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阶级、文化与不平等
三十年来，精英们极力避免将阶级作为理解和应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的透镜，这使得从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学视角理解阶级关系的当代转向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将不平等与阶级“脱钩”的企图生动地体现在1990年代英国工党的转型上，即它从工人阶级的议会党团变成了“新工党”(“新自由主义工党”)。新工党拥护金融资本主义，在政策上强调福利私有化和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1999年，英国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在一次演讲中表示：“阶级战争已经结束，但争取真正平等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福利街”与“随意弃置的生命政治”
亨利·吉鲁认为，当代生活是“随意弃置的生命政治”，其中，贫穷的少数种族和少数阶级无助于普遍的消费者伦理，在日渐衰败的城市和社区中，他们正消失在那些已成为荒凉和废弃的飞地的贫民窟中。在英国，政客们将这种状况称为“破碎的英国”。正如艾玛·道林和戴维·哈威所说，这是一种使人们将“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的结构性条件”想象为“个人行为”问题的“意识形态偏移”。通过这种“修辞手法”，后工业社会中工人阶级不断深化的危机被描述为“道德危机”。2014年1月6日，英国电视台第四频道播放了《福利街》第一集，这是一个共六集的纪实电视节目，旨在“揭示英国福利依赖最严重的一条街道上福利生活的现实”。在《福利街》开场片段的前10秒，摄影机在一排平房的屋顶上平移，这个俯拍的全景视图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窥视”，从而将观众带到了“破碎的英国”的强大政治想象之中。从节目的标题“福利街”到堆满垃圾的街道、无人照看的孩子、游荡的青年、香烟和酒精、连帽上衣和棒球帽等的图像组合，间杂着“失业者，失业者，失业者”的声音，都在引导观众将福利国家重新想象为一种“福利文化”：这种文化使公民贫困、毒瘾滋生，并造成了政府部长们所谓的“深陷其中的人们”的致命依赖性。正如时事周刊《旁观者》的标题所表达的：“《福利街》暴露了英国肮脏的秘密——福利是如何禁锢穷人的。”
爱制作公司——默多克的世界传媒集团“天空”拥有其70%的股份--的制作人将《福利街》视为“纪录片系列”，认为它是“为实际上没有发言权的社区代言”的“诚实描述”。但是，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提醒我们的，电视是“编辑和组织认知的行业，它向人们提供按照特定方式分类、分配和区分了的世界观”。“不值得救助的穷人”的电视形象经过累积和重复，形成了一种共识：英国——用一名观众的话说——“到处都是游手好闲、逃避工作的人”，这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这样，《福利街》之类的节目就为针对不稳定的无产者人群--边缘人、被剥夺权利者、未充分就业者和失业者--的“视听管制”建立了新规则。正如道林和哈威所说，《福利街》等电视节目所表达的“破碎的英国”的反乌托邦观点，被人们用来“从政治上说明财政紧缩政策的合法性”，这为从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因2008年北大西洋金融危机而加剧)中逐渐浮现出来的不平等制造了“替罪羊”。它提醒我们，后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不仅面临着就业不稳定、向下社会流动和社会极端不安全的形势，而且还忍受着克莱尔·华康德所说的“在日常生活和公共话语中日益污名化”的状况。阶级污名的制造在实现阶级剥削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广而言之，正如我在《反叛的臣民》中所说，诸如“福利骗子”这样的国家贱民被用来充当社会控制的“技术”，由此实现了从福利国家向“后福利”国家的过渡。此外，污名化产生的不仅仅是“政治资本”：诸如爱制作这样的纪实电视制作公司专门从事剥削性生产，它们将失业者的劳动作为“人力资本”，为世界传媒公司积累财富。事实上，《福利街》的黄金收视人数达650万，这使它成为该年度第四频道最受欢迎、利润最丰厚的电视节目之一。这是一次“通过剥夺实现积累”的壮观展示。
有人认为《福利街》是公认的对“现实”的描述，因而是准确的描述，并非为了利润而制造“现实”。这种说法不仅虚伪，而且否认了这类节目的危害性。“破碎的英国”的政治美学并没有被《福利街》的观众们顺从地接受。事实上，在2014年间，詹姆斯·特纳街的居民、电视制作人、电视观众、政界人士、报刊记者、电视专家、反贫困团体、决策者和社会学家围绕《福利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2014年8月30日，一群米德尔斯堡足球俱乐部的支持者在俱乐部的河滨体育场打出一条写有“贫穷不是娱乐，去他的《福利街》”的横幅。这是对抹黑穷人电视形象的抗议。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对抗电视的具体方案，就再也无法开展社会斗争了。”在电视摄像机镜头的聚焦下，他们的抗议成为反对当前“随意弃置的政治”的行动，标志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统治”的象征性暴力和物质剥夺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之中。
