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余光中，不如陈映真——统一两岸，靠“文化乡愁”还是社会主义？
绕开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无论如何追溯“乡愁”，建立在这些文化符号上的“共同体”，也仅仅是符号，是想象，无法回应帝国主义长期的对台殖民主义教育，无法解释被歪曲的两岸近百年历史脉络，更无法回应台湾当前因依附美日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陈映真做的正是一种“文化清理”、历史去蔽的工作，只有扫除掉多年积累的阴霾与废墟，露出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脉络，那么“文化共同体”的桥梁才可能有稳固的根基。
一、作为文化符号的余光中
老诗人余光中去世了。同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隔了一年多。
与陈映真去世时的冷冷清清不同，无论主流、官方媒体，还是各种自媒体，纪念余光中的文章铺天盖地。
余光中是一个文化符号。
对余光中这个名字的文化记忆，是从我们孩提时代就被教育塑造的结果。其最大的成果是把“余光中”同“乡愁”连为一体。
我们从初中语文课本，就学到了“乡愁”，那诗句是美丽的，感人的：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他的诗作很美，其中对祖国的眷恋占很大分量。
他抒发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思恋，表露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挚爱与欣赏，追慕汉唐盛世。他的许多诗句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乡愁诗人”的名号实至名归。
他似乎有“人性”中至真至美的一面，一个纯真的、清新的、理想主义的老人，他写给孩子的散文让很多人赞赏：
“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希望你不要媚俗……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掩面而去。”
“乡愁”的、真善美的内容，清新俊美的文风诗风，于是，他成了一个代表两岸“文化共同体”的符号。他带来一波波“余光中热”“台湾诗人热”，他曾到汨罗江参加国际龙舟节开幕式，中央电视台专程采访报道，似乎这表征了台湾文化人对大陆“认祖归宗”式的认同。在学术界，以余光中为研究课题的，就数不胜数，光在知网上能搜到的近些年的“余光中”主题论文，每年就有几百篇，其中不乏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
知网收录“余光中”主题论文数量图
在余光中去世后，估计又会有一波围绕他的学术研究热潮。
追溯海峡两岸文化、历史——20世纪前的古老历史——的统一性，是某些人主张的对台“统战”工作的一种重要策略。这种策略实践的效果是有限的。上世纪日本战败特别是国民党逃往台湾后，美国开始对台湾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造与支配，在台湾推行全面崇美媚日、贬损中国大陆的文化教育，清除反帝民族解放思想，彻底摧毁日据期英勇艰苦的民族民主运动中积累下来的解放的社会科学、哲学和文艺传承，大力培植分离主义力量，乃至灌输“台湾民族”论，台湾培养出来的精英“学而优则仕美”，对大陆的离心力越来越强。随着第一代原籍大陆移居台湾者的凋零，新的几代人特别是当下的台湾年轻人，还能有多少对大陆、对祖国的“文化认同”?对他们来说，“乡愁”的所指还是祖国大陆吗?“乡愁”“回家”这样简单的文化宣传策略，是否还能打动他们，需要画一个问号。
而更为绕不过去的是，如何对待中国大陆的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共产党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两岸分裂后的冷战对立史;还有，台湾自身百多年来的被殖民史、分裂史，分离后的“中华民国政权”史，台湾目前的社会现状、阶级分化与政党政治。
绕开这些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无论如何追溯文化“乡愁”，建立在这些文化符号上的“共同体”，仅仅是符号，是想 39 40389 39 15873 0 0 8123 0 0:00:04 0:00:01 0:00:03 8123，无法回应美国帝国主义长期的对台殖民主义教育，无法解释被歪曲的两岸近百年历史脉络，更无法回应台湾当前因依附美日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造就的两岸分离的鸿沟，无法靠这些文化符号去弥合。
因而，余光中现象，只是这种分离鸿沟上的一座文化浮桥。这座浮桥是空悬的，没有根基的——永远绕过最根本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与矛盾，绕过最当下的两岸社会状况，仅仅通过对新一代台湾民众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感情所系的“祖国山河”、通过切割掉20世纪这段最为复杂和切近的历史的“共同历史、文化”，从而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政治背景，乃至不同阶层的人，提供一种似乎可以共通的情感公约数，其结晶就是被说滥了的、日渐失去现实所指的“乡愁”。
这座虚浮的、空幻的、看上去美丽光洁的文化浮桥，甚至是朽坏的，因为它的材质是有过腐蚀的，往内里看，就可以看到桥体本身那深深的裂隙、虫洞，乃至陷阱。
二、乡愁诗人的另一面：罗织政治罪名，迫害左翼乡土作家
