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际均中将：我们要找回五六十年代令美国害怕的精神
我们的主动地位，是建立在立足于应付严峻挑战情况下的抓住机遇;是立足于能够打赢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来遏制战争，以争取较长的和平环境;是立足于具备武力统一能力和决心条件下的和平统一;是立足于尽早做好准备的耐心等待。
【察网编者按：本文为中央军委办公厅原主任、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将在2006年12月份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上的演讲稿，文中谈到的一些关键问题至今仍未过时。在国际上各种形式的新霸权主义叫嚣日甚，中国的和平发展仍面临重大战略挑战的今天，察网发出李际均中将的这篇文稿，以供学习参考。】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讲到安全问题，就不能不首先考虑威胁来自何方。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问题不仅存在，而且是全方位的。霸权主义实行的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在全球扩张的整体战略。二战以前，有种提法是“战争过后便是文化使命的展开”，也就是说，文化使命展开于战争之后。但是二战以后，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思想文化入侵既充当霸权主义政策的先行官，又跟随其战争的弹幕延伸与扩展。思想文化战争始终在全时空进行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颜色革命”和伊拉克战争，都证明了这一规律。因此，我们要从大战略的角度来讨论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问题。我主要谈两点思考：
一、变动中的“三个世界”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战略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关于“敌、我、友”的判断、界定和对策。毛泽东关于国际政治的重要遗产之一是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与实践。我认为它仍然是观察、认识与处理当今世界政治的基本方法论和科学的国际观。当然要根据当前形势加以调整。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在根本政策上明确联合谁、打击谁、中立谁;分清敌友，或非敌非友、或亦敌亦友的问题;在策略上也不能更好地利用矛盾，牵制主要对手，积蓄力量，发展自己，使国家利益最大化。
当代的“第一世界”，是霸权主义超级大国及其主要盟国。其特点是主张文明冲突，以反恐战争划线，推行干涉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都是靠主导联盟战略取胜，它没有单独打贏过一场战争。当今它仍在营造一个扩张性的“神圣同盟”，其在欧洲、亚洲的战略支点，就是英国和日本(在亚洲的中东，则利用以色列制约阿拉伯国家)。
严格说来，反恐行动构不成战争。车臣战争是平息内乱，伊拉克战争是侵略战争，都超出反恐的范围。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来回击个别的恐怖事件是不得要领的。冷战后的事实证明，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美国在伊拉克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国家级的恐怖主义，使用最现代化的武器打一场原始的“血亲复仇”式的战争。结果是用暴力取得的，又被暴力所取代，又是一种可悲的恶性循环。
二战后美国发动的历次战争证明，美国对外政策只有所谓“民主”的宣传而缺少民主的文化。霸权主义不仅是战争的原罪，而且要对恐怖主义泛滥和核扩散负责。和谐与暴乱是希望与绝望的竞争。恐怖主义是对霸权主义的变态回应。世界上有一种幻想不应该成为现实，有一种现实不应该成为幻想，那就是核武器、核讹诈与核战争，而这些的始作俑者都是美国。
当代的“第二世界”，是主张多极化的发达国家。其特点是在一定情况下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但为了本国的利益，又往往是采取绥靖主义、功利主义，在力所不及或与美国利益一致时，实行对美国妥协或追随其后，不惜牺牲小国的利益，以求分得一杯羹;在力所能及特别是伤及本国利益时，则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敢于碰撞美国。德国施罗德任期的政策表现就属于后者。默克尔上台，德国向右转，呼应美国提出的“自由同盟”，搞欧美战略协同。欧盟一体化虽然超越了冷战的分界线，但迈不过俄罗斯这道坎。且不说普京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独立的政治价值观，美、俄之间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矛盾很大，经济文化联系程度不髙，缺乏经济利益的交错和文化的吸引力，而且有冷战对抗导致苏联解体的心理隐恨。普京近年来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叶利钦时期以牺牲小国利益来取悦美国的负面形象，提升了俄国的国际影响力，并增大了对美国的牵制。
当代的“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就大多数国家来说，基本上进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一些国家的左翼力量壮大，取得执政地位。一些拉美国家提出要建立国家联盟，呈现出区域性联合反霸的趋势，十年前它们比着谁是美国最好的朋友，如今则比着谁是反美的英雄。当然美国不会放弃拉美，拉美的左翼与右翼会有一番激烈的较量。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已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今年在中国举办的“三大峰会”确立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政治平等互信、经济合作双贏、文化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全世界树立了用“文明和谐”取代“文明冲突”的样板。同时也使中国巩固了非洲和拉美这两个重要战略外交依托阵地，并且提高了中国对美欧的战略地位。
二、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间题的核心是确立和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主体价值观
政治决定民族立场，经济决定民族利益，文化决定民族情感，国防决定民族生存。越是全球化，越彰显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国家和民族利益至髙无上，是战略的最髙准则。爱国是中国人的第一人格。
中华民族的振兴首先是要有精神上的振兴，在国魂、军魂上振兴，才能带动和保证经济上、物质上的振兴。一个民族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先秦时代既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苦斗精神，又有“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泱泱气概。但后来被儒家文化的消极成分给磨掉了，而儒家学说的积极内容又被文化大革命给打掉了。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财富，我们要在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提纯的基础上加以传承。特别是继承和发扬毛泽东领导的光荣时代所培育的民族自尊、自立、自强、自豪的战斗精神。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学者对我军前往造访的将军说：“我并不认为中美两军差距存在于技术层面，最大的差距在于精神，你们失去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咄咄逼人的攻击精神。”这是在向我们叫板。我们要找回那种精神——令对手害怕的精神。
