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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过是老蒋的尾巴

2017-12-22 鹿野 察网

摘 要

所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仅不能代表朝鲜民族独立运动的正统或曰主流,而且恰恰是在华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当中在朝鲜境内影响力最弱的一派。更有甚者,其存在的20多年里除了跟随蒋介石支持皖南事变,就是清洗攻击独立运动内部的“朝鲜共产主义分子”,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抗日行动特别是武装斗争。不但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它,甚至将其视为宣传工具的蒋介石集团也因为其表现太差不好意思承认。近年来的相关炒作恐怕不过是媒体舆论的“民国范儿”与极端“果粉化”的一个侧面罢了。

近年来,随着朴槿惠到文在寅等韩国领导人访华时往往都要参观一下在华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内也出现了一股推崇该政府的思潮。甚至不少人将这个所谓临时政府视之为朝鲜民族独立运动的正统,把长期负责该政府的领导人金九视为所谓的“近代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之父”。然而,这种说法不过是韩国方面与某些哈韩的中国学者宣传的产物,距历史的事实相去甚远。

首先,长期在华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流亡政权。在日本吞并朝鲜之后,1919年爆发了席卷全朝鲜的三一革命运动。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革命的导火线是朝鲜国王高宗李熙突然死亡,民间盛传其是被日本毒死的。也正是由于此人的死亡,导致朝鲜失去了共同的名义最高首脑。在这种情况之下,各种名目的临时政府纷纷成立,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只不过是此类政府之一而已:

【1919年三四月间,在韩国“三一”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在韩国国内、中国上海和俄国远东地区等地出现了6个临时政府,它们是3月27日成立于俄国海参崴的“大韩国民议会政府”、4月1日出现于韩国畿湖地区的“大韩民间政府”(布告政府)、4月9日出现于韩国汉城的“朝鲜民国临时政府”(布告政府)、4月1 1日成立于上海法租界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4月17日出现于韩国平安道的“新韩民国政府”(传单政府)、4月23日成立于韩国汉城的“韩国临时政府”,6个政府的共同特点是都以日本朝鲜总督府的对立政权出现。
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新探: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建90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05,第19页】

不过,如果仅仅是先天不足的话,经过后天的培养或许还可以增强这个虚弱的“临时政府”的影响力。遗憾的是,这个在上海法租界躲躲藏藏的所谓临时政府影响力不但没有能够与日俱增,反而随着内部的倾轧与日俱减。

最早的时候,这个所谓临时政府的最高领导人长期旅居美国的右翼首脑李承晚,总理则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左翼民族运动领导人李东辉,还算是一个比较有包容性的政府。但是,李承晚、李东宁和金九等右翼领导人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方面,而是放在反对所谓内部的“共产主义威胁方面”。从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不久,他们就以列宁援助李东辉一派为由攻击其是“拿卢布的”。最终,迫使李东辉等人于1921年3月辞职流亡苏俄。

仅仅过了两个月,右派内部又发生了倾轧,李承晚以流亡政府首脑的身份不仅不同意把行政裁决权交给上海的李东宁等人,反而呼吁上海临时政府迁到华盛顿,并且截留了一些旅美朝鲜人的援助款。双方虽然想在反共的前提下做一些妥协,但是还是没有谈成。最终,上海一派人于1925年3月正式弹劾了李承晚。到此,所谓临时政府已经没有什么活动能力了:

【到了1925年前后,因为李承晚长期滞美不归,李和徐载弼等亲美派在美国又另立韩国独立运动的组织,截留了美洲韩侨对临时政府的捐款,使上海临时政府在人力、财力上之支持度大为降低。而亲俄之共产派李东辉、韩亨权、李相龙、金俊渊等,也因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派间性格不合而离开上海,使得在华的韩国临时政府与莫斯科之间关系,也为之中断。加上早先从事独立运动部分韩人在长期折磨下,开始心灰意冷返回韩国,一部分人因生活困难不得不在沪自谋营生各奔前程,上海韩同临时政府的生态环境变得愈来愈为艰难,几乎是门可罗雀,就像一个败落的大家庭,开始面对人财两空的局面。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二十年  政治卷=KOREA STUDIES SYMPOSIUM POLITICS,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0,第311页】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中国又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力量的对峙,朝鲜在华独立运动受其影响逐渐分化为四大派。

第一派是金日成为代表的抗联派。金日成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34年3月创建朝鲜人民革命军,后来又在1936年5月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并担任会长。他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长白山区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通过组织军队发动武装斗争,曾经取得普天堡大捷等一系列著名胜利。其既是朝鲜抵抗力量中影响最大的一支,也是中国东北抗联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6年到1937年,是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发展壮大的时期,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和杨靖宇领导的第一军,成为东南满地区的两大武装力量。敌人的绝密文件以及报纸和杂志,常常把金日成的名字和杨靖宇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宋凤英《金日成与我国著名抗联将领杨靖宇特殊的战友情》
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3/0918/c198307-22961071-2.html】

