳为主题的图案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们所表现的是古中华文化中最初的阴阳意识：红为阳，阴为黑。大概是黑夜里的明火可阻止某些野兽侵袭的经验使狩猎时代的先民产生了红色可避邪的意识。红，火也[230]。“火，阳也。”[231]石器时代的墓中人骨上涂朱及后来文化遗址中在房宅墙壁及地面上涂朱的现象，大概就是这种“避邪”意识的文化表现。今天中国人仍有红喜黑丧的观念，这些都可以发源于火(华)族文化的阴阳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在中原地区的传播的史实中得到解释。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32]就在火族文化(渊源于称雄中原的黄帝族文化)以中原为中心随其建立的王朝统治范围的扩大而成为主体文化，而处于臣属地位又不甘于这种地位的蛮夷戎狄诸族团也自发地产生着与其对应的反压迫和反霸权的文化。
最终赋予反压迫文化以理论形态的是地处黄帝王地“卧榻之侧”即鲁皖荆楚等地而又备受屈辱的东夷南蛮等部族的文化。
楚人乃姜炎败旅南下部族的后裔。自有祝融旗号以来荆楚部落就受四面强敌的威胁。夏殷两代，楚人部族已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夏时，“融降于崇山”[233]，并助夏人战胜三苗。居于楚地的“三苗”土著[234]受到南下的炎帝败旅的挤压向西南迁移，这部分人大概就是后来苗族的先祖，他们又与南下的羌人融合形成独特的苗族文化，以至《后汉书·西羌传》开篇就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235]与之相呼应的是，苗族远古传说中的《开天辟地》就从其始祖“姜央”开篇[236]。据考“姜央又叫姜炎”[237]。苗族奉蚩尤为祖先，而《路史•后纪四》称蚩尤乃“姜姓炎帝之裔也”[238]。
殷时，殷王武丁兴师南下讨伐荆楚，荆人深受其侮。《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239]。这反面说明当时楚人的心境是如何绝望!与巴比伦囚困中的犹太人[240]在绝望中创造了耶和华大神并以耶和华之口来传达他们渴望解放的意识一样，绝望中的荆楚先民在屈辱的困境中也自然要创造出自己的生存哲学并推举出自己的代言人。结果，荆楚学人老聃不辱使命，以自己那高不可及的哲思，向中原王室贵族文化率先发难。他从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入手，阐发出与中原正统文化截然对立的世界观。他说：“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损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241]老子很像耶和华大神，站在弱者的立场，向统治者宣布弱者必胜的规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坚强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242]一句话，只有给楚国及弱小民族以更多的自由，统治者才可能与之共处，不然，代表弱者的“天道”一定要战胜统治者的“人道”。
马克思、恩格斯说：“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的直接产物。”[243]炎黄分裂同时也是本属火(华)族内部出现的“南北分裂”： 被统治者的“南方世界”最终推出可以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北方世界”抗衡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道家老子的学说;黄帝正统的“北方世界”最终也推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两者正奇相合，成为发育中华文化的最初的具有理论形态的基本酵母。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244]孔子的“道”强调的是一种君臣上下的礼节关系。老子则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45]。孔子言“中”：“中庸之为德也，至矣乎，民鲜久矣。”[246]老子亦言：“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这里的“中”与孔子的“中”不同，前为中止，后为中空。从思维方式上看，孔、老似乎均采源于尚中意识的正、反、合逻辑，不同的是，孔门之“合”的结果是对立面的调和;而老子的“合”则是向原始回归。关于此，庞朴先生表述得极精彩：“儒家是由二进到三，以三来中和二;道家则是由二返回一以一来泯灭二。”[247]寥寥数语，道尽两门真义。
不同的哲学及其创立者在历史上担负着不同的功能。德国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贡献在于，前者用“二律背反”从外部规定了世界，由此否定了欧洲神学至尊，从而引发了欧洲近世革命;后者则用“对立统一”从内部规定了世界，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精神聚合为一。前破后立，由此造就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和建设的历史。同样的历史现象也出现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道家学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孔子的儒家学说则将老子解放了的思想进行整合从而将群众团结和组织起来。二者互补且不可或缺。
辩证法是被压迫人民的守护神，只有被压迫者才最渴望变化，因而只有他们才能将辩证法贯彻到底。老子用以“无”为本的“道”否定王族贵族以“有”为本的“道”并破天荒地提出一套相对主义的判断方式来否定王族世界的绝对秩序。世界在老聃眼中变成了一个二元互补的存在：“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248]是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249]。在老子看来，贵族以平民为本，其间无绝对贵贱之分，是故“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250]。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权威的肯定存在于权威的否定之中;继而，老子告诉统治者：“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251]放弃统治才是最好的统治，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252]
不难看出，华夏古文化中的道儒两家当属同一种思维形式发散出的分别反映不同社会利益的文化体系;而这两种文化体系又可倒追至石器时代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火崇拜及其衍生的中华(火)文化。前者在中国历史上更多地为被统治和被压迫阶级所接纳和发展，后者在中国历史上则更多地为统治和压迫阶级所接纳和发展，两种文化体系在中华文化中相辅相成，生生不息，构成中华文化的主体内容，并对亚洲乃至世界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简短的总结
新生代以来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造成印巴次大陆北部及青藏高原的迅速隆升，空气稀薄、自然震灾与冰川期的到来，迫使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古猿人即中国云南开远-禄丰猿人在大量减员后逐渐呈扇形向北、东、南三个方向的低地迁徙[253]，他们进化为最早的具有蒙古人种特征的中华古人。严寒的气候使他们掌握了取火技术，而火的掌握又使他们部分人得以大幅向北推进;另一支沿今已被海水淹没的广阔的南海滨海大平原东进，云南元谋人、广西柳江人、马坝人便是他们与当地土著冲突和融合的后裔。其中有些部族北折并沿东海滨海大平原北上进入日本、朝鲜。
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时候，海平面大幅上升吞没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广大滨海平原地区并大大压缩了中华古人类的生存空间，这迫使其中得以逃生的部分西退至现在中国的华北华东地区，而在中国东部沿海发现的龙山、大汶口、良渚、河姆渡等新石器遗址，则是这部分西退的中华古人与当地原住民冲突和融合后的结果。这部分被海水向西逼退到中原高地的部族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与从青藏高原进入中国西北地区并与中原地区扩张的中华古人——西侯度人、北京周口店人等则是他们的遗址——发生冲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蚩尤部族与炎黄部族的冲突，及后来的黄炎二族的内部冲突和后来炎黄两部的非对称型分裂。前者导致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后者导致本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格局的出现。而黄帝族在中原的胜利及随后中原地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则保证中华各民族的多元发展始终没有脱离一体的格局，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较早地形成了以火文化生发出来的阴阳意识继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
迁徙能力的大小是古人类生存能力的重要指标。中华先祖由东亚大陆出发，覆盖整个太平洋两岸及南至澳大利亚的远途迁徙，与当地土著冲突融合后造成了远古时期的亚太出现以蒙古人种为基本特征、以中华人种为主体人种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并具高度融合力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布局，这为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中世纪农业文明的引领民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天道无情，适者生存，勇者胜。中华民族经过严酷的自然淘汰后来到这个世界，落驻东亚大陆，从诞生那天起，她就开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扮演起改天换地的伟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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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说明：本文是笔者写作《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一书的上篇的基本内容。全文首刊于四川大学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华西边疆评论》（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第四辑第1-57页。原文中附图较多，因不便于网络编排笔者将其全部省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对查新作《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