阶级问题
有关社会阶级的社会学著作总是会回到这样的问题：“什么是阶级?”但是，这个问题是错误的。而我想问的则是：“‘阶级’所描述的问题是什么?”答案极其简单：是不平等。事实上，无论在何种历史和地缘政治背景下，我们所说的阶级的称谓(即精英阶级、富人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下层阶级)都在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不平等的结构性条件。
关于这个问题，迈克·萨维奇指出：
【无需阶级这一概念而对分层和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的方法有很多。然而，社会学家必须保留“阶级”一词，以便揭示经济不平等是如何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分裂联系在一起的。】
对此，我要做进一步的阐释：
【如果不平等问题导致了阶级分类，那么平等对于阶级社会学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阶级分析就是提出途径和方法，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阶级不平等的后果，以及随不平等而产生并使不平等得以延续和再生的剥削形式。】
在欧洲，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过渡导致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在收入、医疗和生活机会上的不平等不断加剧，其不平等程度是自二战爆发之前至今前所未有的。例如，自1970年代以来，欧洲和北美的收入差距显著增大，北方富裕国家的贫困人口越来越多。然而，当前关于不平等不断加剧的争论却常常回避阶级问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正如华康德所说，欧洲劳动力市场自1970年代以来的转变“尖锐地提出了概念框架和分析方法——从现在逝去了的资本主义组织时代继承下来的——的充分性问题”。社会学家一直想搞清楚后工业化所带来的阶级结构令人迷惑的变化。同时，要理解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造成阶级关系分化(重组)的剥削形式，就迫切需要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状况进行阶级分析。这就要对在这些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日益危险的处境--包括这些变化对城乡劳动人口和中产阶级人口的影响--进行经验驱动的社会学研究。对那些从不断加剧的经济分层中获利的精英人士，我们也需要予以新的批判和实证分析。此外，我们还需要对阶级分析本身的认识论基础进行更为根本的理论修正。特别是，华康德认为，“由于社会学的研究手段和分析话语被政治操纵者利用来展现被他们虚假地合理化了的统治愿景”，从而使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深深地卷入了对制造群体的研究”。
三十年来，精英们极力避免将阶级作为理解和应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的透镜，这使得从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学视角理解阶级关系的当代转向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将不平等与阶级“脱钩”的企图生动地体现在1990年代英国工党的转型上，即它从工人阶级的议会党团变成了“新工党”(“新自由主义工党”)。新工党拥护金融资本主义，在政策上强调福利私有化和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1999年，英国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在一次演讲中表示：“阶级战争已经结束，但争取真正平等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1990年代，在社会学中有大量文献论及“从阶级退却”，这成为把阶级与新自由主义改革所造成的不平等割裂开来的运动的一部分。例如，乌尔里希·贝克曾认为，阶级已经成了一个“僵尸范畴”。在一次辩论中，他指出：“社会再也不能从镜子里看到社会阶级了。镜子已经被砸碎，我们所剩下的只有个体化的碎片。”在贝克看来，当代社会是“无阶级的资本主义”，其社会不平等是“个体化”的。贝克的分析是准确的，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个体化进行阶级分解，这包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刺激了资源竞争的集约化管理。换句话说，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阶级分解，这意味着人们可能不再认为自己属于某个现有的社会阶级，或者积极认同历史上的阶级称谓。特别是，无论是作为阐释社会学的透镜，还是作为人们在反对剥削的日常斗争中所使用的政治身份范畴，“工人阶级”都受到了侵蚀。