哲学家汤因比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可是现在我们一些地方在观念、文化上发生了颠倒，例如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对毛泽东、红军长征、帝国主义侵略、南京大屠杀、狼牙山五壮士等历史都大幅删减，增加和突出摩根、大通、纽约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弹头火车等内容。上海某历史学家解释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当前的政治目标一致。”这是对我国当前政治目标的歪曲。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正是历史课本的任务。现在许多严肃的东西被“恶搞”，提出要“告别崇高”、“颠覆红色经典”。殷鉴不远，苏联解体前就有这种现象，否定苏联卫国战争英雄，否定卓娅、舒拉和青年近卫军，为苏联解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是以先烈的血泪洗面才得以容光焕发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不能让某些所谓知识精英肆无忌惮地攻击、嘲弄革命精神遗产，毒化社会思想。今天的社会，要的是人格道德化，而不是人格权谋化(不要把兵法谋略当作人格和智慧的化身加以膜拜);要的是“枕戈待旦，闻鸡起舞”，而不是“文恬武嬉”、空谈误国;要重塑我们的民族性格，而不要让那种文化粗鄙、学术浅薄、行为浮躁、道德失范、信仰缺失的不良社会风气蔓延。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固有优势。核心价值观变了，政策就变了;政策变了，国家就变了。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西方的观念，把苏联搞垮了。苏联解体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能不承认，美国的整体战略特别是思想文化战争所起的颠覆作用。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促成苏联领导集团和知识分子在价值观上的转化，从而导致苏联的自我毁灭。曾经参与拆毁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前苏联文人学者，现在有不少人醒悟了。他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主要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被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人为破坏的。没有理想的社会注定是沉沦的社会。霸权主义攻击一个主权国家，首先进行的是思想文化战争，采取里应外合的手段，摧毁其核心价值观，以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面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涌入，我们决不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软化自己的立场。
有尊严的和平是靠实力(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实力)和打胜仗取得的。我们的主动地位，是建立在立足于应付严峻挑战情况下的抓住机遇;是立足于能够打赢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来遏制战争，以争取较长的和平环境;是立足于具备武力统一能力和决心条件下的和平统一;是立足于尽早做好准备的耐心等待。国家领土主权不容侵犯，军队的国防功能要在关键之 处有实际的表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一旦受到威胁，外国是否介入，干涉到什么程度，既取决于外国的政策，更取决于我们军事斗争准备的程度和反击决心与手段的有效性。
【察网(www.cwzg.cn)摘自《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第五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论文集》2007年9月第1版】
李际均将军访谈录——战略思维与战略文化研究的开拓者
作者：李际均、白云真
《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按：李际均中将是中国著名的军事战略学者，也是军事战略思维与战略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和先行者。李将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当过部队指挥员，也做过研究员、教授，还当选过三届中共中央委员，既有部队工作经验，也有在高级决策部门工作的经历。为探寻李将军的思想发展脉络、个性特征以及战略思想，以此增加对新时期中国将军的认识与了解，推动当前中国的战略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本刊编辑部对李际军将军进行专访。李将军接受了本刊实习编辑白云真的访谈，访谈重点从人生与学术历程、战略思维与战略研究、战略文化与中国传统战略遗产、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点和历史回顾、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认识与把握战略机遇期等方面来探寻李将军的学术思想。李将军的战略研究反映了他的睿智和深刻的洞察力。李将军治学严谨，为人谦逊。他的人生信条是：“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精通军事艺术，具有勇敢与献身精神。”（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讲演时，回答关于人生信条的话）征得李际均将军同意，现刊发访谈摘录，以飨读者。
一、人生历程与学术之路
白云真：您1934年出生在哈尔滨，那时东北三省正处于日本的侵略统治之下，您对那段经历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家庭的教育对您的人生道路产生了什么影响?
李际均：童年的经历给予我刻骨铭心的亡国丧邦之痛。曾做过私塾教员的父亲，一面送我的大哥到大后方去参加抗战(他后来参加中国远征军，两次赴缅甸作战);一面给留在家中的子女讲授《古文观止》和《唐诗》等。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讲到古代亡国的故事，讲到文天祥的《正气歌》时泪流满面的情景。可以说，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刻骨铭心的亡国丧邦之痛，几乎同时进入我的记忆，对我终生的选择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白云真： 1950年，在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关键时刻，您高中还没有毕业就毅然参军了，当时是怎么想的?
