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 何增平丨特朗普减税、财政危机与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本文提出了四点创新性的观点。首先，破除了在国内外广泛流行的“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将引发财政危机”的神话，并为国内学界认识美国国债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现代货币理论出发，本文认为，特朗普的减税计划不会引发财政危机,原因就在于美国掌握了完全的货币主权，政府总是可以负担得起任何以主权货币计价的支出。其次，尽管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有可能刺激总需求并改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状况，但它不可能解决美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财政保守主义、收入两极分化和对外贸易逆差等结构性问题，反而将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放大美国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为新的金融危机埋下伏笔。再次，论文认为，特朗普政府受制于财政保守主义传统，在减税的同时较大幅度地削减了科技研发预算，这将对美国长远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最后，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我们应当了解并高度重视货币主权的重要性，从而避免在美国有可 29 45587 29 13293 0 0 4276 0 0:00:10 0:00:03 0:00:07 4277发动的税务战中受到严重伤害。
一、引言
作为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一大支柱，减税计划一经提出就引发了诸多争论[①]。大规模减税是否会引发美国财政危机?它的成效能否改善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实现特朗普所承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两个问题是有关特朗普减税计划的争论的焦点。本文认为，现代货币理论(也称为主权货币理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最新发展，对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正确认识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现代货币理论直到近二十年才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这一理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诸如克纳普、凯恩斯、明斯基等经济学家的思想当中。近年来，现代货币理论已经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并试图以此为基础重建宏观经济学。尽管国内对于这一新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还很初步，但在国外它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在这一次美国大选当中，这一理论的热度体现的尤为明显。特朗普的一位有华尔街背景的经济智囊熟谙现代货币理论，并以此作为建言的理论依据。同时，在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的竞选团队中，同样看得到现代货币理论代表人物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和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的身影。[②]在后面我们会谈到，在大选当中，特朗普在财政政策上的某些主张是契合现代货币理论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现代货币理论来全面认识特朗普的减税计划。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将首先讨论特朗普减税所面临的财政约束的问题。国内外媒体常常将特朗普减税与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财政破产的可能性将使特朗普诸多政策适得其反，也使得这些政策计划不会得到国会通过。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说明，按照现代货币理论对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政金融制度的研究，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拥有完全货币主权的国家而言，美国政府总是可以负担起任何以美元计价的支出，而不必担心财政破产。
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我们将继而讨论特朗普减税对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影响。在本文完成之时，特朗普宣称即将把减税计划付诸国会讨论。由于特朗普此前公布的只是这一计划的基本意向，我们还要等待美国国会讨论通过之后才可以得知这一计划的具体细节。减税计划将打多大折扣取决于不同政治势力的角力和妥协。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说明，在财政保守主义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和对外贸易长期逆差的背景下，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很可能会备受掣肘，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难以彻底改变美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在第四部分，我们将简要地总结上述观点，说明特朗普政府为了解决因为减税而增大财政赤字的问题、从而较大幅度地削减科技研发的财政预算政策将对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税务战的问题。我们将说明，尽管对于像美国这样具备完全货币主权的国家而言，减税可能带来的财政赤字是完全可承受的，但是对于身处欧元区或者采取了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而言，减税则会加大主权违约风险。因此，在进行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时，我国必须重视主权货币问题，从而更好地应对可能发生的税务战。