第二支独立运动是金若山(原名金元凤)为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这些人属于朝鲜的左翼进步力量。他们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组建了朝鲜义勇队,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1941年朝鲜义勇队主力北上,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并肩作战,后来又在1942年改名为朝鲜义勇军。不过,这一支抵抗力量的人数较少,一般只保持在一百多人。更是从来没有在朝鲜国内有过任何活动,影响力远不如金日成。后来,金若山与金日成一起参加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运动,其担任的最高职务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副委员长,相当于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第三支是金斗奉、崔昌益和武亭等人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的朝鲜民族独立力量,主要是“朝鲜独立同盟”。应该说,这一支朝鲜独立运动发展较晚,其影响力开始的时候要比前两支弱。像武亭虽然早就是红军重要将领,但是其早期是作为中国军人而不是作为朝鲜独立的领导人而成名的。不过,后来在朝鲜义勇队北上之后,这一支力量逐渐发展壮大,超过了金若山领导的国统区朝鲜左翼进步力量。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金斗奉原来在国统区领导朝鲜义勇队时影响不及金若山,但是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建国之后其担任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的职务,成了金若山的上级。不过,由于其战绩主要都在中国,在朝鲜国内的影响力仍然不及金日成。

第四支独立运动自然就是后来和蒋介石一起搬到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支独立运动的影响力就更差了。金九等人从来没有组织过像样的武装斗争,只是找过几个人搞暗杀,除了把自己乃至朝鲜独立运动的名声搞臭了以外没有任何影响。更可恨的是,这批人极力支持蒋介石在抗战中后期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运动,像金九在皖南事变之后第一时间就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蒋介石反共活动。对待朝鲜独立运动本身也同样采取了背后打黑枪的做法,像金九就亲自出面攻击金若山等人的朝鲜义勇队是共产党组织,呼吁国民党进行打压:

【为争取中国国民政府的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致信中国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诬蔑朝鲜义勇队为共产党组织。1940年1月26日,金九致函朱家骅:“20年来韩人纷争皆由共产党作祟,时而单一,时而联合,用老方法分化削减民族运动之力量”,将韩党统一运动失败责任完全推给共产主义派。同时要求中国国民政府停止对共产主义派的援助。受金九的影响,1941年7月,朱家骅致函何应钦,请协助成立韩国光复军。内称:“查彼国各党之不易统一,其原因全在内有共产党为梗,与金(九——引者注)、李(青天——韩国光复军总司令,引者注)等本身无关。”
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新探: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建90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05,第460页】

当然,金九个人在晚年还是有所反思的。特别是到了韩国建立前后,其由于受到李承晚的排挤思想开始急剧左转,他在同金日成的会面中表示,自己反了一辈子共,老了才发现一生的所作所为全错了:

【倘若我早知道真正的共产主义就是您实行的这种政治,又干嘛要去反对它呢?只有这条道路,才是我们民族应走的路。】

最终,金九被李承晚暗杀。也正是这个缘故,朝鲜方面也没有完全否定金九个人。但是就其实质的影响力来看,最多也就是金若山那种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副委员长级别,离金日成差的很远。所谓的“韩国国父”甚至“近代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之父”完全是一部分韩国学者和中国的哈韩学者吹出来的。

而且,金九个人并不等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其反思是在这个临时政府灭亡之后。在整个临时政府的存在着20多年里,其几乎没有干过一件像样的事。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于华北抗日根据地组建的“朝鲜独立同盟”就发表过一个声明,一针见血的打中了它的要害:

【“韩国临时政府从来都没有组织起来为朝鲜独立而斗争。临时政府是由一群1919年‘三一’运动逃离朝鲜到上海的难民建立的。他们已经并正在寻求中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承认和援助。他们内部分裂,没有民众基础。韩国临时政府仅代表反动的朝鲜地主阶级,他们对朝鲜普通民众所感所想不了解。他们与满洲和华北的朝侨没有任何联系。在它存在的24年之中,绝对无所事事。朝鲜独立同盟理所当然地不承认临时政府。”】

总之,所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仅不能代表朝鲜民族独立运动的正统或曰主流,而且恰恰是在华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当中在朝鲜境内影响力最弱的一派。更有甚者,其存在的20多年里除了跟随蒋介石支持皖南事变,就是清洗攻击独立运动内部的“朝鲜共产主义分子”,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抗日行动特别是武装斗争。不但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它,甚至将其视为宣传工具的蒋介石集团也因为其表现太差不好意思承认。近年来的相关炒作恐怕不过是媒体舆论的“民国范儿”与极端“果粉化”的一个侧面罢了。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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