李际均：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和许多同学一起报名参军。离家时母亲流着泪拽着我的衣襟不放，她颤抖着说：“你才16岁，太小啊!等像你大哥那样大再走不行吗?”我掰开母亲的手说：“不行啊，敌人都打到国境啦，咱们不能再当亡国奴!”这件事让我体会到“诀衣而别”的悲情含义。可以说，所有奔赴战场的战士都曾让母亲的心无比伤痛过。等到子女有能力报答父母的时候，许多父母却等不到那一天。中国人民伟大首先是因为中国母亲伟大。
白云真：您曾把对人生的感悟概括为“从恐惧到无畏的三次升华”，您能解释一下吗?
李际均：孔子说：“吾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这个“惧”并不是懦弱，而是更接近于慎重。从一个战士的成长来说，恐惧是初上战场时生存本能的反映;无畏则是经历战争考验，培养和锻炼出来的品质。
人生的第二次升华，恐惧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就是从最困难的方面准备，向最好的方面努力。无畏也不仅仅是在作战中保持沉着、冷静的性格和品质，而是升华为“认识必然之后的自由”，是摆脱了私欲之后的无所求，也无所惧，即“无欲则刚”、“宠辱不惊”的坚定和超越自我的思想境界。
人生的第三次升华，是到了人生的冬季，能积极而坦然地对待生命的凋谢。步入老年，没有往日那样绚丽多彩，却不乏凝重与恢宏，少了一些浮躁与偏狭，多了一些深沉与宽容。不论是与生俱来的缺陷还是成长中的伤痛，都渐渐淡化。从回忆与沉思中重新发现和省察自己的人生体验。两万五千天，从出生到白头。漫漫人生路，坎坷何其多。有阳光就有阴影，只有心中的理想才是永不熄灭的光明。无论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挫折、艰险与平淡，作为人生体验都是财富。直到不期而至的那一天，闪烁在脑海中的灯火突然止熄，喧腾在胸中的心潮归于沉寂。在人生谢幕之时，可以坦荡地说：尔今尔后，庶几无愧!至于有没有观众并不重要。我并不是说，自己已经完全达到这样的境界，是作为一种人生的感悟和追求而言的。中华民族是以先人的血泪洗面才得以容光焕发，比起先烈们壮丽的人生，我们是何等渺小;比起那些伟大的生命，我们又是多么微末。
白云真：朝鲜战争结束时您才19岁，只是个初级军官。不满三年的战争经历对于您以后从事的战略研究够用吗?
李际均：当然远远不够。只有实践(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实践)才是思维和理论的坚实基础。黑格尔说：“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它表明哲学思维是以现实的、经验的实证物为基础的，而非先验的。任何一种理性思维都会显现出它赖以产生的经验材料。经验思维越丰富，理论思维就越深刻。在产生军事创造思维成果的过程中，无论是信息的诱发，还是任务的压力，形势的迫使，传统观念的影响，情感的激荡，或是思维的顿悟，都离不开战争实践的基础。它是前瞻性思维的历史依据。在许多战争经验丰富的老前辈、老同志面前，我是不敢言兵的，我只有认真地向他们学习。
白云真：但是后来您又从事战争史研究的工作，这使您获得了深入研究所需的更丰富的材料和间接的经验吧。
李际均：是的。从朝鲜回国后，我参加战争史的编写工作，一干就是10年。这使我获得了更多的间接战争经验,特别是后来在军事科学院时，我有幸在我军著名的军事家、当时的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将军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当时档案还没有解密的情况下，我得以阅读和研究了军事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中国共产党全部军事文献，主要是各个时期的作战电报。我仿佛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目击者，受益匪浅。当时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也给了我极大的信任和帮助。他们把新收集到的国内外有关书刊先送给我阅读，但限三天归还。有的大部头新书我都是连续三天三夜读完，并摘录了卡片。管书库的同志还给我特殊的待遇：可以进书库查阅，中午下班时他们把我反锁在里面，让我安心读书。在办公室加班有时是“24小时一贯制”，离开办公楼回宿舍时，常常一时分不清是拂晓还是黄昏。
白云真：您曾担任师长、军长、机械化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职务，工作的变迁和行政事务的繁忙，却一直没有中断学术研究与思考，您是如何处理和协调的呢?
李际均：上述经历正好让我有机会体验和实现从战术、战役到战略的研究与军事工作任务实践相结合的完整过程。之后我又回到军事科学院，主要分管战略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工作，直到退休。我这一生是同“枪与笔”结下了不解之缘。
白云真：也许正是这些经历才使您无法受到完整的正规教育。您是怎样加以弥补的呢?您如何调节自己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和兴趣呢?
李际均：上苍不会把一切机缘都给予一个人。战争使我中途辍学，所以我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未完成学业的人，孜孜以求地加以弥补。时间是个常数项，放在等式的这端就放不了那端。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学习，我从来不玩扑克，也没有下棋或钓鱼之类的消遣。我的方法是不搞无效益的时间消耗，既然抡扫帚、拖把一样可以锻炼臂力而且能使环境卫生，那就不必去打网球、高尔夫之类的东西。
白云真：您对战略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军界和学术界也对您的战略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您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呢?