二、现代货币理论与美国财政破产的“神话”
人们对财政的理解通常建立在将国家财政与家庭收支进行类比的基础上：作为一家一户的收支要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个人需要先获得收入才可以进行支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需要通过借债的方式来为个人支出提供资金。但是，借债要靠未来的收入来偿还，如果超过了个人所能负担的限度，最终的下场就会是个人的破产。按照相同的逻辑，国家财政被认为同样要依靠税收收入和国债来为其融资，而如果国债的发行超过了一定限度，那么结局就会是主权债务违约。因此，特朗普的减税计划一经提出，媒体首先发难的就是美国的债务问题。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也就不能认识到，国家在主权货币体系当中处在与家庭截然不同的位置上。简单来说，在不考虑国外部门的情况下，作为主权货币的垄断发行者，政府只有保持赤字支出才能保证私人部门处于盈余状态(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部分给出更详细的说明)。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在一个主权货币体系下，主权国家总是在通过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并且它总是能通过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因此，对于像美国这种具有完全货币主权的国家来说，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的非自愿财政破产和债务违约只是一个非现实的“神话”而已。
这样的表述很容易被误解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财政观念，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表述并不是规范分析，它并不提倡主权国家不遗余力地扩大支出;相反，这一表述是对现实中国家财政活动的客观描述。在阐述这一命题背后的机制之前，我们首先要说明后凯恩斯主义对货币问题的基本观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现代货币理论为什么正确。
传统的经济理论是从一个物物交换的经济系统展开的，货币因素常常只在最后才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一个货币生产型经济，经济学需要将货币作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重要因素来研究。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普遍同意，货币不是外生给定的，不是由中央银行在深更半夜用直升机直接扔到某些人家后院的;货币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它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的表现。比如，A厂商为了购买原材料和机器设备向商业银行寻求贷款。假如它满足了银行对于资信的要求，那么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出现如下变化：
这时，商业银行的贷款产生出了10万的银行货币，也就是A厂商在银行的存款。在一个简单的生产过程当中，这些创造出来的银行货币将随着A厂商卖出产品还清贷款后而被消除。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是贷款创造存款，而非存款创造贷款。这构成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个核心的观点，称之为内生货币理论。
但是，传统的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缺乏对国家财政和主权货币在经济系统当中地位和作用的清晰表述。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现代货币理论在继承了传统理论内核的基础上，将主权货币作为它关注的重点。它认为，遵循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的逻辑，政府总是在通过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支出在逻辑上是先于税收的，只有政府先进行了支出，而后才可能进行收税。例如，假如政府要购置总价10万元的电脑，那么这里的交易可以简化为下面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动：
最终结果是，政府获得了电脑，而在私人部门(电脑销售商)产生出了10万的主权货币，这些货币对应着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的10万负债。[③]
很多人认为政府是通过先征税，然后再支出的方式来进行财政活动的，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政府(包括中央银行在内)不进行支出的话，那么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就不可能有主权货币，那么政府就不可能从私人部门那里征收到以主权货币进行偿付的税款。所以说，税收不是在为政府支出进行融资，政府支出在逻辑上是先于税收的。
以上是对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个基本理论的简单介绍。我们要说明的是，在常态意义上，主权政府总是在通过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一听到形似“开动印钞机”的做法就感到恐慌或者嗤之以鼻。
那么很多人就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既然发行主权货币的国家总是负担得起任何以主权货币计价的支出，那么税收是不是就不必要了呢?现代货币理论认为，税收制度是必要的，因为税收驱动了货币。首先，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债权债务关系发行自己的“货币”，但问题是如何让人们接受这些“货币”。由于国家在征税时要求纳税人以主权货币缴纳税款，这为主权货币创造了需求，从而让人们愿意接受主权货币。其次，征税作为支出的对立面意味着它是销毁主权货币的渠道。最后，税收也是国家调节收入差距，实现某些公共目的(例如抑制烟草消费、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