谁能连接起两岸的历史、现实，往历史和社会的纵深探索，给两端的断崖寻一条扎根于地底、岩层深处的连接，找到其本来的、真正的根脉?是陈映真，被我们的媒体、学界、民众长久忽视的一位台湾作家，曾在台湾两蒋时期的政治恐怖中被余光中构陷过的左翼作家、社会主义活动家。
余光中，这位教导孩子“不媚俗”“不谄媚”“做理想主义者”的、貌似人畜无害、洋溢着精神光辉的诗人，曾经有过政治打手的不光彩经历。尽管他晚年也加以悔过、辩解，一定程度的否认。
关于这段历史，在近日对余光中的主流纪念之外，也有一些小众媒体进行了披露。当时的余光中在同与他文学、政治理念不同的作家论战时，给秉持现实主义写作理念的一些作家、乡土文学作家扣上“狼”“共匪”“工农兵文艺”“毛泽东所说的文艺”“左倾文学观”等大帽子。当时的台湾极度恐左，对一切涉“左”“马”“毛”字眼的，甚至对于同社会主义、左翼毫无关系的作品，也风声鹤唳。余光中这种骂战可谓是逼人于死路，他还对“扣帽子”振振有词：
【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这被人总结为已经不是在扣“帽子”，而是要取人头的“血滴子”。余光中因为同台当局的反共政策一致，受到当局宠幸，他所批判的乡土作家则遭受巨大压力，被边缘化。
此外还有一桩公案，说是余光中曾在70年代给台湾“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昇写信告密，称乡土作家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怕对方是老粗不懂，余光中还“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此事在当时绝对是可以取人性命的，何况陈映真此前因“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罪名被逮捕入狱，当时才出狱不久。后经人从中斡旋，陈映真才又免于一场大祸。此事许多人回忆过，而余光中自己后来却辩解说，那封信不是寄给官方的，也不是要构陷陈。
对这桩公案此不细究，也无意因此将余光中全盘否定，毕竟人有多面性。古代的大贪官奸臣、无行文人，也不乏诗文、书画造诣很深厚的。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的大陆文化、教育、出版界，余光中大热，与他不同的，同大陆社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更为贴近的另外的台湾作家，却备受冷落。大多民众只知道余光中，不知道陈映真，正如只知张爱玲不知有丁玲，不知道茅盾、“左联”作家。这是极不正常的。
三、陈映真的“文化清理”，比“文化乡愁”更重要
陈映真的活动领域涉及文学、历史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运动等多个方面，滋养了台湾许多的左翼知识分子。然而大陆对他和他的作品关注、研究很少。在知网搜索关于他的论文，数量远不如余光中，每年的论文数只在个位数、十位数徘徊。
然而，陈映真所做的工作，却值得我们学习。
帝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统治，造成了台湾与大陆的政治分裂，而国民党以来的台湾当局推行的数十年反共、仇视大陆的教育，造成了文化、历史的巨大断裂。尽管大陆对台湾的了解越来越多，对国民党的历史地位评价越来越高，然而对于大陆的历史、政治，在台湾那边却一直被蒙着一层极端反共的意识形态烟雾，造成了一座座文化废墟、历史断崖，使得一般台湾民众对大陆社会、共和国历史和共产党政权，充满根深蒂固的无知、偏见与敌视。
在此基础上建筑起来的“乡愁”之桥，必然是极不稳固的，充满陷阱的。对大陆的“乡愁”，也许连接到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是复古倒退的“大中华”或者是资本谋求扩张的沃土。
因而，对由反共意识形态造就的台湾主流思想文化进行清理、反正，是真正连接两岸的前提。陈映真清醒地认识到这点，他曾专门写了《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一文，对台湾社会性质和思想文化作了历史的分析。针对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他痛切地指出：
【“由于1950年白色屠杀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在，至今尚未有全面的、科学性的讨论。”】
在《台湾现代文学思潮之演变》中他论述道：
【“由于战后台湾社会科学和文学理论，完全受到美国反共、保守系学界的深刻影响，使台湾朝野社会科学和文学理论界不知道透过正确把握一个社会所以构成和发展的一般原理。”】
他认为台湾的分离主义思潮也是这种反共教育酿成的恶果：
【四十年来的恐共、反共教育和传播，发展成国府始料不及的反中国心态，以恐共、反共来巩固自己的安全的国民政府，意外地在台湾失去了中国的立足点，而受到国际卵翼下的台湾分离运动对它合法性的挑战。】
因此，陈映真作了一个文化的开拓者，孤独而坚韧地对台湾历史、政治的阴霾进行清理。在我看来，他做的正是一种“文化清理”、历史去蔽的工作，只有扫除掉多年积累的阴霾与废墟，露出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脉络，那么“文化共同体”的桥梁才可能有稳固的根基，才谈得上“文化乡愁”的现实感召力。
陈映真的历史、文化清理工作，以我有限的所知，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1、清理被掩埋的台共党人、台湾白色恐怖历史，连接49年后的台湾历史与中国革命史
促使陈映真做起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是他六七十年代的入狱经历。此前他已有左翼思想，但还没有上升为一种实践的、人生的自觉。他回忆说：