李际均：我的学术研究只是试图探求对军事领域某些规律性的认识。这种研究不是单纯出于兴趣和为了获得一种发现的快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怀着强国的宿愿，参与我们饱经忧患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沉思。研究战略问题，既需要科学方法，同时又需要一种感情境界，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追求。
白云真：作为战略研究的专家，您认为中国的战略研究应当坚持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李际均：研究军事战略问题，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正确的思维方法，用来解决现实发展与思想认识的矛盾，解决具体与抽象、实践与观念的矛盾。具体地说，爱国主义是战略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战略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战略思维是从军事哲学派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军事哲学思想为战略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供了认识事物的辩证思维逻辑等等。
关键的问题就是从客观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只有如此才能沿着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军事学术的前沿搜寻军事现象的历史渊源、发展轨迹、相关因素、转化条件、否定与异化、必然与慨然等等。只有掌握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才能自觉地进入军事实践领域。
二、战略思维是战争艺术的最高殿堂
白云真：许多专家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战略进行了研究，而您最早提出“战略思维”这个命题，您是怎样考虑的?您进行的战略思维方面的研究与过去关于战略问题的研究有什么不同吗?
李际均：传统的战略研究主要侧重军事战略，即战争准备和实施的理论、原则以及军事部署和作战指导等有关军事力量的准备和使用方面的问题。目前的战略研究极大地扩展了战略的内涵与外延，战略研究就要从整体上把握战略的不同的层次与内容，从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框架来研究具体的不同层次的战略问题。战略问题的最高层次就是战略思维，是思维科学与军事科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中的“必然”。不论是战略抉择还是作战指挥都必须具有科学的战略思维和高超的军事艺术，否则就会无谓牺牲战士的生命来弥补指挥员自身素养和部队训练的不足，或是把下级官兵的勇敢牺牲精神用在取得极不相称的战果上。
白云真：那么请您谈谈怎样认识战略思维与科学决策的关系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李际均：战略思维是军事决策的理性认知和思考过程，军事决策是战略思维付诸实践的全局筹划。战争的胜负和国家兴衰都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的正确与否。创造文明或毁灭文明、正义与邪恶也都取决于领导者的战略思维。所以战略思维在整个战略问题中占有主导地位。科学的战略思维的本质是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指导的角度，研究军事运动的客观过程，发掘其必然性、因果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军事战略的演进和发展的本质是战略思维的发展与运用。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军事战略思维是军事艺术的最高殿堂。如果不把军事战略思维弄清楚，那么军事艺术就难以被全部理解和应用，科学决策也就无从谈起。
白云真：军事思想是战略研究的重点，战略思维与军事思想有什么不同，它们与哲学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李际均：大哲学家康德的墓志铭写道：“重要的不是给予思想，而是给予思维。”思想告诉我们想什么，而思维不仅包括想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想。每一种战略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的支撑。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尼采和特赖奇克;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渝吉和神道教。当今，作为布什主义的哲学基础，除了基督教的教义之外，便是“丛林理论”和十几年前在西方名声鹊起的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了。冷战导致苏联解体后，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武断地提出：“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他认为美国有义务借助武力优势将西方民主推向全世界。但伊拉克战争的结局使福山不得不进行反思。他出版了《新保守主义之后：右派错在哪里》一书，承认“美国以为单凭武力便能改变世界的想法，实在是痴人说梦”。这表明布什主义的“冲顶回落”与福山哲学的自我终结。
白云真：从您的分析中看出，战略研究要以指导实践为目的，战略思维或战争理论最终还要落到实践上，那么战略思维与实践变革是怎样结合的?
李际均：两极解体以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大纷争的时代。大纷争的时代也是产生大思维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要居于世界前列就必须在理论和实践变革两方面都要创新。比如说春秋战国时代，鲁国和齐国出了文武两圣人：文圣是孔夫子，武圣是孙武，但是后来齐鲁两国还是被秦国所灭。秦国出了个商鞅，实行了变法。可以说，秦国吸收了孔子的文治理念和孙武的军事学术，又推行了商鞅的变法主张，实现了社会改革，这三样都具备了，国家自然就强大了，终于横扫六合，完成了大一统。如果只出了文武两位圣人，只是理论上的，没有实践上的变革还是不行。在现代外国也有这样的事例，提出先进作战理论的一方被对方首先使用此理论而遭到损失。美国的马汉提出《海权论》，后来却遭到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英国的富勒提出机械化战争理论，二战开始后英法联军却首先遭到德国坦克集群的进攻;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提出大纵深战役理论，他被肃反错杀后，进行大纵深作战的机械化军也被撤销了，苏军甚至提出建立“战略骑兵”和“无产者，上马吧”的口号，结果遭到德军机械化兵团的大纵深突击，损失惨重。
白云真：技术的变革往往带来战略研究的内容和重点的转向，如何从战略思维的角度认识技术发展与战争的关系?