当然，上面这种分析只是说明了政府是在怎样做，显然还不足以 41 45587 41 19053 0 0 3708 0 0:00:12 0:00:05 0:00:07 3708 41 45587 41 19053 0 0 3104 0 0:00:14 0:00:06 0:00:08 3861 41 45587 41 19053 0 0 2668 0 0:00:17 0:00:07 0:00:10 3860 41 45587 41 19053 0 0 2340 0 0:00:19 0:00:08 0:00:11 1144 41 45587 41 19053 0 0 2084 0 0:00:21 0:00:09 0:00:12 287 41 45587 41 19053 0 0 1878 0 0:00:24 0:00:10 0:00:14 0消人们的顾虑。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政府总是能通过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
一个常见的问题是，现代货币理论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合并在一起讨论的做法是否有误导性?中央银行法一般会规定财政部不能够直接将国债卖给中央银行，这种制度设定被认为规避财政部通过这种方式之间填满自己在中央银行的账户的可能，规避了财政部创造货币进行支出的可能。但是，根据现代货币理论的经济学家对许多发达国家的制度研究，这一点并不会构成限制。对于美国来说，相同的逻辑只是走了些弯路而已。财政部总是可以将国债售予开设有财政部税收与贷款账户(Treasury Tax Loan(TT&L) account)的商业银行，通过商业银行系统创造出银行货币，从而进行支付。而等到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的时候，它们可以用这些国债向中央银行换取银行准备金。这时私人部门就出现了更多的主权货币。这一过程的结果是，财政部如愿进行了赤字支出，商业银行等私人部门账户中出现了更多的主权货币，最终政府还是通过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了支出。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通过创造货币进行赤字支出的做法是否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首先，无论是什么赤字支出，政府都是通过创造货币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是不能回避的。其次，现代货币理论承认，过多的政府支出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我们之前已经说明，这一理论并不支持任意扩大政府开支。最后，政府支出是否会造成通货膨胀要取决于政府的具体举措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经济环境。例如，特朗普承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计划采取与私人企业合作的形式，这可能会造成大量的资金流向诸如付费公路一类短时可见回报的项目，而诸如水坝一类的项目可能会无人问津。这种做法可能会在短期内在特定部门出现造成瓶颈效应，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当然，这最后还有待特朗普具体政策的出台。同时，一些证据显示，美国还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依据列维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④]，尽管官方的失业率数据显示失业问题趋于好转，但是失业率的下降并没有带来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明显上升，这说明失业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很多失业人口在统计上从非自愿失业转成了自愿失业，也就是在过去一个时间段内没有统计记录显示他们继续寻找工作。美国的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OECD国家当中居于倒数位置，这说明美国的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低迷状态不能仅仅用劳动力老龄化、生活方式改变等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原因来解释。由美国劳工统计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计算的U-6指标将一些不能找到全职工作的劳动人口也计算为失业人口，例如失业的工程师在餐馆兼职洗盘子。在2016年11月，这项指标显示美国失业率高达9.3%。并且统计显示这些不能找到全职工作的劳动力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在校学习或者疾病残疾而找不到全职工作。而这个指标也只是考虑了在过去一年内有寻找工作记录的失业人口，这些失业人口在2016年11月大约有590万，而与此同时，依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还有340万曾有寻找工作记录的劳动人口在过去一年都没有寻找工作的记录。而如果将这部分劳动人口也考虑在内，美国的失业率可能高达12%。因此，在总需求不足、工资上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特朗普减税计划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另一常见的问题是，国债规模(或者更准确地说，国债与GDP之比)会不会由于长期的财政赤字和不断增加的利息支出呈现爆炸式增长而变得难以控制呢?对于这个问题，詹姆斯•加尔布雷斯依据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提出的一个式子给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⑤]。我们知道，一个时期的国债存量(D)等于这个时期财政赤字(-S，不包括利息支出在内)加上上一期的国债存量及其利息支出((1+r)*D)。通过简单的算术计算，我们可以得到：
∆d=-s+[(r-g)/(1+g)]*d