特蕾西·希尔德里奇和罗布·麦克唐纳探索了通过“去阶级身份”实现阶级分解的过程。通过对贫困人口的实证研究，他们详细说明了因贫困而“指责‘穷人’”的霸权话语是如何制造压力，使他们“不再具有‘穷人’和‘福利依赖者’的身份”的--特别是在“工人阶级的团结日渐式微的背景下”。这项研究同时还揭示了病态的下层阶级这一概念为什么会在阶级的社会经济意义遭受冷遇时得到人们的关注。简而言之，社会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并没有消失或消解。相反，阶级分类的斗争日益加剧。尽管不平等并不像那些意识到或确实经历了不平等的人们所明确理解的那样，但它仍然属于阶级问题。
乔迪·迪安提醒我们：
【有组织的资本力量足以说明为什么很少有人会想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阶级、工作、分裂、不平等和特权，所有这些都是可见的、有形的、不可避免的。】
无论在何种历史背景下，或使用何种流行的、技术的或政治的话语来表达(即使该话语表达的是消灭阶级的诉求)，阶级都是对不平等的资源(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分配以及与之相伴的“剥削、剥夺和贫困化——造就了依靠我们其余人生活的、富裕的特权阶级”——过程的认可。此外，在新自由主义分解阶级关系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反对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不平等的斗争中，新的阶级关系得以构造。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果要把握当今的不平等问题，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学的基点的原因。
斗争意义上的阶级
政治哲学家雅克·朗西埃认为，“阶级”是一个同源词。他的意思是：“阶级”概念描述的似乎是同一个东西，但实际上却往往意思相左。朗西埃认为阶级概念主要有两层含义。首先，在政治意义上，阶级被理解为“对根据出生或活动而被赋予了特定地位和等级的人进行归类”。其次，阶级是“冲突的操作者，意味着将被忽视者纳入其中”。也就是说，所谓阶级，是对那些反对社会分层中自身特定地位的人们的政治称谓，如“工人阶级”。以往的社会分层对于衡量、思考、推测、描述和比较阶级(和种姓)结构的历史变迁很有必要，它推动着许多有关阶级的社会学研究。阶级分析的分层方法通过(运用各种方法)收集数据，使人们了解特定时空中的个体相对的经济(财富)和社会位置(地位)。
正如大卫·格拉斯基所总结的：
【分层研究的任务是详细说明这些社会群体的状态和概况，描述导致个体出现不同的社会结果的过程。】
尽管分层分析中最常用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收入、职业和教育等方面，但分层学者对于“给阶级分类”的正确方法仍然存在许多分歧。尽管如此，所有的分层方法都可以被描述为贝弗利·斯凯格斯所说的“‘政治算数’式的阶级分析，其中包括将人们纳入预设的分类当中--对此，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分类或匹配的准确性上”。分层研究常会“忘记”，它自己积极介入了它所描述的阶级分层结构的形成和建立。
在《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布迪厄从理论和方法上对社会分层研究发起了重大挑战，对“以客观主义方式使用统计数据并确定分配”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在布迪厄看来，分层方法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必然会把斗争置于次要位置——而分配是斗争的结果”。他认为，人的分类永远无法包含在客观的衡量体系之中，而总是产生于围绕和反对这些分类体系的斗争之中。对于布迪厄而言，阶级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社会阶级只有通过(反对剥削和不平等的)斗争才会出现。他指出：当统计学家忘记了他所面对的所有财产——不仅包括他进行了分类和评估的财产，而且还有他用来分类和评估的财产——都是阶级斗争中的武器和奖赏时，他就会将每一个阶级从它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中抽取出来，不仅从赋予财产以独特价值的对立关系中抽取出来，而且从作为分配基础的权力关系和争取权力的斗争关系中抽取出来。
布迪厄对分类体系的认识论基础的批判性质疑，是早期社会学分析的基本遗产。事实上，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关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分层原则，以及命名的权力、分类的象征性暴力和分类实践的践行效果。
克莱尔·沃特顿提醒我们：
【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在1903年的《原始分类》中]率先指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第一，如何分类，第二，分类有什么用，那么关于我们如何管理世界和为世界分类的社会学问题就非常重要。20世纪初，人类学家已经由思考关于阶级“真相”(实质上可以说是阶级的基础)的认识论问题转向更为本体的问题，即分类及其产生的类别是如何创造和维系社会关系的。】