李际均：爱因斯坦说过：“技术进步的最大害处，在于它用来毁灭人类生命和辛苦赢得的劳动果实。”就是说，人类创造文明的力量也可以变成毁灭文明的力量，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多大，破坏世界的能力也就有多大。掌握高技术的国家，应当从全球安全(包括自身安全)出发，限制科学技术无限制地向战争力量的异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核扩散和发展生物、化学武器的危害，已经出现单个武器有可能威胁一个城市安全的危险。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超级大国为寻求全球战略利益而无限制地发展高技术兵器的同时，也要想想这些武器对全球安全的影响以及危险最终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美国提出新军事革命以后，我就对美国同行说过：新军事革命不会使美国更安全，只能使世界更不安全。
白云真：中国军队多年没有打仗了，缺少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经验，应该怎样弥补这种缺失?
李际均：自古以来，为了战争胜利，敌对双方通常是以对手为师、以对手为鉴、以对手为靶。从春秋战国赵武陵王推行“胡服骑射”，到近现代的军事对抗都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与德国作战，尽管双方的战争性质和目的截然不同，但其统帅机构的职能与效率却越打越接近趋同。二战后的美苏对抗美国政府对军事科技发展的控制却越来越接近苏联时期集中领导的做法。
我军对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战争缺乏实践经验，因此要重视对外军尤其是对手进行高技术战争实践的研究，追踪研究对手在建军和作战方面的经验教训，批判地、有选择地吸收对手的长处，补充自己所缺少的。首先，要认清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何方。其次，要瞄准对手在建军、作战和装备技术的新发展，追求不对称超越。研究对手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是为战胜而研究。高技术战争，最完美的战例也有不足，最先进的武器也有弱点，要收集研究，寻找对付的办法。否则就是“诠释主义”、述而不作。诠释不是理论，至少不是解决问题的理论，提出如何做才是实用的理论。
白云真：有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应不断弱化，甚至认为民族国家正在消亡，认同资本主义文化所谓的普世价值。您赞同这种说法吗?
李际均： 民族化是全球化不可替代的另一个方面。越是全球化越要尊重民族国家的存在，强调国家主权和价值观不可动摇。战略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总代表。任何战略思想与战略方案的提出都是为特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从来没有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战略。国家和民族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
战略思维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方面，这是不可逾越的战略底线。殷鉴不远，苏联不是被武力战摧毁的，而是被经济和文化战争并通过内部高层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搞垮的。就这个意义说，贸易和新闻媒体是战场而不是市场。文化战的终极目的是影响和改变社会政治走向。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根和归属的标志。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缺乏主体价值观，就会造成国家和民族前进方向的迷失。
三、战略文化与战略遗产
白云真：说到文化与战略的问题，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等视角来分析国家战略问题，而您从思想文化的历史纵向性来研究，那么战略文化是怎样影响国家战略的选择并且发挥作用呢?
李际均：在严肃的军事理论背后，潜藏着的是文化积淀和情感因素，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虽然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从宏观层面来看，战略思想深刻地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入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
从这个意义说，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关国家的战争准备与实施，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与研究其战略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白云真：中国的兵书和记述战争的史书，如《孙子兵法》、《左传》、《战国策》等，具有兵法、哲学和文学的共同属性，历史上的良将名相也大都具有上述多重素质，他们给后代留下了很多宝贵遗产。
李际均：是的。战争比和平成熟得早，与此相应的军事文化也成熟得早。毛泽东说：“《老子》是一部兵书。”战争和战略的历史影响不仅在于胜负的结局，而且还在于思想文化的展开。古往今来，人们景仰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他们是爱国者。所谓言兵者不止兵家，论兵者不止兵书，都是出于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而使然。他们留下的是情系天下兴亡、锻铸中华民族之魂的不朽之作。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都做出过贡献，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也存在于各个民族。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中国，是民族英雄;荆轲为了燕国生存，悲歌辞易水，拔剑刺秦王，也是民族英雄。清圣祖玄烨平定新疆和三藩之乱，是民族英雄;洪秀全反清，领导太平天国起义也是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是民族英雄;施琅剿灭台湾郑氏地方割据势力，也是民族英雄。如此等等，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以正统论英雄。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著作，参与了民族智慧的培育、民族精神的锤炼和塑造，蕴含着民族的情怀与期望，表现出历史非常时期的民族精神的底力和意境苍茫悲壮与昂扬激越的爱国情愫。
白云真：美国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的大战略是以攻略为核心的。您认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怎么理解它与中国的防御战略的关系?
李际均：政治决定民族立场，经济决定民族利益，文化决定民族感情，国防决定民族生存。中国的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其本质特征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知兵非好战、居安当思危。几千年来，不懈地追求统一、自立、自强，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也无论他们有着何种信仰，甚至无论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受过何种磨难，却始终保持对中华文化和祖国的认同。中国没有产生过“国教”，没有英国式的“统一信仰法”，没有日本式的“神道教”，更没有伊斯兰式的政教合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以国家统一、天下太平代替政治信仰，以崇尚真善美代替宗教，因而有着宏大的包容性和很强的凝聚力。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华民族基于对自己传统文明的崇尚，不可能产生侵略和扩张的欲望。
白云真：您能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做一个概括吗?