在这个式子当中，∆d表示在t期和t+1期之间国债数量与GDP之比的变化量;-s表示不包括利息支出在内的这一时期政府的赤字与GDP之比;d表示在t期已有的国债占GDP的比重;r表示国债利率;g表示GDP的增长率。在这个式子当中的所有值都是去除了价格因素的真实值，不过用名义值的话并不影响最后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简单的示意图，其中横轴表示时间t而纵轴表示国债规模存量和增量与GDP之比。从这个式子和下面的示意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只要保证利率低于GDP的增长率(r小于g)，那么国债与GDP之比在经历了几个时期之后，会逐渐稳定下来。而赤字支出规模并不影响最终是否会趋于稳定，只会影响到最终稳定时国债的规模。因此，只要美联储能够始终将利率维持在GDP增长率的水平之下，债务规模在一定时间之后就会趋于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国债规模是完全可控的。
三、减税计划与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如果成行，将会对美国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政府赤字支出(这还包括特朗普所承诺过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会通过乘数效应刺激总需求，拉动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另一方面，政府的赤字将转化为私人部门的金融资产(在不考虑外国部门的情况下)，这将有利于改善私人部门的负债状况，提升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后一方面是现代货币理论所研究的重要角度。
依据基本的会计原则，一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上金融资产对应着另一个部门负债。例如，在我们上一部分所举出的例子当中，A厂商的资产——存款对应着商业银行的负债;电脑销售商获得的主权货币作为他的资产对应着政府部门的负债。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将各个部门的金融资产盈余(赤字)加总起来，那么结果会是零。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的式子：
政府部门盈余+私人部门盈余+国外部门盈余=0，
也就是说：
政府部门赤字=私人部门盈余+国外部门盈余，
这意味着，政府部门的赤字增加(在不考虑国外部门的情况下)将带来私人部门金融资产的积累。如果我们将每一年度这几个部门的盈余情况绘制在同一张图上，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对称的镜像。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长期保持着赤字，从而保证了私人部门(以及八十年代以后的国外部门)的金融资产的积累。然而到了九十年代，政府部门开始缩减赤字，走向财政保守主义道路，同时美国长期大规模逆差使得国外部门吸收了大量金融资产，这使得私人部门账户持续赤字。尽管在2001年后政府重新增加了赤字支出，但这仍不足以扭转私人部门长期赤字的状况。私人部门的长期赤字是其负债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这在后来成为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不是唯一)诱因。
如果特朗普能够推出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增加政府的赤字支出，那么私人部门就能保持盈余，这就将改善自九十年代以来私人部门长期赤字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增加美国经济的稳定性。
一种基于传统的货币观和财政观的观点认为，特朗普减税等措施最终会造成国债规模扩大，从而产生挤出效应，抑制甚至抵消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这种观点认为，政府要想扩大赤字就需要通过国债的形式从既定的货币总量当中抽取货币;由于货币总量是给定的，那么政府赤字支出就意味着私人部门手中的货币数量减少，从而在货币市场上利率就会被迫上升;利率上升了，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就会出现，刺激计划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但是，这个逻辑并不适用于美国等发行主权货币的国家。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这些国家总是通过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的。主权国家的赤字支出意味着货币的创造，这样的话利率并不会经由这条机制被迫上升。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将财政部和美联储合并在一起讨论。这里我们不妨将问题进一步细化，将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在这种更复杂的情况下，作为主权货币的垄断发行者，中央银行总是可以按照任意低的利率买入国债;这使得中央银行可以始终将基准利率维持在一定范围内，为市场利率设下一个“锚”。锚定的基准利率成为了商业银行经营的重要成本，银行存贷利率则是在这种锚定利率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比率进行“加成定价”来确定的;而长期利率则还要考虑到市场对短期利率的长期走势的预期。既然基准利率是由美联储外生给定的，在市场加成定价的比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如果美联储长期维持固定的利率目标，上面所说的抑制投资的情况就很难发生。当然，在现实中，这就要看美联储是否会改变持续加息的货币政策走向。在当前美联储维持加息的政策走向不变的情况下，对于特朗普来说，可能要等到明年2月份美联储主席耶伦任期结束，从而他有机会提名一个迎合自己的美联储主席，这种货币政策走向才可能得到扭转。