《区隔》为分类社会学做出的贡献在于它详细说明了，即使在战后欧洲的自由民主福利国家从表面来看分层并不明显的情况下，社会阶级分层结构为什么仍会保留下来，又是如何存留下来的。《区隔》对阶级的形成进行了详细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它认为，阶级分层结构不仅出现在劳资斗争中，而且也出现在“文化斗争”中或通过“文化斗争”表现出来：无论是表达为日常的“品味”，还是表达为日常的“厌恶”，都可以表明“独特的权力符号和权力象征的内化”和/或文化能力的获得。
《区隔》的遗产之一是给阶级社会学家留下了一系列概念工具，用以研究分类制度得以实施和为人们所接受的机制。例如，在《阶级，自我，文化》中，斯凯格斯描述了在当代的社会象征性交换中身体如何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从而不仅产生了“人的价值”的阶级分层结构，而且还产生了“人的价值”的性别和种族分层结构。由此，斯凯格斯利用女性主义和种族批判理论大大拓展了布迪厄对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理解。斯凯格斯重点关注了贪婪的、个体化的、“灵活”的价值主体--中产阶级--的新构成。这种标准化的中产阶级自我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主体，它被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动员了起来，通过它(并在反对它的过程中)，在“流行的和政治的”想象中形成了对阶级他者的判断。斯凯格斯的著作揭示出，布迪厄所认为的1970年代使阶级关系神秘化的精英政治想象已经被更加公开的、阶级他者化的敌对形式所取代。到21世纪头十年，工人阶级被公开地描述为：
作为下贱的、不负责任的、难以管制的、肮脏的、无益又无用的白人，据说他们不仅拒绝提升自己的价值，而且还消耗着国家，阻碍着其他人的世界现代性的发展。
在这一点上，斯凯格斯的分析遭遇了布迪厄概念框架的限制，因为尽管他强调阶级就意味着斗争，但却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对他者化的话语实践的抵抗潜力。
她写道：
【布迪厄无法解释的是，那些作为劳动力来源的人……，那些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来为自己交换、积累或创造价值的人，如何才能形成有价值的人格。对布迪厄而言，这些主体表现为缺乏价值、价值赤字、毫无价值，因而只有负资本。】
相比之下，斯凯格斯指出了“其他替代性价值形式的存在”，并详细说明了阶级他者用来反对“资本主义价值主体”的侮辱性判断的“价值反转”策略。她借鉴民族志研究，揭示了工人阶级如何在岌岌可危的境况下积极反对“中产阶级的光谱判断”并进行“价值重塑”，而这是以阶级团结的形式出现的，其中的“各种关系形成于地方和家庭的社会交往中，其他人只是支持性的连接点，而非自我积累的来源”。通过这项研究，斯凯格斯对斗争意义上的阶级进行了更为激进的解读，并突出强调了人们激发替代性价值、避免和反击阶级污名的方式。
斯凯格斯的著作为新一代社会学家铺平了道路，使他们能够详细说明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分解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人们用来减轻竞争性个人主义和社会原子化的影响的日常策略。例如，在《艰难度日：英国财政紧缩中的财产、阶级和文化》中，丽莎·麦肯齐探讨了诺丁汉一处贫穷的公共住宅区的居民如何参与到有价值的地方经济当中，避免外界对他们住所的病态评价和描述。麦肯齐说明了“否定性的命名、‘被人歧视的感觉’、愤怒和屈辱是如何融入自我，但同时又成为表达反抗的象征性系统的”。在《中产阶级化：工人阶级的视角》中，柯尔斯廷·佩顿研究了格拉斯哥市帕特里克区的居民如何被迫成为“消费者公民”，并参与了社区中产阶级化--即使这样做会贬低现有的阶级身份，产生对抗性的阶级碎片，破坏“传统形态的集体主义”——的机制。她写道，中产阶级化“是‘使人们绅士化’的城市政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使他们的主体性和行为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佩顿关注“阶级构造”的实践，其研究突出了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分解/重组所取得的成就及“潜在的危害”。这反过来可以促使我们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分类实践所产生的知识如何塑造(制约和促成)了对阶级分解/重组形式的反抗。
对此，布迪厄的提醒不无启发：在有关社会世界的意义的斗争中，利害攸关的是争取分类体系和制度的控制权，因为这些体系和制度是群体表征的基础，从而也是群体动员和反动员的基础。
正如沃特顿所说，分类“不仅描述世界，而且影响世界，是‘起作用的’——它们说明行动的可能性，并束缚了人们的自我主导感”。阶级的这个定义与朗西埃将阶级看作“冲突的操作者”的第二个定义接近;在朗西埃的定义中，阶级被理解为被剥削阶级反对分类的斗争，更具体地说，是反抗“阶级称谓”所描述和规定的社会命运的斗争。