“入狱对我的一生来说影响很大，倒不是说因为被关了几年，而是我在绿岛跟一个被掩盖的历史，只存在耳语中的50年代那些因肃清而入狱的人物活生生地见了面，我从亲历者口中听到了那个时代的轰轰烈烈，使我和台湾史缺失的这部分接上头了。”
共产党人在49年后台湾的艰辛活动和悲壮结局，国民党当局50年代在台湾制造的白色恐怖，至今仍鲜为人知。陈映真作了第一个开掘者。他以小说《铃珰花》《山路》《赵南栋》这“白色恐怖三部曲”，以及其他许多学术、社会活动来开掘这段历史。关押在绿岛的生活经历成为了陈映真写作《山路》的主要创作来源，里面绝大部分内容都不是杜撰，而是他在监狱听来的故事。他说：
【“我记录了当时的人的伦理，精神的高度，整整一代人为了他们的理想，燃烧在战斗的原野。在荆棘中烧出一条大路。人的一生只能开花一次的青春，他们就义无反顾献给理想的道路。”】
这段入狱经历对陈映真影响极大，他后来表示，这让自己对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
陈映真访问作家杨逵
在他之后，其他台湾作家、学者也受其影响，继续对那段历史进行整理、书写，如蓝博洲写作的《台共党人的悲歌》。他们的工作让我们了解了一段被掩埋的历史，对于海峡两岸的普通民众认清楚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历史面目，认清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为了台湾底层民众的解放进行的艰苦斗争与牺牲，排除掉反共宣传对台湾民众造成的对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恐惧与敌视，从而对中国的革命史，对社会主义中国有更深的理解甚至认同，是极为有意义的。
2、清理殖民-帝国主义历史，揭示台湾问题的根源
台湾问题，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政治分裂，根源在于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殖民统治、帝国主义战争与争霸。认识到这个根源，才能认清楚当下台湾问题的症结。陈映真对此有深刻的研究与论述，在《何以我不同意台湾分离主义?》一文中，他指出：
【台湾分离主义和战后新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受到岛内外、新旧时代的台湾分离主义运动者加以清算。】
【台湾分离主义运动，在依附美日新帝国主义，甘为新帝国主义鹰犬，甘为逐渐破产的“两极对立”冷战构造服务，盲目“反共”、“恐共”和反华，可以推想，万一“台湾民主共和国”成立，它也不过是一个极端法西斯的、美日附庸的“国家”。我也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生活的极度的荒废。】
并将台湾的现实放到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考察，提醒人们警惕新帝国主义的蔓延：
【分离运动只能造成国际资本在台湾对自然、人、文化更加肆无忌惮地蹂躏，并以腐败的发展换取对中国的永久的断绝。缺少对世界体制、国家和文化怀抱批判知性的台湾分离运动，是当前帝国主义和世界体系下台湾被“矮化”的文化的结果。】
1994年2月，陈映真在台北市新生画廊策划关于日据台湾五十年主题的《五十年枷锁》照片展
90年代以来，陈映真组织成立了“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参照，认真梳理研究台湾近现代历史，对台湾的社会性质变化脉络做出了科学的划分，并根据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做出更贴近事实的调整：
1895～1945(日据期)──“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5～1950(光复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组成部分。
1950～1966(农地改革到加工出口导向)──“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1966～1985左右──“新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
1985～2000──“新殖民地-依附性独占(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这就把台湾社会变迁放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和变迁中来看待，使得对台湾问题和台湾社会内部问题的认识，有了总体性的参照。
3、认清台湾社会现状，探寻台湾问题的出路
无论是发掘台共党人、白色恐怖的历史，还是研究近代以来的台湾历史变迁，都是为了认清台湾社会现状，探寻台湾问题的出路。陈映真对此有清晰的自觉。在成立“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宗旨中他就表明：
【为了克服当时台湾社会的民族与阶级的矛盾，援引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对于台湾社会与历史之科学的、自我认识工作;一方面又要进一步汲取二战以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以及其他各种进步的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理论新的反省与发展，同台湾社会具体现实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科学地、批判地认识和改造台湾社会与历史的论述系统，诚为当务之急。】
他认为对于台湾社会性质的探讨相当重要：