李际均：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军事思想至少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第一，义战思想，主张师出有名，“恭行天之罚”。第二，大一统思想，重在以道德、文化为根本的统一。第三，“非攻”思想，主张“化干戈为玉帛”，“仇必和而解”。第四，忧患思想，“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第五，备战思想，即“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第六，慎战思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反对轻战、浪战。第七，谋略思想，兵贵定谋，先计后战，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原则。第八，选将用将思想，“为将之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我们在这里讲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完全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深沉的理性探索，绝非狭隘民族主义的宣泄。国际上有人煽动“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威胁中国论”，是妄图限制中国发展。中国不会上当。
白云真：您曾担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的会长，现在仍然是名誉会长。您对现在国内外出现的“孙子热”如何看待，它的文化遗产对研究当代军事问题具有何种意义?
李际均：《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经典，又是一部哲学著作。这部不朽名著，把战争艺术与战争理性、武力运用与武德要求完美地结合为一体，集中体现为谋略内涵、道德内涵和哲学内涵，其影响不仅超越国界、超越时代，而且超越军事领域。它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对现代军事学、管理学、经济学和行为学等诸多学科都有指导和借鉴价值。所有的优秀军事思想遗产最终都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孙子兵法》中所蕴含的军事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哲学与使命感密切相关，并且凝聚着国家和民族生存所必需的斗争智慧。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后来人的思想和学术研究。
白云真：现在人们常把《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相提并论，但您在文章中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为什么?
李际均：古兵法研究要掌握正确的方向。我很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古兵法研究权谋化，进而影响人格权谋化。现在社会上一些人用“三十六计”诠释《孙子兵法》，借研究古兵法宣扬权谋文化、权谋人格。《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不能把《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相提并论。《三十六计》大约是清末以后出现的，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文化思潮和兵法相融合所产生的。它讲什么“美人计”、“两面三刀”、“笑里藏刀”等，虽然也举战例，但更像是一种权术。
《孙子兵法》产生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时期，它是一种高度的哲理概括。它讲“兵不厌诈”是“不诈其民，请诈其敌” ，兵法不是对人民内部的，而是对敌人运用的，不可以把它泛化。对《孙子兵法》应该重点研究学习其中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汉唐以后出现的那些谶纬之学、奇门遁甲、风角杂占之类封建迷信的东西都混杂到兵书里来了，虽然兵书数量很多，但都没有达到《孙子兵法》的高度。
四、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点与历史回顾
白云真：20世纪80年代初，您在《红旗》和《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与历史地位和关于指导战争的科学认识论方法论的文章，并相继获奖。请您谈谈当时的写作动机和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认识。
李际均：当时社会上有些文章出现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倾向。我一直想写文章表明看法，但因工作任务重没有时间。恰巧那时我不慎一氧化碳中毒，抢救过来后暂时解除了工作任务。我就利用这段休息时间，采取“积极恢复”的办法，强写文章。后来我带着文章的提要参加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15届国际军事历史学家会议。因为正文太长，便分成两篇分别投给《红旗》和《哲学研究》杂志。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从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的阶段性和主导地位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崭新的人民革命军事理论的确立和旧的军事观念的终结。从哲学思想角度来说，它包括革命的战争观、战争问题的认识论、军事辩证法。从建军作战角度来说，它包括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论。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一个特色是强弱转化、以弱胜强。这是军事上最难做到、又是军事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毛泽东的军事生涯始终是同强敌作战，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为基点的。
白云真：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对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有不同的评价，您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和进行过专门研究的人，您能就此问题发表看法吗?
李际均：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性、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向西藏进军，并抓紧渡海训练，准备利用有利时机解放台湾。中国是极不愿意看到朝鲜内战爆发的。但是，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即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把中国领土台湾置于美国占领范围之内，武力阻挠我解放台湾。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率领连同美军和韩军在内的17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其先头部队已经打到鸭绿江边，隔岸向我国炮击，美军战机越界轰炸我国边境地区。
当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向中国提出派兵支援的请求，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与我国隔江对峙，并与南面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中南半岛的法越反华势力遥相呼应，就将置我们新生的共和国于战略上南北两面受敌的不利境地，那时我国的国际环境、战略态势、国内建设和东北地区及东南部边境地带的民族关系都将出现极大的困难和麻烦，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中国人民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参战，是面对侵略威胁，不得不打、别无选择。我们不是挑战而是应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局不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挽救了朝鲜，而且促进了亚洲乃至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对二战后半个世纪的总体和平的确立和国际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白云真：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上，您如何看待毛泽东所发挥的作用?
李际均：毛泽东在战争决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领导的本质是决断。战略抉择往往是两难抉择。毛泽东在历史转折的严重关头，表现出非凡的战略气魄和胆识，把抗美援朝战争这一严峻挑战变成中国走向民族自信、自尊、自强、自立的历史机遇，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的发轫。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是不容否定的。
当然，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不仅是人员的伤亡和物资的损耗，更主要的是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但这不是由于中国出兵造成的，在中国出兵前四个月，美国已经封锁了台湾海峡。
白云真：据说前几年美国人大搞纪念朝鲜战争的活动，他们是怎样评价朝鲜战争的?