文化意义上的阶级
布迪厄指出：“社会学家能够比其他人完成得更好的一项使命就是反对媒体渗透的斗争。”《区隔》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永远是一个获取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问题。始于布迪厄的“文化转向”的阶级分析是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项目“文化资本与社会排斥”关注的重点，该项目的研究结论构成了英国广播公司组织进行的“英国阶级调查”的概念基础。我想暂时把目光转向“文化资本与社会排斥”研究，因为这项研究说明了当前阶级分析中一些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我认为布迪厄对阶级意味着斗争(日益通过文化领域折射出来)的动态理解被该研究针对阶级和文化采用的分层方法所抹杀。
“文化资本与社会排斥”研究利用布迪厄(及其后来与《区隔》进行的一系列批判性交锋)仔细分析了文化资本在说明英国的阶级差异时相较于经济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其实质性结论以《文化、阶级、区隔》为标题发表。它肯定了布迪厄的论点，即“品味”是区分社会群体的核心手段，并且显然与社会等级意识相关联。在该研究所发表的研究结论中，不太清楚的一点是，“品味”的表达以及常常与之相伴的分类判断是如何通过象征性暴力与阶级权力和特权的永久化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虽然《文化、阶级、区隔》洞悉了“文化品味”对地位差异的等级结构的持久而显著的塑造，但作者们仍然得出结论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英国，“没有什么明显的争议和阶级不满”。
这个说法直接违背了在这一研究进行时阶级对抗明显复苏的现实。安吉拉·麦克罗比清楚地指出，自1990年代以来，“以不符合中产阶级的言论或外形标准为由而当众羞辱人”已经变得可以接受和正常化了，而这在战后的福利主义时期会“被认为是无礼的、歧视性的或带有偏见的”。事实上，二十多年来，对于“‘值得帮助的穷人’与受到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道德责难的其他人之间”重新出现的差异，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说明。在英国，“chav”形象的出现最为显著地表明了“阶级不满”的复苏，该词指懒惰、无知、依赖福利生活的年轻人，是1990年代末用来侮辱贫穷的城市青年无处不在的术语。
如果说“阶级种族主义”在这个时期成为了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那么“文化资本与社会排斥”项目对“文化资本”的研究为什么会得出结论说，英国“没有明显的争议和阶级不满”呢?产生这种矛盾的一个原因是该研究对“文化”理解的局限性。该项目学者艾伦·沃德将文化视为“物品”和“产品”，他从描述人们对特定文化产品喜欢和不喜欢的方法出发，对“文化判断制造和保持社会分化的能力”提出了质疑：
【如果文化敌视意味着一个群体通过表达对大批文化产品的厌恶来贬低另一个群体，那么这在英国就不是很普遍。就不喜欢本身而言，并不能证明社会群体或社会类别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或普遍的敌视。】
在“文化资本与社会排斥”研究中，文化被理解为多样的“文化产品”，而“文化资本”则被理解为表达出来的“喜欢”和“不喜欢”。这种文化定义掩盖了象征性暴力在文化中以及通过文化制造阶级关系的核心作用。文化不仅是由“物件”组成的，而且还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即使是最具物质性的经济制度，也带有固有的、不可化约的文化的一面;它们充满了各种意义和规范”。在“文化资本与社会排斥”研究期间，文化生产对阶级他者的公开贬损表现了强烈的阶级敌意。如果说平等对于阶级社会学的意义不言自明，那么社会学的工作就是要理解这种敌意对阶级剥削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有着怎样的揭示，又该如何与之斗争。
阶级斗争的文化化
本文始于对《福利街》的异议，因为它说明了人们在何种情况下会对自己所处的“文化和经济从属地位的恶性循环”产生敏锐的感觉。用《福利街》的一位参与者的话说，人们是在“被骗”之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以迪·罗伯茨为例，她是一名有资质的顾问和护工，在《福利街》开场片段有一幅她指着大门高喊“失业者，失业者，失业者”的特写。
她说道：
【他们编辑了所有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说想拍摄一个电视节目，表明这条街上存在着多么伟大的社区精神，以及我们每天是如何互相帮助的。他们说虽然“英国破碎了”，但在我生活的地区，社区关系密切。我由于相信这一点而参加了这个节目。但是，这个节目与社区无关，你可以从标题上看出来。它所有的一切都是讲这条街上的人是靠福利生活的，他们吸毒，成天混日子。它把人完全塑造成了人渣。他们从一开始就骗了我们。我们向他们敞开大门和心扉，但他们却亵渎了我们，滥用了我们的信任。】