尽管如上文所说，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确实可以取得一定成效，并且财政破产也不可能发生，但是，这不意味着依靠减税就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 48 45587 48 21933 0 0 1986 0 0:00:22 0:00:11 0:00:11 587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首先，大规模减税并不代表着特朗普彻底摆脱了美国政界，特别是共和党的财政保守主义传统。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和他的其他举措之间存在着矛盾。例如，特朗普政府的减税计划与其新提出的预算案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在特朗普政府所公布的名为《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预算纲要》(America First：A Budget Blueprint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预算草案中，特朗普政府认为其预算案可以极大程度地消除美国政府赤字，使得财政回到平衡的轨道上来。这一方面是依靠除军事支出以外的政府支出的大量缩减，另一方面是依靠它们的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长(预期2.8%的GDP增速)和税收收入的增长。[⑥]这说明，特朗普的预算案仍然坚持的是财政保守主义道路，将维持政府财政平衡作为首要目标。考虑到特朗普所任命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主任米克•马瓦尼(Mick Mulvaney)长期以来以反对财政赤字扩大著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如果特朗普政府坚持预算案当中的设想，那么这将抵消大规模减税从而赤字支出增加所可能带来的好处。我们不能得知这样的矛盾背后的原因究竟是特朗普面对财政保守主义传统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亦或是其政治观念本身的内在局限性使得他最终不会逾越财政平衡的政治红线。但毫无疑问的是，特朗普的减税计划要想付诸实现必然会受到财政保守主义的政治势力的阻挠，从而有可能要作出妥协，使得其规模打一个折扣。
其次，美国收入分化的问题可能会由此变得更加严峻。帕夫林娜•R.彻涅娃(PavlinaR.Tcherneva)的一项研究表明[⑦]，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比较美国收入排名当中最富的1%与剩下的99%还是比较最富的10%与剩下的90%，每个经济周期当中新增的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都被高收入阶层所占有。
按照特朗普政府当前的政策框架，收入分配会受到如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减税案的利好将偏向于高收入阶层。将个人所得税制由七档缩减为三档，意味着累进税率的“坡度”变缓，高收入者税负减轻更多。同时，废除遗产税等措施也将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美国智库组织城市-布鲁金斯税收政策中心(Urban-Brookings Tax Policy Center)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依据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作出的减税承诺，减税会使得美国占收入前1%的居民获得其税后收入13.5%的税负减免，而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层来说则分别只有1.8%和0.8%。[⑧]另一方面，在特朗普的预算案当中食品券补助、学生助学贷款等主要有利于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支出则被大幅削减。这种政府预算中此消彼长的变化显然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的矛盾。这种贫富分化的矛盾不单会损害社会公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赤字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刺激效果。这是因为随着收入由高消费倾向的低收入阶层向低消费倾向的高收入阶层转移，消费需求会受到抑制。
再次，减税计划对于改善美国长期逆差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需要在其它国家不对此做出反应的前提下。一方面，如果特朗普在竞选时所提出的边境调整税重新出现，它会起到保护性关税的作用，对美国增加净出口有积极作用。不过边境调整税实施的可能性不大。边境调整税的做法由于政治阻力太大，可能已经作为与共和党内部妥协的结果，被特朗普政府放弃。另一方面，减税计划当中所强调的大幅度的企业税减少意味着美国产品的成本降低，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大的竞争力，从而有可能改善对外贸易逆差的问题。然而，很难避免其他国家会对此做出回应。减税计划公布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文指出：“从他国视角看，美国减税实际上就是在挑起税务战。作为反应，一些有实力的国家会加入这场竞争，或竞相减税，或以邻为壑，或设立避税天堂。”[⑨]如果其他国家纷纷减税，特朗普减税的效果就会被抵消。同时，美联储的政策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美联储延续加息的货币政策走向的话，美元的升值一定程度上会不利于美国改善贸易赤字。
最后，如果美国经济的上述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美国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就有可能被放大。当然，这要取决于特朗普政府和其他美国政治势力、利益集团妥协的最终结果。同时也需要考虑美联储以及其它国家的反应。至今美国国会还没有通过减税方案，减税方案也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最终版本，这使得我们还不能作出定论。如果财政保守主义、收入分化、对外长期逆差这些结构性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那么美国经济就仍是走在2008年之前的老路上。依据我们之前所提出的三部门平衡关系，如果政府的赤字支出得不到增加，对外长期逆差得不到扭转的话，那么私人部门的金融资产就得不到增长甚至减少。同时，收入分化的问题使得金融资产进一步集中在高收入阶层手中，低收入阶层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为了维持一定的消费，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在私人部门金融资产得不到增长的情况下，私人债务累积在所难免。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有赖于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这为举债消费的模式提供了支持，从而为再次爆发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另外，特朗普减税计划当中提出对海外回流利润给予税收减免，这些回流的利润有可能进一步助推资产价格的上升，从而为这种模式提供更进一步的支持。