李际均：朝鲜战争以其惨烈、艰苦而载于战争史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艺术、英勇顽强精神和严明的战场纪律博得世界的公认。美国一位著名学者说：“朝鲜战争是一部值得纪念的充满人类悲剧和洋溢着交战双方英雄们的英勇气概的传奇历史，是一部难忘的世界性的重要史诗。”美国在朝鲜战争遭到挫折之后，对这场战争几乎沉默了几十年。但从2000年起到2003年，连续举办纪念朝鲜战争的各种活动，标榜是：“向朝鲜战争老兵及其家人表明，一个知恩图报的国家记住他们50年前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
而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国内却出现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论调。难道我们不更应该记住为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争得生存权、发展权而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吗?有人这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数百年里第一次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抹去那种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当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年在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到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地位，他们改变了我们的面貌，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精神财富。我曾参观过美国的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碑，作为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我心里默念着：血战三年，各为其主。你们为美国错误的战略付出代价，我们为人类正义和祖国安全做出牺牲。
白云真：克劳塞维茨认为，概然性即不确定性是战争的“迷雾”，要靠运气来决定。您是首先把不确定性作为积极因素提出来的。您是怎么考虑的?它有实践依据吗?经典著作这样提过吗?
李际均：经典著作的确没有论述过“对不确定性的把握与利用”和“战略预置”。我是在毛泽东指挥的军事行动中以及历史上的战争指导中抽象出的这个概念。因为军事上从对抗互动、危机升级到战争爆发、战局转换、战场主动权的争夺，无一不是在解决不确定性中发展的。最佳方案只有一个，合理方案则不止一个。敌我双方是互动的，自己的最佳方案也是对手重点准备对付的，有可能变为不是最佳方案，这就存在不确定性。定下决心就是选择的终结，是对不确定的否定。
过去把不确定性作为消极因素看待，其实所有辉煌战例和高超的指挥艺术都是在克服和利用不确定因素中取得的。战线越是固定，双方行动互相明了，不确定性越是减少，战争艺术发挥的余地越小，如中世纪的城堡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都是如此。反之，越是存在不确定性，战争艺术发挥的余地越大，如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的运动战战役，毛泽东和彭德怀就把战争艺术发挥到极致。战略上对不确定性的利用，是坚持底线与保持弹性，掌握回旋余地，让对方摸不着打与不打、何时打、在什么方向打和怎样打。战役战斗对不确定性的利用，就是“不规则、无定向”，哪里好打在哪里打;或者把主攻方向选在能同时威胁对方几个目标的地点，使其备多力分、防不胜防，从而使自己掌握战场主动权。战略预置则是克服不确定性、争取主动地位的一种先期部署。
五、目前国际局势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白云真：在一超独大、多极难为的情况下，您如何看待世界形势的发展?
李际均：毛泽东曾提出三个世界的论断。现在也可以说仍然是三个世界，只是划分上有所发展。当今世界似乎可以这样区分：美国和支持其单边主义政策的发达国家为第一世界;主张多极化的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
面对飞速发展而又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发展中国家和民族要生存和发展， 就要团结起来，防止被各个击破。同时，既要有思维上、理论上的创新，又要有实践上、行动上的变革，做到始终明确自己国家民族最稳定的战略利益之所在，不为霸权主义所恐吓和吓倒，不为扑朔迷离的国际环境所左右，不为外界各种战略动作所迷惑，也不被国内外战略谬论所误导。
中国惟一的对策就是坚持改革发展，增强自己的力量，不但要有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的力量，而且要有政治上、文化上、心理上的力量。我们的主动地位，是立足于应付严峻挑战情况下抓住机遇;立足于能够预防各种形式的“天鹅绒革命”和打赢一定规模的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来遏制战争和动乱，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立足于具备武力统一能力条件下的和平统一;立足于尽早做好准备的耐心等待。
白云真：两极解体后美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您对此如何评价?