在这里，罗伯茨令人信服地指出，“贫困煽情”的电视制作的核心就是阶级剥削。如雷蒙·威廉斯在50多年前所言，她完全意识到，大众传播机构“并非劳动者自己创设的。相反，是别人为他们制造出来的，其目的常常是为了获取某种意识到的政治或商业优势”，以及“说服许许多多的人按照某种方式行动、感知、思考、认识”。事实上，对于媒体主管们就纪实电视节目等当代媒体形式提出的民主化诉求，研究者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质疑。电视上出现的更加“多样化”的人物--“主持人、受访者、纪录片话题对象、游戏节目参赛者和虚构人物”--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一个主要接受私立学校教育的精英阶层享有摆弄和呈现这些形象的编辑权，而拥有巨大商业和政治利益的全球性公司则控制着媒体内容的“生产和分配”。正如南茜·弗雷泽所说：
对一些人带有不公平的偏见的文化准则在国家和经济中已经被制度化了;与此同时，经济劣势阻碍着人们对文化创造、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平等参与。其结果，常常是文化和经济从属地位的恶性循环。
纪实电视节目之类的新媒体形式和类型，促进了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和支配权分配的传达、合法化和进一步发展，对这种作用的研究，是由斯凯格斯和海伦·伍德领导的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的研究项目——“通过电视伦理情景剧塑造阶级和自我”(2005-2007)——的主题。如斯凯格斯和海伦所说，这项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拓展了对电视本身的社会学理解，即将电视视为“一个参照系，通过它，我们及我们的身份形式(作为观众和潜在的演员)日渐确立起来”。我们从中了解到，在进行阶级分析时，仅仅根据节目内容或观众偏好来检视电视媒体是不够的。电视不(只)是表现当前的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它在根本上是由当代社会生活构成的。将电视延伸到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包括政府的各种通讯部门、公关行业和大众媒体的全球公司网络、社交媒体(博客、留言板、短信和推文)的日常使用技术等一般的通讯系统，以及将“电视上的人、事和问题与人们自己的生活编织在一起的日常的喋喋不休”。斯凯格斯和伍德的研究表明，电视是当今阶级斗争的关键场域。
这一开创性的研究使社会学家可以探究媒体对阶级污名的制造是如何在每一个层面上与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包括自我的关系。例如，电视分类将当代社会中最为弱势的人群视为卑贱的，由此形成的阶级污名不仅“从外部”询唤着主体，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被当作了“阶级讨论”的形式。正如希尔德里奇和麦克唐纳清楚地表明的，阶级污名的文化生产决定着“穷人会如何谈论自己和他人的贫困”。拒绝承认贫困、从道德上谴责“穷人”的“强大思想”源于电视社会交往。这些感知框架产生了新的“潜在的阶级伤害”，因为“不平等渗入了肌肤”。虽然象征性资源的获取和象征性暴力的过程一直是再生产阶级分层结构和阶级分化的核心，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调解机构所发挥的使不平等合法化的作用越来越大。正如华康德所说，“新自由主义”的“新”就在于它“将国家重新设计和调整为核心机构，国家制定规则，创造有利于实现市场化的主体性、社会关系和集体表象”。为了“实现”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社会关系，即默认一种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为富人谋福利的金融资本主义形式，就必须对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的“集体表象”作出改变。在新自由主义的传媒文化中，阶级不平等似乎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财富是“赚来的”，贫穷是“应得的”。温迪·布朗将这一改变描述为“政治斗争的文化化”：“这种模式湮没了形成当代问题和当代政治议题的构成性历史及权力——也就是使政治问题的来源非政治化。”
虽然我侧重强调了政治斗争文化化对处于阶级结构底层的人们的影响，但必须记住的是，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岌岌可危的形势并不局限于穷人。正如乔·里格比所指出的：“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对抗不再集中在特定的工作场所，而是遍布整个社会。”例如，在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危机”中，随着工作量的增加、既有工作合同的改写、养老金的贬值，许多曾经“舒适的”的中产阶级工人同样面临着不同寻常的焦虑状况，此外还受到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监督和审查技术的支配。
正如毛里奇奥·拉扎拉托所说：