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当中一直存在着利润份额不断上升而投资份额却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在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回流利润以及由于税收减免带来的新增利润相对转化为投资而言，更多地会转变为增加金融资产持有，转变为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升。按照吉姆•斯坦福(Jim Stanford)[⑩]的统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私人部门非住宅性固定资本投资占GDP的份额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如果按照经济周期计算不同周期内非住宅性固定资本投资增速的话，当前经济周期内的增速创下了二战之后的最低;在已经远离了金融危机多年的2016年，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这与九十年代之后利润占GDP的份额不断攀升构成了鲜明对比，近年来这一份额已经到达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大量的盈利并没有转化为投资，而是转化为非金融企业手中不断增加的金融资产。吉姆•斯坦福的计算显示，这些金融资产与GDP之比呈现出上升趋势，在近年来已经突破了100%。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催生了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最终是难以持续的。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将会发生一模一样的金融危机，也不意味着房地产次贷危机会重头再来。金融系统的波动乃至危机将如何发展要取决于未来美国经济具体的演化过程，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将如何放松金融监管。放松金融管制一直以来都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主张。这将使得明斯基所预言的金融不稳定性被进一步放大。列维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认为[11]，在美国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再次繁荣可能意味着新一轮危机的到来。报告分别计算了股票市值与GDP以及与营业盈余净额的比值。这两个比值都已经超过了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同时，房地产价格也上升到了危机前的水平。如果发生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特别是如果美联储加息导致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那么，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四、总结与评论
在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在债务问题上屡有惊人之语。这些观点虽然令人吃惊，但是结合我们在第二部分的讨论，在现代货币理论看来，只是说了大实话。特朗普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主权债务问题，他声称自己作为一名和商业债务打过多年交道的商人，他总是可以在合适的时机以低廉的价格购回自己的债务。他称自己为“统治债务的国王”(debt of king)。特朗普此言一出很快遭到了媒体的口诛笔伐。《纽约时报》随后发文称特朗普会让美国走向债务违约。特朗普在随后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时说，那些说他要债务违约的人都“疯了”，他回击道：“这可是美国政府。首先，你根本不必违约，因为你可以印发货币。我很嫌弃要告诉你这一点。这样永远不会有违约。”[12]在债务违约问题上，特朗普是正确的。但是他忽略了一点：要成为“统治债务的国王”首先需要美国国会，或者说美国国会当中占据大多数的共和党议员们同意增加预算、提高债务上限才行。[13]这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总之，虽然特朗普自己远远称不上是“统治债务的国王”，但美国却是一个可以统治债务的国家。
实际上，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对财政赤字的恐惧是人为制造的。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经济学界普遍流行的是勒纳提出的功能性财政的观点。这个观点反对财政平衡作为财政政策的目标，认为当失业增加、国民收入过低时，政府就应当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然而，在六十年代末的通货膨胀出现后，很多人将通货膨胀与政府的赤字支出联系在一起，一种平衡预算的观点在此时被创造了出来，这种观点认为中央政府和普通家庭一样会面临破产。这个理论就和很多非现实的神话一样，它被创造出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从而限制政府支出，以期达到限制通货膨胀的目的。尽管这种约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还是被流传了下来。在马克•布劳格制作的一部有关凯恩斯的纪录片当中，萨缪尔森这样说道：“我认为，认为政府预算在什么时候都应当保持平衡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一个旧式宗教的作用就是用有时叫做“神话”的东西来吓唬人们，让人们按照文明的长远持续所要求的生活方式来行动。……我看到了平衡预 60 45587 60 27693 0 0 2237 0 0:00:20 0:00:12 0:00:08 1649的好处。”[14]
现代货币理论对财政和货币制度的研究说明，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具备完全的货币主权的国家而言，特朗普减税计划将会导致财政危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它只是作为一个“神话”在政治上发挥着作用。同时，在对美国经济长期观察的基础上，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如果特朗普不能够触动财政保守主义、收入分化和长期贸易逆差等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且仍然坚持放松金融监管的话，那么美国经济的不稳定性将被放大，乃至爆发下一次经济危机。当然，这要取决于具体的政治进程。