【在这一课题上的深入研究与展开，不但有益于对台湾社会实情的客观理解，也有益于清理已经基本教义化的许多论说──例如台湾民族论、台湾社会独特论、台湾意识论、台湾主权独立论，更有益于科学地探索新时期的反帝、民众的民主主义变革运动，包括文学的变革的纲领。】
经过一番研究、“清理”，他总结出台湾当下的“新殖民地性质”：
【即表面上政权独立，实际上在政治、外交、文化、意识形态、军事等方面附从于人，受人支配;在经济上，其对美日经济的依附性。】
在所有这些“清理”工作中，贯穿其中的是对底层大众的关怀、坚定的人民立场，对精英立场和意识的清醒拒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据蓝博洲回忆，他在学校时请陈映真做过一次讲座，拟定主题为“小说家与他的时代”，陈映真却擦掉黑板上原先的讲题，另外写上“大众消费社会的文学家和文学”，作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与人的异化的演讲，在当时一片死寂的校园知识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对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小知识分子作了一次思想启蒙。
此前被余光中攻击为“工农兵文艺”的陈映真乡土小说，正是向下看，向着底层、向社会的最真实面看，其乡土叙事书写最多的是底层民众贫困的生存状态，复杂的乡土情愫和民族意识，这些主题贯穿其小说创作始终，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意识和人民意识。不管是观照历史还是现实，陈映真都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对台湾上世纪“经济奇迹”的一片欢呼叫好中，他这样抨击一些人的盲视：
【他们只热心争论，台湾的“经济奇迹”是国民党英明领导的产物，还是“台湾民族”勤勉、优秀的“海洋性格”使然。对于豪奢冶荡的“娼妇经济”，对于经济发展背后的工人、渔民、农民等弱小者之压抑，全岛色情化、全岛少女在金钱和官能崇拜下失去人的保障，环境与自然的深刻破坏……基本上不加以批评。】
他还积极地投身到台湾普通民众、工人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中。
余光中的诗、文，给人以纯真的感觉，那是文人气的真，文学的真，同政治构陷者的身份并行不悖。相比之下，陈映真的“真”是扎扎实实的、拼尽力气的，用他友人的话说，他是动真格的。他不辞劳苦、孤独、牢狱、疲病，在后革命的时代做革命者的事。与余光中构建的温和清新华美的文化想象不同，他直击现实，怀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悲悯之心、变革社会的意志，以自己的肉体之躯与社会现实短兵相接，以致积累成疾，晚年十年间卧病在床。
从个人人生的、“成功学”的角度来看，他的人生是遗憾的，远不如余光中先生的完满、温软、有情趣，“赢得生前身后名”。——输入法里甚至都没有收录“陈映真”这个名字，需要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
然而这是战士的人生。
四、另一种文学，另一种思考，另一种统一策略
陈映真到底代表了余光中的清新之外的另一种文学、文化、政治的立场与思路，代表了除却余光中式的“乡愁”符号、空洞的“文化共同体”外，另外一种打通两岸文化/历史分隔的可能。这种途径是艰苦的、不那么清新浪漫的，然而是更扎实的，也因而是更可行，更靠得住的。那就是，眼光朝下，朝向最大多数的一般民众，宣传社会主义道路。
台湾分离主义的历史、文化根源前面已经谈到，其目前经济社会的基础，也不可忽视。战后台湾经济走了一条依附性道路，在取得一定经济成绩的情况下，也造成了资本精英的垄断性利益，并在此后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中进一步对资本松绑，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贫富差距急剧恶化。台湾该如何走出对外依附美日霸权主义、对内惨遭权贵资本蹂躏的悲惨命运，陈映真指出另一条道路，并向台湾底层宣传。
上世纪70年代台湾青年的“保钓运动”，就曾经因为同大陆一致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使得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中国有了真实了解，产生了一定的好感，此后的一些致力于两岸统一的台湾左翼人士，不少人就是从这场运动中走出来的。
据到台湾旅游的人士介绍，在今年台湾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百周年活动中，有年轻人说：“如果搞社会主义，我愿意做中国人。”这话应该让两岸致力于统一的人们加以深思。在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陷入重重危机的今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让两岸的民众看到希望。
同世界许多地区的分裂一样，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分离，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结果。那么，两岸的统一，也必然是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和帝国主义霸权的反抗。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反抗与超越的最佳路径。这是陈映真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启示。
与其余光中，不如陈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