【当代的就业政策将不同程度的不安全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经济和生存的危机性带入了个人生活。它们一方面使个人生活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也威胁着他们与曾经保护他们的制度的关系。在任何就业水平和条件下，每个人的不安全感都是不一样的，但不同程度的担忧在包括所有人群的整体中蔓延。】
艾玛·杰克逊和麦克拉·本森详细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分解/重组对城市中产阶级的影响：城市中产阶级试图寻找新的方法，通过对阶级差异的象征性表达和空间表达保全自己、突出自己。重要的是，他们的民族志研究揭示了中产阶级中充斥的“地位歧视”，以及对种族他者和阶级他者表现出的“暴力不宽容”。从跨阶级的视角看，自199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媒体工作者对工人阶级的“反叛”进行了大量的文化创作，当今政治文化和公共文化中的底层话语也在复归，这都反映了中产阶级对“坠落”的深深恐惧。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北大西洋经济危机后，流行文化中的“chav”形象被节衣缩食的福利骗子和备受嘲讽的中产阶级城市潮人所取代。这些彼此对立的阶级人物形象以谴责耗费社会资源的吸血鬼为坐标轴，将人们毫不留情地分裂开来。总之，随着阶级不平等的发展，对经济和文化资本的争夺以及与之相伴的分类斗争也不断加剧。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文化新形象的出现，以及日常生活中身份歧视现象的激增，是与阶级光谱中危险性日益增加的现实相映衬的。
结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跨阶级斗争
本文将近来有关阶级和文化的学术研究集中起来进行考察，是为了在“当前极端的、不断恶化的不平等顽疾”肆虐的背景下为阶级分析的复兴做出理论贡献。布迪厄、朗西埃、布朗和斯凯格斯为从社会学的视角理解阶级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提醒我们，争取平等不仅要争取经济和社会正义，而且还要争取在阶级不平等被自然化、被再生产出来、被合法化的地方实施再分配。这些研究将文化理解为政治经济学，将阶级理解为政治美学，这种深刻的理解对于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深入理解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剥削机制。然而，社会学家发现，如果不诉诸本质主义的“阶级称谓”，则很难通过阶级分析的透镜有效地揭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这就使我们回到了阶级概念的矛盾含义上来，即它是对人们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的描述，也是对反对分类所带来的后果的政治斗争的命名。
反对阶级不平等的解放斗争常常需要“策略上的本质主义”，例如，反对将失意的下层阶级病态化，重塑积极的工人阶级身份。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种族批判理论中，“本质的风险”一直是引起热议的主题，而阶级社会学家们可以从这些争论中学到很多。弗雷泽将本质主义的困境和风险描述为“再分配一再认同困境”。她指出：“遭受文化不公和经济不公的人既需要再认同，也需要再分配。他们既需要彰显他们的特殊性，也需要否认他们的特殊性。”同时，我想说的是，历史的或当下的阶级名称和身份的确定，以及/或者新的阶级分类制度的产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阶级关系变化的理解，对此，阶级社会学家需要警惕。虽然弗雷泽对再认同(认同现存“阶级”的特殊性)和再分配(要求通过资源再分配消除阶级分化)的需要做了理论上的区分，但我所主张的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相反，阶级分析赖以展开的主轴恰恰是作为身份的阶级与用来描述反对不平等——由这些身份命名和规定--的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区隔。最有效的阶级分析形式与“进行”分类“本身”无关，而在于揭露和批判阶级分类制度的后果，以及它们在人类社会中确立的价值形式、判断和规范。社会学可以从当代反紧缩政策的社会政治运动所形成的跨阶级联盟中得到启发：包括由公共部门的工人罢工和群众游行铸就的联盟，大学生与清洁工、争取经济正义运动组织--如英国“反削减”组织——之间形成的团结;其中，“反削减”组织是通过直接行动揭露政府和企业的逃税、贪婪及腐败行为的跨国网络的一部分。正如成千上万的旗帜和口号所表明的，面对普遍的权利剥夺，这些运动表现出日益增长的跨阶级意识：没有人是非法的!我们就是99%;亿万富翁们，你们的大限已到!人类的需求高于公司的贪婪!
我认为，阶级社会学不应以阶级身份的假设和确定为基础，而应以“阶级就意味着斗争”这一更为激进的理解为基础。如果说平等对于阶级社会学的意义不言自明，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消除阶级分类的研究。这样，社会学就可以促进另一种新型社会和政治理想的发展，因为真正的新型社会需要向反新自由主义的阶级联盟新形式敞开大门。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1期。伊莫金·泰勒 著 张永红 马天平 编译】