现代货币理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最新发展，为我们认识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提出了独特的认识角度。除此之外，其它的非主流经济学同样能够丰富我们对该问题的认识。例如，在特朗普政府公布的预算草案中，为了实现财政平衡的目标，与科技有关的大量政府支出遭到了削减。遭到削减的部门涉及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等重要的科研部门。考虑到在科技创新问题上盛行的自由市场观念，这样的改变其实不足为奇。这种自由市场观点认为，政府的职能应该限制在弥补市场失灵上。在科技创新方面，基础研究由于具有正外部性而被认为是政府应该干预的领域。而在其它领域，这种自由市场观念认为，私人部门能够做得比政府部门更好。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早在2011年，由国会所通过的预算削减程序就已经确定要在2013—2021年削减950亿美元的研发支出。到了2013年，美国政府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就已经下降到了不及10年以前的水平。[15]
然而，演化经济学家马祖卡托在《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一书当中指出，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政府在科技创新当中的作用远非弥补市场失灵这么简单。恰恰相反，政府是市场活动的关键参与者。政府活动不仅局限于基础研究领域，在应用研究以及商业化阶段都能发现政府在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公共部门远非自由市场主义者所想的那样低效。政府必须承担起很多高风险的科研项目，这些项目是很多风险资本出于营利目的所不愿意承担的。它起到的作用是直接塑造了新的市场，它“挤入”了而非“挤出”了私人投资。以生物制药为例，私人制药公司声称自己承担了高额的研发费用而不得不维持高药价。但事实上，它们在研发新药方面是缺乏效率的。据统计，1993-2004年有75%的创新药——也就是所谓的优先级新分子实体是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实验室研发的，而不是由私人制药公司研发的。[16]私人制药公司的活动更多地是在这些创新药的基础上开发衍生产品。然而，按照特朗普的预算案，国家卫生研究所将被削减18%的预算。因此，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削减科技研发的财政预算政策将降低其国际竞争力，对美国经济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最后，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货币理论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如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将增强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作为回应，其他国家有可能同样进行减税。问题是，在这场税务战当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负担起减税可能带来的政府赤字的增加的。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说明了，对于发行主权货币的国家，它总是可以负担起任何以该国主权货币计价的支出。因此，只要这些国家尽量避免以外币计价的外债累积，非自愿的财政破产和主权债务危机是不会发生的。“税务战”对这些国家财政的影响也就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对于让渡了部分货币主权的国家而言，情况则不是如此。这包括金本位等固定汇率的做法、货币局制度的做法和欧元区等用非主权货币取代本国货币的做法。这些做法意味着主权国家牺牲了该国主权货币位于一国货币金字塔塔顶的地位，而被迫屈居于某些物品(例如黄金或其他外汇)之下，或者直接被非主权货币(例如欧元)所取代。
在金本位等固定汇率的外汇制度下，主权国家的本国货币与黄金等外币的关系与一国当中银行货币与本国货币的关系相似。在国内货币的金字塔体系当中，银行货币的地位居于主权货币之下。商业银行创造的银行货币实际上是在对它所拥有的主权货币加杠杆。商业银行承诺人们可以将其所持有的银行货币到银行兑换成主权货币。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必须控制自身创造的银行货币数量。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金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挤兑的话，在没有中央银行帮助的情况下，银行就会面临违约风险。同样的道理，在金本位等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发行主权货币是在对其拥有的外汇储备加杠杆。这使得政府的财政支出需要始终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保证对黄金等外币可兑换性的承诺。这时如果大幅减税，财政赤字扩大，这时它对外币可兑换性的承诺(亦或是偿付国债的承诺)就有可能被打破，主权违约的可能性就产生了。
欧元制度与固定汇率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欧元实际上是用一种非主权货币直接取代了本国货币。这种情况更类似于一国之内地方政府的情况。在没有中央政府的财政援助的情况下，不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地方政府的支出需要依靠它所持有的由中央政府创造的货币储备。这和我们之前所说的家庭收支所面临的状况就没有什么不同了。处在欧元区当中的国家面临的就是与地方政府类似的情况，它们的支出需要依靠它们所持有的欧元。