李际均：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垄断了世界上最新的军事手段，也垄断了发动战争的理由，垄断了给别国下定义的权利。它所谓发动战争的理由，就是不需要理由，想打谁就打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你用高技术手段打别人，别人就会用别的办法(包括恐怖手段)对付你，以暴易暴，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说暴力取得的仍旧会被暴力所取代。
我曾说过科索沃战争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战争是“消而不灭”，伊拉克战争是“胜而不利”。为什么说科索沃战争是“和而不平”呢?米洛舍维奇同意讲和条件，但结果公平吗?不公平。阿富汗战争是“消而不灭”，打了几年，美军仍牵着毛驴在寻找拉登，“基地”武装还在不断反击。伊拉克战争是“胜而不利”，美军很快把萨达姆政权打垮了，但师老兵疲、欲罢不能，已经伤亡一万多人，仍无法收场。且虐俘、屠杀、轮奸丑闻不绝于耳，国际形象空前下降。这几场战争一言以蔽之：军事上是成功的，政治上是失败的，技术上是高超的，道德上是低劣的。美国同行曾自嘲地对我说：“离五角大楼越远就越聪明。”的确如此。
白云真：战争文化中也应当包含战争道德。从您的分析看出，美国似乎缺少这种传统。
李际均：战争表面是两个对立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的较量，而在战略决策层次上则是两种哲学、两种智慧与道德力量的较量。全世界都应该认同在绝对的军事力量之上，有一个绝对的道德原则。否则，“全球化”就会成为霸权化;“新战略”就会成为新战争;“世界新秩序”就会成为世界无秩序;高技术、“零伤亡”的战争就会成为强者对弱者随心所欲的杀戮。没有正义的力量必定是邪恶的力量，没有力量的正义是软弱的正义。
中国古语说：“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占和袭击，使用的武器是最现代化的，而战争性质却是原始的“血亲复仇”式的战争。像这样的战争很难得到全世界的认同。美国和以色列在国际上的一些作为是国家级的恐怖主义。战略家应当知道在什么地方止步。大战略思维要求在发动战争之前就筹划好如何结束一场战争。而美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止步，在战前也没有考虑到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单边主义的战略文化植根于美国历史上的不断扩张和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感，是一种被美国人高度理想化的民族主义，也就是美国的“原教旨主义”。剥夺别国安全的国家，自身不会有安全。“手握大棒，草木皆兵。”美国不仅要对单边主义政策进行反思，还应当进行战略文化上的反思。
白云真：目前，在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的情况下，又如何认识中国国家安全状况，中国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
李际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的战略制定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的范围，而是国家的综合安全战略。这个综合安全战略包括国家利益范围、地缘战略边界和综合国力在国际范围的运用等。它的内涵也扩展到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和科技、文化安全等方面。以国防为主导的传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以经济为中心的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政治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
要围绕提高国家战略行动能力，抓住重点，不浮不躁，踏实进取，以守成姿态行开拓之业。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今天，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国家强大和统一，才能平等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否则，再古老优秀的文化也难免重蹈古希腊、古波斯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历史比任何个人和群体都伟大，中国的统一事业超越任何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当今海峡两岸的政治家和政治群体在历史上的最终定位，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以对待中国统一的态度来论定。中华民族需要万众一心以最坚决的态度铲除分裂主义势力，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白云真：目前，中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您对此如何认识呢?
李际均：对战略机遇期的认知、把握与利用，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它是从国家战略高度，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对客观规律的自觉运用，是战略思维、科学决策与历史机缘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第一，战略机遇期具有客观性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第二，战略机遇期需要有主观认知和把握与利用，其本质是竞争性的利用，“天予不取，反受其咎”。第三，机遇与挑战、发展与风险并存，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第四，坚持战略底线，争取和平发展环境。第五，稳定机遇期与随机性的机遇期都要抓住不放。第六，战略上有准备才能抓住机遇。要有建立在科学预断基础上的战略预置。第七，坚持改革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是保持和延长机遇期的根本办法。第八，机遇期的把握和利用，始终伴随着必要的变革，同时要警惕和避免被误导。第九，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都存在不确定性，要像毛泽东做出抗美援朝战争决策那样，把挑战变成机遇。第十，中华民族的振兴首先是精神上的振兴。
白云真：精神上的振兴的确非常重要。马克思说，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李际均：是的。要有正确的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武装。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也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先秦时代就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后来被儒家文化的消极成分给磨掉了，而儒家文化的积极内容又被文化大革命给打掉了。民族精神(团结、创造力、献身、信仰、纪律)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财富，可用金钱衡量的一切活动形式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今天的社会，要的是人格道德化，而不是人格权谋化;要的是行为真实化，而不是行为表演化。要警惕腐败带来的文化粗鄙、学术浅薄、行为浮躁、道德失范。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需要强化自己的主体文化和国家精神，守望好自己的文化疆域，继承和发扬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才能在融入世界中不迷失自己，在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固有优势，任何机遇期都会失之交臂。
白云真：在亚洲，美日军事同盟越来越紧密，而且目标明显针对中国，特别是在做强化以军事手段介入台海危机的准备，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李际均：布什奉行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政策;小泉坚持“皇国思维”，嚣张跋扈，在亚洲四面树敌，都是源于对自己的历史自傲、文明自负、霸权情结、扩张惯性。《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当年日本如果不是由疯狂的东条英机掌权，而是由一个同样反动但行事稳健的俾斯麦式的人物来制定政策，那么当年日本就可能不去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可能就仍会作壁上观，并继续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可能延长更久的时间。当今美日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这只能从反面激励中国人民提高警惕，增强国防实力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一旦受到威胁，外国是否介入，干涉到什么程度，既取决于外国的政策，更取决于我们军事斗争准备的程度和反击决心与手段的有效性。我们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你怕什么，我发展什么;打起来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使用常规武器没有限制，你哪里怕打，我打你哪里。这就是对策。以往的战争经验和结论是：只有慎战才可言战;只有备战、能战、敢战，才能达到不战、止战或战而胜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