对于这些部分让渡了货币主权的国家，要以减税来对抗减税就必然会加大政府的违约风险。这种风险因国家而异。尽管有观点认为，对于中国这样长期贸易顺差的国家，其掌握的大量外汇储备足以抵御一定规模的投机性资本流动，上面所说的违约风险是较小的，并且强化资本管制的做法可以使得它们远离这种风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恰恰相反，通过现代货币理论，我们应当认识到我国政府进行赤字支出的能力仍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在外汇储备持续减少的背景下，如何调整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从而确保货币主权并且保证财政政策空间，如何调整我国的税收制度从而抵御可能到来的外部冲击，如何打好这一场可能到来的税务战，这些是留待研究者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①]国外非主流经济学的这种讨论可以参见网刊《真实世界经济学评论》今年刊载的两期专栏：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2017,(78)& (79);对这种讨论的总结评论可参见谢富胜, 吴越.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特朗普经济学[J]. 国外理论动态, 2017(6):66-74。
[②]Wray L R. Trumponomics: causes and prospects[J].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2017, (78): 98-111.斯蒂芬妮·凯尔顿在桑德斯的竞选中担任经济顾问。
[③]政府支出对应着私人部门(以及外国部门)金融资产盈余的增加。我们在后面会谈到，这种政府支出的效应对于维护金融系统长期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④]Dantas F, Wray L R. Full Employment: Are We There Yet?[R]. Now York: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2017.
此外依据一些其他民间机构的统计，按照不同的统计口径，美国失业率可能会高达20%。请参见Fullbrook E. “Unemployment”: misinformation in public discourse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rump’s populist appeal[J].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2017, (79): 158-162.
[⑤]Galbraith J K. Is the Federal Debt Unsustainable?[R]. Now York: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2011.
[⑥]预算案对目标的设想存在逻辑错误。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指出，“这可能是我追踪总统预算近40年来最糟糕的计算错误”。(Summers Lawrence H. Trump’s Budget is Simply Ludicrous[EB/O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7/05/23/larry-summers-trumps-budget-is-simply-ludicrous/?utm_term=.873bfb400958. 2017-9-23.)这是因为，特朗普只计算了减税等刺激计划会带来的好处，但却假定这些计划是赤字中性的，没有计算减税等计划会造成多大的财政收入的减少。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认为在没有考虑减税计划的刺激效果的情况下，对应的GDP增速大约为1.9%。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新预算案会使得十年内美国的财政赤字总额达到6.7万亿美元，这比在没有预算变化的情况下会达到的10.1万亿美元减少了3.4万亿美元。参见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An Analysis of the President's 2018 Budget[R].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17.
[⑦]Tcherneva P R. Inequality Update: Who Gains When Income Grows?[R]. Now York: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2017.
[⑧]Nunns J, Burman L, Page B, et al. An analysis of Donald Trump’s revised tax plan[R]. Tax Policy Center, Urban Institute &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6.
[⑨]魏亮. 美国税改，谁是赢家[N]. 人民日报. 2017-4-8(21).
[⑩]Jim Stanford.U.S. priv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rump’s economic program [J].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2017, (79): 74-90.
[11]Nikiforos M, Zezza G. The Trump Effect: Is This Time Different? [R]. Now York: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2017.
[12]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6/05/trump-no-debt-default-222957
[13]其实特朗普不乏有一些手段可以暂时绕开债务上限，例如：让美联储从私人部门买入大量国债;由财政部发行大面值的铂金币等等。
[14]Wray L R. Modern money theory: A primer on macroeconomics for sovereign monetary systems[M]. Springer, 2015, 204-205.
[15]玛丽安娜·马祖卡托：《企业家型国家》2015年美国版前言，《政治经济学报》第8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16]Mazzucato, M. 2013.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the Public Vs. Private Myth in Risk and Innovation. London: Anthem Press,p66.
【察网摘自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1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